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給巴西帶來什麼

㈡ 巴西的美食多樣化

任何幅員遼闊的國家都可以說是多元化的。也就是說，我不能完全確定它是不是最多樣化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巴西美食的多樣性非常豐富——就像這個國家本身一樣。

巴西美食-維基網路

巴西的美食如同這個國家的人口一樣多樣化

https://agenciadenoticias.ibge.gov.br/en/agencia-news/2184-news-agency/news/21115-survey-reveals-regional-diversity-in-brazilian-food-intake

巴西菜不容易定義。不同地區的人口差異很大，這反映了美國本土人口和移民人口的混合，以及整個大陸的面積。這就創造了一種保留地區差異的民族烹飪。基本上，有無數的地方菜系組成了一個國家的場景。

傳統的巴西烤肉(巴西烤肉)——可能是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最常聯想到的巴西美食——起源於巴西最南端的南大南州。肉通常只用岩鹽調味，然後放在鐵串上直接在火上烹飪。

在這個州，除了巴西烤肉外，最受歡迎的菜之一是arroz de carreteiro。它基本上是由米飯、熟肉或charque(鹹肉乾)和一些香草(通常是歐芹)做成的。

西施漢堡(Xis)是當地對美式漢堡的改造，可能是該州最新加入的傳統菜餚。它基本上是一個巨大的三明治，直徑約16厘米(幾乎和一個盤子一樣大)，裡面填滿牛肉、雞肉、香腸或任何其他肉類，再加上蛋黃醬、玉米、豌豆、生菜、西紅柿、煎蛋和馬蘇里拉乳酪，然後壓平。Xis Coracao的變種，填滿雞心，是當地人的最愛。

㈢ 為什麼巴西全部是葡萄牙人後裔

巴西是一個多種族，多民族，多元化的國家，巴西的足球特踢的特別好，只能說巴西人里葡萄牙人的後裔比較多。葡萄牙曾經對巴西進行過殖民統治，留下了很多遺民，在的繁衍發展到今天，巴西人里一大部分是葡萄牙的後裔。
如今的巴西人非常的熱情，巴西的足球踢得特別好，在世界上也非常有名，國家的球迷很多都是支持巴西隊的。現在的巴西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祝福他們越來越好。在這個多元化的國家裡面，人民生活是非常幸福的，因為他們是多民族的共同體，有亞洲人，有葡萄牙人，還有其他國家的人們，大家都是移民過去的，作為我們外國人，覺得巴西這個國家很熱鬧。

㈣ 巴西在發揮區域資源優勢，努力改變殖民地經濟結構方面，都採取了哪些積極的措施

巴西在發揮區域資源優勢，努力改變殖民地經濟結構方面，都採取了哪些積極的措施

地區間發展失衡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拉美國家自不例外。今天，這個問題依然是制約拉美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中，作為拉美第一大國的巴西，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不同地區的差異性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更具典型性，而其治理地區發展失衡過程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給其它國家提供了啟示。
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表現
由於歷史、地理、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原因，巴西人口和主要經濟活動集中於沿海地區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因此東南部和南部地區最為發達、中西部地區次之、北部和東北部地區最不發達。由此導致巴西出現了所謂的「發達的巴西」和「落後的巴西」兩個截然不同的區域。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盡管巴西採取了一系列政策來縮小地區發展水平的差距，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地區發展不平衡依然困擾其經濟的持續發展，具體表現為：地區之間財富分布不均；各地區在中央財政收支中比重差異顯著；人類發展指數（HDI）水平雖普遍有所改善，但其中部分指標差距依然明顯；人口的地區分布也相差懸殊，等等。
更為重要的是，地區發展不平衡與居民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不平等緊密相連，並且相互作用。巴西不同地區不僅人口分布不平衡，而且種族分布也不平衡。由於巴西的不發達地區聚集了比重較大的混血種人和印第安人，因此落後地區的發展問題直接表現為這些群體的貧困問題。巴西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就成了人的經濟不平等、社會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問題。有統計顯示，不同的種族貧困狀況大相徑庭，其中混血人種和印第安人往往是貧困的代名詞，是最易遭受不平等的群體。如，非洲後裔、混血人種和印第安人的平均收入遠低於白種人和亞裔巴西人。此外，巴西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城市化水平超前，大量人口聚集於超大城市。據統計，1989年巴西東北部和北部、東南部以及南部地區的9個城市的人口為4060萬，佔全國人口的近1/3。其中，僅東南部地區的三大城市—聖保羅、里約熱內盧和貝洛奧里藏特市就集中了2740萬人，佔全國全部城市人口的65.5%、佔全國人口的20%。
城市貧困問題是巴西發展模式的產物，也是亟待解決的痼疾之一。據統計，1989年上述9大城市中大約有1150萬窮人，佔全部城市人口的28.2%。其中，位於東南部地區的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兩個城市的窮人絕對數量最多，均超過300萬，分別佔9個城市全部城市窮人數量的27%左右。而由於人口過分地聚集於擁擠的城市，引發了城市居民基本的衛生和環境等基礎設施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其中廣大城市貧民既是受害者也是導致這個問題的主要因素之一。
地區發展不平衡的演變
導致巴西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的主要是地理、資源、歷史和政策等四方面因素。有分析則認為，地理特徵如氣候因素，以及在基礎設施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資差異導致了地區發展的不平衡。還有學者通過對巴西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深入研究後發現「巴西的經濟發展，尤其是通過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來發展工業化的同時加劇了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到底是何種因素導致或者加劇了地區發展的差距，巴西政府又如何解決上述問題呢？
關於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起因。巴西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始於殖民時代不合理的國際貿易分工，而且受制於不同地區自然地理條件的影響。從殖民地時代到20世紀早期，巴西各地區的經濟主要通過國際貿易渠道形成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在工業化進程中，本國內需沒有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之前，初級產品的出口是拉動巴西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當時，能夠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的地方就決定了區域的聚集模式。交替的增長周期使那些生產相應出口商品的地區受益，其中出現了東北部地區的「蔗糖周期」、中南部的「黃金和咖啡周期」，以及北部地區的「橡膠周期」，等等。由於本國經濟嚴重依賴幾種初級產品的出口，國際市場的行情波動決定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也決定著生產不同初級產品的地區的發展。東北部地區和南部地區都以出口初級產品作為經濟支柱，前者主要出口蔗糖和棉花，後者以出口咖啡為主，到1870年左右，兩個地區的收入相當，幾乎看不出經濟發展的差異。
後來這兩個地區的經濟走勢發生了嚴重分化：南部地區得益於國際市場咖啡需求的持續增長（據統計，在1840～1910年期間，國際咖啡市場的需求年均增長率達到5%），並受益於英國在基礎設施上的投資、素質良好的歐洲移民人力資本以及技術進步。隨著咖啡出口數量急劇增加，南部地區經濟日趨繁榮。大宗出口收入還為南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19世紀末期國家出台的本幣貶值、關稅保護等一系列政策讓咖啡出口商和聖保羅地區的加工商受益。與此相反，東北部地區的蔗糖和棉花出口卻頻頻受阻。蔗糖出口既面臨歐洲甜菜糖的替代，更受到加勒比地區蔗糖的競爭。在國際市場糖價下跌的同時，巴西東北部地區的製糖業沒有採用先進技術，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減少，轉而靠銷往本國的南部地區。在19世紀後幾十年，國際棉花市場需求疲軟，而產自美國南方採用更高技術和擁有更低國內運輸成本的棉花佔領了當時的主要市場—英國。因此，東北部地區的棉花也開始面向南部地區的市場，但南部地區開始出現了紡織工業保護主義。20世紀之交，對內貿易成為支撐東北部地區生產發展的主要因素。在20世紀頭十幾年，東北部地區和南部地區之間的地區差距已經形成。
從上述分析看，總的來講，地理因素（如氣候、地形、土壤等）和歷史因素（殖民經濟體系、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的波動等）決定了巴西最初的區域聚集模式，也可以認為是導致19世紀末期在巴西形成南北經濟「二元結構」的重要決定因素，並由此拉開了巴西地區發展不平衡局面的序幕。
關於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凸現。這是巴西在20世紀初期至60年代之前推進工業化發展戰略過程的一個「副產品」。在這個發展階段，地區的平衡問題基本不在巴西政府的發展議程關注之內，相反，政府實施的發展戰略及相關政策、措施，導致了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的加劇。客觀上講，政策因素成為人為地加深地區發展不平衡的推動力量。
在此階段，巴西經濟經歷了重要的結構性轉變。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工業逐漸取代農業成為引領經濟增長的主要產業，而東南部地區則成為內向型工業發展戰略階段的主要受益地區，因為巴西政府將發展的關注點一直放在本身已經較為發達的東南部和中南部地區。具體包括：早在20年代左右，巴西就形成了對東南部地區的咖啡產業的支持政策，這是首次從地區的角度出台這樣的措施，強調對南部地區發展的關注；到了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階段，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巴西的地區收入分配變得更多地集中於發達的東南部地區。20世紀50年代以後，巴西政府重點關注的是中南部地區的工業部門的發展，力圖解決收支不平衡問題，並推動工業化進程的深化。
與此同時，東北部等地區的發展不僅沒有得到聯邦政府的專門的產業支持政策（如扶持糖或棉花生產的政策或產業調整政策），相反，在面對國際市場激烈競爭而轉向本國東南部等發達地區市場的情況下，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讓東北部地區還不得不消費價格高昂的工業製成品。因此，東北部等地區與中南部等地區之間的貿易條件在不斷惡化，東北部地區靠輸出初級產品獲得的收入又被人為地以價格「剪刀差」的形式被中南部等地區獲得，落後地區客觀上為巴西全國的、尤其是東南部等發達地區的工業化進程的資本積累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重視效率的發展戰略下，巴西政府出台了一些措施（如1956～1960年發展計劃）來促進國家工業化水平的提升，並進一步使經濟布局向東南部地區集中，而並沒有任何對於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擔憂。事實上，隨著巴西在這個階段經濟的高速增長，它所採取的將投資集中於經濟增長領先地區來促進國家發展的政策使地區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
關於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關注。實際上，早在1940年，巴西政府就倡導「西進」運動。50年代以後，巴西歷屆政府一直把開發落後地區作為基本口號之一，致力於對東北部、亞馬遜流域和中西部地區的開發。
1956年庫比契克當政時期，決心完成遷都的「百年夢想」，在不到四年的時間內，在巴西高原中部建起一座新都，並於1960年正式遷都巴西利亞。「遷都」是巴西政府開發落後地區的重要舉措。巴西利亞位於中部高原，地理位置比較居中，可以充分發揮全國政治、文化和交通中心的作用，其輻射力可以達到邊疆地區。在遷都後的3~5年裡，巴西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特別是農業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遷都的同時，政府還修建了通往東北部地區和北部地區的公路，從而為落後地區的開發奠定了基礎。在隨後的幾十年裡，遷都政策也使區域發展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減弱。
20世紀60～80年代，巴西政府採取更多切實行動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這個階段可謂巴西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其間的1968～1973年，巴西經濟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長，GDP年均增長率達10%以上，被譽為巴西「經濟奇跡」。因此，這個階段的經濟環境為巴西政府解決地區差異創造了實力和條件，也為國家利用優勢產業反哺落後產業、鼓勵優勢地區反哺落後地區來解決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成為可能和必然。巴西政府開始高度關注地區之間存在的發展不平衡問題，並制定相應政策、措施，例如，直接投資於落後地區的發展項目、實行稅收優惠等，有效遏制了區域聚集程度過高的趨勢，促進了北部、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以北部地區為例，60年代以前該地區主要依賴橡膠出口，但在60年代期間卻失去了在世界市場的幾乎全部份額，此後僅靠技術含量較低的微波橡膠出口收入維持。針對這種狀況，聯邦政府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加大了對這個地區的投資開發力度，如對私人投資提供稅收優惠和財政刺激措施，通過公共投資加強該地區與外界連通的道路交通建設，鼓勵國有企業增加向該地區的直接投資，等等，為該地區帶來發展動力。盡管北部地區在經濟增長中也出現了環境退化、收入分配惡化等現象，但在改變地區落後面貌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
1988年新憲法頒布後，巴西治理落後地區的努力受到一定的干擾。地方政府參與財政收入分配的比例銳減，聯邦政府對於地區發展的投資一度減少。這些地區經濟基礎設施的匱乏，使得貿易和運輸等缺乏效率，導致了生產成本的攀升，之後通貨膨脹問題開始突顯。為此，1994年巴西出台了迄今為止最為成功的穩定計劃，這些行動加上貿易自由化等改革措施，成功地吸引了外國直接投資，有效地規避了資金缺乏等困境。應當講，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即巴西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的階段，巴西基本保持了80年代中期治理地區的不平衡發展所取得的成果。
20世紀6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是巴西政府開始關注、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的重要階段，通過其採取的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起碼阻止了地區發展差距的繼續拉大，但是巴西不同地區發展的現實情況依然存在嚴重的不平衡。
區域發展不平衡是一種普遍現象，巴西也不例外。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在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上將束手無策或無所作為，尤其在當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惡化主要是由人為的政策因素導致的情況下，更應運用政策手段加以彌合，以縮小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起碼要防止地區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
治理地區發展失衡的經驗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巴西歷屆政府一直在為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作不懈的努力，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並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在治理落後地區發展問題方面積累了經驗。
實現落後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其實在落後地區的內部也存在發展不平衡問題，落後地區內部也可以劃分出相對發達的次區域和更為落後的次區域。因此分析整個落後地區存在的優勢，創造該地區內部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扶持地區內部的「增長極」來帶動整個地區的發展將是關鍵。
其實，巴西早在治理北部地區時就意識到了這些問題，因地制宜地成功創造了三個「增長極」：亞馬遜地區的「馬瑙斯自由貿易區增長極」、朗多尼亞州的「西部農業增長極」、帕拉州的卡拉雅斯「礦產和金屬產業增長極」。以上三個地區成為20世紀70～80年代北部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治理東北部地區的過程中，巴西政府力爭改變以往支柱經濟較為單一的局面，著重實施經濟多元化戰略，結合各地的優勢，打造出石化、紡織服裝和金屬礦產等支柱產業。
採取多管齊下的政策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巴西政府治理落後地區採取的措施大的方面分為兩種：投資政策和稅收政策。鼓勵私人部門、公共部門和國有企業向落後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優勢產業等領域進行投資，同時以稅收優惠措施給予鼓勵。事實上，在巴西政府的治理措施中，聯邦政府轉移支付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1970年，北部、東北部和中南部地區在中央財政收入中的佔比分別為1.4%、10.0%和88.6%。而同期上述地區在中央財政支出中的佔比分別為3.2%、13.4%和83.4%，其中北部和東北部地區在支出中的比重分別比其在收入中的比重高出1.8個百分點和3.4個百分點。說明聯邦政府通過轉移支付的形式對該地區的發展予以扶持。實際上，縮小地區發展差距，資金尤其是聯邦政府能夠掌控的財政收入多寡是影響治理措施力度的重要條件。在1988年之後的一段時期，由於改革後的巴西聯邦政府財力一度銳減，導致對落後地區的治理政策弱化。
通過成立專門機構甚至立法來保證政策的延續性。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以來，巴西政府為治理地區發展失衡的局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治理措施的脈絡基本上為：地區發展差距拉大→開始關注→初期以調研性質為主→出台鼓勵性措施→設立專門的發展基金→寫入法律法規（1988年憲法）→（1999年以後）成立專門的主管機構→成為國策（2003年出台國家地區發展政策）→更廣泛范圍的合作來治理（與其他拉美國家合作）。
在對北部地區的開發過程中，1953年巴西政府成立「亞馬遜經濟開發計劃管理局」，開始組織對亞馬遜地區進行有計劃的開發；在東北部地區開發過程中，巴西政府成立了「東北銀行」，為開發東北部地區提供雄厚的資金來源；成立「東北部開發管理局」，負責對東北部地區的開發；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是包括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在內的巴西不平等問題被1988年的巴西憲法所關注；1989年，巴西創建的「憲法融資基金」被認為是該國又一個最為重要的地區政策工具，其目標就是通過給予地方企業以特許貸款實現相應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享有優惠待遇的是「微型」和「小型」的農業生產者、「小型」和「微型」的企業、利用當地原材料的生產活動以及勞動密集型和基本食品生產經營項目等。此外，巴西政府的治理思路正在跳出落後地區自身、甚至是國家的界限，從更大的地理范圍（如拉美地區和世界范圍內）尋求解決落後地區的治理方法和經驗，其中巴西與歐盟還就地區發展問題建立了對話機制等。
巴西政治制度的設計有利於地區發展政策的形成。巴西國內較小且經濟實力弱的州在國會佔有席位的比例遠多於那些經濟實力強大的州，從而體現出較高的代表性。而代表性差異主要表現在北部和東南部地區之間。東南部地區擁有全部選民的46%，但在議會中只佔有33.6%的席位；而北部地區擁有4.8%的選民，卻在議會中佔有11.3%的議席。北部地區具有的較高代表性始於1932年，目的是要制衡聖保羅州和米納斯吉拉斯州在聯邦中的力量，削減上述實力強大的州對整個國家的控制能力，這種政治制度一直延續至今。正是讓經濟實力弱小的州在聯邦議會中具有了較高的代表性，使得聯邦政府、國會可以將地區不平衡問題納入政治議程。
治理地區發展失衡的教訓
要避免人為因素加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差距。拉美國家獨立後因政策偏差而人為地加大了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比較普遍。在以工業化為主導的現代化進程中實行的某些經濟政策及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結構調整，不僅未能改變經濟活動主要集中於少數地區的不合理格局，反而進一步拉大了地區間的發展差距。20世紀30年代至90年代初，巴西政府實施促進民族工業發展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但民族工業主要集中於東南部地區；為發揮東南部和南部地區在全國經濟中的優勢和輻射作用，政府實行的傾斜政策反而不利於各地區的平衡發展。
區域開發應建立在與自然和諧的基礎上。在拉美，巴西開發落後地區的經驗最多，但教訓也不少。巴西採取的一些措施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其開發落後地區的戰略過於「貪大求快」。1971年，巴西政府提出了包括把亞馬遜地區納入一體化的「全國發展計劃」，目標是「在一代人的時間內使巴西躋身於發達國家之列」。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巴西政府對西部的開發採取了超出國力的大預算、大規模、大投資的辦法，例如「大卡拉雅斯計劃」的預算投資高達600億美元。此外，由於缺乏可行性研究，20世紀70年代修建的長達5000千米的「泛亞馬遜公路」的使用率一度僅為50%，造成投資的極大浪費。這些耗資巨大的工程一度使巴西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在開發落後地區的過程中，違反了自然法則，忽視發展的可行性和可持續性，造成「20世紀80年代世界最大的生態問題」。20世紀70年代，為了實現在20世紀末使巴西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夢想，軍政府鼓勵外資和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到亞馬遜地區投資。但由於法規不完善，加上投資者急功近利，燒林開荒建牧場，結果使亞馬遜森林、環境、自然資源和生物鏈遭到了破壞。1998年，亞馬遜熱帶雨林被毀面積達1.68萬平方千米。1999年2月巴西政府不得不頒布法令，無限期地不再受理對亞馬遜森林開發的申請，要求已採伐20平方千米以上的企業立即停止採伐。巴西熱帶雨林面積的減少被認為是「不可逆轉的世紀性過失」。
地區發展不平衡嚴重危及社會和諧。城市化過於集中於超大城市的模式是包括巴西在內的拉美國家在發展進程中出現的一大弊端。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起，拉美國家普遍出現農村人口向城市大規模遷移的現象，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但這種始終以大城市急劇擴張為中心的發展思路也使城市化出現失控。落後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人口向城市的大規模遷移使本已嚴重的發展不平衡問題進一步惡化。過度集聚化的城市發展造成人口、私人投資等從貧困地區向發達地區轉移；為了應對中心城市人口無節制的增長，國家只能加大對中心城市的投資而減少對落後地區的投資，導致落後地區經濟發展進一步被削弱，地區發展差距不斷拉大，從而引發新一輪人口遷移。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加大了中心城市的經濟壓力和社會壓力，並對經濟社會的總體穩定構成威脅。
與此同時，地區差異的擴大使地方離心傾向不斷上升，對國家的政治穩定帶來挑戰，對國家的統一構成潛在的威脅。20世紀90年代，不僅在巴西南部的南里奧格蘭德、聖卡塔琳娜和巴拉那3個州存在20多個分裂組織，一些分裂分子甚至醞釀成立獨立國家，而且在東北部的分裂分子也提出要建立一個包括經濟發展較落後地區在內的獨立共和國。
結語
巴西進入新世紀後，隨著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較為突出，治理地區發展差距的任務也非常艱巨。巴西政府一方面不斷提升對失衡地區發展的關注，另一方面也在制定系統的戰略，以動員全局的力量治理這個難題。歷史上，巴西北部和東北部地區依靠初級產品出口的經濟結構就因受到國際市場的變化而使各自的發展歷程開始走向分化，而地區收入的減少加之國家發展戰略的轉軌也加劇了北部和東北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因此，在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上，既要依靠本國內部的正確政策，也需要一個有利的國際條件，這樣才能維持巴西經濟社會穩定的發展，以保證按照既定的政策治理落後地區的進程不至於被干擾或是被打斷。
其實，與巴西的情況類似，其它拉美大國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也甚為嚴重。其中，在墨西哥，聯邦區、哈利斯科州和新萊昂州在國民經濟中的支柱地位，致使其他地區的經濟似乎無足輕重；在阿根廷，以布宜諾斯艾利斯為軸心的潘帕斯地區發展一支獨秀，其他省份則長期被排除在增長的繁榮之外。因此，拉美國家出現的「一個國家、兩個世界」，甚至「一個城市、兩種景象」的發展失衡情況應當引起我國的高度重視。

㈤ 2022年冬奧會 運動員 教練員背景多元化,讓我看到了什麼

世界一家親。
以乒乓球為例，中國被稱為「乒乓球王國」，乒乓球被我們稱之為「國球」。但是這個「國球」的由來，並不是說乒乓球起源於我國，正如被稱為「足球王國」的巴西，並非足球起源於巴西一樣。其實無論是什麼王國，就比如說乒乓王國的我們和足球王國的巴西，這兩項運動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海納百川和包容：巴西是足球運動員輸出最多的國家，這說明了巴西球員的能力和巴西足球的實力。同時巴西也是世界上吸引足球學習最多的國家。巴西的足球，並沒有因為水平高而杜絕國外球員來參觀、學習。甚至可以這樣說，巴西的各級俱樂部，無論是主流聯賽還是不入流的聯賽，他們隊內都有國外選手。他們同巴西人一起生活，一起訓練。而巴西人並沒有因為這些異國他鄉的人員的到來而排斥，而封閉，而拒絕，相反敞開胸懷接納他們。在接納他們的同時，也促進了自己的提高。這就是鯰魚效應，而不是為了保護鹿而把狼群趕了出租野去。同樣，作為乒乓球王國的我們，也一直用這種方式接納世界。我們是輸出乒乓球球員最多的國家，曾幾何時，我們的乒乓球曾經遭受到「海外」球員的阻擊，我們的乒乓球也曾經經歷過危機，尤其是男乒，瓦爾德內爾等瑞典球員的崛起，波爾等世界名將的對決，曾經讓我們幾度在世界賽事中失去冠擾帆軍。但是經歷是一筆成長的財富和積累，經歷是陣痛的良葯，只有迎進來，才能走出去緩型雹。

㈥ 文化多元化真的比單一的文化更有利於人類社會的發展嗎

是的，多遠文化讓不同的人對待一些事物能夠有著不同的看法，促進社會的發展。同時又能讓不同地方的人明白對方的習俗文化，這樣有利於人們之間的交流。

伴隨人類社會經濟活動越來越復雜化及融合化，信息文化交流疊加、更新轉型提速，各處地域文化的發展均面臨著不同的機遇和挑戰，新的文化也更新發生層出不窮質變。不時打破既有壁壘，推陳出新出令人眼花繚亂的奇思妙想創意！

吸取先進的發展經驗，揚棄多元文化中的糟粕之處。加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地位，我感覺深層次的水乳交融式整合，一定將對我國各個領域的推動起到合理性的作用。對偉大的中國夢力必發生推波助瀾的及歷史性變革！

㈦ 巴西怎麼做外貿。

找巴西在這邊的辦事處，或是直接聯系巴西在這邊公司的代理人

㈧ 巴西南北方能源供需方面的差異

巴西，這個「被上帝吻過的國度」擁有令全世界艷羨的礦產、土地、森林及水利資源，森林覆蓋率達62%，廣袤的亞馬遜熱帶雨林更是被譽為「世界之肺」，生態環境極佳。豐富的水電支撐著巴西全國3/4的電量供應，生物燃油供應體系全球領先，這些因素促使巴西作為世界第七大經濟體、第十大能源消費國，依然能夠在當前仍然以化石能源為主的世界能源供應格局中，保持可再生能源消費第一大國地位，能源的生態效益顯著。
2017年，巴西的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費比重達43.2%，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而隨著大型深海油田的探明，巴西也由曾經的貧油國躍升至南美第二大石油生產國，實現能源自給的同時也使其以生態為特徵的能源版圖更加完整，進而利用深海石油、生物燃料等生態資源參與全球能源治理，巴西能源的「生態」之光盡顯無遺。
巴西能源戰略的形成與發展
巴西雖然坐擁豐富的生態資源，但真正意識到這些資源的寶貴之處還要「歸功於」上個世紀的石油危機。在此之前，無論是發展單一種植業的「咖啡王國」時期，還是高舉「巴西化」的工業擴張時期，巴西的能源戰略都較為單一。尤其是20世紀中期，軍政領導下的巴西實施「進口替代」戰略，開啟了巴西大規模工業化。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不斷刷新著巴西的石油消費量，對外依存度最高時達90%。隨之而來的兩次石油危機，徹底終結了這一時期斐然國際的「巴西奇跡」，並進一步誘發了巴西的債務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危及整個國家的穩定。內憂外困下的巴西政府也深刻認識到單一能源體系的脆弱性，於是將豐富本國能源供應體系、降低進口石油的戰略目光逐步轉移到本國富饒的生態資源上。
首先，巴西利用自身盛產甘蔗等生物原料的獨特優勢，開啟了「生物燃料革命」。1975年，巴西推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燃料替代方案「國家乙醇燃料計劃」，通過補貼、減稅、低息貸款等財政手段激勵製糖廠提高蒸餾乙醇的產能，並強制乙醇與汽油混合使用，添加比例由最初的7.5%最高提高至27%；同時大力推行「靈活燃料」汽車，巴西的乙醇汽車數量一度佔到全國汽車總量的90%以上。繼生物乙醇後，巴西又提出了「國家生物柴油計劃」，利用大豆、蓖麻、向日葵等生物原料生產柴油，並逐步探索出另一條能源替代道路。「生物乙醇計劃」和「生物柴油計劃」的成功實施，使得巴西成為世界第二大生物燃料生產國和消費國，2017年巴西生物燃料產量佔全球的22%。
其次，在推進「國家生物乙醇計劃」的同時期，巴西進一步加快了水電開發的步伐，陸續修建了伊泰普、圖庫魯伊等具有跨時代意義的大型水電站。至今，伊泰普水電站仍以1400萬千瓦裝機容量、約900億千瓦時年發電量保持著世界第二大水電站的殊榮。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巴西已成為全球水電比重最高的國家之一，截至2017年，巴西水電裝機達電力總裝機容量的64%，提供全國約七成以上的電量需求。
第三，在石油危機後巴西將油氣勘探開發的重點投向了海洋，並從體制機制和技術創新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革新。一方面推進石油私有化改革，開放石油市場，引進國外資金和技術；另一方面加強深海勘探技術的科研投入，實施「深水油田開采技術創新和開發計劃」，走核心技術自主研發道路。隨著國外資本的注入及相關技術的成熟，巴西在海洋油氣勘探開發領域取得巨大成功，2006年巴西的石油日均產量已達191萬桶，完全實現自給。時任巴西總統盧拉曾說「巴西實現石油自給就如巴西再次獲得獨立一樣，將書寫新的歷史」。事實也正像盧拉所說，隨後發現的巴西大西洋海域鹽下層超深水油田，被認為是新千年以來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發現，保守儲量估計約為500億桶。巴西也由此從一個中等產油國躋身全球產油國十強，IEA甚至預測到2035年，巴西的石油產量將佔到全球新增供應量的1/3。
巴西的能源版圖在生物燃料、水力發電、深海石油「三駕馬車」的引領下不斷豐富和完善。2010年後，巴西憑借優質的生態資源，其風電和太陽能發電發展迅速，裝機容量分列世界第八和第十位，並與傳統的水電、生物質發電形成良性互補，在全球的清潔能源發電領域可為風光無限。
巴西能源戰略的成就與隱患
巴西突出生態特徵的能源戰略，不僅成功扭轉其對進口石油的依賴，由「貧油國」變為「富油國」，基本實現能源獨立；而且優化了本國能源結構，促進了能源清潔化、多元化發展；更在經濟社會發展、能源技術創新、國際話語權提升等方面作用凸顯，巴西的大國之夢也被重新喚醒。
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通過能源戰略的及時調整與實施強有力地支撐了巴西經濟從由石油危機引發的「失去的10年」陰影中逐漸走出，並且作為國家的重要支柱產業，相關能源產業也帶動「新巴西計劃」「雷亞爾計劃」等一系列國家戰略的實現，推動巴西現代化工業和社會建設快速發展。尤其是生物燃料行業的蓬勃發展，對於巴西廣大農村解決就業、緩解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方面意義重大。據統計，每加工100萬噸甘蔗生產乙醇，相當於提供5683個工作崗位，雖然大多數工作附加值並不高，但在農村甘蔗工人一度是福利最好的工作。
在科技創新方面，巴西能源的「三駕馬車」的核心技術在各自領域都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巴西的生物乙醇技術一直保持國際領先，並與美國、歐盟一同設立國際標准，共同擴大全球生物燃料市場，提高國際話語權的同時獲取巨大經濟利益。同時，巴西也在積極開發以各種稻草、蔗渣等農業廢棄物為原料的纖維素乙醇技術，以期在第二代生物燃料技術上依舊保持全球引領地位。而作為水電大國，巴西無論是大型水電站還是小水電都有雄厚的技術儲備，並在我國水電發展過程中給予很多幫助，曾派專家參與我國三峽水電站的建設。另外，通過數十年的努力，巴西深海石油勘探和生產技術也躍居世界領先地位，曾兩次獲海洋鑽探技術委員會(OTC)頒發的「深海石油開采技術」證書。深水工程技術能力形成後，不僅在巴西海域相繼發現大型油氣田，而且成功進入墨西哥灣、非洲、澳洲等全球市場，為其深水工程技術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
在能源外交方面，突出生態特徵的能源戰略成功喚醒了巴西人骨子裡的大國意識與大國抱負。一方面立足拉美，以能源作為各國利益的結合點和粘合劑，積極倡導拉美能源一體化，主導建立南方共同市場，增強其在拉美的政治影響力；另一方面積極與世界接軌，與美國打造「乙醇歐佩克」，加強與歐盟的新能源和石油貿易，積極開拓亞太能源市場，與中國、印度、俄羅斯、南非並稱「金磚五國」，形成全球最大的新興市場；尤為重要的是，隨著氣候變化問題逐漸成為國際政治舞台上各國博弈的焦點，「生態」之光照耀下的巴西在全球碳減排格局中地位凸顯，在全球氣候變化談判中佔有重要一席。
發展「生態」能源雖然給巴西帶來諸多實惠，但從其發展過程看並非一帆風順，尤其是看重「開源」輕視「節流」的開發方式，使得「生態」能源的可持續發展存在諸多隱患。
首先，「生態」能源雖然在「消費環節」更加清潔，但在「生產環節」卻在嚴重考驗著巴西生態環境的承受力，在近似「掠奪」的開發方式下，優質的生態資源也不堪重負。生物燃料的快速發展，使得甘蔗種植面積急劇擴張，導致亞馬遜森林砍伐加劇，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近30年時間巴西森林面積縮小了約53.16萬平方公里，近似於英國與義大利的國土面積之和。森林面積的縮小間接導致巴西降雨減少，水電站蓄水位下降，從而引發了現實的供電不足；同時也使巴西的碳減排大國名不副實。因為不同於其他國家，巴西的碳排放主要來自於能源生產，而非能源消費，尤其是森林採伐、農業、土地耕作所產生的二氧化碳佔到巴西碳排放總量的3/4，因此生物燃料雖然「清潔」了末端，卻「污染」了源頭。
其次，以資源為主的「生態」能源本質上有其局限性和脆弱性。雖然巴西海域「鹽下層」石油儲量豐富，但受海洋環境及實際開采成本的約束，加之近幾年巴西石油公司自己的債台高築，想要依靠鹽下層石油「變現」並非易事。而生物燃料行業本身具有脆弱性。一方面易受國際糖價和油價的影響，上世紀80年代就出現因糖價上漲、油價暴跌導致生物乙醇行業大蕭條；另一方面，生物燃料的主要原料甘蔗等易受氣候影響，為了保證產量，採伐森林、佔用糧食耕地成為常態，由此引發的糧食問題、勞工問題廣受詬病。在水力發電方面，巴西部分地區的持續高溫和旱災將水力發電的局限性暴露無遺，一方面是不斷飆升的用電需求，另一方面是水電站缺水，加之巴西「老邁」的電力系統整體安全裕度較低，使得「巴西大停電」成為國際能源電力領域的高頻詞彙。
雖然巴西政府也逐漸認識到「資源型」能源戰略的「軟肋」，並從資源開發模式、加強生態修復等方面作出調整，但其政策上連貫性不足。尤其是極右翼候選人博索納羅當選新一任巴西總統後，其對於石油電力領域私有化的擔憂、允許開墾亞馬遜雨林、甚至退出「巴黎協定」等一系列「狂人講話」，使得未來巴西以生態為特徵的能源發展蒙上陰影。
中巴能源合作前景
我國與巴西同為「金磚國家」，且分別是東西半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兩國的能源合作具有天然的互補性與戰略性，尤其是在海洋油氣、電力、新能源產業等領域，發展潛力巨大。
在海洋石油領域，中巴原油貿易量逐年攀升，2015年我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巴西石油的最大買家，而以「貸款換石油」不僅讓我國獲得穩定的原油進口，又為巴西注入充裕資金拉動經濟增長，實現雙贏。隨著我國「蛟龍號」等深海勘探領域的突破，兩國在未來海洋能源的探索和開發等方面的合作前景廣闊。
在電力領域，中巴兩個水電大國有諸多「不解之緣」。三峽集團通過「參股合作、資產並購」等方式深度參與巴西水電開發，目前三峽巴西公司已成為巴西第二大私營發電企業；而負荷中心遠離能源基地的特性為我國特高壓輸電技術提供了施展空間。2017年12月投運的國家電網巴西美麗山項目一期工程完成了我國特高壓技術的海外首秀，也標志著中巴電力合作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在新能源領域，巴西作為推動全球生物燃料產業發展的先鋒，在生物燃料的開發和利用上破解了一系列關鍵性技術和產業化難題，可為我國通過發展生物質能源豐富能源多樣性、推動農村能源革命提供有益參考；而巴西作為風電、光伏發電的新興市場，其廣闊的市場空間為我國相關產業「走出去」提供了重要機遇。
總體看，雖然未來中巴能源合作可能面臨資源民主主義、文化制度差異、法律法規制約、黨派博弈及美國干擾等不確定性因素的挑戰，但同為崛起中的全球性發展中大國，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能源之路必將符合本國發展的長遠利益，也是向全世界展示「大國擔當」的重要窗口；而兩國在能源資源、能源技術等方面天然的互補性與互利性，決定著兩國能源合作前景大有可為，這將不僅有利於各自國內經濟發展，而且對中拉能源合作乃至「南南能源合作」都具有極強的示範效應，可謂惠本國而利天下。

㈨ 文化多元化對世界有哪些影響

多元文化是一個民族或國家的重要資源，它可以造福於子孫後代。在世界范圍內，各民族各地區的傳統文化多姿多彩，構成了獨具魅力的人文風景。因此，文化多元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給民族文化帶來一定沖擊，但總的來說，文化多元化有利於世界民族和文化的繁榮與發展。

增強生命
事物相異相合、相輔相成，不同事物聚合在一起才能產生新事物，也就是說，多樣性有利於事物取長補短，創新發展；單一性使事物沒有活力，經常會導致生機窒息。文化多元化是文化創新和創造的源泉。文化創新或某種新文化的創造，在許多情況下是有賴於對不同文化元素的重新組合。一個社會已有的文化元素越多，文化多樣性就越豐富，人們的選擇就越多，就越能誘發人們的靈感和創造性，文化創新的可能性就越大，創造、發明就越是豐富，文化的生命力就越強。這完全適用於全人類文化發展的基本文化規律。中國文化也是在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中得到豐富和發展的，如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哲學、宗教、文學和藝術的發展，而印度佛教也在中國發揚光大。可以說，古今中外許多著名舞蹈、音樂、文學、繪畫、工藝等都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精華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沒有文化的多元化發展，就不可能成就今天多姿多彩的人類文化。

維護平衡
就像地球需要保持多種生物才能達到生物平衡一樣，人類文化的正常發展也需要多樣性的傳統與智慧。人類每一種文化都是經歷了幾千年甚至上萬年的積淀而發展起來的，它們的經驗和智慧、它們的信息庫藏都是其他的文化所無法替代的。每一種文化都是在與異質文化交流與接觸，並對異質文化作出選擇過程中發展的。在現代文明迅速席捲全球的今天，每時每刻都不知道有多少土生土長的傳統文化在消失。一種落後的地方傳統文化的消失，誰也不會注意，誰也不會感到惋惜，但當一批文化群落消失的時候，文化的生態平衡就會遭到破壞。我們面臨的是自然生態破壞、自然資源減少的問題。①因此，保持文化的多元化才能避免文化走入「特質化」道路，「保持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特性，就如保護瀕臨絕滅的稀有種屬一樣，是為了人類全體文化的永續存在而保存」。②文化多樣性給文化進化提供了豐富的選擇和更大的可能，而保護文化多樣性是對文化差異性的尊重，是維護文化生態平衡的必要前提。

抗拒霸權
當今世界的文化霸權主義是指某些西方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將本國文化強加於其他國家的一種做法，其實質就是維護文化一元化。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著文宣稱：「雖然美國的流行文化和消費品席捲全世界，滲透到最邊遠和最拒斥的社會……在經濟、意識形態、軍事技術和文化方面居於壓倒優勢」，但美國「要想重新喚起較強的國家優越感，還需要戰勝美國存在的崇尚多樣性及多元文化主義的思想」。③他得出結論說：「如果多元文化盛行，如果與開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識發生分歧，那麼，美國就可能同蘇聯一道落入歷史的垃圾堆！」為了維系這種「共識」，「增強人民之間的凝聚力，就必須製造一個假想敵」。亨廷頓清醒地看到，非西方國家（比如中國和一些亞洲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不斷加強自身的文化自覺意識，已日益成為西方文化之外的另一種強大力量。為此，他才提出要學會與不同於西方文化傳統的非西方民族和諧相處的文化對策，並主張要盡力去辨認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間存在的共性因素。未來世界只能是不同民族共存的世界，時代要求每個民族不得不學會與其他民族和諧相處，否則就會喪失自己的利益，不利於自己的發展。

化解沖突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但當今世界並不安寧，民族沖突時有發生，如阿拉伯民族與西方民族的沖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愈演愈烈。化解民族矛盾，處理好民族之間的關系是各個國家和民族和睦相處的重要條件，而民族平等是民族團結和共同繁榮的基礎。因為每一個民族，無論其大小，都是人類大家庭的一員，都為人類的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都應該是平等的。而在每個民族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淀而成的民族文化，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對異質文化乃至整個人類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因而也應該得到尊重、理解和認同。
影響
當然，要實現這一過程，的確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因為「全球一體化」與「文化多元化」首先就是一個悖論。「文化多元化」還是一個前瞻性的遠景，還是一個僅局限在知識分子群體內談論的話題，而「全球一體化」則是一個既成事實。雖然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包括賽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都在批評西方中心論，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東西方在全球化進程中的關系問題，但其理論術語、思維空間、批評指向等，仍然是在西方文化語境中進行的，仍然局限於西方知識體系之內。在賽義德那裡，東方主義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是西方人自我主觀性的投射、權力的反映，他對西方的解構與批判，仍然是西方話語，而並非是「有關東方的真正話語」。 因此，要真正實現「文化多元化」，或者更確切一點說，在何種意義上實現「文化多元」，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程要走，這要取決於全球化的實際進程以及發展方向。
全球化帶來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美國學者J·希利斯·米勒在京所作的題為《論全球化對文學研究的影響》的學術報告中，曾談到其中的三個重要影響：第一個是「自18世紀以來作為政治與社會組織的統治形式的單一民族國家完整性與權力的下降。新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使得商業全球化，因此，作為傳統的經濟組織所在地的單一民族國家在逐漸失勢」；「全球化的第二個影響是它帶來了許多新型的、建設性的、具有潛在影響力的社會組織以及新的團體」；第三個影響是對人自身的影響，他援引W·本傑明的話說，「新的技術、新的生產方式與消費方式這些19世紀工業化帶來的變化，使人類產生了一種完全不同於過去的、全新的感性，隨之而來的是在世界范圍內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如果用我們自己的話概括一點地講，這三個影響分別對應著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層次。全球化當然首先會對國家的政治權力產生制約，會實現「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過渡。隨之而來的則是政府讓渡出來的直接管理經濟的權力，將越來越被跨國性經濟組織所接替，例如在這次亞洲金融危機中，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所發揮的作用及產生的影響，可以明顯地說明這一點。全球化對人自身的影響涉及到文化問題，因為無論什麼樣的文化，都無不以對人的關懷為自己的主要職責。隨著信息化時代的來臨，新的通訊交通工具、新的娛樂方式、特別是國際互聯網，對人的生活方式的改變將越來越明顯，對人的主觀感受也將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總而言之，民族國家的衰落；新的電子通訊的發展、超空間的團體；可能產生的人類的新的感性、導致感性體驗變異、產生新型的超時空的人」， 這都是全球化所帶來的結果。
我們需要考察全球化帶給人自身的另外一個結果，即全球化帶給人們的認同危機。的確， 全球化不僅使人的感性體驗方式發生極大的變異，而且還隨之帶來了人的認同危機，這種認同危機曾發生在工業化之後，大工業化生產產生了人的異化，而信息時代所產生的人的孤獨感一點也不比過去減少，甚至有加大的趨勢。雖然人們可以通過打電話、看電視、在電腦互聯網上搜索來建立與他人更廣泛、更直接的聯系，但毫無疑問，靠這種方式所建立起來的聯系都無不帶有一種欺騙性、虛假性，人們得到的是一大堆言語的、聽覺的、視覺的現實幻影，而失去的則是作為感性與理性統一體的自我的真實體驗。缺失就是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自然會嚮往一片純凈的私人空間，自然會追尋那個安適的精神家園。近代詩哲們追問的問題是「我們是誰？」而人們可能會對「我們屬於誰」這樣的問題更加敏感。因此，全球化不僅帶來了私人空間、精神家園的喪失，而且也產生了對私人空間、精神家園的迫切需要。這樣，人們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的認同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正像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說的那樣：「文明是最大的『我們』，在其中我們在文化上感到安適，因為它使我們區別於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種他們』。」我認為，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與合理性，正是基於全球化所帶來的人的一種精神缺失以及由此產生的需要，正是根置於全球一體化這一現實土壤之中。

理解
文化多元化的含義也是多層次的。它不僅僅是指在全球范圍內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共榮，而且它也意味著在某一單一民族國家中的傳統文化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寬容以及必要時的吸收，最重要的是，文化多元化還是一種新思維，它要求人們從傳統的一元式思想方法轉變到多元式思想方法，從絕對論轉變到相對論。
要談文化多元化，自然逃不過「文化是什麼」這個頭疼的老問題。迄今為止，有關文化的定義已經超過150種，在將來，數量肯定還會增加。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情況，是與文化這個概念的多義性有關的；而文化概念的多義性又最有可能與文化本身的多層次性有關，人們很可能分別從不同的層面上來界說文化，這也是很正常的。我們不能接受的是那種無所不包、無限泛化的文化概念，因為這是沒有意義的。在這個前提下，我們認可文化整體性概念，即將文化看成是一個整體性結構，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在這個整體性結構中，一定存在著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的區別。構成文化核心的深層結構是那些在全球性范圍內將不同民族文化加以區別的文化的根本性特質，這就是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所說的：「文化是通過某個民族的活動而表現出來的一種思維和行為模式，一種使該民族不同於其他民族的模式」 。如果是從這個方面來看待文化的根本性問題的話，那些諸如飲食文化、服飾文化、居住文化等等自然會被排斥在文化核心之外。在我們看來，即使真有那麼一天，人們吃同樣的飯、穿同樣的衣服、住同樣的房子，也不會使文化導向單一的一種。正像一首被廣大華人所傳唱的歌所說的那樣：「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我們在這里所說的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層結構是流淌在每個民族的心靈中、體現著不同民族特徵的東西，它既是一種思維和行為模式，同時它還包括民族信仰和價值趨向等；而語言、藝術、宗教、哲學等則是它主要的客觀性載體。
作為深層結構的核心文化也不同於那種在政治、經濟基礎之上的、屬於上層建築的文化的概念。這種文化概念，其實質是一種意識形態，它必須與政治、經濟的發展相適應，並由此產生了不同時代的文化形態，諸如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等。在我們看來，這些文化形態只是文化結構的表層，而在這背後，還隱藏著更深層的東西，它們是封建主義時代的文化、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社會主義時代的文化。個人主義可能是資本主義文化，而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則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對於前者而言，它與政治、經濟體制密不可分，對於後者而言，它卻具有一種永恆的價值，這種價值並不會隨社會體制的改變而改變。賽義德認為，文化首先「意味著那些所有的慣例，諸如藝術的描寫、傳達和再現等，它相對獨立於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常常存在於審美形式之中，其中一個原則性目標是追求快樂」⑹。 作為「相對獨立於政治、社會和政治領域」的文化，雖然也會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但它同意識形態的關系絕不是線型決定論式的關系，它還具有著一些超意識形態的特質。一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會致力於反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制度，但這決不會妨礙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而對傳統文化的認同也決不意味著它對傳統的生產方式、社會制度的擁護。
假如我們將這兩種文化都看成是構成文化整體的東西，我們也應該看到二者在文化整體結構中的地位與作用也是不一樣的。與意識形態緊密相連的體制文化構成為文化結構的表層，而體現著民族特性的文化則居於文化結構的核心（深層）。當社會的政治經濟發生變革的時候，首當其沖的是引發文化表層結構的變化，並在核心周圍構成一道保護地帶，這個保護地帶起著將沖擊力引向自身的作用，保護著文化的價值核心不受到摧毀。只有在一個民族的價值信仰以及思維、行為模式徹底發生變異的情況下，也就是這個民族的文化價值核心也遭到破壞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這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徹底斷裂了，消亡了。
正是基於文化深層結構的穩定性，它才在全球性范圍內為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當然，在不同的時代，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層結構會面臨不同的挑戰以及作出對挑戰的積極回應，但所有這一切，都應該建立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礎之上，在此基礎上，在保證本民族文化核心延續的前提下，可以無顧慮地吸收與融合來自異質文化的對本民族的整體性文化發展有益的東西，從而實現在單一民族國家中文化的多元化。或者還可以走得更遠些，在保證本民族文化主導性地位的前提下，對於異質文化、他者文化的核心價值在本民族國家的存在也保持一種寬容的態度，只要它不構成對本民族文化核心價值的侵害。而要做到所有這一切，顯然都有賴於一種多元化的思想方法。

應對
不可否認，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確開始被迫走上了西方化的進程。與此同時，許多有識之士也已認識到，中國要自強、自立，除了「師夷長技以制夷」之外，別無其他法門。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一文中說：「近五十年來，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了。這點子覺悟，一面算是學問進步 的原因，一面也是學問進步的結果。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這種感覺，從片戰爭後漸漸發動，……覺得有舍己從人的必要，於是福建船政學堂、上海製造局等等漸次設立起來。……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所以拿『變法唯新』做一面大旗，在社會上開始運動。……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第二經歷的時間比較的很長，--從甲午戰役到民國六、七年間止。……這二十年間，都覺得把人家的組織形式，一件件搬進來，以為但能夠這樣，萬事都有辦法了。革命成功將近二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所以最近兩三年間，算是劃出一個新時期來了。」
梁啟超在此所說的中國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經歷的三個階段：經濟、政治和文化，分別與中國近代以來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相對應。這形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循環圈。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的沖擊是巨大的，但也不能由此簡單地得出結論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在五四已徹底斷裂了。林毓生在《五四式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文中，曾就五四與傳統的辯證關系發表過很好的意見，他用思想「內容」和思想「模式」兩個不同的概念分別指稱五四對傳統的批判性和繼承性。也就是說，五四的反傳統是在「思想內容」這一層面上進行的，而在「思想模式」這一層面上，五四卻繼承了中國的傳統。這種在「思想模式」上的繼承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點：一是中國傳統中的「實踐理性」仍被五四代表人物所繼承。這種「實踐理性」也就是林毓生所說的「真實(reality）的超越性與內涵性具有有機的關連」，也就是說，中國傳統並不追求超越現象的本質真實，而是在現象中追求本質，在現實的人生中內涵著超越的意義，所以不關心身後之事。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深刻含義。二是五四精神中蘊涵著一種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現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精神的，它與舊俄沙皇時代的讀書人與國家權威與制度發生深切「疏離感」，因而產生的知識分子激進精神，以及與西方社會以「政教分離」為背景而發展出來的近代知識分子的風格，是有本質區別的⑼。由此看來，向西方學習，並不一定會帶來中國文化傳統的斷裂，這是我們在考察了中國近代社會 發展在經歷了經濟、政治與文化的西方化循環之後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
在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之後，我們也似乎正在重復著這個循環。不過順序有所變化，經濟體制的改革與接受西方文化幾乎是同步進行的，而政治層面的改革則顯得稍微滯後。我在此所說的政治層面的改革當然不是指政治制度的改變，而主要是指管理制度的改革。對於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來說，他們最關心的是如何擺脫貧窮的問題。所以，現代化將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是中國發展的目標。從現實的要求出發，經濟改革要進行得順利一些，管理體制改革已迫在眉睫。相應的，人們的一些法制觀念、公民意識、財產權、工作的敬業精神等具有現代性特徵的意識形態的東西也理應得到加強和改善。如果傳統文化沒有給我們提供這種東西，向西方學習便是必要的。這是否意味著我們要完全放棄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呢？決不是這個意思。我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放棄中國傳統文化中被視為核心價值的東西。這又回到了那個老問題，即我們如何看待文化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接受這樣一種關於文化的定義，即把文化看成是一種思維與行為模式，看成是一種信仰和價值趨向，那麼我們可能會對日益發展著的現代化的趨勢寬容一些，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消除我們對於自己文化傳統的焦慮。因為正像我們前面所說的，如果吸收和融合的是那些有利於我國經濟發展、政治改善的屬於西方體制文化層面的成分，這並不會導致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中核心價值的改變。而且處理得當的話，反而會加強對核心文化傳統的認同。一個明顯的實事是，極力宣揚中國文化價值的人常常是那些經歷了西方文化熏陶的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活的國外華人比我們這些生活在國內的人更容易體驗到對中國文化的需求。道理很簡單，一種對自身文化的信念只有靠在與文化「他者」的對比中才更容易確立起來。我們如何才能做到即使我們能夠充分享受現代化帶來的各種便利，又不致使我們喪失自己文化的認同，我想在這一問題上大家應該是有共識的。
所以，我們既沒有必要因擔心中國傳統的喪失而反對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及管理制度，也沒有必要因為要進行現代化建設而去反對和放棄我們的文化傳統。因為說到底，文化的根本問題與政治經濟問題是本質不同的兩種系統，兩者不能用誰決定誰的單向思維來看待。我們盡可以參入全球一體化的進程，沒有必要擔心這會妨礙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
思想應該統一，但是，思想的統一隻是個方向，它和兩平行線相交於無限遠一樣，是在有限時間內無法實現的東西。思想是文化的重要范疇，是文化中最活躍的部分，思想的多元化是文化多元化的核心。思想的多元化有的來自世界的一體化，有的來自現實的思維。前者屬於歷史的積沉，後者來自社會的現實發展。
文化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的落後會制約文化的發展，同樣，文化的落後也會制約經濟的發展。但是，也不排除文化的發展在某一方面脫離經濟的制約超常發展的情況。如果這種超常的文化發展與具體的經濟發展不相適應，那麼，這種超常的文化發展同樣也會制約經濟的發展。所以，人類社會只有平衡發展才能持續穩定地發展。
文化的多元化表現在文化的各個方面，但是，不管是文化的整體還是在文化的哪一個具體方面都不能過快走向單一化，都必須與其它方面的多元化相適應，更應該與經濟的發展相適應。

方向
保留現有文化、吸取外來文化、傳承民族文化多元化就是不要把文化搞得單一枯燥。

動力
文化的基本原則就是表現，這種表現實際上是一種自我表現，是每個人內心的一種表現。因此，文化在本質上就是多元化的。這種多元性同現代社會在經濟上的利益分化、政治上的個體化密切聯系在一起。因此，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都是文化多元化的動力。

㈩ 分析巴西糧食增產潛力巨大的原因

巴西是一個農業大國，溫帶和熱帶氣候適宜，有較強的糧食生產能力。

首先，巴西擁有優質的耕地資源。占總面積的45.2％，擁有多元化的土壤類型，使得種植不同類型的作物更容易。此外，巴西的土壤肥力高，具有獨特的適應性，使農業生產更加高效。

其次，巴西氣候良好，日照充足，地方可分為溫帶、熱帶、季風性氣候地區，滿足不同類型的農作物的生長。

此外，巴西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來進行農業生產研究和技術創新，以提高糧食產量。它採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並執行許多生產改進計劃，為糧食種植者提供貸款和培訓，改善農產品銷售和物流。

總之，巴西擁有優質耕地資源、適宜氣候和許多政府政策支持，使其有發展現代農業和增加糧食產量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