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舊制度如何打破

Ⅰ 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制憲議會為改造舊制度所採取的舉措及歷史作用

制憲議會通過的第一個立法文件是廢除封建制度，後來被稱為「八月法令」。制憲議會本來在起草《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但是風起雲涌的農民暴動促使它不能不改為首先研究廢除封建制度的問題。於是在8月4日至11日通過了這個著名的法令。8月4日晚，作為法學家的塔爾熱提議必須強制恢復農村秩序。而貴族代表諾阿伊子爵卻提出了革命性建議：要使農民放下武器，就應該無償廢除殘存的農奴制和人身勞役，一切人都按收入納稅，與土地相關聯的封建義務可以允許贖買。埃吉永公爵當即支持這一提案，代表們也紛紛表示贊同。隨後，很多貴族代表和教士代表接踵走上講壇，提出要廢除各類不合理的特權和賦稅，包括教會什一稅、貴族狩獵特權、養鴿特權、領主裁判權等。會場上情緒高昂，會議開了一夜，史稱「八月四日之夜」。八月法令便是根據這一夜的動議制定的。法令宣布「將封建制度全部予以廢除」。按規定無償廢除的有：人身義務、狩獵、鴿舍特權、領主法庭、教會什一稅、特權等級免稅權、買賣官職制度等，還規定任何公民，不論出身如何，均可出任教會或國家的文武官職。法令宣布要制定「全國性憲法」。此外，對源於土地的封建義務，法令規定要以贖買的方式予以廢除。
通過八月法令之後，制憲議會又轉入《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的草擬工作，經過逐字逐句討論，於8月26日通過。到1791年通過憲法為止，又經過多次修改。《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受美國獨立革命的影響非常大，在民主原則上許多地方又超過了美國《權利法案》，是法國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它的核心內容是人權與法治。《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指出：「在權利方面，人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和平等的」。「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障人的自然的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整個主權在根本上存在於國民之中。任何團體或個人不得行使主權所未明確授予的權力」。這些就是《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的總綱。它首先明確了人的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天賦權利），即自由和平等。這種自然權利通過人們的「政治結合」，就變為公民權利，那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政治結合產生的是公民社會，體現出來的是「社會契約」原則。因此，最高權力來自於國民，即主權在民原則。《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宣布的這個根本性原則具有非常重大的歷史意義。它以主權在民代替主權在君，是以公民社會代替貴族社會的根本表現。它極大地提高了公民在國家中的主體意識。
《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並沒有鼓吹無限制的自由，然而它給自由規定的唯一限制，只是不損害他人，即自由是指「可以做一切不損害他人的事」。在這個限制范圍內，「公民都有言論、寫作、出版的自由」，「任何人不應因其意見，甚至宗教的意見而受干擾」。與自由密切關聯的是平等。《人權宣言》將平等也列為人的自然權利。作為公民權利，它將平等解釋成身份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擔任公職上的平等，負擔納稅義務上的平等。它寫道：「所有公民……都平等地按其能力擔任一切顯職、職務和公共職位，除德行和才能的差別外，沒有其他差別」。
為保障人權，必須實行法治。《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強調，決定國家意圖的，不應是掌權者而應是國民。國民的公共意志應是立法的根本依據。「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現。所有公民都有權利親身或委託代表參與法律的制定」。法律保護人的自由權利，不依照法律就「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每個人在守法方面也是平等的，「不擾亂法律所規定的公共秩序」。《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明確規定，必須實行分權原則，以防止政府的專橫與瀆職。「沒有確立分權的社會就沒有憲法」。後來制定的1791年憲法中，又為公民規定了集會、請願、享有公共救濟和受教育等自由權利。這是對《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所列權利的補充。

Ⅱ 1792年法國面臨的嚴峻行式是什麼

法國大革命，是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監獄暴發的一場革命，法國的君主專制政體被推翻。大革命的結束時間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觀點認為1794年7月雅各賓派統治的結束為革命的終結。另有觀點認為1799年的霧月政變為革命終結的標志。

托克維爾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解釋
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被公認是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一部經典之作。在這部著作中，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起因與後果提出了一種開創性的解釋。這種解釋並沒有給出一種完美的結論，而是提出了引發後來者思考與探索的問題
托克維爾明確指出：「它（大革命）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確，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僅僅是一件長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築也同樣會坍塌……只是它將一塊一塊地塌落，不會在一瞬間崩潰。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成就的事業。這就是大革命的業績。」這段話可以說是表達了托克維爾解釋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舊制度下社會演進的結果。
在深入研究舊制度的權力結構之後，托克維爾指出：「如果認為舊制度是個奴役與依附的時代，這是十分錯誤的。」他發現，舊制度乃是向今天人們所說的「現代性」過渡的轉型階段，是兩種體制的復合體，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紀封建制度的殘余，另一方面是不斷強化的中央集權制。正是這種社會轉型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法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發。這種因果聯系恰恰與人們想像的那種"壓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種悖論的方式發生的。
托克維爾通過比較研究，獨具慧眼地發現了一個吊詭現象：「有件事看起來使人驚訝：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余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就歐洲而言，法國當時並不是封建權利最深重的地區，相反，它卻是封建權利壓迫最輕的地方。這是因為法國早已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農民完全擺脫了領主的統治，而且已變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為如此，農民對殘存的封建權利就更難忍受。作為土地所有者，農民才會對封建制度強加在地產上的多種負擔感到痛苦和憤慨；貴族不再擁有統治領地的權力，貴族的特權乃至他們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說，不是貴族個人變得窮凶極惡，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會心理的變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種政治制度，但它仍舊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龐大的一種。范圍縮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們說得有道理：摧毀一部分中世紀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
不過，相比之下，托克維爾認為，各階級之間的緊張關系之所以加劇，主要是中央集權制的作用。
與許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維爾認為，中央集權制不是大革命的產物，而是舊制度的產物。法國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歐洲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在王權中央形成了一個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權於一身的統一權力機構，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總督總攬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權力，中央集權制的政府幾乎達到了對全國的全面絕對控制；更有甚者，舊制度實行官員保護制，專橫地庇護大小官員。這樣，中世紀各地區、各人民團體和個人的政治自由權利也統統喪失了。這里應該指出的是，托克維爾顯然是把政治專制與行政集權混為一談了。
托克維爾承認，這種中央集權政府是舊制度的一項成就，是舊制度下「所有活著、動著、生產著的東西」的「新的根源」，也是舊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後保存下來並且能夠適應新社會的政治體制。但是，他也發現，這種單一的中央集權制既是舊制度時期社會動力之源，也很容易成為千夫所指之的。「由於中央政權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個中央政權和個人之間，只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府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結果，這就導致了人們對中央集權政府的絕對依賴，而這種絕對依賴又很容易轉變為另一個極端：當中央政府不能滿足人民心願時，便產生人們對中央政府的極端仇恨。由此托克維爾得出結論：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和巴黎的至高無上地位，是法國多次革命的主要條件之一。
托克維爾還發現，正是中央集權制的發展，造成法國階級分離的加劇，使法國社會變成一點即炸的火葯桶。首先，三級會議的停開，使得第三等級（主要指資產階級）與貴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沒有聯系。其次，與一般人們想像的相反，貴族的種種免稅特權不是中世紀的遺存，而是中央集權制發展的結果。王權逐漸剝奪了貴族的政治權力，但是，為了安撫與王權對立的貴族階級，作為一種交換，「自15世紀到法國革命，免稅特權一直不斷增長。」貴族享有的各種特權尤其是免稅特權徹底導致了資產者與貴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為了獲取免稅特權，資產者設法住進城市並在城市中獲得職位，這就導致了資產者和農民的分離。第四，農民成了被遺棄的階級。不僅其他階級都離棄農民，而且政府對農民極其冷酷無情：把各種捐稅徭役負擔強加給他們，以嚴酷的司法對待他們。各階級之間彼此隔離的惡果，一方面是「再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約束政府，（但）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援助政府」，也就是說，政府實行分而治之，最後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階級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敵，「在被重重障礙長期隔絕之後彼此重新接觸時，他們首先觸到的是他們的傷痛處，他們重逢只不過是為著互相廝殺。」
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發的眾多直接因素時，托克維爾論及思想文化、宗教習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強調啟蒙運動和王權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進一步揭示了詭異的歷史現象背後的歷史因果鏈條。
啟蒙思想為大革命做了准備，這是常識。民主派把大革命視為啟蒙思想的正義原則的實現，保守派則把大革命歸咎於文人的蠱惑。與他們不同，托克維爾所要探討的是啟蒙思想的思維特徵及其得以產生和傳播的社會條件。
托克維爾發現，啟蒙思想滲透著「抽象的文學政治」，主張「用1789年7月14日的巴士底監獄暴動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復雜的傳統習慣」。這種文學化政治思維之所以形成和傳播，是因為法國缺乏政治自由。與英國不同，法國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形成兩個明確分割的區域，作家們沒有參加社會實踐，因此他們只會高談闊論。熱衷普遍性的理論，對於文人來說可能是美德，但對於政治家來說則很危險。至於為什麼這種文學化政治思想會支配法國的政治生活，托克維爾則主要不是分析啟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強調舊制度下法國人的普遍精神特徵。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國度里，普通人身受舊制度種種弊端之苦，但看不到醫治具體社會病的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維：「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貴族、資產階級因長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經驗，因此對於那種文學化政治理論的危險性毫無所知。貴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為座上賓。國家高級官員也只精通行政事務，而不懂得治國安邦的根本法則，不能理解和預見社會潮流的動向及後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時髦的政治言辭。結果，全體法國人都「拋棄了現實社會，沉湎於虛構社會。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將來可能如何，他們終於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里了。」
舊制度政府推行不徹底、半途而廢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發，這是托克維爾的一個獨到而重要的發現。他指出，路易十六統治時期作為末代王朝卻是迄當時為止社會經濟發展最迅速的時期。他認為，盡管整個社會機器破舊簡陋，但是這背後有兩台發動機在推動公共繁榮，一是以上層階級為標志的整個民族的覺醒，二是「依舊強大卻不再實行專制、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與我們的「常識」相反，在托克維爾筆下，路易斯十六政府乃是一個開明君主政府：國王實際上尊重和服從公眾輿論；政府鼓勵經濟發展、實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還嘗試改革，屢試屢敗、屢敗屢試。但是，恰恰是路易斯十六政府的局部的開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發。托克維爾描述了這其中的微妙之處：
政府發起各種公共建設事業，與政府有金錢關系的人數驚人地增長，許多人萌發了發財暴富的慾望，但是，專制政府的財政管理不善使得宮廷的劣跡變成了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與政府關系最密切、最維護政府的那批工商業資產階級也就變成了最激進的改革要求者；
國王和政府官員公開討論社會政治弊端，國王屢屢試圖減輕下層民眾的負擔，如廢除農民的勞役制和手工業的行會，再如為消除額外增派而實行軍役稅公開措施，甚至要廢除貴族的免稅特權，這些口惠而實不至、半途而廢的改革只是起了喚起民眾不滿情緒的作用；
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眾的私有財產，對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賴，在飢荒時期強行實施徵集制、食品強制出售和最高限價等措施，對窮人實行嚴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這些都是政府現身說法對民眾進行革命方式教育；
大革命前夕（1787），路易斯十六政府對司法部門、省級行政機構進行改革。這項改革「希圖一舉變革舊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積年沉痾」，但是改革打亂了原有的權力秩序，使得每一個公民彷彿覺得「國家政府突然間更換了所有官員，更新了所有準則……所有法國人感受到了一種微小的特殊波動。」在這種人心普遍浮動不安的情況下，「最後一擊便使它（國家）整個動搖起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動盪和最可怕的混亂。」
托克維爾總結說：「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沖塌神聖羅馬帝國大廈的力量來自西方。1789年法國爆發了革命。在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從中世紀早期延續至今的封建社會制度被盪滌。三權分立和人權保證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魯士和奧地利企圖以武力對這個鄰國的事務進行干涉，結果慘遭失敗，引起了革命軍的反攻。在繼承了法國大革命遺產的拿破崙軍隊的沖擊下，神聖羅馬帝國最終土崩瓦解。法國佔領了萊茵河左岸。為了賠償這些地區前主人的損失，進行了犧牲較小的，尤其是宗教的侯爵領地的大規模土地重劃：根據1803年的帝國代表聯席會議的決定，大約400萬臣民換了君主。中等邦國坐享其成。它們中間的大多數於1806年在法國的庇護下結成萊茵邦聯。同年，弗蘭茨二世皇帝退位，神聖羅馬帝國就此壽終正寢。
法國大革命並未蔓延至德國。雖然在過去的年月里這里一再有個別人士試圖消除貴族和市民階層之間的界線，也有重要人物將西邊的變革當作新時代的開始來歡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卻無法躍至德國，因為同中央集權的法國相反，帝國的聯邦制結構阻礙著新思想的傳播。除此之外，革命的發源地法國對德國人來說，乃是敵人和佔領國。同拿破崙的斗爭實際上變成了一場新的民族運動，最後上升為解放戰爭。社會變革的力量對德國不無影響。首先在萊茵邦聯諸國，然後是普魯士開始進行改革（同施泰因、哈登貝格、沙恩霍斯特、威廉·馮·洪堡等人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其目的是最終拆除封建障礙，建立一個自由的、擔負起責任的資產階級社會：廢除農奴制、實現營業自由、城市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普遍服役義務。但是，許多改革方興未艾就半途而廢。公民在大多數情況下仍不得參與立法；只有幾個主要在德國南部的邦君遲疑地制定了憲法。
[編輯本段]法國大革命-起因
在路易十五當政時期（1715年 - 1774年），由於人民極度不滿國王的統治，不斷遭到各種抨擊。這形成了啟蒙運動，涌現出了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等一大批思想開明的人物，天賦人權、君主立憲、三權分立等思想應運而生，並且日益深入人心。
在革命前，法國的居民被分成3個等級：
天主教高級教士 封建貴族 資產階級、農民、無產者及除第一第二等級外其他階層 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爾賽宮召開三級會議，企圖對第三等級增稅，以解救政府財政危機。第三等級代表則要求制定憲法，限制王權，實行有利於資本主義的改革。6月17日第三等級代表宣布成立國民議會，7月9日改稱制憲議會。路易十六調集軍隊企圖解散議會，激起巴黎人民的武裝起義。

Ⅲ 法國舊制度

clergé 教士 monarque 君主 aristocrate貴族 主要是這三大權利，在中世紀開始 卡佩 王朝的權利逐漸分散到其下的貴族手中，在這個時期神權在法國依然有很大的權利，當時法國近30%的土地都規教會所有。百年戰爭後重騎兵對戰場的統治地位被步兵和火葯動搖。在火槍普及，查理8入侵義大利前後 王權逐漸占據主導位置，查理曾幾次脅迫教皇更是率兵佔領了梵蒂岡。

到路易14的時候君主的權利已經到了至高點，因為火炮和滑膛槍的逐漸應用。貴族騎兵完全退出了歷史舞台。隨著啟蒙運動和新工業與農業技術的普及，勞動力得到解放。更多的中產階級和受過簡單教育的無產階級推動了法國封建主義的滅亡。

Ⅳ 法國一二兩次革命成果有什麼明顯的不同急啊！

請參照以下詳細資料，希望對你有用
法國大革命發生於18世紀末葉，俄國的十月革命繼二月革命之後，同時發生於1917年，中國的長期革命，迄今則已逾一個世紀，這200年來的事跡，及於遠東與泰西，當中地理環境各不相同，社會背景也千頭萬緒，其成果當然極不一致。可是從長時間遠視界來看，以上三種運動，皆發生於具有大陸性格的國家，也都被強迫放棄過去以農業為國民經濟本位的體制，而採取以數目字管理的趨向。

這三個國家在改革的過程中遭遇重重困難，由於過去農業體制積習過深，政治上中央集權牽涉過廣，所以不容易脫胎換骨。新社會需以商業習慣為前提，其活動以低層結構的功能為准據。法國的舊體制（ancien regime）、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和傳統中國，不能立刻順應環境，也實由於其現存體系中無法產生各項經濟因素完成自由交換之公式和法則，以適應此需要。

這三個國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歸咎於過去組織過於簡陋。他們都曾回光反照，表現出官僚組織（bureaucracy）的特長。法國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稱「朕即國家」，可見其享國時之叱吒如意。沙俄之凱撒琳二世（1762-1796在位）和亞歷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為「開明專制」期間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時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異曲同工。然其號召力量之雄偉，有賴於18世紀及以前的環境與背景。一到資本主義與重商主義，不僅這些國家的組織與結構不能與之抗衡，連其本身之存在都發生問題。甚至過去的行動與設施，反成為今朝的阻扼與障礙。

階級斗爭都曾在以上三種運動中被提出。列寧提倡「所有權力交付蘇維埃」，顯然在仿效法國大革命時「山嶽黨」（Montagnards）利用「無褲黨」（sans－culottes）（詳下）的戰略。中國在文革期間組織所謂「造反總司令部」，亦非獨出心裁，因為「造反委員會」（insurrection comite）也曾在18世紀末年的巴黎出現。可是法、俄、中所遭遇的艱難困苦，實由於社會上與經濟上的不平等，而階級利益的沖突，是一切問題的重心？反過來說，是否由於法國、俄國和中國的經驗，今後全世界的決策只有朝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走，因為它才是「真金不怕火」？

問題尚不只此。資本主義之為一類組織和一種運動，固然發生於法國大革命之前，但是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卻因法國大革命及其過程而產生（詳第一章），所以至今也有近兩百年的歷史。以後的發展，尤以最近在中國大陸和蘇聯的發展，這名詞與社會主義對立的一個觀念，是否仍能原封不動，至此也成疑問。本書引用歸納法，主張先將法國、蘇聯與中國進入數目字管理的程序，或企圖進入這境界的經驗提出。我們從技術的觀點出發，如果能將上述三種運動作切實的解剖，再參照以前各章的資料，應能在下章作結論時，對以上各問題提出一個較客觀卻更具體的答復。

法國的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是一個極容易產生爭執是非的題目。史學家勒費弗（Georges Lefebvre）曾於1932年寫出：「舊體制已將法國農業史擱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將此工作完成。」這種說法不能獲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費弗又在另一書里提及：「資本主義的進展，並沒有在這十年之內加速。相反的，環境只使它減低。」其實勒氏的兩種說法雖有矛盾，但仍可同時立腳。因為前者所言系指資本主義為一種制度，所涉及的為組織；後者則系實際存積資本的數量和動員人力與物力之程度。一種是長期間的看法，一種是近距離的論斷。可是這當中的差別極容易引起誤會。

從人身經驗寫歷史，糾纏更多。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學第一位任法國大革命專題教授的奧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門徒馬迪茲（Albert Mathiez）在本世紀初年的辯論。法國大革命的後期，過激派以丹東（Danton）、馬拉（Marat）及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為領導人物，馬拉被女刺客刺殺之後，只剩著丹東及羅伯斯比爾。在奧拉德看來，丹東是英雄好漢，羅伯斯比爾則既虛榮又是書獃子，於是以他個人之好惡，決定革命之途徑。馬迪茲則強調羅伯斯比爾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誠意地為小民謀福利，丹東倒是貪污好貨，隨時可以出賣革命。他們所著的專書不說，又任教職、編輯專刊各數十年。此外撰寫大革命的各種專題著作，也近數千百部，動輒十餘冊，而瑣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棟。本書脫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監獄暴動200周年，法國人士正籌備在紀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預料此時寫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滿目。我們讀他們著作的千百分之一已是精力不繼，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評論？

可是歷史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境域，我們涉豬其間，各人的目標不同。在我們看來，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共通的題目，影響到其他國家的發展。如果我們放棄這段題材不顧，則本書以前各章的事跡無從交代，以後的發展也不便闡揚。在這種國際性的注意力之下，我們所企知的法國大革命，有其示範作用。上章說到美國、日本和德國過去缺乏中央體制，所以新體制之創造，阻攔較少，已給我們預先安排一種假說之中的借鏡，所以我們的觀察集中於18世紀末期，法國突然改組時，技術上所遇到的困難，而不著重人身方面之情節。茲舉一例於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圖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帶傳奇性的一段插曲。本來計劃周密，初步突破難關。只是一離開巴黎，一行人放鬆戒備，國王兩次被識破，車行亦不能保持預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預備接應的人員不得不撤離崗位，馬匹也已遣散。國王抵達華倫內（Varennes）時已黑夜，在此的遲滯是被截獲的一大主因。華倫內已去邊境不遠，也有奧軍准備接應。事之不成，誠然令替國王、王後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歷史家內心也不免忖測：若是天假其緣，使路易平安抵達邊境，以後局勢將起何種變化？可是這種空想不僅無益，反而可能產生錯覺。以後的事實證明，當日法國的問題，已不是加強或甚至改革國家之高層機構所能解決，在這情形之下，國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國大革命有其幕後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復雜又磅礴，當時無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決不會有如此眾多的革命人士與所謂反革命派先後被送上斷頭台。而且這些醞釀的因素出現既突然，在每一階段逗留的時間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勵各人立即爭取主動。勒費弗在敘述1789年10月，巴黎婦人強迫路易自凡爾賽宮遷居巴黎時，寫出：「沒有人能夠夢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見得時人總以為當日的細雨微風已如未來的巨浪與狂飆。

路易十六曾被歷史家指摘為意態游離。最初他有機會出走而不願脫逃，因為逃避責任非王老氣概。巴黎不穩定時，他調兵入防，也有壓制議員的情勢，可是他被亂民威脅時，又不肯動武。他多次謀算王後，臨時又改變主意，只有最後喪身於斷頭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細分析後，我們認為，其缺乏決斷，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局勢不能明朗化。而他對各方的責任觀念，互相沖突，亦不可謂之不真。當革命初開始時，各人無法預知其牽涉之廣，即有少數人作大刀闊斧的看法，日後證明其眼光仍過於狹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進而至君主立憲，又前進一步而成立民國，再進一步修改整個人類的文化，上至倫理宗教，下運歷法及度量衡，最後改變而軍事獨裁，又受國際干涉，其餘波振盪幾十年。在這情形之下，我們更只能體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綽號「老虎總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說，「革命是一個整體，一個大方塊」。因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這也等於說集體的責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單獨各人的責任重要。也因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與法國無直接關系的國家（如中國）之歷史銜接。

責備路易國王之不智不勇，等於責備羅伯斯比爾之不義不仁，更等於責備拿破崙之不忠不信。羅伯斯比爾穿淺藍色外衣，著貴族型馬褲，頭發敷粉。他的親信同黨聖約斯特（Saint－Just）戴耳環，丹東和外國交涉時滲入個人利害，至少是不誠懇的。可是拿破崙也曾被指責與一個聲名狼藉的女性結婚，靠裙帶關系陞官。至於說到以革命起家發財，則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統統裂土稱王，或帶貴族頭銜。而拿破崙在國外的掠奪也不曾公開交代。總之，道德是真理最後之環節，人世間最高品質，一經提出，即無回轉餘地，故事只好因之結束。以上之評論與指摘，都沒有接近我們企圖審察的主題。大革命企圖重訂人類道德的標准，其記錄不應當先被道德問題分割。我們再引用勒費弗的言辭：他說：「道德主義者必贊揚英勇，譴責殘酷，可是他不能解釋事故。」

以下是我們對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術的立場，並在議論中追述革命過程中最基本的事實：大革命之發生，一般認為開始於1789年。其實前一年巴黎的議會（parlement）否定國王抽稅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著國王召開三級會議，已在序幕之前，發出了一個貴族及特權階級不受節制的先聲。此中關系非常重要，因為大革命之發生，並不是某一階級與另一階級發生致命沖突，而是各階層間、各地區間、各種利害錯綜重復。以後革命者倒能看清階級斗爭實為解決問題的一種工具。以後這樣的作法，也見於俄國與中國。

法國之議會與英國之議會（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區設立，不是立法機關，而像高級法庭，也保持類似中國唐朝「門下省主封駁」的作風。所有法令一定要經過議會「登記」，才能生效，於是各行政機關不能置之不顧。而且承封建制度遺緒，司法獨立，非特別強有力之君主無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議會與路易十六的行政機構對立，即釀成政治上的僵局。

Ⅳ 指出英，美，法三國資產階級革命所打破的舊制度有何不同

英：揭開了歐美資產階級革命的序幕，是世界近代史的開端。英國資產階級通過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專制，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為發展資本主義掃清了道路，推動了世界歷史進程。揭開了歐洲和北美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序幕。
美：摧毀了英國的殖民統治，贏得了國家的獨立。美國獨立戰爭結束了英國的殖民統治，實現了國家的獨立，確立了比較民主的資產階級政治體制，有利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對以後歐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也起了推動作用。
法：掃清了國內封建勢力，動搖了歐洲許多國家的封建基礎。法國大革命摧毀了法國的封建統治，傳播了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的進步思想，對世界歷史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Ⅵ 18世紀，法國舊制度的弊端逐漸顯露，社會矛盾激化，人民怨聲載到。

一、封建制度

二、資本主義的出現和發展；法國社會矛盾的激化
三、思想啟蒙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為新興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取代封建貴族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促進了歐洲的社會進步；同事促進了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的思想解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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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拿破崙推動了法國歷史的發展

古往今來，歐洲大地都有著無數聰明絕頂的能人智者，嚮往著那把寒光四射的將軍指揮刀，嚮往著那匹百里挑一的騎士千里馬,甚至嚮往著那代表無上權威的皇帝桂冠。但在這些人之中,又有少之又少的天才能夠馳騁於沙場,呼嘯於大地,拓展疆土,叱吒風雲。而拿破倫就是這樣的人。他創造的歷史,他的影響,不是一國性或者是一時性的。在人類文明史上,拿破倫是一個改寫世界並且施加於歷史長期影響的偉人，他的行為深深影響著法國。
出生在科西嘉島的拿破崙，從小的生活就不好。波拿巴家族原來是義大利人，在16世紀遷到阿維克修。他的母親列蒂契亞，其家族原先也是義大利貴族5世紀遷入阿維克修。拿破崙就是在這樣一個「貴族」下長大的。在1779年，拿破崙被父親送入法國的奧亭中學學習，同年春轉入法國東部的一所軍事學校學習，在那裡學到15歲。那所學校只有100不到的學生，並且全為貴族。拿破崙這個落寞的小貴族口袋裡一文不名，並且連自己的法文姓名都讀不好，所以總是被周圍的學生譏笑和歧視。所以拿破崙很孤僻。他喜歡一個人看哲學著作，他接觸18世紀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盧梭、馬布里等人的著作。他很喜歡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及其他作品。1788年赴奧松城，他特別注意18世紀軍事家所注意的那些軍事問題的著作。通過少年時期積累的這些知識，為以後拿破倫政治生涯。
18世紀法國正處於封建君主專制的統治時期，當時的法國社會分為三個等級，貴族、教士和平民。這三個等級之間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前兩個等級，他們有優越的條件，不需要納稅，但卻享受稅金和其他的特權，第三等級只有工作的權利，而且還要納稅。特權階層和第三階級的矛盾下顯而易見。在路易十四時代，因曠日持久的戰爭而不斷增加的稅收，讓這一矛盾愈演愈烈，君主專制的弊端日益凸顯。真如一位法國學者所說，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國，沒有一種機制能保證國家抵制不合法理的行為，路易十四統治的末期，走向衰老的不只是他本人，還有絕對權利的整個系統。君主專制已經像君主本人一樣筋疲力盡。一個人表面上看死於感冒，實際上它早已有病，身體已經很虛弱，所以一得感冒就死亡了。法國實際上已經被很多矛盾所困擾。而他的繼任者路易十六，卻沒有這么好的運氣，先祖留給他的難題要遠遠超過榮耀。據說，路易十六溫和內向、處事猶豫，最大的愛好是拆裝鐵鎖，但是，這位鎖匠國王卻沒能打開困住國家前進的枷鎖。並且此時的法國一場啟蒙思想的革命運動正在悄然進行中，啟蒙思想的深入發展，促使知識和天賦人權的傳播，活躍了法國人民的思想，使人民以新的觀念去看待國家、政權機構、宗教生活。如同是沖破重重黑暗的亮光，打破了歐洲中世紀的神學枷鎖，開啟了科學和理性之門。而其中最根本的一點，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認識自己是人」。這一切成為了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潛在動力。在路易十六登基14餘年後的一場天災中，法國社會矛盾被激化了，連續的全國農業歉收，使得1789年成為18世紀麵包價格最貴的一年，市民幾乎要花掉全部的積蓄才能勉強吃飽肚子，而農民們卻承擔著比往年更重的賦稅。法國社會各階層迫其需要一個能夠保護其充分權利的政治制度，而如何形成一種適應法國商業經濟與多樣化的政治制度成了法國問題的關鍵。「革命暴露了現行政治模式的相當貧乏」。這就是說制度變革是急劇變化的法國社會所面臨的中心問題，而政治制度又是制度變革的中心環節。法國就君主制度已經不適應法國社會發展的現狀，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人民希望改變這個舊世界，革命之勢不可阻擋。終於1789年，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時，法國大革命爆發了。
大革命的爆發為拿破崙帶來可以發揮自己才能的機會，1795年他受巴黎督政官巴拉斯之託成功平定保王黨武裝叛亂，一夜之間榮升為陸軍中將兼巴黎衛戍司令，在軍界和政界中嶄露頭角。1796年3月2日，26歲的拿破崙被任命為法國義大利方面軍總司令，並取得義大利之役的勝利。在這些戰役中，拿破崙充分體現了他的軍事才能。而經歷了革命的恐怖和動盪的法國人民開始渴望社會的安定，期盼著強有力的人物出現，結束國家的混亂和危機。而在戰場上節節取的勝利的拿破崙，讓人民看到了恢復秩序和權威的希望，開始接受拿破崙認為它代表了一種能夠控制社會的力量，能夠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1799年11月拿破崙成為了法國的第一執政，並在1804年在絕大多數人的支持下加冕成為法蘭西第一帝國的皇帝。
拿破崙為了捍衛法國大革命的成果，將激起法國及歐洲劇烈社會動盪的「理性的狂熱」化為秩序，用法律「治理國家」。1804年頒布了《法國民法典》，這是拿破崙以查士丁尼的《法學總論》為藍本，親自主持制定了的。法典中規定：對所有法國人實行統一的法律；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個人自由；取消等級制度；進入公共職務只根據業績而不根據出身；經營自由；擇業自由；財產佔有權；宗教自由和實行民事婚姻。這部法典的推行，體現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充分肯定了人權的重要。馬克思說：它「把剛剛誕生的現代社會的經濟生活譯成司法法規的語言」，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典」。 恩格斯在《德國狀況》中說：「這個法典比歷來的法典都要優越得多；它在原則上承認平等」。拿破崙也認為這部法典很重要，他曾說：「我真正的光榮並非打了四十次勝仗；滑鐵盧之戰抹去了關於這一切的記憶，但是有一樣東西是還會被人忘卻的——那就是我的《民法典》。」拿破倫自己這樣評價他的這一立法成就：「我真正的光榮並非打了四十次勝仗，滑鐵盧之役抹去了關於這一切的回憶。但是，有一樣東西是不會被人忘卻的。它將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拿破倫此言不虛，他制訂的民法典能否永垂不朽姑且不論，但法國今天還在使用，卻是事實。歲月流逝，時代滄桑，《法國民法典》自然有許多補充和修改，但體例、條目的框架卻一如舊貌，我們今天打開它，仍然看到在第一頁上赫然註明：「一八○三年制訂」。
除此之外，拿破崙還在1807年和1810年相繼頒布了《商法典》和《刑法典》，這兩部法典的頒布經一步完善了資產階級的法律體系。鞏固了資產階級社會秩序，進一步摧毀了封建君主舊制度，加速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步伐，也為拿破崙將法國帶到路易十四以後的又一輝煌的頂峰作了政治基礎。
為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加快法國經濟的振興，拿破崙進行了多項財政改革，創辦法蘭西銀行，鼓勵發展工商業。由於革命之前，法國已經有許多手工工場，紡織、冶煉、煤礦、造船等工業出現了集中的大規模生產。在此基礎上，許多資產階級包括銀行家、船主、商人積極投入到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中去，將法國的產品行銷到歐洲各地。使得阿爾薩斯的染色布和印花織品，里昂的絲綢，在世界各地享有盛名，被當作奢侈品高價出售。商業的發展帶動了運輸業的發展，造船業蓬勃發展，沿海一帶出現了大規模的造船廠。輕工業發展的同時，重工業也在慢慢恢復發展，昂贊公司開發北部煤礦，僱用了數千名礦工。東部的勒克佐公司，擁有巨大煉鐵爐，許多革命前分散的手工工廠和作坊通過發展不斷的壯大自身的生產規模。經濟的恢復發展推動了法國經濟秩序的穩定，鞏固了法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促進了社會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也成為法國經濟體制的主體同時也推動了歐洲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濟的發展為拿破崙政府贏得更多的稅收得以發展軍事的同時也贏得全體法國人民的信任。
政治、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大量的人才。為了更好的保障社會的良性發展，拿破崙對教育進行改革。建立公立中學和法蘭西大學，使全國的教育制度受中央控制，進行統一監督。全國實行統一的教學計劃；鼓勵科學研究和技術教育，為法國培養了許多優秀的政治和經濟領域的人才。同樣，行政領域也是拿破崙改革的重點，他將法國分為九十八個行政區，它們彼此都不是獨立的，也是受到中央的控制，加強國家的統一管理。針對革命後，國家仍然存在的激進要求，城市平民和工人風潮以及保王黨分子的叛亂一律加以鎮壓，但保持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允許逃亡貴族回國，分封新貴族，建立一整套朝臣制度和宮廷儀式。
經過在政治、經濟、教育、行政等方面一系列的改革，法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通常而論，革命一般有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人們一致希望推翻所有人都不能容忍的制度；在第二階段，運動被人為地繼續，它已經不再是自然的了，它的目標是試圖推毀所有與少數人倡導的制度相反的東西。如果說理性的人們可以將革命中止在第一階段，成功的機會就會是巨大的。這樣的革命是短暫的、令人高興的，是流血最少的。英國光榮革命與美國革命就是「將革命中止在第一階段」的「短暫的、令人高興的、流血最少」的革命。而法國大革命則是不斷革命的代價巨大的不幸的革命。它以「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為號召顛覆了導致「公眾不幸與政府腐敗」的舊王朝，並使法國的政治經濟向著良性的發展方向而發展，可是作為皇帝的拿破崙卻沒有適可而止，作為資產階級軍事家的他在國家和平穩定的時候暴露出資產階級的貪婪、掠奪的一面。資產階級國家為了自身的發展，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欲，在為了尋求更大的利益的驅使下，拿破崙開始革命的第二階段進行對外戰爭。
1805年，拿破崙率領他的部下擊潰了奧地利、英國、俄國組成的第三次反法同盟，並佔領了慕尼黑，並於1806年10月14日佔領了德國的大部分地區。1807年6月，法國又在波蘭大敗俄國軍隊，拿破崙與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會面，雙方簽訂了和平條約，在此前一年拿破崙頒布了《柏林赦令》，宣布大陸封鎖政策，禁止歐洲大陸與英倫的任何貿易往來。自此，法國在歐洲大陸的霸主地位得到確立。在這些被佔領的國家裡，拿破崙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的同時反抗運動也成為這些國家的主要活動。自由和平等的大革命的理念意味著一切民族壓迫行為都失去了合法性，被佔領國家的人民先是在拿破崙的指引下覺悟到這一點，然後再這位導師的侵略行為背叛了革命原則時轉而反抗。拿破崙為了戰爭，越來越關注金錢和士兵，他的這個慾望越明顯，反抗也就越強烈。在這些被佔領的國家裡，尤其在德國這種反抗已經成為反拿破崙的民族運動。如果說這個國家的詩人和哲人早已把自己看成是一個「文化民族」的一份子，那麼現在他們就也想成為一個「國家民族」。哲學家約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向德意志民族的演說》中，要求他的同胞「塑造自己的品質」，重新成為德意志人。「讓我們不僅在我們的身軀而且在我們的精神面前躬身禮拜，成為它們的俘虜。」這種維護民族特徵的願望，成為 「解放戰爭」爆發的主要原因。1813年，英國、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組成了第六次反法同盟。雙方在德國境內多次激戰，雖然法軍也取得了多次勝利，但針對拿破崙的壓力確實越來越大，1814年3月31日巴黎被佔領，拿破崙被迫退位。這場戰爭導致了法國在歐洲霸權的結束。
綜觀拿破崙的一生，對法國的影響有功也有過。應該說作為新資產階級的代表，他憑借自己出色的軍事和政治才能帶領法國人民推翻了腐朽的封建君主專制社會，提高了法國在整個歐洲的地位。他所制定的憲法仍被現在所參考，而在拿破崙時代的法國是一個繁榮的時代，一個經濟輝煌的時代。他對外進行戰爭，一方面是為了打擊國外的反法勢力，同時也促進了歐洲人民的覺醒，捍衛了法國大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侵略其他的國家，殺戮別的民族，雖然也是為了法國，但是這不被人認同的，就像資本主義為了完成他的資本的原始積累，在殖民地瘋狂的掠奪和殘殺當地土著居民一樣式卑鄙的，讓人厭惡的。就像歌德說的：「他一生就像一個邁大步的半神，從戰役走向戰役，從勝利走向勝利。可以說，他的心情永遠是爽朗的。因此，象他那樣光輝燦爛的經歷是前無古人，也許還會後無來者。」而拿破崙留給法國的只有一個虛幻的榮光和再次來臨的動盪，巴黎的街道又成為一次次起義、革命和政變的見證。

Ⅷ 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原因是什麼該如何評價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原因就是中央集權制，行政管理體制，巴黎至高無上的權力，等級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文人的理論支持，政治自由的缺失，路易十六的改革，而這所有的原因都蘊藏在舊制度里。

怎麼講呢，這場變革在我看來相當於底層勞動人民的自救。大革命爆發前，因為政治自由的缺失，人們注重追逐經濟利益，各個政府不斷向人民索取利益，在農民身上的各種捐稅非常的沉重，但貴族卻可以免稅，資本家通過花錢來購買官爵從而獲得免稅資格。這樣農民與資本家，資本家與貴族之間互相分離並且矛盾重重；農民看似享有自由，但是這種自由卻是病態的……所有這些因素集合起來從而導致第三等級最後奮起革命。法國大革命並不是偶然爆發的，它是眾多因素交織在一起的結果，它也不是全新的，而是舊制度下的一個產物。

Ⅸ 法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過程中是如何處理農業問題的

近代法國在小塊土地所有制基礎上發展農業資本主義的「革命範式」，不僅剪斷了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翅膀，而且嚴重地阻礙和拖延了傳統農業國轉向現代工業國的歷史進程。二戰結束後，法國農業資本主義轉型的主要途徑和特徵是家族化、商業化、資本化、區域化、專業化、產業化、公司化、社會化、合作化、農民職業化交織在一起，既保持了歐洲大陸地區農業生產的傳統特點，又順應了當今世界農業國際化一體化發展的新趨勢，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歷史經驗表明，改造小農經濟的根本出路在於打破它固有的孤立、分散、規模狹小、排斥資本聚集和現代科技應用的內生機制。

Ⅹ 法國人怎麼看法國大革命

參考法國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關於法國大革命的主要論點，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1．1789年法國革命是迄今為止最偉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國的「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年代」。這是一場社會政治革命，符合全歐洲的需要，其效果是廢除若干世紀以來統治歐洲和法國的封建制度。它不僅要改變舊政府，而且要廢除舊的社會形式，因此就需要同時進攻所有現存的權力機構，毀滅所有公認的影響，祛除種種傳統，更新風尚與習慣。

2．法國革命是一件長期工作的最後完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築同樣也會倒塌，法國革命的業績是以突然方式完成了需要長時期才能一點一滴完成的事情。在革命來臨之前，政府已開始進行改革，而「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當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國已經廢除時，人們對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農民和領主、第三等級和特權階級的矛盾越加尖銳。這就是為什麼革命在法國比在歐洲其他國家更早爆發的主要原因。

3．法國革命既呈現出決裂性，又呈現出連續性和反復性。

托克維爾不同意中央集權制的確立和加強是法國革命和帝國的創造這個觀點，相反，他認為這是舊制度下王權和中央政府權力集中趨勢的繼續。同時，他注意到法國革命初期廢除的一些法律和習慣，包括舊制度下的思想感情，在若干年後重新出現。法國1789年革命後冒出一個第一帝國，1848年革命後又冒出一個第二帝國，難道專制主義是法國政治生活中不可擺脫的傳統嗎？

4．這里涉及對於專制、自由、平等三者關系的理解問題。

在托克維爾看來，舊制度後期王權和中央政權的加強，侵犯了公民社會，剝奪了貴族的自由。而18世紀思想家幾乎無不推崇專制王權的中華帝國，把它當作開明君主制的模範；他們只要求改革，要求地位平等，並不要求自由，至少是把改革放在自由之前。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會，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恢復了地方自治，但是不久人們就忘記了自由，甘當「世界霸主」拿破崙的「平等的奴隸」。這對托克維爾來說是一個慘痛的經驗——他寫的是第一帝國，想的則是親身經歷的第二帝國。如果這是法國歷史發展的規律，那麼大革命豈不只是一個短短的插曲？

托克維爾對於法國革命的原因和後果的分析固然精闢，但並非定論，這些問題至今仍在史學家中引起爭論。可以肯定地說，托克維爾開辟了研究舊制度的新途徑，他揭露了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內在聯系，而且接觸到了法蘭西民族命運的根本問題。

托克維爾的成就應歸功於他的態度與方法。他十分注意在歐洲歷史的一般規律中抓住法國歷史的特殊規律加以分析，並努力尋找整體與部分之間的關系。他曾引用法國科學家居維葉的話說：「有機體的所有各部分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系，以致人們只要接觸到從其中之一分解出來的一個部分，便能恢復整體。」他又說：「我像醫生一樣，試圖在每個壞死的器官內發現生命的規律。」

盡管他帶有貴族階級的偏見和激情，他仍試圖用社會學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對舊制度下各階級的狀況進行客觀的研究和描繪，特別是農民和貴族的狀況以及他們之間的矛盾。他曾說：「人們會拿單個人的例子來反駁我；我談的是階級，唯有階級才應占據歷史。」當然，托克維爾的階級分析法是片面的，例如，他不能區別舊制度下的中央集權、法國革命時期的中央集權與拿破崙帝國的中央集權的階級性質。馬克思在關於法國歷史的三部著作中對此有精闢的論述。

比較研究也是托克維爾史學方法的一個特點。他曾說：「為了幫助理解下文，有必要對法國以外情況作此概述；因為，我敢說，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他經常把法國與美國、英國、德國歷史進行對比，特別指出它們之間的區別：美國沒有封建制度這個強大敵人；英國貴族並未因革命喪失權力，他們與資產階級實行聯合統治；德國（除萊茵地區外）的農奴制長期存在，農民不像法國那樣早已擁有土地……他甚至還批評18世紀法國思想家對中國專制王權的美化。

最後，托克維爾特別重視民族特徵和傳統對法國革命的影響。他在全書的結尾描繪了法國民族性的各種表現之後指出，唯有法蘭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場如此突然、如此徹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滿反復、矛盾和對立的革命。沒有我所陳述的那些原因，法國人絕不會進行大革命；但是必須承認，所有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法國以外類似的革命。」在這里我們看到了托克維爾是如何看待普遍性與特殊性、必然性與偶然性之間的辯證關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