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形容法國大革命

1. 法國大革命特點

1、廣泛徹底
從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到1830年7月革命，法國大革命歷時41年，漫長而曲折。規模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人民群眾在三次起義中推動革命向前發展。人民群眾積極參加革命，使革命得以徹底進行。

2、成果卓著
法國大革命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結束了法國一千多年的君主專制統治，在法國初步確立了共和國的政治體制，還震撼了歐洲君主立憲制，給以沉重打擊。

3、影響深遠
這次革命掃盪了法國的專制勢力。在經濟上為法國的工革命創造了條件。它對法國社會的思想觀念、文化教育等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4、規模最大
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是革命時代規模最大、最徹底的一次革命。
法國大革命又稱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是指1789年7月14日在法國爆發的革命，統治法國多個世紀的波旁王朝及其統治下的君主制在三年內土崩瓦解。

2. 如何理解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法文：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英文：The French Revolution）法國特定歷史時期，是1789年在法國爆發的革命，統治法國多個世紀的君主制在三年內土崩瓦解。法國在這段時期經歷著一個史詩式的轉變：過往的貴族和宗教特權不斷受到自由主義政治組織及上街抗議的民眾的沖擊，舊的觀念逐漸被全新的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對法國大革命結束的時間，世界史學界看法眾多，難成共識。在中國，以熱月政變作為大革命結束標志比較普遍。1794年7月27日，熱月政變推翻了雅各賓派的統治，宣告了法國大革命中市民革命的結束。1830年7月巴黎人民發動七月革命，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浦為首的七月王朝，至此法國大革命才徹底結束。在政變中建立了以熱月黨人為代表的政權。法國歷史進入維護大革命成果時期。

3. 怎樣評價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發生於18世紀末葉，俄國的十月革命繼二月革命之後，同時發生於1917年，中國的長期革命，迄今則已逾一個世紀，這200年來的事跡，及於遠東與泰西，當中地理環境各不相同，社會背景也千頭萬緒，其成果當然極不一致。可是從長時間遠視界來看，以上三種運動，皆發生於具有大陸性格的國家，也都被強迫放棄過去以農業為國民經濟本位的體制，而採取以數目字管理的趨向。

這三個國家在改革的過程中遭遇重重困難，由於過去農業體制積習過深，政治上中央集權牽涉過廣，所以不容易脫胎換骨。新社會需以商業習慣為前提，其活動以低層結構的功能為准據。法國的舊體制（ancien regime）、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和傳統中國，不能立刻順應環境，也實由於其現存體系中無法產生各項經濟因素完成自由交換之公式和法則，以適應此需要。

這三個國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歸咎於過去組織過於簡陋。他們都曾回光反照，表現出官僚組織（bureaucracy）的特長。法國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稱「朕即國家」，可見其享國時之叱吒如意。沙俄之凱撒琳二世（1762-1796在位）和亞歷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為「開明專制」期間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時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異曲同工。然其號召力量之雄偉，有賴於18世紀及以前的環境與背景。一到資本主義與重商主義，不僅這些國家的組織與結構不能與之抗衡，連其本身之存在都發生問題。甚至過去的行動與設施，反成為今朝的阻扼與障礙。

階級斗爭都曾在以上三種運動中被提出。列寧提倡「所有權力交付蘇維埃」，顯然在仿效法國大革命時「山嶽黨」（Montagnards）利用「無褲黨」（sans－culottes）（詳下）的戰略。中國在文革期間組織所謂「造反總司令部」，亦非獨出心裁，因為「造反委員會」（insurrection comite）也曾在18世紀末年的巴黎出現。可是法、俄、中所遭遇的艱難困苦，實由於社會上與經濟上的不平等，而階級利益的沖突，是一切問題的重心？反過來說，是否由於法國、俄國和中國的經驗，今後全世界的決策只有朝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走，因為它才是「真金不怕火」？

問題尚不只此。資本主義之為一類組織和一種運動，固然發生於法國大革命之前，但是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卻因法國大革命及其過程而產生（詳第一章），所以至今也有近兩百年的歷史。以後的發展，尤以最近在中國大陸和蘇聯的發展，這名詞與社會主義對立的一個觀念，是否仍能原封不動，至此也成疑問。本書引用歸納法，主張先將法國、蘇聯與中國進入數目字管理的程序，或企圖進入這境界的經驗提出。我們從技術的觀點出發，如果能將上述三種運動作切實的解剖，再參照以前各章的資料，應能在下章作結論時，對以上各問題提出一個較客觀卻更具體的答復。

法國的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是一個極容易產生爭執是非的題目。史學家勒費弗（Georges Lefebvre）曾於1932年寫出：「舊體制已將法國農業史擱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將此工作完成。」這種說法不能獲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費弗又在另一書里提及：「資本主義的進展，並沒有在這十年之內加速。相反的，環境只使它減低。」其實勒氏的兩種說法雖有矛盾，但仍可同時立腳。因為前者所言系指資本主義為一種制度，所涉及的為組織；後者則系實際存積資本的數量和動員人力與物力之程度。一種是長期間的看法，一種是近距離的論斷。可是這當中的差別極容易引起誤會。

從人身經驗寫歷史，糾纏更多。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學第一位任法國大革命專題教授的奧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門徒馬迪茲（Albert Mathiez）在本世紀初年的辯論。法國大革命的後期，過激派以丹東（Danton）、馬拉（Marat）及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為領導人物，馬拉被女刺客刺殺之後，只剩著丹東及羅伯斯比爾。在奧拉德看來，丹東是英雄好漢，羅伯斯比爾則既虛榮又是書獃子，於是以他個人之好惡，決定革命之途徑。馬迪茲則強調羅伯斯比爾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誠意地為小民謀福利，丹東倒是貪污好貨，隨時可以出賣革命。他們所著的專書不說，又任教職、編輯專刊各數十年。此外撰寫大革命的各種專題著作，也近數千百部，動輒十餘冊，而瑣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棟。本書脫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監獄暴動200周年，法國人士正籌備在紀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預料此時寫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滿目。我們讀他們著作的千百分之一已是精力不繼，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評論？

可是歷史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境域，我們涉豬其間，各人的目標不同。在我們看來，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共通的題目，影響到其他國家的發展。如果我們放棄這段題材不顧，則本書以前各章的事跡無從交代，以後的發展也不便闡揚。在這種國際性的注意力之下，我們所企知的法國大革命，有其示範作用。上章說到美國、日本和德國過去缺乏中央體制，所以新體制之創造，阻攔較少，已給我們預先安排一種假說之中的借鏡，所以我們的觀察集中於18世紀末期，法國突然改組時，技術上所遇到的困難，而不著重人身方面之情節。茲舉一例於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圖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帶傳奇性的一段插曲。本來計劃周密，初步突破難關。只是一離開巴黎，一行人放鬆戒備，國王兩次被識破，車行亦不能保持預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預備接應的人員不得不撤離崗位，馬匹也已遣散。國王抵達華倫內（Varennes）時已黑夜，在此的遲滯是被截獲的一大主因。華倫內已去邊境不遠，也有奧軍准備接應。事之不成，誠然令替國王、王後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歷史家內心也不免忖測：若是天假其緣，使路易平安抵達邊境，以後局勢將起何種變化？可是這種空想不僅無益，反而可能產生錯覺。以後的事實證明，當日法國的問題，已不是加強或甚至改革國家之高層機構所能解決，在這情形之下，國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國大革命有其幕後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復雜又磅礴，當時無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決不會有如此眾多的革命人士與所謂反革命派先後被送上斷頭台。而且這些醞釀的因素出現既突然，在每一階段逗留的時間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勵各人立即爭取主動。勒費弗在敘述1789年10月，巴黎婦人強迫路易自凡爾賽宮遷居巴黎時，寫出：「沒有人能夠夢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見得時人總以為當日的細雨微風已如未來的巨浪與狂飆。

路易十六曾被歷史家指摘為意態游離。最初他有機會出走而不願脫逃，因為逃避責任非王老氣概。巴黎不穩定時，他調兵入防，也有壓制議員的情勢，可是他被亂民威脅時，又不肯動武。他多次謀算王後，臨時又改變主意，只有最後喪身於斷頭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細分析後，我們認為，其缺乏決斷，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局勢不能明朗化。而他對各方的責任觀念，互相沖突，亦不可謂之不真。當革命初開始時，各人無法預知其牽涉之廣，即有少數人作大刀闊斧的看法，日後證明其眼光仍過於狹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進而至君主立憲，又前進一步而成立民國，再進一步修改整個人類的文化，上至倫理宗教，下運歷法及度量衡，最後改變而軍事獨裁，又受國際干涉，其餘波振盪幾十年。在這情形之下，我們更只能體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綽號「老虎總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說，「革命是一個整體，一個大方塊」。因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這也等於說集體的責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單獨各人的責任重要。也因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與法國無直接關系的國家（如中國）之歷史銜接。

責備路易國王之不智不勇，等於責備羅伯斯比爾之不義不仁，更等於責備拿破崙之不忠不信。羅伯斯比爾穿淺藍色外衣，著貴族型馬褲，頭發敷粉。他的親信同黨聖約斯特（Saint－Just）戴耳環，丹東和外國交涉時滲入個人利害，至少是不誠懇的。可是拿破崙也曾被指責與一個聲名狼藉的女性結婚，靠裙帶關系陞官。至於說到以革命起家發財，則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統統裂土稱王，或帶貴族頭銜。而拿破崙在國外的掠奪也不曾公開交代。總之，道德是真理最後之環節，人世間最高品質，一經提出，即無回轉餘地，故事只好因之結束。以上之評論與指摘，都沒有接近我們企圖審察的主題。大革命企圖重訂人類道德的標准，其記錄不應當先被道德問題分割。我們再引用勒費弗的言辭：他說：「道德主義者必贊揚英勇，譴責殘酷，可是他不能解釋事故。」

以下是我們對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術的立場，並在議論中追述革命過程中最基本的事實：大革命之發生，一般認為開始於1789年。其實前一年巴黎的議會（parlement）否定國王抽稅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著國王召開三級會議，已在序幕之前，發出了一個貴族及特權階級不受節制的先聲。此中關系非常重要，因為大革命之發生，並不是某一階級與另一階級發生致命沖突，而是各階層間、各地區間、各種利害錯綜重復。以後革命者倒能看清階級斗爭實為解決問題的一種工具。以後這樣的作法，也見於俄國與中國。

法國之議會與英國之議會（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區設立，不是立法機關，而像高級法庭，也保持類似中國唐朝「門下省主封駁」的作風。所有法令一定要經過議會「登記」，才能生效，於是各行政機關不能置之不顧。而且承封建制度遺緒，司法獨立，非特別強有力之君主無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議會與路易十六的行政機構對立，即釀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時國家的財政也陷入低潮，原來，18世紀法國的軍事政治力量虛有其表，國家靠借債度日，軍隊也靠德國與瑞士之僱傭軍充實行伍。以前幾次的國際戰爭不是慘敗，即是勝負未分；參加美國的獨立戰爭，也算戰勝國，卻又兜上一筆蝕本生意。同時，財政的困難也不能由內部解決，因為宮廷的開銷不及預算6％，而公債攤付的利息即超過預算之半。

當日法國的人口，據估計約在2300萬至2500萬之間，巴黎即超過60萬，以法國資源之富，如果經濟組織有條理，其國計民生較之鄰國，如英國、荷蘭，不應相形見絀。而且法國的國民經濟已有起步的基礎。重商政策自17世紀以來，經過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貝特（Colbert）銳意提倡，法國的造船、海外貿易、紡織、玻璃工業和奢侈品的製造，都有長足的進展，股份公司的組織也和其他先進國家大致同時，巴黎的證券交易所經手投機生意，則一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時期」被停封為止。可是在法制上，這些新經濟因素未能結合成一個自行調節的結構（在我們的眼光內亦即是資本主義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於官僚組織的呼吸之間。後者可以將各種經營特權公開販賣。現在看來，「貪污」二字已不能形容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業不能與農業歸並為一元，其財富基層脆弱，利益只澤潤於一部分人口，與德國落後的情形（詳第六章）相比，過猶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級會議，說明法國實有三種體制。其原則有似中國漢初吳楚之亂以前的封建與郡縣並行，復雜則遠過之。第一級（First Estate）為僧侶，天主教方丈及一般僧尼，為數不逾10萬。他們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統、宗教法庭，又向信民普遍收取什一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產，很多主教方丈實際上是各村莊的領主。僧侶既視察全部信民的養生送死，也管轄到他們的婚姻與遺傳，兼及教育與慈善事業。第一級不向國王付稅，但是傳統上經過磋商自願地向國庫捐助，有時擔付國債利息之一部分，唯無成例數目。

第二級為貴族。總數也不過40萬人。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原來的武士階級，有些追溯到中世紀前的德國血統，有些則是後來加封。另一種是各級法庭的法官、地方經理的首長，大體出資捐官購買。18世紀末年法國的貴族極為混淆，有些極富，有些極貧。一般爵位由長子繼襲，可是也有新貴族頭銜，只及於受者本身。海陸軍軍官由貴族領先，有時身份即包括特權。過去的觀念凡貴族即為庄園的領主，這種情形已不存在。因為法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有時候整個庄園落入平民買主手中。可是封建體制沒有全部取消，有些貴族仍為領主，仍開設庄園法庭。據估計大革命前夕，法國約1／5的士地仍在貴族手中。他們除了向農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堅持其水利權、礦產權與種樹權和狩獵權等。

貴族無集體組織的機構，向他們抽直接稅極為困難。一方面這也由於法國地方政府的組織。歷史的發展使法國領土的中央區域早期就屬國王，中央政府派駐的行政官一般不受限制。可是邊疆的各單位，在歸隸時與國王定有契約，內中也各有世襲性質的地方首長和代議性質的地方機構從中主持，稅收還待磋商。而且庄園制度的繼續存在，更是調查統計難以精密的原因。歐洲封建的成規，從不說明何種產業為何人所有，而只有多數人在同一的土地上此來彼往的享有特權，種地也只好按成規，如此更妨礙農業的增進。此外還有整個一市一鎮享有不同的特權。

第三級為平民，據稱佔全國人口94％，其中大多數為農民。法國穡夫制早已廢除，除了東北角少數地區之外，穡夫已不存在。一般農民可以自由購置產業。自耕農與佃農的比例各地千差萬別。一般的困難為耕地分割過小，農業技術無法增進。過去幾十年來人口大量增加，大多數農民感到生活壓迫。每值天災流行，即有食物匱乏之虞，也影響到市民生活。又據研究，大革命前夕與18世紀初期比較，地租增加98％，物價增加65％，工資只增加22％。所以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況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嚴寒，河水冰凍，食糧既短缺又無法輸送。翌年，城市裡市民失業多至半數，為助長革命聲勢的主因。夏間巴黎的騷動引起各種謠傳，驚擾進入鄉村，而遍及全國。

城市裡的資產階級是革命之領導人。他們爭取本身權利，事誠有之，痛恨貴族享有特權，亦是當然。但是單純的階級利益之沖突，並不是使他們忘身捨命發動政潮的主要動機。因為他們事業成功，也可以與貴族通婚，也可以買爵捐官。只是他們在舊體制之下，感到精神上的苦悶。啟蒙運動以來，種種天賦人權、國民公約的觀念透入人心。思想和知識與社會環境及生活習慣發生距離，是現代社會里驅使中產階級參加革命最有力之條件，法蘭西此時已具備此背景。以後銀行家和富商出資捐助市民暴動，律師以辯才參與組織，賽亞司（Sieyes）以教團成員參加革命，米哈波（Mirabeau）以貴族降為平民代表，丹東與羅伯斯比爾和大多數革命家一樣以律師出身。馬拉由醫生改作新聞記者。以上都不易以他們本身階級利害，解釋他們的心境與行動。同時資產階級（bollfg60isi）是一個極為廣泛而不著邊際的稱呼，上自至富的巨商，近乎特權階級，下至小本經營的工匠，都可稱為資產階級或市民階級，大革命固然使資產階級抬頭，也使不少資產階級成員被清算。

現在讓我們再追敘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時的情形：這種會議自1614年以來，未曾開過。因為過去他的祖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一共在位131年，他們注重人身政治，缺乏一個健全的組織系統。此時國王召集三級議會的目的，無非籌劃稅收方案，解決財政問題。可是下層階級已被重重剝削，既擔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稅（taille）之全部，更提供勞役（corvee），又要負擔鹽稅（gabelle）之絕大部分，早已喘息不定，無法向他們增稅。而新負擔也不便直接的配予其他二級。過去公私財政事宜的疊床架屋，久未改組，何處可增稅、何處應加租，也無從獲悉，所以稅收與租金的收集多來承包制。只有職業上的收集人熟悉地方和個別間的情形，才能執行任務，而且從中牟利。如果其情形仍能用數目字管理，則早已用不著勞駕他們了。同時這時候還有很多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例如以後風潮加緊，貴族出奔國外，下層階級里有很多人因之失業。提高糧食的價格，應當對農民有利，可是中西部種葡萄釀酒的農夫叫苦連天。改進農業生產，首重圈地，才能將可耕地一起投入耕種，但是首先反對即是農民；他們失去了在公地采樵和牧放牲口的權利，立即無以為生。諸如此類的問題，無從規劃，找出對策。

所以從各種非人身的因素看來，法國已經無法和平磋商，公平改組。只有將一切投入一個大熔爐之內，聽候歷史之安排，只是這情形當時沒有人看穿。

當三級會議在1789年召集的時候，各級與地方的單位，依前例條列他們向國王請願的要求，稱為。ahi6y，我們不妨徑呼之為「陳情表」。當中第二級的要求，有一段要國王固定貴族的地位。各人的勛級要仔細勘明，讓他們如僧侶一般自成一財團與系統，今後朝廷不得再以賣官鬻爵的辦法混淆名位，國王的近臣務必由貴族中遴選，他們的子弟則由王室負責教育。今日我們看來不免驚訝，此類要求可謂不識時務。大革命志在清算貴族，以後步伐一經展開，尚有不少貴族未經審問，即送上斷頭台。那麼當初何以如此跋扈囂張，在應當要求諒解的時候不虛心求願，反而大吹大擂，要求增強他們的特權？

這種舉動也可以引用非人身關系的情形解釋：

提出陳情表，也是合法程序。三級會議原來是國王與臣民的一段對話。國王固然要各級代表協同決策抽稅，後者趁此機會將下情上達。既有權力則有義務，既有義務則有權力，以上都符合於封建體制。只是會議既分三級，召集會議即已伏下了一個階級斗爭之陰影。

各級代表由各地方單位選出，其程序不同，一般都經過初選與復選三四次。所以各代表只能算是被各地方單位授權參加，而不是以個人的見解，參加國事的磋商。經過如此的安排，各地方單位的選舉人也覺得他們已成為一種民意上的機構，除非他們階層里和地方上的陳情表獲得答復，他們責無旁貸。於是以巴黎為首，此地既為國都，又有沙龍為時尚人士討論政治之處，產生了不少期刊和小冊子煽動革命情緒。此後，巴黎的407個「選舉人」，在選出三級大會的代表之後，經常集會，巴黎公社及國民軍（National Guard）由此選舉人的會議而產生。這些機構與組織，和巴黎政客經常聚會的俱樂部，成為策動革命的基本力量，以後他們既維持秩序，也策動暴民。其他各地區的情形也大同小異，1789年巴黎的騷動一開始，舊體制派往各處的省長（intendants）逃避一空，政府的組織已經瓦解，各市鎮大致仿效巴黎的辦法，除了傳達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詳下）的法案外，已不接受國王所轄行政系統指揮。

所以舊體制力量脆弱，是局勢脫離掌握之一大主因。這種情形，也使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接近，而不能與德國的統一運動相比。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眾首先沖入傷病軍人大廈，取得滑膛槍32000支，隨後進攻巴士底監獄，其目的在於取得兵器與火葯，解除這要塞對巴黎市民的威脅，並非所謂解放囚人。消息傳到各處，很多市鎮與鄉村群起響應，農民進攻貴族的堡壘。

為簡便起見，大革命可以分作兩個階段敘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級會議開幕到1792年8月，歷時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憲。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職權，革命由溫和走向極端，終至恐怖時期（reign of terror，簡稱恐怖Terror），後因「熱月反動」（Thermidorian Reaction）才得結束，時為1794年7月，後期也歷時近兩年。此後迄拿破崙於1799年11月兵變奪取政權為止，其間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頓的時期。

三級會議召開時，第三級代表約600人，第一二兩級各約300人。起先國王和議會堅持按照1614年的成例，三級分開討論表決，如果某一議案獲得兩級的同意即算通過。顯然的，這樣無法對國家體製作任何更革，即想改變方針與政策也必困難重重。所以第三級的代表主張所有代表一堂磋商，集體表決，在這主張之下，三級會議變成了「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這組織後來自稱「憲法制定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由憲法制定會議參加產生的代議政治機構稱為「立法會議」[Legisla- tive Assembly），於1791年集會。以上都與革命後期的「國民會議」[National Convention]不同）。因為國王封鎖議會的場所，這些代表聚集於凡爾賽宮室內網球場，也鼓動一部分代表下級僧侶和前進派的貴族參與，又怕國王以武力壓制，與會的人簽名誓約之上，內稱除非達到目的，決不分散。其中提到國民大會之召開，其目的在「草擬憲法，給國家以新生，並且釐定君主制之正確原則」。

這樣展開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勢已無法掌握，就指令第一級和第二級的代表一體參與。他的讓步並非出於開明主見，而是於內外的威脅，而巴黎既感到糧食恐慌，又不知道國王意向所在。他集中軍隊於巴黎內外以防止暴民蠢動，保護國民大會的安全。但是所謂暴民既經組織，實際已是革命的群眾力量，和國民大會里一部分代表之護身符。

三級會議於5月5日集會討論，6月20日有網球場誓辭，6月25日巴黎公社組織就緒，7月14日巴士底監獄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巴黎巡視，希望撫慰眾情，10月5日仍有巴黎街頭婦女6000多人冒雨手執標槍，又挽兩門炮，跋涉12英里，到凡爾賽宮向國民大會和國王請願，提出「要麵包」的要求。由於她們後面還有國民軍兩萬人的支持，國王與王後被迫由凡爾賽遷往巴黎的特拉里茲官（Tuileries）。兩周之後，國民大會在巴黎開會，從此彼此都在巴黎群眾陰影之下，巴黎公社所指揮之群眾或暴民，對以後國事的進展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時至今日，這些事跡還找不到確切的解釋。即如巴黎的暴動與婦女的示威，顯然有人策劃主持。他們是誰？當初目的何在？雖說歷史家各有猜測，最可能從中獲利的乃是奧爾良公爵（cde Orleans），當今國王的遠房叔父，他自己想做立憲君主，也可能是賽亞司和米哈波預聞其事，甚至有人懷疑，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成名，今被公推為國民軍司令的拉法葉（LaFayette）。還有幾個辦報紙的主筆，也被指責唆使主動，卻沒有人提出可靠的證據。總之從人身方面的觀察，很難寫出此中確定的歷史。

並且1789年收成良好，糧食問題也一度解決，緊張的空氣業已和緩。那麼何以以後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開，而且內戰與斷頭台上之不斷流血，仍在3年以後產生？

國民大會決議接收寺院的地產，廢除什一捐，將各種封建義務解除，人身的義務亦無條件廢止，土地的義務則以代價贖取。又通過了「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揚「凡人自出生及至今統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權力，僅在共同的功利之條件下產生社會上的差別」。此外又列舉這些權利為「自由、財產權及抵抗壓迫的權利」。公民一體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憲法則將公民分為「現役公民」及「非現役公民」二種，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賦稅，享有選舉權。1791年召開的立法會議，即依這樣的程序產生，其組織為一院制，所以沒有貴族平民的區別，僧侶更不在話下。國王對立法會議通過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決權（立法會議兩年一屆，國王對同一法案可以在兩屆否決，所以否決有效期間共為4年）。應付當前的財政問題，則決議發行一種紙幣，稱為「交付券」（assignats），以沒收寺院之地產作擔保。

看來這些條款所包括的改革極為廣泛，其步驟則和緩而帶妥協性，為什麼如此的方案不能化干戈為玉帛？其中必有蹊蹺。

廢除封建特權，並非在國民大會里經過詳細審查與考慮而通過，而是少數預謀的人決定在傍晚5時開會（1789年8月4日），會議延長到清晨兩點而獲得表決，其辯論的程序也預有布置。像這樣一種重要的改革，務須有關的人大部分承認這是眾望所歸，積極進行，才能希望克服技術上的困難。可是事實上立法時，就希望其行動有如「魔術」，所以宣傳的成分多，實際的功效少。這時候，法國殘余的封建因素並非整體的可以耳聞目見，而是在農村中滲入各種經濟生活之中，如「聲望」即附帶著特權；在很多情形之下，人身義務與土地義務不可區分；不少封建特權出於霸佔，又有一些出於契約。即讓農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價贖清，技術上也困難重重，況且有些土地又經受領人佃讓與人，更不知何人可以佔得便宜，領主則借口除非收有贖金，特權仍保持如舊，並且東西南北，各地情形不一。所以國民大會一紙法案，只產生了千般萬樣的糾紛。有些農民爭取法案給他們的利益，一直糾纏到1793年，其情節即是一種「道地的內戰」。

沒收寺院地產、廢除什一捐好像輕而易舉，可是後來牽涉更廣。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們手下的收入，國會就決定對他們發薪水，所以全部宗教人員成了政府雇員。又因為此時整理全國的行政區域（參照上節法國行省有中央及邊區的分別），全國領土各按境內山河劃為大致面積相等之行政區（depart－ments），於是舊的主教區裁撤，新的主教區與行政區重疊。在政教合一的方針之下，國民會議於1791年通過「宗教人員民事組織法案」（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規定主教由選民推舉，不再由教皇認可，並且所有僧侶要宣誓盡忠於國家。一位現代作家認為這一舉「中斷了全國的團結，內戰於是開始」。

一般非信徒甚難掌握此中奧妙。羅馬教會由基督授命於保羅而產生，主教千百年來衣缽相傳有天神降命於人的意義。很多宗教人員已經覺得裁減主教人數、更改他們轄區之不當。因為在神學的立場上講，這些措施已經污褻了他們的神聖使命之根源。至於向人間政府宣誓，等於將所有的主教方丈改業為政治指導員。一部分僧侶比較達觀，覺得為主服務和民事管理可以視作兩途，但是贊成宣誓的少。160個主教之中，只有7人宣誓。後來教皇斥責「組織法案」，更加深了法國內部的分裂。愛國人士

4. 你如何看待法國大革命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1789大革命受北美十三州獨立戰爭的影響，對千年貴族的殘酷統治說不，砸碎舊社會，破壞大，傷害大，血流成河，屍堆如山。但它埋葬了落後的制度，促成社會向更公平更公正更自由的方向發展，捍衛了道義。女人生小孩尚會大出血，何況誕生一個巨大的新社會。也許，背叛上帝，被逐出伊甸園後，亞當和夏娃的後代就註定要承受此種痛苦。

5. 如何評價法國大革命

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是世界歷史上比較徹底的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它摧毀了法國的封建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並推動了歐洲各國的反封建斗爭。
——————————>來自初中歷史教科書
從巴黎人民攻佔巴十底獄到熱月政變，法國大革命經歷了五年的歷程，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在三次起義中，人民群眾都顯示出了偉大的力量，一再把革命從危機中挽救過來，並推動它進一步向前發展。法國大革命勢世界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它不僅結束了法國一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而且震撼了整個歐洲大陸的封建秩序。這次革命也為此後的各國革命樹立了榜樣，因此具有世界意義。
註：對法國大革命結束的時間，歷史學家有著不同的看法。在法國，通常有三種：以熱月政變為大革命的結束：以霧月政變為大革命的結束：以波旁王朝的復辟為大革命的結束。在我國，以熱月政變的開始作為大革命結束的比較普遍。
——————————————>高中歷史教科書
1789年7月14日,巴黎起義人民攻佔象徵封建統治的堡壘——巴十底獄，標志這法國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開始。
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是一次最深刻，最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它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和成就，「通過自己的猛烈錘擊，象施法術一樣把全部封建遺跡從法國地面上一掃而光」，其影響遠遠超出法國范圍，從根本上動搖了歐洲的封建專制制度的基礎，有力地推動了歐洲資產階級及拉丁美洲的民族獨立的運動。可以說，整個十九世紀，即「給予全人類文明和文化的世紀」，都是在法國革命的標志下度過地。
這樣一次偉大地革命，不是偶然發生的，是法國社會長期孕育著的矛盾的發展和斗爭的結果。

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意義

法國大革命製造了許許多多的迷思，而它呈現在一般大眾面前的諸多象徵，其實就正如瑪麗皇後那句無中生有地被傳揚開來的「名言」～ 「倘若沒有麵包，何不讓他們吃蛋糕？」 那樣的不真實。大革命並沒有徹底「革」掉了波旁王朝：波旁家族於1814年卷土重來，而如果說他們在十六年後終於還是丟掉了王位的話，那也是由於查理十世(Charles X，即前阿圖瓦伯爵)的愚蠢而非其他。

大革命也沒有造成法國的高度浴血：整個恐怖的共和二年期間，全國遭到處決的人數，不過只是與一天當中於滑鐵盧(Waterloo)戰役里倒下來的人數相近。雖然確實的數據再也無法知曉，但1944年法國解放後被處死的人數，顯然就要比前者來得高。合法而不公正的死刑判決是不應被量化的，但其中的比例卻也一定反映了當時的情形。

就二十世紀的標准來看，這些流血事件其實都只局限於一個很有限的規模。

大革命也沒有將貴族趕盡殺絕；它甚至沒有導致這些人的財產被沒收。

貴族的出身難免激起猜疑並使他們比別人更容易遭到逮捕，但這個身分本身卻從未因此而成為一種犯罪的烙記。某些望族的確蒙受了非常慘重的人命傷亡，但在一萬四千名恐怖統治及內戰時期的受害者中，只有區區的一千一百五十八人是貴族。另外有約一萬八千名的貴族逃離這個國家，並發現他們的財產正面臨被充公的極大危險。

不過，這些人巧思鑽營，總是常常規避過相關法律。王朝復辟之後，法國境內最富有的一群人，還是一如既往地由貴族地主擔綱。許多資產階級成員無疑已成功地為自己打造出一個革命前根本就不可能達致的事業生涯，然而不論是屈身於拿破崙還是復辟後的波旁王朝政權底下，中產階級都不曾擁有過顯著的政治權力。

通貨膨脹與二十年戰爭下導致的經濟生活扭曲，雖使極少數的個人得利，卻妨礙了整體的工業發展；社會上的影響力與威望仍為價值觀及生活方式上仍屬「貴族式」的軍方所壟斷。

所謂「革命帶給了小農們土地」的說法，也幾乎同樣具有誤導性。1789年時，法國的小農早就已擁有了全國約三分之一的土地，他們看來似乎並沒有在教會及流亡者的損失中得到太多。地主們不論貧與富，都從什一稅的廢除中沾到了好處，而農村社區整體而言確實也擺脫了不少惹人厭煩的事物和某些壓迫性的封建義務。如今或許已有更多的土地可供租用，但其衍生之利潤卻大多仍為地主所享用。革命結束後，鄉區暴力事件的趨緩，意味著生活環境已不再如此教人緊綳，但這恐怕主要還是因為土地的人口壓力減少才帶來的。

大革命無疑製造了不少個人成功的事例和一些災難，但沒有一事足以說明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階級間生產工具擁有權的轉移。真的頂多隻是加速了致富成功的城鎮居民晉身地主社會之過程；以及較興旺之小農們，開始有機會建立本身的財富和自尊。

大革命的重要性其實不在這里，而在他處。它對法國人生活層面帶來的影響極大，但卻不易精確定義。正如時人在創造出「舊制度」一詞時所領會到的一般，革命為一種生活方式畫下了休止符。舊制度義涵著一個君權神授的君主政體，一個積極涉入國家行政的自主教會，以及一個階層化社會。

大革命把一個原本階級化的社會及各省步伐不盡一致的王國，蛻變為一個「財產」較「出身」或「眾意」都來得重要的統一國家。雖然良好的出身依舊可以換來尊敬，但這一點如今憑藉著可觀的財富也可以辦到。

此外，法律成了法典化的原則，不再僅僅是一些地方慣例。至於革命的政治遺產，則是憲政政府和一個至少在理論上人人平等的開放社會。這是法國第一次夠格被稱做是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此後，法王再也無法一意孤行。一直到經過革命的洗禮，法國的政府與社會才開始共享了英國的某些既有特質。

在十九世紀，法、英兩國都已可稱得上是自由國家，而與奧地利、普魯士及帝俄形成了尖銳的對比。

與英國不同的是，革命後的法國是個已經和傳統割裂的國家。訴諸於傳統，在法國，往往只會帶來齟齬而非諧和。

無庸諱言，許多老觀念與態度確實獲得延續，並橫越了革命所造成的鴻溝。舉例來說，波旁王朝中央集權的行政模式，直到目前為止仍然照行不誤。而革命前就已存在的文化沙文主義，則為共和分子相信法國已再一次成為世人楷模的信念所強化。

但除此之外，大部分的傳統事物其實都已經被掃地出門。這種情況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極端的觀點與想法始終得以在這個仍未完全「消化」革命的國家裡佔有一席之地。曾導致督政府陷於癱瘓的權力「多頭馬車」現象，在往後法國歷史的許多時期里，一再帶來困擾。另一個結果，是把法國造就成一個內部矛盾而吊詭的國家。

自從革命以來，它出現了一方面既較英國貴族化、另一方面又較英國平民化的吊詭發展。法國的中產階級在其姍姍來遲的工業革命創造出一個無產階級前，早已被他們認知中的「社會主義」嚇得花容失色。

十九世紀的法國，一方面仍然保有非常濃烈的天主教氛圍，另一方面卻又彌漫著十分熾烈的反教士情緒。當妻女前往教堂時，家裡的男人卻展讀著伏爾泰著作，這種詭異景象恐怕只有在法國的家庭里才看得到。

簡言之，許多如今都已被視為「典型」的法國事物，其實都是在這場將傳統扯得支離破碎的革命之後，才誕生的產物。

法國大革命也一手顛倒了時人對英、法兩國的不同刻板印象。在此之前，英國普遍被視為社會保守但卻勇於冒險投機，同時政治上則派系拚斗激烈。

反觀法國，則如博馬(P-A-C.Beaumarchais)所言，「一切終歸是些陳腔濫調」(Tout finit par des chansons)，而政府則諸事折衷。

然而，十九世紀時的法國，則蛻變為社會上既非常保守，政治上卻幾乎已無法進行統治的局面。然而，法國大革命和英國革命不同的是，它已在全體法國人的歷史意識里沉澱。

想想看，除了法國，還會有哪一地的報紙會問起類似「如果1958年5月13日(阿爾及利亞墾殖民發動叛亂的日子)就是霧月18日將如何？」這樣的問題。一種對大革命的高度意識，早成了法國人日常呼吸的空氣。它的身影，一再地於1848年及1871年重現。

1940年的維琪(Vichy)政府為驅除這個難纏的幽靈，只得可悲地以「勞動、家庭、祖國」(Travail,Famille,Partie)的訴求，來企圖取代那更能激勵人心的組合：自由、平等、博愛(Liberte，Egalite,Fraternite)。自由法國部隊的軍人們皆以承了「1789年精神」為豪。我們無疑可將「la Revolution notre mere」(法國大革命是我們的母親)這句話譯成英文，但在英文的脈絡里它將變得毫無意義。

大革命的影響不止於此。它是一樁世界性的事件，而不僅只是法國歷史上的一段重要插曲。1789年前，歐洲各強權的政治家們偶爾確實也需應付農民叛亂或城市暴動帶來的動盪，但卻從未碰到過現代意義下的革命運動。

然而，此後革命的威脅不僅不斷在他們的思緒中浮現，有時候甚至真實地逼到他們的眼前。

法國的革命分子訴諸於一些他們相信適用於全人類的普世原則，而非只是針對某個特定時空下的權力要求。做為一項傳說、一種象徵和一個迷思，法國大革命無疑已為世人所共享。這當然並不是因為法國人廢除了內部關稅障礙或領主的狩獵特權。能夠攫住歐洲及整個大西洋世界的思維的，其實是些更簡單與更普通化的價值。

一言蔽之，就是做為一個人的權力主張以及能夠勇於清算檢討過去的能力，並主動地為本身創造足以切合自我需求的憲法、法律及各項建制。

在法國以外，1917年的革命事件也許已經逐漸取代了法國大革命的重要性。即使在法國內部，舊有的象徵也可能已經被迫遜位。然而，不論未來如何演變，法國大革命仍將是法國乃至全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偉大的里程碑。

(取自諾曼．韓普森著，王國璋譯：《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意義。
從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到1794年7月熱月政變，法國大革命共經歷了5年歷程。這場革命的意義有四個方面：
其一，就其規模而言，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
其二，人民群眾在三次起義中都顯示了偉大力量，每當在革命的轉折關頭，都推動革命向前發展；
其三，大革命結束了法國一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它「是真正把斗爭進行到底，直至交戰的一方即貴族被消滅而另一方即資產階級完全勝利的首次起義」；
其四，這場大革命還震撼了歐洲的封建制度，給它們以沉重的打擊。
這場大革命的徹底性更為以後的各國革命樹立了榜樣，因而具有世界意義。正如列寧所說：「它被稱為大革命不是沒有道理的。這次革命給本階級、給它所服務的那個階級，給資產階級做了很多事情，以致整個19世紀，即給予全人類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紀，都是在法國革命的標志下度過的。」

6. 如何解釋法國大革命

Acemoglu、Cantoni、Johnson 和Robinson研究了法國大革命對德國的影響。1792年後，法國軍隊佔領了歐洲許多領土，並將一些新的制度帶到這些地方，這些制度包括強加的拿破崙法典、廢除行會和殘余的封建勢力，引入公平的觀念以及取消貴族特權等。法國對德國的侵略作為一個很好的自然實驗，有助於考察精心「設計」的，強加的制度變革如何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法國入侵並直接控制了德國西部和西北部，但南部和東部地區仍在其控制之外。處理組和對照組由此形成，並成為本文此後分析的基準。法國大革命前，歐洲國家的權利主要被農村的土地貴族和城市的商業寡頭所把持。貴族和牧師在農村創造了極不平等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藉此維持了限制勞動力自有流動的農奴制；城市寡頭通過行會的力量排斥新技術的運用，阻礙了工業化的進程。拿破崙執政後，法國的沖擊迅速擴展到整個歐洲，大量的城市和地區被重組進這個新的龐大的王國。Rhineland（德國萊茵河西部地區）被置於法國的控制之下後，經歷了一些列重要的制度變遷。1794年建立了商業法庭，為後來的商業和工業革命奠定了法制基礎。1795-1798年，封建制度和行會被廢除，一個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得以建立。最重要的當然是拿破崙法典的推行，它使這樣一個封閉的地區重新為新的商業機會打開了大門。但是當拿破崙政權在1815年最終倒台後，過去強制推行的制度在不同的地區經歷了不同的命運。在Rhineland，法國的制度被當地新的精英階層繼承下來，但在另外一些區域，舊勢力完成復辟，改革被廢止。

7. 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原因是什麼該如何評價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原因就是中央集權制，行政管理體制，巴黎至高無上的權力，等級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文人的理論支持，政治自由的缺失，路易十六的改革，而這所有的原因都蘊藏在舊制度里。

怎麼講呢，這場變革在我看來相當於底層勞動人民的自救。大革命爆發前，因為政治自由的缺失，人們注重追逐經濟利益，各個政府不斷向人民索取利益，在農民身上的各種捐稅非常的沉重，但貴族卻可以免稅，資本家通過花錢來購買官爵從而獲得免稅資格。這樣農民與資本家，資本家與貴族之間互相分離並且矛盾重重；農民看似享有自由，但是這種自由卻是病態的……所有這些因素集合起來從而導致第三等級最後奮起革命。法國大革命並不是偶然爆發的，它是眾多因素交織在一起的結果，它也不是全新的，而是舊制度下的一個產物。

8. 法國大革命是怎樣的

18世紀資本主義在法國部分地區已相當發達，出現許多手工工場，個別企業僱傭數千名工人並擁有先進設備。金融資本雄厚。資產者已成為經濟上最富有的階級，但在政治上仍處於無權地位。農村絕大部分地區保留著舊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並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由天主教教士組成的第一等級（1st Estate）和貴族組成的第二等級（2nd Estate），是居於統治地位的特權階級。其他公民如農民和城市平民組成第三等級（3rd Estate），處於被統治地位。特權階級的最高代表是波旁王朝國王路易十六（Louis XVI）。18世紀末第三等級同特權階級的矛盾日益加劇。特權階級頑固維護其特權地位。在第三等級中，農民和城市平民是基本群眾，是後來革命中的主力。資產者則憑借其經濟實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識處於領導地位。

9. 怎樣評價法國大革命

歷史意義
1在革命中 人民群眾顯示出偉大的力量 一再把革命從危難中挽救過來 並推動它進一步發展
2法國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規模足底啊的資產階級革命它不僅借宿了法國的封建制度而且震撼了歐洲大陸的封建秩序
3法國大革命為以後各國的革命樹立了榜樣因此具有世界意義

10. 用80至120個字描述法國大革命的過程

路易十六召開三級議會，迫使第三階級推翻其封建統治，吉倫特派上台後因不限制物價等原因，被以羅伯斯庇爾為首的雅各賓派推翻，雅各賓派上台後限制了物價上漲並且驅逐了外國干涉軍，但因恐怖統治等原因，被熱月黨人推翻，又在七月革命中，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浦為首的七月王朝，至此法國大革命才算徹底結束

PS：可能有點多了，說的還是有點啰嗦，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部分還是市民革命也就是從三級議會到熱月政變這一階段，之後的內容可以再簡略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