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為什麼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Ⅰ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難上加難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後長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區間，從世界范圍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先後達到中等收入發展水平，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階段而進入高收入行列的不多，正因如此才把這個區間稱為「陷阱」。其中拉美國家的情況最為突出，大多數國家長時間滯留其中，如阿根廷已熬了半個世紀，拉美大國中只有巴西有希望再經過幾年努力跨越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在東亞，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先有日本後有「四小龍」，馬來西亞本來比較有條件實現跨越，但至今仍在陷阱里掙扎，還有泰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發展速度就下來了。
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者教訓多
從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看，主要是靠積極的升級政策和良好的體制。具體表現為採取積極的產業升級政策，大力推動技術和管理體系創新，以創新來推動產業結構、經濟結構不斷升級；重視對人力資源的培養和利用，不斷改進管理，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形成支持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的包容性機制等。從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國家和地區的教訓看，主要是沒有形成推動改革創新的政策，經濟缺乏改進升級的動力和支持；還有的是因為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過多，市場缺乏活力；此外發展缺乏包容性，導致收入差距過大，引起社會內部的分裂也是重要教訓。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綜合進步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實際上是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提升和跨越問題。一般說經濟增長需要從依靠勞動、資本投入拉動向依靠技術、創新拉動轉變，即生產要素效率提升的過程，也是實現收入由低到中再到高的過程。根據研究，導致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因素是生產要素效率不升反降，而主要原因是經濟增長長期停滯在依靠勞動、資本投入的階段上。若從更宏闊視角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轉變的問題，不僅涉及經濟且包括社會、政治甚至文化等諸多方面。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綜合進步，包括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包容性、保護生態環境、形成良好的治理制度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圓中國夢
我國正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盡管很多人對此持樂觀看法，但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面臨的挑戰非常嚴峻。要成功實現跨越，一須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機制，加快實現經濟增長由依靠勞動和資本投入拉動，向依靠技術和創新拉動轉變；二須扭轉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加快向綠色經濟、節能經濟結構轉變；三須建立經濟社會發展的包容機制，提高經濟發展成果社會共享度。要抓住今後十幾年的發展機遇期實現中國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關鍵一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是轉方式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斷增強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關鍵是發揮好政府的主導作用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按照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的要求，處理好政府與市場、與企業、與社會的關系，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在管理社會事務中的作用。推動財政從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變，簡政放權以調動市場主體創新和發展的積極性，著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推進經濟和社會結構調整，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大力發展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及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充分發揮金融優化配置資源的作用，有效防範金融風險等。

Ⅱ 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美元左右）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

第一，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發達國家。

第二，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甚至社會動盪等問題，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後一種結果稱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日本、韓國等其他國家的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來看，最根本的是較為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發展模式轉型：

第一，要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

第二，大力振興實體經濟，加快建設製造強國。要以提升產業結構為突破口，構造經濟增長新的動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以可持續的方式保持經濟高速增長，這就需要構造新的增長動力。

第三，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加註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要以擴大和完善國內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我國廣闊且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是成為抵禦外部經濟沖擊的有效保障。

總之，進入中等收入的中國面臨著一系列發展的風險，而中國具有的特殊條件會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許多選擇。不過，所有這些選擇的實現都需要一種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予以保障。

(2)巴西為什麼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擴展閱讀：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在其報告《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但深究這個概念，可以發現其缺乏嚴謹的理論論證，存在不少「邏輯陷阱」：

一是「統計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國民總收入（GNI）這個單一指標來衡量發展水平，但GNI並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國民生活質量、精神狀態等。

阿瑪蒂亞·森、羅伯特·巴羅等著名經濟學家都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統計現象，並沒有經濟學方法論支撐，因而相當片面。

二是「對照陷阱」。「中等收入」標准往往是與美國對照、用美元衡量得出的。這樣的對照和衡量方法有失偏頗，並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總產出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三是「歷史陷阱」。目前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觀察，主要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21世紀初的時間段。

在這個時間段，許多發展中國家剛剛實現獨立，處於現代國家成長的初級階段與發展探索期，難免會有不少國家走彎路。因此，不能過早地對這些國家蓋棺定論，認定其會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實，能否盡快跨過「中等收入」這道坎，關鍵在於能否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目前，有的高收入國家已經陷入低增長困境，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徘徊不前。對當下的中國來說，如何營造有利於平穩健康發展的國內外環境，才是更有意義的討論話題。

Ⅲ 求問「巴西之鑒」：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２００４年的巴西在這一點上提供了教訓。當時巴西企業創建需要１５道程序，平均耗時１５２天，而同期美國企業創建只需５道程序，耗時僅４天；韓國也僅需１２道程序，耗時３３天。營商環境不利限制了巴西企業家精神和經濟活力的發揮。提高地方債務透明度一些與會專家還認為，巴西處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責任方面的豐富經驗值得正面臨地方債風險的中國借鑒。早在上世紀９０年代初，巴西各州政府奉行「負債增長策略」，相繼出現無力償還聯邦金融機構債務的違約行為，引發債務危機，並被認為是陷於「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後，巴西中央政府果斷實施財政穩定計劃，一方面確立公共財政規則，完善法規體系，加強對地方政府債務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建立債務定期報告制度，提高透明度，並規定嚴格的懲罰措施，在控制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巴西駐華公使羅西妲在研討會上表示，巴西依靠與所有銀行聯網的國家信息系統披露地方政府債務報告，提高了透明度，「讓所有人心裡有數，這對中國政府應對地方債務風險或許有所啟示。」知識得到應有尊重在研發創新能力方面，巴西教育水平長期不高是人力資本數量和質量提高的重要掣肘。「這啟示我們，要保證政府教育投入充足並且社會向上流動渠道順暢，知識得到應有尊重，否則當『讀書無用論』蔓延之時，寄望遍地開花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來提高整個社會的研發創新能力也只能是無源之水。」齊傳鈞說。

Ⅳ 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難題包括以下內容。

1、收入差距拉大。

收入差距的擴大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會由於私人消費不足而導致嚴重的需求不足，經濟增長將完全失去動力。這一因素在拉美國家（智利、巴西、阿根廷幸田必獸等）尤為普遍。

2、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指出，當物資資本增長到一定程度之後，由於資本的邊際產量遞減效應，經濟增長必然放緩。這時技術進步（或者說人力資本的積累）就成為維持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

如果能夠在政策層面促進技術進步，便可繼續維持高經濟增長率。相反，如果經濟政策不能保證這一點，就會陷入增長停滯。這一現象在東亞國家表現得較為突出。

3、金融體系脆弱。

東南亞金融危機為這一現象提供了一個非常恰當的案例。自1997年以來，東南亞各國已建立起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防範危機的緩沖器，但這可能會產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上世紀的日本也因為這個原因經歷了十年衰退。

4、勞動力轉移困難。

有些發展中國家由於特殊的政治需要，實行一定的限制勞動力轉移的政策，這些政策在經濟上是沒有效率的。中國的戶籍制度就是這一方面的典型。類似的制度會嚴重阻礙城市化的進程，拖累經濟發展。

5、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

採取漸進式改革由計劃經濟過渡為市場經濟的國家，政治體制改革一般都滯後於經濟發展的需要。如果這種情況發生，行政管理的落後、腐敗滋生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

原來以計劃經濟為主的國家往往還會製造出許多的行政壟斷，而一些本該競爭的行業由於行政壟斷將失去活力，進而拖累整個國民經濟。這一因素在中國已經逐步顯露出來。

Ⅳ 導致巴西國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

導致巴西國民收入差距較大的主要是社會對財富的二次分配差距較大，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制度的優劣性。

Ⅵ 中國掉入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嗎

「中等收入陷阱」的「邏輯陷阱」

中國經濟已經成功地從聯合國劃分的「低收入經濟體」進入了「中高等收入經濟體」行列。然而，近年來，面臨增速放緩，一些人開始對中國將來能否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產生焦慮。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一些研究報告都從歷史經驗角度列舉了許多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失敗的案例，比如，從1960年算起，當時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只有13個在2008年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餘88個國家或地區要麼降至低收入水平，或發展止步不前；二是目前中國發展要解決好創新問題、增長問題，也面臨來自國際秩序動盪對中國發展的挑戰。

中國作為最有代表性的崛起大國，焦慮主要在於如何維持中高增長，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事實上，在2007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銀行報告中，並沒有對這個概念進行重點深入闡釋。此後，鮮有研究報告對這一提法作出公認、統一的定義，背後也缺乏綜合、嚴謹的理論論證。按世界銀行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提出這一概念的語義，「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許多國家在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之後，將會進入經濟停滯期，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社會動盪等現象，最終永遠徘徊在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之外。深究這個概念，存在的「邏輯陷阱」非常之多。

一是「統計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國民收入（GNI）這個單一指標來衡量發展水平，但GNI並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國民生活質量、精神狀態與發展全貌。從聯合國公布的各國國民幸福指數排名看，被視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排名顯著高於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等。不丹多年來都屬於中低收入國家，卻被公認為「全球最幸福國家」之一。皮尤中心2014年的調查顯示，在高收入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未來表示樂觀的國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像智利、孟加拉、巴西、越南、中國等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對未來持樂觀態度的國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瑪蒂亞·森、羅伯特·巴羅等著名經濟學家都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統計現象，沒有經濟學理論中的方法論支撐，是一個相當片面的概念。

二是「對照陷阱」。「中等收入」的標准往往是在與美國、美元的對照中得出的。比如，按美國經濟學家胡永泰的說法，各國人均GDP為美國水平55%以上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20％-55%的為「中等收入國家」；小於20%的為「低收入國家」。收入多少則按2015年可比美元計算，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間的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這樣的對照方法明顯是站在美國的角度評判世界發展，帶有「美國中心主義」色彩。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法計算，中國、俄羅斯、巴西、墨西哥等人均國民收入均已超過1.3萬美元，早已跨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見，「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多少帶有「美國中心主義」式的傲慢與偏見色彩。

三是「歷史陷阱」。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觀察，局限在二戰後到21世紀初的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多數國家剛剛實現獨立，處於現代國家成長的初級階段與發展探索期，難免會有不少國家走一些彎路。過早對這些國家蓋棺定論，認定其會永遠處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恐怕為時尚早。能否盡快跨過「中等收入」這道坎，關鍵在於能否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成為高收入國家也並不代表未來發展就能高枕無憂，目前日本等高收入國家已經陷入了低增長的困境。有的歐洲高收入國家還因財政困局而陷入國家破產的境地，面臨淪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風險。因此應該用動態的、發展的眼光來觀察「中等收入陷阱」。從這個角度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陷阱」是永遠存在的概念，而永遠在許多時候代表著虛無。

四是「人口陷阱」。後發的、人口體量較少的國家很難獲得經濟獨立，很容易受外界的影響而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全球人口總數達到了74億，其中27個人口超過5000萬的國家擁有全球75%以上的人口量。除去這27個國家，其餘經濟體的平均人口數只有850萬。人口相對較少的經濟體，尤其是後發的、人口規模較小的國家，受到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抑制、沖擊就會相對較大，甚至很難經濟自主，它是必須依賴國外，有時國家存續都存在問題。1950年全球只有84個國家或地區，1970年也只有143個，現在則有200多個。這說明世界上多數經濟體的續存時間尚且相對短暫，在全球經濟體競爭激烈的常態下，能夠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小經濟體案例，天生就是小概率事件。像中國、印度、巴西等人口體量較大的國家，只要政策得當，社會穩定，國內市場消費能力得以培育，持續增長就是大概率事件。從這個角度看，不能在人口規模不同的國家之間對等地比較經濟現象。

當然，平常心看待增長陷阱，不意味要掉以輕心。畢竟，二戰後有過連續50年以上人均國民收入增長5%以上的國家總共只有五個，分別是中國（6.7%）、波札那（6.0%）、新加坡（5.6%）、韓國（5.5%）和赤道幾內亞（5.5%）。中國既要為過往的增長成績而感到自豪，也要為未來能否繼續增長而放平心態，不必過於焦慮，但也不必過於無視。畢竟，對於這個高難度的任務，中國需要從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出發，從長計議，轉換發展動力，才能經受實現長期發展目標的考驗。

全球增長陷阱的病灶在全球

所有經濟體都會因其中的全球化影響而面臨增長陷阱。在當前開放型經濟、價值鏈全球化的世界，增長動力與發展變數和外部環境更是分不開。國際金融、大國經濟變動、跨國基礎設施、地緣政治、國際規則、跨國公司以及國際組織等國際元素，都與每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密切相關。此時，分析增長因素時，不只是分析本身，還要從主權國家的世界觀去分析。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許多經濟體「增長陷阱」變得更加突出，深層化發展的動力更是貧乏。2016年後，發展狀況更為嚴峻。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增長陷阱」，性質堪稱全球經濟的「新增長陷阱」。造成「新增長陷阱」的原因主要來自「輸入型」經濟風險，比如國際金融危機、強國制裁、戰爭等國際因素，而非像過去那樣僅僅聚焦在內部原因。

當下的「新增長陷阱」源於2008年。西方經濟體無節制地「印鈔救市」，佔了全球貨幣發行量九成，給國際資產價格帶來巨大的泡沫，也導致了全球實體經濟通縮惡果。經過深層化發展，可以發現，當下全球「負利率」、西方「零增長」、各國金融市場頻頻波動、匯率震盪、大宗商品長期低迷等全球經濟系統性問題，乃至難民潮、恐怖襲擊頻發等非傳統安全層面的「次生災害」，都源於2008年。2015年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當年的全球增速預期為3.1%。但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已被調低至2.9%，2017年的預期略有復甦，但世界經濟仍然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即使相比於2008年-2014年平均增速，全球經濟也沒有提升到當時的3.26%水平。

全球的諸多病灶如果不解決，很難讓人看到走出「新增長陷阱」的希望。這主要來自於五個問題：

一是主要經濟體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短缺、長期增長動力不足等難題。目前，中國人的年齡中位數為36歲，而發達經濟體卻已超過43歲。這就意味著發達經濟體不得不面臨社保與醫保的負擔過高、財政赤字、創新能力下降等社會難題。

二是全球財富分配不公「新鴻溝」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惡果。在《21世紀資本論》中，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皮凱蒂指出，資本投資的長期年均收益率大大高於勞動報酬的長期年均增長率，導致存量社會財富出現日益擴大。窮人越來越多，會使得社會消費動力不足，依靠社會消費而出現經濟新增長很難實現。

三是全球技術創新「中梗阻」使得新興經濟體無法完全享受到平等知識產權與創新的新成果。目前，知識產權為代表的創新獲利權產生巨額暴利，發達經濟體壟斷了暴利，進而通過各種壟斷性技術扼制了新技術創新，最終使得創新乏力，無法帶動全球經濟新一輪增長。

四是全球強勢貨幣「風暴潮」使得熱錢「全球漫遊」，潛在危害巨大，甚至會引起下一輪的「金融海嘯」。1997年，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像馬來西亞這樣的中等規模經濟體，在一夜之間幾乎失去一代人的財富。目前，游資像是「風暴潮」，一旦襲來，後果難以想像。

五是地緣政治風險「正反饋」難題，導致了難民潮與恐怖主義等對經濟造成傷害的非傳統因素。當今世界面臨地緣政治風險日益上升，「負反饋」迅速放大，危害到各個經濟體的旅遊、生產以及各類消費，對各個經濟都形成巨大的新增長瓶頸，每個經濟體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價來應對。面對五大難題，只有找到合作應對的新框架，全球經濟才能共同跨越「增長陷阱」。

中國已充分意識到「中等收入陷阱」危險

在「中等收入陷阱」討論中，拉美國家常常被視為典型案例。這些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後所暴露出的問題集中表現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開發，貧富差距懸殊，沒有技術進步的單純資本積累使得本國產業鏈既無法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也無法與高收入國家抗衡。觀察中國不難發現，我們早已吸收了拉美國家的發展教訓，不僅沒有走上拉美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業化道路。

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加註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拉美國家在其城鎮化進程中，因為政府公共職能缺失，導致了城鎮化進程與工業化發展水平不相適應，大量人口湧入城市，而落後的工業無法提供充分的崗位，貧民數量不斷增加，出現了大量的貧民窟，引發了很多社會矛盾。同時，官員腐敗問題也激發了民眾不滿情緒，嚴重阻礙了經濟增長。相比之下，我國的城鎮化進程有序、扎實地推進。我國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優化城鎮布局，發展生態文明，提供充足就業崗位，提高城鎮化質量；大力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城鄉產業發展融合化；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採取切實措施提高城鄉居民衣、食、住、行水平，並且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承諾到2020年讓現行標准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中國的反腐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極大贏得了民心，社會和諧穩定程度進一步提高。

上述三大舉措，足以保證中國不會重蹈拉美國家覆轍，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史為鏡，明確未來。

Ⅶ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是一種過程性狀態的描述，理論上所有國家人均國民收入在從中等收入邁向高等收入的過程中，都有可能陷入這一狀態。有的國家面對轉型期困境，通過自身改革和調整，適應了新的形勢和發展需要，從而成功避免了長期處在中等收入階段，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比如早期的英美和晚近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有的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無法克服發展之後帶來的各種矛盾集中爆發的危機，體制和機制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不相適應，發展戰略失誤或者遭受外部攻擊，經濟增長回落或者長期處在中等收入狀態，其中部分國家還會出現反復，這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比較典型的有拉美、東亞諸國;另外，還有一些國家甚至有可能從中等收入國家重新回到低收入國家行列。

一、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險期

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中國2012年國民生產總值(GDP)519322億元，人均收入610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據有關媒體經過集中各方面專家意見，整合了處在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種特徵，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盪、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對中國現狀觀察和研究之後可以知道，中國已經具有上述“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部分癥候，客觀來說，中國正在走進中等收入陷阱國家行列或者具有強烈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潛在危險，如何克服發展過程中的諸多問題和挑戰，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成功成為高收入國家，是中國未來中長期重大戰略目標。其中，梳理、借鑒國際經驗，從中發掘某些規律性的東西，作為中國轉型發展的參照，無疑是一條相對便捷的路徑。

二、克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視野

在世界各國發展的故事中，都有一些階段存在“成長的煩惱”，有的嚴重，有的輕微，有的時間長，有的時間短，但可以肯定的是，還沒有哪個國家可以一帆風順、毫無障礙地發展。全球絕大多數老牌的發達國家都曾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也都曾一定階段處在中等收入國家，不過都幾乎無一例外地度過了難關，直到新近的全球金融危機，西北歐一些發達國家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其高收入國家的身份變得岌岌可危，目前也在為重新找回往日榮光作出努力。在東亞，多數國家都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長期逡巡不前，只有少數國家和地區得以成功跨越陷阱。而在拉美，巴西和阿根廷在高收入國家邊緣徘徊多年後，近些年來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初步進入高收入國家隊伍。

下面我們以三組案例分享一下那些從“中等收入陷阱”狀態，已經或者初步成為高收入國家的成長故事和經驗。

1、英美——高收入國家的先行者

英國從近代封建國家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驅主要得益於三大革命，以此為基礎，奠定了其長期的發達國家地位。這三大革命是政治革命、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資本主義政治體制的國家。隨著17世紀前半葉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新興的資產階級不能忍受封建王權的專制統治，於1642年引發了革命，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後，英國近代政治革命方告結束，從此率先建立了以議會為主導的資本主義體制。英國政治革命在為經濟發展提供強大制度基礎的同時，也為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掃清了道路。從17世紀中期開始，近代科學在一批巨人的推動下產生。1765年，牛頓去世後30多年後，一種全新的蒸汽機在瓦特的手中誕生了，瓦特發明的蒸汽機使人類從此開始擁有自己創造的動力，而不再受制於大自然。近代科學進步為英國工業革命開啟了大門，資本主義生產完成了從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過渡的階段。十八世紀中葉的英國成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工業國，在生產及貿易方面躍居世界首位，以當時標准衡量，其已成為當時世界上首個高收入國家。此後雖然多次經歷危機，但其作為發達國家的根本地位始終沒有動搖。

美國與英國有相似之處，也是先行建立了穩固的民主體制，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風險，保持國家長期持續發展奠定了強大的基石和保障。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工業、運輸業、通訊業等高速發展，到1890年代，其經濟規模已超過了稱霸達100多年的英國而雄踞全球老大的位置，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貧富差距、政治腐敗、社會不公和沖突等轉型期現象也大量出現，但由於美國獨立革命和二次革命為其創立了先進的政治體制，避免了聯邦的分裂，保證了統一的國內市場，因此成功克服歷次經濟危機的挑戰，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國家，在1990年代後，更因蘇聯的解體成為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全球霸權國家。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擺脫了種種桎梏，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為大量美國移民提供了平等的創業機會。而對種種社會矛盾和沖突，則在美國的民主制度、新聞媒體的監督下逐步得到克服。比如美國近代的“扒糞運動”，揭露了當時大量政治和司法腐敗、侵犯勞工權益事件，促使國家政府實施改革，加快立法進程，杜絕了其危害，從而創造了長期繁榮和發展的良好環境。

2、日韓——成功跨越陷阱的國際典型

談到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人們都注意到其在經濟結構轉型、推進科技創新、加強社會保障和廣泛的政治與社會改革方面的做法。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日本先後進行了四次大規模的產業結構調整，轉變增長方式，實現了從輕工業到重工業再到第三產業的適時轉換升級，完成了由“貿易立國”到“技術立國”再到“文化立國”的轉變，奠定了從生產型到貿易型再到消費型經濟三次飛躍的基礎。在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中，日本實行了農地改革、最低工資制、教育政策改革和綜合開發計劃等戰略舉措，建立了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為社會穩定建立了穩固的防禦體制。日本能夠做到適時的經濟和社會政策改革調整，主要奠基於其在美國幫助下建立了君主立憲民主政體和完備的制衡與監督機制。日本在刑法典中設立了反貪污賄賂專章，實行了財產公示制度，日本媒體享有新聞自由，對政府行為進行嚴格的監督。

韓國也是在二戰後經美國幫助建立了民主體制，不過在此後數十年裡屢遭軍事政變，這也使得其經濟長期沉浮不定。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韓國民主化進程明顯加快，改善政府治理，建設廉潔政治，成為其經濟高速發展並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一方面從法律上強調市場的作用，調整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變政府主導型為市場主導型，政府從對經濟大包大攬變為積極引導。另一方面頒布《公務員倫理法》，進行政治改革，推行財產公示制度，建設透明政府、服務政府。政治領域的改革為政府制定符合國情的發展戰略，加強社會建設，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關鍵保證。韓國經濟成功地從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轉變到以技術研發為後盾的創新型發展戰略，通過“新村運動”、新教育政策、稅收改革和完善的就業與社會保障體系等措施，確保發展成果全社會共享，從而推動了國內市場發展，擴大了內生需求，促使國家邁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3、巴西——中等收入國家轉型的新希望

按照世行標准，巴西迄今已身處中等收入國家達38年。但近些年來經濟發展迅速，成為全球正在崛起中的大國之一。據2011年英國智庫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公布的全球經濟體排名，巴西經濟規模首次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六大經濟體。另據世行數據，該年度其人均GDP達到12594美元，已初步顯示出成為高收入國家的某些跡象，一般認為再經幾年就會成功進入世界經濟第一梯隊。因此，對於那些尚在中等收入國家梯隊，或者積極問鼎第一梯隊，或者深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擾的國家而言，巴西的成長經驗，尤其值得參考。

巴西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後，在國家發展上曾經歷重大挫折，經濟和社會政策基本失敗。它推行負債增長戰略，由此導致1981到1983年的經濟衰退。但這段時期巴西在政治上的改革舉措，為此後的全面改革和調整創造了有利條件。巴西的民主化進程是“通過交易的轉型”的傑作。政府體制內的強硬派和改革派、反對派中的激進派和溫和派經過長時間的博弈，使得改革派和溫和派佔了上風，軍政府從1974年開始推行穩步的、漸進的政治開放和過渡政策，最終於1985年實現軍人“還政於民”，初步建立了民主體制。進入九十年代，巴西進入改革和調整的重要時期，之後在21世紀的頭十年，它的經濟發展成果越發顯著，並連續超過幾個傳統發達國家，成為位列世界前六強的全球大國。這歸功於在民主體制下，巴西的內外政策實現了重大改革。經濟上從低附加值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型，實現產業升級轉換，巴西的航天、國防和清潔能源能高科技行業在國際上都具有競爭力;在社會政策上，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巴西政府在社會支出方面的資金佔GDP長期維持在20%左右，並積極開展減貧，貧富收入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國民消費水平持續上升。它們都顯示，巴西已經具備了順利跨進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各方面條件。

三、國際經驗帶來的啟示

目前，世界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或者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危險的國家多數都在東亞、東歐、中東和北非、拉美等。它們都存在政治體制不成熟、不完善，特殊利益集團操縱國家政治，經濟政策失當，並導致貧富分化、兩極分化、社會不公平、不平等長期盤踞，社會矛盾加劇，社會動盪或者存在發生動盪的誘因和危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中等收入邁上高等收入，是一個世界級的難題，也是中國今後一段時期的重要挑戰。綜合各國經驗，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政治成熟，體制科學，依法治國，按制度辦事，充分保障公民政治參與，是前提條件。上述五個國家的案例都顯示，它們都是在建立了穩固的科學的政治體制後，成功從中等收入國家走進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而且在此條件下保持長久繁榮的，否則就達不到預期目標，或者難以為繼。只有成熟的政治體制，才能保證國家制訂科學的內外政策並得到有效落實;只有成熟的政治體制，才能避免權力尋租和政治腐敗，防止特殊利益集團形成和肆虐;只有成熟的政治體制，才能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復雜矛盾和問題，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有效路徑和方向;而且，只有在成熟的政治體制下，才能保衛經濟發展的成果，實現全民共享，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長期維持高收入國家水平。

善於適應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不斷推出改革措施，創新政府決策和科學技術，消除發展道路上的體制機制障礙，改進和完善政府治理，是重要關鍵。在科學、成熟的政治體制前提下，才能保證國家政府制訂和實施“適銷對路”的政策，不斷對政府體制、經濟發展思路和對策、社會政策、科技能力等，進行改革和創新，確保國家永遠走在康莊大道上。

發揮市場的主體作用，以市場為導向，完善國內統一的市場體系，合理調節並確保貿易、投資和消費三大領域的內在平衡，實現經濟穩定、持續發展，是根本途徑。在我們的案例中無一例外都是市場導向型國家，真正讓市場起到了基礎性支配作用，建立健全了國內市場經濟的體系，並適時調整貿易、投資和消費政策，使其得到平衡，才成功規避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如何調節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如何防止全國各省相互之間出於自利動機的貿易壁壘，如何打破對外貿和投資的強烈依賴，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面對的最為突出的問題。

改革社會政策，優化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消除兩極分化，促進社會公平;完善保障體系，穩定國民心理，是重要保證。高收入國家的公民社會都很發達，公民自治、社會自治普遍，社會政策的基礎是要建立一個高效的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公民的多數中產化，培育中產階級，既是社會穩定的基石，也是促進消費的關鍵。只有在消除兩極分化、確立了平等的法律原則下，公民才能擁有公平的社會機會，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最可靠的動力。而公民消費水平能否保持，儲蓄習慣能否改變，首要的則是為其提供安全堤壩，建立基礎性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使積極工作、放心消費成為普遍的社會心理。

Ⅷ 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個什麼坑 巴西阿根廷成典型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
注意重點，是人均，在貧富差距大的國家，非常不利，我們國家就更明顯。

Ⅸ 世界上絕大數國家和地區沒有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

因為國家不夠強大，然後被其他國家打壓抬不起頭，所以就一直處於貧窮狀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