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巴西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是什麼
1999年的金融危機後，巴西貨幣雷亞爾被允許自由浮動。自那時起，雷亞爾貶值以及世界市場條件的改善，使巴西的出口貿易獲得了顯著的增長，並於2001年實現貿易順差。雷亞爾實行浮動匯率後，匯率波動的風險增加，私人部門舉借外債的積極性受到打擊，巴西外債不斷增長的趨勢受到了遏制。
2003年1月，盧拉總統上台後，實施財政緊縮和減支增收政策，全力抑制通貨膨脹、穩定匯率。巴西今年以來美元儲備飛速增加。此間金融專家認為，其原因是巴西通過發行債券購買美元，擴大外貿出口和貿易順差增加以及外國資本大量湧入等。巴西中央銀行7月16日公布的數據稱，巴西目前的外匯儲備已達到506.92億美元，超過了新加坡和中國香港，躍居全球外匯儲備排行榜的第七位，遠遠高於拉美其他國家。
宏觀經濟數字喜人，股市也隨之升溫。2007年初開始，聖保羅博維斯塔股票交易中心股指幾乎每日創新高。2007年年初至今，該指數累計增長了30.7%。金融界人士分析，股市大幅上漲表明了投資者對巴西經濟發展的信心。
已經步入快車道的巴西經濟，發展前景非常樂觀。巴西地大物博，是農業和資源大國，鐵礦石等礦產資源儲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大豆等農產品產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前列，這些資源和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供不應求，價格不斷攀升，使巴西的貿易順差加大。此外，乙醇等生物能源的開發、利用和出口，改變了巴西依賴進口能源的局面；巴西是拉美大國，有1.8億人口，是發展中國家中最有發展前途的消費品市場之一。可以說，巴西的經濟發展具有很強的可持續性。
詳情見：http://www.bokee.net/newcirclemole/article_viewEntry.do?id=940719&circleId=101982
B. 巴西的外債現在都還清了嗎
沒有，現在大概還有不到2000億的外債，不過只佔巴西GDP的15%，已經構不成太大的威脅了
C. 巴西經濟，文化，法律，人口吸煙數。環保意識，風俗習慣
一、經濟概況
巴西擁有拉美最為完善的產業體系，經濟實力居拉美首位。歷史上巴曾經一度是單一農業經濟國家，蔗糖、咖啡等為其主要經濟作物。20世紀初，巴西開始工業化進程。從五十年代起，巴西推行「進口替代」經濟模式，並依靠大量舉借外債獲得了經濟騰飛，其中1967－1974年經濟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0.1％，創造了「巴西奇跡」，並初步建立起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其後近30年的時間里，巴一直為外債和通貨膨脹所困擾，經濟發展陷於停頓。1994年7月巴西推出「雷亞爾計劃」，以聯系匯率制為核心，成功地控制了長期困擾巴經濟發展的惡性通膨問題，使巴經濟在1994年至1997年出現了一個穩定增長的時期。但巴政府依賴舉債來維持雷亞爾匯率穩定，財政和經常性項目雙赤字問題日益嚴重，對外資依賴急劇加深。1999年,在經歷了多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經濟蕭條後，巴被迫於1999年初宣布採取浮動匯率制，轉而執行以控制通膨為核心的經濟政策。造成當年雷亞爾兌美元大幅貶值。國內通膨率短期內急劇上升。由於巴政府執行了正確的經濟政策，和嚴厲的財政調整措施，增收節支，巴經濟迅速走上恢復之路，2000年經濟增長達4.46％，通膨也基本得到了控制。2001年受全球經濟不景氣、阿根廷經濟危機和國內電力危機影響，巴經濟增幅僅為1.51％。
二、主要經濟指標
2000年巴西主要經濟指標如下：
國內生產總值：10890億雷亞爾（約合5958.5億美元）
增長率：4.46％
工業、農業、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比例分別為：33.1％、9.1％、57.8％，分別比上年增長4.79％，2.90%，3.61％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6560雷亞爾（約合3587美元）
增長率：3.1％
貨幣名稱：雷亞爾匯率（2002年8月20日）：1美元=3.10雷亞爾
通膨率：5.97％年
平均失業率：7.1％
三、農牧業
（一）農業
20世紀90年代初巴實行對外開放以來，由於獲得了國外低息貸款和先進生產技術，農業產量出現了大幅增長。目前，巴西是世界農業生產和出口大國，除小麥等少數作物外，主要農產品均能實現自給並大量出口。咖啡、甘蔗、柑橘產量居世界第一，大豆產量世界第二，玉米產量世界第三。2000年巴全國穀物產量為8590萬噸，比上年增長4.29％。當年主要農產品產量如下：皮棉： 118.74萬噸葵花籽：9.74萬噸
花生： 17.16萬噸蓖麻籽：10.74萬噸
大米：1142.31萬噸玉米：3164.05萬噸
燕麥： 19.41萬噸大豆：3234.46萬噸
大麥： 36.90萬噸高粱：78.14萬噸
雜豆： 307.80萬噸小麥：162.17萬噸
（二）畜牧業
近年來，由於巴政府積極開發和推廣使用新技術，巴畜牧業發展較快。根據巴西地理統計局1997年全國普查的數字，巴全國畜群總數（牛、羊、豬）2.13億頭、禽類總數7.60億頭。預計2001年巴肉類出口總額將達到10億美元，為世界主要肉類出口國之一。
2000年8月，巴南部地區爆發口蹄疫，對巴肉類出口造成重大損失。8至10月，巴南部各州共屠宰帶病牲畜11000餘頭，直接經濟損失750萬雷亞爾。巴政府在根除口蹄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目前，巴中西、東南部地區的大部分牧區已宣布成為無口蹄疫區。
四、工業
巴工業實力和工藝均居拉美首位，主要工業部門有：鋼鐵、汽車、造船、石油、水泥、化工、冶金、電力、飛機製造、建築、紡織、製鞋、造紙、食品等。主要工業品產量：
產品產量單位1999年產量2000年產量
水泥（萬噸）4027.03955.9
化肥（萬噸）742.6786.0
粗鋼（萬噸）2499.62786.5
鋁（萬噸）125.0127.7
紙漿（萬噸）720.4744.7
紙張（萬噸）688.9711.6
汽車（萬輛）134.4167.1
1994年巴實行雷亞爾計劃以來，由於本幣定值過高，巴民族工業受到進口產品的沖擊，工業發展速度放緩。1999年雷亞爾貶值後，工業出現了恢復性發展，飛機製造業異軍突起，巴西飛機製造公司一躍成為世界第四大飛機製造公司和巴第一大出口企業。
2001年6月起，巴出現電力危機，政府強迫企業減少用電20％，限制了工業生產的進一步擴大。
五、自然資源
已探明鐵礦砂儲量650億噸，為世界之最，產量和出口量也均為世界第一。鐵礦砂品位較高，多數含鐵60％以上，且為露天礦。鈾礦、鋁礬土和錳礦儲量均居世界第三。鈮礦探明儲量已達455.9萬噸，按當前全球消費量，足夠供應全球市場800年。此外，巴鉻、鎳、金、石棉等礦產均儲量豐富。煤礦儲量230噸，但均為低品位礦。石油儲量已探明54億桶，油頁岩相當於15億桶儲量，天然氣2330億立方米。森林面積442萬平方公里，全國森林覆蓋率52％。木材儲量658億立方米。水力資源豐富，水電佔全國發電總量的92％。
六、服務業
2000年巴服務業產值在巴國內生產總值中佔比例達到57.8％，對巴經濟發展舉足輕重。服務業部門主要包括銀行金融業、電訊產業、不動產、旅遊、保險、廣告、傳媒等。〔旅遊業〕巴西是世界10大旅遊創匯國之一。赴巴遊客多來自拉美、歐洲、美國。1998年來巴外國遊客達480萬人次，收入約319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5％。目前巴擁有18000家星級飯店，提供30多萬間客房，旅遊業提供直接、間接就業機會580萬個。里約、聖保羅、巴西利亞、亞馬孫叢林、伊瓜蘇大瀑布、大沼澤地等是巴主要旅遊景點。此外，一年一度的狂歡節彩車遊行構成了巴獨特的人文旅遊景點。
1999年雷亞爾貶值以後，巴公民出境旅遊明顯下降，但政府積極推動公民國內旅遊，加上從鄰國來巴旅遊的人數增加，巴旅遊業獲得了進一步發展。巴政府下設旅遊與體育部和巴西國家旅遊公司，負責規劃和管理全國各大旅行社、導游、旅館及旅遊景點等。
七、交通電信
〔公路〕據巴西交通部1999年調查，巴全國公路總長165.8萬公里，其中柏油路面長16.42萬公里。由於歷史原因，公路運輸是巴交通運輸主力，分別佔全國客貨運量的96.3％和63.1％。
〔鐵路〕鐵路總長29700公里，電氣化率7.1％，部分路段已廢棄，全國35％的鐵路使用已超過60年。近年來，鐵路在全國運輸中的比例稍有增加。
〔水運〕全國主要港口44個，主要港口有：桑多斯、維多利亞、里約、帕拉那瓜和聖路易斯等。此外，為便利農產品運輸，降低出口成本，並帶動東北部經濟發展，巴正在東北部新建一批可停靠萬噸以上船舶的深水港口。巴年均內河貨運總量1700萬噸左右，主要是將內地農產品輸往沿海各港口。
〔空運〕巴全國共有9家航空公司，登記各類飛行器10250架，其中大、中型客機近200架。全國通航城市150個，公用民航機場710個，其中大型機場（可降波音747等大型客機）29個，年客運量2000多萬人次。聖保羅和里約國際機場為巴主要航空出入境口岸，同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均有航班相連。里約格朗德航空公司（VARIG）年營業收入5.5億雷亞爾，同其下屬的南大河（RIO SUL）、東北（NORDESTE）航空公司一起構成了巴最大的航空集團。〔電信〕巴於1997年開始開放電信市場，採取競標形式拍賣電話經營權，打破巴西電話公司的市場壟斷。目前巴電信業發展迅速，已成為巴吸收外資最多的產業之一，每年以亞馬孫免稅工業區為基地向美洲地區出口大量行動電話等通信產品。截止2001年底，巴共有固定電話4770萬門，行動電話28.7萬門。
八、財政金融
〔公共財政〕巴公共財政近年來連續出現赤字。1999年以後，巴政府厲行量力而出的財政改革，政府初級財政盈餘連年增加。但由於債務負擔沉重，帳面財政赤字仍未得到改觀。2001年巴西公共財政完成情況如下：
聯邦財政總收入2059.3億雷亞爾，初級財政盈餘436.55億雷亞爾，占同期國內生產總值（PIB）的3.75％；償還各類債務及利息864.45億雷亞爾，占同期PIB的7.30％；帳面財政赤字為427.89億雷亞爾，占同期PIB的3.54％。
〔債務〕巴1994年開始雷亞爾計劃以來，政府一直以高利率吸引投資來彌補公共財政和經常項目的雙赤字，並保持雷亞爾匯率的穩定。這一政策造成巴公共債務的膨脹。至2001年底，巴公共債務總額已達6609億雷亞爾，是1994年雷亞爾計劃初期591億美元債務的11倍。扣除通膨因素，債務增長達355％。2001年底巴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達53.3％，當年債務還本付息864.45億雷亞爾，占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7.30％。
〔銀行〕巴西財政部下設中央銀行，負責對全國金融事務的管理。央行擔負「最終貸款人」的角色，不從事商業運作。
主要國有政策性銀行有：巴西銀行、聯邦儲蓄銀行、國民經濟社會發展銀行等。沒有專門的進出口銀行。巴主要銀行資產排名情況如下：
排名銀行資產（億雷亞爾）
1,巴西銀行（BANCO DO BRASIL)1572.2
2,布拉德斯科銀行（BRADESCO）1163.9
3,伊塔烏銀行（ITAU）1022.4
4,聯邦儲蓄銀行（CAIXA ECONOMICA FEDERAL）993.7
5,桑坦德銀行（SANTANDER）637.0
6,聯合銀行（UNIBANCO)580.7
7,阿姆羅銀行(ABN－AMRO BANK）332.4
8,波士頓銀行（BANK BOSTON）321.4
9,匯豐銀行（HSBC)275.8
10花旗銀行（CITIBANK)275.3
九、國際收支
由於60年代後期巴西政府舉借大量外債以發展經濟，外債額逐年增加2000年底，巴外債總額已達2169億美元。90年代以來，巴歷屆政府均奉行市場開放政策，加上巴幣雷亞爾幣值多年被高估，1994年以來巴對外貿易連續出現逆差，導致經常項目赤字逐年增加。目前，外貿形勢隨雷亞爾貶值略有起色，但仍依賴外國直接投資和對外融資來彌補經常項目赤字。1999年至2001年巴國際收支情況如下：（單位：億美元）
年度199920002001
國際貿易節余-12.84-7.326.42
服務項目節余–69.77–75.14－77.49
外國直接投資268.88304.98248.94
經常項目節余-254.20-246.69-232.17
國際收支節余-78.22-22.6233.07
〔對外貿易〕巴20世紀中葉開始實施進口替代發展模式，以高關稅減少進口，扶植本國工業發展。90年代以來，巴歷屆政府均實行市場開放的對外貿易政策。盡管如此，巴外貿仍未出現起色，並在1994－2000年間連續出現逆差。
2001年，巴外貿形勢出現好轉。全年出口582.23億美元，進口555.81億美元，貿易盈餘26.4億美元。
2001年巴主要進出口市場及其在巴進出口總額中所佔比例如下：
國家（地區）在巴進口總額中比例在巴出口總額中比例
歐盟27.7％23.3％
美國23.2％28.4％
南共市12.5％8.1％
亞洲14.9％11.7％
〔外國投資〕
巴實行市場開放政策來，特別是90年代以來，每年均有大量外資流入，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數額在發展中國家中排第二位，僅次於中國。外商對巴投資多集中在服務行業，外資進入的主要領域是金融、保險、電信業。
1996-1998年對巴主要投資國情況：（單位：億美元）
199619971998
國家數額比例*數額比例數額比例
美國19.7525.77%43.8228.62%46.9220.16%
西班牙5.877.65%5.463.56%51.2022.00%
葡萄牙2.032.64%6.814.45%17.557.54%
荷蘭5.276.87%14.88 9.72%33.6514.46%
法國9.7012.65%12.358.07%18.057.76%
*占當年巴吸收外資總額的比例1996－1998年巴各產業部門吸收外資情況（單位：億美元）199619971998
產業部門投資額比例投資額比例投資額比例
農、牧及采礦業1.11.44%4.5612.98%1.4240.61%
工業17.422.70%20.36413.30%27.66411.89%
服務業58.14975.86%128.18683.72%20.36287.50%
*占當年巴吸收外資總額的比例
足球是巴西人文化生活的主流。對巴西人來說，足球是運動更是文化。每當有重大國內國際比賽進行時，巴西人常常舉家前往觀戰，有時甚至是萬人空巷。巴西幾乎人人都是球迷，「不懂足球的人是當不上巴西總統的，也得不到高支持率」。這的確不假，1995年卡多佐總統上台，最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任命球王貝利出任體育部長。2002年韓日世界盃前，巴西總統大選進入白熱化階段，幾位總統候選人無不把參觀國家隊集訓作為爭取選票的重要手段。難怪巴西人常常半開玩笑地說:「我們不在乎一個政府執政是否糟糕，只要它能幫我們贏得世界盃。」四年一屆的總統選舉似乎也正好和世界盃的間隔一樣。
巴西人還認為，巴西足球文化理所當然位列世界文化遺產之林。巴西人把足球稱為「大眾運動」，無論是在海灘上，還是在城市的街頭巷尾，都有人踢球。即使是在貧民窟，窮人家的孩子也光著腳把襪子塞滿紙當球踢。巴西許多名揚天下的球員都是從這里開始足球生涯的。巴西足球人才輩出，優秀球員源源不斷，這得益於其發現和培養人才的體制。巴西足球學校遍布全國各地，重點培養12歲左右的孩子。巴西各俱樂部均雇有一批經驗豐富、嗅覺敏銳的球探，常年在各足球學校和比賽場地活動，發現了優秀人才後及時向俱樂部匯報。俱樂部經過體檢、測試和實地觀察，最後合格者將被選用。這些有效手段，使巴西球員在場上充分發揮個性，在場上隨心所欲地即興發揮，他們將足球的沖動與人的本能沖動、個性發揮、強烈的進取心和自我表現的慾望通過浪漫主義的藝術特徵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創造了一種神奇的足球文化。桑巴舞是巴西的民族舞蹈，是在葡萄牙和印第安音樂成分中加入了黑人音樂和舞蹈的內容，它以粗獷的動作、熱烈奔放的旋律發泄本能的沖動，表達了人們嚮往自由、浪漫生活的渴望。桑巴舞所具有的浪漫色彩和個性特徵在足球運動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因此人們稱巴西足球為「桑巴足球」。
巴西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處於世界中等，這決定了球員收入不可能向歐洲看齊。現巴西國內在甲級隊踢球的球員平均工資每月約3000雷亞爾(約合1000美元)。球員的工資相互之間差距較大，剛起步的球員月工資只有1000雷亞爾，而大牌球星的月工資約3萬雷亞爾，相差達到30倍。巴西球隊實行走訓制，球員大多都能自覺遵守紀律，按時作息，形成良好的氛圍。
巴西有1.7億人口，其中白人佔51%，黑白混血種人佔40%，黑種人佔6%，印第安人(黃色人種)不到1%，還有一部分亞洲人種(中國、日本人等)和各類混血人種，世界幾大人種都齊聚在巴西，所以巴西也被稱為「世界人種博物館」，這就使得巴西足球也身兼三大人種之長處，強壯、柔韌、敏捷、敏銳等各類球員應有盡有，這也應該是巴西獨步足壇的原因之一。
D. 巴西為什麼欠外債最多的國家
巴西欠債達一千億美元，因為它搞不出高附加值的東西。欠賬怎麼辦？發達國家告訴它，把你的資源賣給我，我把我的鋼鐵工業、汽車底盤放到你那裡來生產。這樣好了，可以還賬，但資源則是不可逆轉的破壞，亞馬迅叢林被砍伐，留下了一個爛攤子交給了自己的國民，他們將世代與貧困相伴。
E. 論述：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
世界范圍內的話，簡單的說,就是經濟結構單一,人才資金匱乏,處於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的弱勢地位
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困境
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
為鞏固政治獨立，二戰後相繼獨立的亞非拉國家，都把發展民族經濟，爭取實現工業化的任務放在首位。然而，由於西方發達國家頑固地維持舊的國際經濟關系，並利用其掌握的技術和經濟優勢，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剝削和控制，從而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時至今日仍居於從屬地位。這種依附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生產領域，殖民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國際分工格局沒有從根本上打破。西方發達國家壟斷了工業製成品的生產，發展中國家仍然是原宗主國的原料供應地。直到80年代初期，以生產原料和初級產品為主的發展中國家仍然很多，其中30多個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90％以上。這就使發展中國家在資金、技術、工業製成品和消費品等方面嚴重依賴西方發達國家。而且，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作為西方發達國家壟斷資本推行經濟霸權主義主要工具的跨國公司，在不斷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同時，把部分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使它們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屬「加工廠」和「裝配廠」。過去單一型的傳統分工，轉變為一種多層次的國際分工體系，其中西方發達國家在這一體系中處於最高層，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處於底層。
在技術領域，西方跨國公司通過對技術研究和銷售的壟斷，造成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西方國家在技術轉讓中，不僅嚴格限制向發展中國家當地公司轉讓先進技術或關鍵技術，或者設置種種不合理不平等的商業慣例條款，限制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發展，而且還常常索取高額的技術轉讓費用。據統計，在世界已注冊的約500萬項專利權中，發展中國家只佔1％。美、歐、日等發達國家控制世界技術轉讓的80％，其中美國約佔50—65％。發達國家利用科技中的壟斷地位，每年向發展中國家索取300—500億美元的購買專利權費用。
在貿易領域，西方壟斷資本極力操縱國際市場，一方面對發展中國家規定種種歧視性的貿易壁壘。目前，各種名目繁多的非關稅壁壘措施已達1000多件。另一方面抬高工業品的價格，壓低原料和初級產品的價格，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嚴重的不等價剝削。1980年至1989年，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價格下跌33％，僅1989年就損失1065億美元。由於多數發展中國家目前仍然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出口對象又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這就使它們在貿易上處於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
在國際金融領域，發展中國家不僅在貨幣制度上依附於西方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國際貨幣制度中完全處於無權地位，而且，西方發達國家還通過政府貸款，國際多邊機構貸款和國際商業銀行等形式，使發展中國家在金融上處於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此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銀行還在發展中國家廣設分支機構，力圖操縱當地的社會經濟生活。
這種依賴性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量，使發展中國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貿易逆差、損失慘重。據聯合國有關資料，在雙方的貿易中，以1980年發展中國家單位出口價值（以美元計價）為基數，1988年下降為83，而1988年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額為6791億美元。僅此一項，發展中國家的損失就達1150多億美元。從進口看，以1980年為基數，1988年發展中國家的進口單位價值指數卻上升為106.2，而當年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額為6391億美元。也就是說，由於進口價格的上漲，發展中國家為此要多付出370多億美元。兩項合計，發展中國家損失了1520億美元。
外債加重，資金倒流。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材料，7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外債急劇增長。積欠的中長期外債由1972年的992億美元，增至1988年的10425億美元，再加上短期外債1972億美元，總計12397億美元，比1972年增長了11.5倍。由於70年代以來的國際金融市場利率居高不下，使發展中國家為此支付的利息負擔更加沉重。1972年的利息支付還不足25億美元，1988年就增至833億美元，增加了32倍多。並且從1983年起，發展中國家出現向西方發達國家嚴重的「資本外逃」。從1983年至1987年中等收入國家倒流資金930億美元，而1988年1年更高達500億美元。僅拉美國家1973至1985年間就累計達1510億美元，占同期外債增加額的40％以上。出現了「從貧者身上抽血」的反常現象。
外資利潤增加。如美國公司1980至1985年在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年平均利潤率在20％左右。這些利潤，一部分用於當地的再投資，一部分匯回本國。80年代以來，匯回本國的那部分利潤早已超過這些國家新輸出的資本額。
這種國際經濟舊秩序中的依附地位所帶來的後果，嚴重地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積累規模和速度，從而使它們發展民族經濟的努力遭到嚴重挫拆，以至到90年代仍將面臨著許多方面的問題和挑戰，如區域、集團化的影響；資金流入減少，資金短缺問題難以解決；外債問題嚴重；科技差距繼續拉大；人才短缺與外流；產業結構落後；貿易條件繼續惡化；人口增長大大高於發達國家；生態環境繼續遭到嚴重破壞；南北經濟差距拉大等。
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依附地位，60、70年代以來、西方發展經濟學激進派提出了中心——外圍理淪。這種理論認為：（1）資本主義已發展成為中心（發達國家）——外圍（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體系，外圍國家對中心國傢具有依附性，它們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始終處於從屬地位；（2）聯接中心——外圍的經濟機制是不平等交換及其價值轉移。中心國家通過不平等交換攫取了外國國家的大量「剩餘」來促進本身的發展，而外國國家卻由於「剩餘」的流失而造成貧困，所以，發達與不發達都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兩者互為因果；（3）外圍國家的發展只能是不發達的發展，因為它提供原料和廉價勞動力來滿足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需要，它們在經濟結構上不可能象獨立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實行工業化。它們越發展，對中心國家的依附性就越深；（4）只有積極地反抗把它們（指外圍國家）與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連結在一起的鏈索，它們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這種理論的核心是以不平等交換產生價值轉移來論證不發達的根源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關系。這種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不平等交換論，深刻地揭露了帝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和掠奪，有助於揭示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原因和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情緒，同時，有助於推動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斗爭。
但是，這種理論看不到發展中國家戰後歷史地位的變化和發展的內部動力，過分誇大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外部因素的消極作用，忽視了生產領域，只是集中在交換領域，把不發達歸咎於不平等交換。這種理論未能對全世界的資本積累進行動態的、辨證的分析。把目前南北經濟關系的基本態勢看作是「外圍」完全依附於「中心」而不存在相互依存；這種理論在應用方面也比較薄弱，比較簡單化。很少提出關於經濟發展的一整套設想，而往往陷於一種簡單的邏輯之中：要麼切斷與發達國家的經濟聯系，閉關自守；要麼只能處於依附地位。實際上，中心——外圍理論是主張切斷與發達國家的聯系的。這都是不切實際的。因此，這種理論缺陷的實質，就是抹殺了殖民地經濟和獲得獨立後的民族經濟之間的區別，抹殺了官僚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的區別，對目前南北經濟關系的基本態勢及其性質作了錯誤的估計。
發展中國家要徹底擺脫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必須打破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改變世界經濟中生產、消費和貿易的格局，改變不平等不合理的國際分工，改善貿易條件，實現價格指數化；發達國家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官方援助，增加技術轉讓，要保證發展中國家對自己自然資源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權，能對其資源的開發實行有效地控制；能根據主權原則限制和監督跨國公司的活動；要對現有的國際經濟機構的體制和規章進行必要的調整，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無權地位，使發展中國家能平等地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的決策過程。為此，必須繼續南北對話，加強南南合作。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建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發展中國家沉重的債務負擔
二戰後，特別是6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走上了利用外資發展國民經濟的道路，一度促進了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諸如巴西的「經濟奇跡」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等。然而，自1982年墨西哥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債本息為先導，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又相繼出現了償債困難的問題，尤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為首的拉美國家最為嚴重。盡管第三世界國家本身、債權國政府、國際金融組織、國際商業銀行採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但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危機一直未得到根除。進入90年代後，債務問題仍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一項沉重負擔。
造成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歷史的背景，又有現實的根源；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又有內部原因的促成。
從歷史上看，它是殖民主義所導致的直接惡果。長期的掠奪和剝削，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的畸型，經濟發展落後，使南北方的經濟差距越拉越大。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結構及其經濟運行，使得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生產、世界貿易和貨幣金融領域中都居於壟斷地位。這使得發展中國家盡管取得了民族獨立，但仍未擺脫受剝削受掠奪的地位。
從外部環境看，70年代以來國際環境對發展中國家極為不利：（一）遭到1973、1979年兩次石油提價的沖擊。由於油價上漲，需要進口石油的發展中國家的進口費用猛增，債務負擔急劇加重。1973年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經濟帳戶赤字只有110億美元，1974年這一赤字升到376億美元，1975年達460億美元。僅油價上漲引起的超額支出在1973年到1982年間就增加了2600億美元，如果把支付石油進口的借款利息也計入的話，則達3350億美元；（二）世界經濟衰退，導致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條件日益惡化。西方發達國家為轉嫁1979至1982年的大危機，在加強對外傾銷的同時，採取了不同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世界銀行認為，如果西方貿易保護主義導致拉美出口收入減少10％，那麼該地區為此付出的代價將相當於它全部債務的年實際利息。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產品價格，特別是低收入國家主要出口的原料、初級產品價格大幅下跌，造成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收入增長減慢，償債能力下降，1985年，初級產品價格已降到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水平。自1932年以來，拉美出口商品貿易比價累計下降20％，1986年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出口收入平均每年減少數十億美元。1986年，16個重債國的外貿順差總額至少減少了一半以上，從290億美元降至130億美元；（三）國際金融市場利率的上升。發展中國家的借款主要是國際商業銀行提供的。1979年以後，為克服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實行了緊縮貨幣政策，致使金融市場利率提高。如美國的利率從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導致了債務國的債務負擔加重。僅1982年巴西因實際利率提高就多付債務利息79億美元。還由於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的主體是美元債務，高利率形成的美元匯率大幅上升，大大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據統計，從國際范圍看，利率每上開一個百分點，債務國一年就要多付40—50億美元的利率；（四）正在形成的歐洲統一大市場、北美自由貿易區、亞太經濟圈，這些集團化經濟日益表現出的排他性，不斷升級的國際貿易戰使發展中國家難以對付。同時，集團內部資金對流也減少了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使巨大的債務難以償還。
從內部因素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滯脹及經濟政策、措施失當也是引起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一）發展中國家經濟普遍處於滯脹狀態。據拉美經濟委員會的統計，1982至1987年，整個地區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1.5％。而通貨膨脹卻日益嚴重。1982年拉美通脹率47.5％，到1988年已高達223％；（二）對外債缺乏統一的管理和控制。當70年代西方銀行界大量傾銷「石油美元」等過剩資本時，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以為「良機」已到，錯誤地借入了超出自身償還能力的大量貸款，尤其是大量的國際私人商業貸款。如拉美各國70年代的外債一般只有幾十億美元，到80年代末，均已增至上千億。與此同時，債務國又沒有根據償債額、投資額、利息支付率以及它們各自的長短限期、外匯儲備情況等有關因素，對外債進行綜合考慮，制定出適合國情的、科學的外債償還戰略，從而常常顧此失彼，形成借新債還舊債，借新債還舊息的局面；（三）外債資金使用不當，引進項目經濟效益差，創匯率低。用外債支持的項目往往是規模龐大而又不切實際的長期建設項目，有的借款項目根本沒有形成任何生產能力。如巴西70年代上馬的三座核電站耗資35億美元，至今未能發電。從而使債務國中長期外債總額的平均償還期小於這些資金用於項目的收回期。另外有一部分外債被用於奢侈品的消費，如智利在1970至1978年期間，電視機的進口增加了7942％，化妝品和香水的進口增加了6500％。還有的國家外債管理人員貪污腐化，將外債資金挪作私人不動產或外國證券投資。這樣，外債沒有給國家整體帶來生產能力的增長，在世界經濟形勢突變之時，難以應付而無法如期償還債務；（四）發展中國家大量的資金外流。主要原因是對本國經濟和貨幣失去信心。對債務國來說，債務積累越多，債務危機就愈嚴重，本國資本外流就越多。本國外流資本越多，國內資金就越匱乏，因此就越需要借入外債。如此形成惡性借環。據世界銀行報告，到1983年底，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三國外流資金的累計總額分別相當於外債總額的61％、44％和77%。據估計，在過去的幾年中，拉美國家的外流資金仍相當於對外債務的一半。
基於以上分析，從本質上看，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是戰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長期推行經濟殖民主義政策所造成的。自1982年至今，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已歷時10年。其外債形勢有如下特點：（1）債務總額急劇膨脹，償債能力持續下降。1982年，債務總額是8390億美元，1989年猛增到12900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6.7％。1990年又突破1341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1992將增加到13880億美元，將比上年增長約4％。與此同時，一些國家相繼出現清償危機。自1986年以來，秘魯、巴西、象牙海岸、尚比亞、玻利維亞、哥斯大黎加、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先後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債利息；（2）債務危機涉及的范圍廣泛，資源出口型國家負擔更為沉重。1970年債務額在1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僅14個，到1985年增加到63個，年債務額在10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在1970年時根本沒有，1985年有16個，1987年達27個。到1989年底，負債超過100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僅撒哈拉以南非洲就達31個。債務問題幾乎涉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3）債務結構顯著變化，貸款條件日益惡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債務和債權的重點分別由官方債務和債權轉向私人債務和債權；二是短期債務增加。由於債務國經濟形勢惡化和政局不穩，債權國銀行對發放長期貸款越來越謹慎，條件日益苛刻，造成長期貸款減少，短期貸款增加。（4）國際債務格局呈現債務國與債權國分布集中的特徵。作為債務國一方，拉美和非洲是「重災區」。拉美國家所欠外債佔1989年發展中國家外債總額的34％，達4340億美元，非洲國家同年外債總額也高達2500億美元，約占外債總額的20％。自1982年以來，發展中國家外債的半數以上集中在17個債務負擔最為沉重的國家，它們的債務總額仍在增長，當年應償還的債務本息占出口收入的比率1988年仍為41.6％。它們的債務總額一直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半數以上。這兩項指標都超過目前國際公認的25％的警戒線。在17個重債國中，其中拉美就佔了12個。名列17個重債國之首的巴西1987年底負債額達1213億美元。債權國一方集中程度也相等高。據世界銀行統計，1985年在17個主要債務國的外債總額中，美國商業銀行的債權比重為24.5％。在對中南美10個債務國發放貸款的商業銀行中，美國的商業銀行佔40％，日本佔16％，英國佔15％。因此，就發達國家而言，捲入債務問題的是主要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這種債務與債權的高度集中，增加了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只要一兩個債務國拒付或無法支付，則美國的銀行體系首先受到打擊，然後整個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將經受動盪，可能導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持續數年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不僅影響了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經濟發展，而且還嚴重影響世界經濟，乃至政治和社會的發展。
沉重的債務負擔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惡化情況十分嚴重，成為經濟發展的嚴重桎梏。（1）債務負擔嚴重地阻礙了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發展。70年代，發展中國家借外債是為了發展生產，而80年代，本來可以用於發展生產的借款，不得不更多地用於還本付息。從1982年起，竟出現奇特的資金倒流現象，發展中國家不但不能從發達國家那裡獲得資金，自己的資金反而倒流向發達國家。1982至1987年間拉美地區資金流失額高達1456億美元。1988年拉美地區還本付息額為260億美元，而所得新貸款僅60億美元，倒流了3倍多。這種情況導致了許多債務國國內資金貧乏、生產癱瘓、金融市場動盪、貨幣大幅度貶值、通貨膨脹加劇、失業人數增加，政治動盪等一系列災難頻繁發生，造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的明顯下降。（2）債務危機嚴重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發展對外貿易，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對本國落後的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技術改造，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一條重要途徑，也是清償外債的一個主要來源。但是，由於債務負擔越來越重，許多債務國不得不把原准備進口生產設備和技術的外匯用來償付債務本息，加上生產投資的壓縮，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能力和創匯能力不斷下降。同時，主要出口創匯的初級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價格又太低，所以，使得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陷入困境；（3）債務危機嚴重地影響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調整。8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為改變落後的經濟結構，都確立了本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如引進一些先進的技術設備，發展一些新產業新項目等。但因大部分資金都用於償債，使得有些計劃被迫取消或無限期延緩。所以，債務危機不僅大大降低了發展中國家當前的經濟增長，而且還嚴重地影響著它們未來的經濟騰飛；（4）債務危機加深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削弱了自主性。沉重的債務使一些發展中國家依靠自己的力量無力走出危機，沒有發達國家的貸款，既不能償還舊債的本息，也無法發展生產，甚至不能維持生存。這不僅使發展中國家抗衡發達國家轉嫁危機能力削弱，而且，極易使發展中國家重新落入發達國家的控制與剝削之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利用控制的國際貨市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乘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困難急需資金之時，以「意向書」的形式向受援國提出種種先決條件，左右受援國的經濟政策。正如阿根廷經濟學家阿爾多·費雷爾所指出：「外債對主權和我們人民的自決權構成了嚴重威脅。」
面對嚴重的債務危機，自8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中國家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調整經濟結構及發展戰略，如降低發展速度，減少借債；擴大出口和壓縮進口，以外貿出口提高償債能力；實行緊縮性的財政及外債外匯管制制度；等。上述措施使債務國家在80年代後期的財政赤字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償債能力有所提高。但是，這些措施也產生了嚴重的負作用，導致了生產性投資衰退、對外貿易的畸形發展和國內主活水平的下降等。
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對西方發達國家也產生了嚴重影響，它不僅威脅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而且影響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使西方國家喪失了很大部分的商品市場。因此，為防止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沖擊國際金融市場和維護在第三世界的經濟和戰略利益，西方發達國家和一些國際金融機構先後採取和實施了一系列所謂「救援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政策。相繼拋出了「宮澤計劃」、「密特朗計劃」、「貝克計劃」，但皆以失敗而告終。1989年3月，美國財政部長布雷迪公布了「布雷迪計劃」，其中心內容是：鼓勵商業銀行取消債務國部分債務；要求國際金融機構繼續向債務國提供新貸款，以促進債務國經濟發展；提高還債能力。同以往方案相比，「布雷迪計劃」把解決外債的重點放在債務本息的減免上，而不是放在借新債還舊債的方式上。這一計劃改變了美國過去堅持逼債的僵硬立場，意味著美國的債務政策出現了一個重大轉折，嚴峻的現實迫使美國政府開始承認減免債務是解決債務問題必由之路。盡管這一計劃有可能導致民間銀行削減貸款，而且究竟能在何種程度上實現尚屬疑問，但比過去向前走了一步，給緩解債務危機提供了一個突破口。但也應該看到，美國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目前，減兔發展中國家債務的措施，主要是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1）債務資本化。外國債權銀行將自己帳面債務形式折價出售，債券購買者買下債權後，通過當地銀行貼現轉換成債務國的貨幣再進行投資。對於債權者的有利之處是：找到了按票面價值運用其貸款的辦法。對債務者的有利之處是：順利清償了部分債務，減少了債務負擔。據統計，1988年上半年發展中國家資本化了的債務就達88億美元。但是，債務資本化有兩個不可忽視的負效應：一是加劇了債務國的通貨膨脹；二是加強了外國投資者對債務國經濟的控制。（2）現金回購，一國按一定折扣以現金購回它的債務。其中最著名的是玻利維亞的債務回購計劃。玻利維亞於1988年3月按89％的平均折扣率（即按面值的11％）購回它的商業銀行債務的40％（合3．35億美元），1989年初又作出人類似安排。目前，由於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嚴重不足，這種方式不可能廣泛適用。（3）減少債務償還額。無條件地取消發展中國家所欠的債務基金，並降低利率。這種做法目前已越來越多地被債權國所採用。
作為第三世界國家本身，要擺脫外債的沉重負擔，必須抓住有利時機，採取具體措施來扭轉被動局面，應力圖做到：（1）繼續調整改革國內經濟結構，大力推行出口促進戰略，通過擴大出口來克服債務危機，進而把出口的盈餘用於經濟發展；謀求外資來源多樣化，保持經濟發展與償債能力呈正比關系；從制度和政策上努力創造條件提高外資使用效率，促進國內儲蓄的提高；（2）發展南南合作。發展中國家聯合起來，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領域增強與發達國家的談判力量，改善國際貿易條件，改善借債與還債的條件；（3）開展南北對話，積極推進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在這一過程中，組建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跨國公司，組建自己的區域性金融機構，通過南南合作促進債務問題的解決。
進入9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有所緩解如1991年拉國家的外債比上年減少2.1％。但也應該看到，長期形成的全球性債務問題要在短期內得到徹底解決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債務問題仍將是發展中國家的沉重負擔。然而只要發展中國家協調一致，從國內和國際兩方面同時努力，擺脫債務困境仍是充滿希望的。
F. 巴西為什麼有那麼多外債
由於美國政治體系關系；人民福利；軍費開支；每屆總統上任要減稅等大額開支，花費大於稅收，因此要依靠借錢來維持。年復一年的借，國債邊越來越多。同時因為美國是全球最大金融體系，人們信任美國，因此美國在背負巨額外債的同時，依然能夠借的錢。
G. 有誰知道巴西經濟危機
首先你在足球區里問,我要說一句,巴西足球不受阿根廷的影響.
巴西以及其他拉美國家的經濟危機主要的受到阿根廷的影響.
自去年阿根廷發生嚴重經濟危機以來，一些世界金融機構和主要西方國家一直認為，阿經濟危機是個「孤立的現象」，「不會波及」拉美整個地區。但近半年來的事實證明，阿經濟危機猶如麥哲倫海峽的凶濤惡浪，正在向拉美其他國家蔓延。
烏拉圭已成為阿經濟危機的第一個受害者。盡管烏拉圭政府今年3月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約7．43億美元的緊急資助，但烏銀行系統流失的個人外幣存款已遠遠超過這一數額，央行的外匯儲備也大幅下降。為此，兩個月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得不再次向烏拉圭提供15億美元的援助，旨在避免出現類似阿根廷的情況。然而，上述援助還不奏效。上周，烏政府被迫宣布比索實行自由浮動。世界銀行認為，這是阿經濟危機「感染」的結果。
智利作為阿根廷的另一個近鄰也受到影響。智利比索的幣值已跌到近8個月來的最低點。該國財政的正常運作受到影響。
中美洲國家巴拿馬也不能逃脫阿經濟危機的影響。據巴拿馬銀行中心總署的報告，從去年底至今，主要服務對象為拉美國家的這一機構資產總額下降了20億美元。其中一半的損失和阿經濟危機有關。
巴西作為拉美經濟大國也難以倖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於去年9月向巴西提供了約162億美元的援助。但拉美經濟、政治和社會的不穩定以及巴西的巨額外債使外國投資者望而卻步。巴西政府不得不寅吃卯糧，用長期國債來填補財政虧空。這使巴西的金融形勢面臨新的嚴峻考驗。巴西政府正在努力穩定本國金融體系，以避免雷亞爾大幅貶值。
巴拉圭、厄瓜多、秘魯和委內瑞拉等國也先後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出「求援」請求，以便用更多的外來資金穩定它們的金融體系。
拉美經委會最新的統計顯示，受阿經濟危機的影響，進入拉美的外國直接投資已從1999年的1050億美元降至2001年的800億美元。預計今年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只有560億美元。拉美經委會認為，急需外來資金以平息國內金融動盪的現象已成為拉美地區「整體性」的問題。
根據目前拉美經濟的總體形勢，拉美經委會於上周再次下調今年拉美經濟增長率的預期，既從1％調降到0．5％或零。拉美經委會執行秘書何塞·奧坎波最近強調，拉美的經濟復甦因「阿根廷效應」明顯地推遲了。企圖隔離阿經濟危機的計劃只是一種「幻想」。阿根廷的問題一天不解決，拉美地區的經濟形勢也將難以改善。
鑒於上述情況，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總統定於7月3日在阿根廷首都舉行「特別高峰會議」，共同研究拉美今後的經濟走勢和對策。分析家們認為，拉美「三巨頭」將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發出這樣的信息：同舟共濟才能獲救。
資料：http://www.jrj.com.cn/NewsRead/Detail.asp?NewsID=775416
H. 巴西利用什麼貨幣政策在90年代
90年代巴西政府對資本流動實施了多種管制政策,重點圍繞固定收益證券投資
管制政策出台的背景20世紀90年代初,巴西政府採取的各種反通貨膨脹措施均未取得理想效果,政府持續的融資需求又進一步增加了人們對通脹的預期,這使國內利率處於非常高的水平。由於當時的國際利率呈下降趨勢,並遠遠低於巴西國內利率,因此,利差成為外資流入的決定因
1987年以後,巴西頒布了第1289號決議以及3個附件。這些法規給予外國投資者免於繳納資本利得稅的優惠。1991年5月政府又頒布了附件四,內容涉及機構投資者的證券投資。這一附件極受投資者的歡迎,因為它提供了許多沒有附帶條件的投資渠道。外國機構投資者(如養老金、金融機構的證券部門、保險公司和外國投資基金)在巴西股票和衍生金融市場投資時廣泛使用這些渠道。1992年,巴西取消了對匯往國外的利潤和紅利徵收的額外所得稅。另外,投資選擇進一步增加,外國投資者可以投資於衍生金融市場,公司可以在境外發行可轉換為股票的證券。總之,1987～
1992年間,巴西修改資本管制政策(尤其是對外國投資者免除國內資本利得稅),使資本流動進一步自由化,這是促進資本湧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外資大量流入也有其外部原因。20世紀80、90年代,國際資本大量流入新興經濟體。由於放鬆了外匯管制並進行了外債重新安排,巴西成為國際投資者青睞的國家之一。隨著自1994年7月以來雷亞爾計劃的成功實施,投資者的信心進一步增加,外資進入巴西的勢頭更為強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巴西實施了管制資本流入、放鬆資本流出的政策
I. 巴西在發揮區域資源優勢，努力改變殖民地經濟結構方面，都採取了哪些積極的措施
巴西在發揮區域資源優勢，努力改變殖民地經濟結構方面，都採取了哪些積極的措施
地區間發展失衡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拉美國家自不例外。今天，這個問題依然是制約拉美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中，作為拉美第一大國的巴西，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不同地區的差異性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更具典型性，而其治理地區發展失衡過程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給其它國家提供了啟示。
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表現
由於歷史、地理、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原因，巴西人口和主要經濟活動集中於沿海地區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因此東南部和南部地區最為發達、中西部地區次之、北部和東北部地區最不發達。由此導致巴西出現了所謂的「發達的巴西」和「落後的巴西」兩個截然不同的區域。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盡管巴西採取了一系列政策來縮小地區發展水平的差距，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地區發展不平衡依然困擾其經濟的持續發展，具體表現為：地區之間財富分布不均；各地區在中央財政收支中比重差異顯著；人類發展指數（HDI）水平雖普遍有所改善，但其中部分指標差距依然明顯；人口的地區分布也相差懸殊，等等。
更為重要的是，地區發展不平衡與居民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不平等緊密相連，並且相互作用。巴西不同地區不僅人口分布不平衡，而且種族分布也不平衡。由於巴西的不發達地區聚集了比重較大的混血種人和印第安人，因此落後地區的發展問題直接表現為這些群體的貧困問題。巴西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就成了人的經濟不平等、社會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問題。有統計顯示，不同的種族貧困狀況大相徑庭，其中混血人種和印第安人往往是貧困的代名詞，是最易遭受不平等的群體。如，非洲後裔、混血人種和印第安人的平均收入遠低於白種人和亞裔巴西人。此外，巴西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城市化水平超前，大量人口聚集於超大城市。據統計，1989年巴西東北部和北部、東南部以及南部地區的9個城市的人口為4060萬，佔全國人口的近1/3。其中，僅東南部地區的三大城市—聖保羅、里約熱內盧和貝洛奧里藏特市就集中了2740萬人，佔全國全部城市人口的65.5%、佔全國人口的20%。
城市貧困問題是巴西發展模式的產物，也是亟待解決的痼疾之一。據統計，1989年上述9大城市中大約有1150萬窮人，佔全部城市人口的28.2%。其中，位於東南部地區的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兩個城市的窮人絕對數量最多，均超過300萬，分別佔9個城市全部城市窮人數量的27%左右。而由於人口過分地聚集於擁擠的城市，引發了城市居民基本的衛生和環境等基礎設施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其中廣大城市貧民既是受害者也是導致這個問題的主要因素之一。
地區發展不平衡的演變
導致巴西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的主要是地理、資源、歷史和政策等四方面因素。有分析則認為，地理特徵如氣候因素，以及在基礎設施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資差異導致了地區發展的不平衡。還有學者通過對巴西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深入研究後發現「巴西的經濟發展，尤其是通過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來發展工業化的同時加劇了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到底是何種因素導致或者加劇了地區發展的差距，巴西政府又如何解決上述問題呢？
關於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起因。巴西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始於殖民時代不合理的國際貿易分工，而且受制於不同地區自然地理條件的影響。從殖民地時代到20世紀早期，巴西各地區的經濟主要通過國際貿易渠道形成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在工業化進程中，本國內需沒有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之前，初級產品的出口是拉動巴西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當時，能夠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的地方就決定了區域的聚集模式。交替的增長周期使那些生產相應出口商品的地區受益，其中出現了東北部地區的「蔗糖周期」、中南部的「黃金和咖啡周期」，以及北部地區的「橡膠周期」，等等。由於本國經濟嚴重依賴幾種初級產品的出口，國際市場的行情波動決定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也決定著生產不同初級產品的地區的發展。東北部地區和南部地區都以出口初級產品作為經濟支柱，前者主要出口蔗糖和棉花，後者以出口咖啡為主，到1870年左右，兩個地區的收入相當，幾乎看不出經濟發展的差異。
後來這兩個地區的經濟走勢發生了嚴重分化：南部地區得益於國際市場咖啡需求的持續增長（據統計，在1840～1910年期間，國際咖啡市場的需求年均增長率達到5%），並受益於英國在基礎設施上的投資、素質良好的歐洲移民人力資本以及技術進步。隨著咖啡出口數量急劇增加，南部地區經濟日趨繁榮。大宗出口收入還為南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19世紀末期國家出台的本幣貶值、關稅保護等一系列政策讓咖啡出口商和聖保羅地區的加工商受益。與此相反，東北部地區的蔗糖和棉花出口卻頻頻受阻。蔗糖出口既面臨歐洲甜菜糖的替代，更受到加勒比地區蔗糖的競爭。在國際市場糖價下跌的同時，巴西東北部地區的製糖業沒有採用先進技術，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減少，轉而靠銷往本國的南部地區。在19世紀後幾十年，國際棉花市場需求疲軟，而產自美國南方採用更高技術和擁有更低國內運輸成本的棉花佔領了當時的主要市場—英國。因此，東北部地區的棉花也開始面向南部地區的市場，但南部地區開始出現了紡織工業保護主義。20世紀之交，對內貿易成為支撐東北部地區生產發展的主要因素。在20世紀頭十幾年，東北部地區和南部地區之間的地區差距已經形成。
從上述分析看，總的來講，地理因素（如氣候、地形、土壤等）和歷史因素（殖民經濟體系、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的波動等）決定了巴西最初的區域聚集模式，也可以認為是導致19世紀末期在巴西形成南北經濟「二元結構」的重要決定因素，並由此拉開了巴西地區發展不平衡局面的序幕。
關於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凸現。這是巴西在20世紀初期至60年代之前推進工業化發展戰略過程的一個「副產品」。在這個發展階段，地區的平衡問題基本不在巴西政府的發展議程關注之內，相反，政府實施的發展戰略及相關政策、措施，導致了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的加劇。客觀上講，政策因素成為人為地加深地區發展不平衡的推動力量。
在此階段，巴西經濟經歷了重要的結構性轉變。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工業逐漸取代農業成為引領經濟增長的主要產業，而東南部地區則成為內向型工業發展戰略階段的主要受益地區，因為巴西政府將發展的關注點一直放在本身已經較為發達的東南部和中南部地區。具體包括：早在20年代左右，巴西就形成了對東南部地區的咖啡產業的支持政策，這是首次從地區的角度出台這樣的措施，強調對南部地區發展的關注；到了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階段，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巴西的地區收入分配變得更多地集中於發達的東南部地區。20世紀50年代以後，巴西政府重點關注的是中南部地區的工業部門的發展，力圖解決收支不平衡問題，並推動工業化進程的深化。
與此同時，東北部等地區的發展不僅沒有得到聯邦政府的專門的產業支持政策（如扶持糖或棉花生產的政策或產業調整政策），相反，在面對國際市場激烈競爭而轉向本國東南部等發達地區市場的情況下，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讓東北部地區還不得不消費價格高昂的工業製成品。因此，東北部等地區與中南部等地區之間的貿易條件在不斷惡化，東北部地區靠輸出初級產品獲得的收入又被人為地以價格「剪刀差」的形式被中南部等地區獲得，落後地區客觀上為巴西全國的、尤其是東南部等發達地區的工業化進程的資本積累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重視效率的發展戰略下，巴西政府出台了一些措施（如1956～1960年發展計劃）來促進國家工業化水平的提升，並進一步使經濟布局向東南部地區集中，而並沒有任何對於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擔憂。事實上，隨著巴西在這個階段經濟的高速增長，它所採取的將投資集中於經濟增長領先地區來促進國家發展的政策使地區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
關於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關注。實際上，早在1940年，巴西政府就倡導「西進」運動。50年代以後，巴西歷屆政府一直把開發落後地區作為基本口號之一，致力於對東北部、亞馬遜流域和中西部地區的開發。
1956年庫比契克當政時期，決心完成遷都的「百年夢想」，在不到四年的時間內，在巴西高原中部建起一座新都，並於1960年正式遷都巴西利亞。「遷都」是巴西政府開發落後地區的重要舉措。巴西利亞位於中部高原，地理位置比較居中，可以充分發揮全國政治、文化和交通中心的作用，其輻射力可以達到邊疆地區。在遷都後的3~5年裡，巴西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特別是農業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遷都的同時，政府還修建了通往東北部地區和北部地區的公路，從而為落後地區的開發奠定了基礎。在隨後的幾十年裡，遷都政策也使區域發展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減弱。
20世紀60～80年代，巴西政府採取更多切實行動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這個階段可謂巴西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其間的1968～1973年，巴西經濟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長，GDP年均增長率達10%以上，被譽為巴西「經濟奇跡」。因此，這個階段的經濟環境為巴西政府解決地區差異創造了實力和條件，也為國家利用優勢產業反哺落後產業、鼓勵優勢地區反哺落後地區來解決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成為可能和必然。巴西政府開始高度關注地區之間存在的發展不平衡問題，並制定相應政策、措施，例如，直接投資於落後地區的發展項目、實行稅收優惠等，有效遏制了區域聚集程度過高的趨勢，促進了北部、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以北部地區為例，60年代以前該地區主要依賴橡膠出口，但在60年代期間卻失去了在世界市場的幾乎全部份額，此後僅靠技術含量較低的微波橡膠出口收入維持。針對這種狀況，聯邦政府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加大了對這個地區的投資開發力度，如對私人投資提供稅收優惠和財政刺激措施，通過公共投資加強該地區與外界連通的道路交通建設，鼓勵國有企業增加向該地區的直接投資，等等，為該地區帶來發展動力。盡管北部地區在經濟增長中也出現了環境退化、收入分配惡化等現象，但在改變地區落後面貌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
1988年新憲法頒布後，巴西治理落後地區的努力受到一定的干擾。地方政府參與財政收入分配的比例銳減，聯邦政府對於地區發展的投資一度減少。這些地區經濟基礎設施的匱乏，使得貿易和運輸等缺乏效率，導致了生產成本的攀升，之後通貨膨脹問題開始突顯。為此，1994年巴西出台了迄今為止最為成功的穩定計劃，這些行動加上貿易自由化等改革措施，成功地吸引了外國直接投資，有效地規避了資金缺乏等困境。應當講，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即巴西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的階段，巴西基本保持了80年代中期治理地區的不平衡發展所取得的成果。
20世紀6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是巴西政府開始關注、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的重要階段，通過其採取的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起碼阻止了地區發展差距的繼續拉大，但是巴西不同地區發展的現實情況依然存在嚴重的不平衡。
區域發展不平衡是一種普遍現象，巴西也不例外。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在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上將束手無策或無所作為，尤其在當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惡化主要是由人為的政策因素導致的情況下，更應運用政策手段加以彌合，以縮小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起碼要防止地區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
治理地區發展失衡的經驗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巴西歷屆政府一直在為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作不懈的努力，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並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在治理落後地區發展問題方面積累了經驗。
實現落後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其實在落後地區的內部也存在發展不平衡問題，落後地區內部也可以劃分出相對發達的次區域和更為落後的次區域。因此分析整個落後地區存在的優勢，創造該地區內部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扶持地區內部的「增長極」來帶動整個地區的發展將是關鍵。
其實，巴西早在治理北部地區時就意識到了這些問題，因地制宜地成功創造了三個「增長極」：亞馬遜地區的「馬瑙斯自由貿易區增長極」、朗多尼亞州的「西部農業增長極」、帕拉州的卡拉雅斯「礦產和金屬產業增長極」。以上三個地區成為20世紀70～80年代北部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治理東北部地區的過程中，巴西政府力爭改變以往支柱經濟較為單一的局面，著重實施經濟多元化戰略，結合各地的優勢，打造出石化、紡織服裝和金屬礦產等支柱產業。
採取多管齊下的政策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巴西政府治理落後地區採取的措施大的方面分為兩種：投資政策和稅收政策。鼓勵私人部門、公共部門和國有企業向落後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優勢產業等領域進行投資，同時以稅收優惠措施給予鼓勵。事實上，在巴西政府的治理措施中，聯邦政府轉移支付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1970年，北部、東北部和中南部地區在中央財政收入中的佔比分別為1.4%、10.0%和88.6%。而同期上述地區在中央財政支出中的佔比分別為3.2%、13.4%和83.4%，其中北部和東北部地區在支出中的比重分別比其在收入中的比重高出1.8個百分點和3.4個百分點。說明聯邦政府通過轉移支付的形式對該地區的發展予以扶持。實際上，縮小地區發展差距，資金尤其是聯邦政府能夠掌控的財政收入多寡是影響治理措施力度的重要條件。在1988年之後的一段時期，由於改革後的巴西聯邦政府財力一度銳減，導致對落後地區的治理政策弱化。
通過成立專門機構甚至立法來保證政策的延續性。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以來，巴西政府為治理地區發展失衡的局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治理措施的脈絡基本上為：地區發展差距拉大→開始關注→初期以調研性質為主→出台鼓勵性措施→設立專門的發展基金→寫入法律法規（1988年憲法）→（1999年以後）成立專門的主管機構→成為國策（2003年出台國家地區發展政策）→更廣泛范圍的合作來治理（與其他拉美國家合作）。
在對北部地區的開發過程中，1953年巴西政府成立「亞馬遜經濟開發計劃管理局」，開始組織對亞馬遜地區進行有計劃的開發；在東北部地區開發過程中，巴西政府成立了「東北銀行」，為開發東北部地區提供雄厚的資金來源；成立「東北部開發管理局」，負責對東北部地區的開發；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是包括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在內的巴西不平等問題被1988年的巴西憲法所關注；1989年，巴西創建的「憲法融資基金」被認為是該國又一個最為重要的地區政策工具，其目標就是通過給予地方企業以特許貸款實現相應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享有優惠待遇的是「微型」和「小型」的農業生產者、「小型」和「微型」的企業、利用當地原材料的生產活動以及勞動密集型和基本食品生產經營項目等。此外，巴西政府的治理思路正在跳出落後地區自身、甚至是國家的界限，從更大的地理范圍（如拉美地區和世界范圍內）尋求解決落後地區的治理方法和經驗，其中巴西與歐盟還就地區發展問題建立了對話機制等。
巴西政治制度的設計有利於地區發展政策的形成。巴西國內較小且經濟實力弱的州在國會佔有席位的比例遠多於那些經濟實力強大的州，從而體現出較高的代表性。而代表性差異主要表現在北部和東南部地區之間。東南部地區擁有全部選民的46%，但在議會中只佔有33.6%的席位；而北部地區擁有4.8%的選民，卻在議會中佔有11.3%的議席。北部地區具有的較高代表性始於1932年，目的是要制衡聖保羅州和米納斯吉拉斯州在聯邦中的力量，削減上述實力強大的州對整個國家的控制能力，這種政治制度一直延續至今。正是讓經濟實力弱小的州在聯邦議會中具有了較高的代表性，使得聯邦政府、國會可以將地區不平衡問題納入政治議程。
治理地區發展失衡的教訓
要避免人為因素加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差距。拉美國家獨立後因政策偏差而人為地加大了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比較普遍。在以工業化為主導的現代化進程中實行的某些經濟政策及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結構調整，不僅未能改變經濟活動主要集中於少數地區的不合理格局，反而進一步拉大了地區間的發展差距。20世紀30年代至90年代初，巴西政府實施促進民族工業發展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但民族工業主要集中於東南部地區；為發揮東南部和南部地區在全國經濟中的優勢和輻射作用，政府實行的傾斜政策反而不利於各地區的平衡發展。
區域開發應建立在與自然和諧的基礎上。在拉美，巴西開發落後地區的經驗最多，但教訓也不少。巴西採取的一些措施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其開發落後地區的戰略過於「貪大求快」。1971年，巴西政府提出了包括把亞馬遜地區納入一體化的「全國發展計劃」，目標是「在一代人的時間內使巴西躋身於發達國家之列」。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巴西政府對西部的開發採取了超出國力的大預算、大規模、大投資的辦法，例如「大卡拉雅斯計劃」的預算投資高達600億美元。此外，由於缺乏可行性研究，20世紀70年代修建的長達5000千米的「泛亞馬遜公路」的使用率一度僅為50%，造成投資的極大浪費。這些耗資巨大的工程一度使巴西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在開發落後地區的過程中，違反了自然法則，忽視發展的可行性和可持續性，造成「20世紀80年代世界最大的生態問題」。20世紀70年代，為了實現在20世紀末使巴西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夢想，軍政府鼓勵外資和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到亞馬遜地區投資。但由於法規不完善，加上投資者急功近利，燒林開荒建牧場，結果使亞馬遜森林、環境、自然資源和生物鏈遭到了破壞。1998年，亞馬遜熱帶雨林被毀面積達1.68萬平方千米。1999年2月巴西政府不得不頒布法令，無限期地不再受理對亞馬遜森林開發的申請，要求已採伐20平方千米以上的企業立即停止採伐。巴西熱帶雨林面積的減少被認為是「不可逆轉的世紀性過失」。
地區發展不平衡嚴重危及社會和諧。城市化過於集中於超大城市的模式是包括巴西在內的拉美國家在發展進程中出現的一大弊端。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起，拉美國家普遍出現農村人口向城市大規模遷移的現象，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但這種始終以大城市急劇擴張為中心的發展思路也使城市化出現失控。落後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人口向城市的大規模遷移使本已嚴重的發展不平衡問題進一步惡化。過度集聚化的城市發展造成人口、私人投資等從貧困地區向發達地區轉移；為了應對中心城市人口無節制的增長，國家只能加大對中心城市的投資而減少對落後地區的投資，導致落後地區經濟發展進一步被削弱，地區發展差距不斷拉大，從而引發新一輪人口遷移。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加大了中心城市的經濟壓力和社會壓力，並對經濟社會的總體穩定構成威脅。
與此同時，地區差異的擴大使地方離心傾向不斷上升，對國家的政治穩定帶來挑戰，對國家的統一構成潛在的威脅。20世紀90年代，不僅在巴西南部的南里奧格蘭德、聖卡塔琳娜和巴拉那3個州存在20多個分裂組織，一些分裂分子甚至醞釀成立獨立國家，而且在東北部的分裂分子也提出要建立一個包括經濟發展較落後地區在內的獨立共和國。
結語
巴西進入新世紀後，隨著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較為突出，治理地區發展差距的任務也非常艱巨。巴西政府一方面不斷提升對失衡地區發展的關注，另一方面也在制定系統的戰略，以動員全局的力量治理這個難題。歷史上，巴西北部和東北部地區依靠初級產品出口的經濟結構就因受到國際市場的變化而使各自的發展歷程開始走向分化，而地區收入的減少加之國家發展戰略的轉軌也加劇了北部和東北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因此，在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上，既要依靠本國內部的正確政策，也需要一個有利的國際條件，這樣才能維持巴西經濟社會穩定的發展，以保證按照既定的政策治理落後地區的進程不至於被干擾或是被打斷。
其實，與巴西的情況類似，其它拉美大國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也甚為嚴重。其中，在墨西哥，聯邦區、哈利斯科州和新萊昂州在國民經濟中的支柱地位，致使其他地區的經濟似乎無足輕重；在阿根廷，以布宜諾斯艾利斯為軸心的潘帕斯地區發展一支獨秀，其他省份則長期被排除在增長的繁榮之外。因此，拉美國家出現的「一個國家、兩個世界」，甚至「一個城市、兩種景象」的發展失衡情況應當引起我國的高度重視。
J. 巴西經濟狀況
巴西綜合實力居拉美地區首位，經濟結構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服務業產值和就業人口長期保持50%以上。1967－1974年，巴西經濟創造了年平均增長10.1%的「巴西奇跡」。20世紀80年代受高通貨膨脹困擾，經濟出現停滯甚至嚴重衰退。從90年代開始，巴西向外向型經濟模式轉軌。盧拉政府上台後，採取穩健的經濟政策，金融形勢趨於穩定，外資流入加大，生產恢復增長，就業崗位增加，經濟實現強勁復甦。
（一）2005年經濟形勢
2005年，受石油漲價、國內需求增長乏力、政府繼續執行貨幣緊縮政策、投資不足以及農業減產等因素影響，巴西經濟雖繼續保持增長，但速度有所放慢。全年GDP增長率為2.3%，比上年低2.6個百分點，也低於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以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國內通貨膨脹基本得到控制，財政狀況繼續得到改善，有利的國際環境為巴西對外貿易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機會，外匯儲備的增加為提前償還外債創造了條件。
受乾旱和雨量分布不均的影響，2005年巴西農牧業產值僅增長0.8%，而上年增長率達5.3%。南部農業主要產區減產5.51%，全國主要作物總產量為1.13億噸，比上年減產658萬噸。總收獲面積為4760.4萬公頃，同比減少0.58%。預計2006年巴西農作物的種植面積為4693萬公頃，比2005年減少4.68%；產量為1.28億噸，同比增長13.22%。
巴西工業保持連續6年增長勢頭，但受高利率政策的抑制，2005年產值僅增長2.5%，低於上年6.2%的水平。其中，加工業和建築業增長率均為1.3%，大大低於上年水平，公共工程部門增長3.6%，採掘業增長最快，達10.9%。
巴西服務業2005年增長率為2%，比上年少1.3個百分點。其中運輸業、金融業和通信業的增長率均比上年放慢，只有租賃業和政府機構服務業產值增長率比上年稍高。
2005年巴西公共部門（包括聯邦、州、市三級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初級財政盈餘（不包括償還債務和利息的收支差額）累計達935.04億雷亞爾（合374.6億美元），佔GDP的4.84%，比預期目標高0.59個百分點。聯邦政府、州和市級政府以及國有企業完成的比例分別佔2.88%、1.10%和0.85%。雖然2005年累計實現初級財政盈餘935.04億雷亞爾，但同期累計支付的債務和利息高達1571.45億雷亞爾（合629.6億美元，佔GDP的8.13%），因此中央政府最終的財政結果是賬面赤字634.41億雷亞爾（合254.2億美元），佔GDP的3.29%。
截至2005年12月30日，巴西外匯儲備余額為538億美元，比11月底減少105億美元，主要原因是12月21日和22日分兩次提前還清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全部貸款（154.4億美元）。2005年巴西累計吸引外資151.93億美元，比上年（181.66億美元）下降16.4%。
受石油價格上漲影響，2005年巴西城市交通、電力、通信等價格上漲，但由於美元對巴西貨幣雷亞爾貶值，進口商品和進口農業生產物資價格下跌，彌補了因農業歉收5.5%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全年通貨膨脹率為5.69%，略超過預定目標（5.1%）。
2005年，巴西新增正式就業人數125.4萬人，比上年有所減少，但遠高於2003年64.5萬人的水平，為1992年以來創造就業機會最多的第二個年份。巴西勞動部預測，盧拉政府4年執政期滿時，新增正式就業人數可達500萬人，超過上屆政府創造的就業人數（181.5萬人）一倍多。與此同時，2005年平均失業率也從前兩年的兩位數字降到9.8%。
（二）2006年展望
2006年影響巴西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將與2005年大致一樣，國際環境的變化至關重要，特別是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的漲跌，將影響巴西鐵礦砂、大豆等產品的出口。農業生產將直接受自然條件的制約。匯率變化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因素。2005年巴西貨幣雷亞爾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14.3%，雷亞爾持續升值勢必影響巴西的出口。
總體來看，2006年巴西經濟可望稍好於2005年。據預測，2006年巴西GDP增長率可望達到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