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人口老齡化怎麼辦

A. 解決老齡化，應該從哪方面入手呢

B. 世界人口有沒有存在老齡化的問題

有啊，公交車上都是白發老人；所有房子都自帶電梯；許多籃球場改成沙球場；電視中一半以上是老年節目⋯⋯全世界恐怕都在擔心以上種種情況有一天會成為現實。老齡化及其引發的連鎖反應，已成為世界各國不得不面對的困境

文|《小康》記者 張旭

「當你老了，白發蒼蒼，睡意朦朧，在爐前打盹，請取下這本詩篇……」想沒想過，當自己變成詩人葉芝描繪的這般老時將是多大年紀？

60年前，不少人或許會覺得那是他們60歲前後的景象。不過現在，至少115個國家和地區的居民應該對70歲時仍能在爐前打盹抱有信心。據聯合國人口司2010年發布的《世界人口老齡化(2009)》報告(World Population Aging 2009)顯示，從1950年到2009年，全球范圍內60歲以上和65歲以上人口所佔比例已經分別從8%和5%上升至11%和近8%。

顯然，2010年的世界更長壽了，只是2010年的長壽世界都已整體步入老齡化時代。

2959年的某天，最後一個日本人的生日？

那麼未來，比如2050年時又會如何？

若是彼時讀葉芝的碰巧是個日本女人，則她享受那詩意畫面的年紀甚至可以延至91歲——40年後日本女性的預期壽命，全球最高！但還有個壞預言：高壽的她很可能在盹睡不醒後幾天甚至更久才被人知曉死訊，因為她認識的人大多已像她一樣，老得只能靜坐打盹，還因為她唯一的孩子離她太遠，或者她根本沒有孩子。自2000年以來，老齡社會的類似悲劇在日本時有發生，悲劇背後的數據是，截至2009年10月，日本65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例為22.7%。

於是在2009年的全球老齡化排行榜上，日本穩居第一，歐洲國家則壟斷了從第2至27名的一連串位置，它們中的佼佼者包括義大利、德國、瑞典、希臘、法國，而在距歐洲集團不遠的地方，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正緊隨其後。

老齡化的挑戰應溯因於生育率的持續下降和國民壽命的不斷延長，事實上，這兩個現象如今都已不是「西方」或「發達國家」的專利。

27歲的埃及人阿卜漢姆·納吉姆(Ibrahim Negm)說他只想要兩個孩子，而且他的三個兄弟也這么想，不過他的祖父並不這么想，所以納吉姆的爸爸有9個兄弟姐妹，納吉姆的曾祖父更不這么想，所以納吉姆的祖父有27個兄弟姐妹，雖然這些孩子是曾祖父與三個女人所生。來自聯合國的數據顯示，埃及的總和生育率，即婦女人均生育孩子的數量已從2000年至2005年間的3.17降為2005年至2010年間的2.89，預測中的趨勢是繼續下降。

從北非的埃及、蘇丹到西亞的黎巴嫩、伊朗，到中亞的土庫曼，到東亞的韓國、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這里的女性創造了目前全球最低的總和生育率，即0.91，到南美的巴西、智利，再到加勒比海上的古巴，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正在席捲發展中國家，而此前，發達國家早已被統統掃盪。

壓低生育率的最主要力量來自城市化。

正如人口學家菲利普·朗曼(Phillip Longman)最近發表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Foreign Policy)上的文章所言，「在城市裡，孩子意味著昂貴的責任，而不再是耕田放牧時的助手。」而這種責任的昂貴，通常又體現於教育投資。「將來要一個孩子就足夠了，因為我要盡我所能給他/她最好的教育」，德國人費邊·奧荷塞(Fabian Ochse)說。美國人約翰·馬庫斯(John Marcus)則表示，「如果我不發財，我可能就不會要孩子，因為太貴。別忘了，美國常青藤大學每年的學費就要五六萬美元。」同樣因為城市化，越來越多的女性得以獲得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就業機會。當她們必須在工作和生育之間進行取捨時，減少、推遲甚至拋棄後者成了很多人的最終選擇。

「教育和經濟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葯」，中國獨立人口學者何亞福如此比喻。數據顯示，2007年的世界，散發「避孕葯」功效的城市化進程已完成50%，預計到2030年，這個數字有望升至80%，屆時，發展中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將從2010年的2.7降為2.4，發達國家則僅為1.7。

需要提醒的是，保持人口規模不變的世代更替水平是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2」來接替父母的位置，「0.1」去填補不孕夫婦留下的空缺。如果目前全球生育率下降的趨勢和速度不發生重大變化，則當2050年到來時，全球婦女人均生育孩子的數量將下降到2.0。在總和生育率僅為1.25的日本，有瀕於絕望的人口學家甚至預測，保持這個數字意味著2959年的某天將是最後一個日本人的生日。

另一些數據與不斷延長的壽命有關。拜醫學進步所賜，2010年全球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已達到67.6歲；在新加坡、以色列、中國香港和澳門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人們的預期壽命甚至超過了80歲。預計到2050年，全球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將升至75.5歲，近7/8的人能活到60歲，而且每兩個人中就有一個可壽至80歲。

至此再次展望2050年——那一年，全球人口達到91.5億峰值，並於隨後開始下降——聯合國的「老齡報告」認為，全球60歲以上的人口將突破20億，佔全球總人口的近22%，65歲以上人口比例則將增至16%；由於生育率持續下降將導致勞動人口減少，屆時每位65歲以上的老人僅能依靠3.9個年齡介於15至64歲之間的勞動力供養，而在2010年，這個比例還是1對8.7。

老人很多，後果很嚴重

3.9養1的年代，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養，而如何養老的問題，其實現在已經令很多國家頗感為難。

仍以深度老齡化的日本為例。2010年，日本每三個勞動力就需要供養一位老人，為全球最低水平。由於繳納養老保險的勞動人口日益減少，而領取養老金的群體在不斷膨脹，從2011財年開始，現收現付的日本養老金體系將可能出現2.5萬億日元(約合289.7億美元)的缺口。填補這一虧空已經使目前的日本政府覺得吃力，到2050年——預計那時日本的每位老人將僅能由一個勞動力供養——養老問題對於日本無疑更是災難。

在同樣灰暗的歐洲，2010年的法國政府為減輕養老財政壓力已下定決心推遲退休年齡，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今年10月的一篇文章則稱，德國和瑞典也准備在未來降低養老福利水平，「某些歐洲國家在養老支出方面無節制的增長是今年歐元區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篇文章如此分析。同月，「標准普爾」(Standard & Poor』s)發布的《全球老齡化2010：不可逆轉的事實》(Global Aging 2010: An Irreversible Truth)預測，如果目前的養老支付水平繼續維持，那麼2050年時，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將高達GDP的三倍。

至於未富先老，且養老責任主要由家庭承擔的那些發展中國家，問題可能會更加棘手。

同樣值得憂慮的是，2050年的世界，每3.9個勞動力中究竟還有幾個願意供養分攤給他們的那位老人。在養老保險負擔沉重的東方日本，年輕人其實已經有強烈的不平衡感，他們中的不少人早就開始拒繳養老保險費，以至目前日本國民養老金的繳費率僅為約60%。

而在有著西方文化傳統的澳大利亞，養老的責任似乎也已遭到挑戰。澳大利亞聯邦儲備銀行前行長伊恩·麥克法蘭(Ian Macfarlane)就曾評論道，「我們花在昔日工人身上的錢太多，用於培訓未來工人的錢卻太少，如此分配實屬錯誤。」

美國社會學家尤尼娜·加博－托爾曼(Yonina Garber-Talmon)的研究表明，「在老年人所佔比例很低的絕大多數社會里，他們是受人尊敬的，但是，當老年人口的穩定增長日漸成為年輕人的負擔時，老齡群體的形象就會變得消極。」

相悖的解決之道

或許有人覺得，為40年後的世界製造更多勞動力可能是緩解老齡化最直接的辦法。於是，想到這個辦法的很多國家目前正在鼓勵年輕人多多生育，然而，鼓勵的效果普遍不夠理想。比如為讓年輕夫婦多生孩子，澳大利亞政府曾提出「一個為媽媽，一個為爸爸，再有一個為國家」的口號，但是人口學家朗曼的一篇文章卻告訴人們，目前澳大利亞婦女甚至連第二個都不想生。另一個例子是新加坡，依據政府的獎勵政策，婦女在生育第一、二胎時，每個孩子可獲得約3000美元補貼，從第三個孩子起，補貼升至4500美元。盡管如此，從2000年至2010年，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還是從1.35下降為1.26。

另一方面，也有人口學家為鼓勵政策的奏效擔憂。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小平認為，鼓勵生育將導致全球人口的進一步膨脹，因此並不可取。

事實上，為緩解老齡化帶來的經濟壓力，很多國家已經開始越來越多地接納移民。來自歐洲統計局(Eurostat)的數據顯示，2009年歐盟新增人口140萬，其中有90萬為移民；而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老齡化程度之所以低於歐洲和日本也主要歸因於寬松的移民政策。不過，依靠移民又會造成新的問題，當引進國獲得年輕勞動力時，移民輸出國的老齡化程度卻在加速深化，而在全球生育率持續降低時，移民們變成老人後又該靠誰養活？

於是，延長老人的工作時間，使其盡可能地自力更生就成了另一種選擇。2010年的法國做出了如此選擇，但強烈的抗議表明，那裡的老人們並不願意晚些退休。更大的問題是，即便老人們願意，他們也須首先徵得身體的允許。

或許，人們還可以指望技術進步。對此持樂觀態度的人口學家李小平說，「技術發展對人類替代的潛能是巨大的」，他因之認為，「老齡化過程其實是消除剩餘勞動力的過程，是用技術密集型生產替代勞動密集生產的過程。」然而另一位學者何亞福的觀點卻與此相左。「人口規模越大，人口中具有發明天賦的人就越多，技術創新的數目才會越多」，何亞福說，鑒於全球生育率正在不斷下降，以及必然因此縮小的人口規模，科技進步的前景看起來也不是那麼鼓舞人心。

無論這些構想存在著怎樣的爭議，人們都希望能有應對老齡化世界挑戰的正確選項。聯合國《世界人口老齡化(2009)》報告說，「未來的挑戰是，確保世界各地的人們在日益老去的時候有安全和尊嚴相伴，並且在參與社會生活時還擁有作為公民的全部權利。」

對此，今天活在地球上的人們有信心！是吧？

C. 發達國家是怎麼處理人口老齡化的

發達國家是處理人口老齡化的方法：
一、鼓勵生育，應對少子化，促進女性投入勞動力市場，保證勞動力持續供應。
老齡化和少子化同時存在於老齡化社會，兩者緊密相關且影響勞動力的供應。因此應對少子化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國外進入老齡化較早的國家從完善刺激生育的福利待遇和保障因生育而暫時離職的女性職工重返勞動力市場兩個方面解決少子化和勞動力短缺問題。一方面，政府採取育兒津貼和帶薪假期，向離職生育期間的女性提供一定的醫療、營養和薪資等補助和津貼，刺激女性的生育意願。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公共福利在兒童教育、看護和醫療等方面的投入，推行並延長「爸爸月」，縮短低齡兒童父母的工時，實行父母保險（即企業給父母雙方帶薪假期以照顧幼兒；保證因生育而暫時離職的女性能重回原工作崗位或者提供類似的工作等）等，以緩解家庭看護幼兒的壓力，使父母雙方兼顧工作和育兒的雙重責任，保證女性職工能重回勞動力市場。
二、延長退休年齡，保證老年勞動力來源，緩解政府養老金支付壓力。
國外主要老齡化國家普遍通過延長退休年齡的方法對退休年齡制度進行了改革。延長退休年齡，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提高領取退休金的最低年齡，將現行領取退休金的年齡向後延遲，相應延長工作年限；另一種是設立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即對不同退休年齡的老人給予不同數額的退休金，退休年齡越大，退休金數額也越大。日本、德國和法國等主要採用第一種方式延長退休年齡，如日本政府在2006年把領取養老金的最低年齡從60歲提高到65歲，法國在2011年將最低退休年齡從60歲提高到62歲，德國政府計劃在2011和2018年期間逐步將退休年齡從65歲提高到67歲。瑞典和美國等主要採取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如瑞典法定退休年齡為65歲，對於提前退休的60-64歲的職工，每提前一年退休減發退休金的5%；65-70歲的推遲退休的人員，每延遲退休1個月增發退休金的0.6%；對於有經驗且有能力繼續工作的退休老人，政府為其提供做義工的機會並根據他們提供服務的多少增發一定比例的退休金。
三、完善社會服務支撐體系，推行「以居家式社區養老為主，社會養老為輔」的養老模式。
根據養老場所和居住方式的不同，養老方式可分為居家養老和機構養老。受老齡人口增加、女性就業率提高和年輕勞動力遷移影響，空巢老人數量不斷增加，傳統居家養老模式難以滿足老年人的需求，而機構養老又受到老年人經濟狀況和傳統養老觀念的影響而在現實中難被老年人接受。目前國外老齡化國家的養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式社區養老服務模式為主，社會養老為輔。在以「家庭為基礎，社區為依託，機構為支撐」的居家式社區養老的服務體系中家庭養老發揮著基礎作用，但在個人和家庭無能為力的情況下引入社會化服務；政府負責採取相關激勵政策引入市場機制實現項目建設及服務活動的社會化和產業化經營並協調參與建設和服務的各主體的利益關系；社區負責培育在宅服務人員並不斷拓展服務業務范圍為老年人上門提供幫助，服務內容主要有住房維修、日常照護、醫療保健和精神慰藉等。養老服務所需的資金來源在不同國家會有所不同：如瑞典的養老服務帶有很大的福利性質，服務費用主要由政府承擔，但老年人如果想獲得更好的服務就必須自己支付一定比例的費用，屬於「國家負擔型」；美國老年人養老服務所需的資金主要由個人承擔，屬於「個人負擔型」即「投資人同時也是受益人」，這種「個人負擔型」的資金來源方式也使得美國「以房養老」的發展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
四、建立多樣化的養老金保障體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經過不斷改革和調整，世界主要老齡化國家的養老保障體系逐步實現了從單一養老保障制度向多支柱體系的轉變。目前這些老齡化國家的養老保障體系主要包括三種基本的保障制度：基本養老金制度、企業年金制度和個人儲蓄養老保險金制度。其中，基本養老金制度是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基礎，一般由國家按照統一政策規定向符合條件的人員支付；企業年金制度是養老保障體系的第二大支柱；個人儲蓄養老保險是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補充。後兩種制度對緩解國家養老金支付壓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老齡化國家的基本養老金的資金都來源於政府，用於保障職工退休後的基本生活需要。各國也十分重視企業年金保障制度的建設和完善，如美國政府推出「整合企業年金計劃」， 把企業年金計劃提供的養老金與公共養老金制度所提供的基本養老金進行協調。目前，美國企業年金的規模已經超過了國家管理的社會養老金規模。
五、開發老年人市場，發展老年產業，滿足老年人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需求。
除應對人口老齡化對人口可持續發展、勞動力供應和社會保障體制帶來的一系列挑戰外，開發老年市場，發展「老年產業」是解決老齡化問題、促進經濟發展的另一有效途徑。國外發達國家的老年產業一般遵循「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的發展模式，即政府建立市場規范和行業標准，並採取相關的優惠和扶持措施，按老年人的消費需求引導企業向老年產業領域投資推動老年產業的社會化和產業化經營。目前，國外的老年產業主要包括以下幾類：第一類是圍繞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發展的產業，如老年餐飲、老年人用品生產（保健品、化妝品、服裝、交通輔助用品、體育健身用品、生活輔助用品等）、老年房地產開發等；第二類是圍繞老年養護形成的產業，包括老年公寓、養老院、老年保險、老年醫療康復用品生產、長期照護產業、醫護人員培訓等；第三類是滿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發展起來的產業包括老年大學、老年旅遊、心理咨詢、老年圖書館、老年電視廣播節目等。另外，由異地養老和跨國養老而帶動的養老產業在一些自然環境良好、適宜老年人居住的地區逐漸興起。
六、 注重法制建設，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
為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保障與老年人有關的福利保障、產業發展政策等的有效實施和運行，國外主要老齡化國家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及相關的管理機構。目前日本與老年人有關的法律體系由《國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等三大支柱及《介護保險法》組成；美國政府先後頒布《社會保障法案》（自1935年實施後經過多次修改與完善，目前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養老保障制度，主要包括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險與救助制度等），《美國老年人法》和《禁止歧視老年人就業法》等。管理機構的主要職能在於利用國家權力對法律的運行和實施進行監督和管理。如美國政府設立的專門管理老齡問題的機構包括老人問題管理署、政府老齡問題顧問委員會和社會保障總署；瑞典政府設有三個「地方公共保險法院」和一個「高級公共保險法院」，當公民應該享受的社會福利待遇的權利不能實現或受到侵犯時，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險法院起訴；公民對地方法院判決不服時，還可以繼續向高級法院申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