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為什麼有分裂危機

『壹』 法蘭西人的帝國分裂

843年查理曼大帝國分裂,萊茵河以東的德語地區成為東法蘭克王國，萊茵河以西的羅曼語地區大多劃歸西法蘭克王國，並開始被稱作「法蘭西」。這是第一次從語言和地域上把法蘭西和德意志分開。
從9世紀中葉開始,來自北歐的諾曼人經常南犯侵擾法國,並於911年在法國西北地區建立諾曼底公國。爾後又很快被當地居民所同化，為法蘭西民族的構成增添了新的血液。
南法蘭西受古羅馬文明影響較深，而北法蘭西受法蘭克人的影響較大，再加以10～12世紀封建割據的狀況，南北之間經濟文化交往很少，因此南北法蘭西之間在語言、文化和經濟發展上都存在明顯的差別，從而有北法蘭西人和普羅旺斯人（即南法蘭西人）之分。12世紀開始的加強王權、消滅封建割據的過程，促進了法蘭西民族的結合。到13世紀，北法蘭西的主要地區已統一在以巴黎為中心的王室領地周圍。北部的諸種方言也以巴黎方言為基礎，趨於一致。1337～1453年與英國的百年戰爭後，實現了法蘭西大部分領土的統一。到16世紀，法國已成為歐洲最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從而，南北之間政治文化聯系加強，北法蘭西語逐漸在南方得到傳播。同時由於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各地區間經濟往來更為頻繁。文藝復興運動過程中，人文主義作品的傳播則為法蘭西全民族的文化奠定了基礎。

『貳』 法國和德國，為啥一個走向了統一，一個走向了分裂

公元843年，法蘭克王國在經歷過內戰之後分裂成了三個部分，是為西法蘭克王國、中法蘭克王國和東法蘭克王國。

在經過了漫長的時間過後，西法蘭克王國逐漸轉化為了法蘭西王國，即如今法國的雛形；而東法蘭克王國則轉化為了神聖羅馬帝國，即如今德國的前身。雖然二者皆為法蘭克王國的直系分支，但在中世紀時期，兩個國家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第一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奧托一世

十幾年後，也就是公元987年，統治西法蘭克王國的加洛林王朝因君主沒有子嗣能夠繼承王位，因此王權便落到了雨果·卡佩的頭上，卡佩王朝和法蘭西王國的歷史也由此開始。從公元10世紀末期開始，西法蘭克王國和東法蘭克王國就正式宣布分道揚鑣，二者開始尋求符合自己需求的新的發展道路。

『叄』 法國「五月風暴」的起因是什麼為何戴高樂在此之後下台了

其發生的重要背景原因,則是-在於當年工業化國家在二戰結束全力政經發展之後三十年 五月風暴黃金發展歲月後，由於整個歐洲各國經濟增長速度緩慢而導致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具體是在戴高樂總統統治後期法國經濟失調·社會危機嚴重，執政黨派內部出現分裂等原因。） 1968年五月之危機雖然在戴高樂總統的領導之下得以順利化解,甚至還穩定了法國右派政府之政權,但是人民的支持並沒有轉化成對戴高樂總統的支持.1969年4月28日,法國人民透過公投否決了戴高樂總統的政治改革計劃,戴高樂總統因此決定辭職以示負責,十八個月之後,戴高樂總統於1970年11月9日病逝,法國隨即進入另一個時代.

『肆』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解體原因

政治制度的軟弱無力，是導致第四共和國迅速解體的根本原因。
二戰結束後，法國政界圍繞著國家的政體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1945年10月，法國舉行了戰後首次公民投票，投票結果，絕大多數公民主張放棄1875年憲法，重新制訂一部新憲法。但到底制訂一部怎樣的憲法才合適呢？當時身為臨時政府首腦的戴高樂將軍，極力反對在法國實行多黨制與議會制，認為這樣將導致國家政權的軟弱無力。他主張通過全體公民投票表決通過一部新憲法，建立總統制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由總統獨攬一切大權，以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但當時的現實又使戴高樂無力實現自己的主張。在抵抗運動中崛起的法國共產黨、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黨，在1945年10月的制憲議會選舉中獲得許多選票和席位，成了議會中的三大政黨。戴高樂雖為政府首腦，但在議會中沒有力量。而制憲議會中的各黨派不贊成戴高樂的主張，它們要求建立擁有最高權力的議會，成立一個多黨議會制的共和國。戴高樂的主張也未能得到法國人民的支持。罹遭戰爭苦難和德國法西斯壓制的法國人民，戰後渴望自由，要求開放和自由爭論，對於加強政府權力的主張存在著強烈的抵制情緒。在這種情況下，法國又「不可避免地要回到議會主義的老路。」
1946年10月通過的新憲法是第四共和國政治制度的基礎，但這部憲法並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法國人民雖然不贊成戴高樂的制憲主張，可是對新憲法草案也沒有表現出多大的熱情。10月13日的公民投票，有900多萬選民贊成新憲法草案，但投反對票的人數也相當多，接近800萬人，而且棄權人數與投反對票的人數幾乎相等，超過了全體選民的30%。戴高樂在批評該憲法草案時指出，法國選民的態度是「三分之一的法國人聽天由命，三分之一的法國人反對，三分之一的法國人根本不了解」。
同年11月10日舉行了第四共和國第一屆國民議會選舉，結果棄權者占選民的21.9%。從這兩次公民投票的情況可以看出，第四共和國的政治制度從一開始就未能得到絕大多數法國人的支持和擁護。
1946年的憲法規定，法國的政治體制為多黨議會制。議會由國民議會和參議院兩院組成。國民議會議員任期6年，由各省市間接選出。議會實權在國民議會，國民議會是一個常設機構，政府沒有任何權力干涉國民議會的會議。國民議會有立法、批准條約、通過預算、授權總理組閣、推翻內閣以及與參議院共同選舉總統等許可權。總統提名總理人選，但須經國民議會以絕對多數通過。總統任期7年，可以連選連任，但其職權極為有限。正如戴高樂所說，總統「僅僅限於擔任顧問和代表國家。」憲法還規定，政府必須嚴格對議會多數派負責。對於解散議會，憲法作了種種限制，諸如在一屆議會任期開始後的18個月內不得解散議會，解散議會須由部長會議執行，議會解散後政府也必須進行部分改組並由國民議會議長擔任臨時政府總理等等。因此，第四共和國憲法規定的國家權力中心既不在政府總理，也不在國家元首總統，而是在國民議會。第四共和國成了一個典型的議會制國家，它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第三共和國的議會制政體。
既然國家權力中心在國民議會，那麼國民議會的情況怎樣呢？國民議會由各種代表不同階級或社會集團利益的政黨組成。法國黨派眾多，也從來沒有一個穩定的多數派。第四共和國時期主要有6個實力幾乎相等的政黨或政治集團，即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的社會黨、以廣大天主教徒為主要社會支柱的人民共和黨（基督教民主黨）、代表廣大工人階級利益的法國共產黨、代表中產階級利益的激進社會黨（簡稱激進黨）、以戴高樂為首的法蘭西人民聯盟以及傳統的保守派。此外，還有一些小政黨，如民主社會主義抵抗聯盟、布熱德派、自由共和黨和獨立派等。與英美等國不同，法國各政黨歷史比較短，加之內部的分裂以及所代表利益的狹窄性等，因而它們「在整個社會中並沒有生過根，也得不到支持」。在國民議會的選舉中，不少選舉代表的棄權就說明了這一點。由於沒有哪一個政黨在議會中占絕對多數，各黨派對政府提出的政策各執己見，很難取得一致的看法，議會往往因無休止的爭論而處於癱瘓狀態。國民議會的多黨存在，決定了內閣通常由若干不同的黨派混合組成。由於內部的意見分歧和互相傾軋，內閣隨時有可能被一次簡單的投票所推翻，「而這些投票往往只能表達那些迫不及待想當部長的人們的慾望」。1946年戴高樂下野後，法國制憲會議中的三大政黨共產黨、社會黨與人民共和黨簽署了三黨共同組閣協議，開始了三黨聯合執政時期。不久，三黨聯合走向破裂，共產黨被逐出政府。之後，開始了「第三種力量」執政時期。第三種力量即中間派力量，包括社會黨、激進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黨等，它們既反對左翼的共產黨，又反對右翼的法蘭西人民聯盟，主張在兩者之間建立中間派勢力的聯盟。但中間派的構成處在不斷的變動之中，它是「各種利益集團組成的很不穩定的聯合」。1950年2月社會黨退出政府，加入反對派行列。人民共和黨在1951年選舉中遭慘敗，「第三種力量」分崩離析。這樣，勢均力敵的各個黨派之間的相互爭斗使國家的權力中心國民議會陷入無休無止的爭吵之中；同時，各黨派之間不斷的分化與聯合，致使政府內閣頻繁地更換。
政府因受到議會的嚴格制約，很難放開手腳，制訂一整套國家的長遠規劃，並使這些規劃付諸實施。因此，那些需要長時間努力才能解決的問題，如學校、住宅、交通以及社會福利等，被政府積壓下來，推遲解決。對於那些有關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等重大問題，政府因害怕處理不善而導致議會的攻擊，往往採取駝鳥式的規避政策。蓋伊政府曾公開提倡「無所作為」的處事方針，企圖繞過困難，而不是正視矛盾，解決問題。議會多黨制嚴重限制了政府的行政能力，對此，僅作了40天總理的埃德加·富爾深有怨言。他指出：「對政府首腦來說，議會制實在是無法忍受的，……他所執行的政策很少是他自己的政策。也就是說，他所執行的政策只不過是他在想得到的和怕砸碎一切之間尋求的折中方案。」
政府的行政能力受到限制，成堆的社會、經濟、政治與外交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政府於是成了整個社會尤其是反對黨攻擊的靶子。內閣的更迭只是緩和不滿情緒的權宜之計，無助於國內政治危機的根本解決。
當第四共和國的政治制度日益明顯地暴露出它的弊端之後，法國社會各階層和各種政治勢力紛紛要求政治改革，1946年憲法於是成了眾矢之的，修改憲法的提案在議會中一個接著一個地提出來了。1954年12月和1958年3月兩次對憲法進行了修改，擴大了總統的職權。但原憲法的基本內容仍被保留下來，議會多黨制的實質沒有改變。1946年1月戴高樂辭職前曾批評國會議員：「如果你們不考慮政府的權力、尊嚴和職責是絕對必要的，那麼，我可以預言，你們這樣下去，遲早會有一天要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痛感後悔莫及」。第四共和國的歷史證明了戴高樂的這一預見。 經濟發展的不穩定和財政狀況的不斷惡化，是造成第四共和國崩潰的重要原因。
二戰期間，法國國民經濟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經濟損失達1萬4千多億法郎，相當於戰前法國3年的全部生產總值。1945年初的工業生產總值不及1938年的一半。
經濟的衰竭造成法郎貶值，物價飛漲，商品奇缺，人民生活極度困苦。戰後戴高樂臨時政府未來得及擺脫經濟的困境，給第四共和國留下了一道經濟難題。
對第四共和國來說，解決國內經濟問題理應成為政府的首要任務。然而第四共和國歷屆政府幾乎均把對外政策放在首要位置，輕視了國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當然，在第四共和國初期，政府通過制訂經濟發展規劃、企業的「國有化」、並藉助馬歇爾計劃的援助等，使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增長。但由於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之間的矛盾的存在，經濟危機不斷困擾著法國。1952至1953年的經濟危機使法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5.8%，危機高潮的失業人數達21.7萬人。
1958年3月開始的一次經濟危機又使工業生產下降了5%。
除了無法擺脫的經濟危機外，第四共和國還面臨著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與財政危機。政府因滿足工人和政府雇員增加工資的要求，以及重建軍隊和進行耗資巨大的殖民戰爭，造成國家財政支出的空前增長。而國民經濟總收入遠遠趕不上預算支出的增長速度，國家的財政赤字迅速增加。1947年的預算支出為90億法郎，財政赤字為22億法郎；1957年的預算支出為554億法郎，財政赤字增加到102億法郎。
為了彌補預算收支的不平衡，政府不得不通過馬歇爾計劃的貸款並向美國大量借款，動用國家的黃金儲備，並大量發行貨幣造成通貨膨脹，同時大力增加稅收。這些措施造成了一系列嚴重的經濟後果：法郎不斷貶值，物價飛漲，國家瀕臨財政破產和經濟崩潰的邊緣。1948年1月，法郎對美元的官方比價從1美元兌119.1法郎變為214法郎，法郎貶值44.4%。50年代以後由於巨額財政赤字，國際收支的大量逆差和國家儲備的枯竭，法郎再次大量貶值。1958年6月宣布法郎對美元的法定匯率為1美元換420法郎，貶值16.7%，同年12月再次貶值14.9%。
法郎的貶值引起了物價的飛漲。據估計，50年代法國消費物價年平均增長率達5.9%。
由於工資增長速度趕不上物價上漲速度，加上名目繁多的稅收，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沒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於是，抗議政府經濟政策並要求改善生活水平的工人罷工和農民反抗運動此起彼伏。1947年4月5月，雷諾汽車公司工人舉行了抗議政府經濟政策的大罷工；1948年秋發生了煤礦工人的大罷工；1950年，70多萬五金工人堅持罷工一個多月；1953年8月，因抗議政府的退休政策，400萬工人舉行了大罷工，使全國陷入癱瘓狀態。與工人罷工運動同時，農民反政府的運動也迅速開展起來，「中小農戶變成了富足社會的抗議者」。
1953年10月，法國40多個省的農民拒絕向政府提供農副產品，以抗議工農業產品之間日益擴大的價格剪刀差。除工人和農民的反抗外，城市小資產階級因不堪政府沉重的稅收和壟斷資本的壓榨，對第四共和國也感到不滿。始於1953年的以反映城市小資產階級利益為主的普扎特運動曾震動整個法國社會。
經濟與財政危機不但激化了社會矛盾，加劇了社會的動盪，而且使得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明朗化，進而引起了政治危機。第四共和國幾乎歷屆政府的垮台都在不同程度上與它的經濟政策及財政狀況有關。1957年5月，居伊·摩勒政府就是因為它的經濟和財政政策遭到其他黨派的激烈反對而倒台的。 外交政策的失誤尤其是大規模的對外殖民戰爭，直接促成了第四共和國的滅亡。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的實力遭到嚴重的削弱，由昔日的世界強國降為二等國家。美國和蘇聯在戰後成為全球范圍內實力最強大的超級大國，美蘇爭霸世界的格局逐步形成，國際關系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作為已降為二等國家的法國，如何及時調整自己的政策以適應新的國際關系格局，這是法國在戰後所面臨的最根本的外交問題。可是，第四共和國的外交政策不是根據世界和歐洲形勢的新特點、新情況而制定的，它因不甘屈居二流國家的地位，不願拋棄歷史傳統，明知不再是一流國家，但仍企圖發揮全球大國作用。於是，國家不得不把過多的精力置於不切實際的外交目標上，從而忽視了國內成堆的經濟、社會問題。因為實力不足，法國的外交處處被國際事態牽著鼻子走，陷入極其被動的局面。
第四共和國的外交失策主要表現在它的非殖民化問題上。與英、荷等國一樣，法國曾是一個殖民大帝國，在海外擁有許許多多的殖民地和保護國。二戰後，殖民地人民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空前高漲。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法國，其經濟、軍事實力大為削弱，要維持對殖民地原有的統治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但第四共和國與英國在非殖民化問題上採取的比較明智的態度不同，它不顧客觀現實，把殖民帝國的完整性當作恢復大國地位的一張王牌，結果遲遲跳不出老殖民主義的圈子，逆非殖民化的歷史潮流而動，以致陷入殖民戰爭的泥沼中不能自拔。1946年10月法國制憲會議通過的新憲法對殖民地問題作了規定，法國雖然放棄了「法蘭西帝國」稱號而代之以「法蘭西聯邦」，宣稱法國與殖民地在「權利、義務平等的基礎上」建立聯邦，並把殖民地分成海外省、海外領地、聯系成員國和歸並地4類，但它再次肯定了宗主國法國對領地的支配地位，其殖民帝國的性質並未改變。對此，法國歷史學家米蓋爾批評道：第四共和國政府「把法蘭西聯邦這條隨時都會沉沒的破船勉強維持在水面上。他們既想延長聯邦的壽命，又沒有足夠的軍事、財政和外交手段」。
然而，殖民地人民要求民族獨立已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強大歷史潮流。在印度支那、非洲的馬達加斯加、摩洛哥、突尼西亞與阿爾及利亞等地，反對法國殖民統治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法國殖民者對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運動進行了瘋狂和野蠻的鎮壓。殖民者的野蠻行徑，只能激起殖民地人民更大的憤怒與反抗。在殖民地人民的頑強斗爭下，法國軍隊節節敗退，損失慘重。1954年，法國在印度支那戰爭中最後失敗。根據《日內瓦協議》，承認印支獨立，法國勢力退出印支三國。1956年3月，法國政府又被迫先後承認突尼西亞和摩洛哥的獨立。同年11月底，法國與英國在蘇伊士運河的冒險遭到失敗。尤其是1954年開始的阿爾及利亞戰爭，使法國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法國的非殖民化成了一次「痛苦的、令人沮喪的和泄氣的經歷」。
大規模的對外殖民戰爭，加劇了法國的財政危機。由於連年的殖民戰爭，第四共和國軍費開支不斷增長：1947年為2，310億法郎，1947年增加到3，700億法郎，1953年高達5，380億法郎。
龐大的軍費開支，使本來捉襟見肘的法國財政狀況更加惡化，財政赤字迅速增加。從1947年至1957年10月，法國財政赤字增加4倍左右。
對外殖民戰爭及其失敗，進一步加深了第四共和國的社會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對於殖民地問題，法國國內從一開始就形成了兩種對立的態度：廣大的法國人民和法國共產黨主張讓殖民地獨立，反對政府推行殖民政策；右翼與中間派勢力則主張繼續保留對殖民地的統治。隨著殖民戰爭的一連串失敗，不僅法國人民和各左派力量更加不滿政府的殖民政策，連統治階級內部也相互指責，企圖推卸戰爭的責任，內閣危機於是頻頻發生。
對外殖民戰爭大大地削弱了法國的國際地位，特別是在歐洲和大西洋聯盟內的地位。許多國家紛紛譴責法國的殖民政策，要求法國政府尊重殖民地人民民族自決的權利，讓殖民地獲得獨立。與法國同屬西方聯盟的美國，為了與老牌殖民帝國爭奪在亞洲和非洲的利益，打著「反殖民主義」的旗號，推行新殖民主義，不贊成法國的強硬殖民政策。而且，由於美蘇冷戰，美國極為關注在西歐的冷戰陣線力量。而對外殖民戰爭須將法國資源的很大一部分轉用於殖民計劃，致使法國國內實力空虛，這不符合美國加強西方聯盟實力抗衡蘇聯的目的，由此造成了法美之間的緊張關系。但為了擺脫殖民戰爭的困境，法國不得不進一步從經濟、軍事上求助於美國，從政治、外交上依附於美國，並降為美國的「二等夥伴」。法國人民反對美國的干涉和控制，要求政府結束殖民戰爭。由於統治者的一意孤行，第四共和國陷入了內外交困的境地。
對外殖民戰爭的失敗，還引起了軍隊對政府的不滿，軍人干預政治的現象由此日益嚴重。到第四共和國後期，巴黎政府已無法控制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軍隊。許多保守的軍官認為，法國軍隊在印度支那的失敗，是因為政客們「拆了他們的台」，1954年的日內瓦協議是對法國軍隊的「出賣」。
他們指責政府軟弱無能，要求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1958年5月，駐阿爾及利亞的殖民主義分子在軍隊的支持下發生叛亂，宣布成立救國委員會，要求成立以戴高樂為首的救國政府。在巴黎新上任的弗林姆蘭政府對叛亂束手無策，第四共和國此時已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在第四共和國危機四伏的最後時刻，立志重返政壇的戴高樂將軍適時擔當了第四共和國的掘墓人這一重要角色。在國內極端殖民主義分子的要求下，戴高樂於1958年6月初組織了新內閣。戴高樂上台後，一方面，他違背了殖民主義分子的意願，花了約4年時間結束了阿爾及利亞戰爭，讓阿爾及利亞獲得獨立；另一方面，著手第五共和國的創建工作。1958年9月28日，公民投票結果批准了戴高樂提出的新憲法草案。10月5日，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宣告成立。1959年1月，戴高樂正式就任第五共和國總統，第四共和國就這樣壽終正寢了。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在其政權的頻繁更迭中艱難地度過了它12年短暫的歷史。考察第四共和國迅速解體的原因，筆者認為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首先，一個國家、一個政府採取何種性質的政治制度，應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而定，否則將給國家甚至政權本身造成致命的危害。被資產階級吹捧的議會多黨制並非適用於所有的資產階級政權，當議會權力過分膨脹而嚴重阻礙國家的行政權力時，這一制度的弊端也就顯而易見了。歷史本來是一面很好的鏡子，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議會多黨製造成了法國政治的混亂，內閣危機頻頻發生。然而，從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廢墟上建立的第四共和國，未能吸取前車之鑒的教訓，幾乎如法炮製了第三共和國那種軟弱無力的議會多黨制。理所當然，它難免重蹈第三共和國之覆轍。1958年，主張建立強有力的總統制的戴高樂的重新上台，實際上是法國當時客觀形勢的要求。其次，經濟的穩定與發展是國家政治穩定、社會發展的基礎。第四共和國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以及因政府頻繁更迭引起的搖擺不定的經濟政策，導致法國社會各階層普遍的不滿，從而造成社會動盪，加劇了政治危機。第三，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時代不同，自兩次世界大戰以來，亞非拉殖民地人民已經覺醒起來，他們要求徹底擺脫帝國主義的殖民枷鎖，建立主權國家，發展民族經濟，這股洪流誰也不可阻擋，任何維持殖民統治的企圖註定要遭到失敗。事實證明，海外殖民地對法蘭西第四共和國來說是一個沉重的包袱。對外殖民戰爭消耗了法國的元氣，加深了法國的政治危機，直接導致了第四共和國的崩潰。

『伍』 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原因有哪些

1、起因

• 革命發生的直接原因是1788年春法國的旱災。

• 18世紀是法國經濟通貨膨脹日益惡化的時代，通貨膨脹使得社會購買力下降，1780年代地主因欠收加租又進一步削弱農民的收入。

• 法國由於路易十五時代的過度參戰又未能打贏（特別是七年戰爭）而導致國庫空虛，以及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帶來的財政壓力。

• 新舊階級勢力之間的沖突在某種程度上對革命推波助瀾。

• 由啟蒙時代帶來的憤恨和渴望，以及由此而生的社會和政治因素也是法國大革命產生的重要原因。

2、簡介

法國大革命，法國特定歷史時期，是1789年在法國爆發的革命，統治法國多個世紀的君主制在三年內土崩瓦解。法國在這段時期經歷著一個史詩式的轉變：過往的貴族和宗教特權不斷受到自由主義政治組織及上街抗議的民眾的沖擊，舊的觀念逐漸被全新的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對法國大革命結束的時間，世界史學界看法眾多，難成共識。在中國，以熱月政變作為大革命結束標志比較普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和教參也採用了此觀點。

1794年7月27日，熱月政變推翻了雅各賓派的統治，宣告了法國大革命中市民革命的結束。1830年7月巴黎人民發動七月革命，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浦為首的七月王朝，至此法國大革命才徹底結束。在政變中建立了以熱月黨人為代表的政權。法國歷史進入維護大革命成果時期。

『陸』 一個人為什麼能夠搞得法國分裂，德雷福斯到底多牛

在法國總統選舉中，年輕有為的馬克龍以壓制性的方式，打敗了對手獲得了總統的位置。這是法國第二次團結，對抗極端勢力維護共和制的結果。可是早在19世紀末的法國因為一個小人物，使得法國社會正義平等自由博愛等精神在法蘭西徹底建立起來。

為了維護所謂的榮譽將皮卡爾調職。而德雷福斯的家人，因為他洗刷冤屈。1896年在關於德雷福斯的新聞中，因證據不足，卻確定了德雷福斯的罪名，引起了軒然大波。很多知名作家開始為他平反，力證他的清白。而出賣情報的皮卡也受到了懲罰。他被自己的同僚所孤立。在不斷地調查中皮卡爾逐漸將內情告訴律師。隨後事件的真相被打開：單雷弗斯是被冤枉的。陸軍高層隱瞞真相。真正有罪的人，逍遙法外。因此，這個事件變為一個公共事件。越來越等人相信了德雷福斯是清白的。

『柒』 概括法國內閣的危機經常發生的原因

法國近代歷史的車輪曾經無情地駛過一個個王國、帝國與共和國的廢墟，「常常毫不惋惜地毀滅整整一代人」。我們在探討法國近代史的時候，有時感到困惑，難於理解它的多變、復雜與深刻的特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學會正確對待人類命運中永不停息的變革，知道在人類的命運中，除了不固定本身之外，沒有任何不變的東西。」（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7頁。）應該辯證地研究法國近代史，因為辯證法內含批判性，不崇拜任何東西。我們在考察法國近代歷史的多變、復雜與深刻的特點時，清楚地看到它充滿了政治危機，這些危機曾經常左右歷史的進程，因此對於有關政治危機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真實地了解法國近代歷史，而不為那些人頭落地、王朝傾覆、街壘血斗與議會雄辯等歷史現象所迷惑。法國近代的政治危機具有多發性、必然性和徹底性，闡釋法國近代政治危機的諸多特性，即是本文的主題。
一法國近代政治危機的多發性
危機即潛伏的禍機，政治危機是政治上生死成敗的關頭，法國近代的政治危機就是當時社會安危、國家存亡、民族興衰的轉折時刻。必須承認，離開了政治危機，便難於捕捉法國近代歷史的許多重要內容。從1643年路易十四登基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尤其1789年大革命至1879年共和制確立之間，政治危機接連發生，震盪著法國甚至歐洲，充分展示歷史的力量。
1789至1879年共90年，先後發生了重大政治危機13次：1789年大革命、1792-1793年初反對君主立憲制的起義與處死國王、1793年夏秋山嶽派奪權和建立「革命政府」、1794年熱月政變、1799年霧月政變、1815年復辟、1830年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1848年6月工人起義、1851年政變、1870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877-1879年共和制危機與解決。眾所周知，還有1797年秋的果月政變、1798年春的花月政變、1799年夏的牧月政變、1814年波旁王朝的第一次復辟、1894-1906年的德雷福斯案件等政治危機，但是它們的作用與影響明顯不及前述那些政治危機。
90年之內平均不到7年發生一次嚴重的政治危機，這些政治危機不是憑空而生或從天而降，它有自己的形成過程。重大社會沖突的產生、發展與解決經歷一定的進程，各種力量需要較長時間的積累、較量與付出沉重的代價。我們進一步觀察便發現如下情況：1789-1794年發生4次危機，平均每1年3個月為一次；1794-1830年發生4次，平均每9年一次；1830-1879年7次，平均每7年一次。上述簡略統計表明，1794年是一個界標，此前政治危機頻繁發生，社會激烈震盪，此後危機之間的間隔時間明顯低於平均數，政治沖突減緩減少，社會動盪逐步緩和，但是1848-1879年仍然發生6次危機，其平均值為5年2個月。
1789年後政治危機如此集中、迅速和頻繁發生，為法國歷史的其它時期所難以比擬，也為近代歐洲歷史所罕見。在此期間，法國社會從封建主義轉入資本主義，經歷了大革命、復辟和反復辟以及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巨變，終於推翻了封建特權階級，建立起了資本主義統治，捍衛了法蘭西國家獨立自主的權利。從法國的資本社會建立之時起，政治體制曾多次更替，直至共和制度的確立。隨著上述社會變革任務的逐漸完成，社會動盪才不斷減弱。法國社會的階級、人的群體紛紛捲入了血與火的沖突，恨的深刻與愛的徹底有時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此種社會活力的積極的甚至過度的表現左右了政治生活，影響了文化藝術、心態和宗教領域。
法國近代復雜的社會狀況產生了許多「變幻莫測的」事件，如某個剛剛將政敵成批處決的黨派，自己也匆忙地垮台遭殃。又如法國民眾曾踴躍從軍，追隨一個皇帝，贏得許多勝利，後來由於厭戰拋棄了他，但是當這個落魄皇帝忽然在法國登陸時，民眾又自願地護送他進入巴黎恢復帝位。此外，巴黎公社既缺乏革命的理論又缺乏革命政黨的領導，但是公社戰士們同仇敵愾，數萬人犧牲街頭……
與此同時，各種人物也憑借這個歷史舞台，作了淋漓盡致的表演。1789年6月三級會議代表米拉波奮起反抗專制，高呼：「只有用刺刀才能把我們趕走」，馬克思曾稱此人為「革命的獅子」。1792年8月推翻了吉倫特派政權後，局勢的發展還要求一顆國王的頭顱，不久路易十六身首異處。時間剛過一年半，「羅伯斯庇爾被拖到了斷頭台。人們對這個可憐的軀體，大肆咒罵……黃昏時分，他面色慘白，站立在血紅的落日余輝中，他的頭像野獸在受到猛擊時那樣，發出一聲狂叫，向法國人民訣別。」此時，「人們鼓掌達數分鍾之久」，「絕大多數人都感到滿意……他們的確沒有弄錯。」（註：熱·瓦爾特：《羅伯斯庇爾》，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436頁；弗·米涅：《法國革命史》，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253頁。G.Lefebvre,La Révolution franζaise,Paris,1989,édition 7[e],p.429.）路易十八獲得「肥豬」的外號，但是他又被人稱作「一個十分機靈的政治家」，成為波旁王朝復辟的首腦。路易—菲利浦偏愛英國《泰晤士報》並且習慣於手執雨傘在街頭散步，他卻被擁立為法國新的國王。拉馬丁曾以《沉思集》等作品蜚聲詩壇，但又投筆從政在巴黎市政廳宣布共和國的誕生。隨後，他成為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在《歐洲宣言》中宣布：「法蘭西共和國認為1815年的各項條約不再有效

『捌』 為什麼歐洲可能走向分裂

美國《外交》雜志最新一期(9/10月號)刊登了英國評論家、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蒂莫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的文章。作者指出，歐洲聯合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出現問題，當時的西歐領導人朝著一個有缺陷的貨幣聯盟方向走得太快。現在，歐洲依然面臨債務危機，走向統一的動力已經停止。如果找不到使之繼續前進的動力，歐盟將走向分裂。
●戰爭記憶推動歐洲走向聯合
要想更好地理解歐洲貨幣聯盟這一早已預知的危機如何演變為一場真實存在的危機，人們需要清楚歐洲獨特的歷史軌跡。二戰記憶與冷戰危機將三代歐洲人推向和平統一的高峰，這在歐洲歷史上史無前例，在其他大洲也絕無僅有。然而，這一聯合方案在柏林牆倒塌後不久便出現了問題，因為西歐領導人倉促地構建了一個存在結構缺陷的貨幣聯盟。
倉促誕生的畸形貨幣聯盟是當前歐洲危機的核心，它產生於兩德統一的動盪時刻。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之後，法國時任總統密特朗出於對德國統一前景的擔憂，竭力迫使西德總統科爾制定建立「經濟與貨幣聯盟」的時刻表。這一建議被解釋為有助於歐洲經濟共同體建立單一市場和應對歐共體內部匯率管理的難題。密特朗是想約束統一之後的德國，使之融入一個更廣泛的歐洲。然而，他的真正目的是想讓法國獲得更多對本國貨幣的控制權，甚至獲得對德國貨幣的一些影響力。而德國也需要其近鄰、特別是法國的支持，實現國家統一。因此，這種相互需求對歐洲貨幣聯盟的設計和時刻表產生了重要影響。
歐元歷史最好的記錄者大衛·馬什認為，推進貨幣聯盟的「關鍵交易」是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完成的。隨後經過艱難的談判，兩年後在荷蘭小城馬斯特里赫特製定了一些基本條例，後來以此為基礎建立了歐元區。由此產生的貨幣聯盟的設計形式也是可以理解的，這和歐洲一體化歷史上諸多法德妥協一樣。在德國的堅持下，歐洲央行幾乎是德國聯邦銀行的擴大版，完全獨立於政府部門之外。在科爾看來，貨幣聯盟應該以金融聯盟和政治聯盟加以補充，因此應該控制公共開支，各成員國的經濟政策也要協調一致。但是法國並不認可，它想要獲得對德國貨幣的部分控制權，而不是讓德國獲得對法國預算的控制權。因此，關於金融聯盟的討論無果而終，只剩下一系列「趨同性標准」，要求成員國將公共債務保持在GDP的60%以下，財政赤字保持在3%以內。
在歐元區的11個創始成員國准備引入共同貨幣的1999年1月1日，十年後困擾歐元的大多數問題都已經被預測到了。當時的批評者提出質疑：沒有共同的財政部，共同貨幣如何運轉?一刀切的利率怎樣適用於發展水平各異的經濟體?歐元區怎樣應對各地區的經濟震盪?問題在於，歐洲與美國不同，各國之間既沒有勞動力流動，也沒有財政轉移。
●歐洲的政治「羅生門」陷入尷尬
從結構上看，歐洲發現自己陷入一個功能失調的三角鏈中，即國家政策、歐盟政策和全球市場。自從歐洲煤鋼共同體1951年建立以來，一體化一直通過共同的歐盟政策推進，即由農業、漁業和貿易政策一路走向貨幣政策。但是，歐盟的民主政策依然處於民族國家層面。
歐盟通過貨幣聯盟得以深化，通過吸收東歐國家實現擴容。歐洲領導人在20世紀花費了大量時間忙於一項稱之為歐洲憲法的雄偉事業，期待為27個成員國和5億歐洲人設計一套全新的制度安排。但是，法國和荷蘭的選民以全民公決的形式否決了這些崇高的計劃。2009年的《里斯本條約》的確賦予通過直接選舉產生的歐洲議會更多權力，但如今的歐盟決策仍然主要依靠各國政治家在布魯塞爾秘密的討價還價。他們擔心的政治和媒體都是各民族國家的，而非歐盟所有。在歐洲議會也有全歐性的政治團體，但沒有真正的歐洲政治。自1979年實現直接選舉以來，到場參加歐洲議會選舉的人數持續下降。
同時，易於產生恐慌的全球市場常對歐盟政策和歐洲各國政策產生重大影響。隨著一個又一個國家的信譽等級被下調以及借貸成本飆升，心力交瘁的各國領導人陷入兩種恐懼的夾擊之中：既擔心明天交易開始時市場將會給他們帶來什麼消息，又害怕回家後選民會怎樣對待他們。只要會議一結束，領導人就會沖出會議室向自己國家的媒體作簡要介紹，因此每次歐盟會議都有27個不同的版本。如果加上歐盟自己掌控的憲法層面的領導人，就是28種不同解釋。這就是歐洲的政治「羅生門」：同一個事件有23種語言解釋的28個不同版本。
今年6月底，歐盟又舉行了一次「挽救歐元」的領導人峰會。盡管沒人注意到峰會公報的價值，但它卻提醒人們歐盟仍然在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例如，歐洲各國領導人達成一項關於歐洲專利制度一元化的協議，使歐洲公司的專利費用降低了80%。他們還決定開始與黑山共和國的入盟談判。

沒人知道歐元的傳奇故事將如何結束。這里有三種可能性：一是歐元區徹底崩潰;二是繼續在泥濘中探索;三是發展成一個真正的金融和政治聯盟。然而，即便歐元區能夠發展成一個政治聯盟，它仍需要歐洲人的團結來鞏固。另外一個問題是，一個更加團結的歐元區核心將如何在制度和政治上加強與歐盟內非歐元區成員國的聯系，如英國、瑞典和波蘭。
●失業困境令年輕一代抱怨漸增
與冷戰時期不同，目前歐洲的「前院」沒有明顯的外部威脅。盡管普京曾努力過，但他還不能和斯大林同日而語，甚至不如勃列日涅夫。中國能夠「擔此重任」嗎?歐盟並未將中國視為敵人，最具說服力的邏輯是歐洲聯合的確面臨非西方大國崛起的挑戰，主要是中國，但也包括印度、巴西和南非。保護自由和推進歐洲人共同利益的唯一有效途徑是：行動一致，用一個聲音說話。從知性角度看，這種觀點具有說服力。但從感情角度看，要想影響廣大公眾的觀點，這可比不上出現在歐洲心臟地帶的利物浦足球俱樂部。
過去促進一體化的另一個動力是東歐人的渴望，現在仍然具有某種牽引力。東歐人比其他歐洲人對獨裁、艱辛和戰爭有更多的記憶。許多人很想享受歐盟內部的自由。對一些人來說，與西歐人加入同一個俱樂部是一個「世紀夢想」的實現。二戰後歐洲聯合的最大單一驅動力是人們對戰爭的記憶，但這一因素已經消失。對多數歐洲年輕人來說，歐洲遭磨難的歷史意識已經十分模糊，他們的人生經歷都是在一個和平、自由和繁榮的歐洲形成的。從這種意義上說，歐洲聯合的最大問題是「成功」。
老一輩歐洲人目睹了歐洲如何變得四分五裂，他們致力於建設一個更好的歐洲;西班牙的年輕抗議者成長於這樣一個美好的歐洲，現在卻被拋回到從前。兩種人的人生軌跡完全不同：前者是從戰爭到和平，從貧困到繁榮，從恐懼到希望;後者恰恰相反，由繁榮到失業，由民族經歷的聚合到分離，由希望到恐懼。這種不滿情緒能夠為拯救歐洲的民眾運動提供心理基礎嗎?跡象並不明顯。民眾運動在歐洲危機中已經出現，不過走到了另一個方向。規模最大的一場民眾運動是反對《反仿冒貿易協議》，許多年輕的歐洲人認為這是對其網路自由的威脅。各國的年輕抗議者抱怨銀行家、政治家和嬰兒潮一代，認為他們偷走了自己的未來。倫敦經濟學院的馬克·卡爾多和薩賓·賽爾對這種群眾運動的激進人士的采訪調查表明，他們要麼無視歐盟的存在，要麼消極看待歐盟。
對歐盟崩潰的恐懼、「莫內式」的需求邏輯或惰性的力量，都可以使歐盟維持下去，但它們無法創造一個充滿活力、著眼於外部，並獲得其公民支持的歐盟。如果沒有一些新動力，不對其精英和民眾進行積極動員，歐盟將會在效能和重要性上逐漸衰落。未來的歷史學家也許將2005年前後看作歐洲聯合過程中影響最深遠、最具建設性與和平意義的時刻。 ([英]蒂莫西·加頓·阿什 文 呂虹 編譯)

『玖』 法國為何成為恐襲重災區

恐怖主義是全球人民的災害，反恐任務是任重而道遠，美國、法國目前成為恐襲重災區。2015 年 11 月 13 日巴黎發生系列恐怖襲擊事件，造成至少197人死亡。2016年7月14日法國尼斯市舉行國慶日慶祝活動時發生襲擊事件，一卡車沖入人群事件，並與警方交火，造成至少77人死亡，上百人受傷。2018年3月23日上午，一名持有武器的恐怖分子在法國南部奧德省的卡爾卡松市和特雷布鎮製造恐怖襲擊，導致3人喪生，16人受傷。法國為什麼會成為恐襲重災區呢？筆者認為原因有三：其一、法國穆斯林移民數量較多，給了恐怖組織溫床；其二、法國行政效率低下，反恐力度不足；其三、法國出兵中東地區，給恐怖組織了借口。

最後法國作為北約成員國，總是追隨美軍征戰世界，中東地區的戰爭幾乎都有法國軍隊的參與。在敘利亞內戰中法國不但聲稱巴沙爾政權「已失去合法性」，還積極追隨美國在各種場合推動和協調對敘利亞的政策立場，並採取了一系列針對巴沙爾政權的干預政策。2011 年 11 月法國外長朱佩聲稱，不排除對敘利亞採用軍事手段，這使法國成為第一個提出對敘利亞進行軍事干預的西方大國，並對敘利亞進行了經濟制裁。法國還派遣大軍進入敘利亞，給敘利亞各派系沉重打擊，一些恐怖組織以此為借口在法國策劃恐怖襲擊，以此威懾法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