澳大利亞文學怎麼樣

㈠ 澳大利亞的文化特點有哪些

澳大利亞電影在全球具有影響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澳大利亞即開始製作電影，其中不乏優秀的作品。二戰後的澳大利亞電影業處於停頓狀態。

直至20世紀70年代，工黨領袖惠特蘭為首的執政黨政府設立澳大利亞電影發展公司，後改名為澳大利亞電影委員會（AFC）。電影委員會設立了政府自己的電影製片機構澳大利亞電影局，拍攝大量的電影，成為澳大利亞史上第一輪的電影製作熱。

報紙專欄作家和廣告業巨頭菲利普·亞當斯是當時積極參與電影熱的名人之一。

文學：

1973年，澳大利亞政府成立藝術理事會文學委員會，文學開始大力發展，本土文學創作有一定的國際影響力，例如馬庫斯·克拉克於1874年創作《無期徒刑》。

19世紀晚期，澳大利亞的叢林詩人為尋求更多自己的「澳大利亞化」歸屬感，開始走出英國傳統文化的影子。20世紀20年代起，優秀澳大利亞文學作品有《庫納爾杜》、《卡布里康尼亞》和《可憐的傢伙，我的故鄉》。

㈡ 澳大利亞的文化特色論文

眾所周知，澳大利亞是個年輕的國家，只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她的 文化 是英國文化的移植和再創造。下文是我為大家整理的關於澳大利亞文化論文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試論澳大利亞文化認同轉型

摘 要：澳大利亞的文化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土著文化階段、民族文化階段和多元文化階段。其每一階段向另一階段的轉化都有歷史和現實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年輕的澳大利亞是在多次的文化認同轉型中走向成熟的，其發展歷程提供了一個成功的利用外界發展自身的典範。

關鍵詞：澳大利亞;文化認同;轉型

對於澳大利亞文化性格的建立，黃源深老師在其著作中有精闢的見解。他認為澳大利亞的文化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土著文化階段、民族文化階段以及多元文化階段。土著文化即在澳洲延續四萬年的原住民文化，雖然幾近被隨英國殖民的西方文明所入侵與扼殺，但仍對後來澳洲文化的發展存有潛移默化的影響。至於民族文化階段則是從1788年英國進入澳洲的殖民文化開始，經過了一段長時間的演化，才逐漸發展成可稱為「澳大利亞文化」的相對獨立性格。就在其移民社會豐富內涵以及開放發展的趨勢下，澳大利亞民族文化多元性漸成為其文化社會的重要成份。自70年代起，這種對多元寬容態度的提倡，便成為澳大利亞政府主要的文化政策方向。黃源深認為，澳大利亞的當代文化表現在社會層面上是粗獷豁達、平等實際、物質文明、浪漫無羈。這種民族文化融合了寬容多元的精神，在多元異種文化刺激下而能綻放出豐富的生命力。

18世紀經歷圈地運動及工業革命的英國，大量的農村人口為了謀生而集中到城市。然而過度擁擠的人口以及高消費使得謀生並不容易，城市裡出現了大批窮苦的勞工及貧民。面對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與尖銳摩擦造成的各種社會問題，城市裡犯罪率不斷上升，英國政府的對應 方法 則是不斷加重及擴大刑罰嚴懲以期嚇阻。為了解決監獄人滿為患及城市人口過度擁擠的問題，英國政府開始將囚犯流放至美澳等地，且往往將底層民眾所犯的輕罪加重判刑以符合流放標准。如此做法一方面可以舒緩城市人口壓力及社會問題，二來又可以拓展海外殖民地。

由於在北美爆發脫離英國的獨立戰爭，澳洲成為英國政府繼北美之後替代流放罪犯的地方。1788年，英國派出由菲利浦總督(Arthur Phillip)率領的第一艦隊載來首批移民抵達澳洲，罪犯及軍人構成了澳洲這批最早移民的主要成員，其後在澳洲發現金礦後及移民獎勵政策下，自由移民才逐漸成為多數，直到1868年全澳廢除流犯政策為止，英國已經在澳洲流放多達168,000名罪犯。在今天，一般便以1788年作為現今澳大利亞聯邦創建所能追溯到最早的一年。

這種罪犯流放史的 經驗 ，對澳大利亞民族的集體心理可能構成了深層的影響。1788年1月26日，菲利浦總督在悉尼灣(Sydney Cove)舉辦了簡單隆重的典禮，宣告英國新南威爾士殖民地的正式成立，後來更成為澳大利亞聯邦的 國慶節 。然而對今天的澳大利亞人民而言， 1788年並不是一個純然榮耀的一年。1788年是英國正式將勢力伸入澳洲建立殖民地，同時也是首批發配澳洲之流犯抵達的一年;它象徵的是英國的榮耀，而不是澳大利亞的榮耀。和懷抱夢想前往美國的清教徒相比，這些澳大利亞早期的移民特質也不一樣。這些早年來到澳洲的人們並非為尋找新天地而來，而是一群被英國政府及社會所放逐到遙遠荒陸的有罪之人和社會底層民眾，他們是被迫待在澳洲的一群無奈的英國人。在這個背景下早期移民澳大利亞的群體自然較難積極發展出獨立的自我價值及榮耀，他們的榮耀理當來自於大不列顛帝國殖民的延伸，然而卻是原本在國內的社會地位、文化、生活水平都較為低落的一群。澳大利亞在過去對母國的心態可以說是景仰卻隱含有相形自卑的潛在意識，這使得他們早年似乎不斷的在尋求英國的認同，並強調以身為不列顛人的身份為榮。這種自信的失落讓他們可能特別意識到並強化在面對非西方文明時的優越感。

此外，在澳大利亞的早期移民建立其以白種移民為主社群組織後，便一直想像著一個脆弱的自我。這種想像的來源因素很多，除了前所提及的政經歷史發展因素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其孤立偏遠的地理位置所致。澳洲的偏遠位置、晚起步的發展、相對稀少的人口，都讓早年的澳洲白種移民感到不安，擔心自己被西方遺棄。這種脆弱性的想像帶來不安，使澳洲希望盡可能的以各種方式確認自己居於西方國家，並以身為大英帝國的一員為其歸宿。而在外在物質的聯繫上，早期的澳洲移民時常必須依賴母國的接濟，在經濟開始發展後，與英國以及日後與美國的貿易，構成了經濟上最大的支柱，而其國防在二戰前更是依賴英國的保護。在這種脆弱不安感和前所提及的自信相對失落的背景下，澳人便傾向於追求心理上的歸屬感及外部實質上的依賴，導出澳人比 其它 國家更在意確保自己身為優越西方的一份子，且與強大英美均維持好友。

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便可能在這種心態下成為澳大利亞聯邦成立時的基本國策，對於中國和日本等亞太勞工移民的進入，澳大利亞以白人為主的社群在早期顯得相當憂慮，澳人因為特別在意自己的西方身分而刻意對亞洲移民加以區隔歧視。如前所述，由於在西方世界內的自信相對不足，澳人在面對非西方文化時因而特別易於產生優越感，藉由歧視他們來獲取自信失落的慰藉。雖然身處亞太，但澳大利亞過去在論述上認為亞洲是「另一個世界」，然而由於他們實際在地理位置上又和「另一個世界」較為接近，加以前述脆弱性的想像，使得他們對於「亞洲黃種人」可能帶來的威脅特別敏感。讓澳大利亞早期在亞洲特別感到威脅的國家有二，一為甫成為新興強國的黃種日本，二為擁有龐大人口且被西方世界認為是最能代表「東方」的中國。一直到二次大戰後，在澳洲開始轉向多元開放的五零年代以前，澳人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是從純粹西方國家的角度來想像自己，並透過英美來認識世界。

澳大利亞對母國英國從崇拜並安於其傳統關系，到產生不滿與 反思 ，在歷史上有一次重大事件可作為轉折點。澳大利亞早年在外交上僅關注於與母國的聯系，對外並未有太多獨立發展的外交政策，在外交制度上甚至由英國來代表澳大利亞。二次大戰期間，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日本南侵瓦解大英帝國在東南亞的防線已經兵臨澳洲本土之際，英國首相丘吉爾否決了澳洲朝野的求援請求，還准備將澳洲在中東戰場的精銳第七師軍團調往緬甸支持。在危急時刻澳洲國會通過召回澳洲第七師的決議，出身工黨的科廷(John Curtin)並在激辯中發表了著名的演說，宣告澳大利亞認為太平洋戰爭對澳洲而言是一場主要的戰爭，澳大利亞應該要有自立的能力，並且在外交上將轉而關注與美國的合作。太平洋戰爭確實引起了澳洲對自我身份的反思，澳大利亞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位於亞太的國家，而日本兵臨城下與英國輕視帝國邊陲戰場的態度，強烈刺激了澳大利亞要保衛「自己」的這種想法，促成澳大利亞有別於大英帝國的自我獨立意識。

二戰後澳大利亞轉向追隨美國，然而這種追隨已經和過去從屬英國的關系不一樣，澳大利亞和美國在歷史記憶中的政治位階同屬獨立後的英國殖民地，美國像是澳大利亞的一個優秀的兄長。在這個時期，澳大利亞在政治上的主體性已漸嶄露。二次大戰結束後，澳大利亞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和歐美各國有了實質性的政治交流和平等地位。在冷戰格局下，澳大利亞追隨著美國以兩大陣營對峙的觀點來認識世界。1972年，工黨領袖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成為澳洲，取代了戰後長期執政有著親英美傳統的自由黨，採取了反戰等非親美策略，開啟了新澳大利亞外交政策上嶄新的一頁，同時白澳政策也在此時正式被廢除。

不久之後，發生全澳震撼的政治事件，1975年工黨的經濟政策失誤導致政治陷入僵局，惠特拉姆向時任總督一職的克爾(John Kerr)請求參議院改選，而寇爾竟宣布以總督職權解除民選惠特拉姆的職務。這個事件確實激起澳洲民眾再次對自我走出英國關系的省思。且在此之前英國加入歐盟的這件事，其實已經對澳大利亞傳統親英的人士造成相當大的打擊。70年代，先是美國反傳統的浪潮影響到澳大利亞新興社會風氣，且各國移民的大量加入，使得多元民族的現實打破了文化一元的情況，澳大利亞政府在80年代宣布採取「多元文化」作為正式的政策方向。

澳大利亞所呈現的文化多元性似乎與美國不同，其既想要改變過去依附推崇英國文化作為唯一主流的立場，然而在自我價值相對薄弱下並沒有很強的主體文化基礎。由於他們不似美國擁有「美國精神」般的也有某種澳大利亞精神，或說澳大利亞精神是在後來才逐漸形成並以開放、多元和自然為期待，因此他們的文化主體性質可能更易接受各種外來的刺激影響。美國文化的多元性是將各種文化吸納進美國這個主體，然而澳大利亞的文化主體則由於沒有強烈的基本元素，而使得各種外來文化更容易生存且可能直接形塑文化構成，寬松開放的文化主體使澳大利亞能去追求展現出一種「世界性」特質的理想。

這種澳大利亞對自己擁有「世界性」期待的理想，除了表現在尊重國內的多元文化共生外，還展現在澳洲對國際事務的態度。澳洲自二戰後便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在對事務的意見上，努力表現超然中立，從一種以世界為考慮的高度上去思考。在這種世界性的展現中，澳人可以找到了心理上屬於自己的價值與榮耀。且由於站在這種高度去思考，而使澳大利亞能對以往極依賴的「西方」世界有所批判，例如在環保、軍事等議題上皆曾與傳統西方國家對立，而人權議題更在白澳政策廢除後成為外交主題之一。澳大利亞對追求世界性的開展和對澳洲自我定位的省思是相關聯的，澳大利亞在走出英國、反省一昧追隨美國以及放棄極力確保自己為西方歐洲國家的進程中，開始逐步整理自己的身份定位。這時，澳大利亞的地理偏遠位置反而能有利於在國際發聲時顯得超然中立，而國內多元民族文化的提倡以及原民傳統則留下的自然思維等，皆有利於其對世界性追求的開展。

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並不是說她的親英美傳統消失了，事實上無論是親英美策略或者以國家戰略利益考慮的態度一直都存在。而在社會上的各種文化元素中，根源英美的文化生活方式仍然是最強勢的主流。英語能說得好，可說是在當地生活獲得尊重的必要條件。白澳政策雖然已經廢除，但部分澳洲白人仍有這種排斥亞裔以及多元文化政策的想法，白人作為主流優越的印象也仍存在一些澳洲民眾的心中。1998年由激進種族主義者漢森(Pauline Hanson)所創立的一族黨(One Nation Party)，主張排斥非白人移民，尤其針對影響日益增加的亞裔文化，該黨竟在當年的選舉獲得89席中的11席國會席次。雖然一族黨後來遭到不分族群許多民眾的多次抗議並衰微解散，但可知種族主義思維仍然存在於澳洲，並可獲得一些支持。

年輕的澳大利亞是在多次的文化認同轉型中走向成熟的，原因就在於澳大利亞是一個善於利用、借鑒他國的國家。這種擁有多元性、開放性、世界性的自我期待，使澳大利亞社會逐漸走向開放和多元化，正在面向世界、融入世界。

(作者單位：西南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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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教育

摘要：澳大利亞一直以來就是一個移民的國家，而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確保了多民族文化的平等和諧發展，不僅豐富了國家的教育資源，而且使得社會得以全面的發展。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教育獨具特色，這不僅反映在國家政策提供的有利保障，而且在具體的實施方法、策略、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關鍵詞：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教育

一、 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政策的形成與發展

澳大利亞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移民的國家，移民的情況決定了社會的性質。其主要經歷了三次大的移民浪潮：澳大利亞第一次移民潮是土著人，他們大約在6萬年前到達澳洲。他們代表著一種充滿活力的文化遺產，對現代澳洲具有極大的重要性。第二次移民浪潮從1788第一船隊登陸植物灣起到1945年，主要是英國人和愛爾蘭人移民。1847年，90%的澳洲人口是英國人，其它來自歐洲.只有不到l%來自亞洲。第三次移民潮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澳洲接收了來自許多非歐洲國家與地區的新移民。這些新移民以他們不同的方式影響和改變著澳大利亞的社會狀況，尤其是近些來自印度支那的難民潮也更深地影響著澳大利亞社會特性。移民，澳大利亞這一主要的社會元素，給澳大利亞社會打上了多元文化的印記。

與此同時，移民結構的改變也決定了澳大利亞移民政策的發展演變。同時，澳大利亞的移民政策也經歷了三個主要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同化階段(190l一20世紀60年代中期)，1901年制定的這個移民限製法將移民的范疇僅僅局限在英國和愛爾蘭，所有在澳洲定居下來的移民都應接受澳洲主流文化的同化，以便盡快融入澳大利亞社會。第二個階段為融合階段，即20世紀60年代至1972年，出於改善國際形象的迫切要求和迫於國際社會的壓力，同化政策開始改變。1966年政府開始改革移民法，並對非歐洲移民的限制進行了修改，允許「傑出」非歐洲移民澳大利亞，也對「白澳」政策進行了抑制。隨著1972年惠特拉姆政府正式終止這個限制性的政策，並提出了尊重移民地位的主張。他指出解決移民政策就是多元文化主義。第三階段是自1972起多元文化的實行。1973年，「多元文化」被政府正式提出，各個少數民族積極回應，紛紛成立全國性的組織以便在主體文化中能夠提倡或體現他們的傳統與語言。

自1979年起，澳大利亞成立了多元文化事務學院.旨在進一步提高人們對多元文化的認識，加強澳洲社會的凝聚力，促進民族之間的理解與寬容。之後到1989年，多元文化事務顧問委員會在廣泛咨詢和接受建議的基礎上，制定了《關於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亞隊國家議程》，並且確定了多元文化的三個方面，即文化認同、社會公正以及經濟效益。隨著這一議程的提出，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政策逐漸趨於完善，最終被確立為澳大利亞處理民族文化多樣性問題的一項基本國策。到了20世紀90年代後期，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對移民政策進行了新的調整，並且明確要堅持多元化的原則。1996年，霍華德向眾議院提出了新的移民法案，重申文化多樣性原則和無歧視的民族政策，議會一致通過。1999年，澳大利亞國民多遠文化咨詢委員會在名為《新世紀的澳大利亞多元文化主義：趨向包容性》的 報告 中闡明了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政策的方針原則和今後的發展方向。2000年，澳大利亞政府建立了多元化澳大利亞文員會，對多元文化進行監督和管理。2003年，澳政府再次頒布《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亞：多元一體》，重申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政策發展的戰略目標和重要舉措。

二、 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教育的形成和發展

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市隨著多元文化政策的產生而產生，但是它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20世紀70年代以前，澳大利亞一直奉行「白澳政策」，拒絕非歐洲地區的移民。當時澳大利亞的教育模式主要是借鑒英國的，實行同化教育，而且教育的對象主要是來自歐洲的白人移民。也就是說，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和非歐洲移民接受到的教育是非常有限的。政府對移民學生採取「被動的通話教育」政策，政府認為移民學生自己必須主動去適應學習環境、語言和學習習慣，學校沒有義務和責任做出任何改變，政府只允許學校使用英語進行授課，限制其他語言在課堂中的使用。

然而，變革不是在一瞬間完成的，它並沒有得到現實的尊重。到了80年代早期，澳大利亞所有的州幾乎都接受了多元文化政策。可以說，在澳大利亞，沒有哪個學校沒有受到多元文化政策的影響。教學資源的編制也反映了教育部門的政策。雖然各州的政策努力使教師融入到多元文化的政策中來，但是，真實的落實，尤其是沒有較多移民學生的學校里，這些政策的落實都只是象徵性的。也就是說，澳大利亞整個課程體系的實施都是各行其道，沒有一個系統的標准，這就導致了1984年國家多元文化教育咨詢文員會的建立。1973年.政府組建了多個移民教育調查委員會，並在各州學校成立組織委員會，並細致地調查了移民 兒童 的教育問題。20世紀70年代，澳大利亞掀起了一股多元文化教育浪潮。到80年代，澳大利亞各州已完全接受了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從80年代初期開始，聯邦政府以及各州開始制定各種形式和層次的多元文化教育實施方法。1987年中期，聯邦政府又制定出了國家語言政策，提出「非英語教學語言」。這就肯定了英語之外的其他語言的價值，並提供資金在中小學、成人教育機構中進行英語為第二語言和非英語語言的教學研究。1989年出台的《關於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亞議程》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了實施綱領。該議程的實施，使得來自不同家庭、語言和文化背景的學生的經歷和傳統得到充分的尊重，致力於提高學生的自信心，並且承認所有學生對學校、社區及社會所作的貢獻。另外，聯邦政府還制定了發展和提高土著居民教育的政策，以增加土著居民的教育、就業的機會。從此，澳大利亞由多民族、多種族人口形成的多元文化社會教育事業開始得到全面發展。

三、 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的具體體現

(一)政府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資金支持

澳大利亞政府非常重視多元文化課程的開發，並成立組織了相關部門負責多元文化教育以及多元文化課程。國家設立多元文化教育委員會，各個州成立多元文化教育的政府顧問委員會或相應的管理機構，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足夠的資金保障。不僅如此，澳大利益對土著居民的教育問題也日益重視，各州政府不但撥資金以提高土著學生入學率和教育質量，還在進行教育撥款時向土著學生較多的地區和州傾斜。

(二)構成了一套多元化的課程體系

澳大利亞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採取多元文化政策，為多元文化創造有利的條件，聯邦政府和各州都高度重視並支持多元文化課程的開發，並且成立相關的部門負責多元文化教育和多元文化課程。澳大利亞多元文化課程反映在課程文化背景、課程目的、課程設置以及課程管理實施中。課程的設立可根據不同學生的特點和已有的知識水平，充分做到以學生為中心，以滿足學生的興趣和要求。澳大利亞強調國家執行多元文化主義，而國家統一推動多元文化課程是其多遠文化教育的一個新特點。澳大利亞在全國范圍內把普通教育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所有人都必須重點學習的共同基礎課程，其內容包括社會認為一切成員都應具備的知識觀念、本領和價值觀，具有規定性。另一部分是選修課程，是一套可以根據學生願望、興趣、才能以及社會經濟和文化環境的需要來確定的內容，由各州、各校自行選擇。在課程管理方面，澳大利亞中小學實行分權、民主化的管理模式。聯邦政府不直接管理全國中小學的課程.只對各州中小學課程發展給予指導和資助。學校也為教師提供課程發展的空間，允許教師自主開發多元文化課程。

(三)保護和發展本國語言的多元化特點

澳大利亞政府為了保護本國語言的多元化特色，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開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規政策。1997年澳大利亞頒布了《語言問題國家政策》，這是澳大利亞第一部明確的官方語言政策。該政策規定了英語為澳大利亞的國語和官方語言，並一直堅持以下四條澳大利亞語言規劃的基本原則：(1)確保英語的支配地位;(2)保護其他語言的穩定發展;(3)提供英語外其他語言的服務工作;(4)提供學習第一語言的機會。同時注重土著語言的保護和研究。

(四)注重多元文化師資的培養

學生背景的多元化給教師提出了巨大的挑戰，這就使得教師必須學習如何滿足多民族學生的需要，必須設計、安排出可行的課堂管理制度，必須設計有文化交融的課程進行教學。政府還在高等教育院校設置教師培訓專業項目，主要為從事多元文化教學的各級各類學校培養教師，要求教師必須具有使用多元文化教學的知識和技能，使用批判性的教育方法和成熟的語言教學。此外，政府還招聘和培訓土著教職員工，以最大限度的滿足土著學生的需要，同時要求所有任課教師掌握土著居民的歷史、文化和語言。政府為加強土著教師隊伍建設，還制定了一系列的 措施 對土著居民教育的教師給予種種優惠等。

四、 澳大利亞多遠文化教育對我國民族教育的啟示

我國作為一個由多民族組成的發展中國家也面臨著經濟發展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的沖突與和諧，面臨著處理教育一體化與多元化之間協調的問題。我國一直在不斷努力探索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的途徑與模式，經過建國幾十年的建設與發展，少數民族教育已取得了不少成績，但如何切實提高教育的質量還是我們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澳大利亞寬容、開放、民主的多元化教育模式為我國民族教育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理論和實踐借鑒價值。

(一) 必須確立民族教育的多元化教育理念

我國的民族教育與澳洲多元文化教育在發生的背景、實施的內容和方法、目標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雖然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有各個級別的民族學校，甚至有民族學院和民族高等院校，但到目前並沒有形成完整而科學的民族教育體系。長期以來，民族教育作為普通教育的一個補充部分，民族性沒有得到體現;也沒有形成獨具特色的民族教學論;雙語教育也是停留在摸索階段.並沒有一套體系遵循;課程設置上忽視民族 傳統文化 建設，民族學校與內地同科目，開展「應試」與「升學」教育。因此，我國的民族教育要堅持開放、民主、寬容的態度，認識到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確立多元文化理念。充分體現我國社會的多元文化性，這樣才能使教育的發展既有國家的一體性又彰顯民族文化的多元化。

(二)教育政策要向民族教育傾斜

澳大利亞制定為多元化教育的實施和執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條文、法令、法規等，從而為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教育的發展和順利實施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證和政策上的依據。此外，這些法規法律有很強的可操作性，每項法律法規的制定都有相應的人員、財務和組織機構做保障。我國在制定公共教育政策時，要按照民族地區教育優先發展的思路。在政策制定、實施、資金保障層面要確保我國民族教育多元化發展，建立民族地區教育補償機制，加快民族地區義務教育的普及和教育均衡發展。我們要將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教育理論、具體措施與我國的國情結合起來，促進其本土化轉化。

(三)為培養多元文化師資力量提供必要條件

師資力量的提高和完善是多元文化教育得以順利開展的必備條件。我國師資培養課程體系基本上全國趨同，很少有涉及對教師多元文化教育知能的訓練。因此，我們首先必須要改善現有的多元文化背景中教師培養的課程設置.更新多元文化教師的教育觀念，將培養具有多元文化教育知能納人多元文化背景中教師教育的培養目標。其次，少數民族可以聘請民間的一些藝人、長者、學者擔任民族學校的客座教師，不定期和教師進行座談交流，幫助教師加深對少數民族文化、歷史、風俗習慣等的理解，進一步提高民族地區教師的業務水平。與此同時，學校和教育部門要定期定向撥款資助教師培訓，同時注重對教師多元文化知識和跨文化教學能力的專業訓練，能夠使教師順利應對跨文化的教育教學情境，辨別學生不同文化的行為模式，使用學生熟悉的教學法，更有效地提高學生的學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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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澳大利亞文學的文學

澳大利亞文學起始於殖民時期（1788～1890），以流放犯和鄉野勞動者的口頭歌謠為開端。帕特森搜集編纂的《古叢林歌》(1905)就是這一時期的歌謠匯集，其中大多抒發被侮辱與被壓迫者的感受，有較多的民主精神。最早在澳大利亞出版的詩集是英國官員巴倫·菲爾德(1786～1846)的《澳大利亞詩歌的第一批果實》(1819)，但藝術性不高。隨後出現一批當地出生的詩人：威廉·查爾斯·溫特沃斯(1793～1872)、查爾斯·湯普森(1806～1883)和查爾斯·哈珀(1813～1868)等，其中哈珀較為突出，他受英國詩人彌爾頓、華茲華斯和雪萊的影響，擅長描繪景色和敘事。繼之而起的亞當·林賽·戈登(1833～1870)在當時頗負盛名，但意境不高，著有《叢林歌謠與躍馬曲》(1870)等。亨利·肯德爾(1839～1882)是這個時期造詣較高的詩人，以抒情詩見長。

㈣ 澳大利亞文學的影響

在詩歌和短篇小說創作的影響下，澳大利亞民族戲劇藝術也有所發展。1909年劇作家威廉·穆爾(1868～1937) 發起，每年舉行一次「澳大利亞戲劇晚會」。隨後，路易斯·埃森(1879～1943)與萬斯·帕爾默（1885～1959）等人共同組織了「先驅演員」團體。同時，出現了一批反映人民生活與斗爭的劇本，如埃森的《時機尚未成熟》(1912)、帕爾默的《黑馬》(1922)、凱瑟琳·蘇珊娜·普里查德(1883～1969)的《先驅者》(1922)等。
20世紀20年代以後，澳大利亞小說又有了長足的進步。帕爾默繼承了勞森、弗爾菲的現實主義傳統，寫出了反映勞工運動的著名的三部曲：《戈爾康達》(1948)、《播種時期》(1957)和《大傢伙》（1959）。普里查德是澳共的創始人之一和重要左翼作家，她寫過多部反映勞動人民生活和斗爭的小說和劇本。小說《庫納爾都》(1929)是最早的一部反映白種人和土著人關系，並對土著人寄予深切同情的小說。戰後的金礦三部曲《沸騰的九十年代》(1946)、《黃金的里程》(1948)和《有翼的種子》(1950)描繪了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上半葉澳大利亞歷史的一個側面。在戰後到60年代初將近20年的時間里，左翼文學蓬勃發展，涌現出一批優秀作家和作品。如弗蘭克·哈代(1917～)以長篇小說《不光榮的權力》(1950)抨擊了社會的黑暗;艾倫·馬歇爾 (1902～)擅長刻劃兒童心理，以自傳體小說《我能跳過水坑》(1955)著稱；工人作家約翰·莫里遜(1904～)則主要反映工人生活，著有短篇小說集和長篇小說《蔓延中的城市》(1949)等。

㈤ 現代澳大利亞文學是什麼

20世紀20年代以後，澳大利亞小說有了顯著的進步。帕爾默繼承了勞森、弗爾菲的現實主義傳統，寫出了反映勞工運動的著名3部曲：《戈爾康達》（1948）、《播種時期》（1957）和《大傢伙》（1959）。澳共的創始人之一、重要左翼作家普里查德，寫過多部反映勞動人民生活和斗爭的小說和劇本，小說《庫納爾都》（1929）是最早的一部反映白種人和土著人關系，並對土著人寄予深切同情的小說。戰後他發表的金礦3部曲《沸騰的九十年代》（1946）、《黃金的里程》（1948）和《有翼的種子》（1950）描繪了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上半葉澳大利亞歷史的一個側面。

從戰後到20世紀60年代初將近20年的時間里，左翼文學蓬勃發展，涌現出了一批非常優秀的作家和作品。如弗蘭克·哈代（1917~），他的長篇小說《不光榮的權力》（1950）抨擊了社會的黑暗；艾倫·馬歇爾（1902~）擅長刻畫兒童心理，以自傳體小說《我能跳過水坑》（1955）著稱；工人作家約翰·莫里遜（1904~）則主要反映工人生活，著有短篇小說集和長篇小說《蔓延中的城市》（1949）等。

20世紀30~40年代在澳大利亞文壇上有一些關於文學流派和文藝觀點的論爭。20世紀30年代初期，與諾曼·林賽有關的「幻影派」詩人反對文學藝術中的狹隘民族主義傾向，他們有意識地探求一種表現形式，以取代風行一時的「叢林歌謠」，在詩歌創作上過於追求形式美。代表詩人有肯尼斯·斯萊塞（1901~1917）、羅伯特·菲茨傑拉爾德（1902~）等。1938年雷克斯·英格默爾斯（1913~1955）發起了「津狄沃羅巴克運動」。「津狄沃羅巴克」是土語「合並」、「融合」的意思。英格默爾斯認為文藝家只有和澳洲本土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創作出具有美感的好作品；主張作家、詩人應該從土著民族的藝術、詩歌和傳說中汲取營養。這一運動是他們首先從新的角度提出民族文學的口號，也是他們首先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土著民族文化的。20世紀40年代初期，馬克斯·哈里斯（1921~）創辦詩刊《憤怒的企鵝》，提倡先鋒派詩歌，即在詩歌創作上襲用英美的超現實主義表現方法。

同時，意識流小說開始傳入澳大利亞。帕特里克·懷特（1912~）在小說創作上著意運用意識流手法，並取得了突出成就。《人類之樹》（1955）、《暴風眼》（1973）等都是他的成功之作。他的小說注重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在語言運用上也有獨到之處。因此，懷特於197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成為澳大利亞第一個得到這種榮譽的作家。其他著名的作家還有：克里斯蒂娜·斯特德（1902~），著有《悉尼的七個窮漢》（1934）等；哈爾·波特（1911~）具有獨特的風格，用詞刻意求新，除短篇小說外，詩歌創作也很突出；倫道夫·斯托（1935~）的小說在寫法上接近懷特，但多以西部生活為題材；托馬斯·基尼利（1935~）是一位多產作家，共有14部小說和3個劇本；克里斯托弗·考什（1932~）的作品雖然數量不多，但風格清新，被認為是近年來一位優秀作家。

詩人中最著名的是阿歷克·德溫特·霍普（1907~），此外還有著名詩人朱迪思·賴特（1915~）、戴維·坎貝爾（1915~1979）、詹姆斯·麥考萊（1917~1976）、道格拉斯·斯圖爾特（1913~）等。

澳大利亞戲劇自20世紀50年代以後有了較快的發展，最主要的劇作家有亞歷山大·布佐（1944~）、戴維·威廉遜（1942~）、傑克·希伯德（1940~）、巴利·歐克萊（1931~）、約翰·羅默里爾（194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