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採取的基金管理模式是什麼

❶ 為什麼說封閉式基金是信託基金，謝謝

封閉式工業基金與信託的區別
Stefan Grundmann

再次對封閉式基金、工業信託及開放式基金的區別加以評述並不表示我們要依據德國法對現實作一番設計。我們在這個研討會中所談到的，中國在立法中都可以根據其需要作出相應的取捨。我們還談到其他法律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點，但這並不意味我們反對某一種制度，我們這樣作只是為了使中國在立法中避免這些制度的弊端。我下面將要談到上述制度所隱含的主要風險。在談及這個問題時，我將著重談一下Hirshman所稱的發言權和退出權的選擇。在投資信託中，發言權是指參與投資決策及監督投資免遭損失和欺詐的權利，退出權意味著投資人作出的投資可以輕意撤回。

我的同事已經就普通法系對發言權和退出權的規定作了介紹，我在談到這兩個權利時，會對德國法的有關規定作一介紹。

I. 德國的封閉式基金、開放式基金及工業信託
封閉式基金可以採用不同的組織形式，在德國，主要是有限合夥的形式。基金是由受託人即有限合夥中一個或數個負責經營的合夥人發起的。一般來說，經營合夥人是一個有限責任公司，公司的發起人成為公司的董事會成員。投資人是有限合夥人，或者在更多情況下，只是有限合夥的受益人。有時這種有限合夥也被稱為隱名的有限合夥，因為投資人在有限合夥中的參與權已經被免除，其在合夥中只擁有受益權。德國法和歐盟法中均未對如何對封閉式基金進行監督作出規定。實際上，在德國的投資基金業中，受到最多指責的就是以有限合夥形式存在的封閉式投資基金。在其他國家中，封閉式投資基金可以以公司的形式存在。在這種情形中，基金的發起人就是未來的公司董事會，投資人得到公司股份。

與封閉式基金不同的是，歐盟法及德國法都對開放式基金作出了嚴格的規定。受託人的角色分為兩種：管理角色（由投資公司充當）和狹義上的受託人的角色（由託管銀行充當）。所以在受託人的問題上，引進了「兩雙眼睛」的原則。投資人的受益權是由准所有權擔保的，這一權利使得投資人在投資公司或託管銀行被個別執行或破產時，其權利不會受到損害。並且，這一權利也保證了投資人不受非法轉讓的影響。

開放式投資基金與封閉式投資基金的不同之處在於清算方式上的差別。在開放式投資基金中，投資者有權以基金的實際價值贖回其投資。封閉式投資基金中不存在這一權利。

投資人可以以持有有價證券的形式參與工業信託。在歐盟法及德國法中，這種參與工業信託的方式是規定在投資服務指令或獨立的投資服務法中的，並且受到一定的監督。非以持有有價證券的形式參與工業信託的，不受上述指令或投資企業法的規范，可見更具風險性的參與並未受到監督。我下面要討論的是我提到的第一個比較標准，即發言權的選擇。

II. 在持續的參與中所受到的保護
有三方面的風險需要在這里指出。第一個風險來自管理不善。在開放式投資基金、封閉式投資基金和工業信託中，都應用了信託原則。其中都涉及到受託人的謹慎義務和忠誠義務。但是德國有限合夥形式的封閉式基金在某種程度上缺乏法律上的保障。這是由於其採用了隱名有限合夥這一組織形式決定的。由於這種組織形式中存在多重關系，投資人很難強迫終極負責人，即作為有限責任公司董事會成員的基金管理人履行義務。他們不得不通過受託人和有限責任公司對基金管理人管理不善的行為提出異議，但基於幾種原因＿＿主要是有限責任公司可以將管理不善的基金管理人從公司董事會里除名，這樣作的結果實際上收效甚微。相反，在開放式基金和工業信託（這里僅指投資服務指令對其適用的工業信託）中，更強調了忠誠義務。根據有關規定，基金管理人應當盡可能將利益沖突減小到最小程度，應當避免幾種冒險情形的出現，並隨時披露信息。中國在制定法律，特別是有關封閉式基金、工業信託和開放式基金的基本信託法時可以引用上述規定。所以說德國的情況只是為中國如何避免在德國已經存在的幾種不必要的風險提供了一個借鑒。

第二和第三個風險來自第三人。這是因為第三人可以取得信託財產，並且信託財產也可能被受託人違反信託條件非法轉讓給第三人。我們從普通法、德國及法國的有關規定中可以看到，信託財產一經聲明為信託財產，一般來說不得被受託人的個人債權人取得。通過上述聲明，第三人被告知信託關系的存在。已經知道這一關系存在的第三人不得由非法轉讓獲得信託財產。這一規則，是現代信託制度的基本原則，信託法草案第三章對此也作出了同樣的規定（見對該章的解釋及所列出的政策性原因）。所以有關信託財產的聲明是信託關系包括證券管理中的一項關鍵的義務。這一點，在歐盟對其各成員國發出的投資服務指令中也有相同的規定。非以持有有價證券的形式參與工業信託，即風險相對較高的、不受規范的信託關系，至少在德國法中沒有明確的規定。有關這類信託的管理規則，可以從信託原則中推論出，但是最好能在法律中予以明確規定。信託原則在歐盟有關開放式基金的規定中也可以發現。但是，對於開放式基金來說，受託人的義務不僅包括對信託財產作出聲明，還包括接受對其可靠性的監督及不得從事專業范圍以外的其他種類的業務。這樣，信託財產和投資公司的自有資金（這在信託公司承擔違約責任時尤其重要）就不會遭受由經營其他種類的業務的風險所帶來的危害。歐盟的有關受託人的義務的規定只是針對銀行和投資銀行，即上面所提到的規范的證券管理方案作出的（對投資銀行業的投資服務指令及資本充足指令），並不適用於德國法中的封閉式投資基金。這就進一步說明了封閉式投資基金相比其他種類的投資方案來說，存在的風險更大。甚至有關有限合夥（即我前面提到的封閉式基金通常採用的組織形式）的判例法很難對聲明信託財產這一義務作出解釋。這一義務最後是根據同樣適用於封閉式投資基金的普遍的原則進行解釋的。必需強調的是，立法機關可以規定上面所提到的受託人的三種義務（聲明信託財產、接受對其可靠性的監督及不得從事專業范圍以外的業務）同樣適用於封閉式的投資基金。但是，如果要想使西方各國現行的公司法同樣適用於封閉式投資基金，就必需在公司法中增加新的規定。我下面將要討論的是我所提到的第二個標准：退出權的選擇。

III. 撤回投資
在撤回投資問題上的差別，也是封閉式投資基金、開放式投資基金和工業信託三者之間主要區別之所在。撤回投資的權利，即退出權對於所有形式的投資方案特別是風險較大的投資方案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一般來說，一種投資方案如果更注重投資人發言權或繼續投資上的保護，退出權就顯得不那麼重要。退出權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來行使。除了通過二級市場或交易市場，開放式基金的開放原則允許投資人以實際價值贖回其投資。除了考慮到它的持續性，這也正是投資人投資於開放式投資基金的原因之所在。在不清楚是否存在交易市場時或者考慮到該市場的成本及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原因，贖回權顯得極為重要。各國通常都設有證券市場。但是信託關系包括建立在信託關系基礎上的封閉式投資基金並不產生可轉讓證券。開放式投資基金至少保障了投資者的贖回權。所以在封閉式投資基金中，委託人的對基金的清算權變得尤其重要。

盡管工業信託和封閉式投資基金都未賦予投資人贖回投資的權利，但是二者在這方面有也所不同。工業信託的投資人較封閉式基金的投資人可以更容易地撤回其投資。缺乏參與決策權及受益人的絕對數目使得封閉式基金更難以終止。這對封閉式基金的委託人來說，也是一個潛在的危險。但是在德國，封閉式基金終止的終止不利於其繼續享受有關土地、輪船集裝箱等方面的稅收優惠，所以基金不到不得已時，不會選擇終止。相比這下，工業信託的終止更為容易，如果只存在一個委託人，結果當然是這樣，即便是存在多個委託人的情況下，因為委託人隱名的情形相對較少，清算也更容易一些。

IV. 總結
在繼續投資中，以利益沖突原則為基礎的忠誠義務原則為投資人提供了進一步的保障。在與第三人的關系中，信託財產的聲明對於防止第三人通過非法轉讓取得信託財產極其重要。為了保障基金管理人／受託人的償付能力，有必要對基金管理人／受託人的償付能力進行監督並要求其在專業范圍內從事投資活動。基金的管理人可以與基金的受託人分開，即採用所謂的「兩雙眼睛」的原則。上述原則在封閉式基金、開放式基金與工業信託中均可適用。上述原則在某種投資設計中適用的越少，清算對於該種投資設計就會變得越發重要。美國和歐洲的經驗表明，相對於封閉式投資基金來說，開放式投資基金是一種更好的選擇，因為即使是集體投資計劃也是一種很專業的投資模式。中國的信託法草案中沒有包括集體投資計劃的內容，這是有其一定的理由的。但是，這將意味著工業信託將成為建立在信託法基礎之上的一種獨立的投資方案。

❷ 在德國投資哪些基金資金安全嗎

德國各金融機構經營的國內外各類基金總共有8000多種，為了規范基金的買賣、管理和經營，德國制定了相應的法律和法規，基金的運作受到德國「聯邦金融服務監事局」的監管。這個應該保險。

❸ 可轉換信託基金是什麼意思大體怎麼個組成構架

盡管證券投資者保護制度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彰顯了我國證券市場法治化的進一步深入及對中小投資者保護的進一步加強，然而該制度組成規則的不明確及某些內容的缺失也同時產生出一種不和諧的聲音，如制度功能定位之不周及因制度缺失而體現的行業自律性差等，因此，以市場約束為導向，以該制度應有的效應為基柚，以制度引進的精神與形式之契合來匡正目前所存在的缺憾已成為當務之急。

2005年7月《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管理辦法》(以下稱為「《辦法》」)的通過，標志著我國已構築起了以《個人債權及客戶證券交易結算資金收購意見》(以下簡稱「《收購意見》」)、《個人債權及客戶證券交易結算資金收購意見實施辦法》等文件為基礎的，以中小投資者保護為中心的基金保護法律制度。後續修訂的《證券法》第134條所規定的「國家設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由證券公司繳納的資金及其他依法籌集的資金組成，其籌集、管理和使用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這一內容，更是使這一制度披上了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外衣。雖然這一制度的「閃亮登場」給原來一直處於低迷狀態的證券市場注入了一支法律的「強心針」，同時也迎來了學界與實務界人士一片如潮之好評，但筆者認為，這一新生制度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並非是至善至美的，公正的評判是，它仍存在這樣或那樣值得我們檢討、反思與改進的地方。對此，筆者分析如下。
一、功能上的定位——一個目標定位欠完整性的問題
「法律必須回應現實發展的要求」決定了任何制度的構建都承載著特定歷史時期的使命與社會公眾的迫切訴求。對於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制度之功能，《辦法》在第1~2條開宗明義地表明：「為建立防範和處置證券公司風險的長效機制，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和社會公共利益，保護證券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促進證券市場有序、健康發展，制定本辦法;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是指按照本辦法籌集形成的、在防範和處置證券公司風險中用於保護證券投資者利益的資金。」籍此，不難發現，我國投資者保護基金的功效有二：其一是經濟補償功能;其二是信心支撐功能。
盡管上述功能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保護基金事後賠償的實質，但是它也人為地掩蓋了一個「公開的秘密」，即作為與存款保險制度及保險購買人保護制度相應的證券投資者保護制度的真正功能並不在於事後的賠償性救濟，而在於破產預防。這一立論就揭示出了一個潛在的命題，即該制度的主旨是圍繞事先性監管與行業自律所展開的。實際上，各個國家的存款保險公司所蘊含的對銀行業之監管權也是對這一理論的反證;然而，《辦法》並沒有賦予中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有限責任公司(後稱「基金公司」)專門性的針對證券行業的監管權，而只是在其職責部分的第7條設定了4項間接相關的內容：一是監測證券公司風險，參與證券公司風險處置工作;二是組織、參與被撤銷、關閉或破產證券公司的清算工作;三是發現證券公司經營管理中出現可能危及投資者利益和證券市場安全的重大風險時，向證監會提出監管、處置建議;四是對證券公司運營中存在的風險隱患會同有關部門建立糾正機制。這樣一種職能的定位至少說明在對證券公司經營危機的救助上，「基金公司」是被動善後型，而非主動出擊型。盡管法律規則的目的在於定分止爭，但是從秩序持續性的維護與和諧關系的營造來說，「事前的防範勝於事後的救濟」是法律制度設計中真正常青性的主旋律。如美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公司(SIPC)在運作的30餘年時間中，理賠總額也不過43億美元，這說明建立投資者保護基金的根本功能是通過制度效應恢復和提升投資者對證券市場之信心 [1]。因此，筆者認為，在未來該制度的完善與創新中，我國有必要增補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制度相應的監管功能，從而使之與其經濟補償功能及信心支撐功能相輔相成地組合成一個系統性的整體。
二、組織模式設計——一個「得形而忘意」的問題
根據設立模式之不同，國外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大體可分為兩種運作模式，即獨立模式和附屬模式。前者即指成立獨立的投資者賠償公司，由其負責投資者賠償基金的日常運轉，如目前的美國、英國、愛爾蘭、德國等國家都是採取這一模式，而其中又以美國SIPC最具代表性。該公司成立於1972年12月30日，為一個非營利性的會員制公司，所有符合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15(b)條的證券經紀商和自營商都可成為該公司的會員。從其組織結構看，該公司的董事會由7名董事組成，其中5位董事經參議院批准後由美國總統委任。為了保證代表性及公司預期職能的發揮，在這5位董事中，3位來自證券行業，其它2位來自社會公眾。另外的2名董事則分別由美國財政部長與美聯儲委員會聯合指派。在公司的權力架構中，有一大亮點更是值得我們關注，即基於切實保障中小投資者的權益，公司董事會的主席與副主席由總統從社會公眾人士中進行任命 [2]。後一模式即由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協會等自律性組織發起成立賠償基金，並負責該基金的日常運轉工作。採取此模式的有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及我國香港、台灣地區。那麼，這兩種樣板孰優孰劣呢?筆者認為，法律是一種地方性的知識，一個民族的法律制度是與這個民族的生活方式緊密相聯的;因此，究竟採用何種模式可能是一個因民族的共同意識和共同精神而異的選擇問題，然而無論如何論之，選擇的結果必須應能順應本民族發展的內在要求。就基金的管理模式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的狀況、金融風險意識水平、邊緣性的法律制度環境及制度所能體現出的效率。晚近以來，設立統一的基金並交由單一的組織管理，在擴容資金，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時為投資者提供「一站式」的索賠服務已為大勢所趨 [3]。
對於組織模式問題，很顯然，我國吸納了獨立公司模式，如《辦法》第9~11條規定：「基金公司設立董事會。董事會由9名董事組成。董事長由證監會推薦，報國務院批准;董事會為基金公司的決策機構，負責制定基本管理制度，決定內部管理機構設置，任免高級管理人員，對基金的籌集、管理和使用等重大事項作出決定，並行使基金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職權;基金公司董事會按季召開例會。董事長或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聯名提議時，可以召開臨時董事會會議。董事會會議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可舉行。董事會會議決議，由全體董事二分之一以上表決通過方為有效。」客觀來說，模式只是一個形式問題，制度構建的要害在於其所能夠達到的預期結果，在於這個制度是由什麼樣的規范來充實，在於是由什麼樣的程序來保證，即不以「形式論」，而以「目的論」。因此，從這個角度來估量，若我們意圖對中國目前的這種模式作出一個比較客觀且公正的定論，那麼就必須透過形式來把握其內容。在中國金融法治化的過程中，由於欠缺本土化的金融制度與金融法治資源，美國金融法及其創新所折射出的理念一直是我們廉價的亦步亦趨的對象，如1995年我國金融業經營大分的格局就沾有美國1933年《銀行法》的印跡，2003年金融業大分而小合的調整便或多或少地折射出1999年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分久必合」的精神。雖然借鑒或模仿使我們的立法者與決策者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既省心又省力」的事半功倍之效果，然而由於「西學東漸」並沒有實質性地置換或改良內藏於中華民族心理的傳統價值觀念，所以往往我們只是「得形而忘意」。《辦法》所創制的獨立模式及其實踐便是我們再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的又一個縮影。其原因如下：其一是董事會組成不當。雖然《辦法》規定「基金公司」董事會為9人組成，然而企業登記資料卻顯示，該公司的董事會由來自中國證監會、央行、財政部及上證所、中國證券登記公司的8名董事構成 [4]。盡管我們可以推知這種偶數的配置可能是出於各方力量均衡之考慮，但是它卻會導致在票數相同時議而不能決的結果。雖然依慣例，在此境下，董事長可多投一票，但是此舉卻與公司法的基本原理相悖，因為從公司法原理考究，董事長只是董事會的召集人和法定代表人，其表決權重應與其它董事無異 [5];其二是角色定位的不準。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公司創立之目的在於保護中小投資者，維護與強化投資者對市場的信心，因而該公司董事會成員及其法定代表人便應具有強烈的「主權在民」與「平民化」色彩。也正是基於這一初衷，在美國SIPC里便專門設置了社會公眾型的董事席位，且董事會正副主席都必須由平民化的社會公眾擔任。然而，遺憾的是，我國「基金公司」里的董事會成員清一色地由具有「品級」的官員充任，這不僅體現了強烈的「官為民作主」的傳統「父母官」理念，而且也間接地向本就先天發育不良的證券市場傳遞了一種「政府導向而非市場導向」的聲音。雖然我們可以從「基金公司」資本金來源上為這種官僚化的組織結構的正當性提供一種辯護，但要注意的是，未來公司基金的補充還要更多地依於會員會費的繳納。筆者認為，目前的這種單一化的權力架構不僅直接削弱了社會公眾的話語權和基金可能運行的獨立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彰顯出了不同職能部門之間在利益均沾上的尋租心態與嚴重依賴政府之心理。
針對我國「有形而無意」的獨立模式，作者的修正意見是，既然美國版本為我們參考與印證的對象，那麼我們所需要仿造的不止是「形」，而更應是其「神」，因此，有必要對目前「基金公司」的董事會進行「平民化」與「親民化」的改革。為了達到此目的，可進行如下設想：其一是在目前法定的9個董事會成員中，進行官方與非官方董事的適度抗衡性配置，如官方董事4個，非官方董事5個;其二是「平民化」的董事可考慮從社會公眾、證券公司、證券行業自律組織中進行選拔;其三是確立話語權平民化把握的理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為公司對外意思表示的主體，因而為了體現「基金公司」一定限度的自律及親民化，作者認為我國也有必要確立基金公司董事長從平民化董事中進行選任之原則。實際上，無論採取何種方式，其終極目的都在於再造出一種抗衡機制，從而實實在在地體現投資者的話語權，並進而傳導出保護基金應有的功能。
三、資金不足與費用分擔不公——一個「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及顯失公平的問題
依據《辦法》第12~14條之規定，「基金公司」的資金主要源於以下幾項：一是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在風險基金分別達到規定的上限後，交易經手費的20%納入基金;二是所有在中國境內注冊的證券公司，按其營業收入的0.5~5%繳納基金。經營管理、運作水平較差、風險較高的證券公司，應當按較高比例繳納基金。各證券公司的具體繳納比例由基金公司根據證券公司風險狀況確定後，報證監會批准，並按年進行調整。證券公司繳納的基金在其營業成本中列支;三是發行股票、可轉債等證券時，申購凍結資金的利息收入;四是依法向有關責任方追償所得和從證券公司破產清算中受償收入;五是國內外機構、組織及個人的捐贈;六是其他合法收入。
雖然從上述六大內容來看，「基金公司」的資金來源廣泛，但相對於龐大的證券市場來說，在遭受風險之時，與可能的損失相權，這些資金也會表現得捉襟見肘。而且，目前的現實狀態已表現出了一些端倪：其一是據現實情況的測算，2005年《辦法》第12條所規定的前三項收入來源僅20多億人民幣，且在成立以來，證券保護基金為處置風險券商已支出了近300億元款項 [6]。其二是雖然國務院給投資者保護基金確定了680億人民幣的額度，並先由央行進行墊付，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筆款項最終是要償還的 [7]。實事上，《辦法》第13條也證明了這一點，該條規定：「基金公司設立時，財政部專戶儲存的歷年認購新股凍結資金利差余額，一次性劃入，作為基金公司的注冊資本;中國人民銀行安排發放專項再貸款，墊付基金的初始資金。專項再貸款余額的上限以國務院批准額度為准。」其三是雖然《辦法》安排的債券融資可一解「基金公司」資金不足的燃眉之急，但是債必須本息償付的本質屬性決定了其資金的非長久佔有性。這一特點無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基金公司」的財務包袱。
此外，費用分擔上的安排也存有欠公平之嫌，如雖然《辦法》原則性地借用「經營管理、運作水平、風險度」等作為券商具體費用承擔比例考核的因子，但是在欠缺比較客觀且具可操作性證券風險級別評估體系的情形下，以上因子的准確性與真實性是無從考證的，這就可能使這些有形的標准處於一種形同虛設的尷尬境地。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為了保證適度充足的金融資源能發揮最大化的效果，一般都對投資者保護基金設定一個資金數量的上限，或設定費用徵收持續的時間，如德國即規定，若賠償基金現有資金足以支付投資者的債權請求，在監管當局同意後，則會員機構可減少或停止繳納會費;葡萄牙為了防止會員機構負擔過重，則對會員的年度會費最高額進行限定;然而不言自明的是，我國目前的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制度對此還缺乏全局性的思考。
針對以上不足問題，筆者的建議如下：其一是將對違規券商及高層管理人員的罰沒資金納入收入來源的范疇 [8]，如法國投資者賠償計劃就規定，違規的投資公司將向基金支付罰金，罰金歸入賠償基金之中;其二是既然會費(我國不作此稱謂)是收入的主要源流之一，那麼如何提取會費便是一個需要斟酌的問題。雖然採取「一刀切」的方式有利於量化管理，但是也有背於公正合理之原則。目前，我國採取的是以「營業收入」為標准。筆者認為，在該問題上，我們可以本著權利義務相配的原則，務實地採取綜合化標准來確定會費的多寡。考慮的指標包括券商的資產規模、券商客戶的數量、雇員數量、利潤額的高低、券商的經營管理水平及風險情況等，如此不僅可以兼顧費用分攤之公平，而且也可以弱化證券機構可能僥倖存在的逆向選擇風險;其三是公平地收取所得稅。目前，我國對國有股與法人股的所得不征稅，而只對流通股徵收所得稅，這一顯失公平的做法是值得探討的。從理與法出發，應考慮對非流通股的資本所得征稅，並全額撥入投資者保護基金，甚至可以考慮從非流通股資產中強行撥出部分資產作為投資者保護基金之可能 [9];其四是確立基金適度與充足之原則。由於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的最終目的在於強化投資者對證券市場的信心，若資金過多，則不僅會造成有限資源的一定浪費，而且也加重了券商的負擔。所以，在保證資金比較充裕的情況下，對費用的徵收有必要確立「靈活性原則」。如基金總額已達一個理想度，則可以減征或少征或停徵。

❹ 美國、德國、日本的社保基金運營監管模式

美國《社會保障法案》明確規定：（聯邦社保基金）只能投資於美國政府對其本息均予以擔保的「孽息型有價證券」。也就是說，根據這項法律，聯邦社保基金不僅要由聯邦政府統一集中管理，而且收支節余必須投資於聯邦政府連本帶利「擔保」的證券，所獲利息也要被除數存入信託基金。這樣，美國政府從法律上保證了聯邦社保基金不得被用於購買股票，或進行委託投資、房地產開發等其他方面的投資。

德國：公司操作 各方參與

按照德國《社會法典》及相關法律法規，德國包括醫療、意外傷害和養老在內的各類社會保險機構實行法律上獨立的自我管理，並且由保險金的交納者——投保人和僱主共同參與決策。德國養老金保險公司是歐洲最大的法定養老金保險機構，作為受國家和公民委託的服務提供商，德國養老金保險公司沒有自身特有的利益，實行自我管理，向個人提供所有養老金方面的咨詢、醫療或者職業康復以及向退休者或者其親屬支付養老金。目前，公司在德國建立了由1000多個咨詢處構成的客戶服務網路。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從制度上杜絕了挪用養老金等違規行為的發生。

日本：注重投資 蘊含風險

日本政府通過用養老保險費設立的養老基金在資金市場運作來實現增值，並以此作為部分養老金的來源。據了解，為了保證養老基金的安全性，日本養老保險基金的大部分資金都被用來購買日本政府以及外國政府發行的國債。不過，這種增值方式也蘊含著風險，由於受利率政策、外匯牌價和股市行情的影響較大，日本養老基金的資金運作一度出現赤字。

❺ 誰有了解過德國的基金狀況

今亞投資，他回答的啊！德國制定了相應的法律和法規，基金的運作受到德國「聯邦金融服務監事局」的監管。從大類上劃分德 國的基金分為「開放基金」和「封閉基金」兩大類。「開放基金」沒有數額限制，這種基金在每個交易日都可以買賣。其主要種類有：「股票基金」、「養老基 金」、「混合基金」、「資金市場基金」和「房地產基金」。與「開放基金」相對的另一大類是「封閉基 金」，這種基金在時間、數額或者范圍等方面是有限定的。

❻ 德國經濟發展模式是什麼

（一）主要特點。
德國模式，即所謂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德國認為它實行的是宏觀控制的社會市場經濟，既反對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也反對把經濟統緊管死，而要將個人的自由創造和社會進步的原則結合起來。它既保障私人企業和私人財產的自由，又要使這些權利的實行給公眾帶來好處。在國家和市場的關繫上，它的原則是國家要盡可能少干預而只給予必要的干預。國家在市場經濟中主要起調節作用，並為市場運作規定總的框架。所以德國實行的社會市場經濟，實際上是國家有所調節的市場經濟，以保證市場自由和社會公平之間的平衡。
（二）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
凡是市場經濟能自行調節的，都應讓市場去解決。國家只是為市場的正常運作制定規則，並在市場失靈的地方進行干預。所以德國的社會市場經腿以市場為基礎的。
在德國，國家基本上不規定工資與物價，也不規定具體的生產指標。這些基本上都是靠市場供求關系自動決定的。但是德國農產品的價格不是通肺場形成的，而是由歐洲共同市場規定的，為此，政府每年要補貼幾十億馬克；德國鐵路和郵電的價格也是由聯邦政府規定的，發生虧損時由聯邦政府補貼。
由於競爭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先決條件，沒有競爭就沒有市場。因此，德國制定了《反限制競爭法》等一系列有關法律，並建立了相應的機構，即卡特爾局（實際上是反卡特爾局),禁止企業與企業就生產、價格、銷售、市場分割達成壟斷協定，禁止妨礙或破壞市場的企業兼並，禁止壟斷對外貿易，禁止其他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壟斷組織或集團；鼓勵中小企業合作，積極參加競爭；保證企業有生產自由、經營自由、投資自由、僱工自由和勞資談判自由。企業間兼並或合作協議，凡有利於競爭的都可以進行，但必須得到卡特爾局的批准，違反者將受重罰。此外，德國還制定有《反對不正當競爭法》，嚴懲假廣告、缺斤少兩、假冒商標、以次充好等不正當行為，以保護競爭者和消費者的正當利益。其他有關法律還有：《調整一般交易條件法》、《折扣法》、《附贈法》、《商標法》、《專利法》等。這些法律為市場的正常運行規定了准則。德國還對某些職業規定了進人市場的先決條件，如手工業者了零售商在開業前必須證明其職業知識。對衛生、法律咨詢、會計咨詢和稅收咨詢等部門，國家要求申請者經過專門培訓並有一定的年齡標准。
德國的工資基本上也是在勞動力市場上自由形成的，由勞資雙方自由談判，簽訂勞資協定。德國的勞資談判是集體進行的，一般由一個產業部門的工會聯合會和僱主聯合會分別代表雙方就工資增長幅度等問題，每年談判一次並簽訂協議。關於休假天數、解僱通知期限、加班費、獎金等問題，通常幾年簽訂一次協議。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採取中立態度，不加干預。
（三）宏觀經濟管理。
在社會市場經濟中，國家並不直接干預經濟過程本身，但並不是說國家沒有任何經濟計劃。德國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都有一定的經濟計劃，有中期的、年度的和短期的。但這些計劃僅僅規定一些綜合性指標，對企業並沒有約束力，而要通過財政、稅收、信貸等手段來進行調節。如1974年到1975年的四個短期計劃中，聯邦政府共動用了1000億馬克來刺激經濟，對緩解這一時期的經濟衰退起了一定作用。再如當前改造東部地區的計劃，政府從1990年起每年在東部各州投人1000多億馬克，主要是改造鐵路、高速公路、電信等基礎設施，並採取稅收優惠等辦法，吸引私人資本參與東部的改造。
（四）德國聯邦銀行的特殊作用。
（五）德國的企業組織制度。

❼ 高中歷史 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特點

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特點：

1、醫療保險。德國醫療保險的任務是保持、恢復或改善受保險人的健康狀況。受保險人應該通過有意識的健康生活方式、通過疾病預防和治療以及康復，避免和戰勝疾病以及殘疾。醫療保險機構通過解釋、指導和提供待遇來支持受保險人，使受保險人保持健康的生活狀況。幾乎所有的德國國民都參加了醫療保險，未參保率僅為0．3％左右。

2、失業保險。失業保險的覆蓋面非常廣而且是強制的，所有參加有償工作的人和正在進行職業技能培訓的人都有參保的義務。勞動促進和失業保險的待遇，在雇員方面主要有：就業指導、介紹培訓和介紹工作、職業培訓補助金、殘疾人參與職業待遇、失業保險全和失業救濟金等等；在僱主方面有：勞動市場指導、介紹培訓和介紹工作、勞動能力降低雇員參加工作時的工資補貼、培訓補貼等。

3、工傷事故保險。其任務首先是預防工傷事故和職業病，通過治療和職業促進使受保險人的健康和工作能力得到恢復，此外，通過提供現金待遇使受損害者和他們的遺屬獲得賠償。受保險人是所有雇員、中小學生、大學生、幼兒園的兒童和從事公益事業者。工傷事故保險的所有費用均由僱主承擔，保險為受害者必要的救治、醫療、康復等資金花費提供補償，也在受保險人在受傷散後不能工作停發工資時提供受害者津貼、養老全。

4、護理保險。德國的人口的老齡化的情況造成了家庭結構改變，對老年人口的照顧和看護已經由家庭層面上升到社會層面。於是在1994年德國頒布了《護理保險法》，該法規定參保人收入在6525馬克以下的，需繳交雇員月收入1．7％的護理保險費，由雇王與雇員各半分擔。參保人年滿65周歲需要護理人員照顧或者進入養老機構的，經相關程序可以由保險支付大部分費用。

5、養老保險。德國的養老保險以法定養老保險為主，其他形式的養老保險為補充。法定養老保險覆蓋德國全體勞動者，包括自由職業者、藝術家在內的勞動者都必須要參加。月收入8700馬克以下的按照收入的19．5％繳交法定養老金稅，僱主與雇員各承擔50％。德國的法定養老金運作採用現收現付的模式養老金的領取年齡為65周歲，可領取相當於退休前工資70％的退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