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水洞溝古人類文化遺址的發掘歷史
1919年,比利時傳教士肯特在途經水洞溝時,在水洞溝斷崖上發現了一具犀牛頭骨化石和一件經過人工打制的石英岩石片。
1923年6月,法國地質古生物學家桑志華得知肯特發現後和著名學者德日進來到水洞溝,發現了裸露在地表的哺乳動物化石。隨後開始發掘,總共發掘出了300多公斤石製品和動物化石,主要包括石核、刮削器、尖狀器等舊石器。
1960年夏季,中蘇古生物聯合考察隊開進水洞溝,對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
1963年,被稱為「中國舊石器考古學之父」的裴文中親自帶隊,又進行了第三次發掘。
1980年寧夏博物館、寧夏地質局聯合考古隊對水洞溝的第四次考古發掘。
2003年至2007年,由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聯合組隊對水洞溝又進行了新一輪的考古發掘。這次考古,參加人數最多、歷時最長、發掘范圍最大,收獲也最豐碩。這次,不僅調動了GPS定位儀、全站儀、攝像機等先進設備,而且邀請了地質學、年代學、古人類學、古環境學的專家到現場研討、授課。
2014年6月10日至7月10日,寧夏水洞溝遺址舉行第四屆文化旅遊節以及第六次考古發掘。來自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寧夏考古所的專家,對水洞溝遺址進行考古發掘。
2002年開始建設,2006年4月對外試營業,2007年4月28日對外正式開放。
Ⅱ 水洞溝古人類文化遺址的介紹
水洞溝古人類文化遺址,位於寧夏靈武市臨河鎮水洞溝村,距銀川市19公里,佔地7.8平方公里。民國十二年(1923年),由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桑志華在這里發現,通過發掘,出土了大量石器和動物化石。水洞溝因此而成為中國最早發掘舊石器時代的古人類文化遺址,被譽為「中國史前考古的發祥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被國家列為「最具中華文明意義的百項考古發現」之一。1988年,水洞溝古人類文化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9年8月,被公布為國家地質公園。2015年,水洞溝景區成為國家AAAAA級旅遊景區。
Ⅲ 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經濟生活領域發生的變化
迄今發現,早在4~1.5萬年前,人類就已在石嘴山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創造了悠久的文化。今市境陶樂縣南界的水洞溝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平羅縣暖泉、明水湖,惠農縣燕子墩,陶樂縣高仁鎮、程家灣、察汗埂等地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以及分布於賀蘭山的賀蘭山早期岩畫等等,就是可靠的證明。從秦、漢、三國一直到唐、宋、元、明、清等歷朝各代,石嘴山都是朝廷的邊塞要地。境內長城逶迤,古堡眾多,名勝古跡隨處可見,為今人積淀下了厚重的文化熱土。�
在全市現有的近百處具有較高歷史文化價值的文物遺址中,有國家級保護的文化遺址1處,自治區級保護的文物遺址14處,市級保護的文物遺址20處,縣區級保護的文物遺址65處。這些文物遺址分布在市屬三縣三區。其中平羅縣28處,惠農縣16處,陶樂縣17處,大武口區13處,石嘴山區8處,石炭井區3處。這些文物遺址按照不同年代考究,有史前遺址4處,古生代遺址3處,新石器遺址5處,漢代遺址6處,秦代遺址1處,宋代遺址1處,明代遺址24處,清代遺址13處,近代遺址5處。�
進入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21世紀以來,石嘴山逐步形成了一條旅遊熱線,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中外遊客。2001年舉辦了為期3個月的石嘴山市文物聯展,展出文物上千件,有賀蘭山岩畫,西河橋古生物化石,秦代的弓箭,漢代的犁、陶罐,唐代的銅鏡、蓮花座佛像,西夏的銅盤、銅碗、銅豆、鎏金佛像、鐵劍,清代的鐵香爐,民國時期的瓷器,中國共產黨在市境早期開展地下活動的史料文物以及太西煤雕、岩畫陶藝、刀刻畫等新開發的旅遊紀念品。是年10月1日,恰逢石嘴山北武當廟(壽佛寺)重建300周年紀念日和森林公園觀景廣場舉行落成儀式,遂舉辦了為期5天的「石嘴山市文化旅遊節」。來自銀川、銀南和陝西、甘肅、內蒙古等地的遊人絡繹不絕,高峰日達數萬人。2001年10月,市政府制定了《石嘴山市文化旅遊產業發展總體規劃(2001年~2020年)》,2002年4月,又一次召開全市旅遊工作會議,提出當年旅遊工作將加強重點景區的規劃建設,建立以沙湖為中心並輻射其他縣區的旅遊線路網路,初步樹立以黃河大漠風光和邊塞歷史文化為特色的旅遊品牌。據不完全統計,僅2000年至2001年,全市共接待國內外遊客175萬多人次,旅遊總收入1億元多元,其中2001年遊客75萬人次,收入4000多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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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史前文化�
第一節 舊石器文化�
民國十二年(1923年),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在調查鄂爾多斯地區古生物的途中,在陶樂縣南與靈武交界的水洞溝古發現了一處古人類活動遺址。以後經過另一名法國考古學家步日耶對水洞溝遺址的研究,認為是舊石器時代人類活動遺址。�
1959年,中蘇考古學家聯合對水洞溝遺址進行了新的發掘。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賈蘭坡對所獲材料進行研究後,認為水洞溝遺址的文化時代「放在舊石器時代後期可靠性更大一些」。�
1963年,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裴文中帶領考古隊又一次對水洞溝遺址進行發掘整理,發現了具有舊石器晚期特徵的鴕鳥蛋皮穿孔裝飾品、用動物古片磨製成的骨錐和用火的灰燼。這表明水洞溝人已掌握了鑽孔、磨製技術,會用獸皮縫制衣物,會用火燒烤食物,還產生了美的意識,用圓形的珠飾美化自己。這些發現有力地證明了賈蘭坡先生的推斷是正確的。�
1980年寧夏博物館和地質局聯合組成發掘隊,對水洞溝遺址進行了再一次的發掘整理,在發掘研究工作中,採用了地質地貌、石器研究、碳14測定、孢粉分析等多種科學手段測定,證明該遺址距今已有4萬~2.7萬年,將水洞溝遺址的研究工作大大推進了一步。�
水洞溝文化遺址發掘的石器種類較多,主要是用堅硬細密的硅質灰岩、石英岩和燧石打制的,器型有大有小,形狀比較固定,有的分為多種形制,同時還出現了復合工具。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牛達生、杜玉冰在其《石嘴山地區原始社會文化遺存》(《石嘴山史志》1989年第1期)中指出:「水洞溝發源於靈武縣境,經陶樂縣南境流入黃河。在石嘴山市境內,也曾發現過類似水洞溝類型的石器。所以,只要不拘泥於現在的行政區劃,水洞溝時代的人類,就是石嘴山地區最早活動的人類,就是石嘴山地區最早的文化。」�
第二節 新石器文化�
人類經過漫長的舊石器時代之後,大約距今八九千年時,進入新石器時代。石嘴山地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主要為新石器晚期的「細石器文化」。迄今已在市境平羅縣的暖泉、明水湖、簡泉,惠農縣的燕子墩,陶樂縣的高仁鎮、程家灣、察汗埂等多處發現,距今已有六千年左右的時間。這些遺址大部分選擇在周圍既能放牧狩獵,又能保證人畜飲水需要的場所,居所中央還設有一圓形灶膛,供取暖及做飯用。從遺址可以看出,這時的居民基本已開始定居生活,居住在可避風遮雨的淺穴棚頂房屋中,經濟生活則以畜牧、狩獵兼採集植物果實為主。生產工具除打制石器外,大量使用以間接打製法製造的各種細小石器,如箭頭、刮削器等,刮削器中有一種器形如同指甲蓋狀的圓頭刮削器最多,且最精製。此外,還有許多狹長的如同柳葉形的石條石葉,和生產石葉後餘下的各種石核。高仁鎮出土的石箭頭有兩種形狀,一種是用燧石製成的,呈凹形三角形,均高1.5厘米,兩面均用壓制的方法加工整理而成,器形中間厚,周邊薄,鋒尖銳利;另一種為長三角形,近底端的兩側各有一個凹槽,便於和箭桿固定,是狩獵的工具。細石器文化的先民不但普遍掌握了磨製石器的技術,從而使石器的刃部更加光滑鋒利,而且已經掌握了制陶技術,且陶器中有彩陶,器形有碗、罐、缽、壺等,外表多呈紅褐色,花紋以弧形三角和勾葉為主,與黃河上游地區的「仰韶文化」彩陶風格比較接近。這些現象說明,石嘴山細石器文化的經濟類型,以原始畜、狩獵經濟為主,同時兼有農耕經濟成分。它的社會形態,屬於母系氏族社會,從暖泉面積不大的房址看,如同西安半坡遺址一樣,主要的婚姻形態應是對偶婚(族外婚的一種形態)。�
第三節 賀蘭山岩畫文化�
早在公元六世紀初,我國著名地理學家酈道元就已經發現和記錄了賀蘭山、陰山等地區的岩畫,直到公元20世紀80年代後,賀蘭山岩畫文化才真正引起世人關注。�
現已在市境賀蘭山北段的黑石峁、樹林溝、西峰溝、韭菜溝、歸德溝等處已發現岩畫2000餘幅。1991年以來,又先後在市境賀蘭山內多處發現岩畫300多幅。其中1995年5~7月,在石炭井區白芨溝兩處發現彩色岩畫24組105幅。�
這些岩畫展現了岩畫的鑿刻者們的生產生活、原始信仰、風俗習慣、藝術審美觀念以及那個時代的自然景觀,是當時社會歷史的忠實記錄。岩畫以磨刻、敲鑿、線刻的方法作用於岩壁、巨石上,畫面最大寬2米,高1米,最小寬7厘米,高4厘米,題材多為動物、人形,不少岩畫連續鑿刻在數10米、100~200米長的石壁上,構成古代藝術「畫廊」。岩畫畫面有狩獵、游牧生活及人物服飾、發辮及動物形象(有牛、羊、狗、馬、駝、鹿、兔、狐、犀牛等)。其中數量最多的是羊,尤其是山羊,反映了羊在游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其中一幅《群山羊圖》,高0.8米,寬0.64米,鑿刻深度約1.5毫米,堪稱賀蘭山岩畫的代表作。大西峰溝內的老虎岩畫形神兼備,被自治區專家稱之為「國寶級」作品,是「斷代之作」。賀蘭山岩畫表現手法為單線鑿刻,線條簡練明確,有時還用誇張的手法表現山羊角大、身長的特色。除了動物岩畫外,還有反映狩獵、放牧、騎射等經濟生活內容的藝術作品,反映宗教生活的人面怪像、舞蹈圖、祈禱圖、天象、手足印等。賀蘭山岩畫中還有一些武具、械鬥、首級等圖象,反映了當時賀蘭山地區戰爭的遺跡。所鑿刻的武士手持的弓大多為長弓,反映了游牧民族的騎射生活。這些岩畫藝術氣息質朴豪放,是中華民族古老藝術寶庫中的珍品。據專家分析,這批岩畫最早可上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
值得注意的是,據古地理研究和考古證明,與賀蘭山岩畫臨近的早於賀蘭山岩畫發現和研究的桌子山、陰山岩畫之鑿刻上限,距今1萬多年以前。事實上,從賀蘭山——桌子山——陰山一代已出土的史前動物化石物種及舊石器、新石器文化遺存的眾多相近性來研究,可知賀蘭山——桌子山——陰山一帶的河邊湖畔、山前陰濕地帶,史前人類在相近的自然條件下生息繁衍,過著狩獵生活。因此,不拘泥於賀蘭山岩畫本身,用系統的、聯系的眼光把賀蘭山——桌子山——陰山早期岩畫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這將是追溯賀蘭山早期岩畫上限的依據之一。�
第二章 山河形勝�
「石嘴山,米糧川,東靠黃河西靠山……」�
這首寫實的民歌,形象地把石嘴山、黃河、賀蘭山三位一體,緊密地系在了一起。�
是的,巍峨、峻峭的賀蘭山,像橫空出世的巨人,雄姿英發,巍然挺立在石嘴山的西部邊界,用它那博大的身軀,阻擋著西伯利亞的高天寒流和蒙古高原的沙漠風暴,用它那積淀深厚的無盡寶藏,造福於石嘴山,造福於大西北;而黃河呢,這條聰靈通慧的金龍玉女,進入市境後,一改它別處咆哮不羈的剛烈個性,富有靈性地遵循於「天下黃河富寧夏」的古訓,平緩、舒展地縱貫市境,日夜不停地滋潤著山川大地,澆灌著萬頃糧田……我們完全可以說,沒有賀蘭山沒有黃河水就沒有石嘴山。因此,人們只要一提起石嘴山,就會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黃河,想起了賀蘭山。�
第一節 賀蘭山雄姿英發�
賀蘭山呈南北走向綿亘近200公里,是寧夏與內蒙古的界山。石嘴山境內賀蘭山區屬賀蘭山北端及中段東坡,市境海拔最高峰3475.9米,面積1347平方公里,占市土地總面積的30.24%。�
賀蘭山西漢時叫「卑移山」。「賀蘭山」初見於公元636年成書的《隋書》卷七十四《趙仲卿傳》:「開皇三年(583年),趙仲卿攻打突厥,而出賀蘭山。」據此,賀蘭山作為山名大約已有1400多年的歷史。至於為什麼稱作「賀蘭山」,主要有兩說。一是輯於646年的《晉書》:西晉前,賀蘭山以遠地區為鮮卑族、匈奴族勢力范圍,至晉武帝時即恩准這些少數民族內遷,在太康年間(始於280年),屬匈奴族19個部落之一的「賀蘭部落」,被准入居此山東麓和附近地區,此山便以「賀蘭山」稱之;一是撰於801年的唐書《通典》:賀蘭峰巒蒼勁,青白斑雜,遠望如駁馬(駁馬意即雜色的馬),突厥語稱「駁馬」為「曷拉」,「賀蘭」即「曷拉」漢語音譯,故賀蘭山因此而得名。成書於813年的《元和郡縣圖志》稱賀蘭山:「山有樹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駿馬謂賀蘭」,與《通典》釋義大體相同。清《讀史方輿記要》承襲上說:「賀蘭山在寧夏衛西60里。其山盤踞數百里,上多青白草,遙望如駿馬,北人呼駿馬為賀蘭也。」可見,在游牧民族心目中,賀蘭山猶如茫茫草原上賓士的駿馬,是「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自古以來,賀蘭山一直是我國中央集權統治下的邊關重塞,為兵家必爭之地。�
距今20多億年前,賀蘭山地區是一片碧波盪漾的海洋槽地。當時隆起的陸地經過風吹雨淋,剝離了大量的粘土沙粒,源源不斷地輸入到這個海洋地槽中,歷經漫長地質歲月的日積月累,沉積的厚度竟達15400多米,足見當時石嘴山的古海該是多麼深邃無底!在距今十幾億年的時候,我國大地發生了一次規模巨大的造山運動。海洋呼嘯,大地沉浮,賀蘭山破土而出,躍為陸地,然而三四億年後,賀蘭山又沉沒為海。隨著後來海陸交替的不斷變化,到了距今1億年左右時,強大的地應力終將賀蘭山抬起。有趣的是,當時包括今天大武口在內的整個銀川平原的抬升高度,竟比賀蘭山更加高聳。這種格局大約維持了數千年,後來在喜馬拉雅造山運動的作用下,賀蘭山得以「步步高升」,銀川平原則「節節下降」, 最終奠定了賀蘭山今日這種雄姿英發的突兀的山勢…
賀蘭山在大地構造上,為中國東西兩部不同性質、不同結構、不同理化特徵、不同厚度的地殼塊體的接縫地帶;自然地理上,它分割溫帶荒漠與溫帶荒漠草原、季風氣候區與非季風氣候區,也是外流流域與內流流域的分水嶺;農業地理上,是半農半牧區與純牧區的界限。因此,賀蘭山是我國一條十分重要的地理分界山。�
20世紀50年代前,我國著名科學家李四光就注意到了賀蘭山。從地質角度看,賀蘭山的意義遠遠超過了它的壯麗。沿著賀蘭山南北延伸的方向,出現了六盤山和橫亘東西的秦嶺,綿延2000多公里,構成了一條總觀呈現南北走向的巨大山跡。它宛如長龍,縱卧中原,將我國大地分成有明顯差異的東、西兩部分,彷彿是大地「傷口」的縫合線。故此,這里集中了我國六分之一以上的大地震。�
賀蘭山滄海桑田、海陸交替的變遷歷史,形成了許多不同時代的沉積岩,因此,今天的石嘴山具有工業價值的礦產,幾乎都是沉積成礦作用,也就是說,是外生成礦作用的產物。尤其是三次古老的「造煤運動」,為石嘴山人積淀下了保有儲量20.66億噸的煤炭資源。不僅如此,現已探明賀蘭山還蘊藏有鐵、銅、鋁、金、鈦、鋯等6種金屬礦產以及硅石、雲母、石灰石、黏土等多種其他礦產資源。因此,人們自古以來就謂賀蘭山為「聖山」、「寶山」——它悠古的地質構造、豐富無盡的礦藏資源、巍峨峭拔的崢嶸外貌、森林繁茂的天然林海、神行兼備的賀蘭山岩畫……慷慨地為石嘴山人匯聚了燦若群星的耐人咀嚼的博大而又精深的賀蘭山文化!�
歷史上,賀蘭山是我國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交接地帶,往往成為中原地區的重要屏障。市境內賀蘭山溝谷眾多,東坡較大溝谷有大水溝、汝箕溝、龜頭溝、大武口溝、大王泉溝、紅果子溝、正誼關溝等30餘條,其中大武口溝深入賀蘭山腹地,是銀川平原到內蒙古阿拉善高原的天然通道。這些眾多的溝谷平時是貿易交通要道,戰時乃兵家必爭之軍事要沖。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包括匈奴、烏恆、鮮卑、羌、柔然、突厥、回鶻、吐蕃、黨項、蒙古等民族都曾在這里留居放牧,生息繁衍,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民族文化,也留下了豐富的歷史遺存。鑿刻於賀蘭山懸崖峭壁上的古代岩畫,就是這燦爛文化和歷史遺存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順山勢蜿蜒而上的古長城、烽火台斷續相連,依然矗立於空谷曠野,使人不由的想起了岳飛「駕長車,踏破賀蘭山闕」和唐代詩人王維「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的詩句。盧汝弼在《和李秀才邊庭時怨》其四寫道:「朔風吹雪透刀瘢,飲馬長城窟更寒,半夜火來知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在這兵家必爭之地,將士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奮起作戰,同仇敵愾的氣概,在這首詩里生動地展現出來。解放前夕,寧夏北部最大的匪伙首領郭拴子(郭永勝)憑借賀蘭之險,盤踞山中,自稱「賀蘭王」,負隅頑抗,於1950年10月被我人民解放軍剿滅。這給雄奇險峻的賀蘭山又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賀蘭山植物種類繁多,每當夏秋之交,山花爛漫,山果掛滿了枝頭。據統計,市境賀蘭山有天然喬木林3600公頃,有青海杉、油松、杜松、灰榆、山楊等,系水源涵養林。有野生植物665種,有珍稀植物4種,被列為國家二、三級保護植物,另外有3種屬賀蘭山特有或准特有種植物。其中,世界少有、我國僅見於石嘴山的「四合木」,乃萬年所生,被人譽為「文物中的化石,植物中的大熊貓」,十分罕見,成了石嘴山的「國寶級」野生名貴植物,已列入國家二級保護植物。野生葯用植物共308種,主要葯用植物32種。�
賀蘭山還是野生動物的樂園,有野生脊椎動物5綱30目84科216種。其中獸類20種、鳥類153種、兩棲爬行類11種、魚類32種。主要經濟動物有51種,屬於國家保護的一、二級珍貴稀有動物17種。�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賀蘭山又一次換發了青春,被列為全國重點自然保護區之一。�
古往今來,賀蘭山都以它雄姿英發的威武之軀,與時俱進地捍衛著古老而又年青的石嘴山。�
第二節 黃河水聰靈通慧�
石嘴山黃河的歷史,雖沒有賀蘭山那麼悠古,但也有二百萬年左右了。據古地理研究表明,早在距今一二千萬年前,市境西界的賀蘭山脈進一步急劇抬升,東邊鄂爾多斯高原也緩緩隆起,中間陷而成斷陷盆地。距今三百萬年左右,銀川盆地成為一個浩瀚的大湖。後來,隨著地殼構造運動的變化,分水嶺被切開成為峽谷,打開了湖水出路,盆地內洪水漫流,於是出現了這里原始的黃河。中更新世時,黃河完成了上下全河的連接,向東流入平原。中、晚更新世時黃河已基本接近現貌。�
石嘴山人傑地靈,物華天寶。君不見自古以來就興性情剛烈、泛濫成災的「黃禍」(黃河),自進入寧夏尤其是市境後,突然間善解人意地變得馴服、溫順、平緩,波瀾不驚。清王朝康熙皇帝第三次親征葛爾丹路經橫城渡口時,曾有感而發賦詩曰:「歷盡邊山再渡河,沙平岸闊水無波,湯湯南去勞疏築,唯此分渠利賴多。」其實,橫城渡口就是市境陶樂縣南與靈武接壤的黃沙古渡。民間素有「黃河百害,唯富一套」、「天下黃河富寧夏」之說。�
黃河自南而北從陶樂縣明東長城附近入境,經陶樂、平羅、惠農,到石嘴山區出境,在市境內流經全長146.9公里,多年平均徑流量為301億立方米,洪峰期均值流量為3440立方米/秒,枯水期均值流量為491立方米/秒。�
黃河水養育了黃河兩岸的石嘴山各族兒女。「因渠以溉,水舂、河槽,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遂使地近荒漠的市境大地,因此而成為「江南水鄉」「米糧川」。不僅如此,黃河兩岸「村多居以漁為業」。由於市境黃河水勢平緩,市境內溝渠縱橫,池塘、湖泊、灘塗星羅棋布,很多水面與河溝通,為發展養漁業創造了優越場所。1981~1983年,自治區漁業調查隊對境內黃河斷面水域和前進湖水域等調查測試,境內天然魚類有22種,其中有漁業經濟價值的有鯉魚、鯽魚、長須銅魚、鯰魚、雅羅魚和赤眼鱒等,這其中尤以金色鯉魚和黃河鯰魚出名。�
黃河之情,嫵媚嬌艷,黃河之景,一日三變。晨曦中,黃河水面跳躍著瑰麗的火焰,蒸蒸日上,振奮人心。中午,在藍天白雲的映襯下,戈壁、黃河兩相伴,雄渾壯闊盡入眼簾,令人郁悶一掃,心胸豁然舒闊。傍晚,伴隨著黃河兩岸的裊裊炊煙,「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絢爛的晚霞染遍了粼粼長河,隨著夜幕的籠罩,令人思維馳騁,遐想萬里。「仁者愛山,智者樂水」。在都市喧躁的今天,空谷幽寂的賀蘭山、寬廣壯闊的大草原、奔騰不息的黃河水……這里是原始生態的旅遊佳境,這里是鑒古識今的文化凈土。�
「冰解河開欲暮春,船家生理趁茲晨。土窯瓷器通寧夏,石炭連船乏水濱。」自古以來黃河水運就很興旺,大船小舟,往來如梭。明清兩代,石嘴山古渡是黃河上有名的通商口岸。1697年清康熙皇帝親征葛爾丹離寧歸京時,由橫城渡口乘船沿黃河水路北上進入市境,途經堯甫堡(今姚伏)、流穆河西岸、峽河西岸、哨馬營(今惠農縣下營子鄉)、石嘴子西南(今石嘴山區)等處,並在上述地點各留宿一夜,隨駕船隻101隻,其中樓船3隻,官員和侍衛坐船96隻,載馬大船2隻。足見當時石嘴山黃河水運之發達。20世紀50年代末,國家開發石嘴山煤炭資源,很多機械設備都是從上游的蘭州裝船,走黃河水路運抵石嘴山的。1958年包蘭鐵路通車後,長途河運相應減少,黃河水運以短途和輪渡為主。1988年石嘴山黃河大橋通車後,石嘴山古渡退伍了,但平羅與陶樂間的黃河輪渡猶在,成為人們乘船渡河感受黃河風情的絕好去處。近年來,乘船游黃河又漸成時尚,就連古老的「渾脫」(羊皮筏子)也隨著外地遊人的西部探險而盡興飄流在黃河水面。野性十足,有驚無險,印象終身。�
黃河,中華民族的搖籃,生生不息的母親河!
Ⅳ 水洞溝名稱的由來
水洞溝獨特的雅丹地貌,鬼斧神工地造就了魔鬼城、旋風洞、卧駝嶺、摩天崖、斷雲谷、怪柳溝等二十多處奇絕景觀,記錄了三萬年前人類生生不息的活動軌跡。由「橫城大邊」、烽燧墩台、城障堡寨、藏兵洞窟等構成的古代長城立體軍事防禦體系,成為中國保存較為完整的軍事防禦建築大觀園。
Ⅳ 水洞溝歷史上和現在的作用和影響
1920年,比利時神父紹特在水洞溝東邊的黃土狀岩石斷崖上,發現了一具披毛犀的頭骨和一件很好的石英岩石器。
1923年,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和桑志華在對水洞溝古人類文化遺址上進行了5個地點的發掘,獲得了大量打制石器和少量破碎的動物化石。以後又沿邊溝下游1號發掘點至上游紅山堡到清水營之間(東西長約28公里的區域內)進行了調查,認為在整個水洞溝盆地的黃土中"埋藏著許多完全一致的舊石器時代製作場遺址。這是由黃土形成期間住在該區域的居民所留下的"。除舊石器外,他們還在水洞溝村的周圍及長城外採集了大量的、被他們定為新石器時代的燧石製品和磨光石斧等。這就是說,在水洞溝文化遺址保護區及至更大范圍的水洞溝地區,地下埋藏著面積很大的舊石器時代石器工業製品的製作場。
1960年,中國和前蘇聯組建的中蘇古生物考察隊對水洞溝遺址進行了一次發掘,出土了約2000件石製品。
1963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裴文中先生率領的考察隊再次對水洞溝遺址進行了系統發掘。第一次明確了水洞溝遺址"包含了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兩個不同時代的遺存"。
1980年,寧夏博物館和原寧夏地質局區域地質隊調查隊組成聯合發掘隊,在一次對水洞溝遺址進行了系統發掘。出土了63件動物化石,6700餘件石製品,其中僅舊石器時代晚期層位出土的石器有5500餘件。
經過上述四次系統發掘和研究,國內外學者公認,水洞溝遺址在中國舊石器時代、特別是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中佔有特殊地位,對本地區乃至周圍地區以後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有很多專家認為,水洞溝文化是東亞舊石器文化中為數不多的可以和歐洲舊石器文化進行對比的一種文化形態。水洞溝石器中,發現有大量的、罕見的、極為明顯的歐洲莫斯特文化和奧瑞納文化技術風格的戈瓦婁哇石核。水洞溝出土的刮削器、尖狀器及鑽頭等工具,"令人吃驚地是同相當古老的奧瑞納文化的形狀接近"。水洞溝文化"好像處在很發達的莫斯特文化和正在成長的奧瑞納文化之間的半路上,或者是這兩個文化的混合體"。
水洞溝遺址,不僅標志著我國舊石器時代文化研究的開端,是我國舊石器時代最有代表性遺址之一,而且在東西方舊石器文化對比研究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一個東西文化交流中不斷迸發出明亮火花的閃光點"。
水洞溝文化遺址,對研究早期人類遷徙和文化傳播、研究水洞溝文化與東亞、西伯利亞、北美、歐洲舊石器文化的關系、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Ⅵ 以文字說明水洞溝古人類文化的歷史變遷
水洞溝是寧夏之旅最不可錯過的景區,是中國唯一從長城通向三萬年文明的時空隧道,它位於寧夏靈武市臨河鎮水洞溝村,地處鄂爾多斯台地西南邊緣,西至首府銀川市24公里,西距黃河12~18公里,距離河東機場11公里,有遠離鬧市、臨近首府銀川的地理優勢,景區總面積7.8平方公里,是迄今中國在黃河地區唯一經過正式發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也是中國最早發掘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之一,被譽為「中國史前考古的發祥地」、「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被國家列為「最具中華文明意義的百項考古發現」之一,國家5A級旅遊景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地質公園,水洞溝還是我國唯一保存最完整的萬里長城立體軍事防禦體系。因為這里有常年流淌不息的河流,有流水最終匯入黃河而經過的石拱洞,有流水沖刷形成的邊溝,所以名為「水洞溝」。
水洞溝是三萬年前遠古人類繁衍生息的聖地,在這里,我們可以探尋史前人類足跡,膜拜先人智慧;水洞溝有五百年前峽谷軍事防禦的地下兵城,在這里,我們可以感受邊塞軍事文化,驚嘆古人才智。水洞溝獨特的雅丹地貌還鬼斧神功的造就了魔鬼城、大峽谷等奇絕景觀,它們和藍天、碧水、淡雲、陡崖、蘆葦、鴛鴦、野鴨共同構成了寧靜逸然的室外桃源。景區內交通工具多種多樣,長城駝隊古樸滄桑、紅柳灘馬車悠然自得,大峽谷駝車穩健自如;同時還能看到感受竹筏漂流的靈動、峽谷飛索的驚險、鴕鳥舞姿的曼妙、馴鹿溫順的跟隨、神獸四角羊的神奇、西北鱷魚觀光的稀有……水洞溝,探尋人類起源,感受軍事文化,體驗西北風光;來水洞溝旅遊,是一次知識與心情全面的收獲過程…
人類演化史之食物來源與工具演變
人類從原始人進化到現代人,歷經了漫長的過程,這里您可以看到人類進化的立體演繹場景:向我們打招呼的古猿告訴我們,採摘樹上的果實是古人類最早的食物來源之一,發明了石器以後才有了狩獵活動,鐵器的出現促進了農耕的發展,現代人生產工具的多樣性,使得生活也更加豐富多彩。信息時代,生產已經達到了專業化、規模化和科技化的程度,追求的是時間和效率……工具的不斷更新促使人類文明的腳步不斷地加快!
從人類進化場景可以看出在人類進化的歷史長河中,古人類發展主要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依次是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水洞溝人屬於晚期智人階段,距今約3萬年-1萬年,他的體貌特徵介於第三四個模型之間,也就是說水洞溝人經歷了舊石器晚期和新時器時代,主要從事採摘和狩獵活動,生產工具開始從打制石器向磨製石器變革。
水洞溝古環境
根據水洞溝更新世晚期地層出土動物化石所反映的自然環境,可以認為,在水洞溝文化時期,這里的自然環境是地勢平緩的草原荒漠地帶,賀蘭山雲杉曾有一定量的擴展,曾經還活動著披毛犀、普氏野馬、野驢、鹿、水牛、普氏羚羊、鴕鳥等動物,我國北方東部河谷、平原區的冷濕環境也影響到了水洞溝地區,形成流水與湖泊相連的小環境。三萬年前,地球屬於第四紀冰期時代,當時的水洞溝水草豐美,非常適宜人類生存,碧綠的湖面波光粼粼,周圍草木蔥蘢,犀牛、野驢、原始牛在湖邊的草叢中悠然地吃著青草,羚羊、轉角羊在湖與沙漠之間的灌木叢中覓食著飽含露珠的肥美嫩葉,成群的鴕鳥在沙丘中急速行走。湖邊、草原上,青壯年不分男女都要手持棍棒和石器去打獵。他們使用的武器太原始了,有時,奔波一天,連一隻野獸也獵獲不到,只好靠挖些植物的根莖和採摘野果和草籽度日。一旦捕到動物,他們如同過節一樣喜笑顏開,剝去獸皮,大家圍坐在一起,在熊熊篝火上烤食,吃到高興,便圍著篝火跳起歡快的舞蹈……
1919年,比利時傳教士肯特,由寧夏銀川去往陝西,於橫城古渡東渡黃河,沿著「寧鹽大道」途經今靈武臨河鎮時,在黃土層中發現了個披毛犀的頭骨和一件石英石器,1923年,肯特在天津遇見了桑志華,便把自己在水洞溝的發現告訴了時任中國天津北疆博物院院長的法國古生物學家、博物館學家桑志華。1923年6月11日,桑志華連同他的同窗好友德日進從天津出發,沿著黃河左岸西行,穿過烏拉山到達水洞溝,住進了「張三小店」,對水洞溝進行了科學考察和發掘。
當天晚飯後,桑志華和德日進就耐不住內心的急迫,沿著溝底往裡走,當他們走到與長城並行的一處斷崖時,突然發現斷崖上有磷火閃現,豐富的考古知識使他們立即判斷出那裡一定有屍骨。他們很快返回小店,找到張三,給了他5塊銀元,要了一把大梯子,在夜色中爬到崖上去挖。第一個晚上,他們就挖到了一件動物頭骨化石。後來十幾天的時間里,桑志華和德日進雇當地農民一共挖出了300多公斤的石核、刮削器、尖狀器等打制石器,由於當時中國身處戰亂年代,無法提供先進、適宜的研究條件,他們將石製品精心編號後,裝入木箱,運回法國進行深入研究。1928年,他們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和科學事實向世界宣布:水洞溝遺址的發現和發掘標志著「中國沒有舊石器時代文化」這一論斷的終結。水洞溝的此次發現震驚了歐洲考古界,在此之前,西方學者一直認為中國沒有舊石器時代,也就是說我們的祖先是從西方遷徙而來的民族。張三小店就此成為水洞溝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水洞溝五次考古發掘
第一次考古發掘是在1923年,也是我國第一次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址,水洞溝因此被稱為「中國史前考古發祥地」。此次考古發掘糾正了「中國沒有舊石器時代文化」的論斷,揭開了中國史前考古的新篇章。第二次考古發掘是由中國和蘇聯組建的中蘇古生物考察隊,於1960年開始,並於同一年由於中蘇關系惡化而結束。這次從水洞溝發現的石器,在類型上既有舊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性質,同時也具有後期的特徵;1963年,裴文中先生率領中國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考察隊,對水洞溝遺址進行了第三次考古發掘,在眾多出土的石器中發現了磨光的石斧與石磨盤,從而證明水洞溝遺址包含了舊石器與新石器兩個不同時代的文化遺存。第四次考古發掘是在1980年,由寧夏博物館和寧夏地質局區域調查隊組成聯合發掘隊,進一步肯定水洞溝遺址即屬於舊石器時代,也屬於新石器時代。第五次考古發掘為期五年,於2003年開始到2007年結束,出土了製作精緻的鴕鳥蛋皮裝飾品化石,發現了史前水洞溝人用火的遺跡,同時運用了與國際接軌的新型考古方法,使用了先進的科學儀器,被中國第四際研究的泰斗劉東生院士高度贊譽為「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文藝復興』的標志」。
鴕鳥蛋皮裝飾品
水洞溝出土的環狀裝飾品共有69件。用骨片和鴕鳥蛋皮製成的精美環狀裝飾品,是迄今我國發現年代最早的批量生產的磨製工藝品,其精美程度為我國舊石器文化中所僅見,極大地豐富了水洞溝的文化內涵,為研究當時人類生產力發展水平、技術演化、藝術品加工使用情況及其行為模式和審美能力提供了重要資料。
遷徙
在古人類歷史研究中發現,人類在某一地方生活一個時期後,就會消失不見。那麼,距今1萬年之後,水洞溝的哪裡去了,一直是考古界的一個謎,一種說法認為認為他們因環境的惡化或與當地已有人群發生競爭而走向滅絕,也不能排除他們與土著文化發生了融合從而喪失了獨特的標志,還有一種說法認為他們又打道北歸,到達蒙古、俄羅斯等歐亞大陸北部,之後一部分人因追逐水草豐美的環境到達美洲大陸,還有一部分人繼續遷徙……流浪。從北到南、又從南到北,或許水洞溝人在後來的遷徙中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遵循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融合於某個民族中,由於出土資料研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水洞溝遺址專題研究也會逐漸深入,在以後的研究報告中,或許能夠揭開謎底。
Ⅶ 水洞溝出名的原因
1921年法國生物學家德日進和桑志華來水洞溝發現了3萬年前舊石器時代的石器製品,找到之後直接打破中國沒有舊石器時代的論斷,當時是在國際上火起來的的,然後不斷的有中國的考古學家,先後六次來水洞溝考古發掘,發掘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和當時的石器,慢慢的水洞溝就出名了,水洞溝人去哪了也成了一個謎。
Ⅷ 水洞溝在那
水洞溝古人類文化遺址位於寧夏靈武市臨河鎮水洞溝村,是三萬年前人類繁衍生息的聖地。1923年,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桑志華在這里發現了史前文化遺址,通過發掘,出土了大量石器和動物化石,水洞溝因此而成為我國最早發現舊石器時代的古人類文化遺址,被譽為「中國史前考古的發祥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被國家列為「最具中華文明意義的百項考古發現」之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AAAAA級旅遊景區,國家地質公園。榮獲「中國最值得外國人去的50個地方」銀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