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後德國如何打開外交局面

⑴ 在一戰結束後，德國面臨的處境是個什麼樣子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面臨著一系列的協定條約需要簽訂的境地，經過戰爭以後德國的實力被極大的削弱不僅僅在人口上，德國的經濟發展也產生了很大的問題。所以德國不僅僅是在國內面臨著很多的問題，在和戰勝國的條約簽署上，德國還有著很多的麻煩。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簽訂了很多的條約，簽訂了很多的協議。和進行了很多的賠款雖然賠款的多，但是德國還是憑借多年的工業基礎迅速恢復了工業生產和經濟建設

⑵ 一戰時期德國的外交策略的變化及其原因

對外政策是侵略~~因為英，法，奧匈帝國，等等列強瓜分世界出現矛盾~這桶火葯被「薩拉熱窩」事件徹底引爆~

⑶ 希特勒具體採取了哪些措施使德國從一戰以後迅速強大整體改善了人民生活 希特勒具體採取了哪%

與英國、法國和美國相反，德國在和平時期就已經為戰爭做好了全面准備。因此在整個戰爭的前半個時期，它根本不用在經濟方面做什麼特別的努力或動員，也不必完成那些痛苦的和平經濟向戰時經濟的轉變工作。只有在閃電戰失敗、不得不對軍事資源實行全面動員之後，德國的「戰爭經濟」時期才真正開始。
一個國家戰時的經濟政策、經濟計劃與其技術成就有密切的關系。早在1916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就首次試圖發展與戰略需求相適應的經濟控制手段。這些手段都是一步步湊合起來的，並沒有一個整體的計劃。由於這些經濟控制手段決定了每一個工業部門得到的原料和資源的數量，所以這些相關的控制部門就取得了對整個德國經濟進行組織、分配和操縱的重要權力。在第三帝國成立之後，其重整軍備政策是在考慮了過去的經驗教訓之後制定出來的，因此能夠比一戰時期更加完善地及時完成經濟生產向戰爭方面轉變的計劃。下面將對第三帝國各個時期的經濟做一些簡單的回顧。

一、1933年到1936年，前期的戰爭努力

在1919年凡爾賽條約之後，德國國防軍就在為德國的重新武裝而秘密努力，但是直到希特勒上台時為止，德國的總體經濟政策都是建立在和平國家通常的那些經濟需求上的。希特勒上台之後，德國經濟開始向總體化的重整軍備目標轉變。這樣的轉變，是與納粹德國的外交政策密切相關的。而納粹德國的外交政策又是由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所明確闡明的長遠目標所決定的。納粹德國的外交政策可以從以下兩個政治口號中得到精闢的概括：一個是「擴張領土」，另外一個是「征服生存空間」。在德國1936年的「四年計劃」和1937年的《霍斯巴赫會議記錄》（注）中，都詳細地對這些目的做了解釋。

這些外交政策的基礎，是以項雄心勃勃的軍備計劃。到了1936年，德國的軍備力量已經趕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了英國、法國等國的軍備力量。到了戰爭爆發的時候，納粹德國的累計軍費開支已經達600億帝國馬克，所佔國家年度財政預算的比例從1932年的4%增加到了1938年的50%，相當於德國該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7%。同在1938年，英國的軍費開支僅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美國為1%（見下表）

由於德國中央政府的財政資產（步包括各州和行政區）在1933年到1939年之間只能負責軍費開支的三分之二，所以為了擔負如此龐大的開支，就必須建立起新的財政程序和財政制度。

德國政府為了不讓公眾看到政府為了重整軍備而負擔著巨額的債務，發行了一種「冶金研究所證券」。「冶金研究所」是一個純屬虛構的機構，它的資本由各主要軍火生產廠家提供。德國政府用這種證券償付軍火購置費用，而在德意志銀行的擔保下，這種證券交到軍火生產商手中後將不兌現，或盡量把兌現期延後，利息由政府支付。這就相當於德意志銀行向政府提供了一筆規模巨大的信貸。在1937—1938財政年度快結束時，已經發行的冶金研究所證券面值達120億帝國馬克，到戰爭爆發時實際兌現的只有15億帝國馬克。到了1939年，軍火生產商手中到期兌現的冶金研究所證券由不付利息的國庫券代替現金支付。這樣，德國政府（獨裁者）就控制了德意志銀行和德國的全部信貸權。

在希特勒執政的初期，製造軍火的原料和農產品都發生過短缺情況，軍隊的汽油儲備也即將耗盡。這種物資短缺是德國對外貿易面臨的苛刻條件造成的。而且政府既要照顧到軍費開支，又要滿足民間的經濟需求，這實際上是做不到的。直到1935年，德國規定了最高工資限額，國家得以從全國歲入中抽調更多的錢，才得以償還了日益增加的公眾債務。

第三帝國最喜歡標榜的成就之一就是解決了德國龐大的失業人口問題。不斷擴大的軍備需要刺激著軍火工業和相關產業的畸形繁榮發展。「熟練的工人進兵工廠，不熟練的工人修築高速公路」，這些失業大軍進入勞動力市場後，盡管平均薪金很低，但是社會的總體購買力增加了。當然，德國國內基本消費品的匱乏使得購買力的增加僅僅停留在帳面上。作為解決途徑之一，納粹提倡德國的人民大眾一種樸素的、農民式的簡朴生活，求溫飽不求奢華。號召人們用魚代肉，用黑麵包替代白麵包，用人造黃油替代真正的黃油。高級食品如野味、貝類、魚子醬、肥鵝肝和進口的高級酒類僅僅在大飯店和高級食品店裡出售，享用這些美味被宣傳為非德意志的、罪惡的和墮落的行為。普通的中產階級美味如熱帶水果、進口肉類、咖啡、白麵包和新鮮黃油，在德國的市面上也不是經常能夠見到。總體上講，在當時德國這種「大炮代替黃油」的政策下，民生只是次要的問題。

除了國內的困難以外，德國對外貿易的條件也變壞了。1933年之前，德國曾經因為國際市場原材料價格的下跌而獲利。但是在1934年和1935年，國際市場上工業製成品的價格不斷下跌，原材料、食品和半成品的價格卻不斷上漲。這對德國這樣的工業國家是非常不利的。德國政府官員就曾經考慮過，如果軍備擴張速度保持不變，就從1935年秋季開始在德國國內實行食物配給制度。軍備水平和生活水平同時提高，顯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任命戈林擔任原料和通貨部的調解員，隨後又任命他為這個部的經濟協調員，專門負責解決這個令人煩惱的問題。1936年之後，德國利用先進的工業產品向中國、丹麥、蘇聯和東歐各國換取了大量農產品和原料。但是德國國內消費品短缺和民眾生活水平低下的狀況，直到戰爭結束都未能徹底解決。

燃料問題比對外貿易和原料供應方面的問題都嚴重。這是後來在1936年制訂備戰的「四年計劃」的主要原因。德國的石油主要來自羅馬尼亞和波斯灣的美、英石油公司，此外還從匈牙利和愛沙尼亞進口少量石油和油頁岩。德國國防軍曾經發誓要在德國生產出人工合成汽油。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以及考慮到戰時不依賴國外的石油來源，就必須用液化煤炭的方法大量生產燃油。這個任務交給了規模巨大的I.G.法本康采恩。鋼鐵和橡膠方面自給自足化的嘗試也一直在努力不懈地進行，而且象食品和消費品方面的嘗試一樣，最終的成果不是很好（人造橡膠工業除外）。

註：《霍斯巴赫會議記錄》，Das Hossbach Protokoll，Hossbach Memoran。 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是納粹德國國防軍總參謀部的上校。他以記錄官身份參加了希特勒於1937年11月5日在柏林召開的軍事首腦會議，記錄了希特勒講述的納粹德國侵略擴張計劃的細節，並在11月10日將其整理提交給總參謀部。從下午四點到晚上八點，希特勒在這次會議上發表了長達四小時的長篇大論，並詳細地闡述了征服各個國家的先後順序——首先是征服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作為對付蘇聯的重要的初步行動。後來納粹德國按照這個順序開始了戰爭行動。出席會議的有希特勒、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元帥、陸軍總司令馮·弗立契男爵、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海軍上將、空軍總司令戈林、外交部長馮·牛賴特男爵和霍斯巴赫上校。這份會議記錄後來成為1946年紐倫堡審判中的重要證據。

二、1936年到1940年，「四年備戰計劃」

1936年8月紐倫堡黨代會上，希特勒提出了一個全面備戰的「四年計劃」。他隨後任命戈林為「四年計劃」的全權負責人。德國開始了全面的戰爭經濟計劃階段。希特勒宣布了四年計劃要達到的目標。經濟上承擔的任務是，給德國人民創造若干「自力更生」的條件，也就是說，給德國人提供武器，以便打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鑒於德國經濟的發展因缺少「生存空間」而受到限制，因此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只有擴大「生存空間」才能保證德國人民獲得生活的資料。換言之，也就是為德國獲取食品和原料的來源。然而當時的情況是，德國的經濟只能部分地滿足人民的需求，在那段時間里，德國經濟的職能有兩個：一個是在有限的領域內保證人民的生活條件，另外一個是創造若干能「自力更生」的條件。軍事上的努力要輔之以經濟上的努力。在四年的期限內，要組織調整德國的經濟，以便支援耗費巨大的戰爭。要盡一切力量發展燃油、合成橡膠、鋼鐵、化工工業，以減少德國對進口原料的依賴。

希特勒對經濟工作的指示是德國總體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為獲取國外原料，武裝手段就不可避免了。後來從一些繳獲的資料中可以看出德國的經濟部門為德國奪取原料產地做出的一些建議和貢獻。這些建議得到了戈林的支持，但是要達到的目的還是老生常談，即德國如何武裝起來打贏最後一場戰爭。與德皇的軍火和經濟巨頭們在一戰當中所做的同樣建議比較起來，唯一的新意就是把德國的經濟自給自足與擴張主義聯系起來。這和經濟部長雅爾馬·沙赫特的最終目標——重振德國經濟並使之重返世界市場——是正好相反的。所以德國成立了一個不隸屬於經濟部，而是直接向戈林本人負責的四年計劃委員會。

德國出現了以戈林及其親信為核心的一個特殊集團，掌握著全國的貿易、生產、國民經濟和原料分配——不幸的是，在兼任空軍頭子的戈林領導下，這種分配必然向空軍、航空工業部門以及遍及德國各地的所謂「赫爾曼·戈林」康采恩的各個企業傾斜，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是公平的分配。

在1936年到1942年期間，四年計劃的組織和目的幾次改變，但從1938年夏季開始，它在經濟方面的重點就已經集中到擬訂發展原料和常用消費品的計劃。在這一時期，四年計劃也考慮到了發展農業生產。此外，工資和物價的管制、勞工、海外投資等問題也在這項計劃的考慮范圍之內。也是從1938年夏季開始，計劃人員把發展那些與裝備機械化部隊有關的工業列為首要的考慮重點，包括那些製造合成燃料、裝甲、槍炮和發動機的工廠。從宣戰到1942年，「四年計劃」的相關執行組織成了整個德國戰爭經濟中最主要的部門。它能夠為國防軍提供大量的武器裝備和燃料，但是並沒能消滅那種官僚機構的爭權奪利和拖拉延誤的作風。這樣一來，事先制訂好的發展原料、消費品和合成製品的指標必然要經常修改，數量多得不合理，時間期限短得不合理。重要戰爭物資的生產本應該由軍方掌握，但是也被放進了四年計劃那些生產原料和消費品的計劃之中。同時，四年計劃下屬各部門各自為政，通常不能從全局的角度考慮資本的周轉、生產的周期、勞動力的分配和運輸的途徑，因此這些部門常常是產生錯誤的根源。當然，這種體制也有一定的靈活性，在某些資源全部集中到某一個部門掌管的情況下會產生很好的效果。

四年計劃在德國的戰爭努力中所起的作用，如果要進行確切的統計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只在某些特定的工業部門中控制個別的項目。但是可以從四年計劃的投資中看出它的各種活動的規模。從1936年到1942年，四年計劃的總投資額達132.5億帝國馬克，占該時期德國工業總投資額的50%。在四年計劃的投資中，生產碳氫化合物的投資佔41%，合成紡織品的投資佔21%，生產重金屬的投資佔10%，生產炸葯、彈葯和其他武器成品的投資佔12%。盡管一些生產項目沒有實現，但是總的來說四年計劃還是比較成功的——起碼德國政府的看法如此。在戰爭的最初幾年當中，德國的這些戰爭物資從來沒出現過嚴重的短缺。

盡管軍工企業得到了絕大部分的投資，但是消費品工業的投資也得到了小幅度的增長。德國政府擔心消費品的短缺將會導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德國工業投資結構在1938年和1939年的改變說明，經濟體系的負擔日益加重，需要政府不斷地加以調整，以便使各個部門之間出現的不平衡得到糾正。雖然經濟上出現了這種狀況，但是人們不能因此推理說，因為軍備開支如此之高，所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納粹思想的唯物力論造成了生產狀況的極度緊張，國家經濟結構的變化使社會壓力逐漸增大，同時也使戰爭的誘惑力增大。同樣，德國那種以備戰為基礎的經濟恢復和經濟建設，存在極其危險的局限性。即使社會公眾輿論未對這種戰爭經濟動員加以阻礙，這種經濟也只有在不斷爆發危機的情況下才能進一步向前發展。

三、1939年到1945年：戰爭經濟的確立

戰爭爆發伊始，德國與其軟弱而無准備的鄰國相比，在戰爭物資的儲備方面享有優勢，從而獲得極大的好處。這樣就使得他們得以利用閃電戰戰術，在連續兩年的時間里接連取得勝利。但這並不意味著納粹德國在戰爭准備上的那些願望和目標得到了實現。盡管德國的大部分資源均劃歸軍用，但是它的戰爭機器並未能如它的宣傳鼓動人員所說的那樣，成為不可抗拒的巨人。1939年之前，德國有兩種互相矛盾的傾向處於不穩定的平衡之中。一種傾向是搞戰爭經濟。另外一種傾向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納粹黨在表面上是團結一致的，但是在對這兩個傾向的看法和應該採取的辦法上存在嚴重的分歧。最後由希特勒拍板決定，為了避免民心低落，在德國進入戰爭之前的一個階段，必須使德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同時德國也得以借這個機會大量囤積非武器方面的戰爭物資——到開戰時，德國已經儲備了足夠全國食用兩年多的糧食、糖，27萬噸豬油、腌肥肉和黃油，以及大量的飼料用燕麥、玉米。同時，德國軍方還囤積了很多皮革、布匹和絲綢（可以用來製作降落傘等戰爭物資）。這些都是戰前的努力成果。事實上，與英國在1940年窘迫的處境相比，德國人民的生活在該年達到了戰時的最高水平。從被佔領國家運來的大量農產品、肉類和奢侈品繁榮了德國的市場，被佔領國家支付的巨額佔領費更使得德國得以將這些國家的消費品市場搜刮一空。而英國卻不得不對基本民生物資實行嚴格的配給制度——肉、蛋、糖和水果的消費量分別下跌了27%、56%、35%和56%，糖果、黃油、茶葉和咖啡的配給量幾乎是零。1940年到1945年出生的整整一代英國孩子在1946年之前沒有見到過香蕉。

另外一方面，盡管存在很多的內部問題，但是事實證明，由中央統一計劃經濟問題這種策略對當時以戰爭經濟為中心內容的德國來說是正確的，就象在戰場中集中使用兵力的原則一樣，對於戰時經濟的掌管越集中化，其效率就越高。就象前面的數據所說明的，英國的戰爭准備極糟，戰爭爆發後的對經濟的籠統計劃和管制也不適用於英國那種民主政治制度。

戰爭爆發後，德國建立了上夜班、節假日上班和獎勵加班加點的制度。工人們在戰爭初期很願意延長工作時間，以便換取加班費。某些部門的工人每天平均工作時間達10小時到12小時（不包括後期的奴隸勞工）。1940年1月，德國新徵召的工人數量達到了140萬。到1942年下降到了80萬——主要原因是由於外國勞工的補充以及建立了合理化的勞動分工制度。

從武器的生產數量和工人薪金的變化等指標來看，1940年和1941年的經濟動員規模並沒有擴大。甚至一系列與戰爭努力有關的法律因為效果沒有預期的明顯，也在開戰後不久就被廢除了。這樣，限制工人自由流動和凍結最高工資兩個德國勞工政策的核心指導方針都在無形中失效了。德國工人的平均薪金在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之間增長了10.4%。德國婦女的動員並不象英國那樣有效。德國人的傳統觀念一直認為婦女的工作崗位就是廚房和縫紉間。英國的婦女勞動力在開戰後增加了18%，大量婦女補充到軍工生產、後勤、交通、農業等部門中。同一時期，德國的婦女勞動力數量卻在一直下降。1941年之前，德國兵工廠的人數只增加了11%。兵工廠的大生產直到阿爾伯特·施佩爾掌管這方面個工作時方才開始。

當戰爭拖延的時間比預期的要長得多時，德國建立了一種能夠充分滿足戰爭需要的體制。此時也是經濟動員的第二個階段。希特勒不得不承認，閃電戰沒能打倒蘇聯巨人。到1942年年初，他對速戰速決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因此有必要重新擬定戰略計劃。德國國內、被佔領地區以及德國衛星國的戰爭經濟發展方向，隨著兩個人的職務任命而有所變化。一個是施佩爾就任武器和軍事工業部部長；另外一個是弗里茨·沙克爾在1942年春擔任勞工部長。施佩爾傾向於搞集權，但是為了提高生產力，他也同意工廠加強管理方面的自治。在擬定計劃方面，新的方法取代了1942年以前那些老的程序，因為這些老方法已經因為各式各樣的權力斗爭、爭權奪利和隨意修改而變得不實用了。施佩爾搞集權的方法一開始就遭到戈林和德國國防軍內部某些部門的反對。尤其可怕的是來自戈林的怨恨和嫉妒。施佩爾曾經自嘲為「在德國空軍司令官監督下、根據『四年計劃』掌管軍工生產的總負責人」。由於施佩爾的任命，戈林的「四年計劃」宣告結束。但是這個名詞在德國投降之前一直使用著。

1942年，德國最高統帥部下屬的防禦和軍械部門並入德國武器和軍事工業部。德國海軍下屬的類似部門也走上了同樣的道路。到1944年，施佩爾還設法控制了德國空軍屬下的武器軍械部門。這樣他便可以對中央計劃委員會和軍隊的計劃部門進行壓制了。後兩者曾經負責做出全部的重要決定。這樣，施佩爾就完成了國家經濟的總動員計劃。他現在掌管了除負責徵召勞動力方面以外的全部軍工企業管理部門和行政部門。「四年計劃」指導生產的權力現在都歸了施佩爾。這些權力包括：現有生產計劃的制訂權和執行權；更改計劃的最後決定權；設置新的生產部門；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分配……。即使海軍和空軍設法保留了對一些船廠和飛機廠的控制，施佩爾還是能通過給予或拒付原材料的方法來控制他們。

這種集中控制的第二個特點是，鼓勵私人企業的發展。通過建立工業自我管理機構以及在各工業部門內部設置有權威的委託代理機構和聯營機構，德國第一次能夠使大規模生產體系標准化，並從中得到好處。無論是位於埃森的規模巨大的克虜伯兵工廠還是西里西亞地區只有十多個人的家族小工廠，都可以按照統一的標准生產同樣規格的槍管、子彈、齒輪和其他產品。這種新的控制體系對於經濟和生產是有巨大好處的。1940年到1944年，平均的武器產量增加了兩倍。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消費品的產量只有少許降低。與外國觀察家的期望正好相反，積極備戰的德國工業總產量在整個戰爭期間均保持持續增長的勢頭，即使1945年最初的那幾個月也是如此。

1942年後，唯一不受施佩爾部長管轄的一個部門就是就業總委員會。1942年3月27日頒布的一個命令規定，沙克爾對就業大軍負有監督和統制之責。在此以前，根據四年計劃的規定，這一職責由幾個部門分別負責。

沙克爾特別注意按照武器和軍事生產部的需求徵集和分配勞動力。這種體系在後來的戰爭歲月中又有所擴大。這位掌管勞工的頭頭獲得了迄那時為止勞工方面最大的權力。為了增加勞工的數量，他個人有權力頒布法令、採取必要的措施，以及制訂他認為需要的政策，而置勞工部於不顧。因為各地方長官的支持，沙克爾的權力得到了鞏固。1942年4月6日，他頒布法令宣布這些地方長官是他的代理人。沙克爾是制訂勞工政策的最高官員，而他最關心的是從國外徵集勞動力。其次是對德國的工人進行等級評定。最優秀的熟練工人可以得到最優厚的供給和豐厚的獎金。沙克爾的工作卓有成效，僅1942年一年，德國的勞工數量就增加了130萬。

增加的勞工中，最主要的來源是徵集外國勞工。沙克爾和法奸皮埃爾·賴伐爾規定，法國每提供5個志願勞工，就可以換取釋放一個法國戰俘。法國的警察在電影院和咖啡館里兜捕青壯年勞動力，把他們帶到警察局，然後運往德國——很多人利用回法國休假的機會逃往英國和西班牙，或者在國內參加了地下軍。法國一共輸送了60萬名勞工。在荷蘭和比利時則主要是依靠通敵分子們的欺騙宣傳，以及蕭條和失業的威力，送去了35萬人。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簽定了相關協議，許多義大利勞工在簽定合同後被送往德國，主要是建築工人，在托特的「大西洋牆」築壘系統中工作。如果說這種徵集在西歐主要是通過自願登記和被占國政府的配合，那麼在東歐和中歐，就完全是赤裸裸的奴隸掠奪了。這些外國勞工工作條件惡劣，營養不良，工資很少，又受到歧視和虐待，待遇僅僅比集中營那些奴隸勞工要好一點而已。因為這種野蠻罪惡的勞工政策，沙克爾在戰後的紐倫堡審判中被判處死刑，丟了性命。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德國勞工政策的兩種重要趨勢。第一個是用強行徵集外國勞動力的做法，至少在數量上彌補了德國男性勞動力的不足；第二個是，由於思想意識上的障礙，增加女性勞工數量的做法失敗了。但是不管怎麼說，1944年德國產業工人的數量與1939年大體持平，生產效率卻提高了。軍火工業的某些部門在1944年之前，曾經出現過生產激增的情況。類似的還有化學工業部門（產量增加了30%）、內燃機生產和燃油工業部門（增加了85%），電力工業部門（發電量增加了26%）。而且德國人民的吃食也是在戰爭進入了第五個年頭後才逐漸變壞。1943年以前，德國國內對所有消費品實行嚴格的配給，再加上被佔領國家源源不斷的貢款，以及衛星國的進貢，德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對其他歐洲國家還是比較高的（前文所說「德國國內消費品短缺和民眾生活水平低下的狀況，直到戰爭結束都未能徹底解決」，是同美國、加拿大、瑞士、瑞典等國家，以及一戰前的德國本身比較而言的）。

註：義大利為1943年9月後數據，其他國家包括挪威、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斯洛伐克、希臘、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軸心國不需繳納佔領費，但是需要繳納其他貢款，並且經常被德國勒索提供「貸款」。

（弗里茨·費德勞，《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經費的籌措》，1962年蒂賓根版）

各個被佔領國家和衛星國在向德國提供原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43年德國使用的原料中，55%到100%的鐵礦石、硫、硅、氮都來自被佔領國家。從1941年開始，德國有規律地用火車將在蘇聯繳獲的戰利品運回國內，以保持他們的生產速度。在德國人建立的「歐洲新秩序」下，歐洲每個國家都要為供養龐大的德國怪獸而耗盡力量。俄羅斯提供奴隸勞工和各種原料，烏克蘭提供小麥和玉米，丹麥和荷蘭提供乳酪、肉類和黃油，挪威提供電力，瑞典提供礦石，瑞士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匈牙利提供鋁礬土，羅馬尼亞提供石油和小麥，比利時提供鋼鐵和機器，法國則提供從糧食、酒類到鋼鐵、鋁、武器、引擎、汽車……無所不包的東西。當然，與戰爭無關的私人小汽車、電冰箱、真空吸塵器和鋼琴等消費物品在戰爭結束前，都不準再生產。不過這不限於德國，英國和美國也是如此。

德國政府曾經試圖減輕日益增長的戰爭費用加在人民大眾頭上的負擔。1941年，德國個人年收入一萬帝國馬克的所得稅率為13.7%，相比之下，英國人同樣的年收入（1000英鎊）需要繳納的所得稅比率為23.7%，再加上其他稅收，總的稅率達38%。德國個人年收入十萬帝國馬克的稅率為55%，而英國為85%。英國對奢侈品徵收100%的消費稅，非工資的意外收入，每1000英鎊要徵收94%的稅。在戰爭期間，英國發行了84.67億英鎊（850億帝國馬克）的公債。作為對比，德國為戰爭付出的代價為6570億帝國馬克，其中只有1847億帝國馬克是通過稅收解決的。德國政府更喜歡通過隱蔽的方式獲得財政支援。它強迫所有的公眾資本存儲中心同意，德國政府有權在緊急情況下任意處置他們的資產。這樣，德國人的養老基金、社會保險基金等大規模的公眾資本就都在政府的掌管之下了。此類暗箱操作可以給德國大眾一種穩定的假象，避免因突然增稅而帶來的心理創傷。在1944年以前，大約有1600億帝國馬克的公債（大約相當與德國的國內稅收總額）由這些公眾資本存儲中心償付。政府的剩餘赤字則由發行鈔票的方法解決。到1945年，德國國家公債已經達3400億帝國馬克。但是這種情況實際上對德國的 軍火生產和作戰沒有大的影響，因為盡管政府負債累累，還是可以通過一紙徵用令來獲得所有的物資。從所有的跡象看來，在戰爭結束時，德國的貨幣體系已經面臨崩潰的邊緣。戰後聯邦德國貨幣改革時，不得不規定限制帝國馬克兌換新德國馬克的數量（按1：1兌換，現金以40馬克、銀行存款以1000馬克為兌換上限），以免德國經濟崩潰。

最後，關於第三帝國的經濟動員情況，還有一個現象。1942—1943財政年度，德國的生產水平達到了令人吃驚的高峰，盡管戰爭在這個時期達到了最激烈的階段。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閃電戰取得了空前勝利，因此德國得以動員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力量，在最短的時期里把這些國家的經濟潛力利用起來。德國在這個短暫的時期內，自認是一個經濟巨人。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起碼與美國和蘇聯相比，它並非什麼經濟巨人。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優勢是勢必要大顯身手的。到了1944年初，德國的資源已經耗盡，而盟國卻有美國這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巨大資源寶庫，以及民主國家龐大的人力資源。這也是希特勒之輩一直加以蔑視和忽略的東西。

⑷ 一戰後德國是如何重返政治大國地位的呢

一戰的戰敗，使德國不得不面對割地賠款的結果，一切殖民地都放棄，就連本土，也切割大塊，分給波蘭等國。

但德國並沒有被完全打敗，尤其是新成立的魏瑪共和國，相信自己可以通過努力，達成凡爾賽和約的修改，擺脫二等公民的待遇，並在此基礎上實現再度騰飛，成為歐洲大陸上不可或缺的強國。

而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德國確實有這個機會。原因主要有兩點：

法國曾打算給賴賬的德國人一點顏色看看，所以1923年，法國出兵佔領了德國的魯爾，結果英美一片嘩然，“譴責法國這一行動是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

⑸ 統一後的德國外交目標是什麼如何做的

統一後的德國外交政策的目標是繼續從事歐洲的統一事業，進一步發展北大西洋聯盟，穩定和支持中歐和東歐的改革過程，在聯合國認真負責地共同發揮作用以及同發展中國家建立夥伴關系。根據當時的世界形勢和以上目標，科爾政府適時地制定了其外交政策的三項任務，以求在歐洲和世界上「發揮與其經濟實力相符的作用」。

科爾為其外交政策制定的第一項任務是充當「歐洲統一的發動機。」第二項任務是建立全歐安全體系。第三項任務是加強世界秩序。

⑹ 德國外交政策實行的歷史背景有哪些

英法推行綏靖政策(「奇怪的戰爭」)的原因與後果:

1,英法在其實力日益衰退的情況下，為維護霸權地位所採取的策略。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受嚴重損失，戰後經濟恢復非常緩慢。二三十年代，英國歷屆政府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解決經濟問題上，把重整軍備看作是恢復經濟的障礙，企圖以沒有實力為後盾的外交政策，達到保住霸主地位的目的。法國由於和德國毗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度保持軍備和對德國實行強硬政策。但法國的經濟一直處於衰退之中。相對穩定時期發展有限，30年代的經濟危機持續時間又特別長，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同時法國的政局也不穩定，內閣更替頻繁，使得對外政策難以保持堅定性和連續性。總之，英法的頹勢是其推行綏靖政策的物質基礎。

2, 綏靖政策的推行是和當時兩種社會制度共存這一時代背景有密切關系的。十月革命後，國際關系中開始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對立和斗爭。英法等西方國家為阻止蘇聯的影響，把德國當作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屏障。當德國建立法西斯政權，進而撕毀凡爾賽和約對外擴張時，英法竭力把這股禍水引向東方。

3, 綏靖政策的推行，同當時西方普遍流行的社會思潮也有很大關系。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景象給歐美各國留下慘痛的記憶，因此，戰後和平主義思想、厭戰畏戰情緒相當盛行，在法國尤其嚴重。英法等國的統治者既受和平主義思潮的影響和制約，又是這一思潮的推行者，綏靖政策只是他們推行這一思潮的產物。

在英、法、美的綏靖政策縱容下，德、意、日三國加緊了對外侵略擴張，這就使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迅速增長起來。

歷史啟示：

歷史證明，「綏靖政策」不僅沒有避免二戰的爆發，反而助長了法西斯侵略氣焰，使英國乃至世界人民深受災難。時至今日，「綏靖政策」對當今國際政治外交尤其是我國仍有深刻啟示。

1、富國強兵，提高綜合國力

一個國家強大的綜合國力是立足於世界不敗之林的保障，經濟和軍事則是衡量其國力的主要指標。且看英國推行綏靖政策的經濟前提，可謂「衰敗不堪」，人民生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面對德國咄咄逼人的擴張態勢，只得息事寧人，甚至為了經濟的發展，進行變相的軍經調配，幻想用無原則的和平換取經濟的發展，導致軍力下滑，國力不濟。由此可見，沒有鞏固的經濟和強有力的軍事，國將不國。

當今世界，經濟變革日新月異。任何國家要想贏取財富，充實國力，必須迎刃而上，積極推進經濟發展。然而，「富國」決不能忘記「強兵」，「避戰」未必能換來「和平」。不思戰，不備戰，只能醉身於戰爭的溫床。縱使當今世界和平發展已成為時代的主題，然而，沒有鞏固的軍力和有效的經濟為和平撐腰，「和平」將成為一紙空文。因此，富國強兵，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目前，台海危機愈演愈烈。一次次針鋒相對的軍事演習，來自國外尤其是美國的無數次阻撓，要是沒有我們強大的軍力和經濟作保障，「台灣獨立」的陰謀早已得逞。我們「絕不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一方面，不屈從於美國的武力威脅，進一步加強軍事訓練與軍備改革；另一方面，不搞軍備競賽，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深化改革開放，促進綜合國力的增長！

軍事學家克萊因曾說過：國力=（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能力）*（戰略意圖+國家意志）。相對而言，我們的「基本實體」包括領土和人口分佔世界第一和第三位，經濟和軍事能力也處於相對先進水平。這是一個乘數相當不錯的「國力硬體」，但是「國力軟體」即戰略意圖和國家意志卻相對低落。面對美國的文功武嚇，中國政府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強烈憤慨」和「堅決抗議」，只會「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大有李鴻章「不可釁自我開」之態。南聯盟使館被炸後的不知所措和在伊拉克問題上的躲躲閃閃，充分暴露了其中庸和軟弱。對於台灣當局咄咄逼人的態勢，除了「嚴正申明」，就是「呼籲對話」，以致讓台灣有恃無恐，變本加厲。這正是英國「綏靖政策」的翻版。

對此，我們在富國強兵之際，更應注重上層建築的塑造，形成鮮明的國家意志，反對迂迴退讓的偏安綏靖政策，從「軟體」上更新，提高綜合國力。

2、友好政治，維護國際穩定

政治是一個國家性質的體現；友好與霸道則是政治的雙重性格。政治霸道，必將掀起世界惡浪。只有實行友好政治，才能維護國際穩定!

英國是一個君主立憲制的開明的君主國家，也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昔日霸主，霸權政治根深蒂固。它無視弱小國家的利益，損人利己，一手提拔德國，支持德國整軍、毀約，用以抗法反蘇，甚至威脅法國「若採取軍事行動，就會使自己同英國同盟分裂」[8]（p.124），助長了法西斯氣焰，終究引火燒身。一定程度上說，英國推行「綏靖政策」是其霸權政治的體現和維護其霸主權益的需要。

霸權政治是超級強國的本能表現。他們恃強凌弱，無視主權，動輒以武力相威脅，是世界不穩定因素之一。當今世界，美國到處以「民主、人權」為幌子，干涉他國內政，導致巴以問題、台灣問題長期難以解決。它放任以色列、台灣當局，又製造一系列沖突，造成國際局勢緊張。從根本上講，這是美國霸權政治下綏靖政策的產物，終將自食其果。

中國歷來注重國際友好相處，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這是對霸權政治的有效限制。發展至今，中國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的一支中堅力量，切不可唯霸權國家馬首是瞻，應堅持正義，威武不屈，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不因美國的干涉而放棄統一；當然，也不可「沽名學霸王」，忽視弱小國家利益。共同推進友好政治，才能協調國際關系穩定，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3、靈活外交，促進世界發展

外交是一個國家與世界交流的必然途徑；傳統與靈活則是能否順利促進世界交流與發展的關鍵。外交方式是否得當，將很大程度上關繫到一個國家的命運。因此，我們必須實行靈活外交，促進世界發展。

環顧英國「綏靖政策」期間的戰略性外交策略，可用「傳統」概括，即沿襲「光榮孤立」的傳統外交立場，變相地實行「歐洲勢力均衡」政策。可以說，綏靖政策是英國「歐洲均勢」政策的延續和發展，始終突不破傳統外交的框架。面對德國甚囂塵上的擴張態勢，拘泥不知變通，用傳統的眼光審視德國，忽視法、蘇、美等國家的戰略意義。一方面表現出夜郎自大，另一方面又對法西斯侵略恐懼萬分，不知所措，外交中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可以說，「綏靖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英國推行傳統外交的結果。

歷史證明，傳統外交只能延誤一個國家政策的靈敏度，違背「變通」原則。只有隨機應變，靈活外交，才能適應國際關系的變化。當今世界，外交活動日益成為國與國之間政治活動的中心，尤其是近階段，巴以問題、美伊關系、朝韓關系錯綜復雜，各國政府審時度勢，積極變通，靈活外交成為一種必然。中國政府也本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根據實力「對號入座」，積極實施所謂的「模糊外交」，即「不幹涉、不放任、量力而行、見機行事」，它是對「綏靖」的突破，既能避免捲入戰爭，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又能對大規模戰爭進行遏制，防止戰爭擴大化，一定程度上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然而，「模糊外交」本身存在思想上的弊端。它承襲鄧小平「韜光養晦」策略，主張不爭一時之長，不扛大旗，不主動招惹麻煩，仍然處在消極防禦階段，不適應新時期戰略外交之需要。至於「不放任」、「見機行事」，也不過是隨聲附和或「嚴厲譴責」。國家領導不求有所得，但求無所失，以不同美國對抗為最高外交綱領。外交部幾乎成為外經貿部。中國外交有失高瞻遠矚、大氣磅礴之雄風，萬事以「不當頭，不管閑事」來聊以自慰。外交活動極為被動。

當然，隨著國力的提升和領導階層的變化，中國的外交走向也愈發明朗。我們既要「袖手旁觀」，又要堅定、果斷，「提高嗓門」捍衛自己的利益。依靠全世界的正義感和道德的呼籲只是綏靖論的變相。我們要逐步改變過去那種以對外界作出反應為主的外交，而致力於增強外交主動性。通過建立國家間聯盟體系，實行多邊外交，並將外交重點由第三世界轉向發達國家，在世界發展道路上發揮更加活躍更具建設性的作用。

總而言之，英國綏靖政策的推行有其歷史的必然，它給世界，尤其是中國留下了深刻的啟迪。國際關系錯綜復雜的年代，我們更應未雨綢繆，警鍾長鳴！

⑺ 一戰後德國與蘇聯建交，為什麼說是無奈之舉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對戰敗的德國來說，可謂是內外交困。受《凡爾賽和約》限制和巨額的戰爭賠款，貧窮、憋屈是當時民眾的普遍寫照；而由於戰敗，所有盟友分崩離析，德國在歐洲成了實實在在的“孤家寡人”，沒有任何發言權。

再加上法國的“不依不饒”，德國簡直就是“被掐著脖子過日子”。為了擺脫極為不利的被動局面，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展開外交活動，並成功地在戰敗後僅7年，擺脫戰敗國地位，重新成為國際社會承認的大國，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呢？

但說到底，最大的贏家是德國。不僅剝奪了法國武力干涉德國事務的權力，不可能再出現第二個“魯爾危機”；而且擺脫了戰敗國的屈辱地位，獲得了與法國一樣的大國地位，它標志著凡爾賽體系的失敗，以及恢復了德國的自由。

參考文獻：《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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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一戰後為調整歐洲各國關系與扶植德國召開的會議是什麼

大戰後的歐洲安全保障問題，是凡爾賽體系未能完全解決的問題之一。為此，1925年，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國代表在瑞士小城洛迦諾舉行了洛迦諾會議，其目的是為了調整歐洲各國關系與扶植德國。

公約的制定，是英國勢力均衡政策的再次成功。但是，這使德國軍國主義復活步伐大大加快，並迅速崛起。上世紀30年代開始，德國逐漸成為英國最強大的敵人。從長遠看，英國並非洛迦諾會議的真正贏家。 在這次會議上，德國還成功地打開了向東侵略的方便之門，德國的外交目標通過洛迦諾會議基本上得以實現。洛迦諾會議是凡爾賽體系的又一次調整，使歐洲國際關系進入相對穩定的時期，為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它使德國的政治地位得到進一步提高。而法在歐洲的地位再次遭到削弱。 洛迦諾會議恢復了德國在歐洲的大國地位，削弱了法國的霸權地位，暫時調整了西歐各國的關系。所以，洛迦諾會議的最大贏家不是法國，也非英國，而是德國。

⑼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德國推行怎樣的外交政策

俾斯麥之後的德國外交決策者嘗試與英國正式結盟以減少海外擴張的阻力，卻不管英國有無這樣的現實需要和符合英國的外交傳統。而且最要命的是，當英國恪守其「光榮孤立」傳統不願意和德國正式結盟的時候，德國外交決策者的想法竟然是通過武力恫嚇和施加外交壓力的方式來逼迫英國結盟。例如德國皇帝在英布戰爭期間通過支持布爾人來對英國施加壓力，卻適得其反。這種簡單粗暴的政策完全不符合德國的復雜的地緣政治處境和外交態勢。因為英國本身一貫不願意在歐洲外交情勢明朗前就締結針對未來不確定因素的盟約，而且由於德國咄咄逼人的態度引起了英國的極度警惕--一個有能力絕對保護大英帝國的國家就是一個能絕對摧毀大英帝國的國家，因此德國的友好承諾不具備外交意義。如果德國沒有這個能力，那麼英國就不需要德國的承諾。如果德國有這個能力，那麼英國就必須摧毀德國的這個能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890年俾斯麥去職以後，歐洲外交的局勢就是德國稱霸歐洲和挑戰英國世界霸權的情勢越來越明朗。因此英國不得不與法國和俄國調整在殖民地上的沖突，而一致對付德國。而德國皇帝在屢次遭受英國拒絕之後，卻惱羞成怒。更加堅定了要把英國拉下馬來取而代之的決心。俾斯麥的外交才能能夠同時玩八個球，他的繼承者就只剩下玩大英帝國這一個球的本事了--當然最後還是玩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