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丹東（法國大革命時期人物）的生平
喬治·雅克·丹東(Georges-Jacques Danton)（1759～1794） 喬治·雅克·丹東 法國政治家、法國大革命領袖。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著名活動家，雅各賓派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律師之子，曾承父業並供職於巴黎高等法院，1759年 10月 26日生於奧布河畔阿搏派爾西鎮一檢察官家庭。1773年到省城特魯瓦上中學。1784年在蘭斯獲法學學位。1785年在巴黎高謹兄等法院任律師，後任樞密院律師。法國大革命開始後參加雅各賓俱樂部。1790年組織科德利埃俱樂部，宣傳民主、自由思想。1791年帶領群眾向政府請願，要求廢黜國王、宣布共和。12月丹基晌賀東當選為巴黎公社檢察長第二助理。1792年 8月10日巴黎人民起義後，在吉倫特派掌權的臨時政府任司法部長。1792年8月10日第二次巴黎人民武裝起義後，任司法部長。 為動員群眾抵禦外敵，1792年9月2日丹東在立法議會上發表著名演說：「要想戰勝敵人,我們必須勇敢、勇敢、再勇敢！這樣，法國才能得救。」丹東當選國民公會的巴黎代表後,辭去司法部長職務。 在國民公會中,他與J.-P.馬拉、M.F.M.I. de羅伯斯比爾同為山嶽派的著名領袖。他贊成審判和處死國王，倡議建立革命法庭和救國委員會，以鎮壓內外敵人。1793年 4月8日至7月10日，他主持救國委員會，企圖與吉倫特派妥協，遭到拒絕後，參與推翻吉倫特派的 5月31日至6月2日起義。 1793年6月雅各賓派取得革命政權後，丹東在許多重大問題上，與羅伯斯庇爾派發生嚴重分歧，逐漸變成雅各賓派的右翼，被排擠出救國委員會，回歸故里。不久復出。在對外政策上，他反對法國繼續進行反對歐洲干涉的戰爭，積極主張與英國議和。在對內政策上，要求取消革命恐怖政策，對一切反革命分子實行大赦。丹東還主張取消最高限價，實行商業自由。1794年支持C.德穆蘭辦《老科德利埃報》抨擊救國委員會，反對恐怖擴大化。丹東一派被稱為「寬容派」。丹東極力攻擊以羅伯斯庇爾為首的公安委員會和社會保安委員會，因此，吉倫特派分子乘機利用丹東勢力准備發動政變，陰謀推翻雅各賓派政權。1794年3月30日夜,丹東與德穆蘭等人被救國委員會逮捕，4月5日以「陰謀恢復君主制顛覆共和國」罪被送上斷頭台，時年35歲。據稱被捕前憤然斥責逃跑者：「走？難道把自己的祖國也放在鞋底下帶走？」 受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盧梭等人影響，崇尚自由、平等，積極投身反封建革命洪流。力主廢黜國王路易十六，實行共和制，幾度任革命政府要職，領導人民奮勇抗擊歐洲封建勢力的武裝干涉，捍衛革命果實。
2. 拿破崙沒有安葬在先賢祠的理由
先賢祠(Panthéon)---原為獻給聖日娜維耶芙的王家教堂。1744年，國王路易十五得了重病，當時「衷心愛戴」國王的巴黎人曾祈禱聖女日娜維耶芙保佑國王。路易十五病癒後，答應為聖日娜維耶芙修建一座教堂。這一教堂由著名建築師由雅克－日爾曼·蘇富羅(Jacques-Germain Soufflot)按照路易十五的意圖設計。由於這一地段地下採石場星羅棋布，形若迷宮，所以，僅地基整理和加固工程就用了近十年時間。1764年，教堂地下室終於竣工。1780年，建築師雅克－日爾曼·蘇富羅去世，這時教堂主體建築、四周牆面以及內外柱廊已經基本完工。接下來的工程則由建築工程師讓－巴蒂斯特·隆德萊(Jean-Baptiste Rondelet)主持。聖日娜維耶芙教堂自1790年竣工之後，曾幾易其名。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革命者把它改為「偉人」墓地，即先賢祠。拿破崙於1806年把它恢復為教堂，但路易－菲利浦又於1830年重新將它改成先賢祠。然後，1848年又改稱「人類神廟」，1853年，成為受聖日娜維耶芙保佑的全國大教堂。第三共和國利用1885年6月1日為著名作家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舉行國葬之際，再次把大教堂改為先賢祠。先賢祠的建築按希臘十字架形設計建造，長110米，寬84.50米，高度為83米。柱廊氣勢宏偉，三角楣浮雕由皮埃爾－讓－達維·當傑爾(Pierre-Jean David d'Angers)創作，上面鐫刻著：「祖國感謝偉人們」。裡面圓頂表現聖日娜維耶芙神聖事跡的壁畫為安圖瓦納－讓·格羅(Antoine-Jean Gros)所作。先賢祠的地下室原用於安葬聖日娜維耶芙修道院教士的墓室。1791年教堂改為先賢祠後，即被用於安葬偉人。目前墓室里安息著六十多位法國名人，其中有：伏爾泰(Voltaire)、盧梭(Rousseau)、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 愛彌爾·左拉(Emile Zola)、薩迪·卡爾諾(Sadi Carnot)、 讓·饒勒斯(Jean Jaurès)，等等。
拿破崙沒有入先賢祠。 只有在思想和科學上對法國做出巨大貢獻的人才有資格入先賢祠，判斷標准並非權力和地位。 另外，「入主」的說法是中國人的習慣表達，先賢祠沒有誰能夠主宰，在裡面長眠的不是世界級的思想偉人就是舉世無雙的科學巨匠。他們不僅僅是法國的驕傲，也是人類的驕傲。
3. 路易十四下葬在何處
得不到安息的國王們
——法國大革命軼事之一
一 聖丹尼教堂的浩劫
1793年10月12日的清晨，巴黎城北的聖丹尼教堂。
這座建於12世紀的哥特式建築差不多已化為一具凄慘陰森的骨架，而僅僅兩個月前，它還是巴黎最優美最典雅的教堂之一。傳說這里是殉教聖人聖丹尼的埋葬地，為此波旁王朝的歷代君主和王族選擇了這塊聖地作為自己的安息場所，兩百年來，聖丹尼教堂一共埋葬了54位國王、王後和其他王室成員。正因為此，在巴黎民眾的眼裡，這座教堂無疑是專制王權的最高象徵之一。
1793年是法國大革命爆發後的第四個年頭，也是大革命一步步走向恐怖和瘋狂最高潮的一年，這一年的1月，國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但激進的民眾並不滿足，而是開始搜尋下一個發泄憤怒和仇恨的目標，他們找到的，就是路易十六祖先們安眠的這個教堂。93年8月里，民眾手持鐵錘沖進教堂，搗毀了所有的墓葬、雕塑和教堂裝飾，青銅像被溶化後鑄成大炮，大門口樹立起象徵共和國理想的自由女神像，人們圍繞著她徹夜跳舞狂歡。
聖丹尼教堂的劫難並沒有因此而結束。兩個月後的今天，又一批更徹底的破壞者進入教堂，他們手持火把，沿著昏暗的階梯走進教堂的地下大廳，出現在眼前的，是一排排安放在鐵制台座上的橡木棺材，覆蓋著暗紅色的天鵝絨，一共54具。地面上的陵墓已經在8月里摧毀殆盡，安放在地下的棺木卻尚未染指，而今天的目標，就是這些君王顯貴的屍體。
破壞者們選擇的第一個目標，是波旁王朝創始者亨利四世的棺木。用板斧劈開橡木板，裡面還有一層鉛棺，再用鑿子將它鑿開，掀掉裹屍布，亨利四世的遺體出現了，保存狀態幾近完美，絲毫沒有腐爛，面目安詳如同入睡一般，讓人不敢相信他已經在這里躺了整整183年。
亨利四世的屍體連同棺材一起，被豎立起來靠在柱子上，示眾兩天。巴黎民眾蜂擁而至，多數僅僅是出於看一眼的好奇，但也有不少激進分子，把自己對專制帝王的仇恨付諸行動。一個士兵拔出劍來，割下亨利四世的白鬍須按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大叫：「現在我有信心啦，我們一定能打敗所有的敵人！」還有人打落老國王的門牙，或者撕碎包裹身體的屍衣。兩天之後，遍體鱗傷的遺體被抬出教堂，扔進附近瓦洛阿公共墓地里剛剛挖好的深坑。
亨利四世之後輪到路易十三，路易十三之後則是赫赫有名的「太陽王」路易十四。鉛棺打開之後，人們看到的是一張顏色發黑但依然不失威嚴的臉龐，屍體的保存狀態甚至超過亨利四世。屍體之所以經久不腐，訣竅在於鉛棺，如果鉛棺能夠焊接得不留一絲縫隙，空氣和水分無法進入棺內，屍體便不會變質。但這需要高度的焊接技巧，並不容易做到，事實上54具棺材中，除了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其他遺體或多或少都已經敗壞，其中最可怕的當數浪盪國王路易十五。
路易十五性喜尋花問柳，最後便是死於梅毒，死時全身腐臭，皮膚脫落，慘不忍睹。工匠用鑿子剛在鉛棺上鑿出一個洞，一股難以忍受的惡臭噴出，竟把四周的人群熏得一鬨而散。好不容易把鉛棺全部打開，只見鹽水裡漂浮著一團團紫色的爛肉，簡直看不出人的形狀。屍體運到瓦洛阿墓地後，先是用火燒，再灑上生石灰埋進土裡，其間惡臭怎麼也驅不散，警衛的士兵們實在受不了，只好向空中頻頻放槍，用硝煙來緩和一下發臭的空氣。路易十五是最後一個被搬出聖丹尼教堂的國王，這天是10月16日。也是在這一天，差不多同一時刻，在巴黎中心的革命廣場上，末代王後瑪麗•安托瓦奈特走上了斷頭台。
光陰流逝，大革命的暴風驟雨早已過去，盛極一時的拿破崙帝國也雲散煙消。王政復辟後的1817年1月，瓦洛阿墓地的王族遺骸再次被挖掘出來，裝進兩具巨大的棺木，重新送回修葺一新的聖丹尼教堂。這一次，他們總算得到了永久的安眠——不，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
二 尋找路易十四的心臟
為什麼說只說對了一半？因為國王們身體的另一部分，仍然沒有找到歸宿。
1819年2月的一天，一個名叫謝克的巴黎人走在街頭，被告示板上的一則廣告所吸引。廣告是這樣的：去年去世的建築家拉戴爾所遺留的傢具和收藏品定於今天拍賣。謝克愛好收集古董，雖然不知道拉戴爾的藏品里有些什麼，還是決定去看一看。拍賣品里有13塊雕刻著繁復紋樣的銅板，精美異常，謝克十分的喜愛，便買下其中的一塊。回家後，謝克取出銅板仔細打量，發現花紋中間有一行文字：路易十四的心臟。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法國的王族死後，他們的遺體並不像平民百姓那樣裝進棺材就完事，而是要經過好幾道復雜的保存程序，類似古埃及人製作木乃伊的工藝。先是切開腹部取出所有的內臟，並將身體中的血全部擠出，用香油仔細塗抹後包上細布，然後穿好衣服放入鉛棺，焊死後再放入更大的橡木棺內。從身體中取出的心臟，則浸泡在盛有酒精的玻璃瓶里，加進肉桂、沒葯、安息香等香料後密封，然後裝入鉛盒焊死，最後再放進琺琅盒保存。謝克買下的銅板，無疑就是鑲嵌在安放路易十四心臟的琺琅盒上的。王族們的心臟，本來都安放在巴黎幾處王家所屬的教堂，在大革命的動亂中早已下落不明，但既然有了銅板這樣一條線索，順藤摸瓜，或許可以找到劫後遺存的心臟，忠心耿耿的保王派謝克決心追究到底。
經過一番努力，謝克得到一條重要線索：拉戴爾的密友、畫家馬爾坦或許和這件事有關。借口要買畫，謝克敲開了馬爾坦家的大門。說明真實來意後，馬爾坦先是推說毫不知情，經不住謝克再三的懇求，終於說出了真相。事情的真相，完全出乎謝克的意外。
聖丹尼教堂遭到破壞時，拉戴爾作為一名建築師，被指定為現場的監督官。在那段瘋狂的年月里，遭難的不僅僅是聖丹尼教堂，法國全土幾乎所有與王族有關連的教堂、城堡、別墅等等，都難逃一劫。聖丹尼教堂以外，拉戴爾同時也是格拉斯教堂和聖路易教堂破壞工程的現場監督官。出發去這兩個教堂時，拉戴爾帶上了自己的兩個朋友：畫家馬爾坦和畫家德勞林。
這兩個畫家都懷著同樣一個目的，那就是獲取心臟。這兩個教堂一共保存著38顆王族的心臟，監督官拉戴爾將其中的11顆賣給德勞林，馬爾坦則買下了兩顆，包括最大的一顆也就是路易十四的心臟。畫家為什麼要搜集心臟？說起來令人難以置信，在當時，用香油等進行過防腐處理的屍身和內臟溶解後產生的清油，塗抹在畫布上，可以產生其它任何原料都無法製造出來的光澤，因此成為畫家們夢寐以求的寶物。獲得這種屍油的主要途徑是從中東進口，因為猶太人有為屍體塗抹瀝青和香料的習慣，不法商人便掘開猶太人的墳墓，收集屍油後出售，但價格昂貴無比，令馬爾坦和德勞林這樣並不出名的畫家只有望而興嘆。沒想到大革命的混亂，竟給他們帶來了意外的機會。
馬爾坦把買下的兩顆心臟帶回家，卻遲遲不敢打開使用。畢竟，這可不是普通人的心臟！最後他僅僅用掉了路易十四心臟的一小部分，另一個也就是路易十三的心臟則絲毫未動。謝克立即將這個消息報告當政的路易十八，宮廷派人從馬爾坦手中買回這兩顆先王的心臟，將它們安置在聖丹尼教堂，和它們曾經屬於的身體聚於一處。
德勞林的心腸要比馬爾坦硬得多，11顆心臟一個不剩，全部被他用在了畫布上。作為畫家，馬爾坦早已湮沒無聞，德勞林則並沒有完全被遺忘，時至今日，他的作品還陳列在凡爾賽宮還有斯特拉斯堡博物館這樣的藝術殿堂里。不知道畫面上的那一層光澤，會是來自哪一位君王的心臟？
三 路易十七和基因鑒定
或許有人要問：誰是路易十七？國王路易十六上了斷頭台後，法國不是成了共和國了嗎？確實如此，但路易十六留下一個兒子路易•查爾斯，雖然從沒有當過一天政，法國人還是尊他為名義上的國王，王政復辟後登基的普羅旺斯伯爵也自稱路易十八，為的就是把路易十六之後的空白留給他的兒子。
小查爾斯在大革命時代的遭遇，是一段悲慘而離奇的故事。1792年8月推翻立憲君主制廢黜國王之後，國王一家五口人被送進丹普爾堡監禁，包括國王路易十六、王後瑪麗•安托瓦奈特、路易十六的妹妹伊麗莎白公主，還有國王夫婦的兩個孩子：14歲的公主瑪麗•黛萊絲和7歲的王子路易•查爾斯。隨著革命的日漸激進，災難接二連三地降臨到這一家人頭上，先是93年1月國王被送上斷頭台處死，半年之後國民公會又突然下令，將小王子從他的「反動母親」身邊帶走，另行接受平民式的教育。據說官員們強行帶走小王子的那一刻，生性高傲的瑪麗•安托瓦奈特跪倒在地，一邊痛哭一邊苦苦哀求把兒子留在自己身邊。其實過不了多久王後自己也走上了斷頭台，她與愛子的生離死別只不過提早了幾個月。隨後伊麗莎白公主也被處死，丹普爾堡的囚犯只剩下兩個與世隔絕甚至相互之間都見不了面的孤兒。
小王子從母親身邊被帶走後，仍然住在丹普爾堡中，由國民公會指定的鞋匠西蒙夫婦負責養育和管教。西蒙是個鐵桿共和派，性格粗野但心腸其實不錯，少不更事的小王子很快習慣了新生活，並喜歡上了西蒙。然而奇怪的是，94年年初西蒙夫婦突然不明不白地辭職，收拾行李離開了丹普爾堡，而從這時候起，小王子就被關在屋內，再也沒有在院子里出現過。
時光又過去半年，羅伯斯庇爾終於倒台，恐怖政治宣告結束。督政官帕拉斯乍一上任，立刻帶領隨從來到丹普爾堡，看一看這個有可能成為「法國王位繼承人」的孩子究竟怎樣了。他看到的是一幅令人震驚不已的景象：房間里凌亂不堪，彌漫著刺鼻的臭氣，送進來的食物已經幾天沒有動過，一個少年身裹著骯臟的被單躺倒在床邊的地板上，膝蓋腫脹化膿，虛弱得幾乎無法開口說話。帕拉斯當即下令招來醫生為孩子治療，並改善居住和飲食條件，但一切都為時已晚。將近一年之後的1795年6月8日，這個病入膏肓的孩子靜靜地離開了人世。
法國政府對外公布了路易十六之子路易•查爾斯也就是路易十七的死訊，當時誰也沒有對此表示懷疑。但漸漸地，巴黎的街頭巷尾傳出了這樣的風聲：死在丹普爾堡里的那個孩子，並不是真正的路易十七！
如果是這樣，真正的路易十七哪裡去了？流傳得最廣的說法，是說西蒙夫婦偷偷把小王子藏在行李中帶出監獄，並用另一個不相乾的孩子掉了包。西蒙本人在羅伯斯庇爾倒台時和他的領袖們一起被砍掉了腦袋，他的老妻珍妮貧病交加，只能在救濟院里度過餘生。在救濟院里，珍妮反復向人講述的故事就是：她和丈夫當年救出了小查爾斯並把他送出巴黎，而且，在過了八年之後，這個孩子還回來探望過她！另一種說法是，路易十七其實早已在1794年1月病死，當時的國民公會害怕這孩子的死會刺激國內的保王勢力，並且引來歐洲各國的抗議和攻擊，所以隱瞞不報，用另一個孩子來冒充。趕走西蒙夫婦並把孩子禁閉在房內，正是因為害怕計謀敗露。
法國官方對這些流言起先並不理會，但流言越傳越廣，到了王政復辟之後，甚至冒出好些自稱路易十七的人物來，鬧得沸沸揚揚。為求一了百了，1846年政府下令挖出當年落葬的遺體，檢驗一下到底不是路易十七本人。檢驗的結果是：這具屍體死亡年齡在15到18歲之間，根本不可能是死時年僅10歲的路易十七。難道謠傳竟然是真的？
自稱路易十七的人物前後多達一百五十來個，除了法國以外，還來自英國、丹麥、加拿大等各個國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國人魯道爾夫，他來到巴黎認祖歸宗，竟然得到了路易十七幼年時的乳母甚至英國和荷蘭政府的認可，但法國政府始終拒絕承認。路易十七的生死去向成為法國歷史上的一大謎團，業余的和專業的歷史學家們為此窮究不已，出版的專著多達800餘種。眾說紛紜之下誰都以為永遠不會找到真正的答案，想不到在20世紀的最後一年裡，現代科技手段居然徹底破解了這個謎團。
還是先回到丹普爾堡那個少年死去的時候。少年死後第二天，四位醫生奉命對遺體進行解剖，調查死因。其中一個醫生佩爾丹趁旁人不注意，偷偷把少年的心臟切下，用布包好帶回到家中，當作一件珍貴的紀念品保存起來。佩爾丹死後，這顆心臟幾經轉手，最後送到安葬王族遺體的聖丹尼教堂。正是這顆心臟，成為揭開謎團的關鍵。1999年年底，比利時魯本大學和德國穆恩斯特大學的研究人員從心臟上取樣，分析其基因構造，並與波旁王族其他成員的基因樣本相比較。用於比較的樣本包括路易十七母親瑪麗•安托瓦奈特的頭發，還有在世的波旁王族後人的血液。基因鑒定的結果在2000年4月公布：這顆心臟與其它樣本的基因構造完全一致，也就是說，丹普爾堡的少年千真萬確就是路易十七本人。
一切都水落石出：珍妮老婦的話完全是出於妄想，魯道爾夫則是個地地道道的騙子，而1846年的發掘肯定找錯了地方，因為當年埋葬時並沒有立碑，發掘時完全藉助守墓人模糊的記憶。只是不知道這樣的一個結局，對於為此耗費了無數筆墨的歷史學家，還有從歷史之謎中感受浪漫的無數普通人，到底是令他們感到滿足呢，還是失望？
四 處刑前後的末代國王和王後
巴黎市中心的協和廣場，是遊客必到的一處景點。1793年時它的名字是革命廣場，廣場西北角上豎立起斷頭台，成為向民眾展示公開行刑的場所。大革命的諸多領袖包括羅蘭夫人、丹東、羅伯斯庇爾等都在這里被砍下頭顱，君臨法國二百餘年的波旁王朝的末代君主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後瑪麗•安托瓦奈特，也是在這里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段路程。
路易十六的死刑判決，1793年1月16日由國民公會投票通過。其實一直到死刑確定的那一刻，大部分議員還有民眾，都不相信國王的死刑會成為現實。投票結果是361票對360票，支持死刑的票數僅僅多了1票，而這關鍵的1票，竟然來自路易十六的堂兄、投身革命陣營的奧爾良公爵！
1月20日，死刑執行令由議會代表傳達給監禁國王一家的丹普爾堡，對於王後、王妹和孩子們來說，這個可怕的消息如同五雷轟頂，唯一鎮定自若的是路易十六本人。當天晚上，他向家人們告別，特別叮囑小王子將來決不尋求復仇，還答應第二天早晨下樓去再與他們見最後一面。路易十六和神甫談話談到深夜，隨後像往常一樣入睡，居然睡得很香也很死，一直到唯一的侍從格萊利進來叫醒他。
城堡外漸漸人馬聲嘈雜，路易十六把格萊利叫到身邊，遞給他一個戒指和一個裝著全體家人頭發的小包，請他轉交給王後和王子。國王告訴他，雖然答應過家人見最後一面，但自己實在難以忍受生離死別的殘酷場面，所以請他代作最後的訣別。說這番話時，路易十六流下了眼淚，這也是他在接到死刑判決後唯一一次在他人面前動情。
將近9點，丹普爾堡大門洞開，涌進一大群議員、憲兵和軍人，他們是來押送路易十六去刑場的。離開房間時，路易十六想把自己的遺書交到一個憲兵手上，請他轉交國民公會，卻被粗暴地拒絕：「這不關我的事。我來這兒不是給你跑腿的，而是要把你送上斷頭台！」「確實如此。」路易十六微微嘆了口氣。
路易十六乘坐的馬車在武裝憲兵的簇擁下，緩緩駛離丹普爾堡。由於國民公會得到保王黨人計劃在途中營救國王的情報，一路上崗哨林立，戒備森嚴，家家戶戶門窗緊閉。但是當馬車進入革命廣場時，頓時歡聲震天，這里聚集著兩萬多名等待目睹國王受刑的民眾。
劊子手桑松剪去國王的頭發，將他雙手反綁在身後。路易十六很吃力地一步步走上又窄又陡的階梯，在平台上站定，開始向面前的民眾們演說：
「法國人啊，我無罪而死。我寬恕所有送我走向死亡的同胞。我向上帝祈禱，再也不要發生我的血流在法蘭西土地上這樣的悲劇……」
現場指揮官當即舉起劍下令鼓手們擂鼓，路易十六的聲音淹沒在震耳的鼓聲中，沒有一個人聽見。隨著斷頭台的刀刃落下，「共和國萬歲」的歡聲響徹整個巴黎，人們發狂一般地湧向斷頭台，用斷頭台上流下的血水洗手，甚至伸出舌頭舔上一口，大叫：「卡佩的血可真咸！」人們把手絹、紙片、帽子、衣袖還有一切隨身攜帶的東西塗抹上路易十六的鮮血，或者買下一束死者的頭發、一張衣服的碎片，心滿意足地帶回家去。鼓聲和歡聲也傳到了丹普爾堡，小王子和小公主不停地哭泣，一夜沒有合眼的瑪麗•安托瓦奈特嗚咽著倒在床上，但她立刻直起身，走到王子面前跪倒，向自己的愛子、法國的「新王」致敬。
路易十六的遺體被運到瑪德萊納墓地，放進一口木棺，和所有被處決的犯人一樣，頭顱夾在兩腿中間，鞋不知什麼時候掉了，所以赤裸著雙腳。三米多深的墓穴已經在前一天挖好，兩個神甫送上簡短的祈禱之後便開始填土，沒有彌撒，連墓碑也沒有。兩個神甫中名叫羅納爾的一個，內心對國王無限同情，他叫墓地工人填上一層土後再填上一層生石灰，這樣反復多次，形成明顯的夾層。不用說這是為了留下標志來判定墓葬的位置，以便將來改葬。羅納爾神甫這一預見的實現，還要等上22年。
如果說路易十六的死刑判決令所有人震驚，對於王後瑪麗•安托瓦奈特的審判結果，誰也不會感到驚奇。這已是雅各賓黨人恐怖獨裁的頂峰期，議會里溫和派和妥協派不是流亡便是上了斷頭台，革命法庭的陪審員們沒有一個人敢向王後的死刑說不。安托瓦奈特的辯護律師，由於為代理人作了無罪陳述，居然在法庭上被法官宣布當場逮捕。所以，1793年10月15日凌晨，當法庭向安托瓦奈特宣讀死刑判決時，王後的臉上看不到一絲的動搖，自從心愛的幼子被奪走之後，安托瓦奈特已經萬念俱灰。從法庭走回牢房的途中，被日以繼夜的審訊，還有不停的出血症狀折磨得精疲力竭的王後突然停住腳步，喃喃自語：「我什麼也看不見了，沒法走路。」身邊的衛兵皮諾默默地伸出手攙扶住她。皮諾旋即遭到告發並逮捕。
第二天清晨，安托瓦奈特唯一的女僕羅莎麗走進牢房的時候，發現王後和衣躺在床上，看起來徹夜未眠。桌上放著一張滿是被淚水打濕的字跡的紙，那是王後寫給伊麗莎白公主的信，王後沒有勇氣直接給孩子們留下遺言。窗外鼓聲響起，那是軍隊和憲兵出動的信號，羅莎麗開始幫助安托瓦奈特更衣。王後在床頭脫下貼身內衣的時候，羅莎麗站在她身前，擋住24小時監視著王後一舉一動的憲兵的視線，但憲兵走上前來，緊緊盯住王後。「能不能請你們迴避一下，讓一個女人從容地換一身衣服？」王後問。憲兵的回答斬釘截鐵：「不行，我們接到的命令，是監視你的每一個舉動。」王後只能嘆一口氣，盡量背過身去。
和乘坐四輪馬車赴刑場的路易十六相比，安托瓦奈特沒有得到一絲一毫的特權，她不得不坐在一輛原先用來裝乾草的破板車上，雙手反綁，穿過人潮洶涌的街道，在一片辱罵和嘲笑聲中駛向革命廣場。38歲的王後早已滿頭白發，容顏蒼老，當年那個傾倒巴黎的絕代佳麗連一絲痕跡都難以尋覓。她雙唇緊閉，面如冰霜，彷彿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看不見，只有一次，當一個母親懷中的小男孩邊笑邊向她送來一個飛吻，安托瓦奈特慘白的臉上泛起一層紅暈，淚水湧上眼眶，毫無疑問她是想起了自己即將成為孤兒的孩子們。
板車抵達了終點，沒有人伸手相幫，安托瓦奈特獨自走下車。當她第一眼看到那具黑色的怪物般的斷頭台，眼中似乎閃過一絲驚恐，但隨即鎮定下來，快步登上階梯。這時，她無意中踩到了劊子手桑松的腳，王後立刻道歉：「請原諒，先生，我並不是故意的。」這是安托瓦奈特生平所說的最後一句話。
行刑結束後，屍體被裝上同一輛板車，一路滴著鮮血駛向瑪德萊納墓地，路易十六也埋葬在那裡。但是到墓地一看，不僅墓穴沒有挖好，連棺材也沒有準備，時間已經過了正午，負責搬運屍體的警官們急著回家吃午飯，隨手把屍體往草叢里一扔，揚長而去。這以後也沒有任何指令下來，屍體就這樣在草叢里躺了兩個星期，最後總算被守墓人草草埋葬。守墓人向政府開出一張棺材費和人工費的催款單，政府付清這筆小小的費用是在四年之後，用拍賣安托瓦奈特留在獄中的隨身物品所得到的收入。
1815年1月，隨著拿破崙的倒台而登上王位的路易十八，決定尋找路易十六夫婦的遺體並舉行葬禮。所幸的是，當年的瑪德萊納墓地已經被一個保王分子迪克羅梭買下，當作聖地一般保護起來。政府召來22年前守墓和掘墓的工人，進入絲毫沒有遭到破壞的墓地，開始挖掘。首先找到的是一些女人骨骼，損壞得相當厲害，無法辨認身份，但在骨骼邊上發現了兩個完整的鞋扣，這兩個鞋扣幫助判明了死者的身份，正是王後安托瓦奈特本人。
發掘路易十六的遺體進展得更順利，因為羅納爾神甫留下了明確的標志。1月21日，也就是國王走上斷頭台的同一天，路易十六夫婦的遺體在盛大的葬禮後被送往聖丹尼教堂安置。不久之後，在發現遺體的地點建立起一座小小的贖罪禮拜堂，進門的地方，左右兩側樹立著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托瓦奈特的大理石雕像。這是國王一家唯一活下來的成員、公主瑪麗•黛萊絲奉獻給父母的禮物。
（望採納，謝謝）
4. 伏爾泰死後,教會不準他葬在巴黎的原因是什麼�1�3
伏爾泰尖刻地抨擊夫主教會的黑暗統治。他把教皇比作「兩足禽獸」，把教士稱作「文明惡棍」，說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個最可恥的渣緩騙人羅網」。他號召「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駭人聽聞的宗教狂熱作斗爭，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還有一些人從遠處痛罵他。」不過伏爾泰並不是一個無神論者，而縣一個自然神型李論者。他認為要統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說「即使沒有上帝；也要造出一個上帝來」。
伏爾泰雖重病在身，但仍保持清醒的頭腦，以他特有的辛辣諷刺，無情地揭露這些「披著僧衣的豺狼」的丑惡嘴臉
所以伏爾泰死後反動教會對這位褻瀆宗教的宿敵恨之入骨，下令連夜將他卜梁遲的屍體運出巴黎，棄之荒冢。
5. 介紹一下法國大革命的情況
法國大革命發生於18世紀末葉，俄國的十月革命繼二月革命之後，同時發生於1917年，中國的長期革命，迄今則已逾一個世紀，這200年來的事跡，及於遠東與泰西，當中地理環境各不相同，社會背景也千頭萬緒，其成果當然極不一致。可是從長時間遠視界來看，以上三種運動，皆發生於具有大陸性格的國家，也都被強迫放棄過去以農業為國民經濟本位的體制，而採取以數目字管理的趨向。
這三個國家在改革的過程中遭遇重重困難，由於過去農業體制積習過深，政治上中央集權牽涉過廣，所以不容易脫胎換骨。新社會需以商業習慣為前提，其活動以低層結構的功能為准據。法國的舊體制（ancien regime）、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和傳統中國，不能立刻順應環境，也實由於其現存體系中無法產生各項經濟因素完成自由交換之公式和法則，以適應此需要。
這三個國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歸咎於過去組織過於簡陋。他們都曾回光反照，表現出官僚組織（bureaucracy）的特長。法國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稱「朕即國家」，可見其享國時之叱吒如意。沙俄之凱撒琳二世（1762-1796在位）和亞歷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為「開明專制」期間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時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異曲同工。然其號召力量之雄偉，有賴於18世紀及以前的環境與背景。一到資本主義與重商主義，不僅這些國家的組織與結構不能與之抗衡，連其本身之存在都發生問題。甚至過去的行動與設施，反成為今朝的阻扼與障礙。
階級斗爭都曾在以上三種運動中被提出。列寧提倡「所有權力交付蘇維埃」，顯然在仿效法國大革命時「山嶽黨」（Montagnards）利用「無褲黨」（sans－culottes）（詳下）的戰略。中國在文革期間組織所謂「造反總司令部」，亦非獨出心裁，因為「造反委員會」（insurrection comite）也曾在18世紀末年的巴黎出現。可是法、俄、中所遭遇的艱難困苦，實由於社會上與經濟上的不平等，而階級利益的沖突，是一切問題的重心？反過來說，是否由於法國、俄國和中國的經驗，今後全世界的決策只有朝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走，因為它才是「真金不怕火」？
問題尚不只此。資本主義之為一類組織和一種運動，固然發生於法國大革命之前，但是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卻因法國大革命及其過程而產生（詳第一章），所以至今也有近兩百年的歷史。以後的發展，尤以最近在中國大陸和蘇聯的發展，這名詞與社會主義對立的一個觀念，是否仍能原封不動，至此也成疑問。本書引用歸納法，主張先將法國、蘇聯與中國進入數目字管理的程序，或企圖進入這境界的經驗提出。我們從技術的觀點出發，如果能將上述三種運動作切實的解剖，再參照以前各章的資料，應能在下章作結論時，對以上各問題提出一個較客觀卻更具體的答復。
法國的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是一個極容易產生爭執是非的題目。史學家勒費弗（Georges Lefebvre）曾於1932年寫出：「舊體制已將法國農業史擱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將此工作完成。」這種說法不能獲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費弗又在另一書里提及：「資本主義的進展，並沒有在這十年之內加速。相反的，環境只使它減低。」其實勒氏的兩種說法雖有矛盾，但仍可同時立腳。因為前者所言系指資本主義為一種制度，所涉及的為組織；後者則系實際存積資本的數量和動員人力與物力之程度。一種是長期間的看法，一種是近距離的論斷。可是這當中的差別極容易引起誤會。
從人身經驗寫歷史，糾纏更多。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學第一位任法國大革命專題教授的奧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門徒馬迪茲（Albert Mathiez）在本世紀初年的辯論。法國大革命的後期，過激派以丹東（Danton）、馬拉（Marat）及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為領導人物，馬拉被女刺客刺殺之後，只剩著丹東及羅伯斯比爾。在奧拉德看來，丹東是英雄好漢，羅伯斯比爾則既虛榮又是書獃子，於是以他個人之好惡，決定革命之途徑。馬迪茲則強調羅伯斯比爾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誠意地為小民謀福利，丹東倒是貪污好貨，隨時可以出賣革命。他們所著的專書不說，又任教職、編輯專刊各數十年。此外撰寫大革命的各種專題著作，也近數千百部，動輒十餘冊，而瑣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棟。本書脫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監獄暴動200周年，法國人士正籌備在紀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預料此時寫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滿目。我們讀他們著作的千百分之一已是精力不繼，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評論？
可是歷史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境域，我們涉豬其間，各人的目標不同。在我們看來，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共通的題目，影響到其他國家的發展。如果我們放棄這段題材不顧，則本書以前各章的事跡無從交代，以後的發展也不便闡揚。在這種國際性的注意力之下，我們所企知的法國大革命，有其示範作用。上章說到美國、日本和德國過去缺乏中央體制，所以新體制之創造，阻攔較少，已給我們預先安排一種假說之中的借鏡，所以我們的觀察集中於18世紀末期，法國突然改組時，技術上所遇到的困難，而不著重人身方面之情節。茲舉一例於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圖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帶傳奇性的一段插曲。本來計劃周密，初步突破難關。只是一離開巴黎，一行人放鬆戒備，國王兩次被識破，車行亦不能保持預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預備接應的人員不得不撤離崗位，馬匹也已遣散。國王抵達華倫內（Varennes）時已黑夜，在此的遲滯是被截獲的一大主因。華倫內已去邊境不遠，也有奧軍准備接應。事之不成，誠然令替國王、王後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歷史家內心也不免忖測：若是天假其緣，使路易平安抵達邊境，以後局勢將起何種變化？可是這種空想不僅無益，反而可能產生錯覺。以後的事實證明，當日法國的問題，已不是加強或甚至改革國家之高層機構所能解決，在這情形之下，國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國大革命有其幕後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復雜又磅礴，當時無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決不會有如此眾多的革命人士與所謂反革命派先後被送上斷頭台。而且這些醞釀的因素出現既突然，在每一階段逗留的時間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勵各人立即爭取主動。勒費弗在敘述1789年10月，巴黎婦人強迫路易自凡爾賽宮遷居巴黎時，寫出：「沒有人能夠夢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見得時人總以為當日的細雨微風已如未來的巨浪與狂飆。
路易十六曾被歷史家指摘為意態游離。最初他有機會出走而不願脫逃，因為逃避責任非王老氣概。巴黎不穩定時，他調兵入防，也有壓制議員的情勢，可是他被亂民威脅時，又不肯動武。他多次謀算王後，臨時又改變主意，只有最後喪身於斷頭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細分析後，我們認為，其缺乏決斷，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局勢不能明朗化。而他對各方的責任觀念，互相沖突，亦不可謂之不真。當革命初開始時，各人無法預知其牽涉之廣，即有少數人作大刀闊斧的看法，日後證明其眼光仍過於狹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進而至君主立憲，又前進一步而成立民國，再進一步修改整個人類的文化，上至倫理宗教，下運歷法及度量衡，最後改變而軍事獨裁，又受國際干涉，其餘波振盪幾十年。在這情形之下，我們更只能體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綽號「老虎總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說，「革命是一個整體，一個大方塊」。因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這也等於說集體的責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單獨各人的責任重要。也因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與法國無直接關系的國家（如中國）之歷史銜接。
責備路易國王之不智不勇，等於責備羅伯斯比爾之不義不仁，更等於責備拿破崙之不忠不信。羅伯斯比爾穿淺藍色外衣，著貴族型馬褲，頭發敷粉。他的親信同黨聖約斯特（Saint－Just）戴耳環，丹東和外國交涉時滲入個人利害，至少是不誠懇的。可是拿破崙也曾被指責與一個聲名狼藉的女性結婚，靠裙帶關系陞官。至於說到以革命起家發財，則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統統裂土稱王，或帶貴族頭銜。而拿破崙在國外的掠奪也不曾公開交代。總之，道德是真理最後之環節，人世間最高品質，一經提出，即無回轉餘地，故事只好因之結束。以上之評論與指摘，都沒有接近我們企圖審察的主題。大革命企圖重訂人類道德的標准，其記錄不應當先被道德問題分割。我們再引用勒費弗的言辭：他說：「道德主義者必贊揚英勇，譴責殘酷，可是他不能解釋事故。」
以下是我們對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術的立場，並在議論中追述革命過程中最基本的事實：大革命之發生，一般認為開始於1789年。其實前一年巴黎的議會（parlement）否定國王抽稅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著國王召開三級會議，已在序幕之前，發出了一個貴族及特權階級不受節制的先聲。此中關系非常重要，因為大革命之發生，並不是某一階級與另一階級發生致命沖突，而是各階層間、各地區間、各種利害錯綜重復。以後革命者倒能看清階級斗爭實為解決問題的一種工具。以後這樣的作法，也見於俄國與中國。
法國之議會與英國之議會（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區設立，不是立法機關，而像高級法庭，也保持類似中國唐朝「門下省主封駁」的作風。所有法令一定要經過議會「登記」，才能生效，於是各行政機關不能置之不顧。而且承封建制度遺緒，司法獨立，非特別強有力之君主無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議會與路易十六的行政機構對立，即釀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時國家的財政也陷入低潮，原來，18世紀法國的軍事政治力量虛有其表，國家靠借債度日，軍隊也靠德國與瑞士之僱傭軍充實行伍。以前幾次的國際戰爭不是慘敗，即是勝負未分；參加美國的獨立戰爭，也算戰勝國，卻又兜上一筆蝕本生意。同時，財政的困難也不能由內部解決，因為宮廷的開銷不及預算6％，而公債攤付的利息即超過預算之半。
當日法國的人口，據估計約在2300萬至2500萬之間，巴黎即超過60萬，以法國資源之富，如果經濟組織有條理，其國計民生較之鄰國，如英國、荷蘭，不應相形見絀。而且法國的國民經濟已有起步的基礎。重商政策自17世紀以來，經過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貝特（Colbert）銳意提倡，法國的造船、海外貿易、紡織、玻璃工業和奢侈品的製造，都有長足的進展，股份公司的組織也和其他先進國家大致同時，巴黎的證券交易所經手投機生意，則一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時期」被停封為止。可是在法制上，這些新經濟因素未能結合成一個自行調節的結構（在我們的眼光內亦即是資本主義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於官僚組織的呼吸之間。後者可以將各種經營特權公開販賣。現在看來，「貪污」二字已不能形容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業不能與農業歸並為一元，其財富基層脆弱，利益只澤潤於一部分人口，與德國落後的情形（詳第六章）相比，過猶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級會議，說明法國實有三種體制。其原則有似中國漢初吳楚之亂以前的封建與郡縣並行，復雜則遠過之。第一級（First Estate）為僧侶，天主教方丈及一般僧尼，為數不逾10萬。他們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統、宗教法庭，又向信民普遍收取什一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產，很多主教方丈實際上是各村莊的領主。僧侶既視察全部信民的養生送死，也管轄到他們的婚姻與遺傳，兼及教育與慈善事業。第一級不向國王付稅，但是傳統上經過磋商自願地向國庫捐助，有時擔付國債利息之一部分，唯無成例數目。
第二級為貴族。總數也不過40萬人。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原來的武士階級，有些追溯到中世紀前的德國血統，有些則是後來加封。另一種是各級法庭的法官、地方經理的首長，大體出資捐官購買。18世紀末年法國的貴族極為混淆，有些極富，有些極貧。一般爵位由長子繼襲，可是也有新貴族頭銜，只及於受者本身。海陸軍軍官由貴族領先，有時身份即包括特權。過去的觀念凡貴族即為庄園的領主，這種情形已不存在。因為法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有時候整個庄園落入平民買主手中。可是封建體制沒有全部取消，有些貴族仍為領主，仍開設庄園法庭。據估計大革命前夕，法國約1／5的士地仍在貴族手中。他們除了向農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堅持其水利權、礦產權與種樹權和狩獵權等。
貴族無集體組織的機構，向他們抽直接稅極為困難。一方面這也由於法國地方政府的組織。歷史的發展使法國領土的中央區域早期就屬國王，中央政府派駐的行政官一般不受限制。可是邊疆的各單位，在歸隸時與國王定有契約，內中也各有世襲性質的地方首長和代議性質的地方機構從中主持，稅收還待磋商。而且庄園制度的繼續存在，更是調查統計難以精密的原因。歐洲封建的成規，從不說明何種產業為何人所有，而只有多數人在同一的土地上此來彼往的享有特權，種地也只好按成規，如此更妨礙農業的增進。此外還有整個一市一鎮享有不同的特權。
第三級為平民，據稱佔全國人口94％，其中大多數為農民。法國穡夫制早已廢除，除了東北角少數地區之外，穡夫已不存在。一般農民可以自由購置產業。自耕農與佃農的比例各地千差萬別。一般的困難為耕地分割過小，農業技術無法增進。過去幾十年來人口大量增加，大多數農民感到生活壓迫。每值天災流行，即有食物匱乏之虞，也影響到市民生活。又據研究，大革命前夕與18世紀初期比較，地租增加98％，物價增加65％，工資只增加22％。所以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況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嚴寒，河水冰凍，食糧既短缺又無法輸送。翌年，城市裡市民失業多至半數，為助長革命聲勢的主因。夏間巴黎的騷動引起各種謠傳，驚擾進入鄉村，而遍及全國。
城市裡的資產階級是革命之領導人。他們爭取本身權利，事誠有之，痛恨貴族享有特權，亦是當然。但是單純的階級利益之沖突，並不是使他們忘身捨命發動政潮的主要動機。因為他們事業成功，也可以與貴族通婚，也可以買爵捐官。只是他們在舊體制之下，感到精神上的苦悶。啟蒙運動以來，種種天賦人權、國民公約的觀念透入人心。思想和知識與社會環境及生活習慣發生距離，是現代社會里驅使中產階級參加革命最有力之條件，法蘭西此時已具備此背景。以後銀行家和富商出資捐助市民暴動，律師以辯才參與組織，賽亞司（Sieyes）以教團成員參加革命，米哈波（Mirabeau）以貴族降為平民代表，丹東與羅伯斯比爾和大多數革命家一樣以律師出身。馬拉由醫生改作新聞記者。以上都不易以他們本身階級利害，解釋他們的心境與行動。同時資產階級（bollfg60isi）是一個極為廣泛而不著邊際的稱呼，上自至富的巨商，近乎特權階級，下至小本經營的工匠，都可稱為資產階級或市民階級，大革命固然使資產階級抬頭，也使不少資產階級成員被清算。
現在讓我們再追敘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時的情形：這種會議自1614年以來，未曾開過。因為過去他的祖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一共在位131年，他們注重人身政治，缺乏一個健全的組織系統。此時國王召集三級議會的目的，無非籌劃稅收方案，解決財政問題。可是下層階級已被重重剝削，既擔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稅（taille）之全部，更提供勞役（corvee），又要負擔鹽稅（gabelle）之絕大部分，早已喘息不定，無法向他們增稅。而新負擔也不便直接的配予其他二級。過去公私財政事宜的疊床架屋，久未改組，何處可增稅、何處應加租，也無從獲悉，所以稅收與租金的收集多來承包制。只有職業上的收集人熟悉地方和個別間的情形，才能執行任務，而且從中牟利。如果其情形仍能用數目字管理，則早已用不著勞駕他們了。同時這時候還有很多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例如以後風潮加緊，貴族出奔國外，下層階級里有很多人因之失業。提高糧食的價格，應當對農民有利，可是中西部種葡萄釀酒的農夫叫苦連天。改進農業生產，首重圈地，才能將可耕地一起投入耕種，但是首先反對即是農民；他們失去了在公地采樵和牧放牲口的權利，立即無以為生。諸如此類的問題，無從規劃，找出對策。
所以從各種非人身的因素看來，法國已經無法和平磋商，公平改組。只有將一切投入一個大熔爐之內，聽候歷史之安排，只是這情形當時沒有人看穿。
當三級會議在1789年召集的時候，各級與地方的單位，依前例條列他們向國王請願的要求，稱為。ahi6y，我們不妨徑呼之為「陳情表」。當中第二級的要求，有一段要國王固定貴族的地位。各人的勛級要仔細勘明，讓他們如僧侶一般自成一財團與系統，今後朝廷不得再以賣官鬻爵的辦法混淆名位，國王的近臣務必由貴族中遴選，他們的子弟則由王室負責教育。今日我們看來不免驚訝，此類要求可謂不識時務。大革命志在清算貴族，以後步伐一經展開，尚有不少貴族未經審問，即送上斷頭台。那麼當初何以如此跋扈囂張，在應當要求諒解的時候不虛心求願，反而大吹大擂，要求增強他們的特權？
這種舉動也可以引用非人身關系的情形解釋：
提出陳情表，也是合法程序。三級會議原來是國王與臣民的一段對話。國王固然要各級代表協同決策抽稅，後者趁此機會將下情上達。既有權力則有義務，既有義務則有權力，以上都符合於封建體制。只是會議既分三級，召集會議即已伏下了一個階級斗爭之陰影。
各級代表由各地方單位選出，其程序不同，一般都經過初選與復選三四次。所以各代表只能算是被各地方單位授權參加，而不是以個人的見解，參加國事的磋商。經過如此的安排，各地方單位的選舉人也覺得他們已成為一種民意上的機構，除非他們階層里和地方上的陳情表獲得答復，他們責無旁貸。於是以巴黎為首，此地既為國都，又有沙龍為時尚人士討論政治之處，產生了不少期刊和小冊子煽動革命情緒。此後，巴黎的407個「選舉人」，在選出三級大會的代表之後，經常集會，巴黎公社及國民軍（National Guard）由此選舉人的會議而產生。這些機構與組織，和巴黎政客經常聚會的俱樂部，成為策動革命的基本力量，以後他們既維持秩序，也策動暴民。其他各地區的情形也大同小異，1789年巴黎的騷動一開始，舊體制派往各處的省長（intendants）逃避一空，政府的組織已經瓦解，各市鎮大致仿效巴黎的辦法，除了傳達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詳下）的法案外，已不接受國王所轄行政系統指揮。
所以舊體制力量脆弱，是局勢脫離掌握之一大主因。這種情形，也使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接近，而不能與德國的統一運動相比。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眾首先沖入傷病軍人大廈，取得滑膛槍32000支，隨後進攻巴士底監獄，其目的在於取得兵器與火葯，解除這要塞對巴黎市民的威脅，並非所謂解放囚人。消息傳到各處，很多市鎮與鄉村群起響應，農民進攻貴族的堡壘。
為簡便起見，大革命可以分作兩個階段敘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級會議開幕到1792年8月，歷時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憲。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職權，革命由溫和走向極端，終至恐怖時期（reign of terror，簡稱恐怖Terror），後因「熱月反動」（Thermidorian Reaction）才得結束，時為1794年7月，後期也歷時近兩年。此後迄拿破崙於1799年11月兵變奪取政權為止，其間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頓的時期。
三級會議召開時，第三級代表約600人，第一二兩級各約300人。起先國王和議會堅持按照1614年的成例，三級分開討論表決，如果某一議案獲得兩級的同意即算通過。顯然的，這樣無法對國家體製作任何更革，即想改變方針與政策也必困難重重。所以第三級的代表主張所有代表一堂磋商，集體表決，在這主張之下，三級會議變成了「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這組織後來自稱「憲法制定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由憲法制定會議參加產生的代議政治機構稱為「立法會議」[Legisla- tive Assembly），於1791年集會。以上都與革命後期的「國民會議」[National Convention]不同）。因為國王封鎖議會的場所，這些代表聚集於凡爾賽宮室內網球場，也鼓動一部分代表下級僧侶和前進派的貴族參與，又怕國王以武力壓制，與會的人簽名誓約之上，內稱除非達到目的，決不分散。其中提到國民大會之召開，其目的在「草擬憲法，給國家以新生，並且釐定君主制之正確原則」。
這樣展開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勢已無法掌握，就指令第一級和第二級的代表一體參與。他的讓步並非出於開明主見，而是於內外的威脅，而巴黎既感到糧食恐慌，又不知道國王意向所在。他集中軍隊於巴黎內外以防止暴民蠢動，保護國民大會的安全。但是所謂暴民既經組織，實際已是革命的群眾力量，和國民大會里一部分代表之護身符。
三級會議於5月5日集會討論，6月20日有網球場誓辭，6月25日巴黎公社組織就緒，7月14日巴士底監獄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巴黎巡視，希望撫慰眾情，10月5日仍有巴黎街頭婦女6000多人冒雨手執標槍，又挽兩門炮，跋涉12英里，到凡爾賽宮向國民大會和國王請願，提出「要麵包」的要求。由於她們後面還有國民軍兩萬人的支持，國王與王後被迫由凡爾賽遷往巴黎的特拉里茲官（Tuileries）。兩周之後，國民大會在巴黎開會，從此彼此都在巴黎群眾陰影之下，巴黎公社所指揮之群眾或暴民，對以後國事的進展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時至今日，這些事跡還找不到確切的解釋。即如巴黎的暴動與婦女的示威，顯然有人策劃主持。他們是誰？當初目的何在？雖說歷史家各有猜測，最可能從中獲利的乃是奧爾良公爵（cde Orleans），當今國王的遠房叔父，他自己想做立憲君主，也可能是賽亞司和米哈波預聞其事，甚至有人懷疑，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成名，今被公推為國民軍司令的拉法葉（LaFayette）。還有幾個辦報紙的主筆，也被指責唆使主動，卻沒有人提出可靠的證據。總之從人身方面的觀察，很難寫出此中確定的歷史。
並且1789年收成良好，糧食問題也一度解決，緊張的空氣業已和緩。那麼何以以後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開，而且內戰與斷頭台上之不斷流血，仍在3年以後產生？
國民大會決議接收寺院的地產，廢除什一捐，將各種封建義務解除，人身的義務亦無條件廢止，土地的義務則以代價贖取。又通過了「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揚「凡人自出生及至今統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權力，僅在共同的功利之條件下產生社會上的差別」。此外又列舉這些權利為「自由、財產權及抵抗壓迫的權利」。公民一體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憲法則將公民分為「現役公民」及「非現役公民」二種，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賦稅，享有選舉權。1791年召開的立法會議，即依這樣的程序產生，其組織為一院制，所以沒有貴族平民的區別，僧侶更不在話下。國王對立法會議通過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決權（立法會議兩年一屆，國王對同一法案可以在兩屆否決，所以否決有效期間共為4年）。應付當前的財政問題，則決議發行一種紙幣，稱為「交付券」（assignats），以沒收寺院之地產作擔保。
看來這些條款所包括的改革極為廣泛，其步驟則和緩而帶妥協性，為什麼如此的方案不能化干戈為玉帛？其中必有蹊蹺。
廢除封建特權，並非在國民大會里經過詳細審查與考慮而通過，而是少數預謀的人決定在傍晚5時開會（1789年8月4日），會議延長到清晨兩點而獲得表決，其辯論的程序也預有布置。像這樣一種重要的改革，務須有關的人大部分承認這是眾望所歸，積極進行，才能希望克服技術上的困難。可是事實上立法時，就希望其行動有如「魔術」，所以宣傳的成分多，實際的功效少。這時候，法國殘余的封建因素並非整體的可以耳聞目見，而是在農村中滲入各種經濟生活之中，如「聲望」即附帶著特權；在很多情形之下，人身義務與土地義務不可區分；不少封建特權出於霸佔，又有一些出於契約。即讓農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價贖清，技術上也困難重重，況且有些土地又經受領人佃讓與人，更不知何人可以佔得便宜，領主則借口除非收有贖金，特權仍保持如舊，並且東西南北，各地情形不一。所以國民大會一紙法案，只產生了千般萬樣的糾紛。有些農民爭取法案給他們的利益，一直糾纏到1793年，其情節即是一種「道地的內戰」。
沒收寺院地產、廢除什一捐好像輕而易舉，可是後來牽涉更廣。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們手下的收入，國會就決定對他們發薪水，所以全部宗教人員成了政府雇員。又因為此時整理全國的行政區域（參照上節法國行省有中央及邊區的分別），全國領土各按境內山河劃為大致面積相等之行政區（depart－ments），於是舊的主教區裁撤，新的主教區與行政區重疊。在政教合一的方針之下，國民會議於1791年通過「宗教人員民事組織法案」（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規定主教由選民推舉，不再由教皇認可，並且所有僧侶要宣誓盡忠於國家。一位現代作家認為這一舉「中斷了全國的團結，內戰於是開始」。
一般非信徒甚難掌握此中奧妙。羅馬教會由基督授命於保羅而產生，主教千百年來衣缽相傳有天神降命於人的意義。很多宗教人員已經覺得裁減主教人數、更改他們轄區之不當。因為在神學的立場上講，這些措施已經污褻了他們的神聖使命之根源。至於向人間政府宣誓，等於將所有的主教方丈改業為政治指導員。一部分僧侶比較達觀，覺得為主服務和民事管理可以視作兩途，但是贊成宣誓的少。160個主教之中，只有7人宣誓。後來教皇斥責「組織法案」，更加深了法國內部的分裂。愛國人士
6. 丹東是怎樣開始參與革命的
1785年起，丹東在巴黎的高等法院任律師，他的能言善辯給接觸過他的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預感到法國當時的社會像冰山正哪孫在崩塌下來，小規模的改革方案根本無法挽救這一頹勢。兩年後，當震撼歐洲的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爆發，丹東立即投入了滔虛緩兆滔的革命洪流當中。1789年7月14日攻佔巴士底獄後，丹東應征參加資產階級衛隊，他活動積極，深受群眾擁戴。10月，他被選為哥德差租利埃區區長。不久加入雅各賓俱樂部，熱心群眾斗爭。不過，丹東仍主張保持國王的地位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