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法國

⑴ 法國8比0哈薩克，你如何評價法國的表現

我覺得法國的表現很好，這個結果也在意料之中。

足球是我們很熱愛的一項運動，歷史上關於足球的技記錄有著悠久的歷史。發展至今，一直被人們津津樂道。世預賽中，法國8-0大勝哈薩克，球隊也提前晉級了卡達世界盃，姆巴佩在比賽中完成大四喜，其中上半場就完成了帽子戲法。法國足球隊的實力是世界認可的強隊。他們的足球實力在這場比賽中也再次得到印證。下面就讓我們來談一談法國拿到這樣的好成績有哪些原因？

3、他們國家給予足球很高的重視。

不是所有科技發達，經濟雄厚的國家，足球都很厲害。也要看自己國家的體育文化和人民的熱心程度。有些國家也不是很重視足球的發展，民眾對足球的熱心程度也不高。但是法國很注重足球的發展。他們的領導人鼓勵年輕人發展足球，並給足球運動員發很高的工資。

⑵ 你怎樣看待法國的電影

浪漫，優雅。

⑶ 如何評價法國思想家貢當斯的思想

17世紀的英國，是資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完全確立的世紀。為適應這一偉大變革時代的需要，以霍布斯、洛克等為代表的思想家，在繼承古希臘關於「自由」的觀念、文藝復興開始形成的自由主義世界觀，特別是自13世紀在英國開始的個人主義傳統的基礎上，創立了代表資產階級利益要求的自由主義學說。

托馬斯·霍布斯（1588-1679）出生在一個牧師家庭，生活在英國資產階級激烈革命的時代。他的代表作是1651年在巴黎發表的《利維坦》一書。霍布斯站在個人主義立場上，用「自然權利」作為自己的理論預設，認為在國家出現以前，人類處於「自然狀態」，每個人都享有「自然權利」，即自由權。這種自由權就是「每個人都有使用自己的權力、按照本人的意願保衛自己本性的自由」。「自由」這一語詞，「按照其確切的意義來說，就是外界障礙不存在的狀態」；個人自由就是「用自己的判斷和理性認為最適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這樣一來，這種「自然權利」，「非但不依賴於任何事先存在的法律、秩序或義務，而且，它本身是所有法律、秩序或義務的淵源」了。霍布斯本人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他卻是西方世界公認的近代個人主義的創始人，有「個人主義之父」之稱。在「自然權利」的狀態下，高居於個人之上的國家又是如何出現的呢？是「社會契約」的結果。人們為什麼要達成一個「社會契約」構造出一個高於自己之上的國家呢？霍布斯作了如下回答：因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一心想支配他人。如此，人與人之間便如狼樣地互為仇敵，相互攻伐，從而形成了人對人的戰爭。「自然狀態」就是一種「戰爭狀態」。這種戰爭狀態的最終結果，「任何人不論如何強悍或聰明，都不可能獲得保障，完全活完大自然通常允許人們生活的時間」。於是「理性」讓人們訂立契約，轉讓自己的「自然權利」，交給大家都同意的某一個人或某一些人組成的議會，把大家的意志變成一個意志。這個被人們授予最高權力的個人或議會就是國家。這個國家，霍布斯用《聖經》上說的一個力量大無比的海獸「利維坦」作為比喻，意為無論何人都必須絕對服從國家的意志。這是以人造國家、君權人授的理論，反對當時封建的神造國家觀、君權神授觀。此論一出，立即遭到法國和流亡巴黎的英國保王黨人的激烈反對，霍布斯便悄悄地逃回了英國。此時的英國正值克倫威爾大權獨攬，任護國公時期。這也正是霍布斯所理想的君主專制狀態。

約翰·洛克（1632-1704）出身在一個律師家庭，他的理論創作高峰期在英國「光榮革命」（1688）、資產階級統治最終確立前後。被譽為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史上第一部經典的《政府論》（下）出版於1690年。洛克在包括這部著作在內所有著作里，為近代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奠定了難於動搖的幾塊基石：一是關於個人自然權利的理論，二是關於政府必須基於被統治者同意的理論，三是關於宗教寬容的理論。

關於個人權利的理論與霍布斯類似（但其理論背景不是「戰爭狀態」）：由於自然狀態之下的種種不便，人們才訂立社會契約、設立政府。所以，社會與政府的目的僅僅在於保護個人利益，絕無其他特殊利益。個人是第一位的，社會、國家是第二位的；個人是目的，社會、國家是手段。但洛克由此導出的政治結論與霍布斯不同。因為洛克的理論背景不是「戰爭狀態」，所以他「揚棄」了霍布斯的觀點，認為政府只能是「有限政府」。人們在此只是為了安全轉讓了部分自然權利，所以政府的職能僅限於為人們的共同生活提供安全保障。個人在組成社會後，並未喪失自己的自然權利，而是將這部分保留下來的權利帶進了社會，構成了個人在社會之中的自然社會權利，如生命、自由、財產權等。這些個人的社會權利是不可轉讓、不可剝奪的。洛克在這幾項「權利」中講得最多的是財產權。因為在自然狀態之下，最初沒有財產權概念，每個人通過勞動從大自然中獲得生計。但是，由於人對自身有所有權，每個人通過自身的勞動將自身的人格延伸到了勞動的對象上，這樣它便變成了自身的一部分。洛克關於財產權起源於勞動的觀點，實際上開創了後來的勞動價值論的先河。在當時，洛克這一觀點的現實意義則在於證明私有財產權的「自然」不容侵犯性。[①]

關於政府必須基於人們同意的理論，是自由主義的核心觀點之一。洛克論到，在自然狀態里，人們和平互助，人人平等自由，但也有諸多不便。如每個人都必須充當裁判者與裁判執行者，懲治那些違反自然法的人。這就可能導致懲罰不合理，甚至由於自私而導致偏袒或報復，從而引發混亂和無秩序。為此，人們才訂立契約，組成公民社會，設立政府。所以，政府正當性的惟一基礎只能是組成社會的「各個個人的同意」。因為是每個人讓出的部分權利而構成的政府權力，這樣，政府的權力，其外延必須要受到個人天賦的不可轉讓的權利的制約，政府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得侵犯個人的天賦人權；而政府在行使其有限的權力之時，自然地要基於所組成社會的人們的同意。洛克不是一個民主制度的倡議者，但這一結論含有民主主義的成分；這一理論同時也包含了革命權的因素：一旦政府不經人們的同意自行其事，人們就要廢除契約，收回「委託權」，推翻政府。

洛克在《論宗教寬容》一書中，詳論了宗教寬容理論。自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運動以來，導致了基督教的分裂。不同教派都希望藉助國家力量推行自己的信仰和道德觀，於是引發了教派之間的紛爭，歐洲由此付出了血腥的內戰和宗教迫害的代價。這一狀況的繼續存在和再度出現，是不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也危及資產階級對政治權力的牟求和統治秩序的維護。鑒於此，早在洛克之前的歐洲思想界，就希望通過建立世俗國家、實行宗教寬容以建立宗教多元的新秩序。這一主張也被20世紀最著名的政治自由主義代表羅爾斯名之為自由主義出現的兩個歷史根源之一（另一歷史根源羅認為是民族國家的復興）。洛克論證說，宗教信仰是私事，就應由個人的良知來選擇。「必須嚴格區分公民政府的事務與宗教事務，並正確規定二者之間的界限」。「官長的全部權力……不能、也不應當以任何方式擴及靈魂拯救」。強烈反對國家干預個人的信仰自由。「教會是一個自由的、自願的團體」，不能強迫其成員信奉某種教義。洛克的宗教寬容理論，顛覆了自古希臘政治哲學以來的，構成中世紀基督教理論核心的至善至美觀念。路德的宗教改革打破了歐洲基督教的統一，打破了追求至善至美生活共識的基礎，各教派認為自己的宗教追求才可能達到生活的至善至美，便強迫別派「歸宗」，從而引起了流血紛爭和殘酷迫害。洛克的宗教寬容理論，將至善至美的生活追求問題從政治領域中剝離出來，使其成為私人的信仰問題，將政治的目標降為尋求某種秩序，以使具有不同信仰的善男信女們能夠在一起過一種和平的生活。

由於在理論方面的上述貢獻，洛克被譽為近代自由主義的第一人。而現實世界中第一個實現徹底憲政主義的美國，按照哈佛政治學者路易斯?哈茨（1919－1986）的評價，對洛克的原則是「毫無反思的一致同意」。

二

18世紀是資本主義經濟在歐洲大陸進一步發展，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專制統治的矛盾日益尖銳突出的時期，這兩個方面在「三個等級」森嚴的法國尤甚。因而在法國，產生了孟德斯鳩、盧梭這樣的自由主義思想家。

查理·孟德斯鳩（1689-1755）出身貴族。他在1748年出版了《論法的精神》一書。所謂法的精神，孟德斯鳩認為就是法與各種事物——自然、人文——關系精神的綜合。法高於一切。孟德斯鳩主要是通過研究、闡述自由與權力的關系來說明他的法的精神。他認為「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其真意不是教導臣民守法、順從，而是說在社會生活之中，個人的自由只能由法律來保障。法律既約束被統治者，也約束統治者，沒有任何人具有超越法律的權力。「如果一個公民能夠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為其他人也同樣有這個權力」。孟德斯鳩認為，對自由侵害最甚的制度是專制制度。雖然專制制度這一概念最早出現於古希臘的政治學說，但孟德斯鳩是近代第一個系統分析專制制度特徵的思想家。孟認為人類有三種政體：專制政體、君主政體、共和政體。專制制度的特徵是沒有法律，統治者的命令就是法。君主制度的特徵則是，君主的行為既受法律的約束，也受貴族或其他等級的約束。所以，在君主制下人民有一定的自由。共和制最能保障人民的自由。這三種法律制度的精神各不相同。專制制度的精神是恐懼[②]，君主制的精神是榮譽，共和制的精神是美德。

如何限制專制制度呢？孟德斯鳩發展了分權理論。分權理論萌芽於亞里士多德，進入中世紀後也有節制君主或混合君主的概念，到近代時，在洛克那裡明確討論過分權問題。孟德斯鳩的偉大貢獻是將分權的思想與自由的概念聯系起來，並具體地提出了三權分立的方案。孟德斯鳩的理由是，「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所以，「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這樣就可能產生一種政制：「不強迫任何人去做法律不強制他做的事，也不禁止任何人做法律所許可的事」。具體如何分權呢？其一是對國家權力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進行劃分，使之三者分屬不同機構，在法律上相互均衡制約。這「其一」的方案後來真的實踐於美國政治制度了，而且由此帶來了美國社會的穩定、發展、繁榮與強大，這使孟德斯鳩的理論似乎更具有了某種特別重要的意義。

讓·盧梭（1712-1778）比孟德斯鳩小20多歲，出身於普通家庭，且在童年就遭受了失去雙親的不幸。盧梭通過《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1755）、《社會契約論》（1762）等著作，使他成為了法國大革命的精神領袖。盧梭指出，人類的「自然狀態」，是人類的「黃金時代」。「突然有一天，誰第一個把一塊土地圈起來並想到說：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頭腦十分簡單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話，誰就是文明社會的真正奠基者。」於是，人類社會產生了私有制。私有觀念的產生和私有財產的出現及其財富的不平等，是造成社會一切罪惡的根源。如何消除這樣的不平等、如何鏟除這罪惡的根源呢？「人類社會既然以鐵的必然性產生私有制，這一結果是無法避免的，原始自然狀態既然無法復歸，那麼對於生存在政治社會制度下的人類只有通過一個途徑，尋找政治社會中的自由。」這個途徑就是建立一種新型的「共同體的自由」。如何在「共同體」中實現個人自由呢？這必然會像霍布斯一樣，遇到自由與秩序的矛盾問題。盧梭是從人性本善的觀點出發，通過一種獨特的「社會契約」解決了這一問題。盧梭真誠地認為，共同體作為一個抽象的實體，既是成員共同利益的代表，也是他們共同意志的代表。這種共同意志的外化就是主權。人們在服從主權的時候，實質上只是在服從自己。「主權——即社會實體——既不可能傷害它的全體成員，也不可能傷害其中任何具體的成員。」所以，「每個結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權利全部轉讓給整個集體」後，集體的「公意」就是全體成員的共同意志。當個人服從公意時，他「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一樣自由」。正是通過這樣的「社會契約」觀念，建立了他的「人民主權」理論。盧梭就是通過「人民主權」的理論，猛烈批判封建專制和暴政，並提出了以暴力推翻暴力的主張。正因為如此，羅伯斯庇爾說盧梭是法國大革命的前驅，並因此在1794年10月11日將他的遺骸遷入了巴黎的先賢祠。盧梭在歷史上有「現代民主之父」之譽。

通過上述對孟德斯鳩和盧梭思想的簡介，可知二者的思想有很大的區別。孟德斯鳩雖然也關心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問題（由誰執政的問題），但他更關心的是對權力的限制問題。盧梭對權力本身似乎並無恐懼之感，他最關心的是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問題。這在自由主義思想史上，似乎也可以說是盧梭對孟德斯鳩的最大之「棄」。

盧梭之「棄」，加之法國大革命的實踐，遭到了除保守主義者外的來自自由主義內部的劇烈批評。最早批評盧梭的是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貢當斯（1767-1830）。貢當斯認為盧梭將自由原則與人民主權原則聯系在一起，要求每個社會成員將自己的權利不保留地完全轉讓給共同體的理論，有一個致命弱點，因為任何主權都是由具體的個人行使的。無論任何政治權力在抽象的意義上如何崇高，如何代表人民，在實際上由少數人行使的結果必然更多地只會反映少數人的利益與意志。事實是「在所有時代，所有國家，不論是人民的捍衛者還是人民的壓迫者，都是不與人民協商而以人民的名義行事」的。所以，貢當斯下結論說：「任何現世的權力都不應該是無限的」。另一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托克維爾（1805-1859）將貢當斯開始的對大眾民主的恐懼而批評盧梭的觀點發展成為一套系統的理論，提出了著名的「多數暴政」之說。托克維爾1831年在美國進行了為期9個月的考察，1836年和1840年分別出版了《論美國的民主》一書的第一、二卷。他在這本書里說：「民主政府的本質，在於多數對政府的統治是絕對的，因為在民主制度下，誰也對抗不了多數」。「無限權威是一個壞而危險的東西。……不管人們把這個權威稱作人民還是國王，或者稱作民主政府還是貴族政府，或者這個權威是君主行使還是共和國行使，我都要說：這是給暴政播下了種子」。在托克維爾看來，國王的暴政充其量只能是一種政治暴政，而不可能是社會的暴政。因為國王對不同意見者的最大懲罰不過是將其投入監獄，卻無法控制其思想。民主政治的「多數暴政」不同。「多數」不僅擁有政治權力，還擁有社會乃至道德的權力。多數是真理的化身、道德的體現。所以「多數暴政」意味著對人格的根本否定和對人的尊嚴蔑視，這是往昔的鐐銬加劊子手這種「物質」的暴政無法比擬的。上述思想只是托克維爾這樣一個思想家的思考，並不意味著美國就將陷入這樣一種「多數暴政」，他看到了美國社會與政治結構中還有許多制約「多數暴政」的因素。但他堅信，如果民主制度在一個缺乏民主制約的國度里建立，其結果一定是西方從未經歷過的集權與專制，其程度「要到亞洲，才會找到能與這種專橫倫比的某些事實」。如何才能避免民主制度里的「多數暴政」呢？只有一個由各種獨立的、自主的社團組成的多元的社會，才可以對權力構成一種「社會的制衡」。

如果說18世紀的法國最突出的是政治大革命的時代，那麼英國最突出的則是經濟大革命的時代。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國開始了。這樣一種社會背景的差異，導致了英國的自由主義與盧梭為代表的法國自由主義極大不同。

大衛·休謨（1711-1776）出身貴族家庭。休謨最大的成就在哲學方面，建立了一種基於經驗主義之上的溫和的懷疑主義理論，這種懷疑主義的意義在於否定人類所謂理性的一致性[③]。他的哲學受到約翰·洛克、艾薩克·牛頓、亞當·斯密等人的影響。他21歲開始創作他的哲學代表作《人性論》，26歲時完成了這部在西方哲學史、自由主義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著作。休謨認為，很多信念，包括對因果關系的信念，都不可能有理性的依據，至於倫理學，更不可能有理性依據。休謨這一觀點，意在批評當時盛行的道德判斷具有理性基礎的觀點。休謨的理由是：「理性的作用在於發現真或偽。真或偽在於對觀念的實在關系或對實際存在和事實的符合或不符合。」而道德准則屬於實踐哲學，「對行為和感情有一種影響，所以當然的結果就是，這些准則不能由理性來判斷」。「道德上的善惡的區別不可能是由理性造成的」。由此，休謨就摧毀了道德普遍性的哲學基礎。經驗告訴我們，人是存在於環境中的具有有限感知能力的動物。在這個環境中，善僅僅與人們的需要相聯系，這樣，不同的人因為不同的需要就會有不同的善的觀念。根據這一論證，休謨得出的結論是：任何追求人類思想或道德一致性的努力都會導致專斷主義[④]。休謨在否認了道德一致性後，必須回答人類自從進行文明時代以來就有了的「正義」觀念問題。休謨關於「正義」是這樣論述的：「正義」是一種人為的美德，不是「自然的美德」。正義感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建立在理性上的，而是「由於應付人類環境和需要所採用的人為措施和設計」。其意是，人類並不具備天生的正義感，只是因為為了適應社會生活需要，便人為地達成了某些協議，按照這些協議而行為，才出現了正義的概念與原則。這樣一來，就否定了自柏拉圖以來所謂理想的政治制度，就是某種符合「自然」的制度的觀念，也否認了自羅馬法以來的「自然法」觀念，即人類的社會組織應該符合自然法要求的觀念。「正義」不再是自然的美德，不來源於上帝的意志，也不來源於人的本質屬性。這樣引申出來的意義必會是全方位的。政治上，否定了過去，包括洛克在內的主張：所有正當的政治制度或行為必須符合某些確定的前提。換句話說，否定了根據某些現實既定「正義」的判斷而設計出的關於未來社會的「必然性」觀念。經濟上，反對任何干涉，主張自由經濟。社會生活上，主張個人對個人負責，自由至上，等等[⑤]。正因為能引申出如此全方位的意義，所以到了20世紀，才有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義者們對休謨的推崇備至。

亞當·斯密（1723-1790）比休謨小12歲，可算是與休謨同時代的人，他們之間的關系也很好。他的父親是位關稅查賬員，4歲時父親去世後，在他叔父支持下，14歲就進入大學學習了。斯密一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後人主要談及的是他為近代經濟學所奠定的基礎。《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國富論》1776）一書所探討的中心問題是，什麼樣的制度框架才能最有效地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斯密經濟理論的出發點是關於經濟人的預設，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這里的個人，是霍布斯式的個人。但與霍布斯得出的結論截然不同。霍是從個人利己本性導出了政府的必要性、國家權威的絕對性，斯密卻從個人利己本性看到了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的源頭。斯密接受、並改造了一個叫做曼德維爾（1670-1733）思想家的說法。曼說：私人的罪惡與公共利益嚴重對立，但私人罪惡產生公共利益。斯密改造為：私人罪惡與公共利益是有對立，但更和諧統一[⑥]。因為就個人而言，他是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的，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什麼程度上促進公共利益。他只盤算如何增加自己的最大財富。這就意味著，他只關心由他所管理的產業如何才能最大化地增值。怎麼樣才能增加自己的最大財富或使自己的產業最大化地增值呢？在他看來這只能是哪裡能「最大化」就在哪裡「勞作」或在哪裡「生產」。這個驅使他如此作為的力量就是那隻「看不見的手」。由這只「看不見的手」所牽引，他所追求的往往使他能比在出於他的本意的情況之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斯密認為，市場制度是一種最自然的制度。在市場制度下，每個人為了追求自己的私利，必然盡最大可能提高自己產品的質量與數量，增進自己對他人的服務與對社會的貢獻。這樣，國民財富就會以最快速度增長。基於此，斯密得出了國家與經濟之間關系的結論：國家最好的經濟政策是自由主義政策，對私人經濟活動絕不幹預。國家或政府的職能僅在於提供必要的保障，使個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行為有可靠的外部環境；提供某些公共服務，如使社會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使社會上各人不受其他人的迫害或壓迫、建設和維護一些公共事業和公共設施等。斯密在得出這樣的結論過程中，還特意以中國為反面例子，說中國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的原因，就在於國家的限制太多，以加強他的說服力。斯密提出放任自流這一理論之時，英國的「個體資本主義」正處於「手工工場」大發展，工業革命剛剛開始時期。如此的生產力水平，試圖以政府行為指揮生產、配置資源，斯密說，「恐不是人間智慧或知識所能做到的」。所以，這一理論，反映了這一「社會存在」的需要。

⑷ 如何評價法國人在二戰中的表現

二戰法國唯一做了有利於盟軍的事就是霸王行動十萬法軍幫英美聯軍開路

⑸ 如何評價法國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的地位

不能憑簡單的主觀判斷回答這個問題，還是用當時的一些歷史事件說話吧。能不能對理解這個問題有幫助。
美國獨立戰爭發生在1775年–1783年。在此之前，1756年－1763年，歐洲兩大軍事集團即英國－普魯士同盟與法國－奧地利－俄國同盟之間，為爭奪殖民地和霸權而進行的一場大規模戰爭。其中首要矛盾是英法矛盾。所以又稱英法七年戰爭。七年戰爭的地點包括北美地區。七年戰爭結果是英國－普魯士同盟勝利。
英國是在七年戰爭中最大的贏家，法國在《巴黎和約》中被迫將整個加拿大割讓給英國，並從整個印度撤出，只保留5個市鎮，英國成為了海外殖民地霸主，邁向日不落帝國的傳奇。但英國將這次的大帝國戰爭（北美地區）的戰費轉嫁在北美殖民州身上，引起了當地居民的不滿。七年戰爭完後13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
《巴黎和約》成為了法國君主制時期的最屈辱的事件之一。法國放棄了印度、加拿大、密西西比河東岸。雖然法國仍然擁有密西西比河西面的紐奧良和瓜德羅普島，但是這次失敗標志著法國失去了新大陸。法國的外交策略黯然失敗，聲望也顯著下落。這次戰爭亦使路易十五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並且在他死後成為了法國的最不得人心的國王之一。
英國雖然打敗了法國，控制了北美大部分地區，但因長期的戰爭而導致財政困難。於是，英國政府不斷地向北美各殖民增加稅收，並實行高壓政策，1775年美國獨立戰爭暴發。
1778年2月法美簽訂軍事同盟條約，法國正式承認美國。1778年6月法英開戰，西班牙也於1779年6月對英作戰。俄國於1780年聯合普魯士、荷蘭、丹麥、瑞典等國組成「武裝中立同盟」，打破英國的海上封鎖。1780年12月荷蘭進一步加入法國方面對英作戰。北美獨立戰爭擴大為遍及歐、亞、美三大洲的國際性反英戰爭，英國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
美國獨立戰爭中，有法國海軍力量的支持。
切薩皮克灣海戰，又稱維吉尼亞角戰役或簡稱海角戰役，是美國獨立戰爭中最關鍵的一場海戰，爆發於1781年9月5日的切薩皮克灣附近，由湯瑪斯·葛瑞夫斯率領的英國艦隊對抗德·葛拉瑟伯爵指揮的法國艦隊。這場戰役雖然在戰術上是非決定性的，但對英軍來講，這是他們戰略上的重挫。
隨著法國海軍在切沙比克城的勝利導致英國軍隊在1781年的約克鎮圍城戰役中投降。1783年訂定的巴黎條約承認了美國的獨立。
另外，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是在美國獨立戰爭以後(1789年)暴發的，而1778年後法國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對英作戰的軍隊還是法王的軍隊，法國資產階級還沒有掌握軍隊，法軍作戰是針對英國，不能說法國支持美國獨立戰爭是為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做准備。當然此時法國國內資產階級也在為本國的革命作準備。

⑹ 如何評價法國大革命

（2016·孝感）攻佔巴士底獄的消息傳到凡爾賽時，路易十六驚呼：「什麼！這是叛亂！」他身邊的一個近臣卻說：「不，陛下，這是革命！」這段對話的歷史背景是法國大革命爆發。

⑺ 如何客觀的評價法國男性

這其實是文化的問題，中國人傳統而顧家，比較呆板，法國人的確很浪漫，同時對性也很包容，因為對於歐洲人（尤其是荷蘭人）來說，除了妻子之外的情人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中國人大多將就從一而終，歸根究底就是兩種文化的沖突。

⑻ 怎樣評價法國大革命

歷史意義
1在革命中 人民群眾顯示出偉大的力量 一再把革命從危難中挽救過來 並推動它進一步發展
2法國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規模足底啊的資產階級革命它不僅借宿了法國的封建制度而且震撼了歐洲大陸的封建秩序
3法國大革命為以後各國的革命樹立了榜樣因此具有世界意義

⑼ 如何看待法國經濟環境

法國經濟非常發達，他們的生產總值排在美國、日本和德國後，位居世界第四。人均收入超過25000美元，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法國缺乏能源，礦產也不豐富，但它已經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工業部門，並以其先進的技術而聞名。近年來，電信、信息和精密化學工業迅速出現和發展。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像其他發達國家一樣，大量勞動力已經轉移到法國的第三產業。目前，只有27%的就業人口直接從事工農業生產，70%以上的就業人口從事第三產業。旅遊業的發展尤其引人注目。據統計，每年有6000多萬國際遊客來到法國，超過法國總人口，為法國帶來200億至300億美元的外匯。

⑽ 如何看待法國人的性情

我在學校外面的車站等巴士，結果法國同學開車過來問我要不要搭順風車。我說我不會說法語，然後對方就用英文問我，很熱情... 我坐火車遇到了罷工，在車站無所適從。一個中年大叔樣的鐵路職員在罷工即將開始前的幾分鍾過來問我怎麼了，我還是一句「我不會說法語，我要去巴士底。」大叔找了個會說簡單英語的同事告訴我應該怎麼做巴士，去哪兒等，還寫了個簡單的memo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