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通脹率是多少

德國政府應對通脹也採取了系列的措施，在國際上與協約國重新談判，減持戰爭賠款。當然，德國國內也進一步縮緊收支，增加結稅收來控制經濟平衡。1924年，德國發行新馬克取代舊馬克，通過多種手段德國政府結束了國內的通脹問題，然而德國政府的第三個策略卻導致了當時的中產階級們的不滿，這次的通脹事件導致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度一降再降，也為後來的德國走向納粹主義“埋”了惡果。

❸ 近六分之一的德國人被迫定期少吃一頓飯以維持生計，當地民生經濟怎麼了

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嚴重。

目前德國的通脹率已經達到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最高水平，收入的增長跟不上物價的瘋漲。因為生活成本提高了，也由此導致很多家庭出現了減少就餐次數，以節約糧食。他們的這種行為可不是大家以為的減肥，而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行為。這也是德國出現能源危機以來，接踵而來的糧食危機造成的。

德國經濟出現嚴重問題。

德國是一個全球經濟實力非常強的工業大國，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卻需要一個強大的支撐，那就是能源。德國的能源完全依賴於從俄羅斯進口，才能保證正常運營。但是如此仰仗俄羅斯的能源，在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爆發以後，德國對俄羅斯的態度卻令俄羅斯大失所望。德國忙著撇清關系，切斷各種商品進口，燃料實在是不能切斷，就只好花錢買貴的，自己把路給堵死了。

❹ 1.5萬歐元等於多少人民幣

一，1.5萬歐元等於11.78865萬人民幣。
二，歐元（Euro）是歐盟中19個國家的貨幣。歐元的19會員國是德國、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奧地利、芬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希臘、馬爾他、塞普勒斯。 1999年1月1日在實行歐元的歐盟國家中實行統一貨幣政策（Single Monetary Act），2002年7月歐元成為歐元區唯一合法貨幣。
三，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2021年10月8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為：1歐元對人民幣7.4630元。歐元匯率持續走軟中，貶值幅度不斷擴大。2020年，在歐洲疫情得到階段性控制之後，疊加歐元區7500億復甦基金落地的紅利，歐元匯率曾一度節節攀高，大幅升值，最高曾在去年9月觸及8.2296的高點。
為了挽救遭新冠疫情沖擊的本地經濟，發達經濟體不斷「大撒幣」，同時財政大規模「發錢」，在超寬松政策環境下，全球通脹正卷土重來，過快上漲的大宗商品價格已經嚴重擾亂世界經濟秩序！目前整個歐元區的通脹率都升至13年新高：9月歐元區通脹率升至3.4%，其中能源價格同比大漲17.4%。在德國，9月份通脹率升至4.1%的消息上了當地的頭條新聞，並引發靈魂拷問：「我的錢還安全嗎？我還能負擔得起現在的生活、還清我的房子貸款嗎？」比起其他國家的人們，德國人尤其害怕通貨膨脹、貨幣貶值，不少上了年紀的人對二戰末期的惡性通脹心有餘悸。現在德國民眾再次紛紛湧入黃金市場。世界黃金協會（WGC）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德國民眾對金條和金幣等實物黃金的需求比前六個月增長了35%，世界其他地區的需求增長則為20%。與歷史同期對比，德國上半年的實物黃金需求亦創下2009年以來新高。當前德國所有進口產品都變得更昂貴，並且漲幅驚人。
根據德國統計局數據顯示，8月，德國進口價格同比上漲16.5%，創下1981年石油危機(17.4%)以來最大漲幅。並且生產端的感受更為明顯，這就是所謂的「輸入型通脹」。企業們如果不想自己承受損失，就要把更高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但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認為，近期物價上漲是暫時的，而鷹派觀點更加激進，為了保增長可以適度容忍更高通脹預期，並通過歐元貶值和低債券收益率維持寬松的融資條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9月以來美聯儲官員持續釋放偏鷹政策信號，美元指數大幅拉升，於9月29日突破94大關，錄得近一年最高點位。但是，讓外貿人喜聞樂見的美元對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似乎並未出現，人民幣好像對強勢美元「無感」。10月8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4604，較前一交易日上調250個基點。開盤後，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跳漲逾130點，強勢收復6.46、6.45兩道關口，截至下午16:40，在岸、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分別報6.4481、6.4530。

❺ 德國通貨膨脹的原因及對策

1、原因之一：沉重戰爭賠款，導致德國經濟不堪重負。

一戰結束時，英國和法國均欠下美國多達40多億美元的戰爭債務。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曾提議取消協約國之間所有的戰爭債務，他認為這對世界的繁榮至關重要。

但是，此時的美國政府卻固執於短視的經濟利益，堅持讓協約國償還戰爭債務。鑒於美國的立場，英法兩國只好寄希望於從戰敗的德國那裡獲得高額的戰爭賠款來償還戰爭債務。

1921年，賠款委員會公布了德國賠款總額為1320億金馬克，相當於350億美元的黃金。

2、魯爾危機重創德國經濟，是德國通脹的直接導火索。

1922年底，賠款委員會宣布，德國沒有按時交付煤和原木，法國和比利時軍隊於1923年1月開進了德國魯爾工業區，魯爾危機重創德國經濟。

德國政府為了支持魯爾區的工人罷工，印發越來越多的紙幣。1923年底，德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馬克變得一文不值。

(5)德國通脹率是多少擴展閱讀

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

德國流通的貨幣「馬克」（全稱是「紙馬克」Papiermark）從1914年到1923年的貶值情況。

第一列是1金馬克（金馬克Goldmark是德國1873年到1914年使用的貨幣）兌換馬克的數量，從1914年引入新版馬克代替金馬克時候的1:1，到1923年11月初已經變成1:100,000,000,000（一千億）。

第三列是寄一次信件需要多少馬克。1918年初只需要0.15馬克，到了1923年寄信就得花一億馬克。最後一列則是美元對馬克的匯率。

1914年1美元等於4.2馬克，但1923年馬克已經貶值到了1美元等於420,000,000,000馬克（4200億）。

這些數字後面有多少個零其實已經不重要了，馬克已經貶值的如同廢紙。而且確實，這些紙幣真的被當做廢紙使用了。

家裡生火取暖不用再去買柴火了，而是直接燒鈔票取暖，因為燒鈔票比燒木材還便宜，注意下圖這個人燒的可是一億馬克面額的鈔票：

小孩子們也不用買玩具了，直接可以拿一捆一捆的鈔票壘房子；

普通民眾的生活，對整個國民經濟更是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先看一下股票市場，政府印鈔票通常會推高股票指數。德國股票指數在1917年剛剛超過100點，到了1923年直接超過了10萬億點。

而勞動力市場同樣產生了較大波動。下面這張圖是德國勃蘭登堡州地區的就業人數（不過缺少數量單位），藍色是原始數據，橙色是剔除了季節影響的數據。

從20年代末開始就業率出現下滑，到了1932年跌落到了谷底。雖然這一數據是惡性通脹發生之後，但我想就業率的下滑與通脹導致的經濟崩潰存在緊密聯系。

到了1923年，德國政府終於想出了辦法暫時緩解了這場惡性通貨膨脹。主要的措施是發行新貨幣，代替舊版馬克，匯率為一個新貨幣單位等於一萬億老版馬克。

同時政府控制貨幣發行量。此外經過與一戰戰勝國的協商，德國的戰爭賠款得到削減。

其實根據《凡爾賽和約》的規定，德國的戰爭賠款並不是以德國市面上的馬克來償還的，所以通貨膨脹並不會導致賠償款的貶值，但是一個經濟臨近崩潰的德國對於戰勝國來說終究不是什麼好事，在這一點上政治家的覺悟要遠遠低於凱恩斯。

不過歐洲政治家的反應還是太遲了，這場經濟危機讓魏瑪共和國元氣大傷，人民群眾的不滿和失望情緒到達極點。

惡性通貨膨脹最大的受害者當屬德國的廣大民眾，他們苦心積累的馬克變得一文不值，財富直接歸零。民眾最失望的時刻，也正是新的政治勢力野蠻生長的好時機，這次登上歷史舞台的就是納粹。

在魏瑪共和國後期的30年代初，納粹黨迎來了擴張的黃金期，他們告訴人們，納粹黨會讓德國的經濟重新復甦，會讓人們重新得到工作，過上幸福的生活。

30年代初也正是就業率的最低谷，納粹黨的這套宣傳十分有號召力，而且不要忘了，納粹黨的全稱可是「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NSDAP），僅僅這個名字就對勞苦大眾有足夠的吸引力了。

果然，在1933年，納粹黨通過選舉上台執政，德國開始了一個更加黑暗的時期。而當初協約國企圖通過《凡爾賽和約》限制德國的計劃徹底落空，反而迎來了另一場規模更大的世界大戰。凱恩斯一語成讖。

雖然我們不能簡單的把納粹上台歸因於這場經濟危機，但這次惡性通脹對於納粹的崛起多多少少起到了助推作用。

此外，這次惡性通脹的另一個更加長遠的影響是，德國人自此之後對國家的貨幣政策慎之又慎，因為那次通脹的惡果實在是太過刻骨銘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獨立的中央銀行」、「保持幣值穩定」作為核心准則被刻在了德國經濟體系當中，政府絕對不允許利用貨幣政策濫印鈔票來刺激經濟，德國聯邦銀行作為中央銀行擁有獨立的地位。

後來到了世紀之交的20世紀末，歐盟建立起統一的貨幣市場，引入歐元並建立了歐洲中央銀行。歐洲央行就是根據德國聯邦銀行的模式建立的，在之後的數年時間里都堅持絕對的獨立性。

❻ 一戰後德國為什麼通貨膨脹那麼嚴重

因為一戰後，德國做為戰敗國要給其它國家賠償，割地。然後當時的政府就印了很多錢去還戰敗的賠款，貨幣超發自然會發通脹的。最後引發嚴重的通脹之後，導致德國國內的局勢極不穩定，為二戰的開始埋下了導火索。

❼ 為什麼歐洲國家的經濟增長這么慢

1、內部因素是歐央行將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政策。自2014年歐央行推出量寬以來，歐元區的通脹率已經達到1.2%—1.3%，正在向2%的目標水平接近。

歐央行通過量寬改善了歐元區的流動性，推動了經濟復甦。尤其是歐央行購買歐洲南部國家的債券，減輕了這些國家的壓力，為它們進行結構改革贏得了時間。但隨著歐央行准備逐步退出量寬，給歐洲南部部分國家的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特別是義大利和西班牙。大潮退後，誰是「裸泳者」，目前仍要打個問號。

2、外部因素則是美國內向化的貿易政策。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任後對美國貿易政策進行了大幅度調整，不僅退出了一系列貿易協定談判，同時還高舉單邊主義大旗，對主要貿易夥伴施壓。

歐盟是美國最大的商品貿易夥伴，2017年歐美貿易總額高達6320億歐元，其中美方逆差1197億歐元。對此，特朗普深為不滿，以國家安全為由發起對歐盟的鋼鋁產品加征關稅。此舉在歐盟引起了憤怒。

3、歐盟對美貿易順差主要聚焦在三個領域：農業、化工和汽車。這三個領域也是歐盟的出口強項。2017年歐盟對美貿易中，農產品順差82億歐元，化工產品順差278億歐元，機械交通工具類產品順差達552億歐元，其中交通工具順差361億歐元。

4、農業領域美國和歐盟都有巨額補貼，雙方勢均力敵。化工領域歐美雙方利益交融。汽車則成為雙方主要的關注點。德國因汽車產品首當其沖，賓士、寶馬和大眾在美國均投資設廠，所生產的汽車構成了美國向中國出口的主要產品。

(7)德國通脹率是多少擴展閱讀:

貿易是歐盟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商品和服務貿易出口佔GDP的比重從2005年不足40%提高到2017年的50%。

美國對歐盟發起的貿易制裁顯然將給歐盟經濟增長前景帶來不確定性。這也是為什麼歐盟在近日發布的預測報告中把美國列為經濟增長不確定的主要動因之一。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歐盟為了應對來自華爾街的危機傳導效應，出台了大規模的財政刺激，進而導致一些歐盟成員國財政不可持續，歐債危機爆發，歐洲因此失去了近十年的發展機遇。

❽ 國外的通貨膨脹的例子以及經濟分析

美國通貨膨脹史分析與經濟周期理論

Lin, Ershen (PhD)

英文原文: 2001年11月16日 ━ 2002年5月16日
中文譯文: 2007年9月14-17日

貨幣在商品交換中的使用曾經極大地促進了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然而，如何事物都有兩個方面。貨幣的負面影響是造成通貨膨脹。這篇文章將對於通貨膨脹的起因和各方面的後果進行實證性的分析，並討論貨幣穩定性問題。

第一部分 通貨膨脹與經濟周期

一、通貨膨脹率與經濟增長率的關系
通貨膨脹作為貨幣供應量過剩的結果對於經濟，特別是成長率具有重大影響。為了說明通貨膨脹與經濟成長的關系，美國的通貨膨脹率、經濟增長率、失業率 (包括官方失業率U1數據和根據就業率計算出來的真實失業率U2) 的歷史數據將作為分析的對象。數據系列將涵蓋繁榮的1920年代、大蕭條的19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經濟擴張期、滯脹的1970年代以及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的成長期。由於經濟本身具有周期性，一個足夠長的數據系列是避免系統性偏差的唯一有效方法，也是為什麼要採用美國歷史數據的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當然是美國歷史數據的相對可靠性。再者，美國在西方經濟中的領導地位使其免受外來因子的干擾。在所有這些方面，其他國家的數據是難以匹敵的。
在二十世紀的上半葉，美國經濟在擴張與收縮之間大幅度振動 (圖1)。到了下半葉，振幅明顯減小，而通貨膨脹則成為經常性的特徵，並在各種線性與非線性回歸分析中表現出來。與此同時，U2則自從1947年的勞工部開始統計以來呈現持續的下降趨勢。
為了系統地分析通貨膨脹率與GDP增長率的關系，通貨膨脹率系列與GDP增長率系列在不同的對應位置作線性回歸並得出斜率與回歸系數 (R) 的平方，這兩個數據被用於對時間作圖 (圖2A)。總的來說，線性相關性較弱，但可以看出兩者在-3至-1年之間的正相關性 (-3年的α ≈ 0.05) 和在1-4年區間的負相關性。也就是說，GDP上升領先於通貨膨脹三年，而後者領先於GDP下降一年。如果在分析中使用GNP代替GDP也可以得到類似的結果。上述結果可以與以下兩種可能性相容：(1) 高增長-高通貨膨脹-低增長；(2) 低增長-低通貨膨脹-高增長。
為了對於上述兩種可能性進行驗證，必須對於通貨膨脹時期和通貨緊縮區別對待。因此，分別對於兩個時期的歷史數據作回歸分析。
首先，是1927-1940年間的通貨緊縮和蕭條時期 (圖2B)。1920年代早期的通貨緊縮時期沒有被包括進去是為了防止1910年代的通貨膨脹的任何潛在的滯後影響干擾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在-1至+1年間顯示顯著的正相關性 (α < 0.01) 和+3至+4年間顯示弱負相關性 (α > 0.05)。顯然，經濟衰退與通貨緊縮並存，兩者領先於成長3-4年。這一結果支持低增長-低通貨膨脹-高增長的推理。
其次，是1941-1999年間的成長與通貨膨脹時期 (圖2C)，兩種的速率都比較低。在-1至+1年間，通貨膨脹率與GDP增長率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性 (α < 0.05)。這一結果與高增長-高通貨膨脹-低增長的推理相容，但僅此尚不足以做出證明。
以上分析也表明圖2-1的總體分析包涵了通貨緊縮時期的正相關性與通貨膨脹時期的負相關性，而總的特徵理所當然的是由通貨緊縮時期的強相關性統治著。大部分信奉凱恩斯理論的經濟學家中間廣泛流傳的所謂通貨膨脹刺激經濟增長的說法顯然是將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效應加成並混淆不清並且僅僅觀察0年的相關性而得到的錯誤結論。在這里，他們同時犯了兩個不可饒恕的錯誤：一是沒有區別對待經濟周期不同的時相；二是沒有做不同系列之間不同時間點的「滑動」的分析，而被即時效應所迷惑。
由於美國的通貨膨脹率一直被控制在較低的范圍內，有必要檢驗根據美國數據得出的結論是否適用於更高的通貨膨脹率。為此目的，選擇了二十個由世界銀行公布的世界上各區域的主要經濟體在1960-1994年間的通貨膨脹率和增長率歷史數據用於分析。這二十個經濟體被分為兩組：四個屬於高通貨膨脹率組 (年通貨膨脹率 > 50%)，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印度尼西亞；其餘16個屬於中、低通貨膨脹率組，包括德國、埃及、西班牙、法國、伊朗、韓國、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荷蘭、沙烏地阿拉伯、南非、瑞典、瑞士、土耳其、美國。在這里，標準是選擇各個大陸具有代表性的經濟體。某些大經濟體由於缺乏可靠的數據而被排除在外。
對於這兩組數據做線性回歸得到不同的結果 (圖2D, 2E)。中、低通貨膨脹率組顯示通貨膨脹率與GDP成長率自0年開始的負相關性，其峰值在1年 (α < 0.01)。這一結果表明在世界范圍內通貨膨脹略為領先於經濟衰退 (與美國的即時相關性略有不同)。因此，可以推測通貨膨脹有可能引發衰退，從而證實了由美國通貨膨脹數據導出的「高增長-高通貨膨脹-低增長」的推理。另一方面，高通貨膨脹率組的分析顯示從-2年到0年期間極為顯著的通貨膨脹率與GDP增長率的負相關性 (α < 0.01)。在這里，經濟衰退領先於高通貨膨脹一到兩年，顯示經濟萎縮可能造成產品短缺和通貨膨脹。
綜上所述，通貨膨脹率與經濟增長率具有負相關性：通貨膨脹可以在短時間內引發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可以減低通貨膨脹，低通貨膨脹則有利於經濟增長。這就構成了經濟周期的最基本的幾個環節。在上述的一般描述中尚有兩個環節未能得到充分解釋，即如何從經濟增長過渡到通貨膨脹增加，以及如何從經濟衰退過渡到通貨膨脹降低。上述分析對於相關性的證明是肯定的，對於因果關系的推理則是假設性的。另一方面，高通貨膨脹的起因是比較復雜的；它不完全是貨幣供應量增加的結果，也是經濟萎縮的結果。這是對於通貨膨脹理論的重要補充。

二、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的關系
經濟活動與失業率有著密切的聯系。如果通貨膨脹影響到經濟增長，也必然要影響到失業率。因此，有必要研究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的關系。由於美國勞工部數據系列始於1947年，這里使用線性回歸分析了1947-1999年間通貨膨脹率與U1、U2之間的關系 (圖3A, 3B)。通貨膨脹率與U1之間在1-4年以及7年存在正相關性 (α < 0.01)，與U2之間在4，8，9年顯示負相關性 (α < 0.05)，在-3至-1年也有弱的負相關性趨向 (α > 0.05)。由此可見，U2下降領先於通貨膨脹，後者領先於U1的增加2-3年和7年，而U1增加之後1-2年都會有U2的下降。這里能夠導出的一般推理是「失業率持續下降-通貨膨脹-U1增加-U2減少」。
如果從上述推理要作出因果關系的假設，首先可以認為失業率持續下降可能引發通貨膨脹。其次，通貨膨脹可能造成中下階層的經濟困難，迫使更多的人參與到勞動力市場中來，從而增加失業率U1。應該注意的是U1的增加是有滯後的，所以與GDP下降的即時效應不是同時的。換句話說，U1增加不是發生在衰退早期，而是發生在衰退之後的復甦時期。當U1下降到正常范圍的時候，U2就降低了，說明全社會的就業率提高了。所以，通貨膨脹本身並不刺激就業，而是通過增加生活費用來迫使非就業人口在衰退之後的復甦時期參與市場。
第一部分未能解釋如何從經濟增長過渡到通貨膨脹，而這一環節恰好可以通過失業率持續下降引發通貨膨脹而得到解釋。從經濟衰退過渡到通貨膨脹降低存在兩種途經，即失業率增加和工資下降。對於U2的分析表明衰退早期的失業率只是略有上升，沒有顯著意義，說明工資下降可能有重要作用。因此，通貨膨脹時期的一個經濟周期可以被假設為以下事件系列：(1) 經濟增長使更多的人進入勞動力市場 (U1增加)；(2) 更多的人就業導致失業率U2持續下降；(3) U2持續下降最終引發通貨膨脹率上升；(4) 通貨膨脹率上升在短時間內引發經濟衰退；(5) 經濟衰退減低工資以及就業率；(6) 低工資以及低就業率減低通貨膨脹率；(7) 低通貨膨脹率有利於經濟增長。在這一系列事件中，通貨膨脹率的改變與經濟增長率的改變是緊密相連的兩個事件。可見通貨膨脹在經濟周期中起了關鍵的作用。對於通貨緊縮時期，GDP數據上述假設相容，但由於就業數據的缺乏，目前尚無法驗證上述假設是否適用。

第二部分 通貨膨脹的作用機理

在各種與通貨膨脹相關的現象中，經濟增長率的下降是關系最為密切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解釋通貨膨脹帶來經濟衰退？
首先，通貨膨脹減少了可用於再生產的資本存量，其結果要麼是減少生產，要麼是增加借貸以維持再生產水平。在宏觀水平上，兩種效應必然同時存在。後者將增加對於金錢的需求和價格，使利率上升。
其次，通貨膨脹減少儲蓄的本金和實際利率，從而減少儲蓄的慾望。盡管利率隨著通貨膨脹而增加，但往往不足以彌補通貨膨脹帶來的損失。美國1970年代的情況便是如此。通貨膨脹也同樣影響到股東的增值與紅利。在通貨膨脹期間，小投資者的回報在扣除稅收之後往往成為負數。在這種環境中，超前消費變成一種時尚，銀行的壞帳會增加。這是一種中長期的現象。
由於國內資本形成途徑受阻，通貨膨脹必然增加對於外國資本的依賴性。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很可能觸發貨幣貶值，造成資本外流、資金短缺，觸使利率進一步上升。當利率上升和銀行壞帳的增加達到一定程度時，經濟衰退就成為不可避免的現實。
上述分析預期利率上升與兩個因子相關聯：(1) 短期資本存量的減少；(2) 中長期儲蓄的減少以及資本外流。於是，通貨膨脹造成的利率上升是短期現象與中長期現象的加成。這一預期已經為美國通貨膨脹率與基礎利率在-1至8年的正相關性 (α < 0.01) 所證實 (圖4A)。顯然，在0-1年的峰值反映了短期效應，而其後的長尾反映了中長期效應。此外，美國通貨膨脹率與一年期國債利率也具有類似的正相關性。
利率改變對於GDP增長率具有即時的影響，正如預期的那樣。美國基礎利率與GDP增長率的負相關性顯示於在0年 (α < 0.01) 和1年 (α < 0.05)，正相關性顯示於3-4年 (α < 0.05) (圖4B)。美國一年期國債利率與GDP增長率也顯示類似的關系。
以上定量分析充分證明了本文對於通貨膨脹在經濟周期中的兩種作用機制的理論推理。
有人以為通貨膨脹可以鼓勵消費而達到刺激經濟的作用。其實，這種刺激是通過減少儲蓄率而達到的。應該認識到儲蓄並不意味著資本停止循環，而是減少消費以擴大再生產 (包括基本建設、教育、研發的費用)，資本始終沒有停止流動。減少儲蓄絲毫不會增加社會的總需求量，而僅僅改變其消費方式。當然，儲蓄率不是越高越好，但美國社會長期依賴日本和中國的儲蓄來填補其預算赤字，其自身儲蓄率過低則是毫無疑問的。通貨膨脹可以減輕政府和企業的債務負擔倒是一點不假。但這種好處是短期的。隨著儲蓄的減少和利率的上升，長期經濟增長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國，這種負面影響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雖然已經相當明顯，但問題尚不十分嚴重。這是因為美元最為儲備貨幣的地位和美國最為世界經濟體系中心的地位決定了資本向美國集中的傾向，抑制了利率的上升，其它國家決不可能效仿美國的榜樣。
最後應該指出的是通貨膨脹必然改變整個社會的消費模式。長期來看，通貨膨脹必然減少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從而減少對於消費品的需求和儲蓄。某些美國經濟學家認為通貨膨脹不會降低消費者的購買力，因為工資是與物價指數掛鉤的。然而，掛鉤不是普遍的，況且銀行儲蓄的下降無論如何不可能掛鉤，兩者對於消費者的實際購買力均有影響。通貨膨脹說到底是財富從民間向政府的再分配過程，相當於一種稅收。既然是稅收，就不可能不影響民間的購買力和需求。除此之外，通貨膨脹也可以被僱主用於抵消工資的增長，是一種劫貧濟富的方式。這里的所謂貧者主要不是指赤貧者，而是廣大中下階層。所以，通貨膨脹必然使消費品市場特別是基本消費品市場疲軟。但是社會總需求量確實可以不受影響，民間的購買力減低可以被政府購買力的增加所抵消，社會中下層的購買力減低可以被上層購買力的增加所抵消，盡管這是一種不同的需求。
第三部分 國際貨幣體系極其前景

美國的通貨膨脹在世界上具有特別的意義。今天的國際貨幣體系以美元代替黃金最為儲備，所以這個體系可以稱之為美元標准。這種情況與十九世紀英鎊的統治地位相類似，但又有所差別：美元與過去的強勢貨幣不同，它已經無法按固定牌價轉換為黃金。美元僅僅是一種法定貨幣，其幣值很容易在貨幣市場上被高估，而且這種情況早已發生。
說美元被高估有兩條證據。首先，聯合國公布的PPP比例顯示美元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貨幣被高估。其次，美元大量持續地流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邊緣國這一事實無疑是Gresham定理無處不在的體現。美元在邊緣國比在中心國身價更高，所以流向邊緣國。這種單向流動不會因為達到平衡點而終止，因為紙幣的供應量可以無限增大，同時又完全符合美國的短期利益。美國以印刷的紙張換取其它國家的產品和服務，而其它國家接受這種交換因為他們以為美元是一種保值的手段。
當然，這一過程不可能永遠地延續下去。英鎊在四個世紀之內貶值了三個半數量級，從而沿著通貨膨脹的路子完成了自我毀滅。美元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也已經貶值了一個半數量級。如果美元要避免英鎊的噩運，美國必須採取負責任的財經政策，放棄那種以通貨膨脹來消滅債務和增加稅收的如意算盤。不過，在國債利息佔用財政支出一半的時代，採取負責任的財經政策對於白宮的主人來說是個難以想像的挑戰。
某些美國經濟學家宣稱只要國債與GDP的比值不增加，國債不會成為問題。這種思維的背謬在於它一旦被各主要經濟體所接受，整個體系就會進入赤字預算年代，到那時就沒有人能夠出來填補赤字，最終導致國際金融體系的崩潰。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通貨膨脹一直在統治世界經濟。大多數國家包括美國都樂於以凱恩斯療法對付經濟衰退，盡管凱恩斯主義在理論界早已風光不在。這種情況大概還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通貨膨脹的誘惑力可以從幾個方面得到解釋。一是通貨膨脹增加財政收入而不必增稅。二是通貨膨脹減輕債務負擔，西方各國政府往往是國內最大的債務人。三是通貨膨脹對於富人有利，因為在西方國家富人總是超前消費的主力軍，也是主要的債務人群體。最後一點是因為採用大量注入資金的方式挽救危機中的大銀行和資本市場，加重通貨膨脹。不久前美國及西方各國對次級房屋貸款危機的處理就是沿用了這個老辦法。這種注資雖然可以暫時緩解危機，但卻造成長期的停滯，因為經濟錯位無法得到矯正。總之，只要權宜之計仍然成為治國的方略，通貨膨脹就會成為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而美元的下滑軌跡也不會改變。

❾ 德國何以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國，1981年國民生產總值達6，849億美元，次於美國、蘇聯和日本，居世界第四位，平均每人佔有11，108美元，亦在世界前列。外貿出口額常居世界第一、二位，而黃金及外匯儲備則為各國之冠。戰後經過短時期恢復，很快進入經濟發展時期，經濟發展速度之快名列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前茅。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五十年代為8％，六十年代是4.7％，七十年為2.9％；1950～80年平均超過5％，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僅次於日本，居第二位。西德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1）物質技術基礎較雄厚。西德佔有戰前德國領土的主要部分和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擁有大量的熟練勞動力和較強的科技力量。雖然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但由於原有基礎好，因此工業生產很快恢復到戰前水平。另外，戰後初期，工資水平較低，軍費開支很小，加上美國的援助，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資金和技術。

（2）制定了較長期的經濟發展方針，進行大量而又長期的投資。根據本國情況，制定了發展計劃，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發展重點；戰後投資也不斷增多，投資重點也隨各發展時期的重點不同而有計劃的轉移。

（3）重視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廣泛採用新的技術成就。西德認為不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就沒有搞現代化的要求，因此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其科研及發展科技、教育的經費比重較高；同時，盡量引進和廣泛使用新的技術成就，促使生產設備不斷更新和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4）大力吸引外資和發展對外貿易。戰後，進口廉價原料和燃料，出口高價製成品，不僅促進了聯邦德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而且獲得大量利潤。因此，西德很重視發展對外貿易。出口工業品在工業生產中占重要地位，工業就業人員中約有三分之一為出口工作。

（5）進行了某些方面的改良。為了緩和國內矛盾、發展生產，西德政府及企業主也實行了某些改良主義的措施，如廣泛實行社會福利制度，增加工人工資、福利，工人參與某種程度的企業管理等，對於安定社會、提高勞動生產率，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自七十年代以來，由於國內市場萎縮，本國及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斷發生等原因，西德經濟的發展速度明顯放慢，1970～80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降為2.8％。
1945年5月8日，納粹德國戰敗投降，由美、英、法、蘇四國共管，後分裂為東、西德。此時，德國境內民生凋敝，生產停滯，經濟完全無法滿足國民的正常生活需求，完全是短缺和管制經濟。以1948年6月21日西方佔領區的幣制改革為標志，德國充分利用了冷戰造成的東西方競爭氣氛，在馬歇爾計劃援助等的啟動下，憑借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克服了兩德分裂帶來的產業和地區性結構斷裂，在很短的時間內恢復了國民經濟的運行和發展，達到並超過了戰前水平。

整個1950年代至1966、1967年，德國年均GDP增速達近8％，私人消費活躍，機器和設備等的固定資產投資旺盛，出口增長迅猛，近乎充分就業(失業率跌至0.7％)，進入了著名的「經濟奇跡」時代。這主要得益於全球經濟恢復性需求，以及以朝鮮戰爭訂貨為標志的外需對德國出口的拉動。

此時，崇尚市場力量和自由競爭、反對壟斷，加上注重社會公正和平衡，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流思想，並影響了政府的施政方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戰後初期屬於右翼政黨基民盟／社盟的阿登納和艾哈德政府任內的主導經濟口號就是「增長、增長還是增長」。

1966—1967年，德國出現了戰後首次生產過剩危機，國民經濟出現相對罕見的0.7％的負增長，「經濟奇跡之父」艾哈德領導的政府倒台，讓位於左、中、右共治的庫爾特·基辛格大聯合政府，它標志著迄今為止的戰後經濟恢復性補課和一路高歌猛進、惟有輕微周期漲跌的單邊高速經濟增長終止。自此，德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需要強調宏觀平衡和總體協調的增長階段。如何防止經濟衰退及宏觀經濟的周期性大起大落和頻繁波動，成為廣受關注的議題，相關的調節經濟周期和商業行情的景氣政策被提上議事日程。

經濟政策思想也出現了較為鮮明的轉變，出現了在德國戰後歷史上較鮮見的、以凱恩斯主義為主導的政府運用財政、貨幣政策刺激經濟運行的總體調節政策，代表人物是當時的經濟部長卡爾·席勒。以新自由主義為主旨的德國式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加入了政府總控的凱恩斯主義新元素，政府對宏觀經濟目標追求也從增長轉向了穩定平衡。

其間，馬克升值壓力成為熱議的話題。由於公眾、尤其是工商界對馬克升值損害德國出口的擔憂，基辛格內閣中反對升值的財長約瑟夫·施特勞斯的主張，壓過了經濟部長席勒和央行意見，作出了馬克不升值的決定。此舉讓聯合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國內外壓力。不久，隨著1969年該屆政府的下台，聯邦政府作出了順應升值的決定。

隨著經濟增長的財富效應顯現，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的啟迪，萊茵模式對社會保障的強調，東西方冷戰的競爭壓力，要求社會公正、擴大社會福利待遇的改革呼聲漸高。1969年左翼的社會民主黨勃蘭特及1974年施密特政府先後上台執政。左翼為主政府的執政，推出擴大政府支出、保障社會公正和加強福利保障等經濟政策。以僱主、雇員平攤繳費為籌資方式、待遇均等的俾斯麥模式社會保險體制不僅得到恢復，而且空前擴大。一個以強制性社會保險(含養老、醫療、工傷、失業保險等)為主體，囊括社會救濟、社會津貼等的包羅萬象的社會福利體系逐步形成，德國成為社會福利國家。但是，高福利國家的剛性特徵其後日益顯現，使其財政的可持續性備受挑戰，為日後拖累總體經濟發展埋下了伏筆。

應對滯脹困擾

1970年代，德國經濟遭遇了來自外部的強大沖擊，尤其是美元走弱、布雷頓貨幣體系的崩潰和兩次石油危機。德國經濟被迫徹底告別高增長和近乎充分就業時代，進入經濟停滯、失業和通貨膨脹高企的「滯脹」時期。

德國政府放開對馬克匯率的管制、實行自由浮動，大量游資的流入使馬克升值、通貨膨脹壓力赫然凸現。增強了談判地位的勞方在勞資薪酬談判中提高工資增幅的要求助長了通脹；通脹率從1969年的2.1％驟升至1974年的7％；升值的馬克和高企的油價令許多行業訂單下降、開工不足、加上1971－1973年的「合理化進程」加速了技術進步，導致失業率上升，達到近100萬人，經濟增長下降(僅0.1％)，德國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為應對通脹，勃蘭特政府和央行推出了取消稅收優惠、增加燃油稅和提高貼現率等舉措來壓縮政府開支，但無濟於事。施密特政府改弦更張，推出復活總體需求的景氣促進計劃：通過貸款平衡和支持聯邦政府擴大投資，補貼私人投資，專門制定促進建築業、交通、環保能源的投資計劃，改革所得稅體系，降低中低階層稅收，提高育兒津貼等福利補貼；其經濟政策徘徊於凱恩斯主義(擴大政府需求)和供給指向型(減稅以活躍投資、消費、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之間；同時加強國際經濟合作，希望藉助建立歐洲貨幣體系合作來減弱布雷頓體系崩潰的沖擊、穩定匯率和構建穩定的外部經濟環境。

但是，由於持續危機造成民眾消費慾望低迷，鋼鐵、汽車、機器製造、建築等行業結構問題突出，以及發達國家同陷危機造成出口不振，上述措施不但未能解決德國的滯脹和失業，還導致了公共債務的巨增，使得總體調節政策歸於失敗。

1980年代，經濟低速增長和持續攀升的失業(突破2百萬人)及公共債務問題困擾著德國，促使1982年上台的右翼科爾政府，重回自由主義和發揮市場力量的老路，優先解決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其經濟、社會政策的口號是：「自由、活力和自我承擔責任」，強調政府應回歸本職任務，從「對國家和社會保障制度過度的要求中退回」，社會和政府只提供急需的社會救助和保障。其通過在社會保障領域開源(增加僱主、雇員繳費率)、節流(降低社保待遇)、實行控制政府支出、不舉新債等舉措，控制公共債務增長和鞏固財政政策初現成效；通過減稅以激活企業投資和私人需求，增加企業贏利，拉抬經濟增長的目標基本達到，而依此(甚至加上鼓勵提前退休)創造就業崗位的舉措卻收效甚微；貨幣政策上頂住了美國要求其實施擴張性貨幣和增長政策的壓力，堅持控制通脹、保衛馬克對內幣值穩定，尤其是拒絕了1987年美國逼迫馬克過度升值、從而危及德國出口的無理要求。

破解惡性循環

1990年代，兩德統一，全球化沖擊、老年化構成了對德國經濟、社會甚或萊茵模式的嚴重挑戰，不僅低增長(不到2％)、高失業(最高近400萬左右)始終困擾這一階段的德國社會，且「德國病」綜合症異常嚴重，消費年均增幅僅1.5％，投資多年負增長，財政赤字超過3％，公共債務十年增長1.1倍，令德國從歐洲經濟的火車頭淪為「大拖斗」。

兩德統一對德意志民族來說無疑是一大幸事，但短暫的統一景氣在1990年代初一閃而過。為實現經濟體制轉型、重建東部的基礎設施和社保體系，包括共同振興東部工程和統一基金在內，各級政府對東部的轉移支付至1990年代中期已逾萬億馬克，拖累了西部經濟。為籌集資金和遏止通脹，德國政府不得不連續10餘次提高主導利率，導致大量游資流入，歐洲貨幣體中的英鎊和里拉等也因此遭受沖擊。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國經濟的走弱，主要是由於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結構性原因，和兩德統一負擔等臨時性事件綜合作用的結果。過度保障的社會福利制度推高了生產成本，形成了「低增長下高福利——高稅收——高負債——高成本——低投資——低增長」的惡性循環。從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德國人均福利支出增加了5.3倍多，成為拖累經濟增長的後腿；1970、1980年代產業結構中過於保護夕陽產業和對信息產業等研發保守滯後使其缺乏富於增長力的主導引領產業；企業治理體制的缺乏靈活性和以利潤為首的激勵機制使微觀缺乏活力；過度的解僱保護和過高的失業保障待遇等造成勞動力市場的僵化，失業率難減。

1998年，面對不斷上漲的失業率，束手無策的科爾政府為社民黨格哈德·施羅德政府所替代，作為左翼政黨的右翼領導人，施羅德的經濟政策主張兼容了左右兩方思想：一方面堅持通過減稅激發投資和消費者的需求，活躍經濟。另一方面，在社保領域，和前任一樣提倡個人承擔責任的同時，盡量保持原來待遇，不提高社保繳費，轉而用生態稅來填補缺口和提倡環保，以體現其左翼色彩。

綜觀德國戰後經濟發展的諸個階段，盡管問題不少，但從總體經濟社會發展來看，能位列世界前茅，還是成功的。其中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堅持「有良心的資本主義」，即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基本框架，以市場競爭主導為核心，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激勵和微觀促進、調節作用；同時政府和社會適度介入，克服「市場失靈」。尤其是其強調以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適度經濟增長和穩定通貨和為最優標準的「魔術四邊形」目標，追求穩定、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總體干預調節思想；對能源的合理利用和環境保護的高度重視，說明其經濟指導思想已經達到了追求諸多緯度和諧的境界。

(作者系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德國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