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怎麼評價李白

Ⅰ 德國男女電話亭的故事,說明了什麼

曾經看過一篇關於德國人「嚴謹」的報道，說國內一家幼兒園訂做桌椅，德國負責人為了一個釘子該釘在哪而跟木工研究了幾個小時，結果買來的桌椅多數用了幾年就破爛不堪，可人德國人弄出的卻經久耐用。從這篇報道說明國人也已經意識到我們在這個品質上與德國人的差距。其實生活中我們身邊也能感受到，總是聽到「差不多就成了」，「這樣就行了，要那麼好做什麼」之類的話，更有看到別人做太認真了自己在一邊偷樂的，還說別人傻冒。
我也看過一篇報道，寫的是留學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想試試德國人到底有多麼的嚴謹，他們在類似中國的IC卡公用電話亭的兩邊分別寫上男用和女用的字樣，然後躲在旁邊偷看。不一會來了位男士打電話，當他拿起話筒准備撥號碼的時候發現了留學生寫的女用二字，他很自覺的放下了電話，轉到了另一邊打電話。最後發展到男用的電話後面排了長隊也沒有人轉到無人使用的女用話機打電話。
我本人也是很普通的其中一員，也不想把這個問題提高到民族性等等的高度，但只想反省一下，作為同樣優秀的善於汲取融匯其他文化的華夏民族，為什麼卻在現如今的社會在這點上做的落後了呢？（至少我看到了有些不足）。說到底，這還是個態度問題。想起米盧執教國家隊時曾提出「態度決定一切」，人為什麼會提出這個問題，還不是我們態度上出現問題了人家才提出問題嗎？可咱們的國家隊把它當口號使了，喊的一身都是勁可做的卻一塌糊塗。難道還不足以引起我們的重視嗎？
重視嚴謹不是一句口號，而是行動。從小了來講，嚴謹還是對於個人來說的。嚴謹可以讓個人處理問題時能將問題更完美的解決，並且能不留下後遺症。嚴謹還是一種習慣，養成了嚴謹的習慣後就不會覺得認真處理問題會感覺到疲累。以前我做事也馬馬虎虎，雖然現在不能說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至少我在努力學著嚴謹的處理問題並得到了成效。
德國人是這樣砍樹的，據戰前留學德國哥廷根大學的季羨林教授回憶：林業人員先在茫茫林海中搜尋，尋找老弱樹或劣質樹，找到，則在上面畫一個紅圈。「砍伐沒有紅圈的樹，要受到處罰。」當時德國行政管理明存實亡，公務員盡數抽調到前線去了，市內找不到警察，全國近乎處於政權的真空。但直到戰爭結束，全德國沒有發生過一起居民濫砍濫伐的事，他們全部忠實執行了規定。事隔五十多年季羨林老人提起這事仍感嘆不已：德國人「具備了無政府的條件卻沒有無政府的現象」。
我們這里是這樣砍樹的，向省林業廳申請採伐指標,說是採伐枯樹,可最後採伐的都是最好的樹,枯樹還年復一年的立在那,直到自然倒下爛成泥。
當看到德國到處是綠意盎然的情景，一棵棵大樹傲然地站在人們面前，向人們無聲地訴說著歷史，只能由衷地對那個民族發出贊嘆。
可是我們呢？稍微好點的小飯店內都會有男女用衛生間。可是很多大老爺們啤酒喝多了後見到男廁有人會很自覺的鑽到女用廁所去方便。在國內的火車站買票插隊的人彼彼皆是，如果有人勸說或是阻止，他們會眼珠瞪的像驢踩的樣和你爭辯。更有甚者會告訴你：我排什麼隊？我到哪都不排隊！！ 唉，這些老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了！！！
綜觀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強盛國家的人民是不敬業的，也沒有一個有敬業精神的民族不強盛。正因為這個民族的認真嚴謹，造就了他們一流的汽車製造業，生產出賓士、寶馬等世界頂級品牌的汽車。每一個焊點，每一個部件，每一個細節，都做到精益求精，鑄就了整個社會一個長長的嚴謹認真的鏈條。「心眼」的德國人真的是我們的一面鏡子呢。
當然，贊揚別人這種公認的品質也不是咱崇洋媚外，德國人的這種「嚴謹」我個人認為也有其不足之處，那就是他們過於的嚴謹致使他們的效率過低，雖然他們做事力求一戰功成，但是過程卻耗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甚至在協作過程中由於自己的拖沓而影響到其他部門的進度，嚴重的會由於效率過低導致冗員過多，長期以往造成人員庸懶，懈怠。這點上我認為不可取。提高人口素質不是空喊喊的，必須要每個人都去自覺的遵守社會公德。就覺得現在的中國好比一座大廈，基礎還算可以、有高度外表也華麗，但內部布局不合理、結構粗糙，材料參差不齊，還有點滲水，我們國人都好比這座大廈里的一塊材料。
正確吸收優點，並結合自我的實際情況，整合出行之有效的能為己所用的方法，才是我們所應追求的。以上是我茶餘飯後的一些關於德國人嚴謹的小小感言，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蘇步青不放過一個錯標點——嚴謹治學，一絲不苟。

李白鐵杵磨針——堅持不懈，勤奮不已，學習自成。

李政道興趣廣泛——學有所長，廣泛涉獵，辨證統一
王羲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匡衡：鑿壁借光。 囊螢映雪。

1.嚴肅謹慎。 宋 歐陽修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君諱 載 ，字 則之 ，性方直嚴謹。」 梁斌 《紅旗譜》四十：「 賈湘農 在政治生活里，一向是嚴謹的。」
2.嚴密周到。《西遊記》第十回：「博弈之道，貴乎嚴謹。」 茹志鵑 《高高的白楊樹·在社會主義的軌道上》：「那是一個思想嚴謹、身上永遠是那麼整整潔潔的工程師。」
3.猶嚴格。《京本通俗小說·志誠張主管》：「 張勝 道：『使不得。第一，家中母親嚴謹；第二，道不得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要求 張勝 家中，斷然使不得！』」 蕭乾 《一本褪色的相冊·湖北人聶華苓》：「從詩詞格律的嚴謹，我佩服 毛主席 的學問。」
4.猶整齊。《兒女英雄傳》第二四回：「姑娘看了這地方，真個收拾的清凈嚴謹，心下甚喜。

Ⅱ 當年德國人在二戰時，是怎麼判斷對方是不是猶太人的

在發生第2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德國納粹開始大面積屠殺猶太人。由於當時歐洲人長相都非常的相似，主要是通過三個方式辨別猶太人。並且在戰爭發生的時候，這些德國納粹的手段是非常殘忍的，那些猶太人在德國納粹的手上過著非常凄慘的日子。

第3個方式就是判斷身體特徵。要知道，在世界第2次大戰期間在德國居住的這些猶太人和日耳曼人在身體結構上有著非常大的不同。那些男性猶太人的鼻子非常的特別並且這些猶太人非常喜歡留著自己的鬍子。再加上這些猶太人都是棕褐色的頭發，眼珠也一般是棕色的。但是德國本土居民則是金發碧眼。所以那些德國士兵在大街上一眼就能認出猶太人。

Ⅲ 外國人 紀念李白

1877年，在紀念1848年2月革命30周年時，雨果寫道：『回憶是力量之源……永遠不要忘記周年紀念日，開展紀念日活動，如同點燃一隻火炬。』

在法國，紀念雨果誕辰200周年活動於今年2月7日開始，這一天是法國學生聖誕節假期後開學的第一天，每一個中小學生在這一天的第一節課——不論上的是什麼課——自選一段雨果的詩歌或小說在課堂上朗讀。中小學校還將連續五天舉行『雨果馬拉松』，即在本校的藝術沙龍里接力式地朗讀雨果小說，形成一條『閱讀鏈』，學生、教師以及周圍的居民均可參加。之後法國的讀書節、詩歌節、戲劇節都將以雨果為主題，整個法國的文化生活都將奏起雨果這支主旋律。

中國有那麼多的名人可以緬懷，有那麼多的歷史可以紀念，卻少見一種自然的發自內心的欣賞和敬畏，不能不說是個遺憾之事。(報摘)

-我們頭上的天空中，有顆星星的名字叫李白

-中國詩人在世界上作品被翻譯最多的就是李白

劉凈植(本報記者)：春節前夕，中國對外演出公司和北京青年報將聯合主辦李白誕辰1300周年的紀念活動。它本身只是通常意義上的演出或展覽活動，其中有很多值得深說細說的文化話題。我們都知道，國外紀念文化名人的活動是很普遍的，比如說去年希臘是蘇格拉底年，今年法國是雨果年。在音樂方面，去年是威爾第年，今年是馬勒年。

歐陽江河(詩人)：馬勒晚年最重要的一個作品《大地之歌》，如今已被公認為整個20世紀西方音樂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作品，這個作品就是根據六首中國的唐詩創作的，其中三首是李白的詩作。我們從這個例子可以引出一個話題：李白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中演公司和北青報主辦的李白系列紀念活動定位在李白與當代、李白與世界這兩個基點上，把李白放在古代與當代、中國與世界這樣一種相互融合、交相輝映的語境里來紀念，我覺得這樣做有特別的意義。

進入21世紀以後，人類生活越來越具有一種消費性和職業化的全球特徵，這種特徵與李白身上那種中國傳統人文情懷似乎是漸行漸遠，但實際上李白詩意是具備當代性的。他那與天地精神獨往來的宇宙意識，他親近山水的自然觀，他的想像力，他的酒神精神和浪漫情操，所有這些放在當代，肯定是可以為我們帶來啟示和滋養的。至於為什麼要提李白與世界，李白身上有沒有世界性？中國詩人在世界上作品被翻譯最多的就是李白。李白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世界文化名人，所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此次紀念活動的後援單位。

據我所知，我們頭上的天空中，有兩顆星星是用中國人的名字命名的，一個是李白，另一個是屈原。

-我們如何紀念自己的文化名人

-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似乎主要是跟經濟、體育有關，比如申奧，入世，世界盃出線，為什麼我們不能在文化上有所作為

劉：以前我們做這種紀念中國文化名人的活動非常的少，而且影響面也非常的小，通常是限定在學術的小圈子裡，這讓人覺得不可理解。是我們自己的文化名人太多紀念不過來，還是說我們不太善於回首過去？

歐陽：用李白與當代、李白與世界來定位李白誕辰1300年的紀念活動，既有學術與詩歌本身的一些考慮，但我覺得更重要的一個考慮是運用演出、展覽等普通老百姓樂於接受的方式，把李白的詩意、形象、思想和生活態度的影響擴大到整個社會。去年被稱為中國年，但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似乎主要是跟經濟、體育有關，比如申奧，入世，世界盃出線，為什麼我們不能在文化上有所作為？這次中演和北京青年報共同來做李白的誕辰紀念，看能不能提供一種新的可能性，將中國精神文化資源的能量發揮出來，創造一種具有當代性和世界性的共享文化。

尚曉嵐(本報記者)：錢老師，我知道《文史知識》為紀念李白1300年誕辰出了一期專號，對此學術界有什麼反應嗎？

錢志熙(北京大學教授，博導)：在歐美和日本，紀念文化名人的活動是常規性的，比如某某誕辰多少周年，逝世多少周年。但我們基本上還是限於學術圈內，基本上沒有反應到大眾媒體上面去。現在很難跟五四以前比，像李白誕辰，在那時人們會舉行一些詩歌的吟唱活動，像蘇軾逝世多少年、屈原誕辰多少年、李白誕辰多少年都會舉行一些活動的。由於有《床前明月光》等比較有名的絕句，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人多少還知道一點李白，但僅此而已。

劉：這種現象正常嗎？

錢：當然不正常。我覺得需要政府、文化機構、媒體和學校共同努力來改變這種狀況。通過這種紀念文化名人的大型活動，樹立起一種尊重文化遺產的意識。至少在文化階層，有文化的人是應該關注李白的。

余華(著名作家)：中國文人中抒情性最強的一個是李白、一個是屈原，他們的抒情性是後來所沒有的，有一些原始性的東西在作品裡。李白的詩歌有一種比較開放的結構，唐代新的詩體是格律詩體，但李白是反格律的，開放的。他的詩翻譯成外文詩意失去的比較少。如果說詩歌藝術主要的本質是抒情的話，李白的詩歌達到了抒情藝術的極致，有一定的世界性，外國人可能接受李白比接受杜甫更容易一點。

歐陽：從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國古典詩歌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談到中國古詩的翻譯，我認識一個很有名的德國教授顧彬，他說他這一輩子想做的一件事是把杜甫晚年的《秋興八首》翻成德文，這可不簡單，這等於是在發明德語，因為用現有的德語是無法翻譯的。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英國詩人艾略特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論斷，他說現代主義詩歌巨匠龐德對英語詩歌革命最持久、最具決定性的貢獻，就是他翻譯的唐詩，其中主要是李白詩歌。艾略特認為龐德發明了中國的古典詩，但實際上龐德本人不懂漢語，他是根據英國一個漢學家的筆記翻譯出來的。龐德研究了唐詩，研究了李白，然後藉助翻譯完成了20世紀現代英語詩歌最為深刻的語言革命。

這里有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我們中國現代詩人覺得古典詩歌遺產沒什麼用了，外國現代詩人反而在其中發現了有用的東西。

-繼承文化遺產是一件長期的、很復雜的事，現在年輕的觀眾、年輕的讀者一代一代在流失，看來最重要的一點是接受文化遺產要創造性地去接受

-我們中國人紀念西方一些文化名人甚至比紀念自己的文化名人來得更貼近一些，比如紀念莎士比亞。可能普通中國人了解莎士比亞的比普通英國人還多

錢：我在四川開學術會議時，感到四川人對李白有很深的感情，對杜甫也有感情。這兩個人是可以相互並立的，相互補充的。李白是復古的，他特別崇尚古人，而杜甫是革命性的。李白做出來的事情也確實是前無古人的。在某種意義上講李白是沒法學習的，只能是文化吸取，把他當成一種高度。李白不能像學習杜甫那樣去學習。

余：中國的文化遺產太豐富，你不讀不知道。我小時候以為就是唐詩、宋詞、元曲、小說以為就是紅樓夢、三國演義，現在才知道，要把中國古典文學全看完是不可能的，太浩瀚。雖然文言文兩百個字就能構成一部長篇小說，但是這樣濃縮的東西你讀不完。顧彬要做的翻譯工作，別說是翻譯成德文，就是譯成白話文漢語也很困難。比如說杜甫對待山對待道路的感覺，他的思維狀態和李白是完全不一樣的，你怎麼翻譯？繼承文化遺產是一件長期的、很復雜的事，現在年輕的觀眾、年輕的讀者一代一代在流失，看來最重要的一點是接受文化遺產要創造性地去接受。蘇東坡為什麼是受到李白影響的文人中最成功的一位，關鍵在於李白影響了他的原創性，而不是抹殺了他的原創性，這是最重要的。蘇東坡通過他的原創性讓我們再度了解李白的原創性，兩者之間不是單純的模仿。

歐陽：當代中國文學和詩歌創作，進入語言上的全球化時代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嗎？這是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剛才提到，我們中國人紀念西方一些文化名人甚至比紀念自己的文化名人來得更貼近一些，比如紀念莎士比亞。可能普通中國人了解莎士比亞的比普通英國人還多。所以我認為紀念李白這樣的中國文化名人，含有拓展我們自己的文化資源的戰略考慮。

余：1999年我去都靈參加一個國際書展，遇到一個拿過布克獎的英國作家，他說英國現在的大學生，如果不是學文學的，大部分都不知道莎士比亞是誰。英國紀念莎士比亞的活動是很隆重的，但還是留不住自己的文化遺產。民眾對此不可能像對奧運會那麼熱衷，因為那畢竟是對過去的遺產。美國也差不多，福克納誕辰100周年時我正好去他的家鄉，美國主要報紙也就發一點小消息，只有家鄉小鎮(比郵票還小，大概走兩分鍾就沒了)報紙的所有版面都給了他。假如我們中國要紀念文化名人的話，365天每天都有，而且是國家紀念國家的名人，省里紀念省里的名人，縣里紀念縣里的名人，甚至有些鄉還紀念他們鄉的名人，最終事情搞得很亂。所以我們在李白誕辰1300周年時紀念李白，重要的是持什麼樣的態度。

劉：不管用什麼樣的紀念手段，關鍵是怎樣看待文化遺產的問題，這些遺產對我們當代人有什麼意義，這里有一個尋找文化定點的問題。國外紀念文化名人，有一個非常自信的文化背景，人們能非常自豪地說起自己所代表的文化，個人背後的東西。我們呢？

歐陽：對我來說，參與紀念李白的活動，其實也是一種生存方式。中國現在正在轉型，大家的興趣似乎整個一邊倒地在經濟、市場方面。因此，我將李白身上所體現的詩意，那樣一種精神上光耀的東西，看作是對越來越忙碌、越來越實用化的當代生活方式的一種很好的提醒。顧彬有個看法，他認為中國古代和當代詩裡面的許多精髓，要通過像他這樣的歐洲人來傳達。因為德國經濟分配早已體制化了，一個大學教授可以不考慮金錢，他的精力和心靈活動完全省了下來，可以用來關注詩歌和藝術。像顧彬教授為翻譯杜甫的《秋興八首》而絞盡腦汁，如今這種現象在哪個中國人身上還能看到？我覺得紀念李白，正是因為他的詩歌在這樣一個時代，對我們的生存處境、生存品質，是一個獨特的提醒。

-樹木受到陽光的影響後，是以樹木的方式成長的

-我們沒有像巴赫或貝多芬這樣的一個人，也沒有像莫扎特這樣的人，突然把這麼多的展露在民間的音樂資源建築成巨大的音樂

劉：余華先生，我覺得你們這一代作家，本身也是處在這樣一個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包括寫作也會受西方文學的影響，就此你能談一談嗎？

余：提到外來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其實這是一個好事。魏晉時期的文學就有外來文化的影響，唐朝是文化上的大唐盛世，宋朝、元朝就更不用說，到了明、清也一樣。整個19世紀歐洲文學也是如此，莎士比亞的三個戲翻譯成法文後在巴黎上演，結果引起轟動，英國文學突然刺激了法國文學，造就了法國一代大師，像雨果和巴爾扎克。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再強大，慢慢也會變得有點萎靡不振，當外來文化進來時，肯定會促進你。重要的是，外國文學對我這樣一個中國作家的影響，包括中國文學對中國作家的影響，還包括同時代作家之間的影響，都是一種陽光對樹木的影響，關鍵是樹木受到陽光的影響後是以樹木的方式來成長，不會改變成陽光的方式。這就是創造。

歐陽：能否用李白來定義中國文化呢？定義歐洲文化肯定離不開莎士比亞和巴赫這樣的人，巴赫不僅僅是一個作曲家，他完全是一種文化現象。哪怕現在沒人聽巴赫，都去聽搖滾樂，也不妨礙巴赫作為歐洲文化的奠基者。莎士比亞肯定不如一個英國的搖滾樂隊(比如辣妹)那麼熱，那麼流行，這是肯定的，但你能因此就說辣妹和貝克漢姆可以取代莎士比亞成為定義英國文化的基石嗎？

余：說到巴赫，他非常像中國的李白。1999年我去德國，剛好是巴赫逝世200周年，整個德國各種紀念活動非常的多，我印象深刻的是巴赫逝世的那天，廣播裡面不斷播放巴赫音樂，24小時全部是巴赫的音樂，別的節目沒有了。我相信巴赫對整個德國人來說是一個精神支柱。為什麼他的音樂那麼多人喜歡？與李白一樣，他是個老百姓，一個非常著名的管風琴演奏家，收集了很多鄉間的音樂，並從中創作出了自己的音樂。他的音樂是德國音樂，當然也是全世界音樂的寶貴財富。巴赫寫的音樂在他的時代被認為是相當世俗的東西，而今天我們聽起來卻是一種非常神聖的音樂。李白的詩不也一樣嗎，他在那個時代是一個比較生活化的、帶有世俗傾向的詩人，在我們今天看來，卻是非常神聖的，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曾經有人問我是不是喜歡當代中國的音樂，我說我不怎麼喜歡，雖然我寫作也受到中國音樂的一些元素的影響。我們沒有像巴赫或貝多芬這樣的一個人，也沒有像莫扎特這樣的人，突然把這麼多的展露在民間的音樂資源建築成巨大的音樂。現在譚盾等人在做一些工作，但是遠遠還沒有達到氣候，真正要把我們中國的民族音樂發揚光大，是要有一些像巴赫、莫扎特這樣的人來做原創性的發掘，這樣我覺得文化遺產才能夠真正得以保存發揚。

-各種各樣的紀念方式都很有意思，我們這次用演出和展覽的方式紀念李白也應該產生有益的影響。作為文化人，我們有責任向社會宣揚和推廣自己的文化名人

-我們不希望紀念李白的活動成為學術的討論或是一個小圈子范圍的事，而是想吸引更多的人來關注

歐陽：西方紀念文學家、音樂家之類的文化名人，有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電影。莎士比亞，喬伊斯，艾略特，馬勒，韓波和魏爾倫，肖邦，貝多芬，莫扎特，都拍了電影。而中國的電視連續劇好像總是在拍皇帝，很少有拍文化名人的。

余：我看過電影《莫扎特》和《沙翁情史》，這肯定是紀念的一種方式，絕對不會是剛好趕到他誕辰或逝世多少周年才拍的。還有另外一種紀念方式，一個作家對很多後來者，像李白對很多後來者，無論是在大學里研究他的人，還是普通讀者，紀念是無時無地不存在的。我去福克納家鄉時，聽人講了一個故事。福克納生前特別愛喝酒，全世界喜愛他的人以帶一瓶威士忌灑在他的墓地上的方式紀念他。1988年春，來了一個與福克納一樣矮小的小老頭兒，手裡提著一瓶特別名貴的威士忌，在墓地邊坐了兩個小時，灑完酒後，因為要等車，他便去了一個我也很愛去的小書店，一聲不吭地翻書，也沒有人注意到他。如果書店老闆注意一下他，就會知道，他就是佳西亞·馬爾克斯。這成了他們城鎮最驕傲的段子，來人就說。

歐陽：我在美國居住時，1994年1月，碰到了一場百年不遇的大雪，當時在報上讀到過一則讓人感慨的消息。下雪那天正趕上愛倫·波的生日，這之前每到這天的早上5點鍾，都會出現一個神秘的黑衣男子，開車過來在他墓前放一朵黑玫瑰，這樣做已經持續40年了，從未間斷。那天因為雪太大，積了一米多厚，當地人以為他肯定不會出現，但到了早上5點鍾，有人還是習慣性地起來看了一眼，那人徒步走來，在5點鍾准時將一朵黑玫瑰放在波的墓前，這恐怕是對一個作家最好的紀念。阿根廷有個探戈歌王死於空難後，人們為他塑了一個叼著根煙的塑像，因為他生前手裡不離煙。據說他手頭的煙永遠都點著，永遠有人去續上。法國的薩特生前習慣在咖啡館寫作，他常去的那家咖啡館有他的固定位置。他死後，那個專座一直空著，沒人佔用，這也是一種紀念方式。各種各樣的紀念方式都很有意思，我們這次用這種演出和展覽的方式紀念李白也應該產生有益的影響。作為文化人，我們有責任向社會宣揚和推廣自己的文化名人。

劉：我們做這個紀念活動本身是面對大眾的，演出是面對大眾，北青報本身就是一個大眾的媒體，我們關心的問題可能就是大眾關心的問題。我們不希望紀念李白的活動成為學術的討論或是一個小圈子范圍的事，而是吸引更多的人來關注，紀念他的現實意義在哪？

錢：中國人的紀念方式通常較為含蓄。比如紀念李白，你可以去讀書，文獻都在這里，你恰好讀到一個地方，作為朋友，你告訴我書里有一段話、一種思想打動了你，向大家傳播一下，大家知道了。時值李白誕辰1300周年，平時大家有各種各樣的角度，現在從展覽或演出的角度來看看李白，來思考和紀念他。我們任何人身上都有祖先的基因，每一個讀過古典文學的人身上都有李白的基因，杜甫的基因，這毫無疑問。可能在每個人身上呈現的方式不同，但是肯定有。這麼一個紀念李白的活動，有些人會藉此更深入地去了解一種東西。經濟學者有一個最重要的假設：一切人都是經濟人。經濟人最大的事是掙錢，實際上學會怎樣花錢比學會怎麼掙錢對於人的影響更大。人怎麼花錢有兩個方面：為自己的身體和為自己的精神，你為哪方面花的錢更多？

歐陽：記得一位當代俄羅斯詩人說過一句話：一個讀詩的人肯定比一個完全不讀詩的人生活得要好一些。所以，讀讀李白的詩歌吧。

-李白誕辰1300周年紀念活動

要目

名為《夢白》的大型現代舞劇(2月5日、6日，天橋劇場)是廣東現代舞蹈團為紀念李白特意創作的。他們用現代舞蹈的語匯表現了詩人的狂放性格，勾勒出詩人熱愛生活，嚮往自然，感懷人生的情愫，採用大寫意的手法，古代與現代在同一舞台空間並置。同時，還以世界各國現代音樂為基本素材，用電腦進行編排整合，構成了舞劇的音樂背景。整部舞劇充分顯示了它的多元性和世界性。

交響音樂會《明月出天山》(2月7日，天橋劇場)則凸現出李白詩歌與音樂的不解之緣。郭文景的《蜀道難》就是根據李白這首著名歌行體長詩創作的交響合唱。周龍的《唐詩四首》分別攝取了包括李白《聽蜀僧彈琴》在內的四首唐詩的意境。郭文景和周龍著力於古代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的對話。他們用西方交響音樂的基本手法，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的許多元素，加上自身的內心體驗，創作出了既傳統又現代、既本土化又有世界性的作品。

詩歌劇場《天地一太白》(2月9日、10日，天橋劇場)特別強調李白詩歌與當代人生存現狀的相互映照、相互交融。演出將特邀唐國強、焦晃、鮑國安、石維堅等表演藝術家登台，用他們或熱情奔放或深沈內斂的朗誦傳遞詩人對人生、自然、永恆的情感體驗。整場詩歌晚會中，由著名演員鮑國安扮演的李白將多次出現，演出的主創人員極富想像力地使李白『復活』於舞台之上，讓李白與自己的詩作重逢，讓他與現代人對話。值得一提的是，演出當晚將有多個國家的外交官登上舞台，用各自國家的語言朗誦《靜夜思》。

Ⅳ 名可名非常名什麼意思

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是可以用言詞說出來，不是永恆的「名」』。

「名」是概念，必須用「名」界定「道」。「名」是言語及思想的基本單位，沒有「名」就不能思考，也不能說話。「名以指實」，意即名稱是用來指涉真實之物的，不能虛構。

比如，如果沒有茶杯、冰箱的實物，光說這兩個詞，別人也不懂其義，等於平白杜撰一個「東西」。反之，虛構的事，像「一加一等於二」是計算單位，只能在書本上出現，實際上是看不到的。

「名」用來指真實之物，作用是符號或象徵，因此有調整與改變的空間。比如中文叫「茶杯」，英語則叫「cup」，同樣的「東西」卻有不一樣的名稱，這就表示名稱可以經過大家同意，約定俗成加以修訂。老子體驗到「道」之後，發現「道」不能說。

就像《老子》第二十五章提到，「道」根本就沒有名字，「強字之曰道」，只是勉強取個名字叫做「道」。我們今天讀「道」讀得容易，這其實是老子勉強說的，他認為「究竟真實」沒有名字，但是要體驗「道」時卻不能不說，不然無法學到東西。

原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譯文：可以用語言說出來的「道」，它就不是永恆的「道」；可以用言詞說出來，不是永恆的「名」』。「無」是天地的本始，「有」是萬物的根源，從「無」中去觀察「道」的奧妙；經常從「有」中去認識「道」的端倪。

「無」和「有」這兩者，來源相同而具有不同的名稱。它們都可以說是很幽深的；極遠極深，是一切變化的總門。

(4)德國人怎麼評價李白擴展閱讀

先有物質存在就是「道」，後有意識產生就是「名」，這就是兩千年前老子提出的唯物論觀點。與馬克思主義的：「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的唯物論觀點是不謀而合的。

名和道，都出自同一個事物，一個是客觀存在；一個是對存在的認識。認識是在否定的過程中不斷發展的，不斷的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事物的本來面目就揭示出來了。

與今天人們所說的：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過程，是否定之否定過程的哲學思想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就是老子所說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的深刻內涵所在。

Ⅳ 再別康橋抒發了作者怎樣的感情

《再別康橋》表達了詩人對康橋的愛戀，對往昔生活的憧憬，對眼前的無可奈何的離愁，對康橋的依依不捨、留戀之情。全詩以離別康橋時感情起伏為線索，抒發了對康橋依依惜別的深情。

《再別康橋》是現代詩人徐志摩膾炙人口的詩篇，是新月派詩歌的代表作品。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現代詩人、散文家。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學英國時改名志摩。新月派代表詩人。

這首《再別康橋》全詩共七節，每節四行，每行兩頓或三頓，不拘一格而又法度嚴謹，韻式上嚴守二、四押韻，抑揚頓挫，朗朗上口。這優美的節奏象漣漪般盪漾開來，既是虔誠的學子尋夢的跫音，又契合著詩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種獨特的審美快感。

七節詩錯落有致地排列，韻律在其中徐行緩步地鋪展，頗有些「長袍白面，郊寒島瘦」的詩人氣度。可以說，正體現了徐志摩的詩美主張。

(5)德國人怎麼評價李白擴展閱讀：

此詩寫於1928年11月6日，初載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號，署名徐志摩。康橋，即英國著名的劍橋大學所在地。1920年10月—1922年8月，詩人曾游學於此。康橋時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轉折點。

詩人在《猛虎集·序文》中曾經自陳道：在24歲以前，他對於詩的興味遠不如對於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正是康河的水，開啟了詩人的心靈，喚醒了久蟄在他心中的詩人的天命。因此他後來曾滿懷深情地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慾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吸煙與文化》）

1928年詩人故地重遊。11月6日在歸途的中國南海上，他吟成了這首傳世之作。這首詩最初刊登在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10號上，後收入《猛虎集》。可以說「康橋情節」貫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詩文中，而《再別康橋》無疑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

Ⅵ 竇文濤：德國人為什麼對李白感興趣

竇文濤：《鏘鏘三人行》，今天是文道，陪著咱們德國漢學家顧彬教授聊。而且我發現有一個話題，你們兩個人都很看中，就是翻譯。這個翻譯，對文化的變革，或者交融，作用怎麼說都不過分。
梁文道：當然。
竇文濤：但實際上，好像現在也沒有太多人，很把翻譯當回事。我看到很多所謂翻譯的書，老實講，外文也很糟糕，中文也很糟糕。但是，咱們可以從最近一個女翻譯說起，你知道嗎？最近在中國，火了一個女翻譯，被稱為是最上鏡的，最有才的，最有氣質的美女，反正中國什麼都是美女，翻譯。
梁文道：什麼都變美女。
竇文濤：你看看這個照片，顧教授，你看，這是前些天，兩會上，溫家寶總理記者招待會上，這個女翻譯，說是外交部翻譯室英文處副處長，叫張璐。據說是外交學院，還是國際法專業畢業的。
梁文道：對。
竇文濤：大家覺得她不得了的地方是什麼？這個溫總理講話，引用很多古詩文。老實講，我很難相信，除非是溫總理事先告訴她，我要說這句。要不然她怎麼——你比如說她有一句話，叫什麼？人或加訕，心無疵兮，你連中文恐怕都聽不出來是哪幾個字。她居然當場翻譯。
梁文道：翻得還不錯。
竇文濤：翻得還不錯，他們說，據她自己講，她說她平時就注意搜集這個領導人講話引用一些什麼成語，這個古翻譯，就是古文的翻譯。而且平常自己也加緊古文功底的學習，但是都是很難相信，你比如說他們講的，有些事很有意思。這個溫總理引用《離騷》的，叫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就是說她翻譯的好，因為在英文里，九死，死九次，不是個習慣用法。英文里，據說要死一千次，所以她翻譯的，她就說要死一千次也不後悔。這個大家很驚訝，另外我覺得，你像說到兩岸關系的時候，我覺得溫家寶講的那個話，叫做什麼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就是雖然有小的爭執，但還是一家人，還是親人。光懿親這兩個字，她僅憑聽，她怎麼能聽得出來呢？我很難相信。
還得說咱女翻譯厲害。但是從這個話題，兩位可以說說，你像顧教授剛才就給我講，他說如果沒有翻譯，李白、杜甫這些人，怎麼可能在世界文學界有地位？
梁文道：沒錯。
竇文濤：這我還是孤陋寡聞，李白、杜甫在德國，很有名嗎？
顧彬：非常有名，對。
竇文濤：他們認為，我們這李白、杜甫是個什麼樣的詩人？
顧彬：是這樣的，德國很早就注意到這個李白，特別是德國的作家和文人，從19世紀末開始，因為那個李白，他代表一種自由感。當時因為德國還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文人他們都覺得，他們在那裡沒有什麼自由，不能夠享受什麼自由。所以他們都想像李白學習，所以他們學他不少。
竇文濤：怪不得你現在喝中國白酒，也有李白之風。
顧彬：對，你說的很對。
梁文道：他這話，而且聽顧教授說，他在喝白酒，很內行。
竇文濤：拿紅酒杯子。
梁文道：總拿大杯子喝。
竇文濤：文道為什麼這么注意翻譯問題？
梁文道：因為我覺得，翻譯，當然准不準確很重要。今天中國有那麼多的翻譯書，但是不準確，錯的地方一大堆。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翻譯帶來整個文化變化。我們很少中國人會注意到一點，今天我們中國人的語言文字，包括思想世界，是在很多次的翻譯運動中形成的。這也就當然是當年佛教的意境，對不對？那是非常浩大的一個運動，那場翻譯運動，幾百年下來，影響多深！接下來就是近代，是不是？我們借著日本，轉移了那麼多新的觀念跟文字進來，所以我覺得翻譯……
竇文濤：也許是不是同時還有誤解和誤會？
梁文道：沒錯。
竇文濤：也這么翻譯過來了？
梁文道：沒錯，所以翻譯很重要，翻譯是會徹底改變一個文化，它的整個世界觀，它的框架。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角度去看，反過來我覺得有時候，准確這個東西就變得很模糊了。什麼叫准確？比如說，我以前有時候常常在想一個事，就是很多人跟我說，你要要求准確，比如說我們要准確把日文的小說譯到中文，你就會發現有很多東西，中國人是看不慣的，因為日本作家寫東西，比如說他們常常會用這么一種說法，你有沒有注意到？他說「啊，我這么說，也不算過分吧？」，他們常常有這樣的一個表述方式，日文的作者。這個東西，把它譯成中文，中文讀者看不慣，所以中國讀者，或者中國翻譯者，有時候會想把它漢化，就想讓這個日本人說中國話，想讓德國人說中國話。但是在我看來，你這樣子去要求的時候，第一，是不準確，第二就是它失去一個機會，就是把一個跟我們不同的文化，不同看世界的方法帶進來。這好像是德國的思想家本雅明就講翻譯的時候就說，翻譯是讓你能夠進入，跟接觸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他者，一個世界嘛，對不對？
竇文濤：顧教授，對翻譯怎麼理解？
顧彬：是這樣，如果沒有翻譯，沒有什麼新中國。如果馬克思沒有翻譯成中文的話……
竇文濤：沒錯。
顧彬：沒可能會說什麼新中國，這是第一點。第二，中國翻譯，一個翻譯家，也可以創造一個民族的語言。比方說德文原來是什麼意思呢？德文的意思是說，老百姓在街上說的話。德國人，他五百年以前，他們說什麼語言？他們說拉丁文，還是到18世紀，他們說，也寫法語。德語他們不寫。從什麼時候開始有德語？馬丁·路德，他16世紀初開始翻譯《聖經》。
竇文濤：馬丁·路德。
顧彬：對，通過翻譯《聖經》，他創造了我們的德文。但是我們還要等三百年，德國文人、作家越來越多用語言，所以到了歌德時代，我們才能夠說，我們第一次能夠碰到一個德國文人，他真的能夠掌握德文。
竇文濤：幾乎可以說德文是翻譯創造的？
顧彬：通過翻譯，對，通過翻譯，因為馬丁·路德，他用老百姓在街上說的話。
梁文道：它本來是個熟話，就是老百姓日常說的語言？
顧彬：對。
梁文道：不是一個高雅的，用書寫的東西。
顧彬：因為《聖經》一定是翻譯成拉丁文的，所以文人他們都可以看，他們不需要一個翻譯成德文的《聖經》。但是路德他要求老百姓，他們應該自己看《聖經》里頭有什麼，所以他決定用德文翻譯。
竇文濤：這等於當年咱那個白話文？
顧彬：是，對。

竇文濤：但是你對中國從古文到白話文的轉變怎麼看？
顧彬：到了49年以前，我覺得無論是哪個時代，中文很有特色，中文很漂亮，比方說魯迅、錢鍾書、梁實秋、林語堂，他們寫的中文，我覺得沒有什麼大的問題。但是中國的問題，就是49年以後開始，因為語言和國家有密切的關系。如果要治好一個國家，你應該考慮到語言的作用。所以這是一個原因，為什麼49年以後，有不少政治家們，他們也可以這么說，創造了普通話。通過普通話，他們覺得他們可以更創造一個新的重要，所以普通話和中國49年以後的發展，是分不開的。
竇文濤：我聽過一句哲學家的話，說這個世界本質上是語言構成的。
顧彬：是，對。
梁文道：對對。
竇文濤：這個話很深了。
梁文道：對，咱們先去一下廣告，《鏘鏘三人行》，廣告之後見。
竇文濤：我注意到顧彬教授對現在的中國作家有一種批評，就是好比像說1949年以前，很多文學家，本身就是搞翻譯的，你像魯迅都翻譯過很多東西。
顧彬：對。
竇文濤：他認為好像當代的中國作家，怎麼懂外文的極少。也就是說，他不能直接看原著，他看得是翻譯過來的東西。這個你覺得，他就不能有好的文學嗎？
顧彬：是這樣，通過翻譯工作，可以提高你自己母語水平。另外，你可以學一種完全新的語言，比如說45年以後，我們7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者，伯爾，他說，納粹分子把我們的德文完全破壞了。
竇文濤：納粹把德文破壞了？
顧彬：對，我應該重新學德文，他說怎麼重新學德文？通過翻譯，他開始翻譯美國的短篇小說。
竇文濤：為什麼說納粹把德文破壞了？
顧彬：因為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意識，來創造一種受不了的語言音。
竇文濤：受不了？
顧彬：因為他們想通過他們的語言，控制所有的人，和人家，通過語言，你可以控制人，所以語言是非常重要的。
梁文道：或者有一些語言，本來很重要。但是被納粹濫用之後，就變味了。
竇文濤：比如我能想到的是一些口號式的語言，強迫性的語言。
梁文道：比如說納粹很喜歡講生命，對不對？這個字用多了之後，你一聽，你就覺得好奇怪，就等於像在現在中國有一些字，你一聽，人民的歡聲笑語，這本來是很快樂的事。但你一聽，你就覺得肉麻，對不對？用多了，那種字，你就覺得怪了，就給用濫了。
竇文濤：還真是有這么一個問題，而且我記得像中國有一個已故的作家叫王小波，他就說，他的文字風格的形成，跟中國老一輩一些翻譯家，其實他說那些翻譯家的文字能力，足夠用來當作家，他們也能寫出好的。但是他們投身在翻譯，於是，他翻譯出來的這些文體，給了他很大的一個營養。
顧彬：是啊，北島他自己也說過，如果他在文革的時候，沒有辦法看戴望舒的詩歌時，我們今天不能夠重視我們今天重視的這個北島，他肯定會變成完全另外一個北島。
竇文濤：就是說他實際上翻譯，不光是一個翻譯一個意思。
顧彬：是。
竇文濤：他自己創造了一種文學？
梁文道：對。
顧彬：對，翻譯是創造。
梁文道：而且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我覺得，常常能夠從翻譯裡面，就像顧教授剛才講，你透過翻譯的時候，你母語得到鍛煉。而且同時在翻譯裡面，你會發現，重新發現自己。
顧彬：對。
梁文道：我記得我上大學的時候，一個很震撼的經驗。那個時候，我念中國哲學，我去念了一個，很有名的一個專門翻譯中國哲學的一個學者，叫陳龍傑。他翻譯很多中國哲學的東西到英文，我看他那些選集裡面，他怎麼去譯中國古典，很震撼。怎麼講？比如說舉個例子，他有時候，他會把八卦翻譯成什麼？他八卦怎麼譯成英文？你說？他翻譯成宇宙的八種元素，你想想看？中國人，因為我們天天講八卦，八卦。你講的很熟了以後，你反而忽略了它很多層面的東西。
竇文濤：給我們啟發。
梁文道：是吧，你一翻譯，這個東西就出來了，就新鮮了。而且呢，他這么一譯之後，你當然感覺到，八卦還不只是這個意思。還包括別的，但是呢，透過這個翻譯，你才更認識到，原來中文，跟中國人的思想方法，跟英文是這么不一樣，你有一個比較
竇文濤：互相輝映。
梁文道：對。
竇文濤：可以互相返照。
梁文道：對，學到很多很多，那時候看這種翻譯。
竇文濤：顧教授，照你的觀察，你覺得今天我們中國的翻譯界怎麼樣呢？
顧彬：聽說，目前中國翻譯方面上，有很大的問題。中國人好像不怎麼重視翻譯，好像覺得翻譯是什麼工具。在德國是相反的，在德國，好的翻譯家可以賺好多錢，另外可以獲得好多好多翻譯獎，所以好多翻譯家，在德國可以好好過日子，沒有問題。你別忘了，德國每年發表的70%的書，都是翻譯本，美國，每年發表的書，才5%是譯本，所以我們是一個翻譯民族。
竇文濤：所以怪不得，但是我把這個話題轉一轉。就是剛才我聽你講到什麼八種元素，我也想到，這個翻譯，本身也代表了兩種互相觀察，你看我，我看你。也可能是有這個有色眼鏡的？
顧彬：對。
竇文濤：對吧？但是這個事情本身，也很有趣，比如說，我們開會的時候，就有個人跟我講，說是他不能理解，德國人是怎麼看中國的？說是據他看，最近這些年，德國媒體，發表的對中國的負面報導和評論，他說是歐洲國家最多的。
顧彬：是。
竇文濤：你覺得你能理解一下這是為什麼嗎？
顧彬：我也覺得非常奇怪，比方說德國最重要的日報，《法蘭克福匯報》（《南方日報》音），他們每天有關中國，肯定有好多好多消息，政治、經濟、文化什麼都有，每天都有。但是當地的報紙，也是，這個我覺得也非常奇怪。但是你不要忘了，德國人，他們從17世紀開始，從萊比尼茨開始，從中國來看自己，想通過中國哲學了解自己。
梁文道：《易經》。
顧彬：對，另外世紀末一個比較重要的當時會說德國，現在說維也納的詩人，他說，我們的歐洲文化有問題，有困難，我們差不多完蛋了，所以我們應該向中國和印度學習，我們應該用中國和印度的經驗來恢復我們原來的文化。所以這可能是一個我們的傳統，如果我們不是從外面看我們自己，我們不行了。我們好像到現在還是這樣，我們想多通過中國，少通過美國，作為人。
竇文濤：所以在德國的東方學？
梁文道：一向很強。
竇文濤：也一向非常強勢，非常有名的。這個問題很有趣，我們先去一下廣告，《鏘鏘三人行》，廣告之後見。
竇文濤：像你剛才說的，歐洲文化，它當年曾經用東方，尋找東方的理念，哲學來觀察它自己。
顧彬：是。
竇文濤：但是今天為什麼德國的媒體，有一種叫辱華亢奮症？就是說啊，一發現中國有什麼反正不好的事情，好像就感覺相當的亢奮。
梁文道：興奮。
竇文濤：很興奮，這種心理又是怎麼回事？
顧彬：不可否定有這么一個現象，但是德國好的報紙，比如說《法蘭克福匯報》《南方日報》，他們不會這樣。小報會這樣，我覺得他們這樣做是不對的。
竇文濤：但是是為什麼呢？
顧彬：因為好像德國人，心裡頭，還懷有什麼對中國人的恐懼感，好像還懷有。
竇文濤：你比如說有一個中國人跟我講，他講的很奇怪，他說跟他們的總理有關系。說因為他們的總理，原來是東德的，說是這個社會主義出來的，最討厭社會主義。
顧彬：德國老實說，跟中國比較起來，完全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
竇文濤：怎麼講？
顧彬：中國是一個早期資本主義的國家，因為我們的福利，很好，所以有的時候，工作沒有什麼意思，因為國家要給你的錢，比你工作的時候能夠得到的錢還多。所以，國家真的會照顧所有的人，基本上社會上的人，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所以這個社會，那個社會民主黨代表的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我們都不怕。
梁文道：對啊。
顧彬：但是那個民主德國，原來他們搞壞了的那個社會主義，這個是我們怕的。
梁文道：我很好奇，就是有時候，比如說我們了解，就是一個國家的媒體，或者輿論，它集體的表現出對某個國家的一個意見的時候，因為在德國的時候，像顧教授講的，其實並不是所有媒體都這么干，有一些小報愛這么干。我們了解一個特點，就是小報是什麼樣的報紙？小報它一定是要聳人聽聞的，它一定要做一些誇張的言論的。而且它是最民粹的，它一定要滿足最底層老百姓的心理。
竇文濤：我看中國的小報也這樣。
梁文道：沒錯吧，所以每個國家的小報，都是最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時也最排外。你注意看，很多國家的小報都是這樣，我們中國的小報也是這樣，有些報紙也像小報一樣，極端排外，極端的民族主義。所以這個時候，你先要考慮這點。第二，就是有時候一個國家的這種媒體，它攻擊外面的人，其實它重點不在於他是不是真的討厭中國人，重點在於，他要透過這種討厭，去表達一種對內的政治立場，就等於像在美國，我看到很奇怪，美國有些共和黨的右派，他很排外，他老罵歐洲。但是你說他真了解歐洲嗎？他不了解，他罵歐洲，其實是為了用來罵民主黨，因為他說你們民主黨，都是跟歐洲人混一塊的，所以我想，我在想，德國會不會也有這個情況，是黨派的？
顧彬：也會有，對。
竇文濤：那麼過去我們說，比如像德國，像歐洲曾經出現過，對東方的一種想像。想像比如說是孔孟之道，或者是東方的這些。我想知道今天的德國人，他們認為中國是不是已經放棄了它的傳統文化？
顧彬：對，很多很多德國人，是這樣看中國的，所以覺得非常遺憾。中國人，到現在，好像不太重視自己的文化。
竇文濤：那麼他們現在眼中的中國，是一個什麼道統的中國呢？
顧彬：因為他們大部分只能夠在德國跟中國的接觸，所以他們在博物館，還是看書的時候，能夠跟中國接觸。但是還好，最近有德國不少的博物館，他們可以請中國最古老的文物在德國展覽，你不相信會來多少人來看一看。德國人特別喜歡，非常重視中國古代的文物，孔子，在德國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老子，莊子也是，莊子，老子，他們影響我們20世紀的哲學，也影響著我們20世紀文學，所以如果比方說沒有什麼老子（的書）翻成德文的話，我們可能從來不能夠說（杜別林音），因為他看的老子《道德經》以後，能夠創造第一部德國完全是現代性的一部小說。
竇文濤：聽說著名的德國哲學家康德，跟孔子也很有互相引發的關系？
顧彬：對，他們也有一個說法，一直的。
竇文濤：德國人覺得像中國的這些東方的哲學，是一種救世之道嗎？
顧彬：不明白。
竇文濤：挽救世界的？
顧彬：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