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如何看待拜登

① 白宮稱拜登新冠感染來源無關緊要，拜登究竟是如何被感染的

白宮聲稱拜登新冠感染來源無關緊要，但是透露出來的消息是拜登和拜登政府都不知道騎士如何被感染的，但拜登感染了新冠確實是大快人心的一件事。

一、白宮稱拜登新冠感染來源無關緊要

其實拜登感染了新冠病毒還真的是大快人心，不少的人都覺得拜登感染新冠病毒是理所當然，從美國國內環境來講，拜登不僅全面放開新冠病毒疫情的防控，同時還通過了反墮胎法案。從國際環境來講，拜登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已經讓人失望至極，不僅把美國的通貨膨脹風險轉嫁到全球各國身上，而且還肆意掠奪他國財富，這簡直就是一種強盜行為。由於國內和國外的人對於拜登的意見都是比較惡劣的，自然也就覺得拜登感染新冠也是大快人心。

② 為何特朗普不肯「封國」抗疫

美國的新冠疫情已經突破了1,300萬的人，而美國的單日確診人數也達到了非常恐怖的21萬，但盡管如此，他們仍然不在意疫情，反而在忙著過感恩節。為了防止疫情再一次出現爆發，美國疾控中心發布了一項聲明，希望在這個節日當中，民眾們能夠避免家庭聚會推遲旅行的計劃，但是這個聲明並沒有得到多少人的回應。美國人依舊在舉行著各種各樣的大party，而民眾也在按照當初的計劃進行出行，總而言之，他們把生命看得特別輕，甚至根本就沒有把生命當回事兒。

目前支持他的人也就是民主黨，已經實施了封鎖措施，酒吧餐廳商店都已經關門了，超市也採取限流政策，但是支持特朗普的人娛樂場所依舊人滿文化，好像新冠病毒根本就不存在一樣。法國議員認為，就算是拜登登上總統之位採取了防疫措施，也阻止不了更多的人死亡，對美國的經濟造成更加嚴重的影響。據說有1/3的美國父母認為，即便是這個病情如此的肆虐，也無法阻止這些親人們在一塊相聚，所以在這個感恩節的到來時期，很多美國大學生都會返回家中。

③ 如何形容拜登時代

如何形容拜登時代

一、寫作思路

1、觀察美國自拜登時代以來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2、尋找一個最合適的詞去形容這一系列事件。

二、範文

1月20日，拜登正式走馬上任，美國開啟拜登時代。如果要給拜登時代找個形容詞，我覺得「困難」這個詞最合適。

政治經歷和經驗非常豐富的拜登，擔任過兩屆美國副總統的拜登，在美國最困難的時刻，擔負起了領導美國的責任。拜登治下的美國，無疑困難重重、任重道遠。

美國國內矛盾深沉，特別是特朗普執政的四年，民主、共和兩黨高度撕裂，美國社會高度分裂，種族歧視特別嚴重。尤其是新冠疫情在美國爆發以來，特朗普政府草菅人命，創造確診和死亡的世界紀錄，讓美國民眾非常受傷。

特朗普要錢不要命，結果美國民眾的命失去了40多萬條，美國經濟依然一蹶不振，看不到復甦的跡象。還有美國的失業率奇高、槍殺案頻頻發生……拜登要收拾好特朗普留下的爛攤子，確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④ 拜登在哪兒感染的白宮官員：不知道，不重要！為何忽視這種問題

根據白宮發布的消息，拜登新冠病毒檢測結果為陽性，隨後在舉辦的記者會上，有相關的人員問到拜登是如何感染的新冠病毒，以及在哪裡感染的隨機來自白宮新冠疫情的相關人員，對此表示不知道拜登的感染來源以及表示無關緊要，這一番言論上在場的記者大吃一驚，並且有記者反問道，這怎麼可能無關緊要，針對記者的不斷追問相關人員表示我們所處的當下，這一時刻才是最為重要的，即我們正在談論拜登接受的治療他的感受，以及他如何為美國的民眾謀取福利的行為。

⑤ 馬丁·沃爾夫：拜登上台後的「變」與「不變」

「 以美國為主導建立起來的戰後全球機制，無法持續地維持和管理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在經濟與貿易領域 。」在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及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說道。
他表示，新冠疫情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帶來了劇烈震盪， 但疫情本身並不會帶來新的變化，而只是此前既有趨勢的加速劑 ——疫情爆發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全球不平等現象不斷加劇，經濟貿易自由化進程早已放緩。
他認為，各國「基本的共同利益」就是和平與繁榮，各國一要共同管理全球公域、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二要就如何應對全球挑戰達成最低限度的協議，開展有紀律的、基於規則的合作。
特別地， 在貿易協商方面，超級大國需要就產業政策、知識產權、貿易開放、投資開放這四個主要領域重啟談判 。「在理想情況下，談判是在國際多邊框架下進行，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樣，在純雙邊的框架下進行。」馬丁·沃爾夫表示。
談及美國大選及其影響，馬丁·沃爾夫稱「it will change everything and nothing」——
它會改變一切，因為拜登政府會重新參與多邊框架、重新加強與盟友的關系、重新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重新擁抱科學。
它什麼都無法改變，因為美國仍然是一個嚴重分裂的大國，比過去更具防禦性、更崇尚保護主義。最重要的是，比起過去，美國會對中國的 科技 發展等保持更加警惕的態度。
「總之， 我們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盡可能在多邊框架下、在不導致國際關系完全崩潰的前提下，盡可能有效地管理國際關系。解決中美沖突是不可能的，但管理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他強調。
以下為馬丁·沃爾夫在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的演講全文 。

中文實錄

我的基本觀點是，我們當前面對的國際局勢是前所未有的。

我接下來要談的幾個問題是：世界經濟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新冠疫情帶來了哪些影響？在當前大國競爭的時代，全球治理將會如何演變、應該如何演變？區域主義（regionalism）在當前國際環境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美國大選結果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首先談談基本觀點——我們當前面對的國際局勢是前所未有的。

自二戰以來，世界上第一次出現了兩個相互對抗的超級大國——它們在所有領域都堪稱超級大國，且兩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緊密結合、彼此之間也深度融合。

這種關系與冷戰有著根本不同 。冷戰時期，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與蘇聯在經濟上是完全割裂開來的。冷戰實質上是戰略和意識形態的競爭，這與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現在的情況與後冷戰時代也有著本質區別，因為從所有重要的領域來看，當時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

今天的國際形勢更像是一戰前。工業革命之前，不可能出現當下的格局，因為當時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經濟。但是，在一戰前，世界上至少有五六個強國，都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經濟，而且那時候，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占絕對主導地位。當時的強國有英國、美國、德國、法國、俄羅斯和日本。20世紀初，中國還未能入列全球強國。

所以當前的國際局勢是前所未有的。在此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出， 以美國為主導建立起來的戰後全球機制，對於調節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並不十分奏效。

這些全球機制無法持續地維持和管理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在大國關系最發達的領域——經濟與貿易。

這種機制失能有五個根本原因：

第一 ，國際規則與機制的結構不完整，在貿易、技術和投資領域有著重要缺陷。

第二 ，目前的國際規則對超級大國行為構成的約束力非常薄弱，這是一個內在的、不可避免的缺陷。

第三 ，目前的國際規則無法迅速適應全球競爭格局發生的深刻變化。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2001年的中國了，但我們卻未能及時應對這種變化、相應調整國際規則與大國關系。

第四 ，目前的國際規則從根本上深刻依賴於主權國家之間的信任，這是支撐其運作的根本。主權國家的合法權威與權力永遠是支撐國際秩序的根本。

第五 ，恰恰是在我們最需要大家都信任的全球規則體系時，這種信任不可避免地會崩潰。就是因為這種信任的瓦解，國際規則體系才無法繼續發揮作用。

第二個問題：長期來看，全球經濟是如何演變的？新冠疫情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

毋庸置疑，新冠疫情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沖擊，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帶來了劇烈震盪。比起以前，此次經濟衰退對更多國家產生了不利影響。 與以往危機相比，今年預計會有更多的國家陷入衰退，經濟大幅下滑。 也就是說，沒有任何人能倖免。

預計中國將是今年唯一一個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但也不會增長太多。我此前也提到，疫情將對經濟產生長期影響，因為其沖擊太強，會嚴重損害全球經濟和各國經濟。總體來看，目前的形勢正在印證這一判斷。

但我們需要更清楚地認識新冠疫情發生的背景——疫情來襲時，我們其實已經面對著諸多挑戰。上一場金融危機僅僅過去了12年。因此，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經歷的最大兩次震盪，都發生在這短短的12年間。

尤其是在西方世界，我們普遍未能恢復危機前的增長率，所以比起我們13、14年前設想的情況，我們目前實際上要窮得多。 同時，疫情爆發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全球不平等現象不斷加劇，大多數人收入增長非常不理想，這種情況在很多國家——事實上在所有西方國家——都廣泛存在，在美國尤為突出。

金融危機加上長期的不平等加劇，導致了西方國家民粹主義抬頭，特朗普（的當選）集中體現了這一點。

事實證明，金融危機也成為了全球化進程包括貿易發展過程中的轉折點。危機後，全球貿易增長經歷了大幅放緩，再也未能恢復到危機前的活躍程度。

此外，我們要清楚，最近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重要事件是中國入世，而那已經是將近20年前的事了。因此， 早在金融危機之前——更是早在新冠疫情之前——經濟貿易自由化進程就已經開始放緩了 。新冠疫情是全球經濟經歷的又一負面沖擊。

第三個問題：新冠疫情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我認為疫情是此前所有既有趨勢的加速劑。疫情本身並不會帶來新的變化，只是加速了之前的各種變化。

疫情凸顯了不平等現象，尤其是西方 社會 的不平等——疫情對欠缺專門技能的勞動力、年輕人、帶孩子的母親和少數族裔產生了更大的沖擊，加劇了 社會 的不平等。

疫情也凸顯了各國之間的深刻的不平等，特別是享有政策空間的國家和缺乏政策空間的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疫情極大地加速了 科技 的運用，讓國際經濟更迅速地適應、轉向更加「虛擬」的當下與未來；疫情也加速了大國關系的破裂，其中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各國就疫情問題相互推諉責任。

以上這些是顯而易見的，但我還想強調， 我們目前還是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不管是疫情的走向還是經濟的發展 。這可能涉及到我們經歷的這些震盪所產生的長期影響。

第四個問題：在當前大國競爭的時代，全球治理會如何演變？

我們需要對「基本的共同利益」有一個清晰的定義。我認為，各國「基本的共同利益」就是和平與繁榮。

第一，為了捍衛「繁榮」這一共同利益，我們需要共同管理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應對全球挑戰，特別是氣候變化。

第二，各國需要就如何應對全球挑戰達成最低限度的協議 ，才能維護和平與繁榮。根據過去的經驗，要做到這一點，我們要需要開展有紀律的、基於規則的合作。

在貿易領域，超級大國需要在兩個方面發力——

第一，它們需要在國內政策的自由度上達成更多的統一和一致， 主要包括技術空間（technology space）、調整過程（adjustment process）、暫時性保護（temporary protection）措施以及產業政策（instrial policy）四個領域的國內政策。各國應享有怎樣的國內政策空間？應共同遵守怎樣的規則？

第二，為了更好地管理上述領域的關系，需要在哪些重要國際規則上重啟協商？這是超級大國需要考慮的問題。 鑒於中國當前的經濟規模與近年來的發展，相關協商必然涉及到中國應承擔怎樣的責任。

貿易協商涉及四個主要領域：產業政策、知識產權、貿易開放、投資開放。我認為這些領域的規則都需要重新談判。在理想情況下，談判是在國際多邊框架下進行的，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樣，在純雙邊的框架下進行。

我認為，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的 歷史 表明，大國在多邊框架下達成協議要比在雙邊框架下容易得多，因為在雙邊框架下達成的協議中，總有一方會認為自己做出了「有失顏面的」（humiliating）妥協，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做出這種讓步。

所以，我們該做什麼、該怎麼做其實已經很清晰了。當然，我對於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並不特別樂觀，但是我認為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

第五個問題：區域主義（regionalism）在當前國際環境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我認為區域主義必定會不斷增長，而且這會導致幾個大問題。

全球性的大國有著全球性的利益，而這些利益不可避免地存在重疊和沖突。全球性大國沒有純粹的區域性利益，所以區域主義對它們來說永遠不夠。

當然，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規則，來管理區域關系，這恰恰就是世貿組織成立的初衷。否則，區域主義就會演變成圍繞特定范圍利益的戰爭，而區域之間的界限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界定不清的情況。這也是美國政治家Cordell Hull推崇非歧視原則（non-discrimination）的原因。

最後一個問題：美國大選及其影響。

我認為，美國大選的結果會改變一切，同時，什麼都無法改變（it will change everything and nothing）。

它會改變一切，因為拜登政府會重新參與多邊框架、重新加強與盟友的關系、重新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重新擁抱科學。

它什麼都無法改變， 因為美國仍然是一個嚴重分裂的大國，比過去更具防禦性、更崇尚保護主義；最重要的是，比起過去，美國會對中國的 科技 發展等保持更加警惕的態度。

總之， 我們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盡可能在多邊框架下、在不導致國際關系完全崩潰的的前提下，盡可能有效地管理國際關系。解決中美沖突是不可能的，但管理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英文實錄

It』s a tremendous honor to participate in this high-level discussion. I』m going to address the questions that we were asked by the organizers of this session in the Bund Summit, which I thought were very relevant.

They are very broad. So, I』ll deal with this in a broader, more strategic way than quite a few of the comments so far have done. I』m assuming we』ve already had some wonderful,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rade relations in many different areas and the politics associated with that. I』m going to try and present my overview of where we are. I』m going to make one statement and then address five questions.

My opening statement is that the situation we are in globally is essentially unprecedented. Tha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I』m going to address are: How has the world economy got to where it is now? What is the legacy of COVID-19? How will or should global governance evolve in a tim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How does regionalism fit into this global context? And finally, what might b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US election?

The opening statement is that this is an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World War II, we have in the world two rival superpowers. They are superpowers on all domains. They are also deeply integrated with the world economy and with each other.

This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old War when the US and the West more broadly were completely economically separated from the Soviet Union. So that was essentially just a strategic and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This is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This is also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post-Cold War era when the US was the dominant power essentially in all important respects.

Today looks a bit like the pre-World-War-I situation. Nothing before the instrial revolution could have been like this, because that wasn』t really a global economy. But in that pre-World War situation, there were at least five great powers all integrated to some degree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at that stage no one power was dominant. They were the UK, the US, Germany, France, Russia and Japan. China was essentially out of the world power system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o, the world we are in now is really different. In this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apparent that the global institutions which were created in the post-second-world-war era, largely under the US aegis, do not work very well for relations between superpowers.

These institutions have been unable to contain and manag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economic sphere where those relations were most developed, namely, trade. This inability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superpowers is so for five fundamental reasons.

First,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of rules and institutions is incomplete. It has very important lacunae in trade, technology and investment.

Second, the disciplin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give on the behavior of superpowers is inherently and inevitably very weak.

Third, the rules cannot adjust quickly enough to profound changes in global competitiveness. The China of today is simply not the China of 2001. But we can』t adjust the rules and relations quickly enough to cope with this change.

Fourth, they depend profoundly and fundamentally on trust among the sovereign states that ultimately underpin them. It is always the legal authority and the power of sovereign states that underpins the global order.

Fifth, such trust inevitably collapses exactly when one most needs a global system of rules that people believe in. It is the breakdown of trust that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this to work. So that』s the first issue I wanted to address – the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we are in and the implications it has.

The second question is: how has the world economy evolved in the longer term and where does COVID-19 fit in?

COVID-19 is obviously an enormous economic shock. It has created the biggest global recession since the 1930s, a very brutal, sharp shock, and that recession seems to have affected more countries than ever before. This year more countries will be in recession or have big economic declines than probably ever before. That is to say everybody has been affected.

China looks like being the only large economy to grow this year, and it won』t be by very much. We risk suffering, as I argued in my column this week, from what I call a long economic COVID, that is a long economic legacy of the disease, because the shock is so big that it is doing an enormous amount of damage globally and domestically. This looks increasingly plausible.

But it is also vital to remember the background. COVID-19 came at us in a rather unfortunate context. We had a huge financial crisis only 12 years ago, so we』ve had the two biggest shocks to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the 1930s within just 12 years.

In the western world particularly, we have failed to recover pre-financial-crisis growth rates, and that』s pretty well universal, so we are much poorer than we thought we would be 13 or 14 years ago. That shock also followed a long period of rising inequality and weak income growth for most people in many of our economies - in fact, in all the western economies, in particular the US.The crisis then combined with that long period of rising inequality has had a marked populist legacy across the western world, of which Donald Trump is one key symptom.

The crisis also proved to be a turning point for globalization, including trade, with a marked slowdown in the growth of world trade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occurred. Again, it has never been as buoyant as it was before that crisis.

Finally, it is worth remembering that the last really big significant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was China』s WTO accession, which is now nearly 20 years ago. So, the liberalization thrust died long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long, long before COVID-19. This is another shock on top of many previous shocks.

The third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legacy of COVID-19?

The way I think of it is that it is an accelerator of these prior trends. It is not so much something new. It』s mainly accelerating various prior changes. It has underlined deep inequalities particularly within western societies with a very unequal impact on the unskilled, the young, mothers with children, and minorities.

It has underlined global inequalities between countries,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policy space and those without. It has dramatically accelerated technological adoption, shifting the world economy more rapidly into our more 「virtual」 present and future. It has accelerated the breakdown in relations among the great powers, a post-pandemic 「blame game」 being the most obvious symptom of this breakdown.

While these things are reasonably clear it has to be stressed that there is a huge amount that remains uncertain about the future course of the disease and the economy. I』m guessing these are the longer-term implications of some of the shocks that we have experienced.

The fourth question is: how might global governance evolve in a tim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essential common interests. I define essential common interest as peace and prosperity. Prosperity includes successful shar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lobal commons, notably the climate challenge.

My second key point is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reach minimum agreements on how to manage those challenges, to preserve peace and to preserve prosperity. To do that, it would certainly, we know that from past experience, take disciplined and rules-governed cooperation.

In trade, the superpowers have to move on two fronts.

First, greater convergence and agreement on what freedom they need to have on domestic policy - the technology space, the adjustment process, the temporary protection issues, and the instrial policy issues. What freedoms do they need to have and what rules must they share?

Second, they need to consider re-negotiating crucial global rules governing these relations, which all have to include the question of what obligations China now has given its enormous scale and development.

There are four main areas for negotiation in the trade agenda area: instrial policy, intellectual property, openness to trade, and openness to investment. My view is these are all going to need to be renegotiated, but ideally in a global setting, not in a purely bilateral context as has happened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 believe that the history of the GATT/WTO shows that it is far easier for great powers to reach agreements in that multilateral setting than it is in a purely bilateral setting. Because concessions made in a bilateral setting are always seen as humiliating, and countries won』t make concessions that they see as humiliating.

So, the agenda is pretty clear and the way to do it is pretty clear. Obviously, I』m not terribly optimistic that it can be achieved, but I think it』s what we have to do.

The fifth question is: how does regionalism fit into this global context?

Regionalism is bound to increase, but it creates several huge problems. Global powers have global interests which unavoidably overlap and often conflict. There are no purely regional interests for global powers. So, regionalism is never enough for them. And there have to be rules governing the interaction of regional relationships. That』s what the WTO is for. Otherwise, regionalism turns into a war over spheres of interest, with inevitably unclear boundaries. This is why Cordell Hull promoted non-discrimination.

The last question is: what might b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US election?

My view is the outcome of the US election will change everything and nothing. It will change everything, because a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re-engage multilaterally, seek to revitalize alliances, re-engage on core global challenges such as climate, and embrace science. It will change nothing because the US remains a deeply pided country and power, one that is far more defensive and protectionist than in the past. Above all, it will remain far more suspicious of China』s rising power, technological ambitions, political system and ideology.

To conclude, the challenge ahead of us is to achieve the best possible management of global relations within, if at all possible, a multilateral context, and without a total breakdown. Resolution of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impossible, but management is possible and essential.

⑥ 拜登和特朗普誰更無能

拜登更無能。
第一，特朗普不為，拜登無能。特朗普有一張大嘴，酷愛發推特，是一個宅男。很多事情，特朗普是不為。比如，面對新冠疫情，特朗普消極抗疫，導致美國成為確診和死亡雙雙第一的「超級大國」 。相比而言，拜登不是不為，而是不能。拜登上台後，在防控新冠疫情方面確實比特朗普做了很多工作，然而效果如何呢？特朗普擔任總統時期死亡了40萬美國人，拜登擔任總統時期死亡了60萬美國人。拜登「積極抗疫」了，而且世界各國有一定的經驗積累了，拜登為啥還是讓60萬美國人失去生命了呢？顯然是拜登無能。

第二，特朗普的支持率低卻穩定，拜登的支持率不僅低而且不斷下滑。因為特朗普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行，特朗普的支持率一直很低，基本維持在40%上下。拜登的支持率剛開始比特朗普高一些，但也就50%左右，隨著拜登無能不斷展現，拜登的支持率一路下滑，目前僅有41%，已經低於特朗普一些時候的支持率。可以預計，由於美國通貨膨脹、疫情肆虐、槍支泛濫、種族歧視等，拜登支持率還會下降，肯定會下降到40%以下，低於特朗普一直比較穩定的低支持率40%。

第三，特朗普在共和黨內有威望，拜登在民主黨內已失寵。特朗普當總統的4年，他所在的共和黨給了他極大支持，否則特朗普可能遭到彈劾了。以民主黨人佩洛西為議長的美國眾議院，兩次對特朗普提起彈劾，但都遭到了共和黨人把持的美國參議院的否決。特朗普下台一年多了，在共和黨內還有很高的支持率，而且宣布競選2024年總統。反觀拜登，上台才一年多，持續率持續走低。拜登對於支持率走低的焦慮，也加深了白宮與民主黨人之間的隔閡——面對即將到來的美國中期選舉，民主黨人因為擔心失敗而開始互相指責，拜登甚至要求白宮為「暗淡的前景」負責，同時私下埋怨一些民主黨人「不作為」，批評民主黨沒有為自己提供支持。
美國總統選舉完全是金錢游戲、政治游戲，誰有錢都有可能當總統，誰當總統都會遭到反對黨的反對。拜登不僅遭到反對黨——共和黨的反對，而且遭到自己所在的民主黨的反對，僅僅從這一點來說，拜登是不是比特朗普還糟糕了呢？

⑦ 拜登宣布美國疫情結束，歐美各大文體活動都已恢復，你怎麼看待

我認為拜登宣布美國疫情結束，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同時也並沒有把美國民眾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除此之外，拜登的言論也將西方國家的無恥嘴臉暴露無遺。

如果美國在疫情剛爆發的階段，就加強對於疫情的管控，那麼美國確實有可能會徹底結束新冠疫情，但很可惜的就是，美國從來沒有加強對於疫情的管控，但是如今拜登卻宣布了美國的疫情已經結束。

一、我認為拜登的言論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

作為美國總統，拜登有權利維護每一個美國公民的生命安全，但很可惜的就是，拜登上任以來並沒有加強對於疫情的管控，反而不斷放鬆對於疫情的限制。正是由於美國總統的不負責，使得很多美國民眾都成為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者，甚至美國的疫情還有向外蔓延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