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澳大利亞是什麼戰略關系

⑴ 澳大利亞和中國的關系是什麼

澳大利亞與中國關系是戰略夥伴關系。2013年4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在海南省博鰲會見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雙方一致同意構建相互信任、互利共贏的戰略夥伴關系，並建立兩國總理年度定期會晤機制。

2013年4月9日，中國國務院總理同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舉行會談，雙方正式啟動兩國總理年度定期會晤機制，確定建立外交與戰略對話、戰略經濟對話等機制。在經貿領域，加強雙邊金融貨幣合作，開展人民幣與澳元直接交易。

中國外交方式

中國屬於第三世界國家，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從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出發，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合作和促進共同經濟繁榮，作為自己對外工作的根本目標。

在處理國與國關系時，中國一貫主張互不幹涉內政，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導，而不以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異同為標准，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和許多國際性組織成員國。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

⑵ 澳大利亞和中國的關系是什麼

總的來講，中澳關系還是基本穩定的，相對於歷史而言，中澳關系總體態勢良好。

澳大利亞的領導人陸克文是個中國通，而胡主席私交也不錯，他的兒子還在中國上學，他本人曾表示，將制定一個為期五十年的中澳戰略。

相關介紹：

澳大利亞（Australia），全稱為澳大利亞聯邦（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是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1788年至1900年，曾是英國的殖民地。1901年，殖民統治結束，成為一個獨立的聯邦國家。澳大利亞一詞，意即「南方大陸」，歐洲人在17世紀初葉發現這塊大陸時，誤以為是一塊直通南極的陸地，故取名「澳大利亞」，Australia 即由拉丁文 terraaustralis （南方的土地）變化而來。

澳大利亞四面環海，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國土覆蓋整個大陸的國家，擁有很多自己特有的動植物和自然景觀。

澳大利亞領土面積761.793萬平方公里，是南半球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全球第12大經濟體，全球第四大農產品出口國，也是多種礦產出口量全球第一的國家被稱作「坐在礦車上的國家」。澳大利亞也是世界上放養綿羊數量和出口羊毛最多的國家，被稱為「騎在羊背的國家」。

⑶ 中國和澳大利亞的關系

截止到2020年7月11日，中澳關系開始走向緊張狀態。

大利亞對華人以及亞裔的歧視和沖突愈演愈烈，而我國文化旅遊部也是緊急告誡中國公民切勿前往澳洲旅遊。在澳洲，可以在街上看到"有素質"的澳大利亞公民對著國人直接喊著"新冠病毒"，同時澳大利亞某大學的食堂也在門口直接擺明不招待中國人。

此等行徑實在是令人氣憤，時至今日疫情的來源已經被國際組織證實為自然來源，可部分澳大利亞人卻還在肆意詆毀國人。不僅如此，美國這種污衊行為也早已不攻自破。只不過澳大利亞的政府當時用力過猛，導致現在澳大利亞反而成為了反對華人的「第一陣營」國家。

(3)中國與澳大利亞是什麼戰略關系擴展閱讀：

中澳關系的對峙並非是一日之寒，這要從澳大利亞總理Malcolm Turnbull鎮壓封鎖外國政治捐款開始。中國對澳大利亞資產的持續收購，包括住宅、港口等，這一直是引發經濟緊張的一個原因。Turnbull上台後，經濟緊張局勢進一步擴大。雖然Turnbull所擬議的法律並不是特別針對中國的，但是澳方政府將這一法律與反對派參議員Sam Dastyari與中國的關系聯系了起來。

15個月內，這位工黨參議員已經下台了兩次，一次是因為2016年Dastyari在南海爭議問題上公開支持中國，而工黨則支持與之相反的海牙法庭裁決。另一次是2017年11月，由於他與中國商人黃向墨的關系。Dastyari曾經私下會見黃，並提醒他手機可能正在被進行安全竊聽，引發了Turnbull抨擊他「給外國人提供反監聽建議」。

一份分析認為，Dastyari自2013年進入參議院以來，就超過115個有關中國利益的問題對國防部官員提出質疑。這使得澳大利亞情報機構越發擔憂中國軟實力擴張問題。例如，2012年，電信巨頭華為由於網路安全問題的考慮而被澳方禁止招標國家寬頻網路，而中方與澳大利亞國家科學機構的合作也引發了人們的擔憂，擔心這些研究可以被用於軍事目的。

對此，中國方面表達了對澳大利亞媒體的譴責，認為這些「偏執狂的」(paranoid)報道不實，並且「反映了典型的反華情緒」，同時指責這些報道使得「中國學生與在澳的華人社區受到不實誹謗」，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則敦促澳大利亞加深與中國的關系。

⑷ 奧大利亞為什麼跟中國有仇

首先，澳大利亞是典型的西方國家，和美國的關系是戰略同盟。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向政治影響力的轉變，勢必對近區域的東南亞和大洋洲國家產生沖擊，對澳大利亞獨佔大洋洲的局面產生不利影響。同時，中國是原材料的進口大國，而澳大利亞是原材料出口大國，兩者經濟既互補又博弈，澳大利亞害怕中國的產品大量進入會沖垮本國的工業體系。另外，你說的遠是不存在的，當中國突破第一島鏈之後，就與澳大利亞直接面對了，澳大利亞在防患於未然。

⑸ 澳大利亞與中國關系是什麼

澳大利亞與中國只是鄰國的關系，沒有什麼特殊的，澳大利亞與美國關系比較好。

⑹ 為什麼中國被稱呼友敵 中國和澳大利亞關系怎樣

1、經濟上合作，政治上不和睦。
澳大利亞有天然的地理優勢，南半球就他一個國家。典型的地廣人稀，原則上來說應該具有獨立的政治形態，但是由於澳大利亞作為英國最早的殖民地之一，所以他們對於英國有著強烈的歸屬感。簡單來說政治上和英美一脈相承來包圍中國。加上地緣政治原因他們與中國距離遙遠不過是隔空放話因為距離遠，不太可能發生真正意義上的沖突，但是他們可以隔岸觀火攪亂局勢。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做理由很簡單，一個是因為文化差異，1840以後西方國家不斷醜化或者奴化中國人，這是不爭的實時而且也獲得了不小從成就。他們不過想延續而已。之前因為有經濟實力，確實有實力傲視。但是由於中國目前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甚至逐步影響到了澳大利亞本土經濟命脈，所以他們只能通過政治形態對立來鼓動「民意」對抗。這個時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政治喊話，喊來喊去就那麼幾個主題這里不贅述。
由於他們自身經濟在萎縮因此需要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市場，西方國家自身泥潭還沒有出來，所以幫不上太大的忙，目前有能力大量入住資本的國家全世界只有中國，因為中國一般情況下可以動用國家力量引導外部資金流向。而中國在一些技術，市場、管理模式確實落後發達國家，所以中國也需要與澳大利亞合作。
簡單來說就是經濟上各取所需，政治上相互提防，但是不敵對。畢竟都算是大國，下屬員工民間偶爾炒個小架罵幾句常事。但是一般情況不會上升到國家層面。

⑺ 兩國關系的等級是怎麼劃分的

中國按照外交關系親疏，從1996年開始將與建交國家的關系分類，按等級由低至高依次為：單純建交、睦鄰友好、夥伴、傳統友好合作以及血盟5種關系。其中，夥伴關系被分為：合作夥伴、建設性合作夥伴、全面合作夥伴、戰略夥伴、戰略合作夥伴、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系。「戰略」意為共同討論世界經濟問題並在軍事、戰略方面合作以及國際舞台上展開合作。「戰略協作」指除戰略合作的內容外，雙方還將在軍事、戰略的技術方面協作互助。「全面戰略夥伴」：在戰略的各個方面展開合作。「合作」主要指經濟某些方面的合作；「全面合作」指經濟各個領域的全面合作；「夥伴關系」是指互不對立，並遵守「求同存異」原則，不攻擊某個特定的第三國。以中國建有夥伴關系的國家或組織，通常屬於中國的鄰國或者在國際有一定影響力。「建設性」或「創造性」夥伴關系意為：雙方本為敵對陣營，但希望通過合作與溝通，增加互信與雙贏，建設真正的夥伴關系。以下由高向低排列：與中國有血盟關系的國家：暫無（中韓建交前，朝鮮為中國唯一有血盟關系的國家，但由於中韓建交，中朝外交等級降低為傳統友好合作關系）與中國有傳統友好合作關系的國家：緬甸、寮國、柬埔寨、朝鮮與中國有「夥伴關系」的國家：戰略協作夥伴關系：俄羅斯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系：越南、巴基斯坦、法國、巴西、歐盟全面戰略夥伴關系：義大利、西班牙、非盟、葡萄牙全面夥伴關系：英國、德國戰略合作夥伴關系：韓國、埃及、印度戰略夥伴關系：哈薩克、印度尼西亞、阿根廷、東盟、墨西哥、歐盟、南非、奈及利亞、加拿大全面合作夥伴關系：克羅埃西亞、斯里蘭卡、孟加拉國、秘魯、智利、羅馬尼亞可信賴的合作夥伴關系：衣索比亞合作夥伴關系：烏茲別克、匈牙利、波蘭夥伴關系：阿爾巴尼亞、蒙古國與中國有睦鄰友好關系的國家：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汶萊、與中國有合作關系的國家戰略性合作：菲律賓全面合作關系：澳大利亞與中國有其他的外交關系的國家：建設性戰略合作夥伴關系：美國戰略互惠關系：日本

⑻ 中國和澳大利亞關系

澳大利亞前貿易部長安德魯·羅布(Andrew Robb)不再就任中國嵐橋集團顧問職位。做出此項決定的原因是，澳大利亞《外國影響透明法》將於3月1日生效。根據這部法律，凡為外國政府工作的人，都應被列入到澳大利亞外國代理人清單。
據《悉尼先驅晨報》報道，安德魯·羅布對此決定的解釋是，澳大利亞和中國之間的關系"惡化了"。羅布是中澳自由貿易協議的設計師。從部長崗位退下後，他曾為山東楓橋集團工作。這家公司主要從事基礎設施和能源領域工作。據安德魯·羅布本人介紹，他做的研究內容是，澳大利亞一流健康產業經驗能否在中國適用。"在我的報告准備正式呈遞給中國政府之際，楓橋公司突然接受建議，不要做這個事情了，因為中澳關系已經嚴重『惡化'。不管怎樣，報告最終還是要被扔入紙簍。"《悉尼先驅晨報》援引羅布的話寫道。

中國敦促澳大利亞克服「信任赤字」
© AP PHOTO / THOMAS PETER
中國敦促澳大利亞克服「信任赤字」
目前，中澳關系正經受不妙階段。所有這些，都源於反對派 — 工黨議員主席鄧森（Sam Dastyari）的離職。他被指控，在澳大利亞為親中國路線進行院外活動。但是，並未提供鄧森與中國政府部門有關系的確鑿證據。只是中國商人黃向墨曾為工黨提供過獻金。這引發鄧森反對派的置喙。其結果是，這位年輕的政治家不得不離職。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商人黃向墨對澳大利亞兩大黨派都有資金上的支持，並和時任總理特恩布爾以及反對派領袖比爾·肖騰都照過相。最終，黃向墨被禁止進入澳大利亞，獲得公民身份的申請也被駁回。政府開始推動法律修正案，禁止外國為政治機構提供獻金。此外，還制定了《外國影響透明法》。這部法律，很大程度上重復了美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按照法律規定，不允許外國介入澳大利亞的政治進程。文件要求，建立外國代理人清單。

恰恰是為了不被列入這份清單中，除了安德魯·羅布外，其他一些澳大利亞前政治家也不再與中國公司、包括私企進行合作。維多利亞州前部長約翰·布隆比不再擔任華為澳大利亞公司經理一職。原因是，處於國家安全考慮，華為公司被禁止參與5G項目。再有，前外長鮑勃·卡爾也從澳中關系研究院離開了。而這家智囊中心，也同樣由黃向墨提供資金。似乎，前政治家都在撇清與中國機構的關系。但這種減少接觸，首先受打擊的是澳大利亞。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周戎在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采訪時這樣指出。

專家：2019年中國有能力對澳大利亞施加現實影響以頂住西方的壓力
© AP PHOTO / THOMAS PETER
專家：2019年中國有能力對澳大利亞施加現實影響以頂住西方的壓力
他說："澳大利亞過去把重心放在日本，現在可能會加強與印度、韓國和東盟之間的貿易往來。但是這四家和澳大利亞的貿易額加起來大概也只是剛剛與中澳的貿易額齊平。所以，要想替代中國是比較艱難的。能夠看到，近期，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領導人在談到華為問題時的態度已經不像開始時那樣強硬了，口風都有一些松動。這就說明澳大利亞也開始效仿紐西蘭，不再一味追隨美國。英國、加拿大的態度也在發生這樣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不必過多解讀或擔心澳大利亞是否會一味追隨美國。"

但問題在於，一旦與中國關系交惡，美國是否能夠支撐澳大利亞的經濟。澳大利亞大多數出口運往中國，且多為原材料商品，很容易找到替代來源。北京給出明確信號，完全有可能做到這點。比如，據路透社資料，中國已在延遲澳大利亞煤炭的海關辦理工作。澳大利亞發出的貨輪，似乎在中國港口都要停留45天。而在之前，辦理速度要起碼快一倍。中國為煤炭進口實施配額制。此外，這些產品還有經過專門的生態標准檢測。周戎補充道。

他說："中國在煤炭進口對澳大利亞設置了一些限制，澳大利亞優質硬焦煤現貨價格也的確會因此受到很大的下行壓力。但是，沒有必要將此事與政治問題聯系在一起。因為中國對相關國家煤炭進口採取限制措施，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環保原因，我們並不是針對澳大利亞。只能說，進口哪些國家的煤炭是中國自己說了算，我們限制誰或不限制誰也是根據國內需要而定。因此，至於澳方有些聲音稱，『中國寧可煤炭出現供給不足，也不再與澳大利亞維持貿易關系'這個說法，是不太准確的。因為，目前為止，中國依然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唯一一個變化是，去年中國對澳大利亞投資額被美國所超過，現在美國取代了中國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投資國。而且中國並沒有說不再進口澳大利亞的煤炭，有些限制並不是永久性的。中國和澳大利亞之間的煤炭往來還會持續下去。"

另外，中國考慮到外部政治分歧，正極力對進口實施多元化。比如，同樣的高質量焦煤，可從俄羅斯大量進口。而葡萄酒類產品，可從拉丁美洲國家進口。但澳大利亞，想要找到可替代的貿易夥伴，卻是一個大問題了。據畢馬威資料，澳大利亞超過38%的出口是前往中國的。

⑼ 澳大利亞服務貿易當前發展戰略是什麼

自從1972年12月中澳邦交正常化以來，中國與澳大利亞之間的經貿合作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中澳之間貿易增長遠高於同期雙方對外貿易的增長率。進入21世紀後，隨著中國入世以及雙方自貿區談判的開啟，兩國的經貿合作更是呈現出爆發式的增長。目前，中國已成為澳大利亞第一大進口來源地與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澳大利亞也長期位居我國十大貿易夥伴之列(2014年為中國第八大貿易夥伴)，中澳自貿協定的簽署必將對雙邊經貿合作產生重大的影響。
(一)雙方貿易規模迅速擴大
中國與澳大利亞建交四十多年來，經濟水平都獲得了很大發展，同時兩國間的貿易總量都獲得了巨大提高。尤其是1995年以來的近20年，雙邊貿易發展更加迅速。
1995年至2014年，中國對世界的貿易總額從2808.63億美元增長至43003.64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15.44%，澳大利亞對世界的貿易總額從1104.23億美元增長至4679.89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7.90%，而與此同時中澳之間的貿易額卻從42.11億美元增長至1368.22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20.11%，高於中國和澳大利亞各自對世界的貿易增長率。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澳的貿易額更是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中澳貿易額年均增長率增加至23.29%。如圖1所示，1995—2014年中澳貿易額穩步上升，尤其是2001年之後上升態勢更為迅猛。中國現在已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和主要的投資來源國，而且也已經取代美國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服務貿易出口市場。下面通過澳大利亞主要貿易夥伴的變化進一步說明中澳貿易的迅速發展。

圖1 中國與澳大利亞進出口貿易發展狀況

圖1 中國與澳大利亞進出口貿易發展狀況
當前澳大利亞前五大貿易夥伴分別是中國、日本、美國、韓國與新加坡，圖2顯示了這些國家與澳大利亞的貿易額在澳大利亞貿易總額中的比重變化。可以看到，在1995—2014年之間，澳大利亞與美國和日本的貿易比重逐步下降，與美國貿易總額的比重由13.49%下降至7.28%，與日本貿易總額的比重由17.62%下降至12.52%。與此同時，澳大利亞與韓國和新加坡的貿易比重基本保持穩定，大約維持在3.5%至6.5%之間，波動幅度較小。然而，澳大利亞與中國貿易額所佔的比重卻從4.19%增長至27.41%，增長了23個百分點。從時點上看，中國與澳大利亞貿易額所佔比重分別於1999年、2005年與2009年順次超越韓國、美國與日本，躍居澳大利亞第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

圖2 澳大利亞與主要貿易夥伴貿易額佔澳大利亞貿易總額比重

圖2 澳大利亞與主要貿易夥伴貿易額佔澳大利亞貿易總額比重
(二)雙邊貿易結構不盡合理
相對於貿易規模的迅速發展，中澳之間的貿易結構並不十分合理。先來看中國對澳大利亞出口的商品結構(見圖3)。從圖3可以看到，1995—2014年，中國對澳大利亞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於SITC6(按原料分類的製成品)、SITC7(機械及運輸設備)、SITC8(雜項製品)三類商品中，還有少量的SITC5(化學品及有關產品)。同時可以看到，中國對澳大利亞出口的SITC7商品的比重在不斷增長，從1995年的18.15%增長至2014年的39.20%，增長了20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中國對澳大利亞出口的SITC8商品卻在不斷減少，從1995年的48.58%減少至2014年的29.29%，減少了20個百分點;而其他類產品的貿易卻處於較平穩的狀態，沒有出現大幅的增長或減少。中國作為世界上的製造業大國，對澳大利亞出口的機械及運輸設備等科技含量較高的商品出口比重的提高，反映了中國的貿易產品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的過程，這本身是一個貿易結構優化的表現。

圖3 中國對澳大利亞出口的商品結構變化

圖3 中國對澳大利亞出口的商品結構變化
再來看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的商品結構(見圖4)。從圖4可以看出，1995—2014年，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的SITC2(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一直占據著絕對比重，而且有不斷上升的趨勢。2008年，SITC2產品佔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的比重達到了最高值，即84.53%，此後一直維持在70%的水平之上。除了SITC2產品，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較多的商品還包括SITC3(礦物燃料、潤滑油和相關原料)、SITC0(食品和活動物)和SITC6(按原料分類的製成品)等，但比重都不高，2014年它們的比重分別為12.19%、4.07%、3.28%。總體上看，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的商品結構非常單一，主要集中於自然資源類產品，但這反映了中國的需要，因而雖然不盡合理，但也不是一個壞現象。

圖4 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的商品結構變化

圖4 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的商品結構變化
(三)雙邊貿易依存度日益提高
首先來看中國對澳大利亞的貿易依存關系。通過表1不難看出，中國對澳大利亞貿易依存度連年提高，已經從1995年的0.58%上升到2014年的1.32%，上升了將近1個百分點。具體到各項數據，1995年，中澳貿易總額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僅為1.50%，2014年該比重已經增長為3.18%，增加了將近2個百分點。同期，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額在中國對外貿易進口總額中的比重由1.96%增長至4.99%，上升了3個百分點;中國對澳大利亞出口額在中國對外貿易出口總額中的比重由1.09%增長至1.67%，較同期貿易總額佔比與進口額佔比增速略緩。

表1 1995-2014年中國與澳大利亞貿易依存關系(單位：%)

表1 1995-2014年中國與澳大利亞貿易依存關系(單位：%)
再來看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貿易依存關系(見表1)。很顯然，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更高，同時也上升更快。1995年，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為1.14%，到2014年則上升至9.41%，上升了8個百分點，遠遠大於中國對澳大利亞的貿易依存度。1995年，中澳貿易總額佔澳大利亞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僅為3.8%，2014年該比重增長至29.24%，增長了25個百分點，使中國成為澳大利亞第一大貿易夥伴。同期，澳大利亞從中國進口額在澳大利亞對外貿易進口總額中的比重由2.83%增長至17.20%，上升了14個百分點，使中國成為其第一大進口來源國;澳大利亞對中國出口額在澳大利亞對外貿易出口總額中的比重由4.88%增長至40.62%，增長了近36個百分點，使中國成為其第一大出口對象國。
(四)中國對澳貿易逆差加劇
整體來看，在中澳貿易中，中國始終處於逆差一方，而且近年來中國的逆差表現出越來越大的趨勢。圖5顯示了中國對澳大利亞的貿易逆差在1995—2014年之間的變化，可以按照金額簡單地將其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5—2003年，這一階段貿易逆差額較低，始終處於20億美元以下的水平;第二階段是2004—2007年，這一階段中國對澳大利亞的貿易逆差開始明顯擴大，金額迅速超越50億美元但處於小於100億美元的水平;第三階段即2008年至今，這一階段中國對澳大利亞的貿易逆差開始迅速擴大，在超過100億美元大關後連續突破多個整數關口，達到了600億美元以上。造成此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的主要商品是礦產品，其中尤以鐵礦石和銅礦砂居多，而在2004年尤其是2008年以來，中國對澳大利亞的礦產品需求持續增加，而同時礦產品的價格快速攀升，出現了所謂「量價齊升」的局面，導致了中國向澳大利亞進口金額的更快增加。以2008年為例，澳大利亞鐵礦石的價格平均增長了95%以上，但是由於澳大利亞的鐵礦石相對於其他國傢具有更高的性價比，且我國對鐵礦石具有剛性需求，因而我國還是從澳大利亞大量進口鐵礦石。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崛起，所需要的自然資源和礦產資源日益增加，而澳大利亞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礦產資源，這將進一步加大中國的貿易逆差。隨著中澳自貿區的成立，中國和澳大利亞的貿易額將不斷擴大，貿易逆差在一定時期內將會不斷拉大。如何發展中國的優勢資源稟賦，擴大對澳大利亞的出口范圍以促進貿易平衡，已經成為中澳貿易良性發展和經濟合作長期持續的重要議題。

圖5 中國對澳大利亞貿易逆差金額

圖5 中國對澳大利亞貿易逆差金額
二、中國與澳大利亞雙邊貿易影響因素分析
當前來看，中國與澳大利亞貿易存在諸多發展機遇，其中包括一些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同時也面臨一些阻礙發展的不利因素。只有全面客觀地認識這些影響因素，才能找到正確的策略以推動中澳貿易的發展。下面從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兩方面給予分析。
(一)有利因素
1.「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
「一帶一路」是我國現在和未來較長時期內最主要的國際戰略。雖然澳大利亞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但是秉持「開放」的理念，《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明確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包含「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這就將澳大利亞涵蓋在內。此外，澳大利亞也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多次表達參建「一帶一路」的意願，謀求與中國的更深層次合作。澳大利亞不同於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小國，作為發達經濟體，澳大利亞具有更為成熟的市場機制，在農業科技、高等教育、現代醫療、環境保護、資本運作等諸多領域領先於中國。因此，我國利用「一帶一路」戰略推進的契機，積極開展同澳大利亞的合作對於我國經濟發展意義重大。中國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經濟體量已穩居全球第二位，在基礎設施建設、機械及運輸設備製造、航空航天、供電和發電等領域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澳大利亞也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中國資本進入澳大利亞基礎設施建設、海洋合作研究、旅遊等領域。「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推進必將會給中國與澳大利亞之間的貿易合作帶來更多的機遇，尤其是在相互投資及服務貿易領域具有更為廣闊的合作空間。
2.中澳自貿協定的簽署
中澳自貿協定在競爭中立、負面清單與政府采購等關鍵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是我國迄今商簽的貿易投資自由化水平最高的自貿協定之一。中澳自貿協定的簽署將會使中澳之間的經貿合作更加緊密，使雙方在農業、教育、旅遊、科技創新產業以及健康養老等領域具有更多的機遇，對於我國對外貿易及投資自由化的推進意義重大。在貨物貿易領域，在協定生效時雙方85.4%的商品實現零關稅，減稅過渡期後，澳大利亞將對中國進口的全部貨物實現零關稅，中國也將對澳大利亞進口的96%以上的商品實現零關稅。雙方的關稅減免遠遠超過一般自貿協定的降稅水平，這無疑會大大促進雙方的貿易發展。在服務貿易領域，澳大利亞以負面清單形式對我國開放除法律、房地產等領域之外的絕大多數服務部門，「非禁即行」的開放模式大大拓寬了中國向澳大利亞服務出口的准入范圍，將給中國服務提供者創造和提供更多的市場機會。澳大利亞是首個以負面清單模式對我國做出服務承諾的國家，這也將是我國未來對外開展服務貿易談判的重要方式。另外，中澳自貿協定也在國際投資方面解除了諸多原有的政策限制並提供了激勵措施，這無疑會推動兩國之間的國際投資，而兩國間投資的增加無疑會推動兩國貿易的發展。
3.RCEP的持續推進
應該說，有了中澳自貿協定，RCEP對中國與澳大利亞的經濟關系的作用就相對弱化了。但是，由於有TPP的預期負面作用和美國對澳大利亞的各種影響的存在，RCEP對於加深和鞏固中國與澳大利亞政治經濟關系具有明顯的積極作用。換句話說，TPP使澳大利亞靠近美國，RCEP使澳大利亞與中國等亞洲國家融合，RCEP在一定程度上會抵消TPP的負面影響，削弱美國強加在中澳經濟關系方面的不確定因素。正是基於此，RCEP也越來越成為中國應對TPP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來看，TPP在經濟開放方面的標準是當今全球各經貿合作協議中最高的，而且要求各談判國對經濟制度法規進行調整，無論是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均要求標准統一，這給其談判帶來了一定難度。而RCEP談判雖然起步較晚，但其在東盟與各國的自貿協議的基礎上進行，其標准相對較低且更加務實，因而其達成較TPP容易。還有，TPP在實現經濟目的的同時伴隨有明確的政治目的，而RCEP更多地體現了經濟目的，因而也更容易得到亞洲國家的認同。總的來說，RCEP的成立終將推動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的發展，同時將在一個更大的區域內和更長的時間里推動中國與澳大利亞的經濟往來與合作。
4.雙方貿易互補性較強
從資源稟賦來看，我國人力資源豐裕，勞動力成本較低，在勞動密集型商品上具有比較優勢，在按SITC6(原料分類的製成品)與SITC8(雜項製品)生產與出口上具有一定的價格競爭力。因而如前所述，中國向澳大利亞出口的產品主要是SITC6(按原料分類的製成品)、SITC7(機械及運輸設備)與SITC8(雜項製品)。然而，澳大利亞作為發達國家，卻由於特殊的國情即「地廣人稀、資源豐富」，向中國出口的商品並不是所謂的技術密集型或者資本密集型商品，恰恰以農產品與原材料為主。如前所述，澳大利亞對我國出口的商品中SITC0(食品和活動物)、SITC2(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與SITC3(礦物原料、潤滑油及有關原料)三類商品的比重始終維持在80%以上，其中SITC2(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始終維持在70%以上。通過對比不難發現，我國與澳大利亞相互出口的商品結構完全沒有重疊或僅有較小的重疊。中澳兩國由於各自「國情」不同，自然稟賦存在明顯的差異，這使得兩國貿易具有極強的互補性，為未來貿易的擴大提供了便利條件和空間。
(二)不利因素
1.美國因素的不利影響
澳大利亞是美國的重要盟國之一，兩國之間具有長期的親密而穩定的關系，因而我國同澳大利亞的經貿合作必將受到中美關系以及美國亞太戰略的影響與沖擊。近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在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影響力快速增強，這強化了美國抑制中國的願望。TPP就是美國抑制中國的重要手段和「重返亞太」戰略的重要支撐，此外美國主導的服務貿易協定(TISA)也具有同樣的戰略目的。在這兩個協議中，澳大利亞都是重要成員國，而美國有意將中國排除在外。同時，中國的發展也使澳大利亞增強了與中國經濟合作的願望，它需要通過與中國的經濟往來實現自身的經濟發展，避免可能的孤立與利益損失。因而，其一方面參與由美國主導的TPP協議，另一方面又同中國這個非TPP協議國家簽署自貿協定，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美國不情願其重要盟國與中國加深經濟合作，所以會不斷施加負面影響和阻礙措施。中美之間的台灣問題、南海問題、人民幣問題、貿易摩擦問題等都會持續存在，具有加劇和緩和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會不斷影響中國與澳大利亞經貿關系的發展。
2.中澳貿易結構的單一性
中國與澳大利亞貨物貿易進出口結構十分單一，對兩國貿易的更大發展構成了明顯的限制。如前所述，中國從澳大利亞的進口70%以上集中在SITC2(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進一步講主要集中在鐵礦石與銅礦砂上。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鐵礦石的總量巨大，對於兩國經濟發展都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一旦鐵礦石進口出現問題必將對兩國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負面沖擊。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出口主要集中在SITC6(按原料分類的製成品)、SITC7(機械及運輸設備) 與SITC8(雜項製品)，其中SITC7(機械及運輸設備)佔中國對澳大利亞出口比重高達40%。在SITC7產品方面，我國對澳大利亞出口的競爭主要來自美國和日本，尤其是美國在次貸危機後實施的製造業振興計劃對我國向澳大利亞出口SITC7(機械及運輸設備)形成了一定的並可能是長期的沖擊。同時，在SITC6(按原料分類的製成品)與SITC8(雜項製品)方面，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釋放和人力成本不斷上升，來自東南亞、南亞的製成品及雜項製品對我國同類產品的競爭壓力逐步加大，而東南亞國家與澳大利亞政府實施的進口多元化政策也將對中國向澳大利亞出口SITC6與SITC8造成壓力。
3.中澳服務貿易水平差距明顯
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和科技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整體提高，服務貿易在整個貿易中進而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當今世界經濟已經步入了服務經濟的時代，服務貿易佔世界貿易的比重約為1/5，已經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強勁、平衡、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同時成為很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點和重要支撐。很顯然，兩國之間的服務貿易能否快速健康地發展並達到一定的高度，關鍵因素是兩國之間的服務貿易水平是否相當。如果服務貿易水平存在明顯差距，就會使貿易主要在產業間進行，限制產業內貿易的產生與發展，進而限制服務貿易總量的擴大並因為貿易差額擴大而產生摩擦。而從實際來看，在服務貿易方面，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作為發達國家的澳大利亞存在明顯的差距。2014年服務業躍升為澳大利亞最大出口產業，而中國服務進出口總額占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僅為12.3%，中國在金融、保險、教育、培訓、醫療等服務行業方面都與澳大利亞存在較大差距。目前，盡管澳大利亞在中澳自由貿易協定中以負面清單方式向中國做出了服務貿易承諾，但是中國與澳大利亞服務業水平的差距限制了中國對澳大利亞服務出口的快速增加。
4.雙邊投資發展失衡
國際投資對國際貿易具有極大的推動作用，如果雙邊投資發展滯後或者失衡，勢必影響貿易的良性發展。目前來看，中國與澳大利亞之間的國際投資存在著明顯的失衡現象，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雙邊投資金額存在較大差異，即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投資金額遠遠大於澳大利亞對中國的投資金額;二是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投資產業結構過於單一，主要集中在礦業和房地產業。具體來看，2013年澳大利亞對中國的投資額是32967萬美元，僅佔世界對中國投資總額(11758260萬美元)的0.28%，遠遠低於同期日本和美國對中國的投資額(分別為705817萬和281987萬美元);同時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投資額為345798萬美元，佔中國對世界投資總額(10784371萬美元)的3.21%，略低於中國對美國投資額(387343萬美元)，並高於中國對日本的投資額(281987萬美元)。在中國對澳大利亞投資方面，2014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澳大利亞外資第一來源國，而中國投資的44.67%流向了房地產行業。與此同時，礦業仍是中國在澳大利亞投資的首位產業。
(一)以「一帶一路」戰略為契機加深雙方經濟聯系
應對外部負面影響(如美國干擾)的最好策略是加深雙方的經濟聯系、增強政治互信和經濟依賴。「一帶一路」戰略為加深中國與澳大利亞的經濟聯系提供了最好的契機。在「一帶一路」建設的背景下，中國政府一定要積極推動與澳大利亞政府的合作，並與之一起消除經貿合作障礙、提高經貿合作效率。一方面，雙方政府要切實簡化通關手續、縮短通關時間，促進中澳之間貨物與人員流動的效率。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和企業要積極參與澳大利亞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推動兩國在港口、鐵路與航空之間的互聯互通，構建「海陸空」三位一體的運輸網路，提高兩國之間的貨物與人員運輸速度。具體來講，在海運方面，中國應當增加通向澳大利亞的航線，提高兩國之間的貨物吞吐量;在道路運輸方面，根據自貿協定負面清單規定，澳大利亞將對中國道路運輸服務提供商開放除計程車和公共交通外的國內運輸服務市場，中國政府應當鼓勵中國企業積極介入，並適時推進我國的高鐵進入澳大利亞;在航空運輸方面，澳大利亞將對中國空運服務提供者開放國內出航權業務外的空運服務市場，澳大利亞國際航空公司也允許外資持股，中國政府都應當積極推動企業參與。
(二)以農業貿易合作為突破口拓展中澳貿易領域
當前，中澳貿易結構單一，已經限制了中澳貿易總量的擴大。因此，中澳兩國政府必須加強合作，針對不斷出現的新需求，拓展貿易合作的新領域。從兩國資源稟賦來看，中國與澳大利亞在農產品貿易方面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但是限於以往的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兩國的農產品貿易並未得到有效的發展。所以，中澳兩國政府可以將加強農產品貿易作為拓展中澳貿易領域的突破口，切實推進農產品貿易合作。中澳兩國都是農業大國，兩國農業合作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的小麥貿易，雙方1984年簽署了農業合作協定並建立了部長級農業聯委會機制，為以後的農業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澳大利亞政府一直積極鼓勵農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同時多次表達歡迎中國農業企業投資的意願。就當前中澳的貿易結構來看，澳大利亞向中國出口的農產品所佔份額僅有10%，中國向澳大利亞出口的農產品所佔份額不足3%。從此次簽署的中澳自貿協定關稅減免來看，農產品貿易方面的減免占據了很大的份額，自貿協定生效時澳大利亞對中國實施零關稅的農產品稅目和貿易額佔比均達到約99%，這無疑會給我國農產品出口企業更多的出口機會。農產品貿易的擴大必將帶動許多工業產品貿易的擴大，這也在客觀上拓展了中國與澳大利亞的貿易領域。
(三)依託負面清單模式加強中澳之間的服務貿易合作
隨著中澳自貿協定的簽署，澳大利亞成為世界上首個對我國以負面清單模式做出服務貿易承諾的國家，其將大大促進我國與澳大利亞之間服務貿易規模的擴大與結構的優化。相對於中澳貨物貿易來說，中澳服務貿易規模較小，與貨物貿易的地位極不相稱，因而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並且在利好政策下構成了未來中澳貿易增長的重要方向。根據澳方列示的負面清單可以發現，澳大利亞對中國服務提供商所作出的限制並不是很多，開放力度較大。根據負面清單，澳方在專業服務、電信服務、分銷服務、金融服務與運輸服務方面僅做出了適當限制。例如，在電信服務領域，負面清單規定中國企業可以在澳大利亞設立獨資電信公司，沒有地域和業務范圍限制，中資企業還可以入股澳大利亞電信公司(Telstra)，但所有外資持股比例最多不得超過35%。從電信服務來看，澳大利亞幾乎放開了對中國企業的限制，開放程度較高。此外，澳大利亞對建築、環境和旅遊服務等部門基本沒有限制，這意味著上述領域將向中國服務提供者完全開放，這使得中澳雙方在服務貿易方面有了更多的合作機會。中國則通過「正面清單」的模式考慮了澳方在銀行、證券、電信、法律、教育和建築等部門的重點訴求，相較於澳方開放程度相對較小。在未來我國還應通過「負面清單」積極同澳方開展相關談判，進一步開放我國服務貿易市場，促進雙方服務貿易發展。
(四)以優化結構為重點促進中澳雙邊國際投資
為了推動和擴大中澳雙邊國際貿易，中澳兩國政府必須重視和推動雙邊國際投資，尤其是製造業投資。中澳自貿協定進一步開放了中澳雙方互相投資的領域，相應的投資門檻不斷放寬，投資限制不斷減少，為雙方的投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中澳雙方政府應該高度重視兩國之間國際投資的失衡現象，以優化結構為重點促進中國與澳大利亞的雙邊國際投資。首先，中國政府應該通過積極宣傳投資政策，鼓勵澳大利亞公司到中國投資，尤其是通過微觀政策的激勵以及地方優惠措施引導澳大利亞公司投資到中國的農業、環保等較為薄弱的領域。其次，中國政府應該通過融資、保險等優惠政策，鼓勵中國公司投資到澳大利亞礦產、房地產等之外的產業，改變投資結構嚴重失衡的現象。同時，中澳雙方政府要積極推進和監督中澳自貿協定中各自承諾的實施，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建立平等互利的交流機制，及時協調和解決雙邊投資中出現的爭端，落實先行磋商制度、公共福利政策措施排除仲裁製度、建立仲裁員名單制度以及合並仲裁製度等四種國家爭端解決制度的實施。最後，雙方政府在中澳自貿區建設中，應不斷提高中澳之間的投資自由化水平，彼此給予對方更具開放導向和透明度的投資環境，推動中澳雙邊投資規模的擴大與結構的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