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英, 法,美,德是通過什麼方式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
你要的答案,你自己總結下
德意志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背景、方式與英、法、美有很大的不同：
1、政治上;英、美、法都有經歷過自下而上的資產階級革命，法國大革命最為徹底不用說了，美國經過獨立戰爭之後又進行了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南北戰爭和廢除黑奴制度，也比較徹底，都成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雖存在妥協性，保留了君主制度，但歷經1689年的《權利法案》、18世紀早期內閣制的確立，以及以後的選舉制度改革，君主「統而不治」，只是國家的象徵，實際上也成為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國家。而德國不同，它的統一走的是自上而下的王朝戰爭道路，真正掌權的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容克」貴族地主。這就決定了它保存有大量的封建主義、軍國主義殘余，列寧稱它是「容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國家。
德意志的立憲君主制與英國的立憲君主制也截然不同：英國國王「統而不治」，沒有實權；德國皇帝則掌握國家軍政大權，例如宰相就由德皇任命而不像英國那樣由議會中多數黨黨魁擔任。
2、經濟上：法國大革命徹底摧毀了封建土地制度，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大量的小農，然後走上農業資本主義化的道路。英國通過革命前後長達三百年的圈地運動走上了資本主義大農業的道路。美國經過南北戰爭，在南部廢除了奴隸制並逐漸廢除了大土地佔有制。又通過林肯頒布的《宅地法》，在西部先是製造了大量的小農，然後在小農分化的基礎上產生出資本主義大農場並走上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大農業道路——列寧稱之為「美國式道路」。可見，以農業為例，英、美、法三國雖然走的道路不完全相同，但都是走的徹底地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奴隸）制生產關系 的道路。
而德國不同，不但政治上保留有大量的封建殘余，而且經濟上資本主義改造也不徹底。它不是通過廢除封建（容克）土地所有制，在農民分化的基礎上產生資本主義農業，而是在保存君主制度、貴族特權及中世紀殘余的條件下實行改革，由封建農奴制經濟緩慢地轉化為資產階級的容克式經濟，原來的「容克貴族」轉化為農業資本家，並在投資於工商業後也成為工業、商業、金融業資本家。列寧把這種農業資本主義化道路稱為「普魯士式道路」。這就決定了德國保留有大量的封建主義、軍國主義殘余，它以後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挑起者決不是偶然的。
❷ 法國小農大量存在會影響法國資產階級的力量嗎
當然會，小農的大量存在資本主義發展，就使封建力量根基很深，資產階級發展較慢。也就導致法國大革命後法國政局持續動盪，君主派和共和派爭個不停。
❸ 有關法國大革命的小農經濟
請參照以下詳細資料，希望對你有用
法國大革命發生於18世紀末葉，俄國的十月革命繼二月革命之後，同時發生於1917年，中國的長期革命，迄今則已逾一個世紀，這200年來的事跡，及於遠東與泰西，當中地理環境各不相同，社會背景也千頭萬緒，其成果當然極不一致。可是從長時間遠視界來看，以上三種運動，皆發生於具有大陸性格的國家，也都被強迫放棄過去以農業為國民經濟本位的體制，而採取以數目字管理的趨向。
這三個國家在改革的過程中遭遇重重困難，由於過去農業體制積習過深，政治上中央集權牽涉過廣，所以不容易脫胎換骨。新社會需以商業習慣為前提，其活動以低層結構的功能為准據。法國的舊體制（ancien regime）、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和傳統中國，不能立刻順應環境，也實由於其現存體系中無法產生各項經濟因素完成自由交換之公式和法則，以適應此需要。
這三個國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歸咎於過去組織過於簡陋。他們都曾回光反照，表現出官僚組織（bureaucracy）的特長。法國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稱「朕即國家」，可見其享國時之叱吒如意。沙俄之凱撒琳二世（1762-1796在位）和亞歷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為「開明專制」期間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時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異曲同工。然其號召力量之雄偉，有賴於18世紀及以前的環境與背景。一到資本主義與重商主義，不僅這些國家的組織與結構不能與之抗衡，連其本身之存在都發生問題。甚至過去的行動與設施，反成為今朝的阻扼與障礙。
階級斗爭都曾在以上三種運動中被提出。列寧提倡「所有權力交付蘇維埃」，顯然在仿效法國大革命時「山嶽黨」（Montagnards）利用「無褲黨」（sans－culottes）（詳下）的戰略。中國在文革期間組織所謂「造反總司令部」，亦非獨出心裁，因為「造反委員會」（insurrection comite）也曾在18世紀末年的巴黎出現。可是法、俄、中所遭遇的艱難困苦，實由於社會上與經濟上的不平等，而階級利益的沖突，是一切問題的重心？反過來說，是否由於法國、俄國和中國的經驗，今後全世界的決策只有朝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走，因為它才是「真金不怕火」？
問題尚不只此。資本主義之為一類組織和一種運動，固然發生於法國大革命之前，但是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卻因法國大革命及其過程而產生（詳第一章），所以至今也有近兩百年的歷史。以後的發展，尤以最近在中國大陸和蘇聯的發展，這名詞與社會主義對立的一個觀念，是否仍能原封不動，至此也成疑問。本書引用歸納法，主張先將法國、蘇聯與中國進入數目字管理的程序，或企圖進入這境界的經驗提出。我們從技術的觀點出發，如果能將上述三種運動作切實的解剖，再參照以前各章的資料，應能在下章作結論時，對以上各問題提出一個較客觀卻更具體的答復。
法國的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是一個極容易產生爭執是非的題目。史學家勒費弗（Georges Lefebvre）曾於1932年寫出：「舊體制已將法國農業史擱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將此工作完成。」這種說法不能獲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費弗又在另一書里提及：「資本主義的進展，並沒有在這十年之內加速。相反的，環境只使它減低。」其實勒氏的兩種說法雖有矛盾，但仍可同時立腳。因為前者所言系指資本主義為一種制度，所涉及的為組織；後者則系實際存積資本的數量和動員人力與物力之程度。一種是長期間的看法，一種是近距離的論斷。可是這當中的差別極容易引起誤會。
從人身經驗寫歷史，糾纏更多。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學第一位任法國大革命專題教授的奧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門徒馬迪茲（Albert Mathiez）在本世紀初年的辯論。法國大革命的後期，過激派以丹東（Danton）、馬拉（Marat）及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為領導人物，馬拉被女刺客刺殺之後，只剩著丹東及羅伯斯比爾。在奧拉德看來，丹東是英雄好漢，羅伯斯比爾則既虛榮又是書獃子，於是以他個人之好惡，決定革命之途徑。馬迪茲則強調羅伯斯比爾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誠意地為小民謀福利，丹東倒是貪污好貨，隨時可以出賣革命。他們所著的專書不說，又任教職、編輯專刊各數十年。此外撰寫大革命的各種專題著作，也近數千百部，動輒十餘冊，而瑣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棟。本書脫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監獄暴動200周年，法國人士正籌備在紀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預料此時寫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滿目。我們讀他們著作的千百分之一已是精力不繼，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評論？
可是歷史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境域，我們涉豬其間，各人的目標不同。在我們看來，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共通的題目，影響到其他國家的發展。如果我們放棄這段題材不顧，則本書以前各章的事跡無從交代，以後的發展也不便闡揚。在這種國際性的注意力之下，我們所企知的法國大革命，有其示範作用。上章說到美國、日本和德國過去缺乏中央體制，所以新體制之創造，阻攔較少，已給我們預先安排一種假說之中的借鏡，所以我們的觀察集中於18世紀末期，法國突然改組時，技術上所遇到的困難，而不著重人身方面之情節。茲舉一例於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圖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帶傳奇性的一段插曲。本來計劃周密，初步突破難關。只是一離開巴黎，一行人放鬆戒備，國王兩次被識破，車行亦不能保持預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預備接應的人員不得不撤離崗位，馬匹也已遣散。國王抵達華倫內（Varennes）時已黑夜，在此的遲滯是被截獲的一大主因。華倫內已去邊境不遠，也有奧軍准備接應。事之不成，誠然令替國王、王後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歷史家內心也不免忖測：若是天假其緣，使路易平安抵達邊境，以後局勢將起何種變化？可是這種空想不僅無益，反而可能產生錯覺。以後的事實證明，當日法國的問題，已不是加強或甚至改革國家之高層機構所能解決，在這情形之下，國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國大革命有其幕後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復雜又磅礴，當時無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決不會有如此眾多的革命人士與所謂反革命派先後被送上斷頭台。而且這些醞釀的因素出現既突然，在每一階段逗留的時間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勵各人立即爭取主動。勒費弗在敘述1789年10月，巴黎婦人強迫路易自凡爾賽宮遷居巴黎時，寫出：「沒有人能夠夢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見得時人總以為當日的細雨微風已如未來的巨浪與狂飆。
路易十六曾被歷史家指摘為意態游離。最初他有機會出走而不願脫逃，因為逃避責任非王老氣概。巴黎不穩定時，他調兵入防，也有壓制議員的情勢，可是他被亂民威脅時，又不肯動武。他多次謀算王後，臨時又改變主意，只有最後喪身於斷頭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細分析後，我們認為，其缺乏決斷，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局勢不能明朗化。而他對各方的責任觀念，互相沖突，亦不可謂之不真。當革命初開始時，各人無法預知其牽涉之廣，即有少數人作大刀闊斧的看法，日後證明其眼光仍過於狹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進而至君主立憲，又前進一步而成立民國，再進一步修改整個人類的文化，上至倫理宗教，下運歷法及度量衡，最後改變而軍事獨裁，又受國際干涉，其餘波振盪幾十年。在這情形之下，我們更只能體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綽號「老虎總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說，「革命是一個整體，一個大方塊」。因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這也等於說集體的責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單獨各人的責任重要。也因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與法國無直接關系的國家（如中國）之歷史銜接。
責備路易國王之不智不勇，等於責備羅伯斯比爾之不義不仁，更等於責備拿破崙之不忠不信。羅伯斯比爾穿淺藍色外衣，著貴族型馬褲，頭發敷粉。他的親信同黨聖約斯特（Saint－Just）戴耳環，丹東和外國交涉時滲入個人利害，至少是不誠懇的。可是拿破崙也曾被指責與一個聲名狼藉的女性結婚，靠裙帶關系陞官。至於說到以革命起家發財，則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統統裂土稱王，或帶貴族頭銜。而拿破崙在國外的掠奪也不曾公開交代。總之，道德是真理最後之環節，人世間最高品質，一經提出，即無回轉餘地，故事只好因之結束。以上之評論與指摘，都沒有接近我們企圖審察的主題。大革命企圖重訂人類道德的標准，其記錄不應當先被道德問題分割。我們再引用勒費弗的言辭：他說：「道德主義者必贊揚英勇，譴責殘酷，可是他不能解釋事故。」
以下是我們對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術的立場，並在議論中追述革命過程中最基本的事實：大革命之發生，一般認為開始於1789年。其實前一年巴黎的議會（parlement）否定國王抽稅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著國王召開三級會議，已在序幕之前，發出了一個貴族及特權階級不受節制的先聲。此中關系非常重要，因為大革命之發生，並不是某一階級與另一階級發生致命沖突，而是各階層間、各地區間、各種利害錯綜重復。以後革命者倒能看清階級斗爭實為解決問題的一種工具。以後這樣的作法，也見於俄國與中國。
法國之議會與英國之議會（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區設立，不是立法機關，而像高級法庭，也保持類似中國唐朝「門下省主封駁」的作風。所有法令一定要經過議會「登記」，才能生效，於是各行政機關不能置之不顧。而且承封建制度遺緒，司法獨立，非特別強有力之君主無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議會與路易十六的行政機構對立，即釀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時國家的財政也陷入低潮，原來，18世紀法國的軍事政治力量虛有其表，國家靠借債度日，軍隊也靠德國與瑞士之僱傭軍充實行伍。以前幾次的國際戰爭不是慘敗，即是勝負未分；參加美國的獨立戰爭，也算戰勝國，卻又兜上一筆蝕本生意。同時，財政的困難也不能由內部解決，因為宮廷的開銷不及預算6％，而公債攤付的利息即超過預算之半。
當日法國的人口，據估計約在2300萬至2500萬之間，巴黎即超過60萬，以法國資源之富，如果經濟組織有條理，其國計民生較之鄰國，如英國、荷蘭，不應相形見絀。而且法國的國民經濟已有起步的基礎。重商政策自17世紀以來，經過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貝特（Colbert）銳意提倡，法國的造船、海外貿易、紡織、玻璃工業和奢侈品的製造，都有長足的進展，股份公司的組織也和其他先進國家大致同時，巴黎的證券交易所經手投機生意，則一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時期」被停封為止。可是在法制上，這些新經濟因素未能結合成一個自行調節的結構（在我們的眼光內亦即是資本主義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於官僚組織的呼吸之間。後者可以將各種經營特權公開販賣。現在看來，「貪污」二字已不能形容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業不能與農業歸並為一元，其財富基層脆弱，利益只澤潤於一部分人口，與德國落後的情形（詳第六章）相比，過猶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級會議，說明法國實有三種體制。其原則有似中國漢初吳楚之亂以前的封建與郡縣並行，復雜則遠過之。第一級（First Estate）為僧侶，天主教方丈及一般僧尼，為數不逾10萬。他們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統、宗教法庭，又向信民普遍收取什一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產，很多主教方丈實際上是各村莊的領主。僧侶既視察全部信民的養生送死，也管轄到他們的婚姻與遺傳，兼及教育與慈善事業。第一級不向國王付稅，但是傳統上經過磋商自願地向國庫捐助，有時擔付國債利息之一部分，唯無成例數目。
第二級為貴族。總數也不過40萬人。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原來的武士階級，有些追溯到中世紀前的德國血統，有些則是後來加封。另一種是各級法庭的法官、地方經理的首長，大體出資捐官購買。18世紀末年法國的貴族極為混淆，有些極富，有些極貧。一般爵位由長子繼襲，可是也有新貴族頭銜，只及於受者本身。海陸軍軍官由貴族領先，有時身份即包括特權。過去的觀念凡貴族即為庄園的領主，這種情形已不存在。因為法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有時候整個庄園落入平民買主手中。可是封建體制沒有全部取消，有些貴族仍為領主，仍開設庄園法庭。據估計大革命前夕，法國約1／5的士地仍在貴族手中。他們除了向農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堅持其水利權、礦產權與種樹權和狩獵權等。
貴族無集體組織的機構，向他們抽直接稅極為困難。一方面這也由於法國地方政府的組織。歷史的發展使法國領土的中央區域早期就屬國王，中央政府派駐的行政官一般不受限制。可是邊疆的各單位，在歸隸時與國王定有契約，內中也各有世襲性質的地方首長和代議性質的地方機構從中主持，稅收還待磋商。而且庄園制度的繼續存在，更是調查統計難以精密的原因。歐洲封建的成規，從不說明何種產業為何人所有，而只有多數人在同一的土地上此來彼往的享有特權，種地也只好按成規，如此更妨礙農業的增進。此外還有整個一市一鎮享有不同的特權。
第三級為平民，據稱佔全國人口94％，其中大多數為農民。法國穡夫制早已廢除，除了東北角少數地區之外，穡夫已不存在。一般農民可以自由購置產業。自耕農與佃農的比例各地千差萬別。一般的困難為耕地分割過小，農業技術無法增進。過去幾十年來人口大量增加，大多數農民感到生活壓迫。每值天災流行，即有食物匱乏之虞，也影響到市民生活。又據研究，大革命前夕與18世紀初期比較，地租增加98％，物價增加65％，工資只增加22％。所以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況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嚴寒，河水冰凍，食糧既短缺又無法輸送。翌年，城市裡市民失業多至半數，為助長革命聲勢的主因。夏間巴黎的騷動引起各種謠傳，驚擾進入鄉村，而遍及全國。
城市裡的資產階級是革命之領導人。他們爭取本身權利，事誠有之，痛恨貴族享有特權，亦是當然。但是單純的階級利益之沖突，並不是使他們忘身捨命發動政潮的主要動機。因為他們事業成功，也可以與貴族通婚，也可以買爵捐官。只是他們在舊體制之下，感到精神上的苦悶。啟蒙運動以來，種種天賦人權、國民公約的觀念透入人心。思想和知識與社會環境及生活習慣發生距離，是現代社會里驅使中產階級參加革命最有力之條件，法蘭西此時已具備此背景。以後銀行家和富商出資捐助市民暴動，律師以辯才參與組織，賽亞司（Sieyes）以教團成員參加革命，米哈波（Mirabeau）以貴族降為平民代表，丹東與羅伯斯比爾和大多數革命家一樣以律師出身。馬拉由醫生改作新聞記者。以上都不易以他們本身階級利害，解釋他們的心境與行動。同時資產階級（bollfg60isi）是一個極為廣泛而不著邊際的稱呼，上自至富的巨商，近乎特權階級，下至小本經營的工匠，都可稱為資產階級或市民階級，大革命固然使資產階級抬頭，也使不少資產階級成員被清算。
現在讓我們再追敘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時的情形：這種會議自1614年以來，未曾開過。因為過去他的祖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一共在位131年，他們注重人身政治，缺乏一個健全的組織系統。此時國王召集三級議會的目的，無非籌劃稅收方案，解決財政問題。可是下層階級已被重重剝削，既擔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稅（taille）之全部，更提供勞役（corvee），又要負擔鹽稅（gabelle）之絕大部分，早已喘息不定，無法向他們增稅。而新負擔也不便直接的配予其他二級。過去公私財政事宜的疊床架屋，久未改組，何處可增稅、何處應加租，也無從獲悉，所以稅收與租金的收集多來承包制。只有職業上的收集人熟悉地方和個別間的情形，才能執行任務，而且從中牟利。如果其情形仍能用數目字管理，則早已用不著勞駕他們了。同時這時候還有很多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例如以後風潮加緊，貴族出奔國外，下層階級里有很多人因之失業。提高糧食的價格，應當對農民有利，可是中西部種葡萄釀酒的農夫叫苦連天。改進農業生產，首重圈地，才能將可耕地一起投入耕種，但是首先反對即是農民；他們失去了在公地采樵和牧放牲口的權利，立即無以為生。諸如此類的問題，無從規劃，找出對策。
所以從各種非人身的因素看來，法國已經無法和平磋商，公平改組。只有將一切投入一個大熔爐之內，聽候歷史之安排，只是這情形當時沒有人看穿。
當三級會議在1789年召集的時候，各級與地方的單位，依前例條列他們向國王請願的要求，稱為。ahi6y，我們不妨徑呼之為「陳情表」。當中第二級的要求，有一段要國王固定貴族的地位。各人的勛級要仔細勘明，讓他們如僧侶一般自成一財團與系統，今後朝廷不得再以賣官鬻爵的辦法混淆名位，國王的近臣務必由貴族中遴選，他們的子弟則由王室負責教育。今日我們看來不免驚訝，此類要求可謂不識時務。大革命志在清算貴族，以後步伐一經展開，尚有不少貴族未經審問，即送上斷頭台。那麼當初何以如此跋扈囂張，在應當要求諒解的時候不虛心求願，反而大吹大擂，要求增強他們的特權？
這種舉動也可以引用非人身關系的情形解釋：
提出陳情表，也是合法程序。三級會議原來是國王與臣民的一段對話。國王固然要各級代表協同決策抽稅，後者趁此機會將下情上達。既有權力則有義務，既有義務則有權力，以上都符合於封建體制。只是會議既分三級，召集會議即已伏下了一個階級斗爭之陰影。
各級代表由各地方單位選出，其程序不同，一般都經過初選與復選三四次。所以各代表只能算是被各地方單位授權參加，而不是以個人的見解，參加國事的磋商。經過如此的安排，各地方單位的選舉人也覺得他們已成為一種民意上的機構，除非他們階層里和地方上的陳情表獲得答復，他們責無旁貸。於是以巴黎為首，此地既為國都，又有沙龍為時尚人士討論政治之處，產生了不少期刊和小冊子煽動革命情緒。此後，巴黎的407個「選舉人」，在選出三級大會的代表之後，經常集會，巴黎公社及國民軍（National Guard）由此選舉人的會議而產生。這些機構與組織，和巴黎政客經常聚會的俱樂部，成為策動革命的基本力量，以後他們既維持秩序，也策動暴民。其他各地區的情形也大同小異，1789年巴黎的騷動一開始，舊體制派往各處的省長（intendants）逃避一空，政府的組織已經瓦解，各市鎮大致仿效巴黎的辦法，除了傳達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詳下）的法案外，已不接受國王所轄行政系統指揮。
所以舊體制力量脆弱，是局勢脫離掌握之一大主因。這種情形，也使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接近，而不能與德國的統一運動相比。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眾首先沖入傷病軍人大廈，取得滑膛槍32000支，隨後進攻巴士底監獄，其目的在於取得兵器與火葯，解除這要塞對巴黎市民的威脅，並非所謂解放囚人。消息傳到各處，很多市鎮與鄉村群起響應，農民進攻貴族的堡壘。
為簡便起見，大革命可以分作兩個階段敘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級會議開幕到1792年8月，歷時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憲。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職權，革命由溫和走向極端，終至恐怖時期（reign of terror，簡稱恐怖Terror），後因「熱月反動」（Thermidorian Reaction）才得結束，時為1794年7月，後期也歷時近兩年。此後迄拿破崙於1799年11月兵變奪取政權為止，其間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頓的時期。
三級會議召開時，第三級代表約600人，第一二兩級各約300人。起先國王和議會堅持按照1614年的成例，三級分開討論表決，如果某一議案獲得兩級的同意即算通過。顯然的，這樣無法對國家體製作任何更革，即想改變方針與政策也必困難重重。所以第三級的代表主張所有代表一堂磋商，集體表決，在這主張之下，三級會議變成了「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這組織後來自稱「憲法制定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由憲法制定會議參加產生的代議政治機構稱為「立法會議」[Legisla- tive Assembly），於1791年集會。以上都與革命後期的「國民會議」[National Convention]不同）。因為國王封鎖議會的場所，這些代表聚集於凡爾賽宮室內網球場，也鼓動一部分代表下級僧侶和前進派的貴族參與，又怕國王以武力壓制，與會的人簽名誓約之上，內稱除非達到目的，決不分散。其中提到國民大會之召開，其目的在「草擬憲法，給國家以新生，並且釐定君主制之正確原則」。
這樣展開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勢已無法掌握，就指令第一級和第二級的代表一體參與。他的讓步並非出於開明主見，而是於內外的威脅，而巴黎既感到糧食恐慌，又不知道國王意向所在。他集中軍隊於巴黎內外以防止暴民蠢動，保護國民大會的安全。但是所謂暴民既經組織，實際已是革命的群眾力量，和國民大會里一部分代表之護身符。
三級會議於5月5日集會討論，6月20日有網球場誓辭，6月25日巴黎公社組織就緒，7月14日巴士底監獄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巴黎巡視，希望撫慰眾情，10月5日仍有巴黎街頭婦女6000多人冒雨手執標槍，又挽兩門炮，跋涉12英里，到凡爾賽宮向國民大會和國王請願，提出「要麵包」的要求。由於她們後面還有國民軍兩萬人的支持，國王與王後被迫由凡爾賽遷往巴黎的特拉里茲官（Tuileries）。兩周之後，國民大會在巴黎開會，從此彼此都在巴黎群眾陰影之下，巴黎公社所指揮之群眾或暴民，對以後國事的進展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時至今日，這些事跡還找不到確切的解釋。即如巴黎的暴動與婦女的示威，顯然有人策劃主持。他們是誰？當初目的何在？雖說歷史家各有猜測，最可能從中獲利的乃是奧爾良公爵（cde Orleans），當今國王的遠房叔父，他自己想做立憲君主，也可能是賽亞司和米哈波預聞其事，甚至有人懷疑，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成名，今被公推為國民軍司令的拉法葉（LaFayette）。還有幾個辦報紙的主筆，也被指責唆使主動，卻沒有人提出可靠的證據。總之從人身方面的觀察，很難寫出此中確定的歷史。
並且1789年收成良好，糧食問題也一度解決，緊張的空氣業已和緩。那麼何以以後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開，而且內戰與斷頭台上之不斷流血，仍在3年以後產生？
國民大會決議接收寺院的地產，廢除什一捐，將各種封建義務解除，人身的義務亦無條件廢止，土地的義務則以代價贖取。又通過了「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揚「凡人自出生及至今統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權力，僅在共同的功利之條件下產生社會上的差別」。此外又列舉這些權利為「自由、財產權及抵抗壓迫的權利」。公民一體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憲法則將公民分為「現役公民」及「非現役公民」二種，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賦稅，享有選舉權。1791年召開的立法會議，即依這樣的程序產生，其組織為一院制，所以沒有貴族平民的區別，僧侶更不在話下。國王對立法會議通過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決權（立法會議兩年一屆，國王對同一法案可以在兩屆否決，所以否決有效期間共為4年）。應付當前的財政問題，則決議發行一種紙幣，稱為「交付券」（assignats），以沒收寺院之地產作擔保。
❹ 法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過程中是如何處理農業問題的
近代法國在小塊土地所有制基礎上發展農業資本主義的「革命範式」，不僅剪斷了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翅膀，而且嚴重地阻礙和拖延了傳統農業國轉向現代工業國的歷史進程。二戰結束後，法國農業資本主義轉型的主要途徑和特徵是家族化、商業化、資本化、區域化、專業化、產業化、公司化、社會化、合作化、農民職業化交織在一起，既保持了歐洲大陸地區農業生產的傳統特點，又順應了當今世界農業國際化一體化發展的新趨勢，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歷史經驗表明，改造小農經濟的根本出路在於打破它固有的孤立、分散、規模狹小、排斥資本聚集和現代科技應用的內生機制。
❺ 法國的小農資本主義指的什麼
也就是小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是指介乎資產階級/資本家及無產階級者，例如小商人、小手工業者，既不剝削人亦不受剝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其中一顆小星就是代表「城市小資產階級」。佔有一小部分生產資料或少量財產，一般既不受剝削也不剝削別人，主要靠自己的勞動為生。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有輕微的剝削。
❻ 中國和法國小農經濟有何異同
一、中國的小農
革命前，中國的小農具有三種不同的面貌。首先，是在一定程度上直接為自家消費而生產的單位，他在生產上所作的抉擇，部分地取決於家庭的需要。在這方面，他與生產、消費、工作和居住截然分開的現代都市居民顯然不同。其次，他也象一個追求利潤的單位，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他又為市場而生產，必須根據價格，供求和成本與收益來作出生產上的抉擇。在這方面，小農家庭的「農場」也具備一些類似資本主義的特點。最後，我們可以把小農看作一個階級社會和政權體系下的成員；其剩餘產品被用來供應非農業部門的消費需要。
而法國的小農經濟主要是為資本主義服務的，不象是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其生產資料的原始積累為其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的廣闊的市場與資金~
❼ 法國小農經濟現在還有沒有
法國小農經濟為什麼會長期大量存在
現行高中歷史教科書《世界近代現代史》（上冊）中提到法國小農經濟長期大量存在，並對法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造成法國小農經濟長期大量存在的原因是什麼呢？
第一，大革命時期頒布的法令和拿破崙頒布的《民法典》，為法國小農經濟的長期大量存在提供了政治、法律保障。在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派專政摧毀了封建土地制度，使農村中的經濟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國民公會頒布的法令宣布，把逃亡貴族的土地分成小塊出售，並按當地人口分配農村公有土地，使法國廣大農民獲得了一定數量的土地。這樣，在全國范圍內大量廣泛地建立起小土地所有制，造成了小農經濟的普遍存在。拿破崙上台後，又頒布《民法典》，使在大革命中「新建立的小農土地所有製得到法律上的保障」。也就是說，法國小農經濟的長期大量存在具有法律依據。
第二，農村中異常猖極的高利貸活動，為法國小農經濟的長期大量存在提供了經濟庇護。大革命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法國小農並未擺脫貧困、破產的命運。在19世紀中期以前，幾乎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小農戶淪為無產者，更多的小農則瀕於破產，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盡管破產的現象非常嚴重，法國的小農經濟並沒有被摧毀。這主要是因為「法國農村中猖獗異常的高利貸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延緩了小農與土地分離的過程」。貧困的農民以土地作抵押向高利貸者借款，本來就是竭力保存自己的小塊土地。而當小農不能清償債務時，高利貸者寧願把已經破產而不能清償債務的農民仍然留在土地上，讓破產的農民繼續租種，以便繼續吮吸他們的膏血。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雅各賓派雖然比較徹底地鏟除了封建制度的基礎，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為小農土地所有制，但是，雅各賓派卻保留了革命前半封建的「對分制」地租。這種高額地租使土地分散出租比集中經營資本主義大農場更為有利可圖。同時，由於法國的銀行利息和工業利潤都很高，高利貸者往往把從地租收入中積累起來的資本投放到銀行和工商業中去，變成坐收地租和坐食利息的雙料寄生蟲，而不願去經營資本主義大農業。這就使得法國的小農土地所有製得以長期大量保存下來。
第三，中小企業的長期大量存在，為法國小農經濟的長期大量存在提供了勞動力保證。19世紀60年代，法國工業生產雖然居世界第二位，工業中雖然也出現了不少千人以上的大企業，但中小企業仍占很大比重。全法國有75％的企業是只有10名以下工人的小企業，將近60％的工人都從業於這些小企業。而且還存在著相當數量的手工工場，這些手工工場平均只有工人1．7名。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由於資本大量輸出和對德巨額賠款，影響到工業中採用新技術和更新設備所需的資金，中小企業大量存在的狀況得不到改變。到19世紀末，法國工業的大多數還屬於工人不足100名的小型和中型企業。紡織工業是法國最主要的工業部門，而紡織部門又多半使用女工和童工。因之，喪失土地的農民不能被工業部門充分吸收。加之拿破崙訂立的所謂「工人手冊制度」繼續有效（這種手冊由僱主保管，工人沒有這種手冊到哪裡都找不到工作）。這就為資本家迫害和刁難工人提供了一種合法依據。有的資本家不給被解僱的工人或是主動辭職的工人簽發手冊。從而，在工業和農業領域形成了大量潛在的過剩人口，他們也不得不忍受高額地租的剝削，租種一小塊土地來養家糊口。
此外，由於人口不斷增長，農民的土地也日益分成更小塊，而出現新的小農戶和細小農戶。所以，直到19世紀後半期，法國的小農經營不僅在農業中占絕對優勢，而且在數量上也有所增加。1862年，法國佔有土地1～10公頃的小農戶有244萬個，1882年增為266萬個，另外還有佔地不到1公頃的細小農戶有220萬個。到1893年，佔地不足5公頃的小農戶有400萬個，占農戶總數的71％。
總之，法國的小農經濟長期大量存在，是多方因素合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