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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pelliot怎麼樣

發布時間:2022-04-18 15:46:29

A. 金剛經的弘注情況

印度《金剛經論》的數量並不明確;根據漢譯所傳,主要是唯識系無著和世親的論釋。 掛名作者掛名譯者題目備注世親 元魏 菩提流支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三卷 本論譯出時,收載整個經文。 同本
異譯 無著造頌
世親注釋 唐 義凈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三卷 義凈說彌勒以八十頌授無著,無著再傳世親而注釋。 無著 唐 義凈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頌》一卷 由義凈譯三卷論看,僅譯七十七頌 無著 隋 達磨笈多 《金剛般若論》(麗本)二卷 二卷本引經文時僅略舉,後來收錄流支譯本全文,整理為三卷本。 無著 隋 達磨笈多 《金剛般若波羅蜜多論》(別本)三卷 世親造論
金剛仙釋 元魏 菩提流支 《金剛仙論》十卷 此論未載於任何經錄,是華人所造 功德施 唐 地婆訶羅 《金剛經破取著不壞假名論》二卷 著者功德施菩薩的事跡不明 Ⅰ部分註疏、科儀等 掛名作者題目情況晉‧僧肇 《金剛經注》一卷 鳩摩羅什譯出後的第一部注釋。經文未分段。疑為偽作。 梁‧傅翕 《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一卷 詩歌體裁,為偽作,廣引唯識經論的名相。 隋‧智顗 《金剛般若經疏》一卷 天台宗色彩不夠,未提「五時八教」對般若的態度,疑偽托。 隋‧吉藏 《金剛般若疏》四卷 介紹比較開善等先德主張。視本經在內的般若經為不了義。 唐‧慧凈 《金剛經註疏》三卷 作者慧凈的宗派屬性難以判斷。 唐‧智儼 《金剛經略疏》二卷 以華嚴「五教」判,視般若為初淺的「大乘空始教」。
後記說南宋時本書難求,故圓澄海舶前往高麗取來。 唐‧窺基 《金剛般若經贊述》二卷
《金剛般若論會釋》三卷 法相宗作品。 唐‧知恩 《金剛般若經義記卷上》一卷 采無著和世親論,廣引唯識概念。 唐‧惠能 《金剛經解義》二卷 含「天命」、「五行」儒道理論,疑偽。其前序闡揚佛性。 唐‧惠能 《金剛經口訣》一卷 非惠能所作,內容與《解義》〈後序〉的前半部分完全相同。 唐‧道氤 《御注金剛經宣演》二卷 是對唐玄宗《御注金剛經》(已佚)的註解。受《解深密經》影響,把般若視為不了義的「密弘」、「密說」,把唯識判為「顯」、「契會中道」。 唐‧寶達 《金剛暎卷上》一卷 註解道氤《宣演》。除唯識義理外,有更濃厚的真常論。 唐‧曇曠 《金剛般若經旨贊》二卷 也含有濃厚的佛性、如來藏思想。 唐‧宗密述
宋‧子璇治定 《金剛般若經疏纂要》二卷 宗密的思想是禪宗和華嚴宗的綜合體——「教禪合一」,以及和會儒釋道。
闡揚以「空」真常化的絕對「真心」,視般若為不了義的「密意」。 宋‧子璇 《金剛經纂要刊定記》七卷 本書是上述宗密《金剛般若經疏纂要》的解釋。 宋‧宗鏡述
明‧覺連重集 《銷釋金剛經科儀會要註解》
九卷 宗鏡的身份存在爭議,本書是覺連對宗鏡《科儀》的註解;宣揚真常論,三教同源和彌陀凈土,對明末民間教派如無為教影響深重。 宋‧曇應 《金剛經采微科》一卷
《金剛經采微》二卷
《金剛經采微余釋》一卷 采天台宗的立場注釋,其序文「管窺天台義意」即已表明。 宋‧道川 《金剛經注》三卷 為寶卷形式,其注釋部分來自惠能《解義》;影響了無為教。 宋‧善月 《金剛經會解》二卷 旨在和會無著和世親之間的異說,並非《金剛經》的真正註解。 元‧徐行善 《金剛經科釋》一卷 是掛名天台智顗《金剛經注》的疏解。 明‧宗泐如玘 《金剛經註解》一卷 融合唯識宗、禪宗、天台宗思想。該書是應明太祖詔令完成。 明‧洪蓮 《金剛經註解》四卷 又稱《金剛經五十三家注》,主張「空性出生萬法」;「空」被實體化為宇宙本源(已非般若的真正意義),無為教的「空生萬物」與此有關。 明‧曾鳳儀 《金剛經宗通》七卷
《金剛經偈釋》二卷 曾鳳儀說自己已得儒釋兩家的真意。
這兩部書基本上依照子璇的《刊定記》而撰寫。 明‧林兆恩 《金剛經統論》一卷 林兆恩是迷信組織的「教主」;唱和會三教,「虛空」出天地萬物。 明‧元賢 《金剛經略疏》一卷 著者不滿無著和世親論以及古來注釋,依自己獨特觀點註解。 清‧溥仁乩釋 《金剛經注釋》一卷 這是由乩童所扶鸞出來的,把本具的「覺心」釋為儒道的「道」和「性善」。 清‧孚佑帝君 《金剛經註解》一卷 由「孚佑帝君」來「降靈」所說,仍宣揚真常論和三教合流。 韓國‧得通《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五家解》收錄大士贊、六祖口訣、宗密纂要、宋道川頌、宗鏡提綱等五家解。日本‧空海《金剛般若經開題》站在密教立場解釋。
Ⅱ部分靈驗感應記 編者書名情況唐《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一卷鈔於五代的敦煌本唐‧孟獻忠《金剛經集驗記》三卷 故事由作者搜集而來 唐‧段成式《金剛經鳩異》一卷 作者是小說作家,擅於志怪小說 宋《金剛經受持感應錄》二卷 見於《太平廣記》的「報應部」,其故事多來自《出報應記》 明‧王起隆《金剛經新異錄》一卷 故事內容限定在明代 清‧周克復《金剛經持驗記》二卷 內容從後魏直到清朝,情節更為完整和離奇;作者喜好編造各種靈驗記 清‧王澤泩《金剛經感應分類輯要》一卷 根據情節分為延壽、辟邪、還陽、升天等共十八類,集迷信故事之大成 西藏譯的《金剛經》注釋遠比漢譯為少。相當於《無著頌》的部分收錄在北京版藏經,但作者和譯者皆不詳。本經未收錄於德格版(東北目錄),又北京版亦非收錄於般若部,而收於雜部之中。漢譯的《無著頌》注釋《世親釋論》有二種,而西藏譯則毫無流傳。三卷本的《世親釋論》收錄於德格版大藏經中,其末尾附記世親造。本書只見於德格版而未數入北京版與奈塘版中。
至於《金剛經》的注釋,有蓮花戒的Hphags pas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rdo rje gcod pahi rgya cher hgrel pa(東北3817號,北京5216號)。此書僅傳於西藏。對於《世親釋論》的立七句義,蓮花戒則分為五句義,但在內容上有相通之處。蓮花戒本來是中觀依自起派的學者,同時也是中觀瑜伽綜合的學者。其對般若系的經典,另有《聖般若波羅蜜七百頌廣疏》、《名般若波羅蜜心經疏》等注釋。此外另有中觀派與瑜伽行派的注釋,欲藉此調和兩派的思想。 《歷代名畫記》卷三記載,吳道子(約685—758)在興唐寺畫過金剛經變。
敦煌最早的金剛經變出現在盛唐第219、31窟。
大致開鑿於八世紀初的217窟,其主室西壁龕頂壁畫長期以來沒有受到重視,二十世紀末,有學者注意到這是一鋪金剛經變。畫面南側約缺三分之一,僅存正中說法圖部分和北側畫面,北側共計5個畫面。 a.單經寫本(未添加「六十二字」) 版本編號年代備注BD08076號《金剛經》 南北朝 首脫尾全,行21字 BD03636號《金剛經》 七至八世紀唐 首尾均全,11紙,313行,行17字 BD04142號《金剛經》 八世紀唐 首尾均全,12紙,308行,行17字 BD06469號《金剛經》 八至九世紀敦煌吐蕃統治時期 首尾均全,11紙,306行,行17/18字 BD05796號《金剛經》 九至十世紀敦煌歸義軍時期 首尾均全,327行,行16/17/18字不等 BD14422號《金剛經》 唐高宗咸亨四年(673) 首殘尾全,現存7紙,193行,行17字 BD14453號《金剛經》 唐高宗咸亨五年(674) 首殘尾全,現存10紙,282行,行17字 BD14490號《金剛經》 唐高宗儀鳳元年(676) 首殘尾全,現存11紙,29行,行17字 BD00024號《金剛經》 唐中宗景龍四年(710) 首殘尾全,現存4紙,109行,行17字 大英博物館P.4503
柳公權書《金剛經》 唐代拓本孤本 12塊,行11字,共5055字 BD是《敦煌遺書》所收文獻的編號,為「北敦」的字母縮寫,即北京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現為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柳公權書金剛經》唐代拓本: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金剛經》刻於唐長慶四年(824)四月,系柳公權四十七歲時所作。《金剛經》刻為橫石,共十二塊,每行十一字,原石毀於宋代。1908年在敦煌石窟發現唐拓孤本,一字未損,是敦煌文獻中的稀世珍寶。被法國人希伯和取往國外,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圖書館編號:Pelliot chinois 4503)國內上海有正書局、文明書局、中華書局、文物出版社等均有影印本。目前網路上流行的柳公權書《金剛經》唐拓本都是這些影印本的翻版。 b.單經寫本(添加「六十二字」) 書家年代館藏張即之書《金剛經》 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寫本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 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寫本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宋理宗寶祐元年(1253)寫本 日本京都智積院 蘭溪道隆書《金剛經》 日本鐮倉時代(13世紀)寫本 日本京都龍光院 趙孟頫書《金剛經》 元世祖至元辛卯(1291)寫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 大德九年(1305)寫本 大德十一年(1307)寫本(泥金) 皇慶改元歲(1312)寫本 皇慶二年(1313)寫本(泥金) 文徵明書《金剛經》 明世宗嘉靖改元(1522)秋九月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 嘉靖十年(1532)本 嘉靖乙卯(1555)五月朔寫本 嘉靖丙辰(1556)四月朔寫本 董其昌書《金剛經》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1592)本 杭州靈隱寺 萬曆四十六年(1618)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 明熹宗天啟元年(1621)本 天啟四年(1624)本 天啟六年(1626)本 明思宗崇禎七年(1634)本 慈聖太後書《金剛經》 明神宗萬曆十九年(1591)寫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 釋道肯《集篆金剛經》 明崇禎二年(1629)的摹本 天津市圖書館 查慎行書《金剛經》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寫本 復旦大學圖書館 康熙帝書《金剛經》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寫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寫本 高曦馭書《金剛經》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寫本 雲南省圖書館 張昭書《金剛經》 清雍正七年(1729)寫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 金農書《金剛經》 清乾隆八年(1743)寫本 浙江省圖書館 乾隆帝書《金剛經》 清乾隆十一年(1746)寫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 陳孝泳書《金剛經》 清乾隆年間寫本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翁方綱書《金剛經》 乾隆五十一年(1786)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 嘉慶四年(1799)本 嘉慶六年(1801)本 嘉慶十一年(1803)本 大理國寫本 雲南省圖書館 c.泥金寫本 書家年代館藏《金剛經》一卷 宋至和元年(1054)金銀寫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 管道升書《金剛經》 元泥金寫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 《金剛經》 明永樂十年(1412)泥金寫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 徐渭書《金剛經》 明萬曆五年(1577)磁青紙泥金寫本 浙江省圖書館 杜牧書《金剛經》 明天啟六年(1626)泥金寫本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楊悟明書《金剛經》 明崇禎己巳年(1629)藏青紙金字 《金剛經》一卷 明泥金寫本 山東省博物館 《金剛經》 清乾隆泥金寫本 溫州博物館 d.血書 版本館藏敦煌文獻P.2876號:血書《金剛經》 法國國家圖書館 敦煌文獻S.5453號:血書《金剛經》 大英圖書館 敦煌文獻S.5669號:血書《金剛經》 大英圖書館 敦煌市博物館58號:血書《金剛經》 敦煌市博物館 明朝賀知忍血書《金剛經》 記載於《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 版本年代館藏王玠本《金剛經》 唐懿宗咸通九年(868)本 大英博物館 曹元忠本《金剛經》 晉高祖天福十五年(950)本 大英博物館 釋延福刻《金剛經》 宋理宗開慶元年(1259)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 王念三郎家刻《金剛經》 宋臨安棚南前街西經坊 上海市博物館 宋刻《金剛經》 北宋 江陰市文化館 宋刻《金剛經》 宋 浙江省博物館 宋刻《金剛經》 宋崇寧年間 上海市圖書館 元塔倫刻《金剛經》 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本 上海市圖書館 杭州楊家經坊刊《金剛經》 元朝刻本,後有明朝遞修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 宋釋道肯集篆《金剛經》 明永樂十年(1412)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 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倪錦刻本 上海市圖書館
北京大學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明刻《金剛經》 明崇禎二年(1629)刻本 天津市圖書館
洛陽市圖書館 《注真三十二篆體金剛經》
元道肯集篆,明采素先詮注 明崇禎年間綱川許丕據萬曆本重刊 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 徐道園刻《金剛經》 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本 現藏日本 《出相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明成化六年(1470)刊本 明刻本《金剛經》 明永樂刻本 陝西師范大學圖書館 明刻本《金剛經》 明萬曆刻本 青島市圖書館 《金剛經》不分卷一冊 新印崇禎十七年(1644)大字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 孫可望刻《金剛經》 南明永曆九年(1655)朱印本 雲南省圖書館 明凌氏刻《金剛經》 明刻《金剛經》 吳興閔氏以明凌氏印本為底本刊印 清刻《金剛經》 同治三年(1864)北平翰藻齋本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 唐咸通九年敦煌雕版印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水墨紙本規格:27.6 x 499.5 cm)發現於敦煌藏經洞的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敦煌雕版印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標有明確刊刻日期的印刷品。1907年被英國人斯坦因盜至英國,現收藏於大英國家圖書館(編號:Or.8210/P.2 )。
其卷首的扉頁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版畫作品之一。刻本《金剛經》6紙,每紙70餘厘米,四周單邊。首有凈口業真言、奉請八大金剛等前儀5行;尾有真言4行,題記1行。題記作:「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通卷文字秀美、唐楷風格濃郁,刀法洗練,墨色均勻。 法鼓山禪寺的水月道場,將整部《金剛經》作為建築外牆。

B. 沖鋒衣里,駱駝Camel、Makino獁凱奴和法國Pelliot哪個好謝謝,給老人買,不是專業人士!

都一般。
Camel去年花了好多錢找韓寒代言,價格變得好高,WEI-TEX面料防雪不行。
Makino牌子一般,東西質量還行。我兩年前買過他家的抓絨,到現在也沒起球。
Pelliot也一般——很多牌子都喜歡說自己的國外的——基本都是國外注冊商標而已。
個人覺得國內做的比較好的:Toread探路者、Kailas凱樂石、Ozark奧索卡、Shehe極星、Acome阿珂姆……國外的大牌如始祖鳥、山浩、土撥鼠、猛獁象、巴塔哥尼亞等

C. 法國pelliot沖鋒衣怎麼樣

沖鋒衣因為具有保暖防風避雨等功能而被戶外愛好者所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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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配飾的質量,比如:防水拉鏈、魔術貼和收緊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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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法國PELLIOT和迪卡儂的皮膚衣哪個好

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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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牌子質量都是比較有保證的,選適合你的尺碼和厚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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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中國有沒有出版<<大南實錄>>

越南末代官修史書《大南實錄》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影印出版,國內僅存5套,原價5000元/冊,共20冊)

《大南實錄》是越南最後末一個王朝阮朝的官修史書,國內外所存版本極少。在版本方面,現今流傳的《大南實錄》是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於日本昭和三十六年(1951年)至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之間陸續出版的,全書共20冊,為日本越南史研究大家松本信廣教授所主編,根據松本信廣教授透露,《大南實錄》原藏於順化安南宮廷,松本先生於日本昭和八年(1933年)到越南調查旅行之際對原書進行影印而得,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所出版的20冊《大南實錄》也是根據當時照片製版而成。越南方面由越南史學院於1962年河內史學出版社出版了拉丁化越南文譯本。

中越兩國人民曾被稱為「同文同種」,盡管在歷史的長河中中越兩國曾經發生過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仍然無法抹殺友好仍然是主流的事實。我們今天談及越南曾經長期使用漢字並不是為了宣揚「大國文化沙文主義」,而是告訴人們歷史事實,回顧兩國人民在歷史上曾經有非常深厚的文化認同。

一、越南現存漢文古籍較少的原因
歷史上越南書籍與中國書籍同樣遭到多次兵火之災,根據原北京圖書館張秀民先生的研究,歷史上越南書籍一共遭受了六次大的災難。越南方面認為越南書籍在歷史上一共遭到了四次大的災難:一是陳末紹慶二年(1371年)占城兵入越南京城(升龍城即今之河內),當時占城軍隊擄掠子女、玉、帛、焚毀宮殿,備籍為之掃空;二是根據越史記載永樂十六年(1418年)夏青進士到越南取有關越南的古今事跡書籍(也有認為是明朝將領張輔悉取古今書籍,部送金陵);三是越南(1516年)的陳暠之亂,「士民爭入禁省取金帛,文書圖籍委棄滿道」;四是後黎克復莫朝京師(升龍),「諸書又毀於火」; 五是元代蒙古軍隊攻打越南時,越南曾向北宋請去的四部印製的《大藏經》和一部《道德經》皆毀於兵火,《大越史記全書》曾記載1295年越南陳英宗遣使赴元收得《大藏經》,留天長府(今南定),副本刊行。 六是根據越南史學家明崢的研究,法軍在河內即將解放時,曾經運走越籍七百箱。此外,日本曾經在越南進行了短暫統治,期間也運走不少書籍,另越南南北戰爭以及南北戰爭結束時遠走海外的越南南方人也帶走了不少的書籍,這也使得本來就不多的越南書籍所剩不多,所剩古籍大多成書書於13、15世紀左右。

二、越南現存漢文古籍現狀
國內學者研究越南越南現存漢文古籍現狀要首推原北京圖書館張秀民先生,張秀民先生曾經於2001年在《中國東南亞研究會通訊》上對越南現存漢文古籍進行了概括性的總結,筆者深感在此領域研究之不大及,但又認為中國研究越南之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很少略知其中一二,故這一內容大部分參照了張秀民先生的研究成果。
1959年5月12日越南中央圖書館阮館長透露,越南博物館館藏漢問書十萬冊,有六千多冊善本被法國人搶走,現中央圖書館藏書三十萬冊,而其中大多為新書。張秀民先生通過統計越南潘輝注《歷朝憲章類志,文籍志》著錄的185種,法國迦節(Cadiere)、伯希(Pelliot)的《史部書目》175種,加上河內新購的78種,日本東洋文庫藏安南本76種,又《河內遠東博古學院圖書館目錄》三本所錄漢文書目3070種,中國書越南印版690種,喃字版628種,三者合計共4388種。可見越南現存漢文古籍之一斑。
《河內遠東博古學院圖書館目錄》三本所錄漢文書中也雜有不少中國人著作,如《高青邱詩》、《人譜》、《欽州志》等,而重復的如《安南志原》、《大南一統志》等又數十種。其中十之八九為後黎朝與舊阮朝的著作。其中詩文集、來華使者的著作又有數十種,如《使清文錄》、《使華叢詠》,還有使閩、使粵、使天津、使燕京等,其中以使燕京的詩集最多。而其中家譜多至一二百種,約有二十餘姓,如丁、李、陳、黎、阮、鄭、武、汝、吳、范、杜、黃、楊、劉、潘、鄧、譚、王、徐、何、郭、裴、張等姓。阮氏族譜又有世譜、合譜、全譜、支譜等二十多種。筆者曾跟不少越南人交流,他們當中的不少人都說自己的祖先是從中國來的。
越南漢文古籍中比較重要的地理書包括《十一省地輿志》、《大南一統志》、《皇越一統輿地誌》、山西、清化、北寧等省志、《宣光省志》、《義安志》、《義靜雜記》、《永祿縣志》、《嘉定城通志》、《南圻六省地輿志》、《龍編百二詠》、《升龍三十詠》、《北城地輿》、《清化紀勝》、《宣光省賦》、《興化省賦》等等。
越南自李朝以來均仿中國科舉制度,我國清末1909年廢科舉,而越南最後一次廷試則是在阮朝啟定四年(1919年),比中國還晚了十年。科舉制度在越南的推行使得在越南也出現了不少關於科舉考試的書,如《舉業津梁》、《辰(時)文集要》、《鄉會試文》、《鄉試文選》、《歷科登龍文選》、《登科錄》、《慈廉縣登科錄》、《大越歷代進士科實錄》等等。
科學方面有《天文體》,還有算書《演算法奇妙》、《演算法大成》、《大成演算法指明》。醫學方面的書有《醫海求源》、《醫理精言》、《醫傳旨要》、《活幼心法大全》、《保嬰良方》、《婦人科》、《外科醫方》、《診脈秘訣》、《驗舌證法》、《南葯神效》、《中越葯性和編》、《南葯考辨》、《南葯正本》、《本草拾遺》、《保生延年纂要、《海上懶翁》等等。
也有一些迷信方面的書,如《乩筆文抄》、《卜雞足全書》、《符咒集成》等等。另外還有一些風水方面的書籍。
類似檔案文書方面的書也不少,如《丁先皇廟歷朝令旨》、《明都王(鄭楹)令旨》、還有一些丁簿、田簿、地簿和國王封贈的赦文如《阮曰庶赦文》和封廟宇的赦文。
除此以外,《河內遠東博古學院圖書館目錄》還有收錄了不少記載越南山區少數民族的書,如《瑤人蠻士》、記載了廣安、安沛、寶光、涼山等省蠻士的資料。還有如《高綿世次略》、《高蠻紀略》、《高蠻事跡》和《萬象事宜》、《南掌紀略》、《暹羅事跡》、《望國(曼谷)功臣錄》、《占城考》、《徵佔日程》、《闍盤城記》,這些與歷史上越南的臨國柬埔寨、泰國、占城有關,可以作為研究這些國家歷史風土的重要資料。
此外,獲越南政府批准成立並於1979年10月13日的越南漢喃研究院的近年來的影響越南越大,從其官方網站所公布的數據顯示,現在越南漢喃研究院收藏的包括喃字版的書籍一共有大約2萬冊書。

三、中國和海外現存越南漢文古籍情況
中國現存越南漢文古書其實也不少,但由於從未有學者進行統計,但很多比較重要的古籍都散落於國內私人或各單位的圖書館當中。根據張秀民先生所列的書目得知,目前中國所藏越南漢文古籍也不少,如:《安南行記一卷》(一作天南行記,成書於元代)、《交州藁一卷》(成書於明代)、(平定交南錄一卷)(成書於明代)、《安南圖說卷一》(成書於明代)、《海國廣記安南》(成書於明代)、《安南使事紀要四卷》(成書於清代)、《使交紀事附使交吟》(成書於清代)、《安南軍營記略一卷》(成書於清代)、《越南紀略》(成書於清代)等等 此外根據王曉建先生曾經在國內所見的越南漢文古籍也有不少,較為重要的包括:李常傑著《南國山河》,陳世法著《嶺南摭怪》,陳國峻著《兵書要略》,黎文休著《大越史記》,阮忠彥著《介軒詩集》,朱文貞著《四書說約》,阮�著《輿地誌》、《抑齋遺集》,武軫著《松軒集》,吳士連著《大越史記全書》,黎思誠等著《珠璣勝賞詩集》,阮孚先著《大越史記續編》,黃德良著《摘艷集》,楊德顏編《古今詩家精選》,武瓊著《大越通鑒通考》,黎嵩著《越鑒通考總論》,阮秉謙編《傳奇漫錄》,范公著著《越史全書》,阮儼著《越史備覽》,黎貴敦著《黎朝通史》、《見聞小錄》,阮攸著《北行雜錄》、《清軒詩集》,黎光定著《一統輿地誌》,張登桂等著《大南實錄》,潘清簡著《欽定越史通鑒綱目》,潘輝注著《歷代憲章類志》,潘佩珠著《巢南年表》、《越南亡國史》,鄧博鵬著《越南義烈史》等。
根據筆者近年來的了解,國內越南漢文古書較為集中地收藏於國內下列單位:北京圖書館、廣西民族大學(包括圖書館,小語種資料室,民族研究所、以及有關教師收藏)、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廣西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中山大學(廣州)、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暨南大學、鄭州大學越南研究所等等,此外台灣所收越南漢文古籍也不少,如台灣淡江大學、台灣越南研究所等等。
海外方面,收藏最多的莫過於法國巴黎遠東學院、此外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所、京都大學、慶應義塾大學都收藏、甚至再版了越南漢文古籍。美國方面,在1975年前後移居美國加州的越南學者們於2001年成立了越學院,也收藏越南漢文古籍不少,該機構還把很多類似,《大越史記全書》、《大南實錄》等12部越南比較重要的史籍的越文版登載到了網上,免費提供給研究者參考,但遺憾的是沒有附上原版中文。

H. 男士沖鋒衣品牌哪個好

探路者不錯。沖鋒衣,外文名Jackets,又名Outdoor Jackets,音譯為夾克,戶外運動必備裝備之一。沖鋒衣之所以能成為所有戶外愛好者的首選外衣,是由其全天候的功能決定的。

I. 古人稱西方人什麼

這是學者的錯誤,大秦泛指波斯帝國,而非羅馬 大秦 大秦——泛指波斯帝國,而非羅馬 【正 文】 自從張騫走進西域,商賈們也開始遠出中東、近東,3 世紀成書的《魏略》率先記載了一個「大秦國」,其雲:「大秦國一號犁靬,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大秦所臨的「西海」如此遼闊和奇幻,就有許多學者說「大秦是羅馬」了。究其實,西海是西域諸國正西的裏海,因此大秦國應該是在南高加索一帶。 「大秦國」史說辯偽  《魏略》是一部失傳了的私撰歷史,作者魚豢對於東漢、曹魏時期的各種史實,能兼收並蓄,因此有人責怪他「巨細畢載,蕪累甚多」。例如,它既說橫渡西海「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又說「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烏(丹)遲散城……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後世的人們自然要問:這兩種大相徑庭的說法,究竟哪一種是「蕪累」呢? 事實上,通過對安息、條支在裏海以東的認識,我們已經確認「西海」即是裏海,而這個「六日乃到」的說法,又與「歷史之父」希羅多德(Herodotus)所說裏海「最寬處要走八日」,不謀而合。如果再循了「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的方向,則不難推定大秦、海西是在裏海西岸的結論。 然而,5世紀成書的《後漢書》卻只記錄了「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 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入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的故事。原來,甘英到了條支附近,即「思土戀慕」想回家了,於是編造了一些說法來蒙騙上司,而《後漢書》拿官吏的謊言當真,就只能怪這部「正史」的作者沒有眼光了。 此外,《後漢書》也有五六百字關於大秦國的記載,如:「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雲海西國……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郡)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漢書》……又雲『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雲雲。此中除「大秦王安敦」是它的新說,其餘多是《漢書》、《魏略》的節略。 有人為了附會「大秦即羅馬」的立論,就說「大秦王安敦」是「羅馬皇帝安東尼烏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161—180年在位);至於「人民……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這樣的人類學問題,他們就無以面對了。其實,元朝就有人名「安童」者,它是蒙古語「金」字Altan(「阿勒坦」)的轉音,「安敦」也可為大秦王是蒙古人種的證據。 >/8yGBD 《大秦景教碑》 明朝末年發生了又一次「大秦事件」。那是1623年在長安附近出土了一座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其為基督教聶斯脫利派來華教士所立。聶斯脫利派因主張基督二性二位,反對已成正統的三位一體說,而被羅馬教會斥為異端,其信徒東逃至波斯建立據點,唐貞觀年間傳入中國,譯稱「景教」。《大秦景教碑》刻於唐建中二年(781),記敘了景教在中國的流傳。既然「大秦景教」就是「波斯景教」,「大秦即波斯」才應該是合理的結論。 唐代稱波斯為「大秦」,當是承襲了漢代「大秦國」之名。關於大秦的人種,《後漢書》說「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魏略》則說「似中國人而胡服。自雲本中國一別也」。兩者都說到大秦人種是相同的,並且認同中國,因而被視為秦始皇的同類。現代人類學研究表明,近三分之一伊朗男性具有蒙古人種基因(中亞地區高達三分之二),這是蒙古人種統治波斯兩千餘年的見證,它至少可以遠溯到紀元前的「美地亞——波斯王朝」。因此大秦國人「有類中國」的說法,是不必懷疑的。 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秦」是有所血緣專指的。統一中國的西秦部落為「嬴姓」,也就是實為「金姓」亦即「安姓」,也就是西北地區的通古斯——愛新部落。而齊魯居民「東夷」也是通古斯民族,故爾《漢書·高帝紀》有「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的說法。因此《魏略》之「大秦國」,是波斯西北部的通古斯民族。 《新唐書·西域傳》則說「波斯……東與吐火羅、康(居)接,北鄰突厥可薩部,西南皆瀕海(波斯灣),西北贏四千里,拂菻也。人數十萬,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別裔」;又說「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因此,與唐同時代的波斯薩珊王朝的王族,也是通古斯——月氏(兀者)之裔。而「拂菻」或「大秦」所在的伊朗西北部,古代正是美地亞,現代則是伊朗的內亞塞拜然(東亞塞拜然、吉蘭、贊章)諸省,和被沙皇俄國分裂出去的亞塞拜然國,中心分別是大不里士和巴庫兩城。 大秦即羅馬或埃及的謬見 中國發現《大秦景教碑》的消息,被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報告給羅馬教廷,也引起了歐洲學界研究中國古籍地名「大秦」的學術興趣。然而,可能是出於宗教熱情的誤導,「大秦即波斯」的真相沒有得到弘揚,「大秦即羅馬」的觀點反倒流行一時。直到1885年,德國學者夏德(Hirth)發表的名著《大秦國全錄》, 以為以甘英所說「西海」的遼闊,就不可能是裏海和地中海,而必是印度洋之波斯灣,故爾大秦應在敘利亞一帶。 20世紀初,日本學者白鳥庫吉認為西海泛指波斯灣及紅海,大秦應為紅海之西的埃及;而埃及城名亞歷山大(Alexandria),略去a和s等音,即成Lekan,應即是《後漢書》之「犁鞬」,或是《大宛列傳》之「黎軒」,紀元初埃及、敘利亞都是羅馬的領地。法國學者伯希和(Pelliot)支持白鳥氏。白鳥和伯希和是20世紀世界漢學執牛耳者,他們以「黎軒即亞歷山大」的立論,幫助了「大秦即羅馬」之說的流傳。 伯希和說「余敢斷言犁鞬之必為亞歷山大」,其根據是漢譯佛經《那先比丘經》有「王言,我本生大秦國,國名阿荔散」之句,伯氏說此經巴利文本說該王出生在「Alassanda州的Kalasi村」。他認為「阿荔散」是Alassanda的音譯,也是「亞歷山大」的音轉,因此大秦必指埃及。其實,「阿荔散」(Orasan或Alassan )是波斯東部地名「呼羅珊」(Khorasan)的變譯,呼羅珊與阿富汗古代盛行佛教,而埃及則與之無緣。阿荔散既為呼羅珊,大秦無疑就更是中國人泛稱的波斯了。 說來,辨證大秦國,還不如將《魏略》的相關文字作一番疏通。而我們只須識得「西海」是裏海,「海西」是巴庫,「大秦都」是大不里士,並將「飛橋」釋為半島,「積石」解作無草木之石山,再易若干「之」字為「至」,修正個別方向道里,配以山川地輿圖片,則通篇似身臨其境的游記。古代中國人冒險遠行,波斯近東皆在足下的輝煌,亦都可及見了。 西方人所見到的「大秦國」 《魏略》的可貴之處是,它錄下了許多商旅見識,大秦國的物產被詳盡地記載了下來。於今看來,大秦盛產的「毾氈」,就是舉世聞名的「波斯地毯」;而那裡還出蠶桑,古代羅馬的絲綢未必全是從中國傳去的,大部分可能就近來自大秦國。而南高加索地區事蠶桑,也是古代東亞民族遷徙到那裡的證據。 15世紀,西班牙使者克拉維約在去撒馬爾罕的途中, 過大不里士和贊章(Zanjan)後,抵達贊章東南30公里處的蘇丹尼葉(Soltaniyeh)城,目睹了物產的豐富和商業的繁盛。在《克拉維約東使記》中,他說:「裏海南岸之吉蘭省所出產之絲,亦先運來本城,再經商販,運往大馬士革、敘利亞境及其他各大城市,如土耳其、迦法等處。至於舍里旺(Shirvan,按即外亞塞拜然庫拉河流域)之沙瑪黑(Shmakhy)所產之絲,亦運來此城。沙瑪黑之絲產量甚巨,除伊朗商人為之銷售外,即熱那亞、威尼斯商人,亦赴該處采購。」克拉維約又說:「失刺思(Shiraz, 今譯設拉子)及其附近所產之各種布、帛、絲、綢緞帶、紈綺等貨,皆運來蘇丹尼葉城推銷。呼羅珊境內之葉森(Yesen)及塞洛拜(Serb)城一帶所產布匹,亦在市場上出售。……自忽魯謨思(Hormoz)運來蘇丹尼葉之商貨為珍珠、寶石等。珠寶商,又自海路采購大蚌珍珠之類。大蚌軀殼甚大,所剖出之珍珠,顏色純白,經送來蘇丹尼葉及大不里士城,由工匠將其鑲成戒指、耳墜等裝飾品。」還說:「自蘇丹尼葉至裏海(按,即吉蘭省沿岸),計六日程。裏海附近,亦產寶石。」將克拉維約的這些說法和《魏略》的記載比較,即可發現漢代商賈們所言不虛了。 大秦國是蒙古人種的西方歷史記載方面的依據 古代內外亞塞拜然地區是大秦國之所在,那裡就是古代的美地亞(Media)。美地亞人(Mede)在世界歷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公元前八七世紀,美地亞人起事,導致亞述王朝的衰滅。後來,美地亞王朝征服了波斯、阿富汗、敘利亞和小亞細亞西部地區,成為與希臘城邦對峙的近東強權。中國歷史說大秦國是蒙古人種,現代亞塞拜然民族說突厥語,它有蒙古人種的祖先,並不奇怪;但古代美利亞是波斯帝國的先身,就很難使人設想「美地亞——波斯」王族也有東方的血緣世系。 西方歷史學者認為,美地亞人是南俄草原上的息西安人的同類,都是「亞利安」人種的游牧民族,《大英網路全書》幫助傳播著這種猜測性的觀點。事實上,公元前後的兩千年中,南俄草原和烏拉爾地區是蒙古人種的領地,俄羅斯學者稱那是一個「前斯拉夫時期」(PreSlavic)。那時,游牧民族持續地通過高加索山東端的打耳班通道,進入近東地區,並在裏海西南形成一片蒙古人種的聚居地,即今之內外亞塞拜然,或古代的美地亞。 在西方歷史記載中,也可以發現美地亞人具有蒙古人種祖先的線索。關於美地亞王朝,希羅多德說是一名叫Deioces的酋長統一了六個部落(Busae、Paraet-ake-eni、Strukhat、Arizanti、Budii、Magi)而形成的。另一位希臘史家泰西亞斯(Ctesias)說一名叫Arbaces的美地亞王, 開創了美地亞王朝。暫且不說Deioces是否是「女直」,說Arbaces就是契丹名人「耶律阿保機」之名「阿保機」,卻是令人信服的。 公元前五四世紀的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記載:「Scythian (息西安)王Madyas率一支大軍,追趕被逐出歐羅巴的Cimmerian(奇米里安)人,而侵入了亞細亞,來到了美地亞人的領地。從亞速海到法思河和Colchi人住的地方,輕裝要走30天。從Colchi人那裡再走不遠,便可進入美地亞,因為中間只隔著Saspire人的地方。」 此中的Cimmerian、Colchi、Saspire、Scythian,恰恰就是中國歷史記載的東方族名「且末」、「高車」、「鮮卑」、「息慎」。事實上,高加索地區的一些現代國名,都來源於中國古代北方民族的族名「車臣」、「阿巴嘎」等。因此,作為蒙古人種集群的成員部落,Mede應該就是通古斯族名「靺羯」或「勿吉」,地名「美地亞」則應就是「靺羯亞」或「勿吉亞」。《魏略》關於南北高加索地區「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雲本中國一別也」的見識,便是基於這些事實。 波斯帝國是美地亞王朝的延續,開國君主居魯士(Cyrus)大帝, 是美地亞王Astyages和希臘呂地亞城邦公主Aryenis的外孫,他們的聯姻兆於公元前585年5 月28日發生的一次日食,其時正在惡戰中的美地亞人和呂地亞人都受到了驚嚇,於是就地結束了兩敗俱傷的長年戰爭。呂地亞王將女兒嫁給當時的美地亞王子Astyages,婚後他們生下一個叫Mandane的女兒。女兒長大後,Astyages 認為她是不吉利的女子,將她下嫁給了一個波斯平常子弟Cambyes,居魯士就是Cambyes和Mandane的兒子。 居魯士降生時,多疑的Astyages又認為他將帶來厄運,於是命令家臣Hrpagus將嬰兒殺死。但Harpagus將嬰兒託付給了山間的一家牧人,牧人的妻子Cyno把他扶養成人。居魯士很小就表現出領袖才能;Astyages在處理一樁孩童糾紛時,從孩子王居魯士的身上察覺到了自己的霸氣。於是他召來了Hrpagus和牧人, 兩人招出了實情。Astyages把外孫還給了他的父母;但誘殺了Hrpagus的兒子, 還騙他食用親子的骨肉。若干年後,懷恨在心的Hrpagus幫助居魯士推翻了他的外祖父,他和另一個美地亞人Mazares,是幫助居魯士征服愛琴海沿岸希臘城邦的頭號功臣。 回到父母身邊的居魯士,不忘Cyno的養育之恩,希羅多德說:「父母為了使波斯人相信居魯士的得救是出於天意,便把一個說法散播出去,說他在被遺棄後,曾受到一隻母狼的撫養。」希羅多德曾不止一次提到息西安人謀殺孩童,誘其親人食用的泄恨手段;而美地亞人也同樣有此惡俗。母狼育嬰而終成偉人,也是中國北方諸族屢見不鮮的傳說。而cyno又正是蒙古語中的「狼」字「叱奴」(chino)。 這些習俗、傳說和語言信息,都是美地亞人具有東方背景的證據。 我們無從考證居魯士的出生地,但他的侄子和繼承人大流士(Darius)是出生在大不里士東南200公里處的贊章城。居魯士本人的血緣復雜, 但他是在美地亞人的權力環境中長大的,他的親信也多是些美地亞人;他統治波斯近30年,最後在與Massagetae人的惡戰中戰死,戰前Massagetae女王的使者還稱他為「美地亞王」。希羅多德所記載的幾個美地亞人,都有著遠東民族常用的名字。如: 英譯 應譯作 Astyage(s) 阿濟格(滿語「小」) Hrpagu(s) 阿巴嘎(滿語「天」) Cyno 叱奴(蒙語「狼」) Mazare(s) 馬佳、麻察、馬扎兒 除「叱奴」是地道的蒙古字外;「阿濟格」、「阿巴嘎」、「麻察」等,都是源自通古斯語的滿蒙兩族常見的男子名。這些人名亦表明:Mede就是通古斯族名「勿吉」或「靺羯」。 結束語 波斯帝國和中華帝國一樣,長期受到中國北方民族的入侵和統治,這可以追溯到美地亞人,而《魏略》記載的「大秦國」,是指伊朗內外的亞塞拜然地區,那裡正是古代「美地亞——波斯王朝」的發源地。統一中國的「秦」,是一個通古斯系民族的部落,中國歷史稱南高加索地區為「大秦國」,可能與美地亞人是通古斯民族有關。 .

J. 保羅·伯希和的簡介

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1878年5月28日生於巴黎,中學畢業後開始就學於巴黎大學,主修英語,後入法國漢學中心學習漢語,繼入國立東方語言學校(Eco1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 Vivantes),專攻東方各國語文歷史。曾從師法國漢學家E.E沙婉(1865—1918)等人學習,志力於中國學研究。
利用流利的漢語和豐富的中國歷史文化知識,伯希和1906--1908年曾活動於中國甘肅、新疆一帶,對新疆的喀什地區和庫車圖木舒克的脫庫孜薩來以及甘肅的敦煌石窟,進行了廣泛的考察。他當時率領一支探險隊在我國新疆進行考古發掘,當他看到長庚將軍送給他的一卷佛經是唐代寫本後,便迫不及待地問明來源,於1908年3月趕抵敦煌。伯希和是學識淵博的漢學家,他憑著深厚的漢學功底和豐富的考古知識,把藏經洞中所有的遺書通檢一遍。他自己說:「洞中卷本未經余目而棄置者,余敢說絕其無有。」有一張伯希和盜竊藏經洞遺書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對堆積如山的經卷,正在蠟燭下一件件、一頁頁地翻檢……他在藏經洞里待了3周,「不單接觸了每一份文稿,而且還翻閱了每一張紙片」。他純熟的漢語基礎和中國歷史知識,使他選走藏經洞里的全部精華。所以,他盜走的經卷是最有價值的。比如有關道教經典的卷子幾乎全被伯希和盜走了,大約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遺書最大的價值是保存了許多古代學說,保存了古注。比如《論語》,現在讀的只有一種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經洞發現了皇侃注的本子,收錄了兩漢和魏晉之間所有人講《論語》的要點,都被伯希和盜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詡說,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幾乎都是最有價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譯而忽略的更珍貴的經卷和語言學、考古學上極有價值的6000多卷寫本和一些畫卷,裝滿10輛大車,運往巴黎。
伯希和從敦煌莫高窟劫走六千餘種文書,此外還有二百多幅唐代繪畫與幡幢、織物、木製品、木製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
伯希和的漢學研究精湛淵博,於我國目錄版本、語言文字、考古藝術、宗教文化、東西交通,以及邊疆史地等方面,都有論著。後期致力於蒙元歷史研究。但其《元朝秘史》研究與《馬可·波羅游記》注釋二書皆未能完成。其著作單行本極少。大多數見於各種學術期刊中,如《河內遠東學報》、《通報》、《亞洲學報》等。考古學著作主要有:《敦煌洞窟》( 1922—1926)、《敦煌洞窟一伯希和筆記》(1981—1984)。
1932 年底,伯希和為調查中國文史學的發展,並為巴黎大學中國學院采購普通應用書籍,再度來華,經香港、上海到達北平。在平期間,他受到學術界的熱烈歡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營造學社、與學術界關系密切的《北平晨報》館以及當地的學者名流,陸續舉行歡迎宴會或約其講演。
隨著地位的提高和聲望的增長,伯希和除了繼續與中國學者交流學術外,還致力於促進中法文化交流。20年代初,北京大學為加強學術研究,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國學門。在促進該機構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合作方面,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
1935 年5—6月,年近花甲的伯希和攜夫人最後一次來華,所負使命,一是出席6月在上海舉行的法國公益慈善會向東方圖書館贈書典禮, 二是以1936 年初將在倫敦舉行的國際中國藝術展覽會選擇委員身份,到上海選定準備運英的古物。1945年10月29日伯希和去世。
伯希和本人曾寫過一批敦煌學論文。他一生中始終注重於其著作中徵引敦煌文書。但他生前未出版過一部專著。自從他1945年逝世,到2000年的五十多年間,其弟子和其他學者們,共出版其遺作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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