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戰略目標是什麼

A. 巴西的航空工業為什麼發達

因為巴西政府對巴西的航空工業十分支持，並且巴西能夠對自己有清晰的定位。因為定位明確，有發展的方向，所以巴西的航空工業可以如此發達。

而且巴西對於自己的發展有清晰的定位，因為知道發展大的飛機項目周期太長，所以就開始發展客機項目。然後在客機發展的比較好的時候，在開始開發新的項目，這樣的話周期短，而且很容易提高知名度。所以巴西的航空工業就是這樣找准自己的定位，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的發展，最後取得成功。

B. 巴西與俄羅斯關系

巴西與俄羅斯的外交關系可以上溯至1828年，但由於蘇維埃革命和巴美自動結盟戰略，蘇聯與巴西兩國先後在1917年和1947年兩次中斷外交關系，兩次斷交時間長達42年（第一次斷交期為1917～1945年，第二次斷交期為1947～1961年）。盡管兩國自1961年恢復了外交關系，但在長達21年（1964～1985）的巴西軍政府執政時期，巴俄雙邊關系發展較為緩慢。1985年，巴西恢復民主體制後，其多元化外交也得到了強化，1987年，時任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訪問巴西，兩國政府簽署《共同申明》，這也是自1961年復交以來的首個雙邊政治文件。蘇聯解體後，巴西於1991年12月26日承認俄羅斯聯邦合法地位，成為拉丁美洲地區首個承認俄羅斯聯邦的國家。但作為兩個獨立主權的國家，巴西與俄羅斯的關系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才進入相對平穩發展的階段。進入21世紀，隨著巴西盧拉政府強調「新興大國聯盟」的外交理念，加之「金磚國家」機制逐步成型，巴俄雙邊關系進入一個相對較快的發展階段，兩國關系的內涵也有了較大的豐富。相比巴西與其他新興大國（中國、印度、南非）的互動程度，現階段的巴俄關系總體趨於平淡。
一、政治關系：戰略互需與機制建設
20世紀90年代中期，巴西政府調整了90年代初期「寧做第一世界之尾，不當第三世界之首」的國家身份定位，重新強調巴西是「發展中國家」「地區大國」「在經濟全球化中擁有多重利益的國家」和「西半球一體化的重要參與者」。[1]當時，巴西外交決策者認為，作為具有大陸規模的國家，巴西有必要加強與同類型國家之間的合作，而中國、印度、俄羅斯不僅與巴西同為地區大國，而且也有著相似的國際身份，巴西政府外交思維的改變成為推動巴俄政治關系改進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蘇東劇變、冷戰結束以及俄羅斯政局逐步趨於穩定，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回歸務實目標。普京強調要恢復俄羅斯的強國地位，就必須與世界經濟實現一體化，展開東西方平衡的多向外交以建立廣泛的夥伴關系，融入歐洲，維持全球戰略平衡，外交政策為國內經濟發展服務。[2]這成為普京總統在其第一任期（2000～2004）內的重要外交政策內容，其中「建立廣泛的夥伴關系」不僅成為俄羅斯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方式，而且也成為當時的普京政府平衡與西方關系的戰略途徑之一。
進入21世紀，巴西與俄羅斯的政治關系獲得了快速發展，兩國不僅保持著政府首腦的頻繁互動，而且雙邊政治對話機制的活力也逐漸得以體現。2000年6月，巴西副總統馬爾科·馬西埃爾（Marco Maciel，1995～2003）訪問俄羅斯期間，兩國政府同意建立戰略夥伴關系。2002年，時任巴西總統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訪問俄羅斯，恢復了自1988年若澤·薩爾內（José Sarney）總統訪問俄羅斯以來中斷了15年的兩國領導人的直接對話，兩國正式建立「戰略夥伴關系」。2003年，盧拉就任總統後，「南南外交」和「總統外交」在巴西外交政策中得到強化，這直接促使巴俄高層互訪頻率明顯加快。俄羅斯方面，2004年11月，普京成為首位訪問巴西的俄羅斯總統；2008年11月和2010年4月，梅德韋傑夫總統先後兩次訪問巴西。巴西方面，盧拉總統先後3次訪問俄羅斯（2005年10月、2009年6月和2010年5月），兩國政府在盧拉首次訪問俄羅斯期間簽署了《巴俄戰略聯盟雙邊協議》（Acordo Bilateral Brasil-Rússia de Alian a Estratégica），確定了巴俄政治關系的基礎。2010年5月，兩國簽署《戰略夥伴行動計劃》，進一步確定了雙邊合作的內容及框架。與此同時，兩國政府還簽署了「2010～2012年政治磋商計劃」，磋商內容包括多邊、地區和雙邊三個維度：多邊事務的重點包括安全與穩定、聯合國議程、裁軍與防核擴散、聯合國人權事務、打擊國際恐怖主義、毒品走私及有組織跨國犯罪、國際經濟及金融形勢、環境與氣候，等等；地區事務的重點為拉丁美洲局勢、與歐盟的關系、與中國和東南亞的關系、中東和蘇丹沖突、亞太地區一體化進程、前蘇聯地區一體化進程；雙邊協商的優先議題主要為巴俄關系、對外政策規劃。
外交政策契合度的提高以及政治關系的提升推動了巴俄雙邊對話機制的正常運行。1997年，分別由巴西副總統和俄羅斯總理聯合主持的巴俄高級合作委員會（Comiss o Brasil-Rússia de Alto Nível de Coopera o，以下簡稱「巴俄高委會」）成立，當時俄羅斯僅與美國、法國、中國和烏克蘭等4個國家之間存在由總理主持的高級別定期協商機制。巴俄高委會下設政治事務委員會和政府間經貿與科技合作委員會，其中政府間經貿與科技合作委員會下設經貿及工業合作，金融及銀行間合作，能源合作，太空合作，軍事技術合作，科學與技術合作，文化、教育和體育合作等7個分委會。2011年5月，巴俄兩國在莫斯科召開了第5屆高委會，雙方均強調加強兩國戰略夥伴關系是各自政府外交政策的優先目標之一。[3]
對巴西而言，俄羅斯的戰略意義在於其世界政治、軍事大國的地位，而巴俄關系的政治重要性體現在兩國針對裁軍、聯合國改革及其作用的強化、反對恐怖主義和有組織犯罪，尤其是維護和平、民主和尊重人權等挑戰的相互協調上。對俄羅斯而言，加強與巴西關系不僅僅因為該國在拉丁美洲的「分量」，而且也是由冷戰後全球化的形勢決定的。俄羅斯前外長及前總理普里馬科夫認為，巴西與俄羅斯都經歷了經濟的開放與調整，都面臨國際貿易競爭自由化的挑戰，在政治方面，兩國均有全球利益，都尋求實現區域一體化以及在國際范圍內合作夥伴的多樣化。[4]聯合國改革問題是巴俄兩國政治關系的重點，在這一問題上，俄羅斯的立場較為靈活，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曾表示，任何關於聯合國改革的決議必須基於聯合國成員國的共識，這一點是保證聯合國安理會合法性和有效性、聯合國內部團結的關鍵所在。雖然拉夫羅夫承認聯合國安理會需要改革，如果它的成員國能夠反映當今國際新格局，那麼它的效率勢必有所改善。但是他也強調，聯合國改革不應僅局限在安理會的擴大上，而應是一個更廣泛意義上的改革，包括聯合國大會、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相關改革。此外在表決聯合國改革問題上，拉夫羅夫明確表示「安理會不履行本該屬於聯合國大會的職能，並且安理會不能就一些不涉及具體沖突的、抽象的議題開展討論」[5]，其意即指包括安理會擴大在內的聯合國改革應取決於聯合國內部的共識，而非安理會現任常任理事國的態度。對於巴西的「入常」，俄羅斯政府早在2002年與巴西簽署的《巴西—俄羅斯共同申明》中便明確了對巴西「入常」的支持態度。時任巴西總統的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對此聲稱：「俄羅斯政府的政治態度非常重要，因為它是五個常任理事國中第一個明確支持巴西的國家，這也顯示了俄羅斯政府切實發展與巴西之間的戰略夥伴關系的意願。」[6]
但是在其他場合，俄羅斯政府官員多次強調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候選國應在本地區具有較強的代表性，並且本地區國家對其候選國的資格應達成一定的共識。因此，綜合俄羅斯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的立場，其對包括巴西在內的一些國家的「入常」願望的認同實際上是以「聯合國成員國共識」和「地區共識」為前提條件的。針對這一點，巴西學術界有觀點認為，作為擁有否決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俄羅斯實際上不願意改變聯合國安理會現有的權力結構。
二、經貿關系：規模有限
自2000年以來，巴俄雙邊貿易有了較快增長，但由於雙邊貿易基數較小，巴俄貿易總量非常有限。2000年巴俄雙邊貿易額僅為9.9億美元，到2008年兩國貿易額達到79.8億美元，8年時間大約增長了7倍。但是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巴俄貿易在2009年降至42.8億美元，同比降幅高達46%。盡管在隨後的2010年和2011年，巴俄雙邊貿易有所恢復，到2011年回升至71.6億美元，但尚不及危機爆發前的水平，僅相當於2011年中巴貿易額（771億美元）的1/10。未實現盧拉在2009年提出的「巴俄雙邊貿易到2010年超過100億美元」的目標。從兩國具體進出口額來看，巴西基本上一直處於順差位置（2000～2011年，巴西僅在2000年出現1.5億美元的逆差）。2011年，巴西對俄羅斯的出口額以及巴西從俄羅斯的進口額分別為42.2億美元和29.4億美元，均不及2008年的水平（46.5億美元和33.3億美元），巴西實現約12.8億美元順差。

總體而言，巴俄雙邊貿易規模與兩國經濟及貿易規模很不相符。以2011年為例，巴西對俄羅斯的出口額占巴西總出口的比重僅為1.6%，佔俄羅斯全年進口總量的比重約為1.4%。與此同時，2011年巴西從俄羅斯的進口額占當年巴西總進口額的比重約為1.3%，佔俄羅斯當年總出口額的比重僅為0.6%。但是，如果比較10年前的情況，巴俄雙邊貿易遠遠落後於各自進出口貿易的總體增長速度，也就是說，巴西或俄羅斯在對方市場中的份額實際處於「縮水」狀態。2001年，巴西對俄羅斯出口占當年巴西出口總量、俄羅斯進口總量的比重分別為1.8%和2.6%，高出2011年上述兩項比值（1.6%和1.4%）；同年，巴西從俄羅斯的進口額占當年巴西進口總額、俄羅斯出口總額的比重分別約為0.8%和0.5%，略低於2011年上述兩項比值（1.3%和0.6%）。
造成巴俄貿易規模有限的主要因素包括：（1）兩國對對方市場均缺乏了解，均非對方國家的傳統貿易夥伴，兩國對對方市場的開發力度尚顯不足；（2）兩國的出口產品結構類似，初級產品及資源密集型產品均為兩國的主要出口產品，經濟互補性的欠缺使兩國經貿往來缺乏足夠的驅動力；（3）巴西、俄羅斯均為貿易保護主義相對較為嚴重的國家，貿易保護措施直接限制巴俄雙邊貿易的開展；（4）兩國之間尚缺乏便捷的貿易渠道，比如俄羅斯對巴西的出口多數是由國際中介商來運作，這無疑降低了兩國之間的貿易互信程度。另外，雖然兩國在高科技領域存在一定的互補性，但巴西對俄羅斯在與貿易相關的配套管理、銀行融資的保障缺乏足夠的信任，這是限制兩國科技互補性發揮的重要障礙。[7]
從出口產品結構來看，巴西對俄羅斯的出口主要以基礎產品以及低附加值的半製成品為主。2011年，基礎產品、半製成品和製成品占巴西對俄羅斯出口的比重分別為49%、43.8%和7.2%。而從出口產品種類來看，粗糖、牛肉和豬肉為巴西對俄羅斯的主要出口產品，占出口的比重分別為43.7%、24%和7.6%。相反，俄羅斯對巴西出口則主要以化工和軍工產品為主，2011年，俄羅斯對巴西出口的三大產品為硝酸銨、尿素、磷酸二氫銨，分別佔俄羅斯對巴西出口額的15.7%、15.5%和14.7%。

C. 巴西在發揮區域資源優勢，努力改變殖民地經濟結構方面，都採取了哪些積極的措施

巴西在發揮區域資源優勢，努力改變殖民地經濟結構方面，都採取了哪些積極的措施

地區間發展失衡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拉美國家自不例外。今天，這個問題依然是制約拉美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中，作為拉美第一大國的巴西，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不同地區的差異性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更具典型性，而其治理地區發展失衡過程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給其它國家提供了啟示。
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表現
由於歷史、地理、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原因，巴西人口和主要經濟活動集中於沿海地區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因此東南部和南部地區最為發達、中西部地區次之、北部和東北部地區最不發達。由此導致巴西出現了所謂的「發達的巴西」和「落後的巴西」兩個截然不同的區域。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盡管巴西採取了一系列政策來縮小地區發展水平的差距，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地區發展不平衡依然困擾其經濟的持續發展，具體表現為：地區之間財富分布不均；各地區在中央財政收支中比重差異顯著；人類發展指數（HDI）水平雖普遍有所改善，但其中部分指標差距依然明顯；人口的地區分布也相差懸殊，等等。
更為重要的是，地區發展不平衡與居民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不平等緊密相連，並且相互作用。巴西不同地區不僅人口分布不平衡，而且種族分布也不平衡。由於巴西的不發達地區聚集了比重較大的混血種人和印第安人，因此落後地區的發展問題直接表現為這些群體的貧困問題。巴西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就成了人的經濟不平等、社會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問題。有統計顯示，不同的種族貧困狀況大相徑庭，其中混血人種和印第安人往往是貧困的代名詞，是最易遭受不平等的群體。如，非洲後裔、混血人種和印第安人的平均收入遠低於白種人和亞裔巴西人。此外，巴西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城市化水平超前，大量人口聚集於超大城市。據統計，1989年巴西東北部和北部、東南部以及南部地區的9個城市的人口為4060萬，佔全國人口的近1/3。其中，僅東南部地區的三大城市—聖保羅、里約熱內盧和貝洛奧里藏特市就集中了2740萬人，佔全國全部城市人口的65.5%、佔全國人口的20%。
城市貧困問題是巴西發展模式的產物，也是亟待解決的痼疾之一。據統計，1989年上述9大城市中大約有1150萬窮人，佔全部城市人口的28.2%。其中，位於東南部地區的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兩個城市的窮人絕對數量最多，均超過300萬，分別佔9個城市全部城市窮人數量的27%左右。而由於人口過分地聚集於擁擠的城市，引發了城市居民基本的衛生和環境等基礎設施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其中廣大城市貧民既是受害者也是導致這個問題的主要因素之一。
地區發展不平衡的演變
導致巴西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的主要是地理、資源、歷史和政策等四方面因素。有分析則認為，地理特徵如氣候因素，以及在基礎設施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資差異導致了地區發展的不平衡。還有學者通過對巴西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深入研究後發現「巴西的經濟發展，尤其是通過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來發展工業化的同時加劇了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到底是何種因素導致或者加劇了地區發展的差距，巴西政府又如何解決上述問題呢？
關於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起因。巴西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始於殖民時代不合理的國際貿易分工，而且受制於不同地區自然地理條件的影響。從殖民地時代到20世紀早期，巴西各地區的經濟主要通過國際貿易渠道形成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在工業化進程中，本國內需沒有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之前，初級產品的出口是拉動巴西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當時，能夠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的地方就決定了區域的聚集模式。交替的增長周期使那些生產相應出口商品的地區受益，其中出現了東北部地區的「蔗糖周期」、中南部的「黃金和咖啡周期」，以及北部地區的「橡膠周期」，等等。由於本國經濟嚴重依賴幾種初級產品的出口，國際市場的行情波動決定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也決定著生產不同初級產品的地區的發展。東北部地區和南部地區都以出口初級產品作為經濟支柱，前者主要出口蔗糖和棉花，後者以出口咖啡為主，到1870年左右，兩個地區的收入相當，幾乎看不出經濟發展的差異。
後來這兩個地區的經濟走勢發生了嚴重分化：南部地區得益於國際市場咖啡需求的持續增長（據統計，在1840～1910年期間，國際咖啡市場的需求年均增長率達到5%），並受益於英國在基礎設施上的投資、素質良好的歐洲移民人力資本以及技術進步。隨著咖啡出口數量急劇增加，南部地區經濟日趨繁榮。大宗出口收入還為南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19世紀末期國家出台的本幣貶值、關稅保護等一系列政策讓咖啡出口商和聖保羅地區的加工商受益。與此相反，東北部地區的蔗糖和棉花出口卻頻頻受阻。蔗糖出口既面臨歐洲甜菜糖的替代，更受到加勒比地區蔗糖的競爭。在國際市場糖價下跌的同時，巴西東北部地區的製糖業沒有採用先進技術，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減少，轉而靠銷往本國的南部地區。在19世紀後幾十年，國際棉花市場需求疲軟，而產自美國南方採用更高技術和擁有更低國內運輸成本的棉花佔領了當時的主要市場—英國。因此，東北部地區的棉花也開始面向南部地區的市場，但南部地區開始出現了紡織工業保護主義。20世紀之交，對內貿易成為支撐東北部地區生產發展的主要因素。在20世紀頭十幾年，東北部地區和南部地區之間的地區差距已經形成。
從上述分析看，總的來講，地理因素（如氣候、地形、土壤等）和歷史因素（殖民經濟體系、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的波動等）決定了巴西最初的區域聚集模式，也可以認為是導致19世紀末期在巴西形成南北經濟「二元結構」的重要決定因素，並由此拉開了巴西地區發展不平衡局面的序幕。
關於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凸現。這是巴西在20世紀初期至60年代之前推進工業化發展戰略過程的一個「副產品」。在這個發展階段，地區的平衡問題基本不在巴西政府的發展議程關注之內，相反，政府實施的發展戰略及相關政策、措施，導致了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的加劇。客觀上講，政策因素成為人為地加深地區發展不平衡的推動力量。
在此階段，巴西經濟經歷了重要的結構性轉變。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工業逐漸取代農業成為引領經濟增長的主要產業，而東南部地區則成為內向型工業發展戰略階段的主要受益地區，因為巴西政府將發展的關注點一直放在本身已經較為發達的東南部和中南部地區。具體包括：早在20年代左右，巴西就形成了對東南部地區的咖啡產業的支持政策，這是首次從地區的角度出台這樣的措施，強調對南部地區發展的關注；到了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階段，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巴西的地區收入分配變得更多地集中於發達的東南部地區。20世紀50年代以後，巴西政府重點關注的是中南部地區的工業部門的發展，力圖解決收支不平衡問題，並推動工業化進程的深化。
與此同時，東北部等地區的發展不僅沒有得到聯邦政府的專門的產業支持政策（如扶持糖或棉花生產的政策或產業調整政策），相反，在面對國際市場激烈競爭而轉向本國東南部等發達地區市場的情況下，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讓東北部地區還不得不消費價格高昂的工業製成品。因此，東北部等地區與中南部等地區之間的貿易條件在不斷惡化，東北部地區靠輸出初級產品獲得的收入又被人為地以價格「剪刀差」的形式被中南部等地區獲得，落後地區客觀上為巴西全國的、尤其是東南部等發達地區的工業化進程的資本積累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重視效率的發展戰略下，巴西政府出台了一些措施（如1956～1960年發展計劃）來促進國家工業化水平的提升，並進一步使經濟布局向東南部地區集中，而並沒有任何對於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擔憂。事實上，隨著巴西在這個階段經濟的高速增長，它所採取的將投資集中於經濟增長領先地區來促進國家發展的政策使地區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
關於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關注。實際上，早在1940年，巴西政府就倡導「西進」運動。50年代以後，巴西歷屆政府一直把開發落後地區作為基本口號之一，致力於對東北部、亞馬遜流域和中西部地區的開發。
1956年庫比契克當政時期，決心完成遷都的「百年夢想」，在不到四年的時間內，在巴西高原中部建起一座新都，並於1960年正式遷都巴西利亞。「遷都」是巴西政府開發落後地區的重要舉措。巴西利亞位於中部高原，地理位置比較居中，可以充分發揮全國政治、文化和交通中心的作用，其輻射力可以達到邊疆地區。在遷都後的3~5年裡，巴西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特別是農業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遷都的同時，政府還修建了通往東北部地區和北部地區的公路，從而為落後地區的開發奠定了基礎。在隨後的幾十年裡，遷都政策也使區域發展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減弱。
20世紀60～80年代，巴西政府採取更多切實行動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這個階段可謂巴西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其間的1968～1973年，巴西經濟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長，GDP年均增長率達10%以上，被譽為巴西「經濟奇跡」。因此，這個階段的經濟環境為巴西政府解決地區差異創造了實力和條件，也為國家利用優勢產業反哺落後產業、鼓勵優勢地區反哺落後地區來解決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成為可能和必然。巴西政府開始高度關注地區之間存在的發展不平衡問題，並制定相應政策、措施，例如，直接投資於落後地區的發展項目、實行稅收優惠等，有效遏制了區域聚集程度過高的趨勢，促進了北部、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以北部地區為例，60年代以前該地區主要依賴橡膠出口，但在60年代期間卻失去了在世界市場的幾乎全部份額，此後僅靠技術含量較低的微波橡膠出口收入維持。針對這種狀況，聯邦政府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加大了對這個地區的投資開發力度，如對私人投資提供稅收優惠和財政刺激措施，通過公共投資加強該地區與外界連通的道路交通建設，鼓勵國有企業增加向該地區的直接投資，等等，為該地區帶來發展動力。盡管北部地區在經濟增長中也出現了環境退化、收入分配惡化等現象，但在改變地區落後面貌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
1988年新憲法頒布後，巴西治理落後地區的努力受到一定的干擾。地方政府參與財政收入分配的比例銳減，聯邦政府對於地區發展的投資一度減少。這些地區經濟基礎設施的匱乏，使得貿易和運輸等缺乏效率，導致了生產成本的攀升，之後通貨膨脹問題開始突顯。為此，1994年巴西出台了迄今為止最為成功的穩定計劃，這些行動加上貿易自由化等改革措施，成功地吸引了外國直接投資，有效地規避了資金缺乏等困境。應當講，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即巴西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的階段，巴西基本保持了80年代中期治理地區的不平衡發展所取得的成果。
20世紀6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是巴西政府開始關注、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的重要階段，通過其採取的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起碼阻止了地區發展差距的繼續拉大，但是巴西不同地區發展的現實情況依然存在嚴重的不平衡。
區域發展不平衡是一種普遍現象，巴西也不例外。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在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上將束手無策或無所作為，尤其在當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惡化主要是由人為的政策因素導致的情況下，更應運用政策手段加以彌合，以縮小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起碼要防止地區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
治理地區發展失衡的經驗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巴西歷屆政府一直在為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作不懈的努力，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並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在治理落後地區發展問題方面積累了經驗。
實現落後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其實在落後地區的內部也存在發展不平衡問題，落後地區內部也可以劃分出相對發達的次區域和更為落後的次區域。因此分析整個落後地區存在的優勢，創造該地區內部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扶持地區內部的「增長極」來帶動整個地區的發展將是關鍵。
其實，巴西早在治理北部地區時就意識到了這些問題，因地制宜地成功創造了三個「增長極」：亞馬遜地區的「馬瑙斯自由貿易區增長極」、朗多尼亞州的「西部農業增長極」、帕拉州的卡拉雅斯「礦產和金屬產業增長極」。以上三個地區成為20世紀70～80年代北部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治理東北部地區的過程中，巴西政府力爭改變以往支柱經濟較為單一的局面，著重實施經濟多元化戰略，結合各地的優勢，打造出石化、紡織服裝和金屬礦產等支柱產業。
採取多管齊下的政策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巴西政府治理落後地區採取的措施大的方面分為兩種：投資政策和稅收政策。鼓勵私人部門、公共部門和國有企業向落後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優勢產業等領域進行投資，同時以稅收優惠措施給予鼓勵。事實上，在巴西政府的治理措施中，聯邦政府轉移支付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1970年，北部、東北部和中南部地區在中央財政收入中的佔比分別為1.4%、10.0%和88.6%。而同期上述地區在中央財政支出中的佔比分別為3.2%、13.4%和83.4%，其中北部和東北部地區在支出中的比重分別比其在收入中的比重高出1.8個百分點和3.4個百分點。說明聯邦政府通過轉移支付的形式對該地區的發展予以扶持。實際上，縮小地區發展差距，資金尤其是聯邦政府能夠掌控的財政收入多寡是影響治理措施力度的重要條件。在1988年之後的一段時期，由於改革後的巴西聯邦政府財力一度銳減，導致對落後地區的治理政策弱化。
通過成立專門機構甚至立法來保證政策的延續性。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以來，巴西政府為治理地區發展失衡的局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治理措施的脈絡基本上為：地區發展差距拉大→開始關注→初期以調研性質為主→出台鼓勵性措施→設立專門的發展基金→寫入法律法規（1988年憲法）→（1999年以後）成立專門的主管機構→成為國策（2003年出台國家地區發展政策）→更廣泛范圍的合作來治理（與其他拉美國家合作）。
在對北部地區的開發過程中，1953年巴西政府成立「亞馬遜經濟開發計劃管理局」，開始組織對亞馬遜地區進行有計劃的開發；在東北部地區開發過程中，巴西政府成立了「東北銀行」，為開發東北部地區提供雄厚的資金來源；成立「東北部開發管理局」，負責對東北部地區的開發；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是包括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在內的巴西不平等問題被1988年的巴西憲法所關注；1989年，巴西創建的「憲法融資基金」被認為是該國又一個最為重要的地區政策工具，其目標就是通過給予地方企業以特許貸款實現相應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享有優惠待遇的是「微型」和「小型」的農業生產者、「小型」和「微型」的企業、利用當地原材料的生產活動以及勞動密集型和基本食品生產經營項目等。此外，巴西政府的治理思路正在跳出落後地區自身、甚至是國家的界限，從更大的地理范圍（如拉美地區和世界范圍內）尋求解決落後地區的治理方法和經驗，其中巴西與歐盟還就地區發展問題建立了對話機制等。
巴西政治制度的設計有利於地區發展政策的形成。巴西國內較小且經濟實力弱的州在國會佔有席位的比例遠多於那些經濟實力強大的州，從而體現出較高的代表性。而代表性差異主要表現在北部和東南部地區之間。東南部地區擁有全部選民的46%，但在議會中只佔有33.6%的席位；而北部地區擁有4.8%的選民，卻在議會中佔有11.3%的議席。北部地區具有的較高代表性始於1932年，目的是要制衡聖保羅州和米納斯吉拉斯州在聯邦中的力量，削減上述實力強大的州對整個國家的控制能力，這種政治制度一直延續至今。正是讓經濟實力弱小的州在聯邦議會中具有了較高的代表性，使得聯邦政府、國會可以將地區不平衡問題納入政治議程。
治理地區發展失衡的教訓
要避免人為因素加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差距。拉美國家獨立後因政策偏差而人為地加大了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比較普遍。在以工業化為主導的現代化進程中實行的某些經濟政策及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結構調整，不僅未能改變經濟活動主要集中於少數地區的不合理格局，反而進一步拉大了地區間的發展差距。20世紀30年代至90年代初，巴西政府實施促進民族工業發展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但民族工業主要集中於東南部地區；為發揮東南部和南部地區在全國經濟中的優勢和輻射作用，政府實行的傾斜政策反而不利於各地區的平衡發展。
區域開發應建立在與自然和諧的基礎上。在拉美，巴西開發落後地區的經驗最多，但教訓也不少。巴西採取的一些措施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其開發落後地區的戰略過於「貪大求快」。1971年，巴西政府提出了包括把亞馬遜地區納入一體化的「全國發展計劃」，目標是「在一代人的時間內使巴西躋身於發達國家之列」。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巴西政府對西部的開發採取了超出國力的大預算、大規模、大投資的辦法，例如「大卡拉雅斯計劃」的預算投資高達600億美元。此外，由於缺乏可行性研究，20世紀70年代修建的長達5000千米的「泛亞馬遜公路」的使用率一度僅為50%，造成投資的極大浪費。這些耗資巨大的工程一度使巴西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在開發落後地區的過程中，違反了自然法則，忽視發展的可行性和可持續性，造成「20世紀80年代世界最大的生態問題」。20世紀70年代，為了實現在20世紀末使巴西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夢想，軍政府鼓勵外資和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到亞馬遜地區投資。但由於法規不完善，加上投資者急功近利，燒林開荒建牧場，結果使亞馬遜森林、環境、自然資源和生物鏈遭到了破壞。1998年，亞馬遜熱帶雨林被毀面積達1.68萬平方千米。1999年2月巴西政府不得不頒布法令，無限期地不再受理對亞馬遜森林開發的申請，要求已採伐20平方千米以上的企業立即停止採伐。巴西熱帶雨林面積的減少被認為是「不可逆轉的世紀性過失」。
地區發展不平衡嚴重危及社會和諧。城市化過於集中於超大城市的模式是包括巴西在內的拉美國家在發展進程中出現的一大弊端。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起，拉美國家普遍出現農村人口向城市大規模遷移的現象，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但這種始終以大城市急劇擴張為中心的發展思路也使城市化出現失控。落後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人口向城市的大規模遷移使本已嚴重的發展不平衡問題進一步惡化。過度集聚化的城市發展造成人口、私人投資等從貧困地區向發達地區轉移；為了應對中心城市人口無節制的增長，國家只能加大對中心城市的投資而減少對落後地區的投資，導致落後地區經濟發展進一步被削弱，地區發展差距不斷拉大，從而引發新一輪人口遷移。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加大了中心城市的經濟壓力和社會壓力，並對經濟社會的總體穩定構成威脅。
與此同時，地區差異的擴大使地方離心傾向不斷上升，對國家的政治穩定帶來挑戰，對國家的統一構成潛在的威脅。20世紀90年代，不僅在巴西南部的南里奧格蘭德、聖卡塔琳娜和巴拉那3個州存在20多個分裂組織，一些分裂分子甚至醞釀成立獨立國家，而且在東北部的分裂分子也提出要建立一個包括經濟發展較落後地區在內的獨立共和國。
結語
巴西進入新世紀後，隨著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較為突出，治理地區發展差距的任務也非常艱巨。巴西政府一方面不斷提升對失衡地區發展的關注，另一方面也在制定系統的戰略，以動員全局的力量治理這個難題。歷史上，巴西北部和東北部地區依靠初級產品出口的經濟結構就因受到國際市場的變化而使各自的發展歷程開始走向分化，而地區收入的減少加之國家發展戰略的轉軌也加劇了北部和東北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因此，在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上，既要依靠本國內部的正確政策，也需要一個有利的國際條件，這樣才能維持巴西經濟社會穩定的發展，以保證按照既定的政策治理落後地區的進程不至於被干擾或是被打斷。
其實，與巴西的情況類似，其它拉美大國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也甚為嚴重。其中，在墨西哥，聯邦區、哈利斯科州和新萊昂州在國民經濟中的支柱地位，致使其他地區的經濟似乎無足輕重；在阿根廷，以布宜諾斯艾利斯為軸心的潘帕斯地區發展一支獨秀，其他省份則長期被排除在增長的繁榮之外。因此，拉美國家出現的「一個國家、兩個世界」，甚至「一個城市、兩種景象」的發展失衡情況應當引起我國的高度重視。

D. 盧拉·達席爾瓦在做總統的時候做了哪些事情

2002年12月14日，對於盧拉·達席爾瓦來說，是一個最值得高興和紀念的日子。這一天，他接受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證書，這個證書正式確認他為巴西第40任總統。他從一個普通的技術工人成長為一個地區大國的總統，走過了漫長而艱辛的道路。盧拉接過證書時，激動得流下了熱淚。2003年1月1日，盧拉·達席爾瓦在國會大廈舉行隆重總統就職儀式，他庄嚴地從卸任總統手中接過綬帶，正式成為巴西聯邦共和國第40任總統。盧拉早年受古巴社會主義革命和拉美左派思潮的影響，曾是一位激進的鬥士，對美國和資本主義一直持批判態度，他曾毫不留情地抨擊美國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前3次總統競選中，盧拉激烈的「反美」言辭讓華爾街的大亨們感到恐懼，使在巴西多有投資的國際金融機構和大型跨國公司心存憂慮。他們想方設法，動員一切力量反對盧拉當選。然而，盧拉在吸取前3次競選失敗的教訓後，在2002年的第4次競選中，開始改變激進的左派代表的態度，不再抨擊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經濟政策，承認美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巴西經濟的作用，主動改善與美關系。他還選擇巴西自由黨領袖做競選搭檔，以爭取美國和國內外商界的認同。盧拉明智地看到了這些因素，開始以務實的態度與布希政府打交道，與美國建立和諧的外交關系與往來。早在2002年7月，盧拉就派遣經濟顧問訪問華盛頓向美國政府解釋未來的經濟政策以換取支持。12月他親自出訪華盛頓，會晤布希總統，重申承認債務、穩定經濟的承諾，爭取美國為巴西的「反飢餓運動」提供貸款。他當選總統後，又任命了符合美國和國際金融界意願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在美巴有爭議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問題上，盧拉態度已有所軟化，從堅決拒絕，到同意進行自由貿易區談判。美國原擔心盧拉執政後對美立場強硬，在美國後院形成又一個反美核心，影響其實現全球戰略。面對盧拉對美態度轉向溫和務實，美國對盧拉的態度也來了180度的大轉彎，從開始「打壓」、進而「默許」，到最後進行「拉攏」。

大力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之間的合作，是盧拉外交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他作為巴西左派代表人物，對社會主義中國有著「天然的階級情誼」。1974年巴中建交以來，兩國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外交和政治關系，並且建立了戰略夥伴關系。兩國在航天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成功發射了兩顆地球資源衛星，並正在繼續研製第三和第四顆衛星。兩國經貿關系近幾年發展迅猛。中國已經成為巴西的第三大貿易夥伴。

應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邀請，2004年5月22日晚，巴西總統盧拉抵達北京開始對中國進行為期6天的國事訪問。隨同盧拉總統來訪的有420多名巴西企業家組成的巴西商務代表團，創下巴西總統出訪隨行人數的最高記錄。除了龐大的商務代表團，與盧拉總統同行的還有外交部、發展工商部、旅遊部、能源礦產部的多位部長。可以說，影響巴西經濟發展的關鍵人物都來了。據統計，巴西是中國在拉美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是巴西全球第四大貿易夥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場。2003年，雙邊貿易額達79.89億美元。5月23日，盧拉總統參加了巴西石油公司北京代表處的揭幕儀式。這家石油公司是全球領先的20家石油公司之一。巴西石油公司駐北京辦事處成立後，巴西對中國的石油出口將從以前的每年200萬桶猛增6倍，達到每年1200萬桶。巴西將成為中國又一個重要的能源供應國。盧拉總統訪華期間還接受了中國旅遊局遞交的「旅遊目的地」文件，巴西有望成為中國公民的下一個旅遊目的地國。

盧拉在評價他2004年中國之旅時說，這是「巴西政府一次偉大的旅行」。借著巴西總統盧拉訪問中國的契機，中巴兩國政府在工業、商業、科技等方面建立起廣泛合作，這將極大地改變目前國際經濟關系中的不均衡狀況，也將對兩國自身的發展起到明顯推動作用。中巴兩國簽訂多個合作協定標志著亞洲和拉美兩個大國將在經濟互補和雙邊合作方面更進一步尋求互利互惠的雙贏局面。中巴兩國間的合作邊遠離國際經濟舊秩序里的掠奪和依附關系，更沖破了美國凌駕於拉美國家之上的不平等的經濟局面。《波士頓環球報》載文稱，盧拉總統對中國的訪問，再一次體現了盧拉「靈活務實」的外交謀略，盧拉政府積極的態度發展對華關系，這是由盧拉總統所確定的外交路線和政策決定的。巴西對外關系研究所所長薩拉伊瓦指出，盧拉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三項基本原則，即平衡外交、提升雙邊關系地位和(巴西)國際作用普遍化。在這些原則指導下，巴西加強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與其中的大國發展關系。中國、印度、南非和俄羅斯被巴西列為重點發展關系的對象國。巴西這樣做，欲達到「一石二鳥」的目的：在經濟方面，增加與上述國家的經貿合作，以實現盧拉總統本人提出的改變「巴西貿易地理」的目標，減少巴西出口對歐、美發達國家的依賴程度；在國際政治方面，加強與發展中國家中的大國溝通，通過國際作用普遍化的逐步實現，最終完成「巴西需要在世界上占據突出位置」的目標。盧拉以左派身份當選巴西總統後，在國際舞台上往往以第三世界代言人而自居。盧拉總統訪問南非、印度、中國，以及對其他非洲和中東的發展中國家的訪問，與印度、南非結成三國集團，在坎昆會議出面組織20國集團，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理解為巴西為達成既定的戰略目標而採取的具體手段。

E. 我列舉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四國具有的共同點

相同點
礦產資源豐富，人口大國（超過1億），面積大國，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

F. 巴西今年7月工業產值環比增長0.6%，低於疫情前水平，釋放了哪些信號

巴西今年7月工業產值環比增長0.6%，低於疫情前水平，釋放了哪些信號首先就是巴西受到疫情的影響還是不小的，其次就是巴西國內的一些工業生產正在逐漸恢復，再者就是世界范圍內的疫情影響正在縮小，另外就是巴西政府通過一些有利的政策調節使得巴西經濟市場更加穩定，還有就是巴西的製造業廠家正在努力加強世界范圍內的合作。需要從以下四方面來闡述分析巴西今年7月工業產值環比增長0.6%，低於疫情前水平，釋放了哪些信號。

一、巴西受到疫情的影響還是不小的

首先就是巴西受到疫情的影響還是不小的 ，對於巴西而言他們受到的疫情影響還是比較大的，主要就是他們國內的新冠疫苗不是很充足，並且他們的防疫政策也沒有足夠精細化。

巴西應該做到的注意事項：

應該加強多渠道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