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伏爾泰的中國儒家思想觀是
伏爾泰從儒家經典中看到了「禮」，看到了「民貴君輕」。
這對處於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歐洲，無疑是新奇和震撼的。
這是一種倡導理性，平等的古老思想。中國成為伏爾泰的心中的理想社會，
儒家思想成為伏爾泰反擊歐洲封建秩序的有力武器。
特別值得一體的是，伏爾泰特別推崇科舉制度。
在他看來，這種不論地位，由下而上的公務員。
完美的體現了：「公平，公正，公開」原則
B. 簡析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
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
積極方面:(1)重視教育,並且創造"因材施教"等教學方法,在教學上注意個性差異,善於啟發教學.可以說教學經驗很豐富.
(2)注重道德,禮教,仁義,要求自覺遵從真和善,這一方面比上歐洲西方國家的宗教和神論思想不知道進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義,以人為本,而不是追求虛無縹緲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於辨證思維,重視自然的農業,重視經驗,認為自然秩序是人類理性的根源,而 人類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權利的依據.提倡"以農為本",是符合中國古代的實際資源情況的重農思想.
(4)提倡以"禮"治國,"倫理政治"思想.如果說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麼我們中國文化就是"德"型文化,這一德型表現在政治上,也有積極的一面:忠於國家,抵禦外來侵略,刺殺暴君,直諫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統治有力,貫穿了中華民族的大部分時期,給社會歷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參考約束.
儒家思想的消極方面: (!)不重視農業生產知識的傳授,不重視科學知識的學習,強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傾向於參政的.
(2)不重視邏輯,一味重視經驗,叫做"經驗理性",使邏輯推理和深刻解釋事物的規律的理論沒萌芽,不如西方人那麼追根問底,以至產生理論和學說.
(3)強調個人服從群體,壓抑了人的個性.漠視性格,思想大統一.造成國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責任標准壓制了人的創造性,這也和歷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為統治階級的思想武器.
(4)倫理關系凝固化,絕對化,三綱五常,家長專制,成為人身壓迫,精神虐殺,制約著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為歷史前進的阻力.
(5)倫理觀念,等級制度置高無上,達到排他性的程度,從而限制了自然科學和科技的發展.歷代帝王也不重視科學技術,把一些科學成就說成"淫計小巧".
總之,儒家思想的兩部分-----聖人的主觀思想和客觀政治論,即"內聖"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統治的意思),都對我們民族的思想文化產生巨大的影響.即使是當下,我們也無法走出它的圈子多遠.它有其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我們應如實客觀的正視這個問題.
比如,在我們現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還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誨人不倦""溫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員的貪污腐敗問題上,道德,仁義,儒家的思想會是對貪官們的譴責依據吧?再者,我們所講的責任感,正義感和勤奮精神,那個不是我們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傳統的精華呢?
淺析儒家思想對中國歷史的負面影響
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以宗法關系為紐帶的中國傳統社會漫長的歷史演進中，還沒有一種學說能動搖儒學在中國思想界的地位，其深遠影響輻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中華民族的心理素質，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在歷史上，儒家思想幾乎成為政治的玩偶，時而被全盤肯定，時而被全盤否定。改革開放以後，我們主張批判的繼承，但在儒家思想領域，繼承的較多，批判的卻很少，也只有在專家學者的著作中可以見到只言片語，而且或在書店中束之高閣，或在圖書館中被深埋角落，無法雅俗共賞。其實，在一種思想的繼承過程中，對它消極因素的批判也極為重要，它可以使我們得到更多的反面經驗，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誤區。當然，很多消極因素並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經過歷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遺餘力的「義務教育」，但歷史已經成為事實，儒家思想曾對中國造成了極壞的負面影響，下面就其中的幾個方面作一下簡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級元素，它以「愛人」為基礎，儒家的倫理思想即由其發展而來，但它與封建宗法等級制是相互制約的，這就顯示儒家倫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學最初便明確了君臣、父子、夫婦等倫理關系，經漢代董仲舒「三綱」、「五常」的加強和宋明理學的進一步鞏固，更上一層樓，完全迎合封建統治階級的心意了。在以家長為首的家族組織里，家長和家族一般成員之間，實際上處於奴役和被奴役的對立之中，而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封建政權，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長制形式。「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視為格言警語，至今尚在民間廣為流傳，真是令人詫愕，而對於上層階級的制約在不斷減少，長期皇權、父權、夫權思想的侵蝕，使中國始終也沒有建立完整的體制去規范人的行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場。文化大革命，這場中國現代史上的悲劇，發生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僅僅是領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對領袖的盲目崇拜嗎？當然，文革爆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們今天回頭去看那段歷史，為什麼會出現「領袖一呼群氓響應」的局面？應當說有什麼樣的民眾，才會產生什麼樣的領袖，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處。對於婦女，更是為其戴上「緊箍咒」，要她們犧牲自己來換取名節的虛名。人們總是把潘金蓮說成「盪婦」，如用現在思想
解放的觀點來分析，他不正是古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嗎？民國初年，某報上刊載了一篇報道，大意是某婦人在其夫死後亦跳崖尋夫去了，以完成她的貞烈人生。該報非但沒有對此種行為提出異議，而是對此列婦的行為大加褒揚，稱贊她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魯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後封建專製表面上沒有了，單家族制還活著，封建禮教還活著。由這篇報道，也可以管中窺豹，略見一斑了。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國古代多數政治家的習慣。一位外國學者曾經把中國封建社會朝代的更迭比做一個立方體的翻轉，只是換個面而已，其外表與內涵還是一如既往。一個封建王朝建立後，極少有革命性的創新舉動，而是效仿前人，依樣畫葫蘆。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習慣還是沒有改，上演了「復辟」、「稱帝」的鬧劇。而歷代改革者也很難越過「托古改制」這條思想鴻溝。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場面：一批白發蒼蒼的元老級大臣跪在金鑾殿上，聲淚俱下，甚至以頭搶地，高呼：「祖宗之法不可變！」於是，改革者或被貶官，或被罷職，或被殺頭，而且以最後一種結局居多。我們說人民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在中國歷史上，動力不足的問題顯得非常嚴重。這與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無關系，其主張「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歷屆朝代的改革運動，彷彿只有改革者再搖旗吶喊，而很少得下層民眾的支持，這會令人想起一幅圖景：「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打個比方，改革者在台上演戲，民眾在台下看戲，成功了，聽不到掌聲；失敗了，大家一鬨而散，回去取些銀兩，還可以私下買幾個蘸了鮮血的饅頭。到了近代，我們被列強用槍炮打開了國門，資產階級曾試圖改變中國的命運。百日維新以失敗告終，戊戌六君子被處以極刑，京城裡的人對此事大多持觀望態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當做茶餘飯後的談資罷了。這與法國大革命時巴黎市警鍾長鳴，巴黎市民武裝起義保衛革命果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人說，任何革命有其轟轟烈烈，也有其蓄積的過程。不錯，歷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進，可是中國歷史的封建專制為何長達兩千年而且其影響至今餘波未盡？我們在分析歷次改革或革命失敗的原因時，總是歸納出來條條框框。當然，失敗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結果。哲學上講，內因是事物發展的動力，根本原因就在我們民族思想的內部。
「復古」思想的影響不僅僅表現在政治上。八十年代前後，朦朧詩初登中國詩壇令文學界驚駭萬狀，它與四人幫的「批林批孔」兒歌不同，也與某一時期流行的「頭上，焊火噴光；腳下，風鉚鏗鏘」的鼓動詩不同，是一些習慣傳統的人大為惱火，非議紛紛。有人說它是四人幫毒氣在詩壇上的一種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個倒轉的旋渦，是新生嬰兒身上一個可惡的膿包。這些在今天看來另人發笑的評論深深折射出我們對待新生事物的態度。看到新生事物，便視之為異端，而古代的東西都是好的。有時，一個目不識丁的文盲都會感慨：在李世民時代，「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於是就有一種普遍的說法：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古代的文獻備受推崇，很多人兒時就了解「四書五經」，遇到了新問題，總喜歡到古書中去尋找答案，這種模式嚴重抑制了中國人創新思想的發揮。
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有一段精彩的討論，認為培養理想的公民必須高度重視音樂與體育，音樂可以使人文雅，體育可以使人強悍。而儒家思想則提倡「文」，貶低「野」，對人才要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使人才創造力的發揮受到嚴重的思想束縛，輕視生產勞動本身的社會價值和意義的這一怪思想影響了往後長達兩千年的中國社會生產勞動，忽視了自然科學和技術開發，從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腦體分離，經濟和科技落後的。東西方兩種思想孰優孰劣，只要看一下鴉片戰爭中的武器就知道了：中國人是大刀長矛，英國人是長槍火炮。有人也許會列舉「四大發明」，某某項成果領先歐洲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來否定上述觀點。誠然，誰也不能對中國古代的豐碩成果視而不見，但我們只要放眼全球，就會發現，中國在某些領域領先歐洲時，歐洲人亦在某些方面領先中國。最好的證明就是打開初中的物理、化學課本，你會發現上面中國人的名字並不多，一堆歐洲人的名字倒會躍入我們的眼簾：牛頓、伽利略，帕斯卡、道爾頓```````````
實際上，一個民族的生存與發展，關鍵在於推動「學問」的精神思想而不僅在於精神。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文明幾近斷絕，漢繼秦火之餘，遍地書灰，終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輝的一頁。唐宋以後，所有典籍都被仔細收藏，而漢民族的境況卻是每況愈下。有人以唐為強，可是唐代京師三陷，天子四遷，何以謂之強呢？無數史實證明：我們過於重視「音樂」而忽略了「體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學中「崇本抑末」的觀點，限制商業和手工業發展，堵塞了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的道路；把知識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讀儒家經典，阻礙了中國科技的發展；近代保守勢力利用孔子「明華夷之辯」的思想處理中學與西學之爭，堅持閉關鎖國，使中國人失去了趕上西方的重要機會。
有人說儒家思想像糧店，不能批，否則我們就沒有飯吃。為什麼不能？中華民族的心弦難道如此脆弱嗎？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積極因素塑造了中華民族某些優良傳統和品質，陶冶了一帶又一帶中華兒女，這些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帶著情緒化色彩來看待這一問題。過去的歷史，留給中國人的決不僅僅是那些厚厚的史書，可怕的是留在中國社會中的不良習氣，留在中國人心中的毒瘤思想。過去塑造了我們，我們有續寫著未來。以前，我們對待什麼事都是浮於表面，所以「前車翻了千千萬，後車來了也亦然」。一位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說過：「現代化的關鍵在於思維模式的轉換。」歷史已經跨入二十一世紀，我們是不是本著對歷史，對民族負責的態度，讓人民去真正的認識儒家思想呢？
C. 儒家思想在國外的影響
儒學在國外的影響。現在的儒學早已不僅僅是中國的思想文化，而是屬於世界的思想文化。也就是說，孔子不再僅僅是中國的孔子，孔子也是世界的孔子。孔子是十大思想家之首，已經得到世界的公認。早在公元一到二世紀，孔子思想就走出了國門，首先傳到朝鮮。公元三世紀，朝鮮一個學者叫王仁，他帶著一本《論語》到了日本，從此，日本也有了儒學。
雖然，日本和朝鮮都接受了儒家的學說，但是儒家學說在這兩個國家的發展，有所不同。從朝鮮向韓國發展的儒學，越來越突出的是朱子學，即"程朱理學"里朱熹的思想。也就是說，在韓國當今社會里起主導作用的儒家思想，是朱熹的。而日本的儒學，受孔子思想影響更大，之後就是王陽明，也就是王守仁的思想。陽明學，在日本明治維新時，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使明治維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對朝鮮（包括今天的韓國）、日本來講，其儒學的表現形態，也是不同的。另外，儒學也很早就傳進了越南。有人認為是在秦朝時期。但在越南，儒學發展的命運比較坎坷，尤其是近代，自從法國佔領越南後，儒學的地位一直比較低。直到南越時期，儒學的地位才稍高一點。最近幾年，有些學者重新提出，應該在東亞設立一個道場來保存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傳入西方，被確認的准確時間為1593年。據北京大學著名學者朱謙之教授的研究，他肯定地說，1593年由義大利人利瑪竇首先將《四書》翻譯成拉丁文，從此西方世界第一次知道了孔子，知道了《論語》，知道了儒家思想。後來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哲學家萊布尼茨都曾系統地研究了《易經》和孔子的思想，而且深受孔子思想的影響。正是在研究《易經》基礎上，萊布尼茨提出了他的二進位制，這對西方世界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可以說，孔子的思想不僅僅在中國，也不僅僅在東方的日本、韓國和越南，甚至在西方世界，都產生著極大的影響。1988年2月，75位諾貝爾獎得主齊聚巴黎開會，會後發表了一個宣言，最後的一句話寫道：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繼續生存下去，那就必須回到兩千五百年以前的孔子那裡去汲取智慧。
D. 明清時期儒家思想與法國啟蒙思想的比較
原因：經濟上，中國以小農經濟為主，資本主義發展不充分；法國資本主義力 量強大，需要思想文化上的革命支持。
政治上，中國封建勢力強大，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法國封建勢力小。
階級上，中國資產階級力量小；法國資產階級力量強大。
不同：政治條件，中國封建專制空前強化，封建統治十分穩固，資產階級力量薄弱；法國進入早期資產階級革命階段，封建統治風雨飄搖，資產階級力量壯大。
經濟條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受到封建制度的阻礙；法國資本主義手工工場迅速發展。
內容上，中國明清時期活躍的儒家思想抨擊君主專制，提倡注重實際，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未明確提出新的社會制度，也為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法國批判封建君主專制，並為資本主義設立了一套政治方案，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
性質上，中國明清時期活躍的儒家思想是封建思想，法國啟蒙思想是資產階級反封建思想。
影響上，中國明清時期活躍的儒家思想對當時的封建專制制度有一定的沖擊，但未動搖封建統治；法國啟蒙思想為法國大革命提供了理論基礎，推動了歐美資產階級革命，讀亞洲的革命也起到了鼓舞作用。
E. 儒家思想是什麼
儒家思想概說②
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系。「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於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
二、古代意義之法治③
可以說，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新學」。所謂「新學」是相對以儒家為代表的「禮治」主義的「舊學」而言的。「新學」與「舊學」的分歧歸結為「法治」主義與「禮治」主義、「德治」主義、「人治」主義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義有其特徵：主張干涉而反對放任；排斥「人治」主義而獨任「法治」主義；排斥「禮治」，不承認自然法的存在；主張國家至上，社會團體甚至血緣親屬團體的利益都得服從君主的國家利益；反對徒任「勢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論」為出發點，常常注意此時此地的環境，又深信政府萬能，而不承認人類個性的神聖。它的政治主張嚴格的干涉，但干涉須以客觀的「物准」為工具。這一「物准」就是被視為「規矩、權衡」的法律，不容許統治者任意的論心定罪。人們只有在法律容許的范圍內，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義的精神實質就是「物治」，所以又稱「法治」主義為「物治主義」。④一方面，是用客觀的標准如規矩、權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樣的客觀的、人設的、固定不變的法來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當物來治理。也就是把人當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觀的規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確無礙地衡量的東西，而不考慮人的特殊能動性。
同儒家的「禮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對宗法等級制和世襲制，要求平等守法，並且主張制訂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所以說「禮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於制裁手段，而在於行為規范的內容本身。也就是講貴賤、尊卑、長幼、親疏之「異」的差異行為規范與一斷於法的統一行為規范之間的分歧。①同「德治」相比，「法治」主義輕視或完全否認道德教化的作用，這和儒家多數主張人性善而法家主張人性惡有關。
法家的「法治」主義，首先值得稱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歷史進化的法則，並且順應歷史進化的法則來創造，反對保守和空想。它的「實踐精神」和「功用主義」都由此而產生。但其缺陷在於過分忽略了「禮」、「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輔的作用。「法治」主義曇花一現，原因有二：一是由於禮治主義、人治主義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義為敵。「法治」主義雖一時占上風，但最終被「禮治」主義學說所征服。二是法家極端強調國家利益，而輕視個人利益，雖能救一時之弊，但不能確保社會的長治久安。這不僅是「法治」主義思想在漢以後不發達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學不發達的原因所在。②
三、現代意義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法治」的含義和今天我們所倡言的「法治」的含義是有很大差別的。事實上，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在中國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麼什麼是法治？ 法治起源於西方社會，在西人亞里士多德看來，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這一簡約的概括樸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亞里士多德在這里預設了一個前提：法治要以良法為基礎。為此，他確立了一些立法原則。那麼，什麼是良法呢？尤其是從現代角度審視，我們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樣的呢？ 法自君出不會是良法；行刑重輕，法峻刑嚴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須體現社會全體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會每一成員的理性意願，保障每一成員的人權，它是全社會每一成員共同參與並簽訂的公共契約。人們違反它就是違背了自己的承諾，要承擔「違約責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會之法律本身應是人民共同意願的提煉，而不只是反映某個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則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權利，而不只是賦予某些人特權。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義、自由和權利， 限制權力，法治亦是這些基本的民主原則的具體體現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礎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礎，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體內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場都是率先在西方社會生長並成熟完善起來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法制建設上也引進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進與移植遠不像生產方式的轉變或工藝技術的改進那麼簡單。被移植的法律的規范制約作用的有效發揮有賴於一定的文化基礎，有賴於植入地人文資源是否蘊含法治基因，有賴於植入地植被對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現象同樣適用於人文世界。「法治的現代化並非一個簡單的向歐美國家的認同過程，其間還蘊含著每個國家在各自的歷史文化視野中對現代化的不同價值取向和模式選擇，還必須對自己的傳統有一個正確的定位和處理。」民主與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徵，是西方價值觀念的載體，那麼，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於中國厚實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倫理為內核的中國傳統文化能否承接和轉化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缺乏「法治」的歷史傳統，即在社會秩序和規范中，「法治」始終未佔主導地位，這就必然給中國當代建立「法治」社會秩序帶來困難。
四、借鑒和啟示
雖然今天所倡導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幾乎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許多地方是值得我們認同的。二千多年前他們已經認識到，法是用以規范和衡量人們行為的客觀的、公正的准則，具有客觀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別親疏，不疏貴賤，一斷於法」是對法的平等適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權威性和拘束力，強調人民、官員、甚至國君都應該守法和依法辦事。他們主張公布成文法，法應清晰、簡明，具有統一性和穩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預見性等。①法家思想的這些積極方面都是值得學習和借鑒，對今天的法治建設是有利的。
同時我們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壓制議論和專制王權的方式，與民主與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們今天要的法治。由於長期的封建統治及專制王權，使得人們觀念中缺乏法治的觀念。今天中國提倡依法治國，實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實不在於用法條來取代固有的文化傳統，而是要把人們對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們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傳的文化傳統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質，增強人的法治意識，灌輸自由意識、平等的觀念乃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任務。如果人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質低， 即使有比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會因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虛設。所以，「人」仍然是關鍵。在古希臘傳統文化中，法律的至高無上的權威，是與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憲政體等道德理想聯系在一起的。「法律與人性的關系，法律與權力的關系，也都是從城邦的『善』來闡釋的，從而使法治觀具有一種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為更高層次的理想觀念品格。如果僅僅在法律層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層，不探討法律的價值基礎和價值根源，無以最終確立法治觀。」②權力從屬於法律，實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則國家就會喪失其真正的本質和特徵。西塞羅有句名言：「我們是法律的僕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西方人的這些傳統告訴我們，他們的「法治」傳統與我們的「德治」傳統同樣古老而長久。中國人選擇了（這里的選擇並非主觀意志）「德治」為其根本，並影響至今，建立「法治」秩序，決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選擇了「法治」為其根本，也影響至今。但無論以何為根本，都沒有離開「人」這個根本的價值主體。這實際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因此，提高我們每個中國人的「法治」素養和「德治」素養，是當前精神文明建設中最根本的任務，也是我們要達到法治目標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華，去其糟泊，才能為今天的法治建設指引一條寬廣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多弼
自從中國人開始追求現代化以來，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自明清時代，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參考儒家傳統提供的資源。尤其是華人和東亞人應該有這個機會。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傳統，儒家傳統屬於全人類，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獻應該盡量翻譯成各種語言，提供給大家。
作為瑞典人，我必須承認儒家經典著作當中，到現在只有《論語》被翻譯成瑞典文。這是我這一代瑞典漢學家應該填補的空白。從一開始儒家思想就體現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用今天的話語來講，在古代中國儒家思想就被理解為人類文明的核心。結果，至少在中國，儒家思想被視為文明或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儒家思想給現代人提供了很豐富的資源。面對這些資源，現代人具有一個選擇的自由，可以吸收資源裡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拋棄一些成分。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麼選擇，儒家思想屬於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寶庫。保存和解釋儒家思想文獻，增進人們對它的理解是我們作為對儒家感興趣的學者的一個重要任務。不管你對儒家思想的評價如何，了解這個極其豐富多彩的傳統一定會使得你的生活更加豐富。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也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儒家思想、君主專政制度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史的兩大主體內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1）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主張「禮」，維護周禮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化。
�（2）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並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農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
�（3）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他的思想集中於《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晉之際出現的玄學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的易經，這是為士族辯護的一種消極思想。《周易》、《老子》、《莊子》稱之為「三玄」。玄學主張君主無為、門閥專政，主要活動在洛陽。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賢。
�（5）唐朝中期的儒學大師韓愈，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用儒家的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佛道的觀點。
�（6）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學，是宋代主要的哲學思想。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後人稱之為程朱理學。其核心內容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慾」對立起來，認為人慾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慾」。這實際上是為封建等級秩序辯護。
�（7）明中葉的王陽明反對朱熹把心與理視為兩種事物的觀點，創立與朱熹相對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心學。理學由客觀唯心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演變，說明它已經走到極端。
�2．進步的思想家對傳統儒學的批判
�（1）元朝的鄧牧：自稱「三教外人」，著書大膽否定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其非君思想，對明清進步思想家有一定影響。
�（2）明朝：李贄是明後期「異端」進步思想家，他指責儒家經典並非「萬世之至論」，揭露道學的虛偽，反對歧視婦女和壓抑商人。他是我國反封建的思想先驅，他的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要求，帶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黃宗羲：在明亡後，隱居著述，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他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的興起也有一定的影響。②顧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強調「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主張把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力圖扭轉明末不切實際的學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他提倡「實學」的目的在於批判理學，反對君主專制政治，顧炎武的學風對清代學者影響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認為「氣」是物質實體，「理」是客觀規律；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義觀點，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給予批判，他還提出「靜即含動，動不舍靜」，否定理學家主靜的形而上學思想。他用發展觀點來看待歷史，認為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趨時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閃爍著革新的光芒。
�中國古代對治國思想的選擇：史學界認為：自漢武帝至清末，中國統治階級選擇的治國模式是外儒內法而劑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飾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調劑政治。這種治國模式的形成，在秦漢以前經歷了較長時期的選擇和探索的過程。
�在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生活原始粗放，民風淳樸，沒有私有觀念，人人平等相親，過著一種美好的無憂無慮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聯盟事務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聯盟首領的智慧和美德來教化民眾，治理國家的思想處於萌芽狀態。在奴隸社會隨王位世襲製取代「禪讓制」，產生了階級和國家，統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級制度以維護奴隸主階級的統治，一方面以武力作為統治的後盾。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處於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時期，歷史經歷著劃時代的變革，周王室衰微，諸侯坐大，維護奴隸主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諸侯爭霸，社會處於動盪之中。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躍，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歷史舞台，著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們各自為新興的地主階級設計了一套結束割據，實現統一的治國方案，為秦漢以後的封建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西漢建立之初，由於長期戰亂，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以致人口銳減，農民流亡，經濟凋弊，府庫空虛。鑒於這種形勢與秦之敗亡，漢初統治者便採取了「與民休息」的政治，緩和階級矛盾，發展生產力，以鞏固統治。一方面對人民採取「輕徭薄賦」、「獎勵耕織」以及緩刑等政策，以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當時郡國並行的制度下，對地方諸侯王採取不過多干涉的政策，以鞏固封建統治。與這種形勢相適應，黃老思想也就得到廣泛流行，成為西漢前期起主導地位的治國思想。其核心是清靜無為，因循而治。實踐證明，完全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起到了促進生產恢復與發展的作用，並出現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無為而治」的治國之道對中國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響。每當大的政治動亂之後，統治階級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往往採用道家治國之策，與民休息，以蓄國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漢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國家的鞏固，也利於社會的穩定，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內核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傢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先秦儒學的內容體系充滿著濃重的、溫柔淳樸的倫理親情色彩，顯得「迂遠而闊於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於通過「正名」恢復「周禮」所代表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孟子的「仁政」說，雖已轉到新興地主勢力的立場上，但其「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贊賞。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於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盪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盪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後，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後，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法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於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
�漢興以來，除黃老之學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較活躍並有所發展，景武之際的董仲舒便是西漢儒學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統治，也應遵循「大一統」的「常經通誼」，而「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從理論上闡明尊崇儒學的思想統治原則，受到漢武帝賞識。隨後武帝採取一系列措施，從而確立了儒學的統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容。武帝改造選官制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這樣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西漢皇帝詔令和廷議中多稱引儒家理論，司法過程中以《春秋》義例決獄。武帝時遵循儒家思想，舉行封禪、改正朔、修郊祀、定歷數等重大禮制活動，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歷史傳統。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這一政策與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學獨尊後其它思想學派並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學本身也廣泛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各家學說，統一的思想帶有一定的綜合傾向，因而獲得了成功。儒家興學，把教育、考試與選官結合起來，是武帝的創造，在客觀上促成了重視知識、重視教育的社會風尚，儒家思想逐漸滲透到社會各方面，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範式。但從本質上看，這仍是一種封建專制主義文化政策。漢武帝運用皇權干預思想學術，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發展，禁錮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違悖了思想統一於真理的規律，有明顯的消極作用。
�如何正確對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
對待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近代以來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想傾向：一是國粹派，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對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國落後的一切根源歸之於文化傳統，主張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全盤西化。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和方法應該是古為今用，批判繼承。但是如何進行「古為今用，批判繼承」呢?我們認為：（1）對哪些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優秀價值原則，可以轉化為時代精神來繼承。例如《周易大傳》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有為精神，《論語》中所提倡的捨生取義、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品質，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歷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以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憂患意識，《春秋公羊傳》中強調的天下統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轉化為新的時代的。尤其是強調統一的思想傳統，更具有現實意義。（2）對有些內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內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為今天新文化建設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從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本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內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們剔除其封建內核，則可以從人民當家作主的角度來轉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將其發展為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社會主義觀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仍具現實意義。今天我們仍需要提倡自身修養和為社會主義而獻身的精神。（3）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必須否定和拋棄。如「三從四德」的女性觀，「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自然觀，「別尊卑，明貴賤」的封建等級觀等。
F. 儒學的起源是什麼
在儒家的傳統中，孔孟總是形影相隨，既有大成至聖，則有亞聖。那麼，儒學的起源是什麼?
就儒，以及儒家、儒學的原初本意來說，至少在20世紀之前並不存在分歧，既無概念性的差異，也無多少不同的理解。然而進入20世紀之後，特別是隨著西方思想 文化 及其研究 方法 的不斷傳入，人們對這一原本還算清楚的概念卻產生了疑問，並由此而引發了相當大的分歧。
根據比較可信的資料，"儒"這一名詞的最早記載似乎見於《論語·雍也》。孔子在這里告誡他最得意的學生子夏說:要當就當"君子儒"，千萬不要當"小人儒"。由此可見，儒名之起源應遠在孔子之前，因為到了孔子的時代，儒這一階層已發生了相當大的分化，至少形成了"君子儒"與"小人儒"兩極陣營。故而，我們可以斷定，儒的出現一定是在孔子之前的某一個時候。據此，胡適在那篇著名的論文《說儒》中推測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這話雖然說得言之鑿鑿，但總顯得缺少更多的證據，因此就很難使人相信。
在中國學術史上，最早探討儒之起源的是漢代學者劉歆。據《漢書·藝文志》引其《別錄》說，儒家者流，最早可能出於"司徒之官"，其功能是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其特徵是游文於"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以道為高。劉歆還說，唐虞之隆，殷周之盛，儒學的功能，實已獲得相當的成功。然而孔子之後，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漸衰，此辟儒之患。這里，劉歆據《周禮》的記載，不僅分析了儒的起源，而且大體描述了孔子之後儒學演變的一般情況。就儒的起源來說，劉歆強調他們是由司徒之官演變而來，其功能是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這種說法當然並非毫無根據，《周禮·大宰》說:“以九兩系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由此可見，儒之起源甚久，似乎與王官的產生、發展與演變也不無關系。
儒學世界影響
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文化是唯一從未中斷、延續至今的一種文化。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能遠播海外，以偉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諧、中庸之道輻射到周邊國家，形成廣大的儒教文化圈，這充分說明了孔子思想不僅對中華文明，而且對世界文化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所以，孔子早已是屬於全世界和全人類的孔子，孔子的思想是屬於全人類的精神財富。
儒學早在漢唐時期便超出中國范圍，向東南亞和東北亞國輻射，形成"儒教文化圈"。在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佔有重要位置。
孔子創立的儒學不僅是中國 傳統文化 的主要構成，蘊含著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而且是東亞地區的文化傳統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佔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許多學者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靠武力，遠播海外，輻射到周邊國家，形成了廣大的儒學文化圈，覆蓋的人口超過全人類的四分之一。孔子文化於16世紀末、17世紀初傳到歐洲，造成很大震動。中國的文官制度經歐洲人改造，成為西方的文官制度;孔子、儒家思想還啟發了歐洲啟蒙思想家，在思想啟蒙運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法國霍爾巴赫主張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狄德羅認為中華民族的歷史、藝術、智慧、政治、哲學趣味，無不在所有民族之上;伏爾泰認為儒家是最好最合人類理性的哲學，並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寫入法國最早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萊布尼茲主張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相互結合、溝通;沃爾夫主張以儒家倫理來補充基督教的不及，而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所用的精神辯證法與中國儒家經典《大學》的辯證法相吻合;費爾巴哈汲取孔子"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思想，強調對己以合理的自我節制，對人以愛，並試圖把這種道德推廣到家庭、集團、社會、民族和國家中去。
G. 世界三大思想分別是什麼
世界上最偉大的三大思想：佛家思想，道家思想，儒家思想。
佛家思想，世間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是因果的循環，我們能來到這里，必然有過去的因，我們現在的所做，未來必然會得到相應的結果。
道家思想，道家主張「自然」，無為而治。認為人要遵從本心和本性，內心應該保持清凈。不應該被外物所拖累，也不會受外界的影響。總之就是一切順其自然，保持本心。
儒家思想，儒家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仁治」。
H. 法國啟蒙思想家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收了哪些思想體現了什麼特點
法國啟蒙思想家從中國傳統文化中
1.吸收了儒學中「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思想，悟出了一個道理：當政者的目標是人民的幸福。若背離此目標，人民就會起來造反和革命，甚至推翻政府。
2.從孔子的「為政以德」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思想中總結出用人之道。
3.法國啟蒙思想家從儒家典籍中找到強有力的攻擊重商主義的思想武器,儒家的道德意識啟發了法國重農學派的產生。
4.17、18世紀,歐洲的啟蒙思想家取用儒學的天道自然觀和仁德政治論來抨擊神學,反對封建統治;
法國啟蒙思想家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收的這些思想內容，體現了儒家文化精華的普適性和永恆性特點，同時也體現了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現代化進程中所起的獨特作用。
I. 儒家思想是什麼
儒家思想概說②
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系。「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於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
二、古代意義之法治③
可以說，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新學」。所謂「新學」是相對以儒家為代表的「禮治」主義的「舊學」而言的。「新學」與「舊學」的分歧歸結為「法治」主義與「禮治」主義、「德治」主義、「人治」主義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義有其特徵：主張干涉而反對放任；排斥「人治」主義而獨任「法治」主義；排斥「禮治」，不承認自然法的存在；主張國家至上，社會團體甚至血緣親屬團體的利益都得服從君主的國家利益；反對徒任「勢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論」為出發點，常常注意此時此地的環境，又深信政府萬能，而不承認人類個性的神聖。它的政治主張嚴格的干涉，但干涉須以客觀的「物准」為工具。這一「物准」就是被視為「規矩、權衡」的法律，不容許統治者任意的論心定罪。人們只有在法律容許的范圍內，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義的精神實質就是「物治」，所以又稱「法治」主義為「物治主義」。④一方面，是用客觀的標准如規矩、權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樣的客觀的、人設的、固定不變的法來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當物來治理。也就是把人當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觀的規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確無礙地衡量的東西，而不考慮人的特殊能動性。
同儒家的「禮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對宗法等級制和世襲制，要求平等守法，並且主張制訂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所以說「禮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於制裁手段，而在於行為規范的內容本身。也就是講貴賤、尊卑、長幼、親疏之「異」的差異行為規范與一斷於法的統一行為規范之間的分歧。①同「德治」相比，「法治」主義輕視或完全否認道德教化的作用，這和儒家多數主張人性善而法家主張人性惡有關。
法家的「法治」主義，首先值得稱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歷史進化的法則，並且順應歷史進化的法則來創造，反對保守和空想。它的「實踐精神」和「功用主義」都由此而產生。但其缺陷在於過分忽略了「禮」、「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輔的作用。「法治」主義曇花一現，原因有二：一是由於禮治主義、人治主義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義為敵。「法治」主義雖一時占上風，但最終被「禮治」主義學說所征服。二是法家極端強調國家利益，而輕視個人利益，雖能救一時之弊，但不能確保社會的長治久安。這不僅是「法治」主義思想在漢以後不發達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學不發達的原因所在。②
三、現代意義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法治」的含義和今天我們所倡言的「法治」的含義是有很大差別的。事實上，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在中國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麼什麼是法治？ 法治起源於西方社會，在西人亞里士多德看來，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這一簡約的概括樸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亞里士多德在這里預設了一個前提：法治要以良法為基礎。為此，他確立了一些立法原則。那麼，什麼是良法呢？尤其是從現代角度審視，我們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樣的呢？ 法自君出不會是良法；行刑重輕，法峻刑嚴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須體現社會全體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會每一成員的理性意願，保障每一成員的人權，它是全社會每一成員共同參與並簽訂的公共契約。人們違反它就是違背了自己的承諾，要承擔「違約責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會之法律本身應是人民共同意願的提煉，而不只是反映某個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則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權利，而不只是賦予某些人特權。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義、自由和權利， 限制權力，法治亦是這些基本的民主原則的具體體現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礎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礎，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體內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場都是率先在西方社會生長並成熟完善起來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法制建設上也引進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進與移植遠不像生產方式的轉變或工藝技術的改進那麼簡單。被移植的法律的規范制約作用的有效發揮有賴於一定的文化基礎，有賴於植入地人文資源是否蘊含法治基因，有賴於植入地植被對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現象同樣適用於人文世界。「法治的現代化並非一個簡單的向歐美國家的認同過程，其間還蘊含著每個國家在各自的歷史文化視野中對現代化的不同價值取向和模式選擇，還必須對自己的傳統有一個正確的定位和處理。」民主與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徵，是西方價值觀念的載體，那麼，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於中國厚實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倫理為內核的中國傳統文化能否承接和轉化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缺乏「法治」的歷史傳統，即在社會秩序和規范中，「法治」始終未佔主導地位，這就必然給中國當代建立「法治」社會秩序帶來困難。
四、借鑒和啟示
雖然今天所倡導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幾乎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許多地方是值得我們認同的。二千多年前他們已經認識到，法是用以規范和衡量人們行為的客觀的、公正的准則，具有客觀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別親疏，不疏貴賤，一斷於法」是對法的平等適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權威性和拘束力，強調人民、官員、甚至國君都應該守法和依法辦事。他們主張公布成文法，法應清晰、簡明，具有統一性和穩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預見性等。①法家思想的這些積極方面都是值得學習和借鑒，對今天的法治建設是有利的。
同時我們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壓制議論和專制王權的方式，與民主與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們今天要的法治。由於長期的封建統治及專制王權，使得人們觀念中缺乏法治的觀念。今天中國提倡依法治國，實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實不在於用法條來取代固有的文化傳統，而是要把人們對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們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傳的文化傳統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質，增強人的法治意識，灌輸自由意識、平等的觀念乃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任務。如果人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質低， 即使有比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會因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虛設。所以，「人」仍然是關鍵。在古希臘傳統文化中，法律的至高無上的權威，是與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憲政體等道德理想聯系在一起的。「法律與人性的關系，法律與權力的關系，也都是從城邦的『善』來闡釋的，從而使法治觀具有一種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為更高層次的理想觀念品格。如果僅僅在法律層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層，不探討法律的價值基礎和價值根源，無以最終確立法治觀。」②權力從屬於法律，實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則國家就會喪失其真正的本質和特徵。西塞羅有句名言：「我們是法律的僕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西方人的這些傳統告訴我們，他們的「法治」傳統與我們的「德治」傳統同樣古老而長久。中國人選擇了（這里的選擇並非主觀意志）「德治」為其根本，並影響至今，建立「法治」秩序，決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選擇了「法治」為其根本，也影響至今。但無論以何為根本，都沒有離開「人」這個根本的價值主體。這實際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因此，提高我們每個中國人的「法治」素養和「德治」素養，是當前精神文明建設中最根本的任務，也是我們要達到法治目標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華，去其糟泊，才能為今天的法治建設指引一條寬廣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多弼
自從中國人開始追求現代化以來，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自明清時代，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參考儒家傳統提供的資源。尤其是華人和東亞人應該有這個機會。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傳統，儒家傳統屬於全人類，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獻應該盡量翻譯成各種語言，提供給大家。
作為瑞典人，我必須承認儒家經典著作當中，到現在只有《論語》被翻譯成瑞典文。這是我這一代瑞典漢學家應該填補的空白。從一開始儒家思想就體現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用今天的話語來講，在古代中國儒家思想就被理解為人類文明的核心。結果，至少在中國，儒家思想被視為文明或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儒家思想給現代人提供了很豐富的資源。面對這些資源，現代人具有一個選擇的自由，可以吸收資源裡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拋棄一些成分。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麼選擇，儒家思想屬於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寶庫。保存和解釋儒家思想文獻，增進人們對它的理解是我們作為對儒家感興趣的學者的一個重要任務。不管你對儒家思想的評價如何，了解這個極其豐富多彩的傳統一定會使得你的生活更加豐富。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也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儒家思想、君主專政制度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史的兩大主體內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1）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主張「禮」，維護周禮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化。
�（2）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並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農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
�（3）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他的思想集中於《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晉之際出現的玄學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的易經，這是為士族辯護的一種消極思想。《周易》、《老子》、《莊子》稱之為「三玄」。玄學主張君主無為、門閥專政，主要活動在洛陽。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賢。
�（5）唐朝中期的儒學大師韓愈，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用儒家的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佛道的觀點。
�（6）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學，是宋代主要的哲學思想。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後人稱之為程朱理學。其核心內容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慾」對立起來，認為人慾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慾」。這實際上是為封建等級秩序辯護。
�（7）明中葉的王陽明反對朱熹把心與理視為兩種事物的觀點，創立與朱熹相對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心學。理學由客觀唯心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演變，說明它已經走到極端。
�2．進步的思想家對傳統儒學的批判
�（1）元朝的鄧牧：自稱「三教外人」，著書大膽否定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其非君思想，對明清進步思想家有一定影響。
�（2）明朝：李贄是明後期「異端」進步思想家，他指責儒家經典並非「萬世之至論」，揭露道學的虛偽，反對歧視婦女和壓抑商人。他是我國反封建的思想先驅，他的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要求，帶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黃宗羲：在明亡後，隱居著述，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他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的興起也有一定的影響。②顧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強調「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主張把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力圖扭轉明末不切實際的學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他提倡「實學」的目的在於批判理學，反對君主專制政治，顧炎武的學風對清代學者影響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認為「氣」是物質實體，「理」是客觀規律；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義觀點，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給予批判，他還提出「靜即含動，動不舍靜」，否定理學家主靜的形而上學思想。他用發展觀點來看待歷史，認為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趨時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閃爍著革新的光芒。
�中國古代對治國思想的選擇：史學界認為：自漢武帝至清末，中國統治階級選擇的治國模式是外儒內法而劑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飾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調劑政治。這種治國模式的形成，在秦漢以前經歷了較長時期的選擇和探索的過程。
�在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生活原始粗放，民風淳樸，沒有私有觀念，人人平等相親，過著一種美好的無憂無慮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聯盟事務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聯盟首領的智慧和美德來教化民眾，治理國家的思想處於萌芽狀態。在奴隸社會隨王位世襲製取代「禪讓制」，產生了階級和國家，統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級制度以維護奴隸主階級的統治，一方面以武力作為統治的後盾。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處於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時期，歷史經歷著劃時代的變革，周王室衰微，諸侯坐大，維護奴隸主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諸侯爭霸，社會處於動盪之中。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躍，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歷史舞台，著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們各自為新興的地主階級設計了一套結束割據，實現統一的治國方案，為秦漢以後的封建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西漢建立之初，由於長期戰亂，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以致人口銳減，農民流亡，經濟凋弊，府庫空虛。鑒於這種形勢與秦之敗亡，漢初統治者便採取了「與民休息」的政治，緩和階級矛盾，發展生產力，以鞏固統治。一方面對人民採取「輕徭薄賦」、「獎勵耕織」以及緩刑等政策，以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當時郡國並行的制度下，對地方諸侯王採取不過多干涉的政策，以鞏固封建統治。與這種形勢相適應，黃老思想也就得到廣泛流行，成為西漢前期起主導地位的治國思想。其核心是清靜無為，因循而治。實踐證明，完全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起到了促進生產恢復與發展的作用，並出現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無為而治」的治國之道對中國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響。每當大的政治動亂之後，統治階級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往往採用道家治國之策，與民休息，以蓄國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漢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國家的鞏固，也利於社會的穩定，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內核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傢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先秦儒學的內容體系充滿著濃重的、溫柔淳樸的倫理親情色彩，顯得「迂遠而闊於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於通過「正名」恢復「周禮」所代表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孟子的「仁政」說，雖已轉到新興地主勢力的立場上，但其「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贊賞。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於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盪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盪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後，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後，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法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於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
�漢興以來，除黃老之學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較活躍並有所發展，景武之際的董仲舒便是西漢儒學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統治，也應遵循「大一統」的「常經通誼」，而「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從理論上闡明尊崇儒學的思想統治原則，受到漢武帝賞識。隨後武帝採取一系列措施，從而確立了儒學的統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容。武帝改造選官制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這樣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西漢皇帝詔令和廷議中多稱引儒家理論，司法過程中以《春秋》義例決獄。武帝時遵循儒家思想，舉行封禪、改正朔、修郊祀、定歷數等重大禮制活動，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歷史傳統。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這一政策與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學獨尊後其它思想學派並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學本身也廣泛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各家學說，統一的思想帶有一定的綜合傾向，因而獲得了成功。儒家興學，把教育、考試與選官結合起來，是武帝的創造，在客觀上促成了重視知識、重視教育的社會風尚，儒家思想逐漸滲透到社會各方面，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範式。但從本質上看，這仍是一種封建專制主義文化政策。漢武帝運用皇權干預思想學術，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發展，禁錮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違悖了思想統一於真理的規律，有明顯的消極作用。
�如何正確對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
對待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近代以來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想傾向：一是國粹派，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對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國落後的一切根源歸之於文化傳統，主張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全盤西化。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和方法應該是古為今用，批判繼承。但是如何進行「古為今用，批判繼承」呢?我們認為：（1）對哪些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優秀價值原則，可以轉化為時代精神來繼承。例如《周易大傳》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有為精神，《論語》中所提倡的捨生取義、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品質，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歷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以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憂患意識，《春秋公羊傳》中強調的天下統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轉化為新的時代的。尤其是強調統一的思想傳統，更具有現實意義。（2）對有些內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內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為今天新文化建設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從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本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內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們剔除其封建內核，則可以從人民當家作主的角度來轉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將其發展為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社會主義觀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仍具現實意義。今天我們仍需要提倡自身修養和為社會主義而獻身的精神。（3）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必須否定和拋棄。如「三從四德」的女性觀，「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自然觀，「別尊卑，明貴賤」的封建等級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