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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舊城改造哪個時期重要

發布時間:2023-03-30 19:09:45

『壹』 請問有關於法國巴黎城市規劃方面的資料嗎

法國城市和建築遺產保護的一個重要保障就是國家財政的大力支持,政府通過相關政策對舊建築的利用、整治予以減免稅。在管理上,文化部的直接控制、國家建築師與規劃師和文物總建築師制度的執行等,都從制度上保證了保護工作在強大市場壓力下仍然能夠有章可循。

社會住宅建設:無論是城市擴張,還是老城復興,住宅都是一個社會在任何時期建設中最基本而又最關鍵的內容。作為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社會住宅建設一直是法國解決廣大城市人口居住問題的重要途徑。19世紀末,法國就出現了社會住宅,以解決當時工人的居住條件和環境問題。20世紀初,法國政府出台了相關法規,確立了政府介入社會住宅的法律地位和責任,並在20世紀20、30年代開始建立廉價住房和相關的金融機構,負責建設低收入人口的住宅,該機構在巴黎周邊建設了一些高質量的花園城市。但受當時的經濟條件所限,建設總量不大。二戰後,尤其是60、70年代,隨著法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住宅年建設量高達30萬~50萬套(第132頁),社會住宅的條件也迅速改善,基本從數量上解決了住宅短缺的問題。在政府的主導下,法國建造了很多新的城市住宅區和新城,主要面向中低收入家庭。但是,隨著凱恩斯主義的過時,國家政府直接干預的社會住宅建設量銳減,住房補貼大幅下調,到90年代初,法國每年新建住宅量僅占存量的1%(第119頁)。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住宅建設開始走向小規模的集合住宅和私人住宅建設。到90年代,低收入階層住宅短缺已成為法國城市的重要問題之一。為此,自90年代末以來,政府加強了對社會住宅在城市中土地資源的保障,並規定在新建項目中,社會住宅佔全部住宅總量的比例不得小於20%,力求在城鎮聯合體的區域范圍內,逐步形成平衡的社會居住結構,促進社會融合(第24頁)。法律賦予政府土地優先購買權,保證地方政府可以以較低的價格優先購置市場上拍賣的土地,用於社會住宅建設(第88頁)。從總體來看,目前法國的住宅產權結構仍然保持著50%以上的社會住宅,比英美等很多發達國家都高。

法國社會住宅的對象是以收入水平為標准。從理論上講,2/3的家庭都符合申請條件(第129頁)。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使社會住宅中的居民社會結構日趨脆弱,貧困化現象日益突出。早在20世紀70年代,政府就注意到城市低收入社區問題的嚴重性,並通過一系列城市政策力求解決社會分化問題。主要是通過教育、就業等措施,改善低收入社區居民的生活和環境問題。隨著城市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人們對20世紀60、70年代建造的社會住宅的問題的認識加深,政府開始拆除、改造一部分該時期建造的廉價社會住宅,試圖通過改變單一的低收入社區的社會構成,提高居住功能的混合程度以及塑造更人性化的城市空間環境等,來完善社會住宅及其環境,促進社會融合。這也成為80年代以後法國住宅發展的重要特徵(第132頁)。在巴黎,即使有一些私人開發改造項目,社會住宅的比例也達到了1/3(第62頁)。近來,法國政府計劃在10年內改造100萬套社會住宅,占此類住宅總量的1/4,而2005年法國的城市騷亂也使法國社會更加清醒地意識到低收入社區改造的必要性。

為了保證社會住宅建設,法國政府出台了相關政策以控制地價不能過高,而且對於成片的住宅開發,必須由政府進行統一規劃,統一建設道路等基礎設施,然後再將小地塊交給開發商進行開發。在資金上,為了避免住宅開發中基礎設施滯後的現象,政府分階段進行公共投入,以吸引私人投資(第75頁)。國家還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加大對新建住宅和城市基礎設施的投入,並向居住在社會住宅中的家庭提供住房補貼。在大的城市聚集區,住宅和地產的政策性支出是政府財政的重要部分(第83頁)。另外,政府還通過向社會住宅傾斜的財產稅設計,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不同收入階層住房條件的苦樂不均問題(第86頁)。

法國也存在房價過高的問題。這是因為養老階層不斷擴大,由於擔心未來的養老保險,大量退休人口紛紛購置住宅,以求減少將來的住房開支,並可通過出租獲得額外收入。這種現象助長了房價的上漲,使廣大的年輕人無力買房,租房支出大大提高,加重了經濟負擔。另外,人口的負增長、家庭小型化導致家庭數增加、職業婦女人數的增加、婚姻觀念的改變、老年人比例的提高等等,這些都影響著法國住宅的需求與發展趨勢。

從住宅的空間分布看,區位和服務設施水平仍然是影響法國城市住宅需求和空間格局的主要因素(第13頁)。由於大城市地價昂貴,大量的低收入階層的移民和本國人都集中居住在缺乏服務設施、位於郊區的社會住宅區和舊城內的低收入區(第13頁),而中產階層主要集中在美國式的郊區獨立住宅區,高收入人群則越來越趨向於居住在環境、設施優良的大城市中心區。如巴黎的左岸地區,越來越多的富人(包括外國人)在這里購置房產,使房產價格大幅上升,對於普通的法國人來講已經高不可及,然而這些人真正居住在這里的時間卻非常短(平均3周/年),致使原來吸引這些富人前來的街區麵包店、乳酪店和雜貨店等紛紛關門,被稱為「威尼斯現象」。另外,隨著區域交通設施的日益完善,城市住宅越來越多地滲透到農村。高收入的法國人和外國人在風景秀麗的農村購置第二居所。社會階層在空間上的隔離已經成為法國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2005年波及法國很多城市低收入社區的騷亂充分暴露了這個危機。

城市貧困是西方自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以來出現的重要社會問題。城市兩極分化的加劇,使城市成為社會排斥和分離的主要戰場。為了緩解這一問題,很多國家出台了各種相應的政策。可以說城市規劃也從以往以空間為主導的規劃哲學走向了社會、空間綜合的方法。法國的城市貧困主要集中在20世紀50~70年代間建造的低收入住宅區。這些社區遠離市中心,多數居民由於收入所限買不起小汽車,出行極為不便。工作與居住的分離,增加了居民的擇業困難。社區自身服務設施匱乏,建築和環境質量粗糙,缺乏維護,嚴重影響著居民的日常生活。收入較好的家庭不斷外遷,空出來的住房被新來的低收入移民租住,社區的社會結構日趨邊緣化,隨之而出現社會治安問題、高失業率問題、青少年及兒童教育失敗問題等等(第47頁)。為了應對城市貧困,法國政府陸續出台了一系列公共政策。但由於問題根植於社會體制的深層,所以成效並不明顯(第46頁)。

近年來,法國政府成立了城市改造管理局,集中各方面的資金,通過多方參與,開展大規模的城市改造項目,主要針對社會問題較為突出的街區。改造項目主要通過拆除部分社會住宅,植入部分高檔住宅,調整社區的社會構成,增加活力。通過改造,改善住宅和街區的環境與服務質量(第51頁)。

城市規劃的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城市規劃教育和職業自身發展的歷史制約,城市規劃專業的工作主要由建築師、工程師擔任。大量的城市住宅建設為建築師提供了廣闊的職業舞台。隨著新城建設實踐的發展,逐漸形成了由國家高級公務員領導的多學科的專業團隊,其中包括了公共規劃機構和私人規劃事務所。但他們都不從事具體的設計,主要為政府決策提供前期研究,包括戰略規劃、項目管理等。這種規劃在經濟快速大發展的20世紀60、70年代達到頂峰。直到1990年初,法國才成立了類似美國規劃協會的「法國城市規劃師理事會」。但由於很多地方政府為了推銷城市建設項目,經常請大牌建築師主持規劃設計,從而使規劃師的社會角色和地位變得模糊。

隨著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和全球化的推進,城市經濟結構變化速度加快,周期縮短。傳統的規劃方法簡單、機械,年限過長,難以應付迅速變化和日益復雜的現實。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了應對城鎮聯合體的區域協調和城市改造項目的需要,法國逐步形成了以戰略規劃和城市項目為手段的規劃、管理模式,不再編制傳統的總體規劃(第17、23頁)。

二戰以來,法國一直推行「甲方經營組織」(第30頁)以落實城市建設計劃,應對長期發展,控制工程質量。該組織由政府、規劃部門等組成,在具體項目上與私人合作,確保了對建設項目的政治支持能夠相對穩定。一個項目的周期一般在10~15年,這為土地獲得、項目決策、公眾參與、設計醞釀與優化、工程技術問題的解決和房地產開發等都提供了充分的時間和空間,保證了較高的工程質量和社會效應。隨著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市場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城市政府需要與很多掌控土地的實力團體進行談判、合作,政府不再採用僵死的規劃手段,而是更為靈活地轉向對戰略層面問題的控制,同時利用更為實在的城市設計手段干預工程的質量。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實行的「協商規劃區」(ZAC)已經成為法國城市改造的重要模式。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新城和大規模城市建設的結束,全球城市競爭日益激烈,「城市項目」也成為發達國家城市發展的重要方式。法國的「城市項目」模式涵蓋了從城市戰略、社會經濟、土地、遺產保護、生態到建築環境因素考慮的整個過程,也成了極富法國特色的城市規劃(第31頁)。在「城市項目」實踐的帶動下,出現了新的城市規劃思想,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法國城市規劃40年(1)遺產保護和新舊結合的城市復興策略:隨著遺產保護的內涵、外延在時空兩個方面的迅速擴展,保護與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愈加密切,兩者的有機結合成為必然趨勢。嚴格的保護與大膽的創新成為城市復興和文化傳承不可偏廢的兩個重要方面。巴黎在這方面探索出了一條成功的道路。

(2)靈活、開放的小網格城市結構:經過二戰後現代主義城市和建築的實踐,法國人重新意識到傳統的小網格城市結構具有很多價值和優勢。80年代以來,很多項目都嘗試重新建構法國傳統的小網格街區。近年來,為了保證道路的通達性和鼓勵步行交通,在一些項目中,規劃師將大規模的改造地段劃分成350米×80米的小地塊,以保證適當的密度和綠化環境,以及多樣化的建築環境。

(3)功能混合:與其他發達國家城市一樣,二戰後法國的城市規劃受現代主義的影響,力求城市功能分區明確,十分重視快速交通道路的建設,希望以此解決居住與工作的聯系。同時,位於郊區的大型商業區與低密度住宅也獨立發展,出現了大片沒有生氣的城市郊區。二十年來,規劃界針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反思。在今天的法國,無論是新區建設還是舊城改造,都更加註重功能混合。在舊城改造中,小網格道路模式的復興為功能和社會混合提供了物質基礎。

(4)限制小汽車,營建步行城市:在巴黎,政府通過逐漸減少機動車路面的方法控制汽車的使用,規劃逐年減少小汽車交通量,提高步行交通量,同時大力發展公共交通,鼓勵非機動車交通,以期實現「無污染城市」的理想。20世紀60、70年代建設的道路、立交橋等設施都面臨改造、甚至被取締的命運(第14頁)。政府還收回一部分道路用地用於住宅建設(第90頁)。

(5)城市空間的積極化:與步行城市環境建設相關的另一個趨勢是通過改善空間環境設計,明確公共、私有空間的領域屬性,消除消極的城市空間角落(尤其是大量的停車場),提高居住區的安全性和舒適性,這實際上是美國「防禦空間」(defensespace)理論的延伸。

(6)探討多層高密度城市建築類型:與英國的文化不同,法國和其他歐洲大陸城市一直延續著低、多層高密度的城市建築傳統。奧斯曼對巴黎的改造將這一傳統推向極致,形成了極具法國特色的城市建築文化。法國自80年代以來的城市改造項目又重新思考如何繼承這一傳統,如鮑贊巴克的「第三城市」、「開放街區」等城市空間類型。

(7)景觀學的發展:隨著80年代景觀學在歐洲的興起,在項目設計中,景觀設計師的作用日益加強,正改變著人們關於城市環境、景觀、生態的傳統觀念。這些景觀項目將日常生活場所、城市遺產、現代文化意識和生態環境密切聯系在一起,如巴黎的貝西公園和雪鐵龍公園等。

(8)規劃與城市文化活動的結合:營造城市氣氛,經營城市文化一直是法國人的長項。近年來,法國城市政府紛紛熱衷於舉辦各種各樣的城市文化活動,這些活動又往往與城市規劃緊密結合。從簡單的規劃公示展覽到舉辦「巴黎不眠夜」、「文化遺產日」、「塞納河夏日沙灘」等等,一方面吸引廣大市民參與到城市活動中來,增加城市活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廣泛聽取民眾的意見。對於政府而言,更主要的目的則是通過這些活動,潛移默化地宣傳城市政策。比如巴黎的「塞納河夏日沙灘」就是利用夏天假期,關閉塞納河右岸的快速道路,改妝成海邊沙灘的景象,吸引遊人。巴黎市民在經歷了一個愉快的「沙灘之旅」後,自然對車水馬龍的快速道路反感備增,轉而支持市政府消減機動車交通量的規劃目標。

中法兩國歷史、文化、制度的背景不同,城市發展所處的階段不一樣,社會面臨的人口、資源條件更是相去甚遠,法國的經驗不能簡單移植到中國,但是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法國城市發展的過程及其成因,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借鑒他人的經驗,更實際地探索自己的道路,而不是「拿來主義」地停留在新潮的概念和形式上。

註:本書主編米歇爾•米紹教授等經過多方努力,搜集了很多法國城市規劃方面的圖片資料,我們特地收入本書,與正文的對應情況如下。敬請讀者留意。

這本已經出來了,你可以找一下。

法國城市規劃40年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10

ISBN:978-7-80230-511-3/D•131

定價:38.00元

希望能幫到你。

我在幫你找找看吧,我上次出差的時候看到過,不過沒有關心這個事情。找到了給你回覆。

『貳』 巴黎城市的范圍為什麼不斷擴大

2030年巴黎什麼樣?「大巴黎計劃」啟示
2009-09-11 11:20:11 來源: 時代周報(廣州) 跟貼 0 條 手機看新聞

在充滿歷史感的法國巴黎,總統薩科齊同樣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大巴黎計劃」,這個還在公示的重建計劃毀譽參半,或許可以給予我們的城市化改造些許啟示。

巴黎鳥瞰圖,可以清晰地看到南北穿過大凱旋門的城市中軸線,以及豪斯曼男爵150年前打造的放射性城市區域劃分。

日本著名建築師隈研吾曾提出,人們討厭建築物的原因之一是它的不可逆轉性—建築一旦完工就不可能輕易地拆除或重建,與人的生命長度相比,建築物的壽命恐怕要長很多,因此每一項建築項目都要慎重,大規模的興建更需要慎之又慎。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城市化改造甚囂塵上。在北京,已部分拆毀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輿論下暫緩拆除;在南京,總理兩度批示下,老城南歷史街區的拆遷步伐也並未停下;在廣州,學者嘆息「一個作為家園的廣州已經不存在了」。而在充滿歷史感的法國巴黎,總統薩科齊同樣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大巴黎計劃」,這個還在公示的重建計劃毀譽參半,或許可以給予我們的城市化改造些許啟示。

2030年的巴黎會是什麼樣子?法國總統薩科齊正野心勃勃地謀劃著一項宏大敘事的「大巴黎計劃」,依其設想,未來20年將建設的10個大型工程可能改變巴黎面貌,其中包括未來派的玻璃塔、單軌鐵路和塞納河上的人工島—這項被打上「政治美學化」標簽的造城運動,是自19世紀拿破崙三世時期豪斯曼男爵開辟多條林蔭大道以來,巴黎最大規模的重建計劃。

「『大巴黎計劃』的政治社會脈絡及全球化的關系,與中國當下如火如荼的城市化運動一脈相承。」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地理系博士候選人、策展人高政軒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同如今北京、南京和廣州等地的拆遷風波和舊城改造相比,「大巴黎計劃」如何有效地實施,有著極大的借鑒意義。

重建一個「大巴黎」

在面對埃菲爾鐵塔的夏佑宮左翼,法國建築與文化遺產城,來自全球10名知名建築師的10個 「大巴黎計劃」方案,將在此公示至11月。業內人士對薩科齊質疑聲一片,認為他雖有雄心,但最終可能不過給巴黎留下一些「大工程」而已,一如其前任之一— 曾主導建設法國新國家圖書館和盧浮宮玻璃金字塔的法國前總統密特朗。

「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想法。」1968年法國新左翼運動的代表人物、10名建築師之一的羅蘭·卡斯特羅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大巴黎計劃」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是一個榜樣。「作為參展建築師,我們不僅僅是在改造巴黎,更重要是改寫規則,見證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建築系副教授王一則對時代周報記者說,要警惕城市設計的「烏托邦定勢」,舊城改造中的最主要矛盾不是要不要改造,而是如何改造,拿什麼新的建築去代替舊的建築。中國目前的舊城改造過程中尤其要注意這一點。

「這將是一座溫柔、親切、綠色、環保、能量化、文化感的城市。」在羅蘭·卡斯特羅的眼中,20年後的「大巴黎」,是「人類的首都,世界的首都」。

這也正是薩科齊雄心勃勃想要實現的「理想國」。行走在世界懷舊聖地的巴黎,即使擁有凡爾賽、盧浮宮、香榭麗舍和賽納河等「每個拐角處都有歷史」的榮光,亦掩蓋不了其成為「博物館城市」威脅的現實。

由於嚴格限制建築物高度,巴黎以和諧的外觀成為世界上遊客訪問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但整個環城大道圍繞的巴黎只有200多萬居民,遠遠少於大倫敦的約750萬居民。巴黎市區與鄰近郊區合並起來的壓力越來越大。

「城市規劃帶來的後果,可以為一個城市帶來生命力,也可能為以後的發展埋下致命隱患。」曾在巴黎工作的法國AAUPC建築事務所建築師蔣瀅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大巴黎地區有1200萬人口,產值約佔法國GDP的30%,但交通網路脫節和資源分配不均問題依然嚴重。

巴黎亦曾遭遇建築規劃亂局之殤。上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現代主義風格的鋼筋水泥建築,在巴黎也一度流行,毫不人性化的工業建築成為城市的敗筆。4年前巴黎郊區還爆發了嚴重的騷亂。那些未成年的移民後代,為了發泄被拋棄的不滿,不時爆發沖動對抗,郊區問題日益尖銳。

自上台伊始,就被法國文化界人士嘲為品位不高的薩科齊,就圖謀通過「大巴黎計劃」改變巴黎及自身形象。薩科齊入駐愛麗舍宮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一批優秀的城市規劃建築專家共商大事,其中包括三度普立茲克獎得主、設計巴黎蓬皮杜現代藝術中心的英國建築師理查德·羅傑斯、2008年普立茲克獎得主讓·努維爾等人。

法國文化部提供的資料顯示,正式推出「大巴黎計劃」將遵循最重要的三個原則—以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為准則的可持續發展規劃、交通網路重組以及消除巴黎郊區的封閉狀態。作為匈牙利移民第二代的薩科齊,對於城市的活躍性與移民的關系,以及所有移民面臨的文化生活的融入困境,體會尤其深刻。

『叄』 國外有哪些工業遺產、歷史街區的保護改造方面優秀的案例

奧斯曼的改建工程雖然規模浩大,也用了很多手段成倍增加住房率,但他始終強調城市的統一性和整體性,從沒有毀壞過整個巴黎的城市風貌。這跟中國當代的舊城改造的結果大不一樣,中國的城市大部分的舊街區在改造後,尤其是居住區重建後,出現的大多是缺少地域特色的高樓,使得整個城市少了份生機,場所的空間與形式變得乏味。奧斯曼在進行房屋改造時,遵循了法國18世紀的新古典主義的「美學」標准,並沒有肆意增高樓層,只是將原來的5層建築加建為7層,每棟建築加上閣樓的高度僅為30米。這比19世紀美國的向天空伸展的築樓方式更為謹慎。

『肆』 法國盧浮宮改造歷史有哪些

盧浮宮(PalaisLouvre)位於巴黎市中心,塞納河的右岸。原為國王的一個舊離宮,1190~1204年間,法國國王菲力普二世為加強防衛而建造,並存放王室檔案和珍寶。1546年法蘭西斯一世命建築家P.蘭斯科(PierreLescot,1510~1570)將原先的哥特式「口」字形建築改建為文藝復興府邸建築的形式,平面是一個帶角的樓的封閉式四合院,53.4米見方。1606年建成「大畫廊」,將盧浮宮與西側的丟勒里宮相連接,南北長267米,東西寬165米,橫分為三個院落。中央院落長113米,寬89米。左右兩個稍窄一點,各在中央有一個橢圓形的大會議廳。縱橫兩條軸線都比較明確。1663年,法國建築師L.勒沃(LouisIeVau)設計了盧浮宮的方案,國王的權臣讓-巴蒂斯特•科爾貝(JeanBaptisteColbert)將此方案提交給義大利建築師徵求意見被否決了,其中有著名的巴洛克建築師貝爾尼尼。1665年,法國宮廷邀請貝爾尼尼來巴黎設計了巴洛克式的盧浮宮,但是由於民族心理的原因而遭到法國人的抵制。因為「修建盧浮宮的整個事業幾乎都是具有民族意義的大事」。最後由科爾貝組成了一個委員會,讓L.勒沃與C.勒布蘭(Charles,IeBrun)、C.佩羅(ClaudePerrault)合作改建著名的東柱廊,東柱廊總長183米,高29米,立體面採用橫三段與縱三段的手法,但兩端及中央採用凱旋門式結構。建築具有紀念性的效果。1793年,盧浮宮改為國立美術博物館。1982年,建築師貝聿銘又建造了一座大的及三座小的玻璃金字塔形的現代建築,作為入口處,使它更加光彩奪目。

『伍』 奧斯曼巴黎城市改建是創造性破壞還是粗暴地折斷了巴黎的歷史

奧斯曼毀了巴黎?
生活時報
歷史學家們是不會同意以「假設」來研究歷史的。但是,當許多法國建築師用大量的圖片、數字、模型向我說明,如果沒有奧斯曼150多年前大刀闊斧的改造,巴黎應該更美麗時,我還是被深深地震驚了!奧斯曼改造巴黎喬治·歐仁·奧斯曼(1809-1891),時任塞納大省省長、巴黎警察局長,第二帝國(1852-1870)時期,由拿破崙三世任命為對巴黎進行大規模改造的總負責人。奧斯曼改造工程的痕跡,在今天的巴黎到處可見:市中心幾條主要的林蔭大道是他策劃的;許許多多的小廣場、噴泉、雕塑甚至教堂、公園,都是他主張或遵從拿破崙三世的旨意修建的;巴黎縱橫交錯的給排水系統,是他規劃的;大量醫院、火車站、圖書館、學校、監獄等設施拔地而起,也是他的功勞。總而言之,奧斯曼「拆」得如何先不說,「建」的功勞卻有目共睹。無論是風格式樣還是建築質量;無論是大的規劃比例,還是細節的處理;無論是建築思想還是建築語匯……都有嚴格具體的要求,保證了巴黎建築風格的穩定和連續,也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不容否認,奧斯曼的功績,烘託了舊帝國的輝煌,也確實方便了生活。但是,如果他在巴黎的改造過程中能夠從善如流,保持原來以賽納河為核心自然形成的城市布局和風格的話,現在的巴黎會更有味道!奧斯曼毀了巴黎?近年來,對奧斯曼的研究和反思,成為法國建築界的熱點。尤其是近年與其同時代的亨利·西美弘伯爵的8張巴黎規劃草圖被發現後,人們才明白,巴黎原本的中世紀傳統若得到充分保護,應比現在更美麗。因而,「奧斯曼是不是毀了巴黎?」成為許多報刊討論的主題。被這個題目所吸引,記者采訪了法國著名建築史、藝術史學者、《奧斯曼分析》一書的作者尼古拉·沙敦、巴黎市政府「建築許可證頒發」總監莫里斯·羅朗、法國華夏建築研究學會主席邱治平、北京建築設計院總建築師、旅居法國的華攬洪老先生及其女兒、作家華新民。他們的看法竟如此類似:今天人們認為巴黎是美麗的,主要是因為奧斯曼沒來得及毀掉的那些建築。當然,還有他建的一部分建築,經過150年,這些質量優異、富有歐洲文化風格的建築也已成為古跡。但是,奧斯曼設計、規劃上的嚴重錯誤,令巴黎付出了它不該付出的代價,而且永遠不可挽回:其最大的敗筆是對巴黎市中心、巴黎聖母院所在的城島的拆建。為了修建一條貫通巴黎南北的大道,奧斯曼消滅了一座中世紀的島嶼——法蘭西文化的搖籃。島上數不清的小房子被夷為平地,代之以當時流行的石頭大房。城島被改建成一個死氣沉沉的行政中心,主要由巴黎市警察局、法院和一家醫院組成。其實,城島本身就可以成為一座完整的中世紀建築的藝術博物館,現在只是幾件藝術品(如巴黎聖母院)擺在了現代的櫥窗里。對城島的改造,集中體現了奧斯曼的短視,就連他的贊賞者也因此感到底氣不足。而奧斯曼的前任、「美化巴黎委員會」主席亨利·西美弘的方案是繞開城島(他的方案被奧斯曼拋棄),在賽納河邊另外修路架橋。今天人們認識到了他的遠見,但已經太晚了。據統計,奧斯曼拆掉了巴黎三分之一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10%的私人宅邸。像聖日爾曼區的大批私人豪宅、巴斯蘭堡街漂亮的新古典主義宅邸、巴黎歌劇院附近的宅邸、路易十六時期的入關大樓和法蘭西學院對面的聖拉唐騎士府邸的塔樓等,這些消失的建築,至今令人惋惜不已。在開辟新的交通網路和建設昂貴的新公寓樓群之後,由於大規模的搬遷,傳統的社會網路遭到破壞。大批社會底層的人被趕到沒有基礎設施和衛生環境惡劣的郊區去居住,那裡建起的大批毫無味道的「睡覺城」,甚至至今仍是被冷落的一部分,成為社會問題的重災區。原來巴黎「貧富混雜」的平衡被打破了,西南部越來越「高貴」,東北部越來越混亂。可以說,人們今天碰到的許多麻煩,那時已顯現端倪!奧斯曼是個專制、跋扈、壓制不同意見的人。也許正是他的鐵腕、自信和日耳曼血統的簡單、執著,加上拿破崙三世對他的支持,成就了他「改造巴黎」(或許是毀壞巴黎)的「偉業」?當然,評論他的功過,不能脫離150年前的歷史、不能不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當時,還沒有普遍的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意識,法國直到1913年才出現《文物保護法》。而奧斯曼時代,尤其是他本人,對老房子拆還是不拆,只是考慮「需不需要」。關鍵是如何規劃和建設奧斯曼在改造巴黎的過程中,肆意毀壞文化古跡,也破壞了巴黎整體文化氛圍的所作所為,已被永遠記入歷史。法國有一本書《毀壞文物史》,書中列了一個「破壞者」的名單,奧斯曼不幸榜上有名。研究奧斯曼,是為了在今天的城市規劃和建設中少走彎路,避免重蹈覆轍。專家們有針對性地對此提出的問題主要有:一、保護文化古跡是否值得?沙敦先生的回答是:絕對值得!保護文化古跡,不僅是文化利益,也是商業利益。他說,歐洲有許多城鎮,要說有什麼名揚國內外的名勝,好像也找不出來,但是旅遊收入、城市名氣、執政者形象,一點也不差。原因就是注意保護城市整體的魅力。靠幾個名勝作招牌,當然需要,但最主要的是整體保護。邱治平先生的觀點更為鮮明:文化靈魂、歷史遺產是無價的!如果只著眼前利益,一定會為後人所恥。華攬洪先生說,保護古跡和城市現代化兼顧,使之相得益彰,的確有一定難度,但絕非沒有辦法!尤其是現代人已掌握了「舊瓶裝新酒」(即在不傷老房子筋骨的前提下,安裝現代化設施)的技術。華新民女士說,「整體保護」,也就是文化環境、人文環境的保護。如何防止古老文化被一點一點地蠶食乃至面臨滅頂之災,是今天文化人最大的憂慮。二、為了改善交通,就對有數百年歷史的建築大動干戈,是否應該?專家們指出,奧斯曼所解決的巴黎交通問題,只管了幾十年,真正使巴黎交通發生革命性變化的,是1900年巴黎地鐵的興建。因此,若說現代化,奧斯曼之後還有貝安維諾(第一個建設巴黎地鐵的工程師)。如果只是一味地「拆」、「擴」,用這個方法解決交通問題,真正是緣木求魚。道路的寬度是永遠也趕不上人們對縮短出行時間的要求的。過去,面對老舊的房子,有些人容易產生自卑感。一對法國知識分子夫妻對記者說,40年前,他們在巴黎讀書的時候,看到「窪地」(奧斯曼沒有拆毀的、今天吸引遊客最多的老城區)的老房子,也覺得落後,維護成本太高、沒有現代舒適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現在回頭看看,才知道當時我們多麼幼稚!」從故紙堆中抬起頭,看眼前的巴黎,我明白了,奧斯曼和他的繼承者們創造了巴黎的今天,但也毀壞了巴黎的昨天和前天,而巴黎的昨天和前天本來是可以令今天的巴黎更加奪目的。今天人們在提到奧斯曼的功績時,也越來越多地提到他的劣跡。這是他個人的遺憾,更是一個城市——巴黎、一個國家——法蘭西,甚至整個人類的遺憾。(本報駐巴黎記者 何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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