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法國大革命寫成三流網文

❶ 法國大革命的詳細內容......

18世紀資本主義在法國部分地區已相當發達，出現許多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廠，個別企業僱傭數千名工人並擁有先進設備。金融資本雄厚。資產階級已成為經濟上最富有的階級，但在政治上仍處於無權地位。農村絕大部分地區保留著封建土地所有制，並實行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由天主教教士組成的第一等級和貴族組成的第二等級，是居於統治地位的特權階級。資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平民組成第三等級，處於被統治地位。特權階級的最高代表是波旁王朝國王路易十六。18世紀末第三等級同特權階級的矛盾日益加劇。特權階級頑固維護其特權地位。在第三等級中，農民和城市平民是基本群眾，是後來革命中的主力。資產階級則憑借其經濟實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識處於領導地位。
1789年5月國王被迫召集三級會議，繼而改為國民議會和制憲議會。7月14日巴黎人民起義，攻佔巴士底獄，革命爆發。8月26日制憲會議通過《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簡稱《人權宣言》），確立人權、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財產權等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議會還頒布法令廢除貴族制度，取消行會制度，沒收並拍賣教會財產。革命初期，代表大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利益的君主立憲派（斐揚派）取得政權。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喬裝出逃（參見路易十六齣逃事件），企圖勾結外國力量撲滅革命，中途被識破押回巴黎。廣大群眾要求廢除王政，實行共和，但君主立憲派則主張維持現狀，保留王政。君主立憲派制定了《一七九一年憲法》，召開立法會議，維護君主立憲制，反對革命繼續發展。
第一、二等級和大資產階級的取得了妥協，但和佔法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和城市平民的矛盾依然沒有緩和，相反，人民在斗爭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起義，推翻君主立憲派統治，逮捕路易十六國王。9月21日召開國民公會，次日宣布成立法蘭西共和國。
8月10日巴黎人民起義後，吉倫特派取得政權。9月20日法國軍隊在瓦爾密戰役中打敗外國干涉軍。由普選產生的國民公會於9月21日開幕，9月22日成立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吉倫特派執政期間頒布法令，強迫貴族退還非法佔有的公有土地，將沒收的教會土地分小塊出租或出售給農民，嚴厲打擊拒絕對憲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貴族。1793年1月21日，國民公會經過審判以叛國罪處死路易十六。
吉倫特派把主要力量用於反對以羅伯斯比爾為首的雅各賓派、巴黎公社和巴黎無套褲漢。從1792年秋季起，要求打擊投機商人和限制物價的群眾運動高漲起來。以忿激派為代表的平民革命家要求嚴懲投機商，全面限定生活必需品價格，以恐怖手段打擊敵人。吉倫特派卻頒布法令鎮壓運動。1793年2～3月，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各國組成反法聯盟，加強武裝干涉；國內也發生大規模保王黨叛亂。4月，前線的主要指揮、吉倫特派將領迪穆里埃叛變投敵。在革命處於危急的時刻，巴黎人民於5月31日～6月2日發動第三次起義，推翻吉倫特派的統治，建立起雅各賓派專政。
雅各賓派頒布《雅各賓憲法》，廢除封建所有制，平定吉倫特派叛亂，粉碎歐洲君主國家的武裝干涉；但仍保持反勞工的《列·霞飛法》和《農業工人強迫勞動法》，並鎮壓忿激派和埃貝爾派。
但不幸的是，雅各賓派過激和恐怖的政策，也使它走向分裂和內訌，陷於孤立的羅伯斯比爾也末能完全守護住法國革命的成果，而反法同盟一而再地被各歐洲封建君主拼湊起來，它們一輪輪地圍剿法國革命，企圖恢復法國波旁王朝的封建政治。1794年7月27日，雅各賓中被羅鎮壓的右派勢力發動熱月政變，逮捕了羅伯斯比爾和聖鞠斯特，建立熱月黨人統治。這時革命最危急的關頭已過去，熱月黨人成立了新的革命政府－－督政府，他們清除了羅伯斯比爾時期的革命恐怖政策和激進措施，建立了資產階級的正常統治，維護了共和政體，在法國國內維護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
但國外圍剿革命的勢力仍是濁浪滔天，此時，督政府中又一個新的政治明星應運而生，他就是拿破崙，歷史又淘汰了熱月黨人，在「霧月政變」中，年輕的拿破崙執政，擔負起了掃盪歐洲封建勢力、最後鞏固大革命成果的重任。
法國的革命力量就是這樣一波一波地行進，一批人完成了特定階段的歷史使命，就被歷史無情地淘汰，如此行進直到革命的成功。這次革命摧毀了法國封建專制制度，促進了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也震撼了歐洲封建體系，推動了歐洲各國革命。
編輯本段二、托克維爾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解釋
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被公認是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一部經典之作。在這部著作中，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起因與後果提出了一種開創性的解釋。這種解釋並沒有給出一種完美的結論，而是提出了引發後來者思考與探索的問題
托克維爾明確指出：「它（大革命）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確，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僅僅是一件長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築也同樣會坍塌……只是它將一塊一塊地塌落，不會在一瞬間崩潰。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成就的事業。這就是大革命的業績。」這段話可以說是表達了托克維爾解釋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舊制度下社會演進的結果。
在深入研究舊制度的權力結構之後，托克維爾指出：「如果認為舊制度是個奴役與依附的時代，這是十分錯誤的。」他發現，舊制度乃是向今天人們所說的「現代性」過渡的轉型階段，是兩種體制的復合體，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紀封建制度的殘余，另一方面是不斷強化的中央集權制。正是這種社會轉型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法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發。這種因果聯系恰恰與人們想像的那種"壓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種悖論的方式發生的。
托克維爾通過比較研究，獨具慧眼地發現了一個吊詭現象：「有件事看起來使人驚訝：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余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就歐洲而言，法國當時並不是封建權利最深重的地區，相反，它卻是封建權利壓迫最輕的地方。這是因為法國早已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農民完全擺脫了領主的統治，而且已變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為如此，農民對殘存的封建權利就更難忍受。作為土地所有者，農民才會對封建制度強加在地產上的多種負擔感到痛苦和憤慨；貴族不再擁有統治領地的權力，貴族的特權乃至他們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說，不是貴族個人變得窮凶極惡，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會心理的變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種政治制度，但它仍舊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龐大的一種。范圍縮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們說得有道理：摧毀一部分中世紀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
不過，相比之下，托克維爾認為，各階級之間的緊張關系之所以加劇，主要是中央集權制的作用。
與許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維爾認為，中央集權制不是大革命的產物，而是舊制度的產物。法國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歐洲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在王權中央形成了一個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權於一身的統一權力機構，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總督總攬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權力，中央集權制的政府幾乎達到了對全國的全面絕對控制；更有甚者，舊制度實行官員保護制，專橫地庇護大小官員。這樣，中世紀各地區、各人民團體和個人的政治自由權利也統統喪失了。這里應該指出的是，托克維爾顯然是把政治專制與行政集權混為一談了。
托克維爾承認，這種中央集權政府是舊制度的一項成就，是舊制度下「所有活著、動著、生產著的東西」的「新的根源」，也是舊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後保存下來並且能夠適應新社會的政治體制。但是，他也發現，這種單一的中央集權制既是舊制度時期社會動力之源，也很容易成為千夫所指之的。「由於中央政權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個中央政權和個人之間，只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府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結果，這就導致了人們對中央集權政府的絕對依賴，而這種絕對依賴又很容易轉變為另一個極端：當中央政府不能滿足人民心願時，便產生人們對中央政府的極端仇恨。由此托克維爾得出結論：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和巴黎的至高無上地位，是法國多次革命的主要條件之一。
托克維爾還發現，正是中央集權制的發展，造成法國階級分離的加劇，使法國社會變成一點即炸的火葯桶。首先，三級會議的停開，使得第三等級（主要指資產階級）與貴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沒有聯系。其次，與一般人們想像的相反，貴族的種種免稅特權不是中世紀的遺存，而是中央集權制發展的結果。王權逐漸剝奪了貴族的政治權力，但是，為了安撫與王權對立的貴族階級，作為一種交換，「自15世紀到法國革命，免稅特權一直不斷增長。」貴族享有的各種特權尤其是免稅特權徹底導致了資產者與貴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為了獲取免稅特權，資產者設法住進城市並在城市中獲得職位，這就導致了資產者和農民的分離。第四，農民成了被遺棄的階級。不僅其他階級都離棄農民，而且政府對農民極其冷酷無情：把各種捐稅徭役負擔強加給他們，以嚴酷的司法對待他們。各階級之間彼此隔離的惡果，一方面是「再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約束政府，（但）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援助政府」，也就是說，政府實行分而治之，最後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階級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敵，「在被重重障礙長期隔絕之後彼此重新接觸時，他們首先觸到的是他們的傷痛處，他們重逢只不過是為著互相廝殺。」
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發的眾多直接因素時，托克維爾論及思想文化、宗教習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強調啟蒙運動和王權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進一步揭示了詭異的歷史現象背後的歷史因果鏈條。
啟蒙思想為大革命做了准備，這是常識。民主派把大革命視為啟蒙思想的正義原則的實現，保守派則把大革命歸咎於文人的蠱惑。與他們不同，托克維爾所要探討的是啟蒙思想的思維特徵及其得以產生和傳播的社會條件。
托克維爾發現，啟蒙思想滲透著「抽象的文學政治」，主張「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復雜的傳統習慣」。這種文學化政治思維之所以形成和傳播，是因為法國缺乏政治自由。與英國不同，法國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形成兩個明確分割的區域，作家們沒有參加社會實踐，因此他們只會高談闊論。熱衷普遍性的理論，對於文人來說可能是美德，但對於政治家來說則很危險。至於為什麼這種文學化政治思想會支配法國的政治生活，托克維爾則主要不是分析啟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強調舊制度下法國人的普遍精神特徵。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國度里，普通人身受舊制度種種弊端之苦，但看不到醫治具體社會病的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維：「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貴族、資產階級因長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經驗，因此對於那種文學化政治理論的危險性毫無所知。貴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為座上賓。國家高級官員也只精通行政事務，而不懂得治國安邦的根本法則，不能理解和預見社會潮流的動向及後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時髦的政治言辭。結果，全體法國人都「拋棄了現實社會，沉湎於虛構社會。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將來可能如何，他們終於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里了。」
舊制度政府推行不徹底、半途而廢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發，這是托克維爾的一個獨到而重要的發現。他指出，路易十六統治時期作為末代王朝卻是迄當時為止社會經濟發展最迅速的時期。他認為，盡管整個社會機器破舊簡陋，但是這背後有兩台發動機在推動公共繁榮，一是以上層階級為標志的整個民族的覺醒，二是「依舊強大卻不再實行專制、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與我們的「常識」相反，在托克維爾筆下，路易斯十六政府乃是一個開明君主政府：國王實際上尊重和服從公眾輿論；政府鼓勵經濟發展、實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還嘗試改革，屢試屢敗、屢敗屢試。但是，恰恰是路易斯十六政府的局部的開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發。托克維爾描述了這其中的微妙之處：
政府發起各種公共建設事業，與政府有金錢關系的人數驚人地增長，許多人萌發了發財暴富的慾望，但是，專制政府的財政管理不善使得宮廷的劣跡變成了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與政府關系最密切、最維護政府的那批工商業資產階級也就變成了最激進的改革要求者；
國王和政府官員公開討論社會政治弊端，國王屢屢試圖減輕下層民眾的負擔，如廢除農民的勞役制和手工業的行會，再如為消除額外增派而實行軍役稅公開措施，甚至要廢除貴族的免稅特權，這些口惠而實不至、半途而廢的改革只是起了喚起民眾不滿情緒的作用；
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眾的私有財產，對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賴，在飢荒時期強行實施徵集制、食品強制出售和最高限價等措施，對窮人實行嚴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這些都是政府現身說法對民眾進行革命方式教育；
大革命前夕（1787），路易斯十六政府對司法部門、省級行政機構進行改革。這項改革「希圖一舉變革舊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積年沉痾」，但是改革打亂了原有的權力秩序，使得每一個公民彷彿覺得「國家政府突然間更換了所有官員，更新了所有準則……所有法國人感受到了一種微小的特殊波動。」在這種人心普遍浮動不安的情況下，「最後一擊便使它（國家）整個動搖起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動盪和最可怕的混亂。」
托克維爾總結說：「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沖塌神聖羅馬帝國大廈的力量來自西方。1789年法國爆發了革命。在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從中世紀早期延續至今的封建社會制度被盪滌。三權分立和人權保證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魯士和奧地利企圖以武力對這個鄰國的事務進行干涉，結果慘遭失敗，引起了革命軍的反攻。在繼承了法國大革命遺產的拿破崙軍隊的沖擊下，神聖羅馬帝國最終土崩瓦解。法國佔領了萊茵河左岸。為了賠償這些地區前主人的損失，進行了犧牲較小的，尤其是宗教的侯爵領地的大規模土地重劃：根據1803年的帝國代表聯席會議的決定，大約400萬臣民換了君主。中等邦國坐享其成。它們中間的大多數於1806年在法國的庇護下結成萊茵邦聯。同年，弗蘭茨二世皇帝退位，神聖羅馬帝國就此壽終正寢。
法國大革命並未蔓延至德國。雖然在過去的年月里這里一再有個別人士試圖消除貴族和市民階層之間的界線，也有重要人物將西邊的變革當作新時代的開始來歡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卻無法躍至德國，因為同中央集權的法國相反，帝國的聯邦制結構阻礙著新思想的傳播。除此之外，革命的發源地法國對德國人來說，乃是敵人和佔領國。同拿破崙的斗爭實際上變成了一場新的民族運動，最後上升為解放戰爭。社會變革的力量對德國不無影響。首先在萊茵邦聯諸國，然後是普魯士開始進行改革（同施泰因、哈登貝格、沙恩霍斯特、威廉·馮·洪堡等人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其目的是最終拆除封建障礙，建立一個自由的、擔負起責任的資產階級社會：廢除農奴制、實現營業自由、城市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普遍服役義務。但是，許多改革方興未艾就半途而廢。公民在大多數情況下仍不得參與立法；只有幾個主要在德國南部的邦君遲疑地制定了憲法。
編輯本段三、攻佔巴士底獄——法國大革命爆發
在法國巴黎市區的東部，有一個巴士底獄廣場。200年以前，舉世聞名的巴士底獄曾經聳立在這里。巴士底獄是一座非常堅固的要塞。它是根據法國國王查理五世的命令，按照12世紀著名的軍事城堡的樣式建造起來的。當時的目的是防禦英國人的進攻，所以就建在城跟前。後來，由於巴黎市區不斷擴大，巴士底獄要塞成了市區東部的建築，失去了防禦外敵的作用。到18世紀末期，它成了控制巴黎的制高點和關押政治犯的監獄（當時一共只關押七名囚犯）。
巴士底獄高100英尺，圍牆很厚，有8個塔樓。上面架著15門大炮，大炮旁邊堆放著幾百桶火葯和無數炮彈。它居高臨下，俯視著整個巴黎，活像一頭伏在地上的巨獸。凡是膽敢反對封建制度的著名人物，大都被監禁在這里。巴士底獄成了法國專制王朝的象徵。
多少年來，人們像痛恨封建制度一樣痛恨這座萬惡的巴士底獄。許多人曾經作過推倒巴士底獄的嘗試，可惜都沒有成功。然而，人們的希望沒有落空，他們終於盼到了這一天。1789年，法國爆發了大革命。巴黎的警鍾長鳴，工人、手工業者、城市貧民紛紛湧上街頭，奪取武器，開始了武裝起義。
法國人民早就痛恨國王、僧侶和貴族。僧侶是當時法國封建社會的第一等級，貴族是第二等級。其他各種人都歸入第三等級。第一、第二兩個等級的人數不過20多萬，只佔全國總人口的1％。但是，他們有錢有勢，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法王路易十六就是他們的總頭子。他同僧侶貴族狼狽為奸，弄得民不聊生。新興的資產階級也因為政治上沒有權力而受到欺壓。
18世紀後期，國王和他的大臣們眼看國庫空虛，就用盡一切辦法搜刮錢財，好繼續吃喝玩樂。為了這些，他還在1789年召集已經停止了175年的「三級會議」來籌款。可是，第三等級的代表識破了國王的詭計，他們趁開會的時機，提出了兩點要求：第一，限制國王的權力，把三級會議變成國家的最高立法機關；第二，改變按等級分配表決權的辦法，要求三個等級共同開會，按出席人數進行表決。國王路易斯十六聽了這些要求，暴跳如雷，認為第三等級大逆不道。他偷偷把效忠王朝的軍隊調回巴黎，准備逮捕第三等級的代表。消息傳出來以後，巴黎人民群情激憤，怒不可遏。於是，醞釀很久的一場大革命就這樣爆發了。
1789年7月13日這一天，手執武器的人群攻佔了一個又一個的陣地，巴黎市區到處都有起義者的街壘。到了14日的早晨，人民就奪取了整個巴黎。最後只剩下巴士底獄還在國王軍隊手裡。
「到巴士底獄去！」起義隊伍中響起了呼喊聲。起義者不約而同得從四面八方湧向巴黎的最後一座封建堡壘。
守衛巴士底獄的士兵從房頂上和窗戶里向起義者開火，塔樓上的大炮也開始轟擊。
沖在前面的起義戰士被暴風雨般的火力壓住，無法接近巴士底獄，大家就從周圍的街壘向巴士底獄還擊。他們沒有大炮，只有從各處尋來的一些舊炮，甚至幾百年前鑄造的長滿鐵銹的古炮也加入了戰斗行列。他們沒有炮手，只有一些自告奮勇的人出來開炮，一個名叫肖萊的賣酒人居然成了炮手。然而，這些古炮和舊炮在被戰斗激發起昂揚情緒的起義者手裡，終於發出了轟鳴。一排排炮彈撞擊在監獄牆上，打得煙霧彌漫，磚屑紛飛。可是因為圍牆太厚，還是無法攻破，而起義者已經有了傷亡。
1個小時過去了，戰斗沒有什麼進展，圍攻巴士底獄的人卻越來越多。人們十分著急，有的人乾脆拿著兩個火把，勇敢地沖到拱門前，把要塞的衛兵室和軍人食堂點著了火，可是對於要塞和塔樓還是毫無辦法。一個假發製造師想用火把點燃要塞的硝石庫，但沒有成功。有人喊道；「用磷和松脂混在一起，燒敵人的大炮！」但是炮位太高，根本夠不著。
這時候，從陣地後面又傳來一個洪亮的聲音：「我們現在需要真正的大炮和真正的炮手！」於是大家鎮靜下來，都在等待著，張望著。兩個多小時以後，一門威力巨大的火炮被拉來了，有經驗的炮手也找到了。不一會兒，猛烈的炮火射向巴士底獄。一部分守軍終於舉起白旗投降了。吊橋徐徐放下，起義群眾冒著另一部分拒降的守軍射來的彈雨，沖了進去，解放了被關押的七名囚犯。
攻佔巴士底獄成了全國革命的信號。各個城市紛紛仿效巴黎人民，武裝起來奪取市政管理權，建立了國民自衛軍。在農村，到處都有農民攻打領主庄園，燒毀地契。不久，由人民組織起來的制憲會議掌握了大權。這一年，制憲會議頒布了「廢除一切封建義務」的「八月法令」，緊接著又通過了著名的《人權宣言》，向全世界庄嚴宣布了「人身自由，權利平等」的原則。
編輯本段四、法國大革命的思想根源
法國大革命的發生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在18世紀上半葉，著名的思想啟蒙運動就以不可阻擋之勢深入人心了。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等傑出的思想家和哲學家提出了一系列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抨擊封建專制制度，為大革命的爆發准備了條件。
編輯本段五、法國大革命的影響
法國大革命摧毀了法國的封建統治，傳播了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的進步思想，對世界歷史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❷ 法國大革命過程和影響

法國大革命發生於18世紀末葉，俄國的十月革命繼二月革命之後，同時發生於1917年，中國的長期革命，迄今則已逾一個世紀，這200年來的事跡，及於遠東與泰西，當中地理環境各不相同，社會背景也千頭萬緒，其成果當然極不一致。可是從長時間遠視界來看，以上三種運動，皆發生於具有大陸性格的國家，也都被強迫放棄過去以農業為國民經濟本位的體制，而採取以數目字管理的趨向。

這三個國家在改革的過程中遭遇重重困難，由於過去農業體制積習過深，政治上中央集權牽涉過廣，所以不容易脫胎換骨。新社會需以商業習慣為前提，其活動以低層結構的功能為准據。法國的舊體制（ancien regime）、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和傳統中國，不能立刻順應環境，也實由於其現存體系中無法產生各項經濟因素完成自由交換之公式和法則，以適應此需要。

這三個國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歸咎於過去組織過於簡陋。他們都曾回光反照，表現出官僚組織（bureaucracy）的特長。法國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稱「朕即國家」，可見其享國時之叱吒如意。沙俄之凱撒琳二世（1762-1796在位）和亞歷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為「開明專制」期間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時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異曲同工。然其號召力量之雄偉，有賴於18世紀及以前的環境與背景。一到資本主義與重商主義，不僅這些國家的組織與結構不能與之抗衡，連其本身之存在都發生問題。甚至過去的行動與設施，反成為今朝的阻扼與障礙。

階級斗爭都曾在以上三種運動中被提出。列寧提倡「所有權力交付蘇維埃」，顯然在仿效法國大革命時「山嶽黨」（Montagnards）利用「無褲黨」（sans－culottes）（詳下）的戰略。中國在文革期間組織所謂「造反總司令部」，亦非獨出心裁，因為「造反委員會」（insurrection comite）也曾在18世紀末年的巴黎出現。可是法、俄、中所遭遇的艱難困苦，實由於社會上與經濟上的不平等，而階級利益的沖突，是一切問題的重心？反過來說，是否由於法國、俄國和中國的經驗，今後全世界的決策只有朝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走，因為它才是「真金不怕火」？

問題尚不只此。資本主義之為一類組織和一種運動，固然發生於法國大革命之前，但是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卻因法國大革命及其過程而產生（詳第一章），所以至今也有近兩百年的歷史。以後的發展，尤以最近在中國大陸和蘇聯的發展，這名詞與社會主義對立的一個觀念，是否仍能原封不動，至此也成疑問。本書引用歸納法，主張先將法國、蘇聯與中國進入數目字管理的程序，或企圖進入這境界的經驗提出。我們從技術的觀點出發，如果能將上述三種運動作切實的解剖，再參照以前各章的資料，應能在下章作結論時，對以上各問題提出一個較客觀卻更具體的答復。

法國的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是一個極容易產生爭執是非的題目。史學家勒費弗（Georges Lefebvre）曾於1932年寫出：「舊體制已將法國農業史擱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將此工作完成。」這種說法不能獲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費弗又在另一書里提及：「資本主義的進展，並沒有在這十年之內加速。相反的，環境只使它減低。」其實勒氏的兩種說法雖有矛盾，但仍可同時立腳。因為前者所言系指資本主義為一種制度，所涉及的為組織；後者則系實際存積資本的數量和動員人力與物力之程度。一種是長期間的看法，一種是近距離的論斷。可是這當中的差別極容易引起誤會。

從人身經驗寫歷史，糾纏更多。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學第一位任法國大革命專題教授的奧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門徒馬迪茲（Albert Mathiez）在本世紀初年的辯論。法國大革命的後期，過激派以丹東（Danton）、馬拉（Marat）及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為領導人物，馬拉被女刺客刺殺之後，只剩著丹東及羅伯斯比爾。在奧拉德看來，丹東是英雄好漢，羅伯斯比爾則既虛榮又是書獃子，於是以他個人之好惡，決定革命之途徑。馬迪茲則強調羅伯斯比爾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誠意地為小民謀福利，丹東倒是貪污好貨，隨時可以出賣革命。他們所著的專書不說，又任教職、編輯專刊各數十年。此外撰寫大革命的各種專題著作，也近數千百部，動輒十餘冊，而瑣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棟。本書脫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監獄暴動200周年，法國人士正籌備在紀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預料此時寫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滿目。我們讀他們著作的千百分之一已是精力不繼，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評論？

可是歷史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境域，我們涉豬其間，各人的目標不同。在我們看來，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共通的題目，影響到其他國家的發展。如果我們放棄這段題材不顧，則本書以前各章的事跡無從交代，以後的發展也不便闡揚。在這種國際性的注意力之下，我們所企知的法國大革命，有其示範作用。上章說到美國、日本和德國過去缺乏中央體制，所以新體制之創造，阻攔較少，已給我們預先安排一種假說之中的借鏡，所以我們的觀察集中於18世紀末期，法國突然改組時，技術上所遇到的困難，而不著重人身方面之情節。茲舉一例於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圖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帶傳奇性的一段插曲。本來計劃周密，初步突破難關。只是一離開巴黎，一行人放鬆戒備，國王兩次被識破，車行亦不能保持預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預備接應的人員不得不撤離崗位，馬匹也已遣散。國王抵達華倫內（Varennes）時已黑夜，在此的遲滯是被截獲的一大主因。華倫內已去邊境不遠，也有奧軍准備接應。事之不成，誠然令替國王、王後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歷史家內心也不免忖測：若是天假其緣，使路易平安抵達邊境，以後局勢將起何種變化？可是這種空想不僅無益，反而可能產生錯覺。以後的事實證明，當日法國的問題，已不是加強或甚至改革國家之高層機構所能解決，在這情形之下，國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國大革命有其幕後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復雜又磅礴，當時無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決不會有如此眾多的革命人士與所謂反革命派先後被送上斷頭台。而且這些醞釀的因素出現既突然，在每一階段逗留的時間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勵各人立即爭取主動。勒費弗在敘述1789年10月，巴黎婦人強迫路易自凡爾賽宮遷居巴黎時，寫出：「沒有人能夠夢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見得時人總以為當日的細雨微風已如未來的巨浪與狂飆。

路易十六曾被歷史家指摘為意態游離。最初他有機會出走而不願脫逃，因為逃避責任非王老氣概。巴黎不穩定時，他調兵入防，也有壓制議員的情勢，可是他被亂民威脅時，又不肯動武。他多次謀算王後，臨時又改變主意，只有最後喪身於斷頭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細分析後，我們認為，其缺乏決斷，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局勢不能明朗化。而他對各方的責任觀念，互相沖突，亦不可謂之不真。當革命初開始時，各人無法預知其牽涉之廣，即有少數人作大刀闊斧的看法，日後證明其眼光仍過於狹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進而至君主立憲，又前進一步而成立民國，再進一步修改整個人類的文化，上至倫理宗教，下運歷法及度量衡，最後改變而軍事獨裁，又受國際干涉，其餘波振盪幾十年。在這情形之下，我們更只能體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綽號「老虎總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說，「革命是一個整體，一個大方塊」。因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這也等於說集體的責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單獨各人的責任重要。也因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與法國無直接關系的國家（如中國）之歷史銜接。

責備路易國王之不智不勇，等於責備羅伯斯比爾之不義不仁，更等於責備拿破崙之不忠不信。羅伯斯比爾穿淺藍色外衣，著貴族型馬褲，頭發敷粉。他的親信同黨聖約斯特（Saint－Just）戴耳環，丹東和外國交涉時滲入個人利害，至少是不誠懇的。可是拿破崙也曾被指責與一個聲名狼藉的女性結婚，靠裙帶關系陞官。至於說到以革命起家發財，則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統統裂土稱王，或帶貴族頭銜。而拿破崙在國外的掠奪也不曾公開交代。總之，道德是真理最後之環節，人世間最高品質，一經提出，即無回轉餘地，故事只好因之結束。以上之評論與指摘，都沒有接近我們企圖審察的主題。大革命企圖重訂人類道德的標准，其記錄不應當先被道德問題分割。我們再引用勒費弗的言辭：他說：「道德主義者必贊揚英勇，譴責殘酷，可是他不能解釋事故。」

以下是我們對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術的立場，並在議論中追述革命過程中最基本的事實：大革命之發生，一般認為開始於1789年。其實前一年巴黎的議會（parlement）否定國王抽稅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著國王召開三級會議，已在序幕之前，發出了一個貴族及特權階級不受節制的先聲。此中關系非常重要，因為大革命之發生，並不是某一階級與另一階級發生致命沖突，而是各階層間、各地區間、各種利害錯綜重復。以後革命者倒能看清階級斗爭實為解決問題的一種工具。以後這樣的作法，也見於俄國與中國。

法國之議會與英國之議會（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區設立，不是立法機關，而像高級法庭，也保持類似中國唐朝「門下省主封駁」的作風。所有法令一定要經過議會「登記」，才能生效，於是各行政機關不能置之不顧。而且承封建制度遺緒，司法獨立，非特別強有力之君主無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議會與路易十六的行政機構對立，即釀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時國家的財政也陷入低潮，原來，18世紀法國的軍事政治力量虛有其表，國家靠借債度日，軍隊也靠德國與瑞士之僱傭軍充實行伍。以前幾次的國際戰爭不是慘敗，即是勝負未分；參加美國的獨立戰爭，也算戰勝國，卻又兜上一筆蝕本生意。同時，財政的困難也不能由內部解決，因為宮廷的開銷不及預算6％，而公債攤付的利息即超過預算之半。

當日法國的人口，據估計約在2300萬至2500萬之間，巴黎即超過60萬，以法國資源之富，如果經濟組織有條理，其國計民生較之鄰國，如英國、荷蘭，不應相形見絀。而且法國的國民經濟已有起步的基礎。重商政策自17世紀以來，經過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貝特（Colbert）銳意提倡，法國的造船、海外貿易、紡織、玻璃工業和奢侈品的製造，都有長足的進展，股份公司的組織也和其他先進國家大致同時，巴黎的證券交易所經手投機生意，則一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時期」被停封為止。可是在法制上，這些新經濟因素未能結合成一個自行調節的結構（在我們的眼光內亦即是資本主義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於官僚組織的呼吸之間。後者可以將各種經營特權公開販賣。現在看來，「貪污」二字已不能形容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業不能與農業歸並為一元，其財富基層脆弱，利益只澤潤於一部分人口，與德國落後的情形（詳第六章）相比，過猶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級會議，說明法國實有三種體制。其原則有似中國漢初吳楚之亂以前的封建與郡縣並行，復雜則遠過之。第一級（First Estate）為僧侶，天主教方丈及一般僧尼，為數不逾10萬。他們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統、宗教法庭，又向信民普遍收取什一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產，很多主教方丈實際上是各村莊的領主。僧侶既視察全部信民的養生送死，也管轄到他們的婚姻與遺傳，兼及教育與慈善事業。第一級不向國王付稅，但是傳統上經過磋商自願地向國庫捐助，有時擔付國債利息之一部分，唯無成例數目。

第二級為貴族。總數也不過40萬人。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原來的武士階級，有些追溯到中世紀前的德國血統，有些則是後來加封。另一種是各級法庭的法官、地方經理的首長，大體出資捐官購買。18世紀末年法國的貴族極為混淆，有些極富，有些極貧。一般爵位由長子繼襲，可是也有新貴族頭銜，只及於受者本身。海陸軍軍官由貴族領先，有時身份即包括特權。過去的觀念凡貴族即為庄園的領主，這種情形已不存在。因為法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有時候整個庄園落入平民買主手中。可是封建體制沒有全部取消，有些貴族仍為領主，仍開設庄園法庭。據估計大革命前夕，法國約1／5的士地仍在貴族手中。他們除了向農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堅持其水利權、礦產權與種樹權和狩獵權等。

貴族無集體組織的機構，向他們抽直接稅極為困難。一方面這也由於法國地方政府的組織。歷史的發展使法國領土的中央區域早期就屬國王，中央政府派駐的行政官一般不受限制。可是邊疆的各單位，在歸隸時與國王定有契約，內中也各有世襲性質的地方首長和代議性質的地方機構從中主持，稅收還待磋商。而且庄園制度的繼續存在，更是調查統計難以精密的原因。歐洲封建的成規，從不說明何種產業為何人所有，而只有多數人在同一的土地上此來彼往的享有特權，種地也只好按成規，如此更妨礙農業的增進。此外還有整個一市一鎮享有不同的特權。

第三級為平民，據稱佔全國人口94％，其中大多數為農民。法國穡夫制早已廢除，除了東北角少數地區之外，穡夫已不存在。一般農民可以自由購置產業。自耕農與佃農的比例各地千差萬別。一般的困難為耕地分割過小，農業技術無法增進。過去幾十年來人口大量增加，大多數農民感到生活壓迫。每值天災流行，即有食物匱乏之虞，也影響到市民生活。又據研究，大革命前夕與18世紀初期比較，地租增加98％，物價增加65％，工資只增加22％。所以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況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嚴寒，河水冰凍，食糧既短缺又無法輸送。翌年，城市裡市民失業多至半數，為助長革命聲勢的主因。夏間巴黎的騷動引起各種謠傳，驚擾進入鄉村，而遍及全國。

城市裡的資產階級是革命之領導人。他們爭取本身權利，事誠有之，痛恨貴族享有特權，亦是當然。但是單純的階級利益之沖突，並不是使他們忘身捨命發動政潮的主要動機。因為他們事業成功，也可以與貴族通婚，也可以買爵捐官。只是他們在舊體制之下，感到精神上的苦悶。啟蒙運動以來，種種天賦人權、國民公約的觀念透入人心。思想和知識與社會環境及生活習慣發生距離，是現代社會里驅使中產階級參加革命最有力之條件，法蘭西此時已具備此背景。以後銀行家和富商出資捐助市民暴動，律師以辯才參與組織，賽亞司（Sieyes）以教團成員參加革命，米哈波（Mirabeau）以貴族降為平民代表，丹東與羅伯斯比爾和大多數革命家一樣以律師出身。馬拉由醫生改作新聞記者。以上都不易以他們本身階級利害，解釋他們的心境與行動。同時資產階級（bollfg60isi）是一個極為廣泛而不著邊際的稱呼，上自至富的巨商，近乎特權階級，下至小本經營的工匠，都可稱為資產階級或市民階級，大革命固然使資產階級抬頭，也使不少資產階級成員被清算。

現在讓我們再追敘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時的情形：這種會議自1614年以來，未曾開過。因為過去他的祖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一共在位131年，他們注重人身政治，缺乏一個健全的組織系統。此時國王召集三級議會的目的，無非籌劃稅收方案，解決財政問題。可是下層階級已被重重剝削，既擔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稅（taille）之全部，更提供勞役（corvee），又要負擔鹽稅（gabelle）之絕大部分，早已喘息不定，無法向他們增稅。而新負擔也不便直接的配予其他二級。過去公私財政事宜的疊床架屋，久未改組，何處可增稅、何處應加租，也無從獲悉，所以稅收與租金的收集多來承包制。只有職業上的收集人熟悉地方和個別間的情形，才能執行任務，而且從中牟利。如果其情形仍能用數目字管理，則早已用不著勞駕他們了。同時這時候還有很多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例如以後風潮加緊，貴族出奔國外，下層階級里有很多人因之失業。提高糧食的價格，應當對農民有利，可是中西部種葡萄釀酒的農夫叫苦連天。改進農業生產，首重圈地，才能將可耕地一起投入耕種，但是首先反對即是農民；他們失去了在公地采樵和牧放牲口的權利，立即無以為生。諸如此類的問題，無從規劃，找出對策。

所以從各種非人身的因素看來，法國已經無法和平磋商，公平改組。只有將一切投入一個大熔爐之內，聽候歷史之安排，只是這情形當時沒有人看穿。

當三級會議在1789年召集的時候，各級與地方的單位，依前例條列他們向國王請願的要求，稱為。ahi6y，我們不妨徑呼之為「陳情表」。當中第二級的要求，有一段要國王固定貴族的地位。各人的勛級要仔細勘明，讓他們如僧侶一般自成一財團與系統，今後朝廷不得再以賣官鬻爵的辦法混淆名位，國王的近臣務必由貴族中遴選，他們的子弟則由王室負責教育。今日我們看來不免驚訝，此類要求可謂不識時務。大革命志在清算貴族，以後步伐一經展開，尚有不少貴族未經審問，即送上斷頭台。那麼當初何以如此跋扈囂張，在應當要求諒解的時候不虛心求願，反而大吹大擂，要求增強他們的特權？

這種舉動也可以引用非人身關系的情形解釋：

提出陳情表，也是合法程序。三級會議原來是國王與臣民的一段對話。國王固然要各級代表協同決策抽稅，後者趁此機會將下情上達。既有權力則有義務，既有義務則有權力，以上都符合於封建體制。只是會議既分三級，召集會議即已伏下了一個階級斗爭之陰影。

各級代表由各地方單位選出，其程序不同，一般都經過初選與復選三四次。所以各代表只能算是被各地方單位授權參加，而不是以個人的見解，參加國事的磋商。經過如此的安排，各地方單位的選舉人也覺得他們已成為一種民意上的機構，除非他們階層里和地方上的陳情表獲得答復，他們責無旁貸。於是以巴黎為首，此地既為國都，又有沙龍為時尚人士討論政治之處，產生了不少期刊和小冊子煽動革命情緒。此後，巴黎的407個「選舉人」，在選出三級大會的代表之後，經常集會，巴黎公社及國民軍（National Guard）由此選舉人的會議而產生。這些機構與組織，和巴黎政客經常聚會的俱樂部，成為策動革命的基本力量，以後他們既維持秩序，也策動暴民。其他各地區的情形也大同小異，1789年巴黎的騷動一開始，舊體制派往各處的省長（intendants）逃避一空，政府的組織已經瓦解，各市鎮大致仿效巴黎的辦法，除了傳達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詳下）的法案外，已不接受國王所轄行政系統指揮。

所以舊體制力量脆弱，是局勢脫離掌握之一大主因。這種情形，也使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接近，而不能與德國的統一運動相比。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眾首先沖入傷病軍人大廈，取得滑膛槍32000支，隨後進攻巴士底監獄，其目的在於取得兵器與火葯，解除這要塞對巴黎市民的威脅，並非所謂解放囚人。消息傳到各處，很多市鎮與鄉村群起響應，農民進攻貴族的堡壘。

為簡便起見，大革命可以分作兩個階段敘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級會議開幕到1792年8月，歷時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憲。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職權，革命由溫和走向極端，終至恐怖時期（reign of terror，簡稱恐怖Terror），後因「熱月反動」（Thermidorian Reaction）才得結束，時為1794年7月，後期也歷時近兩年。此後迄拿破崙於1799年11月兵變奪取政權為止，其間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頓的時期。

三級會議召開時，第三級代表約600人，第一二兩級各約300人。起先國王和議會堅持按照1614年的成例，三級分開討論表決，如果某一議案獲得兩級的同意即算通過。顯然的，這樣無法對國家體製作任何更革，即想改變方針與政策也必困難重重。所以第三級的代表主張所有代表一堂磋商，集體表決，在這主張之下，三級會議變成了「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這組織後來自稱「憲法制定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由憲法制定會議參加產生的代議政治機構稱為「立法會議」[Legisla- tive Assembly），於1791年集會。以上都與革命後期的「國民會議」[National Convention]不同）。因為國王封鎖議會的場所，這些代表聚集於凡爾賽宮室內網球場，也鼓動一部分代表下級僧侶和前進派的貴族參與，又怕國王以武力壓制，與會的人簽名誓約之上，內稱除非達到目的，決不分散。其中提到國民大會之召開，其目的在「草擬憲法，給國家以新生，並且釐定君主制之正確原則」。

這樣展開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勢已無法掌握，就指令第一級和第二級的代表一體參與。他的讓步並非出於開明主見，而是於內外的威脅，而巴黎既感到糧食恐慌，又不知道國王意向所在。他集中軍隊於巴黎內外以防止暴民蠢動，保護國民大會的安全。但是所謂暴民既經組織，實際已是革命的群眾力量，和國民大會里一部分代表之護身符。

三級會議於5月5日集會討論，6月20日有網球場誓辭，6月25日巴黎公社組織就緒，7月14日巴士底監獄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巴黎巡視，希望撫慰眾情，10月5日仍有巴黎街頭婦女6000多人冒雨手執標槍，又挽兩門炮，跋涉12英里，到凡爾賽宮向國民大會和國王請願，提出「要麵包」的要求。由於她們後面還有國民軍兩萬人的支持，國王與王後被迫由凡爾賽遷往巴黎的特拉里茲官（Tuileries）。兩周之後，國民大會在巴黎開會，從此彼此都在巴黎群眾陰影之下，巴黎公社所指揮之群眾或暴民，對以後國事的進展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時至今日，這些事跡還找不到確切的解釋。即如巴黎的暴動與婦女的示威，顯然有人策劃主持。他們是誰？當初目的何在？雖說歷史家各有猜測，最可能從中獲利的乃是奧爾良公爵（cde Orleans），當今國王的遠房叔父，他自己想做立憲君主，也可能是賽亞司和米哈波預聞其事，甚至有人懷疑，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成名，今被公推為國民軍司令的拉法葉（LaFayette）。還有幾個辦報紙的主筆，也被指責唆使主動，卻沒有人提出可靠的證據。總之從人身方面的觀察，很難寫出此中確定的歷史。

並且1789年收成良好，糧食問題也一度解決，緊張的空氣業已和緩。那麼何以以後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開，而且內戰與斷頭台上之不斷流血，仍在3年以後產生？

國民大會決議接收寺院的地產，廢除什一捐，將各種封建義務解除，人身的義務亦無條件廢止，土地的義務則以代價贖取。又通過了「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揚「凡人自出生及至今統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權力，僅在共同的功利之條件下產生社會上的差別」。此外又列舉這些權利為「自由、財產權及抵抗壓迫的權利」。公民一體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憲法則將公民分為「現役公民」及「非現役公民」二種，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賦稅，享有選舉權。1791年召開的立法會議，即依這樣的程序產生，其組織為一院制，所以沒有貴族平民的區別，僧侶更不在話下。國王對立法會議通過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決權（立法會議兩年一屆，國王對同一法案可以在兩屆否決，所以否決有效期間共為4年）。應付當前的財政問題，則決議發行一種紙幣，稱為「交付券」（assignats），以沒收寺院之地產作擔保。

看來這些條款所包括的改革極為廣泛，其步驟則和緩而帶妥協性，為什麼如此的方案不能化干戈為玉帛？其中必有蹊蹺。

廢除封建特權，並非在國民大會里經過詳細審查與考慮而通過，而是少數預謀的人決定在傍晚5時開會（1789年8月4日），會議延長到清晨兩點而獲得表決，其辯論的程序也預有布置。像這樣一種重要的改革，務須有關的人大部分承認這是眾望所歸，積極進行，才能希望克服技術上的困難。可是事實上立法時，就希望其行動有如「魔術」，所以宣傳的成分多，實際的功效少。這時候，法國殘余的封建因素並非整體的可以耳聞目見，而是在農村中滲入各種經濟生活之中，如「聲望」即附帶著特權；在很多情形之下，人身義務與土地義務不可區分；不少封建特權出於霸佔，又有一些出於契約。即讓農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價贖清，技術上也困難重重，況且有些土地又經受領人佃讓與人，更不知何人可以佔得便宜，領主則借口除非收有贖金，特權仍保持如舊，並且東西南北，各地情形不一。所以國民大會一紙法案，只產生了千般萬樣的糾紛。有些農民爭取法案給他們的利益，一直糾纏到1793年，其情節即是一種「道地的內戰」。

沒收寺院地產、廢除什一捐好像輕而易舉，可是後來牽涉更廣。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們手下的收入，國會就決定對他們發薪水，所以全部宗教人員成了政府雇員。又因為此時整理全國的行政區域（參照上節法國行省有中央及邊區的分別），全國領土各按境內山河劃為大致面積相等之行政區（depart－ments），於是舊的主教區裁撤，新的主教區與行政區重疊。在政教合一的方針之下，國民會議於1791年通過「宗教人員民事組織法案」（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規定主教由選民推舉，不再由教皇認可，並且所有僧侶要宣誓盡忠於國家。一位現代作家認為這一舉「中斷了全國的團結，內戰於是開始」。

一般非信徒甚難掌握此中奧妙。羅馬教會由基督授命於保羅而產生，主教千百年來衣缽相傳有天神降命於人的意義。很多宗教人員已經覺得裁減主教人數、更改他們轄區之不當。因為在神學的立場上講，這些措施已經污褻了他們的神聖使命之根源。至於向人間政府宣誓，等於將所有的主教方丈改業為政治指導員。一部分僧侶比較達觀，覺得為主服務和民事管理可以視作兩途，但是贊成宣誓的少。160個主教之中，只有7人宣誓。後來教皇斥責「組織法案」，更加深了法國內部的分裂。愛國人士

❸ 法國大革命是怎樣的

18世紀資本主義在法國部分地區已相當發達，出現許多手工工場，個別企業僱傭數千名工人並擁有先進設備。金融資本雄厚。資產者已成為經濟上最富有的階級，但在政治上仍處於無權地位。農村絕大部分地區保留著舊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並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由天主教教士組成的第一等級（1st Estate）和貴族組成的第二等級（2nd Estate），是居於統治地位的特權階級。其他公民如農民和城市平民組成第三等級（3rd Estate），處於被統治地位。特權階級的最高代表是波旁王朝國王路易十六（Louis XVI）。18世紀末第三等級同特權階級的矛盾日益加劇。特權階級頑固維護其特權地位。在第三等級中，農民和城市平民是基本群眾，是後來革命中的主力。資產者則憑借其經濟實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識處於領導地位。

❹ 法國大革命起源，經過，結果

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18世紀資本主義在法國部分地區已相當發達，出現許多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廠，個別企業僱傭數千名工人並擁有先進設備。金融資本雄厚。資產階級已成為經濟上最富有的階級，但在政治上仍處於無權地位。農村絕大部土分地區保留著封建地所有制，並實行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由天主教教士組成的第一等級(1st Estate)和貴族組成的第二等級(2nd Estate)，是居於統治地位的特權階級。資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平民組成第三等級(3rd Estate)，處於被統治地位。特權階級的最高代表是波旁王朝國王路易十六（Louis XVI)。18世紀末第三等級同特權階級的矛盾日益加劇。特權階級頑固維護其特權地位。在第三等級中，農民和城市平民是基本群眾，是後來革命中的主力。資產階級則憑借其經濟實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識處於領導地位。
1789年5月由於財政困難國王被迫召集三級會議，路易十六企圖向第三等級徵收新稅，但第三等級紛紛要求限制王權、實行改革。6月，他們依然決定將三級會議改為國民議會。路易十六准備用武力解散議會，巴黎人民於7月14日起義，攻佔了法國象徵封建統治的巴士底獄(The Storming of the Bastille)，法國大革命爆發。8月26日制憲會議通過《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簡稱《人權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Man and the Citizen），確立人權、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財產權等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宣布人與人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的，在權利方面是平等的，財產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議會還頒布法令廢除貴族制度，取消行會制度，沒收並拍賣教會財產。革命初期，代表大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利益的君主立憲派（斐揚派）取得政權。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喬裝出逃（參見路易十六齣逃事件），企圖勾結外國力量撲滅革命，中途被識破押回巴黎。廣大群眾要求廢除王政，實行共和，但君主立憲派則主張維持現狀，保留王政。君主立憲派制定了《一七九一年憲法》，召開立法會議，維護君主立憲制，反對革命繼續發展。第一、二等級和大資產階級的取得了妥協，但和佔法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和城市平民的矛盾依然沒有緩和，相反，人民在斗爭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起義，推翻君主立憲派統治，逮捕路易十六國王。9月21日召開國民公會，次日宣布成立法蘭西共和國.8月10日巴黎人民起義後，吉倫特派取得政權。9月20日法國軍隊在瓦爾密戰役中打敗外國干涉軍。由普選產生的國民公會於9月21日開幕，9月22日成立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吉倫特派執政期間頒布法令，強迫貴族退還非法佔有的公有土地，將沒收的教會土地分小塊出租或出售給農民，嚴厲打擊拒絕對憲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貴族。1793年1月21日，國民公會經過審判以叛國托克維爾總結說：「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沖塌神聖羅馬帝國大廈的力量來自西方。1789年法國爆發了革命。在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從中世紀早期延續至今的封建社會制度被盪滌。三權分立和人權保證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魯士和奧地利企圖以武力對這個鄰國的事務進行干涉，結果慘遭失敗，引起了革命軍的反攻。在繼承了法國大革命遺產的拿破崙軍隊的沖擊下，神聖羅馬帝國最終土崩瓦解。法國佔領了萊茵河左岸。為了賠償這些地區前主人的損失，進行了犧牲較小的，尤其是宗教的侯爵領地的大規模土地重劃：根據1803年的帝國代表聯席會議的決定，大約400萬臣民換了君主。中等邦國坐享其成。它們中間的大多數於1806年在法國的庇護下結成萊茵邦聯。同年，弗蘭茨二世皇帝退位，神聖羅馬帝國就此壽終正寢。
法國大革命並未蔓延至德國。雖然在過去的年月里這里一再有個別人士試圖消除貴族和市民階層之間的界線，也有重要人物將西邊的變革當作新時代的開始來歡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卻無法躍至德國，因為同中央集權的法國相反，帝國的聯邦制結構阻礙著新思想的傳播。除此之外，革命的發源地法國對德國人來說，乃是敵人和佔領國。同拿破崙的斗爭實際上變成了一場新的民族運動，最後上升為解放戰爭。社會變革的力量對德國不無影響。首先在萊茵邦聯諸國，然後是普魯士開始進行改革（同施泰因、哈登貝格、沙恩霍斯特、威廉•馮•洪堡等人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其目的是最終拆除封建障礙，建立一個自由的、擔負起責任的資產階級社會：廢除農奴制、實現營業自由、城市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普遍服役義務。但是，許多改革方興未艾就半途而廢。公民在大多數情況下仍不得參與立法；只有幾個主要在德國南部的邦君遲疑地制定了憲法。
[編輯本段]法國大革命-起因
在路易十五當政時期（1715年 - 1774年），由於人民極度不滿國王的統治，不斷遭到各種抨擊。這形成了啟蒙運動，涌現出了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等一大批思想開明的人物，天賦人權、君主立憲、三權分立等思想應運而生，並且日益深入人心。
在革命前，法國的居民被分成3個等級： 天主教高級教士 封建貴族 資產階級、農民、無產者及除第一第二等級外其他階層 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爾賽宮召開三級會議，企圖對第三等級增稅，以解救政府財政危機。第三等級代表則要求制定憲法，限制王權，實行有利於資本主義的改革。6月17日第三等級代表宣布成立國民議會，7月9日改稱制憲議會。路易十六調集軍隊企圖解散議會，激起巴黎人民的武裝起義。
[編輯本段]攻佔巴士底監獄——法國大革命爆發
路易十六在1774年登上王座時，代表法國3個等級的三級會議已經有160年沒有召開。1789年5月5日，由於財政問題，路易十六在凡爾賽宮召開1792年8月10日，巴黎市民攻下王宮三級會議，國王希望在會議中討論增稅、限制新聞出版和民事刑法問題，並且下令不許討論其他議題。而第三等級代表不同意增稅，並且宣布增稅非法。
6月17日第三等級代表宣布成立國民議會，國王無權否決國民議會的決議。於是路易十六關閉了國民議會，宣布它是非法的，其一切決議無效，命令三個等級的代表分別開會。
7月9日國民議會宣布改稱制憲議會，要求制定憲法，限制王權。路易十六意識到這危及了自己的統治，調集軍隊企圖解散議會。7月12日，巴黎市民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支持制憲議會。次日，巴黎教堂響起鍾聲，市民與來自德國和瑞士的國王僱傭軍展開戰斗，在當天夜裡就控制了巴黎的大部分地區。7月14日群眾攻克了象徵封建統治的巴士底監獄，釋放七名犯人，大多是政治犯，取得初步勝利。這一天後來成為了法國國慶日。
在法國巴黎市區的東部，有一個巴士底獄廣場。200年以前，舉世聞名的巴士底獄曾經聳立在這里。巴士底獄是一座非常堅固的要塞。它是根據法國國王查理五世的命令，按照12世紀著名的軍事城堡的樣式建造起來的。當時的目的是防禦英國人的進攻，所以就建在城跟前。後來，由於巴黎市區不斷擴大，巴士底獄要塞成了市區東部的建築，失去了防禦外敵的作用。到18世紀末期，它成了控制巴黎的制高點和關押政治犯的監獄（當時一共只關押七名囚犯）。
巴士底獄高100英尺，圍牆很厚，有8個塔樓。上面架著15門大炮，大炮旁邊堆放著幾百桶火葯和無數炮彈。它居高臨下，俯視著整個巴黎，活像一頭伏在地上的巨獸。凡是膽敢反對封建制度的著名人物，大都被監禁在這里。巴士底獄成了法國專制王朝的象徵。
多少年來，人們像痛恨封建制度一樣痛恨這座萬惡的巴士底獄。許多人曾經作過推倒巴士底獄的嘗試，可惜都沒有成功。然而，人們的希望沒有落空，他們終於盼到了這一天。1789年，法國爆發了大革命。巴黎的警鍾長鳴，工人、手工業者、城市貧民紛紛湧上街頭，奪取武器，開始了武裝起義。
法國人民早就痛恨國王、僧侶和貴族。僧侶是當時法國封建社會的第一等級，貴族是第二等級。其他各種人都歸入第三等級。第一、第二兩個等級的人數不過20多萬，只佔全國總人口的2-3％。但是，他們有錢有勢，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法王路易十六就是他們的總頭子。他同僧侶貴族狼狽為奸，弄得民不聊生。新興的資產階級也因為政治上沒有權力而受到欺壓。
18世紀後期，國王和他的大臣們眼看國庫空虛，就用盡一切辦法搜刮錢財，好繼續吃喝玩樂。為了這些，他還在1789年召集已經停止了175年的「三級會議」來籌款。可是，第三等級的代表識破了國王的詭計，他們趁開會的時機，提出了兩點要求：第一，限制國王的權力，把三級會議變成國家的最高立法機關；第二，改變按等級分配表決權的辦法，要求三個等級共同開會，按出席人數進行表決。國王路易斯十六聽了這些要求，暴跳如雷，認為第三等級大逆不道。他偷偷把效忠王朝的軍隊調回巴黎，准備逮捕第三等級的代表。消息傳出來以後，巴黎人民群情激憤，怒不可遏。於是，醞釀很久的一場大革命就這樣爆發了。
1789年7月13日這一天，手執武器的人群攻佔了一個又一個的陣地，巴黎市區到處都有起義者的街壘。到了14日的早晨，人民就奪取了整個巴黎。最後只剩下巴士底獄還在國王軍隊手裡。
「到巴士底獄去！」起義隊伍中響起了呼喊聲。起義者不約而同得從四面八方湧向巴黎的最後一座封建堡壘。
守衛巴士底獄的士兵從房頂上和窗戶里向起義者開火，塔樓上的大炮也開始轟擊

❺ 法國大革命之後的世界和之前發了什麼樣的變化

社會進程中，總是伴隨著由於思想的解放，進而巨大力量被釋放出來，原有的制度被打破，新制度重新構建，這其中，法國大革命就是一個典型。

那麼，這場廣大人民參與的革命，它的政治和現實意義的真正體現是什麼呢？人民獲得平等地位了嗎？

若是從政治參與度以及生活質量的變化來看，這個答案應是肯定的。不過，若是從理論上來解讀，絕對的平等應該是絕對的生產資料平等化，所以，從客觀來說，這個答案應該是有視角審視上的不同。

❻ 如何評價法國大革命

（2016·孝感）攻佔巴士底獄的消息傳到凡爾賽時，路易十六驚呼：「什麼！這是叛亂！」他身邊的一個近臣卻說：「不，陛下，這是革命！」這段對話的歷史背景是法國大革命爆發。

❼ 有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論文嗎，3000字左右

波瀾壯闊的法國大革命在拿破崙的加冕禮中落幕了，但借用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念，我們認為革命仍然在影響一代又一代滿懷熱情的人們，帶給歷史百年的回響，深深地震撼著探索者的執著心靈。誠如費希特在《人的使命》中說「我邁著堅定的步伐，在我的世界的已知的范圍里行進，並且依據我的信念的確實性，敢於隨時謀求生活和幸福。」如果我們深懷內心的良知，不希望雅各賓公安專政悲劇的重演，便不得不穿越歷史，上溯到1789年的那場驚心動魄的斗爭。 斗爭從攻佔巴士底獄開始，但那隻是革命的引線，促成革命的所有因素在先前都已齊備。18世紀的歐洲諸國，事實上並不是革命發生的典型年代，日常生活不算貧困，統治者與下層人民的矛盾也沒有激化到必須改朝換代的地步，政治上相對開明，民間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各國王室幾乎都在進行不紊不慢的各種程度不同的改革。這種狀況甚至使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大革命並不是必須的；可是，為什麼革命出現了，而且席捲了整個歐洲？翻閱歐洲史，我們會發現：自文藝復興以來，有一個新的因素日益成長起來，使得原先的權力秩序逐漸地失去了它的古老根基。這個因素就是「社會」。在法國革命之前，歐洲的國家從來都是君主的國家，國王的私產，路易十四可以和康熙皇帝一樣宣稱「朕即國家」而無人質疑。曾幾何時，蟄伏在王權華蓋之下的社會，開始蘇醒，並且迅速成長起來，人際關系日益復雜，橫向組織（平權組織）越來越多，國王的國家已經無法全面地包容整個社會了。「國家」和「社會」的對立成為歐洲最嚴重的政治危機。國家到了必須重新定義的時代，社會需要自己的權力，權力的危機使得整個歐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正如沃特金斯這種後果時指出： 「以世俗的二元論（國家-社會）取代中世紀教會-國家二元論的結果，使得先前不熟悉政府傳統的人，也須承擔積極的政治責任。」 歐洲傑出的啟蒙思想家們幾乎每一個都在談論權力的問題，自由和平等於是在權力的意義下萌生的。 社會的革命心理既已萌發，那麼法蘭西民族在歷史關頭又有何表現呢？托克維爾在考察美國的民主時洞見到「美國之所以能維護民主制度，應歸功於自然環境，法制和民情。……但是，應當按照貢獻對它們分級。依我看，自然環境不如法制，而法制不如民情。」 民族的文化積淀，對於一國的法治建設，尤其是其政治形勢的走向，具有全面而重大的影響。法蘭西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熱情豪放而崇尚理性。法國人無人不談政治，正如英國人見面必談天氣，以「政治民族」著稱於世。出於對政治的關心，他們關注革命；然而大革命目標的徹底使得革命以所有人為敵，阻力的強大讓革命者焦慮﹑恐懼。法國人重權而輕法的心態，又使他們內心深處對革命後的制憲不完全信任，尚把希望寄託在權威身上；於是拿破崙適時出現了，恰好滿足了法國人的心理需求，以後發生的共和和帝制之爭只不過是人民內心斗爭的反復。崇尚公開有堅持不懈地追求絕對平等的結果就是革命者在革命的行程中難以自已，把日常生活中的激情帶入政治，而政治浪漫主義也造成毀滅性的後果。 如果說一場偉大的運動必然產生偉大的領袖的話，那麼運動的背後一定有偉大的思想家來為理論奠基。談法國大革命，離開盧梭是不可能的。與孟德斯鳩溫和的貴族式的漸進思維不同，盧梭的政治哲學顯得激進而剛烈。毫無疑問，盧梭才是法國大革命的理論淵藪。起初人們只說要好好調整階級關系，但很快就起步，迅跑，直奔純粹的民主觀念。一開始人們引證和評論孟德斯鳩，最後都只談論盧梭，盧梭成了革命導師，並且始終是大革命初期唯一的導師。盧梭也許是思想史上最超前的天才，因為他發明的（或揣測到的）東西後來糾纏了整個19和20世紀。其實盧梭沒有哪一方面要對大革命「負責」，但的確是他無意中製造了革命意識和革命實踐的文化材料。 誘發革命的因素是多元的，歷史的發展往往出乎人們的預料。畢竟「革命，就是對一個社會據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和神話，及其政治制度、社會結構、領導體系、政治活動和政策，進行一場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國內變革。」 革命既已爆發，下一步向何處走？貢斯當認為：「革命一般有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人們一致希望推翻所有人都不能忍受的制度；在第二個階段，運動被人為地繼續，它已經不再是自然的了，它的目標是試圖推翻所有與少數人倡導的制度相反的東西。如果說理性的人們可以將革命中止在第一階段，成功的機會就是巨大的。這樣的革命是短暫的，令人高興的，也是流血最少的。」 「法國大革命的革命者乃是出於對暴政的仇恨，起而反抗壓迫，與丹尼爾。韋伯斯特所贊美的那些『為一篇宣言而戰』，『為一份宣言而戰鬥了七年』的人們相比，他們絲毫也不遜色。」 但大革命並沒有取得令人遐想的成功，一直在付出巨大的代價去進行不斷的革命。它以「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人權宣言」（馬克思語）為號召顛覆了導致「公眾不幸與政府腐敗」的舊王朝，卻仍舊奢望在革命中解決人類根本無法解決的道德問題。徹底的革命最終瓦解了革命本身，自身的合法性遭到質疑，而因此走向了異化。

❽ 關於法國大革命 假設你是一個農民或貴族你想要怎麼樣來

first get ally with delegates from most states of the country. find a appropriate reason from the idea of a influential enlightenment writer for rebellion. then get enough minutemen and call up a rebellion. while war's happening, open up a "continental congress" and make a constitution with the delegates and try to get help from the US.
may succeed because the US used the same strategy to get independence from GB.
只給了main idea,detail自己寫

❾ 法國大革命可以寫成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嗎

可以，因為法國大革命是為了向資產階級工業化而轉變，所以普遍說為：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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