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法國有哪些報社

Ⅰ 工業革命以後法國出現了哪些重要的廉價報紙

19世紀中後期，廉價商業報紙興起，法國經歷了4個政治時期：
（1）七月王朝時期（1830.7～1848.2）
七月王朝是一個代表工商業和金融資本家利益的資產階級政權，1830年通過的新憲法取締了一些封建特權，擴大了選民范圍和議會權力，並規定了新聞自由的條款。同年10月和12月，頒布減少出版保證金的數額，規定出版訴訟中陪審團有裁決權。法國報業暫時獲得了較為寬松的環境。1835年發生了圖謀殺害國王的事件，議會以此為借口通過法令，將出版保證金增加一倍，並建立對報刊漫畫的預審制度。
這一時期的黨派報紙有親政府的《論辯報》、《立憲黨人》，自由派的《國民報》，民主共和派的《改革報》等。兩家著名的廉價商業報紙是《新聞報》和《世紀報》。
（2）第二共和時期（1848.2～1851.12）
1948年3月，政府頒令廢除印花稅、保證金等一切限制報業的措施，使新聞界享有充分的自由。一時間巴黎和外省各種政治傾向和風格的報紙紛紛涌現，售價相當低廉。同年6月工人起義被鎮壓後，種種限制新聞自由的措施如保證金制又恢復起來。
（3）第二帝國時期（1852～1870.9）
拿破崙三世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帝國，限制報業的規定有：限制報刊數目，取締反對派報刊，巴黎只留11家報紙；恢復報刊預審制，報紙有義務刊登官方文告，外省政府可以隨時警告和處罰當地報紙。1860年以後管制有所放鬆，1868年5月正式廢除新聞預審制，允許創辦新報。
這一時期的主要官方報紙是《箴言報》。主要黨派報紙有中間偏右的《論辯報》，天主教的《宇宙報》，封建正統派的《團結報》等。後期創辦的新報中影響較大的有《費加羅報》、《覺醒報》、《燈籠》周刊、《小新聞報》等。
（4）第三共和前期（1870.9～1881.7）
1881年7月29日，法國議會通過《出版自由法》。它是法國大革命以後新聞出版自由發展進程的全面總結，是法國新聞界為爭取新聞出版自由而進行的長期斗爭的成果；對《人權宣言》的言論出版自由提出了一些具體化的措施，對法國報業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巴黎公社時期的報刊狀況。
1870年巴黎公社起義是人類歷史上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次嘗試。當時巴黎約有近四十種支持公社的報紙，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出版的第一批革命報紙，是公社事業的一條重要戰線。這些報紙闡述公社的任務和目標，公布公社的各項法令和決議，向人民解釋法令、決議的內容和意義，揭露「國防政府」的投降賣國政策，反映群眾要求，從而形成了強大的社會輿論，為捍衛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作出了巨大貢獻。在這些報紙中，最重要的有：
（1）《法蘭西共和國公報》，是巴黎公社時期最重要的報紙，巴黎公社機關報。除發布公社各項重要宣言、法令、決議和指示外，還報道有關軍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教方面的時事新聞和公社委員會會議紀錄。
（2）《杜歇老爹報》，為公社時期影響最廣、發行量最大的報紙。重視並大量刊登讀者來信，及時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並主動向公社提出建議。
（3）《社會革命報》，很有影響的普魯東派報紙，注意同反動政府作斗爭，探討有關人民生活的社會問題。
（4）《公社報》，是普魯東派另一份有影響的報紙。發表了許多討論公社的社會和經濟任務的評論文章。後在公社內部斗爭中被勒令停刊。

Ⅱ 世界報業史的18～19世紀歐洲和日本報業的興起

18 ～ 19世紀，資本主義在歐洲進入成熟時期。歐洲大陸國家的資產階級陸續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歐洲進入殖民和產業革命時期。亞洲的日本也進入資本主義時期。
在這一過程中，由於製造業的發展，大城市人口增長。許多國家取消了對選舉權的財產限制，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受過教育的人數迅速增加。市民文化程度和對政治興趣的提高，增加了對報紙的需要。金融資本逐漸形成，能為辦報提供巨額資金。鐵路的廣泛修建加快了運輸、郵遞速度。商品生產的迅速發展使報紙得以用刊登廣告來獲得豐厚的收入。這一切使報紙日益成為社會的需要。
產業革命使與報紙有關的造紙、印刷、電信等領域發展很快。1820年發明新造紙法，紙價下跌1/4。60年代發明用圓筒紙印報。用氯氣漂白使造紙原料從布頭過渡到棉花，後來又發明用木材製造紙漿，解決了廉價紙張問題。歐洲電報開通於1845年，英國與歐洲大陸間的海底電纜開通於1850年，歐洲與美洲間海底電纜開通於1866年。接著通訊社出現。新聞的采訪、傳遞，報紙的組織、機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印刷機械和印刷技術也不斷改進。1831年雙滾筒印刷機問世。1846年發明第1 台高速滾筒印刷機。1863年發明能自動連續進紙的印刷機。1872～1892年間發明了澆鑄排字機。1889年出現能雙面印刷並自動折疊的印刷機。這一系列發明和改進，加速了報紙走向現代化。(見外國印刷史)
隨著資產階級革命在歐洲一些國家的勝利，對新聞出版物的各種限制陸續取消。報紙的職能從傳遞信息發展成為進行政治斗爭、宣傳教育和表達輿論的工具。新聞出版物從「新聞書」形式的周刊發展為對開或 4開的日報，進而出現大眾化的廉價報紙，具有了當代報紙的形式。印刷業與報業、雜志與報紙逐漸分離。報業從私人辦的小企業發展成為與政黨、工業金融資本密切聯系的有利可圖的大企業。同時, 工人階級的報紙開始出現。
英國 1702年，倫敦出版英國第 1張日報《每日新聞》。這是 1張對開單面印刷的報紙，每頁兩欄，無標題, 反面印廣告。其出版宗旨是「每天提供公正新聞」。它很快成為倫敦權威報紙，出版6000期。
政論作家出現。1704 ～ 1713年，D.笛福出版《評論》，初為雙月刊，後改為 3周刊。它與《手藝匠報》、《檢查者報》成為當時輝格黨與托利黨互相鬥爭的工具。笛福善於以動人和有說服力的文筆議論各種問題，在現代報紙「社論之父」之稱。1719年，他在《每日郵報》上發表《魯濱遜漂流記》，這是世界上第 1部由報紙連載的小說。
由於報紙參予黨派斗爭，1712年執政的托利黨為限制報紙的攻擊，制定了印花稅法案，對每一份報紙、報紙所用紙張、所登廣告均課以重稅，以約束出版業。這種被稱為「知識稅」的限制辦法到1861年才取消。這使英國報紙在此期間形成版面小、發行量小的特點。
1730年以後，倫敦報紙逐漸集中於大書商之手，報紙開始成為社會生活的必需品。18世紀中葉，重要政治報紙的發行均在 1萬份以上。報道面逐漸擴大，廣告開始成為報紙收入中的重要因素。1785年，J．沃爾特第一創辦 《每日天下記聞》，1788年改稱 《泰晤士報》。1803年 J．沃爾特第二接辦後， 善於反映、 引導輿論，使它成了有影響的大報，發行量在19世紀上半葉居全英報紙首位。
1832年， 英國通過了「國會改革法案」。 1833～1861年，對報紙、紙張、廣告的稅收逐漸廢除，報價下降，被稱為「一便士報」的廉價報紙紛紛出現。第 1張成功的廉價報紙是1855年創刊的《每日電訊報》。它的創刊號 4頁，許多新聞只以國名、地名作標題，售價比別的報紙便宜一半。不久由半價報改為一便士報，發行量迅速增長。18世紀末葉，英國開始出現星期日報。
隨著英國進入產業革命,報業也進入擴張時期。1821年，英國有報紙 267家，1861年增加到1102家。經過激烈競爭，到1880年,倫敦有日報18家,英格蘭96家，威爾士 4家，蘇格蘭21家，愛爾蘭17家。此外，還有專業報紙 157家，其中宗教報紙44家，禁酒報35家，幽默報33家，時裝報24家，體育報21家。
在法國大革命影響下，英國從 18世紀末葉到 19世紀上半葉出現了激進報紙，如 《謝爾溫政治紀事報》、《曼徹斯特觀察家報》。其中有對工人階級進行階級教育、提供各種服務的工人報紙，多為不納印花稅的出版物。較有影響的工人報紙有 《戈根》、《一便士報》、《窮人衛報》、《毀滅》、《鐵手套》、《人民之聲》、《聯合行業報》、《窮人律師》等。空想社會主義者R.歐文於1834年創辦了《新道德世界》周刊。
法國 18～19世紀，法國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進行了長期的反復較量，政局動盪不定。為不同階級服務的各種報紙也時生時滅，興衰無常。直到1870年第三共和國成立，資產階級確立了穩定的統治，法國報業才獲得了迅速發展。
1777年，法國第 1張日報《巴黎新聞》在巴黎創刊。以報道社會、藝術、戲劇新聞為主，迴避談論政治。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法國制憲議會通過《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宣告思想和意見的自由是最寶貴的人權。此後 3年中，法國的新聞出版物達到約1000種，巴黎報紙達 300 多種。著名者有 《法蘭西愛國者報》、《人民之友報》、《杜歇老爹報》、《論壇報》。1792～1875年，共和與帝制在法國反復出現，對新聞出版業的控制也時松時緊，許多報紙曇花一現，1848年第二共和國建立後，法國涌現 450種報刊，著名者有《人民之友報》、《火炬報》、《羅伯斯比爾報》、《紅色便帽報》、《斷頭台報》等。拿破崙三世復辟後， 400多家報紙最後只剩下14家。但是政局動盪吸引人們關心政治，閱讀報紙，因而法國的日報發行量，從1815年到1870年增加19倍。在此時期，空想社會主義思潮在法國迅速傳播，出現了宣傳空想社會主義的報紙。較重要的有傅立葉主義的《法朗吉報》、《和平民主報》，聖西門主義的《地球報》。
1836年，法國第 1張成功的廉價報紙《新聞報》出版。1866年《費加羅報》改為日報，1887年成為巴黎的政治性報紙。其他成功的廉價報紙有1863年創刊的《小日報》，1876年創刊的《小巴黎人報》和1889年創刊的《日報》。它們的資金由金融業和工業康采恩提供。
1871年 3月， 巴黎工人階級起義， 建立巴黎公社，5 月28日起義失敗。在此間期間，巴黎出版了許多革命報紙，著名的有《口令報》、《人民呼聲報》、《杜歇老爹報》、《復仇者報》、《公社報》等。
1881年 7月29日，第三共和國政府制訂了歐洲當時最開明的新聞法，從此法國報業得到順利發展。
德意志地區 18世紀，德意志地區商業信息發展迅速，刊登商業信息的報刊紛紛出現，但沒有政治性的日報。普魯士對報紙的控制較松，奧地利則由政府和維也納大學對報紙實行嚴格檢查。在整個德意志地區，18世紀的出版物有兩種，一為以大學為基地，由學者、專家、官吏撰稿的學術刊物；一為由家族主辦的小城市報紙。後者有的延續到20世紀。到1926年， 1/5的德國報紙仍為家族所有。此種出版體制在俄國、瑞士、北歐國家都存在。
1848～1849年, 普魯士和奧地利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對報紙的限製得以取消。在奧地利,1848年創辦報刊200多家，其中90家為日報，最著名的是《新聞報》。1867年，奧地利通過基本法，建立議會政黨，逐步進入工業化。1889年出現政治報紙《工人報》。同一時期著名的報紙有《新自由新聞》和《新維也納日報》。維也納成為當時歐洲報業中心。普魯士在1848年以後創刊的重要報紙有1855年的《柏林交易報》，1856年的《法蘭克福新聞》。柏林成為普魯士地區報業競爭的場所。報紙發行量從1847年的不到10萬份, 增長到1870年的 900萬份。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國，工業和金融業的發展促進報業發展，創刊的重要報紙有1871年的《柏林日報》，1883年的《柏林地方通訊報》，1898年的《柏林晨郵報》。
俄國 18世紀初，彼得大帝於1702年在聖彼得堡創辦《新聞報》，1711年起出莫斯科版，刊登國外消息與官方文件。這是俄國最早的新聞出版物。1728年，沙俄政府又出版了每周 2期的《聖彼得堡新聞》。
1756年，莫斯科大學出版《莫斯科新聞》，每周 2期。與此同時，大量私人辦的刊物出現。此後歷代沙皇對出版物都進行嚴格的檢查。19世紀30～40年代，資本主義關系在俄國日益發展, 農奴起義連綿不斷。1847年，革命民主主義者ɑ.И.赫爾岑在倫敦創辦《鍾聲報》，偷運進入俄國,鼓吹改革,產生極大影響。1861年廢除農奴制，報業開始發展。著名的有《俄語報》、《時務報》。到1813年，俄國有報刊859種，發行270萬份。

比利時 1830年比利時獨立後，1844年弗拉芒語報紙《商報》出版。法語報紙也有發展。到1874年，比利時有日報68家，訂戶17.5萬個。
丹麥 1666年丹麥王室報紙《丹麥信使報》創刊，是丹麥最早的報紙。1749年《貝林時報》創刊。1849年政府發布新聞自由法令後，丹麥逐漸形成不同派系的報紙。1913年，丹麥有 143種獨立日報，至少30個城市中都有代表三四個黨派的報紙。
義大利 1714年《羅馬新聞》創刊。1770年，威尼斯出版仿效法國報紙的《公報》， 向義大利各地發行。19世紀初，義大利獨立運動興起。1820年，燒炭黨創辦《義大利周報》。1831年,G. 馬志尼建立青年義大利黨，1832年創辦《青年義大利報》。1847年，C.B.加富爾創辦《復興報》。1860年加富爾統一除羅馬、威尼斯以外的義大利各地,出版《人民公報》。1870年,羅馬歸屬義大利。梵蒂岡天主教教廷於這年出版機關報《羅馬觀察家報》。1876年米蘭《晚郵報》(義大利)創刊,它採取美英報紙的編排技術，發行量很大。這一時期創刊的重要報紙還有米蘭的《世紀報》，都靈的《郵報》，羅馬的《論壇報》和《義大利新聞》。
19世紀歐洲其他國家出版的重要報紙還有：瑞士的《新蘇黎世報》(1821)，挪威的《晚郵報》(挪威)(1860)，荷蘭的第 1張廉價報紙《每日新聞》(1869)，西班牙的《西班牙先驅報》，瑞典的《瑞典日報》(1884)，芬蘭的《赫爾辛基日報》(1889)。
在亞洲，日本於19世紀 70～80 年代實行明治維新，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商業大眾化報紙陸續誕生。重要的有 《東京日日新聞》 (1872)、 《讀賣新聞》(1874)、《朝日新聞》(1879)。到1910年，日本有報紙250家。

Ⅲ 工業革命以後法國出現了哪些重要的廉價報紙它們的性質、特點及影響

工業革命後，法國出現了哪些著名的廉價報紙？試分析這些報紙的性質、特點以及對報業發展的影響？
（一）19世紀30年代起，工業革命逐步興起，廣告需求在增加，人口向城市集中，文化教育有所普及，國民識字率普遍提高，這些都為廉價報紙的出現准備了條件。1836年7月1日法國出現了兩份著名的廉價商業報紙《新聞報》和《世紀報》，它們都是日報，創辦於巴黎。
（二）《新聞報》由資產階級報人、親政府的議員吉拉丹創辦。售價低廉，每份1蘇錢，很受讀者歡迎，發行量直線上升。其特點是：
（1）減少政治新聞和言論，大量刊登社會新聞和法院新聞；

（2）多刊登有關衛生、健康、食品、服裝、家庭等方面知識性、實用性材料；

（3）多刊登文學作品，1836年連載巴爾扎克的小說《老處女》，開長篇連載的先河；

（4）改革報業經營，在法國首創通過增加廣告收人來降低報價。

（三）《世紀報》的創辦人為杜塔克。該報在政治上是溫和共和派的支持者，但是報紙的性質和內容卻不同於政黨報紙，而是獨立經營的商業報紙。

它報道廣泛，注重社會新聞、法庭案件，對犯罪新聞的報道比《新聞報》更加聳人聽聞。它率先刊登短篇小說。1836年發表了巴爾扎克的《保爾船長》，1844年連載大仲馬的《三劍客》等名著。報紙每份售價1蘇錢，發行量和廣告量逐年上升。

（四）廉價報紙的出現推動了其他報紙的商業化，它們紛紛仿效廉價報紙的某些做法，以利於競爭。如《論辯報》、《立憲黨人》都刊登了長篇小說，各報都加強了新聞報道。巴黎報刊的總發行數在1836年到1847年間由8萬份上升到18萬份。

Ⅳ 緊急求助：請提供有關法國報業整個發展的詳細資料

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行動之一，在整個大革命的過程中，1793年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法國大革命為世界歷史獻上了一部最精彩的歌劇，革命者、被革命者、保守者、激進者以及我們所能想到的各種稀奇古怪的角色紛紛在歷史舞台上展示風采；在這一年的歷史舞台上，法國大革命異彩紛呈。
本文試圖在所能找到的文獻中簡單勾畫出在1793年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法國報業的大致情況，然而由於能力有限，材料亦有限，文章粗淺，還望讀者見諒。

1793年的法國

「九三年，這十二個月抵得住這十五個世紀。」 ——雨果
1789年夏天，巴黎人民把爆發起義，攻佔了象徵封建專制的巴士底獄，正式引爆了法國大革命。此前的法國，「封建王室專制高壓統治已經到了極限，而人民群眾抵制高壓的反彈承受能力也到了極限，這種反彈心理壓力隨時都會因為對某種社會現象的不滿而引爆出來」 。8月4日，革命者們成立了新的國民大會。在接下來的兩年中，國民大會一直不停的在為社會的各個方面立法，包括著名的（1789）《人權宣言》，這個宣言的重要意義我們將在後文繼續說明。革命爆發後的法國逐漸發現國王路易十六根本不能承擔這樣一個責任，即作為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的合格的立憲君主，並且這個名義上的君主還在不停的為國家製造著麻煩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792年的秋天，國王最終被推翻，人們成立的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國王被推上審判庭，最終被處以死刑。
路易十六走上斷頭台的時候，雅各賓派已經在國家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這個派別的首領人物有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這個派別也被人們稱為「山嶽黨人」 。當掌權的吉倫特派把國王處死的時候，時間已經滑進了1793年，這一年，以1月21日國王的被處死作為開始。
「1793年初，在英國策劃下，普、奧、荷、意、西、那不勒斯以及撒丁王國，組成第一次反法聯盟，法國國內也發生了王黨暴亂……」
從這一年開始，法國開始被迫（有時也是主動）的和歐洲的大部分國家交戰，而在國內，發生在西部和南部的暴亂也使得新政權岌岌可危。與此同時，當政的吉倫特派卻陷入了一場由不恰當的「限價政策」所引發的危機之中，這個危機最後導致了吉倫特派的失敗。
「5月……爆發第二次武裝起義，即『五月起義』……6月初……政權落入雅各賓派之手。」
雅各賓派剛剛奪取政權，領導人之一——馬拉就被保皇黨人暗殺，然而這似乎並沒有影響革命的進程，這個時候所有人——包括不同代表政治力量的角色，都完完全全的處於一種狂熱之中。雅各賓派執行了著名的「恐怖政策」，在國內運用恐怖手段維持社會秩序和國家實力，「恐怖政策」在「殺人」上不遺餘力，的確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10~12月，革命政權先後挫敗了西線的英荷聯軍、東南線的普奧聯軍與南線的英軍，平息了國內大部分省區的武裝暴亂。」
10月，路易十六的皇後被送上斷頭台，在狂熱的國家裡，執政的人們之間也正在進行著內部的斗爭。羅伯斯庇爾和丹東等人的矛盾愈來愈尖銳，當時間離開1793年的時候，丹東、埃貝爾等「政治夥伴」也被陸續送上了斷頭台，而羅伯斯庇爾本人也在處死路易十六後的十八個月被送上了自己發明的斷頭台。彼時法國大革命又在進行一個新的開始，不久之後，法國的軍隊開進了歐洲大陸各國，大革命的影響波及全歐，那個時代需要的是新的領袖，他的名字叫拿破崙。
1793年在整個的大革命過程中扮演了一個中堅的角色，它用恐怖做面具，用革命做武器，用斷頭台做口號，將大革命的成果安全地送到未來。用雨果的話說，「九三年是歐洲對法蘭西的戰爭，又是法蘭西對巴黎的戰爭，革命怎樣呢？那是法蘭西戰勝巴黎，巴黎戰勝法蘭西。這就是九三年這個恐怖的時刻所以偉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紀的其餘時刻更偉大。」

1793年的法國報業

1793年的報業似乎不能代表法國大革命的報業。1788年7月法國發送了宣傳品的審查制度，這個時候，法國報刊約有60種 。而緊接著，「大批政治宣傳冊和報紙如洪水般遍布法國 」，特別是1789年的《人權宣言》將出版自由的概念明確寫在法律中之後，一直到1792年，「這個時期，正是政治家們最繁忙，也是他們更跌得最頻繁的時期。他們常常要為自己的生存夜以繼日地奮斗掙扎，也為如何戰勝自己的政治對手而殫精竭慮。他們在一段時期內無暇顧及新聞出版界那些手無寸鐵、貌似蒼白但卻是社會組織結構中最敏感、最活躍的書生。所以，這個時期就是法國出版行業最不受束縛的時期。 」
「這個時期，各種黨派的報紙、刊物應有盡有……這個時期也是法國報刊新聞出版業不受任何行政司法約束的時期。 」
這個繁榮景象在1792年8月便告一段落，彼時法國共有報刊500多種。走上權力中心的羅伯斯庇爾們開始在巴黎查封反對派的報紙，同年末又宣布了一批報刊不在法律保護范圍之中。
接下來便是1793年。
雅各賓派的控制在繼續加強，對報業的掌控也愈加厲害，雖然6月份修訂的1793《人權宣言》，這部「法國歷史上最民主的資產階級憲法」 ，依舊寫明「思想和意見的自由傳播是人類最可寶貴的權利之一，因而每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出版的自由，但需在法律的范圍內對濫用此項自由負有責任。」
但是這部憲法制定後便束之高閣，在法國，實際的情況是，吉倫塔派壓制了君主立憲派的報刊，雅各賓派又壓制了吉倫特派的報刊。特別是在巴黎人民第二次起義之後，執政的雅各賓派取消或者改組了當時的救國委員會，成立了國民公會。在這個「愛國志士佔大多數的國民公會的首要任務是……2、對新聞實行嚴格的監督，毫不留情的制止新聞界亂說，『不能允許危害大眾的新聞自由』。 」
「在議會被解散之後，下一個要摧毀的東西就是新聞出版自由。在議員受到侵害並不得不退讓的情況下，新聞編輯記者是不可能具有自己的神聖性的。 」
在羅伯斯庇爾們的恐怖政策下，時間是1793年9月17日，雅各賓派通過了一項嚴格控制新聞出版的法令，「該法令規定，只要報刊上有煽動社會動亂、慫恿公眾抵制執政者的不法文章,文章的作者一律要判處死刑。」「而且，這類文章的時間認定，不是以該法令頒布之日起定為界限，而是上溯到該法令頒布日之前的任何時期。也就是說，只要某報、某刊上刊登過反對現政權的文章，文章的作者要被判處死刑，刊登該文的報刊也要被查封。 」
這個時期被稱為「法國新聞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
相當多著名的報紙在這個時期消失：已經更名為《法蘭西共和國報》的《人民之友》，主要負責人馬拉在7月份遇刺身亡；阿貝爾/埃貝爾/埃貝特的《杜歇老爹報》曾一度趕超《人民之友》，可是阿貝爾也被羅伯斯庇爾送上了斷頭台（1794）；「法國大革命時期最有影響的新聞記者」 德穆蘭，在恐怖的1793年仍在創辦影響力巨大的報紙《老科爾得利報》，試圖在政治上與對手一爭高下，可惜德穆蘭也被羅伯斯庇爾奪走了生命。從羅伯斯庇爾對待《老科爾得利報》的態度中我們能隱約看見其他被查封的報刊的遭遇，他認為「蔑視《老科爾得利》這個刊物，就像蔑視收買它的那些貴族一樣……這種蔑視是理所當然的。」 在1794年，羅伯斯庇爾把幾個著名的報人同時也是政治夥伴即對手的人送上斷頭台後，自己也被人押上了斷頭台，1793年的恐怖才算告一段落。
在1793年，只有《山嶽黨人》、《自由人報》這些機關報和少量的半官方報紙能夠安然存活，而從種種跡象來看，這些報紙在不停地接受來自政府的津貼。
「從雅各賓派的公安委員會到吉倫特派執政者，他們在採取嚴厲的新聞出版控制高壓政策的同時，也積極推行一種政府補貼的政策，以資助那些對自己的執政行為進行正面宣傳的各類報刊出版社。
在法國，用納稅人的錢補貼某些報刊的做法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
我們看到，一直綿延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法國報業壞風氣——收賄，也正是從此處生發開來。

以上是筆者根據所能找到的相關資料對1793年的法國報業做的歸納整理，不難發現，法國報業在法國大革命初期得到了相當迅速地發展，然而1793年像一座大山，橫亘在報業的面前，翻過這座山，法國報業元氣大傷，接下來屢受挫折，艱難成長。
列寧這樣評價法國大革命，「這次革命給本階級，給它服務的那個階級，給資產階級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個19世紀，即給予全人類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紀，都是在法國革命的標志下度過的。」 而1793年，就是法國大革命中的「眼」，它承前啟後，它破壞，它創造，法國報業經過這個動盪的時代，再也沒有回到過那種激揚戰斗的混戰局面。

Ⅳ 世界各國知名報社有哪些

世界八大通訊社

新華通訊社 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受權發布公告性新聞和外交性新聞。負責將國內、國際新聞供給全國報紙、電台、電視台。前身是紅色中華新聞社，1937年改名新華社，建國後為國家通訊社。國內外均有分社。

法國新聞社 簡稱法新社，為西方世界四大通訊社之一。1945年11月成立，總部設在巴黎。在160多個國家有分社，在全世界雇有記者2500餘名，總社每天收到新聞約30萬字，通過各條線路用法、英、西、德、阿拉伯等多種文字編發新聞稿60萬字。

安莎通訊社 簡稱安莎社，義大利最大通訊社。1945年1月13日在羅馬由12家日報社合作成立。意主要大報消息三分之一來自安莎社，總社在羅馬。有記者和通訊員340餘名。用意、英、法、西、葡5種文字每天播發30多萬字的新聞稿件。

美國聯合通訊社 簡稱美聯社，美國最大通訊社，也是西方四大通訊社之一。前身是美「港口新聞聯合社」，1892年改為現名。由美1200餘家報刊和3400家廣播公司、電視台合股組成。是美國報紙的主要消息來源，總部設在紐約。國內外設有總分社，工作人員萬餘人，給世界100多個國家發稿，使用語言達100種，每年還發行15萬張照片。

合眾國際社 美第二大通訊社 西方四大通訊社之一。1858年5月16日合並而成，總部在紐約。有一個世界范圍的圖片網，用48種文字向世界140多個國家供稿，以生動活潑的片斷性報道聞名。

德意志新聞社 簡稱德新社，1949年創辦，德最大通訊社。領導機構是監事會，在國內外聘有2000餘名自由撰稿人。

路透社 英國最大通訊社，西方世界四大通訊社之一。1850年創辦於德國亞琛，1851年遷到倫敦。創辦人保羅·朱利葉斯·路透。初時為提供商情的小機構，後成為有限公司，1944年成為英報業聯合組織的托拉斯。每天發稿70多萬字，有1500多家報紙定購其新聞。

塔斯社 前蘇聯國家通訊社,1925年7月10月創辦，用五種文字晝夜向空中播發400小時的消息。大約有4000多家報紙、電台等抄收該社消息，並向外每年發650多萬張圖片。

Ⅵ 19世紀歐洲著名的報紙刊物有哪些

英國：《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
法國：《費加羅報》、《新聞報》
奧地利：《新自由新聞》、《新維也納日報》
美國：紐約《太陽報》、《紐約時報》、《世界報》，《紐約新聞》

Ⅶ 法國全國性報紙有哪些

1、《世界報》

法國第二大全國性日報，作為法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該報側重政治和外交報道，對國際重大事件反映靈敏，內容豐富。

2、《法蘭西晚報》

法國一份全國性的日報，創刊於1944年，前身為法國地下報刊《法國防衛報》，該報創刊十周年的時候，發行量超過百萬份。

3、《十字架報》

由法國語羅馬天主教會創辦的日報，以宗教信息為主，主要提供與宗教、政治、經濟、文化、科學、家庭、運動等相關的訊息。

4、《巴黎人報》

法國知名報刊，創辦於1944年，為小開張的大眾報紙，屬於阿莫里報團所有。50年代時，《巴黎人報》的發行量達到過90萬份。

5、《回聲報》

法國最具權威性的經濟類日報之一，1908年由斯克雷兄弟創辦，該報能比較完整地提供法國財經及國外經濟方面的重要信息。

Ⅷ 世界上第一個通訊社是什麼

世界上第一個通訊社是哈瓦斯通訊社。

一般認為，世界上最早建立的通訊社，是夏爾·哈瓦斯（CharlesHavas1783~1858年）在1835年建立的哈瓦斯通訊社。哈瓦斯是一個匈牙利血統的移民。法國革命時移居法國，在拿破崙時代曾開辦過銀行。

與人合辦過《法蘭西公報》。1832年他成立了翻譯事務所，專門經營外報翻譯的業務，1835年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哈瓦斯通訊社，每日出一份新聞稿供給報刊、使館、政府機關、銀行，他自稱是「報紙的報紙」。

他的新聞供稿原則是「迅速和優質」。最初以快馬、信鴿傳遞消息，供應巴黎幾十家報紙和許多機構。巴爾扎克1840年在他主編的《巴黎雜志》上曾寫道：「一般人都認為巴黎有好多家報紙，但是嚴格地說全巴黎只有一家報紙，那就是曾在盧索大街開過銀行的哈瓦斯先生經營的哈瓦斯通訊社編發的新間稿。」

184年，該社開始在國內使用電報傳新間，並在布魯塞爾、羅馬、維也納、馬德里甚至美國開設分社。隨著19世紀50年代電報業務的不斷實現，哈瓦斯社的業務范圍也在不斷擴展。1857年，該社與通用廣告社合作。

與200家地方報紙訂立了以新聞換廣告版面的合同。1859年又與當時的英國路透社、德國沃爾夫社訂立了新聞互換合同。60年代又開始利用新通的海底電纜把業務發展到了美洲，從而形成了世界性的新聞網。

Ⅸ 19世紀法國漢學界中的著名學術刊物，傳統歐洲漢學界中的三大翻譯家

中國學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進入更深層次的表現。對世界范圍內漢學研究論著的關注、介紹乃至翻譯，正是所有人文學者不能迴避，且應積極參與之事，如此方可預學術之流。近些年伴隨著《世界漢學》、《法國漢學》等專刊，海外中國學論著等叢書的相繼出版，一批位於學術前沿的，用新理論、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外研究成果開始得到相應地重視和有系統地引進，藉此"翻譯"之橋，中外學者關於"國學"諸種問題的討論有了質的飛躍。但伴隨著這種交流，"漢學論著翻譯"作為一種不同以往的翻譯的新內容，面臨考驗，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譯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亟待解決。
王楠（中華書局編輯） 來源:《史學月刊》
中國學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進入更深層次的表現。對世界范圍內漢學研究論著的關注、介紹乃至翻譯，正是所有人文學者不能迴避，且應積極參與之事，如此方可預學術之流。近些年伴隨著《世界漢學》、《法國漢學》等專刊，海外中國學論著等叢書的相繼出版，一批位於學術前沿的，用新理論、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外研究成果開始得到相應地重視和有系統地引進，藉此"翻譯"之橋，中外學者關於"國學"諸種問題的討論有了質的飛躍。但伴隨著這種交流，"漢學論著翻譯"作為一種不同以往的翻譯的新內容，面臨考驗，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譯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亟待解決。
在我看來問題出於兩方面：一，漢學論著翻譯著作既非文藝作品，也不是科技論文，但它兼具藝術性和科學性。對它的翻譯要求譯者的專業功力和外語水平同樣不凡。而目前我們的一些譯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滿腹經綸但譯文晦澀，全失原作的風格；或者行文流暢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樣，不免貽笑大方。二，由於這項工作方興未艾，既缺乏經驗的累積，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規范和原則，因而出現翻譯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齊，譯、校等編輯、出版流程較為混亂等問題。以下就我所見漢學論著翻譯作品中的一些情狀，尤其是審讀美國學者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的中譯稿時發現的一些問題，談談自己對翻譯原則和規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還原
尋根溯源是漢學論著翻譯中不可忽視的技術問題之一。漢籍本身浩如煙海，文化內涵又廣博精深，海外學者對它的徵引宛若隨意采擷，典故難尋；對它的解釋或體認有時推陳出新，有時又似是而非，因此譯文難於處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漢文人名、中文史料、歷史背景的還原就成了首要問題被提了出來。
漢文人名的還原。例如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馬克斯·韋伯所著《儒教與道教》一書在描述漢代儒士反對司馬遷的重商思想時，把反對者"PenPiao"譯為"彭彪"（第193頁，注2），但實際上此人當為"班彪"。
又《從理學到朴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艾爾曼著，趙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頁，倒數第1行："儲同舒（音譯，Ch'uTung-Tsu）《清代中國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3"。此處把"Ch'uTung-Tsu"誤譯為"儲同舒"，實際應為中國著名的社會學、歷史學專家，著有《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47年）一書的"瞿同祖"先生。
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的法國學者勒內·格魯塞的《草原帝國》（1998年）一書中第172頁有語："可敦盡管還保留著這些野蠻的生活風俗，但她很信任中國大臣漢延惠，後者使契丹人開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遼國蕭後，那麼中國大臣當為"韓延徽"，不知譯成"漢延惠"的史料來源是什麼？
又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原文頁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國的城鄉生活》）著者為Y.K.Leong和L.K.Tao。此處的原著者顯然是中國人名的簡寫，譯者僅譯為Y.K.Leong（郎）。筆者作為此書的責編之一先查到《中國的城鄉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寫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又閱讀此書的《序言》得知，兩人均為留學英國倫敦大學的中國學者，此書是從人類學的角度分析中國的社會生活。此書出版之後，T'aoLiKung回國任教，而LiangYu-kao則留在英倫。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國，那麼《社會科學大辭典》中應該有其一席之地。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國社會科學家北大著名社會人類學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譯。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難，因為其始終旅居國外，本國很可能沒有介紹他的專文。只好仍以陶氏為線索，終於在多卷本的辭書《北大人》中查到《中國的城鄉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為"梁宇皋"。
類似情況還有何兆武、何冰兩位先生所譯狄百瑞《東亞的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頁，文下注②："見於君芳《Chung-fenMing-pen與禪》，載陳學霖與狄百瑞編《元代思想：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思想與宗教》（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2年）"。此處未譯的"Chung-fenMing-pen"應為元代禪師"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寫成"中峰明本"。有關資料可參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峰和尚行錄》和《天目中峰廣錄》。（見《磧砂藏》589-591冊；或參見《天目明本禪師雜錄》三卷，《續藏經》2-27-4，商務印書館，民國初年。）
同人名的還原一樣，中文書刊名稱的還原也需要謹慎核對。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譯者把""譯為《京華中國研究學刊》。在遍查材料未獲後，才以其中的一篇論文為線索查知此刊應該是《清華學報》。
材料的還原。劉東先生所譯《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會中流行一種習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為官員們歸休不視事政事的借口。......而有關洗浴的中文詞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義，『起先的洗浴日'、『中間的洗浴日'、『最後的洗浴日'分別意指著一個月的上旬、中旬、下旬。（譯註：此詞中文出處不詳，權且直譯出來，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處典故可以在《初學記》、《唐會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楊慎《丹鉛總錄》卷3《時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為沐滌，故一月有三澣。後以上澣、中澣、下澣稱一個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像劉東先生這樣的知名學者在譯文中尚且出現此種擱置情況，可見史實還原之難。
又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譯"preliminaryaddress"作"疏意"，審讀譯文時未查到出處。但根據文意應為"序言"的同義詞，即"疏頭"：僧道拜懺時焚化的祝告文，上寫主人姓名及拜懺緣由等。（參見《辭源》頁2130；《漢語大辭典》第8冊，頁508）改"疏意"為"疏頭"既比較符合原意，且更准確。
又此書頁724，注4，把《清朝文獻通考》和《清朝通典》簡稱為《通考》和《通典》。這實際上是混淆了四部書，應根據歷史學規范簡寫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誤導讀者。
在審讀《法國漢學》第四輯中有如下譯文："在上引《隋書·經籍志》中所記述的道教儀式之外，還用一種不太肯定的口氣記錄了一種道士們所宣稱但卻未必如此的籙的古代傳說。（中略）雖然隋代的歷史學家記錄了這個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說法，（中略）很難證實隋代的編年史學家們......"《隋書》是唐代史學家編纂的，此處應改為"隋史的編纂者"或"唐代的歷史學家"。同類者尚有侯旭東在《誤譯叢生的一部書——〈佛教征服中國〉中譯本瑣談》（載《中華讀書報》）文中的舉例："如原書頁19『intheHou-Hanchi,,'中譯作『在記載公元4世紀後漢歷史的《後漢記》中，'（頁29）令人啼笑皆非。按《後漢紀》（譯文作『記'誤）為東晉人袁宏作，書成於四世紀，而後漢亡於三世紀初，中譯應作『在《後漢紀》——4世紀成書的關於後漢的史籍——中'"。這種常識性史料還原的錯誤應在譯文中絕對杜絕。
對背景文化還原的難度還應在前兩者之上。因為背景知識准確的掌握不僅包括對史實的確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種文化感，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領神會，並運用自如。不止是一個詞，一段話的索驥，而應把文化內涵整個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譯文達到風格上的忠實與流暢。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原譯為"（故宮）各大宮殿按南北向軸心排列"。這容易引起歧異。事實上，原作者不是想強調宮殿的南北對稱，或者是要說明所有宮殿都是南北排列。因此譯為"重要的宮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軸線上"就更明了。又同書"Confuciancommentators"譯作"儒家評論家"也不能算錯，但"清議"一詞可能比較符合傳統，也更典雅。又比如稱南方地區下級管事者為"teacher"，譯作"蒙師"不如"師爺"確切。
袁筱一等譯法國馬丁·莫內斯蒂埃著《人類死刑大觀》（灕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頁兩副插圖下的注文分別為"西方軍事勢力代表對『拳擊手'施斬首刑"和"拳王的斬首刑（中國，1901年）。"。"boxer"在此處不應直譯為"拳擊手"，而是專指1900年前後中國民間反侵略組織"義和團"的前身"義和拳"一詞。
《歐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頁注72"見L·S·楊的兩篇文章，......收入的《漢學中的遠行》（ExcursioninSinology）"。"L·S·楊"即楊聯升。1"Excursion"一詞本身有遠行之意，但用在中國書籍和文章的名稱當中，應釋作"短文"，又可引申來表達中文特有的文體"賦"、"策"等。如蘇東坡《赤壁賦》，英國名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H.Giles）把它翻譯成"AnExcursionBelowtheRedWall"，台灣師范大學教授李杏村則譯為"AnExcursiontotheScorched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賦"一詞。所以楊聯升"ExcursioninSinology"一書或譯成《漢學散策》可能更為恰當。
江蘇人民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分別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譯者翻譯了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的《儒教與道教》一書。僅從兩書一些章節標題翻譯文字的差異就可想像其內容的大相徑庭。第5章第4節，江蘇版譯為"儒家教育在社會教育體系中的地位"；商務版則為"儒家教育在社會學教育類型中的地位"，兩書所提概念絕對不屬於同一學科範疇。又如第6章第12節前者譯為"早期儒學的激越"；後者為"早期儒學的悲歌"，孰是孰非難以明確，且會令讀者啼笑皆非。
當然細讀所譯內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江蘇版譯為："同樣的，一個人能否像非士人階層那樣在祖廟中享有一個祖宗牌位，也取決於其官階。甚至連城市之神在眾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員的級別而定。"（頁138）；商務版則譯："倒是正好反過來：一個人的官品決定著他是否能有祖廟（沒讀過書的人只有一個祖宗牌位），祖廟中能供多少祖先。就連萬神廟里城隍的級別也取決於該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蘇版譯為："宋代的常備軍，除了『近衛軍'以外，尚有由地方軍隊和民兵組成的兩個編隊，但它們一旦融合之後，便告瓦解。"（頁92）；商務版則譯："宋朝統治時期，除了地方軍（廂軍）和民兵（鄉兵）這兩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軍隊以外，還有作為常備軍的『禁軍'。"（頁129）
再有，江蘇版譯為："王安石於1086年死後被封為聖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紀，對他的供奉連同聖徒的稱號統統被取消了。"（頁93）；商務版則譯："他（1086年）死後的封號和祭奠安排，在12世紀又被取消了。"（頁131）
把"城隍"譯為"城市之神"，"禁軍"譯為"近衛軍"，"地方軍隊"和"民兵"不說明特指中國傳統文獻所稱的"廂軍"和"鄉兵"，從行文上還可勉強接受的話，那麼把王安石說成是"聖徒"則甚為乖謬了。文化所囊括的內容既寬泛又細微，因此對它的還原絕非易事，非學養深厚、細心琢磨不可為之。
二．形式上的統一
講求學術規范是提高整體學術水平與擴大學術交流領域和層面的基底。漢學論著翻譯作為學術研究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必須遵循一定的規范，否則就會降低其價值，甚至誤導讀者。
形式問題之一：在審讀漢學譯著時，歷來把核對有關海外學者的名號與著述題目的看作是譯文的關鍵，也是難點。目前所遵循的原則是：國外漢學家已有漢文名字，或約定俗成的中譯法的應遵從；其他所有外國人名都應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系列各國人名譯法辭典為據，並在首次出現時用括弧標出原文。專著或論文的題目也當如是處理。如法國漢學家KristoferM.Schipper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中分別被譯為"席佩爾"、"史波兒"、"施博爾"。在參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舉辦的講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又比如《美國中國學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354頁把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中文教授、以擅長中國語言學和歷史學聞名、撰寫過《安祿山叛亂的背景》、《上古漢語的語音系統》（中華書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GeorgePulleyblank）譯作"普利布蘭克"。《唐代的外來文明》（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年）一書的著者Schafer被翻譯為"謝弗"，其實他有中文名字，叫"薛愛華"。
或者過分強調譯名的精確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於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種音、形、義相結合的表意文字，每一個漢字都有固定的含義，通假和轉注則有特別的規定。就算在閱讀姓氏名稱時，出現同音異形的字，也會被認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使用此種與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國人在閱讀時也養成了更重視識別文字字形而不是讀音的習慣。而且長期以來漢語對外來詞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貫的，並形成了以意譯為主或意譯與音譯雜糅的翻譯規律。2這種意譯法的使用更加強調字元形態與音讀對應的確定性和准確度。所以譯者採用了不同譯名來反映一個人或一件事物，就會誤導讀者，即翻譯時差之毫釐，理解時必然謬以千里。
又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的譯者把日本學者林友春的論著譯為"《元明時期的學堂教育》載《近世中國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譯出。但核對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當為《元明時代的書院教育》載《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東京國土社出版。同樣的錯誤在《從理學到朴學》一書第222頁也出現了。日本中國學者及其論述往往夾雜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這既為譯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檢而出現譯文不準確的情況。
形式問題之二：對史料翻譯形式的規范化處理是衡量譯者學術水準的標尺。李約瑟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之中譯本則較好地體現了形式統一、內容充實的原則。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譯者都先根據外文把原著者對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實譯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見於後，並改變字體，用括弧括出以示區別。例如：此書第二卷《科學思想史》（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8
"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儒家反對對自然進行科學的探索，並反對對技術做科學的解釋和推廣。
樊遲請求學農，孔子說：『我比不上老農民。'他又請求學園藝，孔子說：『我比不上老園藝。'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這本來可以認為是對傳統技術人員的謙虛態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遲走後，孔子說：『樊遲真是一個眼界狹窄的人！......如果一個君主或官長喜好良好的習俗、正義和真誠，人民就會背負著他們的孩子從各地都來歸附他。這樣，他還需要知道怎樣去務農嗎？'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好義......好信......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又如何兆武、何冰兩位先生所譯狄百瑞《東亞的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也採取類似的格式。隨舉一例：
"禮是從哪裡來的呢？就是從這一事實：人是生來就有慾望的，當慾望得不到滿足時，人就必定要追求它們。當這種追求進行得沒有限度或分寸時，必定會發生爭執。隨著混亂就出現了耗竭。古代的君主憎恨這種混亂，就把禮和正當性加以法典化而設立必要的限制，於是慾望就會得到調劑而他們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滿足。他們以這種方式使得慾望不會被事物無限擴大，而事物也不會因慾望無度所耗竭。從而這兩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長。禮就是從這里來的。（《荀子集解·禮論第十九》第一章）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第十九》第一章]"（第13頁）
全書均沿用此格式的意義有二：其一.對中國古文的解釋本身就是學術研究的一部分。國內也並沒有任何稱得上是絕對權威的譯注，學者們的新知灼見往往正基於對文本的深入解讀。因此國外學者對原始材料的重譯，既興許是誤讀也很可能是變換角度，用有別於傳統的思維方式重新闡釋原典，不容忽視或省譯。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處則更方便了讀者，使讀者對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對比和判斷而省卻了檢索的麻煩。當然這也是使譯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實原著的必要手段和過程。
形式問題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蘇人民版和商務版的所譯韋伯《儒教與道教》的兩部譯著，前者未附任何參考文獻目錄和索引，後者則附有譯名表，這在使用價值上有明顯差別。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分別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國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的中譯本。商務本把法文原書的腳注和書末索引全部翻譯過來，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參考書目》的同時寫道："本書作者格魯塞在編寫其書過程中曾參考了大量西歐出版的史學著作與有關東方學的論文，為了說明資料的出處，他在各頁注腳內簡略地提到著作的書名與頁碼。我們認為這種注腳對漢文譯本的讀者是多餘的，首先那些資料是很難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許多困難。......"（第589頁）青海本的譯者魏英幫先生親聆過格魯塞教授講授的《遠東史》，所以增補的《著者參考書目》肯定極具價值，但參照商務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書腳注的學術含量仍舊豐富，因此決不"多餘"。如此情況還在青海出版社1998年根據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第一卷《東方的遺產》譯著的《東方的文明》一書中出現，腳注一律未譯，這總與此書較好的文字翻譯質量不相匹配，並且無法讓讀者得知其書使用材料的來龍去脈。
因此不光為查找、檢索的便利，各種文後注釋和書末附錄更進一步展示國內外學術界的研究狀況和動態。如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附之《縮略語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書籍》、《1800年以後的中文和日文書籍及論文》、《西文書籍和論文》以及包括人名、論著和主題詞等多類詞條的《索引》，此內容不亞於一部國外有關中國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說是內容廣泛、涉及諸多領域的中國學研究概述，值得後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譯者經驗的不斷累積看作是漢學論著翻譯水平整體提高的前提條件，那麼後附文獻參考目錄和索引實際上就是這種積累的明晰體現。因為附錄往往包含了眾多學術信息，譯者對它的翻譯經常需要查閱國內外大量資料。幾種同類書籍參考目錄和索引的匯集甚至可以說是這一學科領域權威材料的總編。這種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謹慎的譯法，就為後人在翻譯學術著作時提供了最詳實、准確的參考文獻，而且在譯作方法上、對譯著的規范化處理上都有所借鑒。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復勞動，有益於漢學論著翻譯質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斷推進。
如法國學者戴仁著，耿升先生翻譯的《法國的中國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一書附有法國中國學者譯名對照表，就為審讀即將在中華書局出版的《法國漢學》第四輯的譯稿提供了類似工具書的作用。而在此人名表上進行增訂和補充，則有關法國漢學從早期發展到最新概況，並涉及諸多學科的完整資料就全部提綱攜領的凸顯出來了。因此對漢學著作的附錄不僅不能隨意刪除，且應在格式上繼續規范化。
三.使漢學論著翻譯規范化的其他輔助手段
1.多譯本的互相參照是翻譯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僅能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層次的見解，而且還能改正原著的錯誤和譯文中的誤譯。如審讀《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時，我曾用此書的日文本（晃洋書屋，1989年）進行核對，補譯和改正了原著和譯稿地圖中的一些問題。比如《長江上游圖》漏"自流井"之名；頁248圖中有兩處"長沙"，據日文本改一處為"重慶"；圖35"趙家渡"誤寫為"趙家府"，又補譯"石笥場"一地；圖34補譯"邛州"一名等等。又如：譯者把eclectic（折衷的）誤識為electric（電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時才偶然發現並改正過來的。
參考其他語種的相關資料也會有意外的收獲。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譯稿中，許多地方誌方面的材料無法還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來自國外圖書館保存的中國方誌；還有一些則因反復轉引卻未注原書書目而無法查找。尤其是第二編第五章《市鎮和水道》，其中引文都從英文轉譯。但我發現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轉引自日本學者所撰寫的專著和論文，因此從西嶋定生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文學部，1966年；此書有中譯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萬曆《嘉定縣志》卷19《文苑》載萬曆二十三年王錫爵《永折漕糧碑記》。從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東京：亞紀書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吳中水利全書》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四冊《蘇上》。以及由載《東洋學報》的川勝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長》，日本《史學雜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專論江南三角洲》，《東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運與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關材料的出處。試舉一例，原譯稿譯自英文為："若不帶貨，勿雇小船。可自東柵口乘小舟赴嘉善，復由此登棉紗船去松江，向無一人慾乘大船者。"查知應出自日本尊經閣水庫藏之《水陸路程》卷7《蘇松二府至各處水》，原文曰："無貨勿雇小船。東柵口搭小船至嘉善縣。又搭棉紗船至松江，無慮大船。"由此自知在從事漢學論著翻譯和譯文審讀中少不了對其他語種資料的翻檢之工。
2.為保證與國外中國學領域的快捷對話和進一步提高漢學論著翻譯作品的質量，學界亟待及時編寫和出版相關領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動態的工具書。而目前有關書籍卻少而陳舊，不太能滿足譯者的需要。如現有的海外中國學手冊僅有《國外藏學研究概況》、《俄蘇中國學手冊》、《日本的中國學家》、《美國中國學手冊》等。而且除了《美國中國學手冊》在90年增訂過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有時為找尋一個學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譯法要把近年來所有有關漢學論著翻譯的論著和書刊全部檢索一遍，這與翻譯本身發展的速度極不合拍，這也使譯者處於一種孤軍奮戰的境地。因而學界急需解決的是舊有工具書的定時增訂和新種類、多用途、更廣泛的工具書的編纂。3甚至盡快用計算機網路代替紙本工具書，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檢索效率。4
另外，由於前些年海外學人所用中國的資料大多來自港台，因此對這兩地學界的學術情況應給予一定的重視。在國家圖書館可查的台灣書目文獻限於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後的出版物僅借到王世慶主編的，美國亞洲學會台灣研究資料專刊之一《台灣研究中文書目（史地之部）》（台灣環球書社1976年）一書。其他目錄則散見於年鑒或分類學科的論文索引中。近十年內的最新著述目錄仍無處獲知。在查尋《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時，幾乎是借一種刊物僅能核對一條材料。如查出"張谷城"編寫的《新竹叢志》（新竹市：新竹叢志編輯委員會印行，1952年），非"張古城"；畢慶昌等編《新竹新志》（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年），不是"畢青長"；《鹿港開港史》載《台灣文獻》第19卷第1期（1968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張炳楠"......都是無工具書可依。而且書中仍有一些音譯無法還原。
總之，漢學論著翻譯的規范化和精確度是與編寫便利、及時、全面、准確的工具書相輔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漢學研究與世界充分接軌。
3.高質量的漢學譯作的推出還要求譯與校的努力和協作。
《從理學到朴學》第226把"柳詒徵"誤排為"柳詒征"。而且書中所有涉及清人"方東樹"的地方都印為"方東澍"。
《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從撰寫到翻譯都堪稱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對是卻把近十處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圓仁"都誤作"園仁"；第44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記》；第54頁，把朱熹的《四書集注》印成"《四書》集注"。
《歐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傳〉及其類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頁），把編寫《唐大詔令集》的"宋敏求"，誤印為"宋敏秋"；注55（第257頁），葉德輝《雙梅景暗叢書》排成《雙梅景暗業書》；注57（第258頁）撰寫《唐會要》的王溥，印成"王蒲"。由於審核的疏忽使譯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遺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時彌補了。
四．翻譯與研究的統一
不言而喻，優秀的翻譯著作應達到翻譯與研究的完美結合。因為譯者如果是某一領域的專家，那麼他翻譯這一領域中的外國著作就會在佔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學術動態方面勝人一籌，得以與原著者並駕齊驅，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評判。如陳裕菁在翻譯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蒲壽庚考》（中華書局，1954年）的《序言》中寫到："紀元十二年夏，日長無俚，匯全文譯之。參稽考訂，幾忘溽熱。既成，覺尚有餘蘊，因不揣簡陋，發篋陳書，妄

Ⅹ 法國19世紀末刊行的小日報為什麼出名

法國《小日報》也稱為法國《小報》（Le Petit Journal）。《小日報》由米洛創辦於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1863年2月1日，是法國重要的廉價報紙之一，因為價格只有5生丁（1蘇），相當於英國的便士報或美國的美分報，所以也稱作為生丁報。雖然售價便宜，但是銷量特別大，並且都是第一時間報道國內外發生的大事件，無論是在新聞史上還是歷史研究中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與中國「報喜不報憂」的傳統不同，西方對新聞的態度以負面為主，因此我們在這里也可以看到晚清時期許多醜陋、罪惡和不幸，如暴亂、瘟疫、屠殺、飢荒、戰爭和酷刑，其殘酷令人毛骨悚然。這批罕見的彩色石印版畫，彌補了早期中國影像史、近代中國印刷與出版史上的缺失，也是近代歷史西方視角解讀的重要依據。同時在世界范圍內對於重大歷史事件的記載也是一份重要的史料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