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柏克的反思法國大革命法國革命論是同一本書嗎
你好。是聽同一本書。
② 潘恩和柏克政治思想的異同點
盡管柏克對改革態度冷淡,對改革的支持也極為有限,認定保守的「光榮革命」是「人類活動的終極標准」和所有革命的樣板,[6](p274)堅守傳統制度習慣,但就他原則上不反對改革,不容任何形式、任何派別的獨斷專行,反奴隸制,虧態捍衛出版自由,以及為北美的獨立與愛爾蘭自治事業而辯護來看,他還是屬於輝格黨貴族自由主義。阿克勒肖(Eccleshall)認為,雖然此時的貴族輝格派也反對獨斷的權力,但仍堅持社會等級制度的傳統觀念:有產階級對下層階級實施指導和保護。[7](p17)邁克蘭(McClelland)也認為,盡管從歷史中找論據支持自己的觀點一般被視為右派,但18世紀的英格蘭,熱愛自由的輝格黨是從歷史中尋求論據的典型,它發明了「古代英吉利憲法」的概念,國王也不能隨意改變這個「憲法」。[8](p421)但這是一種向後看的自由主義,從英國政治思想史的背景來看,柏克背離了洛克為自由主義奠定的基本原則,如平等,理性主義,人民主權,人民的普遍選舉權、革命權等。隨著法國革命的爆發,他的自由主義色彩愈來愈黯淡,保守主義的色調則愈來愈濃厚。
三 柏克與法國大革命
如果說柏克對英國的政治改革態度冷淡、支持有限,那麼,對法國革命卻始終持完全否定的態度。
1789年法國革命爆發後,經過短暫的判斷,柏克寫了《法國革命論》(1890年11月出版),表明自己的立場。該書首先抨擊了英國國內一些主張政治改革、擁護法國革命的政治社團,贊揚了英國「光榮革命」的合理有節,對英國政治家表現出的守成、審慎和睿智給予極高的評價,然後濃墨重彩地攻擊法國制憲會議所奉行的革命原則和採取的所有革命措施,這種攻擊有時完全變成了謾罵。同時,他極力贊美歐洲傳統社會的宗教、風俗、習慣和制度,悲嘆它們的毀滅、式微。此書中抨擊法國革命的部分遠不如對英國的政治考察和對傳統價值的認識更精彩和更有說服力。[9]
的確,由於啟蒙學派此前已釐清了符合正義的政府與國民之間的新型關系,革命者現在的任務是設法建立這種關系(英國則不存在此問題,他們只需延續、維護及改良這一關系而已),所以制憲議會做了大量如柏克所指責的清除舊制度和依照啟蒙學說建立新制度的工作。法國人是想在他們自己與過去之間掘一道鴻溝,擺脫過去的一切束縛,「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復雜的傳統習慣」[10](p175)。這些法則在《人權宣言》中都有明確的體現。柏克指責革命的法國完全靠理想過活是不公平的,也是對革命的無知。研究大革命的著名學者喬治·勒費弗爾指出:「在《人權宣言》的每項條款背後,制憲議員們以及他們同時代的人心裡都想著他們為之感到痛苦的具體事實。」[11](p131)在舊制度下,教士和貴族等級享有免繳幾乎一切賦稅的特權(特權的大量存在是法國人異常熱烈地追求平等的主要現實原因),占據國家職位要津而又無所事事,還獨享「精神貨幣」——榮耀,他們成了嚴重阻礙社會發展的巨大贅疣。而在英國,托克維爾認為,因為貴族承擔最沉重的公共負擔,以便獲准進行統治;在法國,貴族直到滅亡仍保持免稅權,作為失掉統治權的補償。[10](p136)也許恰恰由於法國貴族對統治權的放棄,導致了法國專制主義王權的建立灶缺。托克維爾又深刻地指出,自15世紀始,法國國王們不再與國民合作便擅自征稅,逐漸蠶食中世紀法國人的自由。到路易國王時代,王權達到頂峰,政治自由盪然無存。(註:實際上,柏克也認識到了英國與法國政治發展的殊異,遺憾的是,一遇不同於他珍愛的英銷辯源國式的政治變革,他就失去了判斷力。)[10](p136)作為第三等級的農民、城市平民和資產階級要擔負特權等級奢靡生活和國家運轉所需的各種賦役,卻沒有任何政治權利,他們既然沒有英國式的傳統自由資源可以用來反抗專制和特權,只好借用啟蒙理論;而18世紀的歐洲與法國已遠遠地走出了中世紀的蒙昧時代,啟蒙運動之前已有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這些運動使越來越多的人們重新認識人與人類生活,並提出各種改進的可能方案。啟蒙運動尤其堅信人類能夠運用自己的理性改善生活,實現人生此世的幸福。當第三等級一旦認識到自己的力量、現實的不公和他們作為人應享有的權利時,他們便不再猶豫拋棄過去而努力爭取一個更符合理性要求的社會,不僅要建立「自由的制度」,更要建立「平等的制度」。阿克頓認為,法國人熱烈追求平等有更深遠的歷史原因:由於「羅馬高盧在愷撒與克洛維之間的5個世紀里徹底接受了絕對權威與無差別的平等觀念,以至於人民已經無法與新體系(封建制度)協調」[12](p431)。所以法國人的「目標是平等」,在1789年,它「試圖清除條頓種族帶來的不平等因素」[12](p432)。而美國人以啟蒙學派的三權分立原則立國的鮮活例子也預示了自由無限廣闊的前景。西耶斯以先知般的口吻說道:「第三等級現在是什麼?是一切,是被束縛被壓迫的一切。沒有特權等級,第三等級將會是什麼?是一切,是自由的欣欣向榮的一切。沒有第三等級,將一事無成;沒有特權等級,一切將更為順利。」[13](p22)也無怪乎哲學家康德在聽到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第一次改變了他鍾表一樣准確的作息習慣,將這件事看成是「理性」的體現,贊揚法國人依照內心的「道德原則」發動革命的壯舉。只有柏克,為了他所欣賞的「中世紀的貴族精神」能夠延續,而置大多數人的自由幸福於不顧。潘恩也尖銳地指出,柏克反對法國革命,「僅僅因為法國人拋棄了他無限珍愛的、自由蘊含其中的——對法國人並非如此的傳統」[14](p275)。換句話說,柏克的愚蠢在於他把法國的歷史等同於英國的歷史,欲使英國的經驗作為普世真理推廣到法國。革命爆發本身已無可置疑地表明法國君主政治完全而徹底的破產,但靠一套完美的抽象理論絕不可能引爆一場巨大的革命。法國人雖失去了傳統的自由資源來改善自己的命運,但他們還有理性設計自己的命運,有勇氣去實現自己的設計,這正是法蘭西民族的偉大。
事實上,法國的資產階級也並不想走得太遠,起初,他們只是要建立一個「有產者」的君主立憲國,與國王、貴族分享政治權利。但由於後者拒絕放棄自己的特權與權力,使得法國大革命逐漸走向深入。另外,也正是歐洲各國君主、貴族及柏克之輩對大革命的敵視,以及支持流亡貴族的叛亂活動,才使大革命走出法國國境,向四處傳播。國內外的緊急局勢促使革命派不得不依靠平民的力量來拯救革命,當然就不得不滿足平民的要求,這使得法國大革命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是空前的。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法國革命是由反動力量造就的。曼內特(Manent)指出,19世紀的自由主義者接受並贊揚法國革命,不僅其結果,而且其行動本身;由於柏克對法國革命的攻擊,19世紀法國任何一個偉大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去追隨他,他們「在感情上與理智上都在革命派一邊而反對舊制度」[15](p80)。
柏克也許有意忽略英國政治史並非光風霽月的一面。就在柏克之前的一個多世紀,英格蘭人為了自由而與他們的國王拔刀相向,也有弒君(查理一世)之舉;但這也沒有讓復辟的詹姆士二世變得聰明些,其恢復專制統治的行為使他後來不得不過流亡生活。柏克稱頌的「光榮革命」則直接導致了輝格黨「政治上的反動」,革命後的英國實行的是赤裸裸的寡頭政治;臭名昭著的「保護人制(patronage)(註:實際上,柏克正是這一腐敗制度的受益者(即作為前文羅金漢勛爵控制的選區的下院議員),並為自己這樣優秀的人物入選國會而自喜。)成了政府運轉的潤滑油」[16](p74)。柏克仍把捍衛國會政府作為拒絕進一步改革的借口,[7](p12)民主仍在遙遙無期的未來。阿克勒肖認為,1688年後,「輝格黨的優勢使輝格主義不再是一種反對派的意識形態,它轉變為為現存政治秩序辯護,這一秩序支撐著——用J.H.Plumb教授的話——『一個紳士們的天堂』」[7](p13)。而且,美洲獨立戰爭反證了英國「光榮革命」以來腐敗的議會政治的無能,它遠非如柏克所說的那樣完美無缺。
此後的英國之所以避免了革命的發生,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英國廣大的殖民地成了阻止革命的安全閥,遭受迫害的非國教派信徒和其他對前途絕望的人們大都移居(或被強制送往)北美或其他殖民地,這大大緩解了國內的政治壓力。再則,若沒有「蚱蜢們」(柏克對那些主張改革者的蔑稱)和下層人的鼓動與強烈要求,英國緩慢的政治改革也不會發生。因為,對把權力當作謀取自己私利工具的統治者而言,任何變革都是對他們利益的威脅,這就使柏克主張的政治變革要由有經驗的政治家來領導成為不可能,實際上幾乎從未發生過,即使有,也從未有成功的例子。霍布豪斯指出,性格保守的邊沁「晚年由於統治階級漠視或敵視他的改革方案,被迫轉向了激進主義」[17](p75)。在法國做了幾年大使而深諳法國政治的傑斐遜也由溫和轉向激進,他更是一言中的:自由之樹需經常由革命志士和暴君的血來澆灌才能保持常青。歷史證明了這一點。法國人靠一次次的革命,決非當權者的改革,才使民主政治在法蘭西最終確立,使平等、自由和民主之樹得以在法蘭西的大地上茁壯成長。
歷史也從未見證僅憑改革就達到民主新大陸彼岸的民族,德國和日本是兩個頗具代表性的例子。表面上看,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在幾任普魯士國王,尤其在「鐵血」宰相俾斯麥的苦心經營下獲得了統一,成了歐洲一流強國,且是歐洲最早推行具有社會民主性質政策的國度。在日本,一批武士貴族效法德國推行「維新」政策,短時間內也躋身「大國」之列。但實質上,兩國遠未實現由傳統政治向現代政治的轉變,二者僅僅在器物層面現代化了,也就是說成功地集合國家權力、借用近代科技實現了富國強兵的目標,有了得以自衛、可以攻掠的物質力量,但它們都缺乏——更確切地說——它們無心經營一個民主的操作平台使這種強大的物質力量用於國內人民的福祉和國際間的互惠合作。一戰、二戰中德國和日本扮演的角色已有目共睹。歷史證明:革命,真正的革命,是一個民族獲得新生的起點,它能把一個一盤散沙的非政治民族整合為一個具有無比凝聚力的政治民族,而這一步對跨入現代國家門檻的民族是必不可少的。由於革命堅守那些對任何現代民族都不可或缺的終極價值如自由、平等、寬容、博愛等,經過革命的血與火洗禮的民族具有世界主義的寬闊胸懷,它們不會以武力攻掠別的國家,因為它們懂得暴政是人間最大的罪惡,在擺脫了本國暴政的枷鎖之後,它們不會將其加於別的民族。
革命者的確會犯錯誤甚或製造暴行,這是由於在舊制度下,他們被禁止參與政治事務,導致他們缺少政治經驗,因而革命期間犯一些錯誤在所難免。柏克一方面指責革命,另一方面對舊制度下的罪惡閉口不談,這對前者是不公平的。事實上,舊制度製造的罪惡大大多於革命引發的罪惡,只是由於前者大都分散在漫長的時間進程中而不那麼引人注目而已。法國的一個歷史學家確信,僅僅在一代人之內(路易十四治下),就有600萬人死於飢寒。阿克頓對此評論道:「也許可以發現比路易十四更殘忍、更邪惡、更狠毒的暴君,但沒有人曾用自己的權力造成那麼大的痛苦和不幸;路易十四時最傑出的人士發出的贊美,不過表明了專制主義的邪惡已使歐洲的良知墮落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18](p72)即使就法國革命時的恐怖統治而言,勒費弗爾認為:「恐怖統治畢竟是治理國家的一種手段,其目的是強迫全民族服從這個政府,無套褲漢也不例外,這就是恐怖統治的實質。」[11](p362)勒費弗爾據格里爾的統計認為,實際死於恐怖統治的人數要遠高於死刑判決(約17 000人)數,[11](p361)這與路易十四的專制罪惡相比要輕得多。況且,在和平時期,專制政府可以任意逮捕、絞殺政治異議人士;內戰時,得到民眾認可的革命政權對政敵的非常措施也並非不合法。改良也許少一些暴力,但不是沒有代價:民族的創造力不僅長期受到嚴重的束縛,一代代人的生命也在長長的等待中被白白消耗掉——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一次革命也許不能實現它的目標,但也會使當權者收斂一點往昔的獨斷專行,所以,1815年復位的歐洲王公們的王座旁也都增加了一部叫做「憲法」的文件。革命目標指向全民的幸福與自由,它不以新的特權代替舊的特權,它要確立每個人平等的政治權利。歷史也許能夠原諒革命的過失。托克維爾盡管也強調傳統的價值,但他對法國大革命仍贊揚有加:
我要和他們一起經歷1789年的最初時期,那時對平等與自由的熱愛共同占據著他們的心靈;他們不僅想建立自由的制度,而且要建立平等的制度;不僅要摧毀各種特權,而且要確認各項權利,使之神聖化;這是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時代;盡管它有各種錯誤,人們將千秋萬代紀念它,而且在長時期內,它還將讓所有想腐蝕或奴役別人的那類人不得安眠。[10](前言)
四 結語
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文化和傳統,一國的經驗對本民族也許不無教益,但對其他國家則不會有多大的推廣價值。法國的幾次革命不會發生在英國,正如英國後來的漸進改革不會發生在法國一樣。「向自由朝聖」的道路不可以隨意選擇,但目標應該相同,即必須建立自由民主政體——盡管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能保證個人的幸福,保證一個民族健康而不竭的生命力。
柏克是英格蘭的產物,對那些與英格蘭歷史、政治情境迥異的國家尤其中國而言,柏克的參考價值寥寥,這也許解釋了柏克除英語國家外在別處一直受冷落的真正原因。
我們現在似乎可以說,在英國及其殖民地的政治事務上,柏克是自由主義的柏克;在法國革命問題上,柏克則是保守主義的柏克。
③ 英國關於法國革命的看法
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是世界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它頗有似於20世紀初俄國的十月革命,幾乎迫使當時的每一個知識分子都要站在它面前表明自己的態度。第二年柏克晚年的壓卷大分子都要站在它面前表明自己的態度。第二年柏克晚年的壓卷大作《法國革命論》隨即問世,書中以充滿了激情而又酣暢淋漓的文筆,猛烈地攻擊了法國大革命的原則。
柏克,作為18世紀下半葉英國最享有盛名的政治理論家,柏克不僅身懷豐富的學識,更加具有敏銳的政治眼光。《法國革命論》是柏克最享有盛名的一部作品。這本書原本是柏克致巴黎一位朋友的信件,當時正是法國大革命,柏克以自己的思想陳述了他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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