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德國女人是如何繁殖後代的

❶ 在納粹德國的時候，女人的作用是什麼

在納粹德國的時期，希特勒曾在1935年9月13日的一次演講中提到過，他說「成為母親不是女性身份的降低，反而是她最大的功績。對女性來說，沒有什麼比生兒育女更偉大的事了」。當時的納粹宣傳負責人戈培爾非常贊同元首的意見，聲稱「女性的任務就是讓自己美麗，將子女帶到這個世界上，正如雌鳥為了雄鳥而讓自己美麗，它也為雄鳥孵蛋」。所以在納粹黨人的理念中，生孩子成為了衡量女性是否成功的最高標准。

其實在20世紀20年代的時候，德國的女性非常時尚，服裝的搭配一直走在西方的最前面。可是在納粹當人眼中，女性應該比較保守，不化妝，穿搭民族傳統服裝，才能符合他們的納價值觀。特別是過分地打扮自己,用口紅、粉餅和其他化妝品都會被認為是一種不自然和頹廢的表現。過度化妝在當時的納粹看來，就是一種虛假矯飾的行為，是一種文明的全面倒退。他們經常將活潑簡單的家庭婦女的照片同西方民主社會任性、放縱、濃妝艷抹的女人相比照，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那些西方民主社會國家的女性。

❷ 德國在二戰中為什麼要搞不孕實驗

1，人口增長的需求：納粹德國在二戰中的野心不僅限於征服整個西歐，還包括東歐直到蘇聯爾熱夫的廣大領土。為實現這一目標，其相對較少的人口就無法長遠的滿足其戰爭需要了。為此在1935年，希特勒成立了所謂人口資源委員會，專門負責國家長遠的人口計劃的制定。與此同時，還有大量相應的實驗計劃，其中包括如何提高產婦生產雙胞胎的幾率，如何提高男童的出生率，如何延長產婦的生育年齡等等，與之相對應的研究也包括您所說的不孕實驗，其目的之一也是為了搞清人類的孕育機理，提高生育水平。 2，種族純潔的需求：另一方面，納粹的種族學說也是主要原因。為了保持所謂雅利安人種的純潔性，黨衛軍專門設立了名為種族與宗教事務辦公室，而且其長官為軍職人員，職銜相當於國防軍的中將軍銜，可見其對這方面的重視。納粹的種族純潔是通過對其他種族的清除來實現的，因此在開戰前其就利用集中營內的猶太人，吉普賽人做了大量與種族滅絕相關的實驗，目的在於找出一種有效地途徑從根源上消滅其認為劣等的民族。

❸ 奇恥大辱，300萬軍隊僅抵抗38天就投降，女人為敵生了20萬混血兒，這是說的哪個戰役

所指的是二戰德軍對法戰爭，僅僅38天，法國全線潰敗，被迫投降。

法國在二戰前一直是絕對的老牌資本主義強國，但最讓人大跌眼鏡的莫過於僅僅開戰38天，便向德國投降。

法國在坦克上的確可以構成部分優勢，飛機就算了。而且法國不是過於依賴馬奇諾防線，而是沒想到德國會中路突破，英法聯軍主力全在比利時被合圍，後方又沒有預備隊，就只能玩完了

法國陷落後，德國執掌政權，大批女性淪為戰爭的犧牲品，拒不完全統計，大約有20萬的德法混血兒降生在戰爭期間，而受害的女性的數量則更為恐怖。

❹ 納粹德國秘密人種計劃：地下花園里，為什麼無數血脈純凈的女人等待懷孕

眾所周知，納粹德國時期的種族歧視是非常嚴重的。在此之下，受到的傷害最大的當屬猶太人了吧，一個種族在壓迫下險些被滅，一個智商站在人類前端的種族遭人嫉妒，多次被踏破在納粹的鐵騎之下，給猶太人造就了一段屈辱的歷史，讓無數猶太人支離破碎，妻離子散。這讓我想起了「美麗人生」中那個為愛逝去靈魂的偉大的猶太人……

願天下人都能被善待。

❺ 二戰德國造人計劃，數萬雅利安女郎應征，德國戰敗後，她們去了哪裡

有人說「戰爭使女人走遠」，但實際上自古以來，女人就是戰爭的受害者。·希特勒是一個瘋狂的人，他認為德國的日耳曼民族是最優等的民族，所以他實行了一項計劃，史稱「造人計劃」。抓捕了上萬雅利安女人參與此項計劃。

最終德國戰敗，這些新生兒也因為小時候沒有父母的關愛，導致後來他們與社會格格不入，有的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而那些雅利安女人呢，有的一部分因為希特勒的自殺，承受不了內心中德國無敵的謊言也選擇了自殺，而有些則被蘇聯紅軍侮辱自殺，也可能有一些逃走了，總之命運是悲慘，生前是做實驗的工具，戰後也沒有一個很好的生活。

❻ 戰爭孽緣：二戰德軍給法國留下多少私生子德軍私生子

戰爭孽緣：二戰德軍給法國留下多少私生子
本來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出生理應都受到贊美，而這些二戰期間的德法私生子的出生卻伴隨著詛咒，因為他們是家族和國家恥辱的證物。無論在德國還是法國，幾乎所有的二戰私生子都經歷了孤獨與隔絕的童年。
丹尼爾·魯克塞爾是居住在巴黎的年過六旬的普通老人，和其他的巴黎獨居老人一樣，他每天的生活是遛狗、喝咖啡、聊天。唯一不同的是，每到晚上，那些童年的記憶就會像噩夢一樣攫住他 ——白天被親人、同學和鄰居當眾羞辱，晚上被外祖母鎖在雞舍里睡覺……這一切只因為他的父親是德國軍人，而他的母親是巴黎女人。
與此同時，遠在柏林的艾維蓮·皮里特維也始終記得自己的童年經歷——被同學嘲笑為「法國人的雜種」，因為她是法國勞工和德國女人生下的孩子。
無論是德國軍人與法國女人的孩子，還是法國勞工與德國女人的孩子，在人們的眼裡，他們都是帶著恥辱烙印出生的孩子，他們的童年都無一例外地經歷了被羞辱、被歧視、被虐待甚至被毆打，因為他們被視為敵人的孩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軍在極短的時間內就佔領了法國全境。從法國被佔領到德國納粹投降的四年多時間里，大量的德國軍人被送到法國前線，由於德國後方缺乏勞動力，大量來自法國、波蘭的戰俘和勞工又被運到德國境內，開始強制性勞動。
非常戲劇化的是，在德軍佔領下的法國，法國女人與德國軍人相愛，生下了孩子，甚至引起那一時期法國的嬰兒出生率暴增，而在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女人的德國後方，法國勞工和德國女人的愛情故事也在上演，同樣帶來了一個個的愛情結晶。據相關機構的統計，這樣的德法混血私生子大約有二十多萬，但長久以來，他們的出生在兩國都是一個官方迴避的話題。
二戰結束的六十多年後，這樣的忌諱漸漸被打破，德國政府頒布法令表示承認這些德法「私生子」的雙重國籍，一些與此有關的書籍和影視作品在德法兩國的出現，也使得這些德法「私生子」背後隱藏的故事逐漸浮現在大眾的面前。
■ 有罪的愛情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戰爭的記憶應該是飢餓、抵抗和恐懼。但《1940-1945 色情年代》的作者帕特里克·比松卻說「納粹控制下的巴黎是一個『大雜交派對』。」1942年的法國有兩百萬男人被關進集中營，但是法國女人卻在此時活躍起來，她們與駐扎在當地的德國軍人上床，與任何可以幫助她們度過經濟難關的男人睡覺。戰爭就像春葯一樣激發了情慾，連女權運動創始人、著名作家西蒙娜·波伏娃也曾經說到，她對侵略者有一種「不自覺的友愛」；德國人對「身體的膜拜」讓她感到神魂顛倒。
曾經有傳說，巴黎淪陷期間，法國妓女首先起來革命，拒絕為侵略者提供性服務。但《1940-1945 色情年代》一書指證，巴黎的高級妓院歡迎德軍光臨，全市1/3妓院被他們包起專用；另有10萬巴黎女人成為「臨時妓女」。
伴隨尋歡作樂而來的是法國嬰兒出生率的暴增，許多德法私生子就是在這短短的四年間出生。當然，並非所有的德法私生子都是尋歡作樂和交易帶來的後果，他們中大部分都堅信自己的父親和母親擁有過偉大的愛情，這種愛情穿越了戰爭的藩籬。
傑安居住在法國的一座小城亞眠，他是土生土長的亞眠人，他從未離開過亞眠，就像他從未懷疑過父母的愛情。傑安的父親是一個駐扎在亞眠的德國軍官，傑安的法國母親被派去照顧父親飲食起居。在朝夕相處中，年輕的德國軍官和法國姑娘相愛了，並在1943年生下了傑安。傑安回憶說，他的父親非常愛他和他的母親，在撤離法國的時候還曾經許諾會盡快回來與他們一起生活，盡管他再沒有回來。
在那個特殊年代，跨國戀情並不值得稱頌，與敵人相愛更是一種危險的犯罪。二戰結束後，那些與德國軍人有過羅曼史的法國女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懲罰。根據研究者近年所做的估計，當時大約有10萬人受到懲處，100萬人受到懷疑和質詢，5萬名婦女被剃了光頭。
而在德國，1940年，蓋世太保頒布了一個法令——「所有與德國女人發生過性關系的法國人，包括波蘭人都要被處以死刑。」然而這條法令卻並沒能阻擋住法國勞工和德國女人之間的愛情萌發。
從1942年開始，由於戰爭的需要，幾乎所有的青壯年德國男人都被送上戰爭前線。與此同時，為了供應戰場物資，德國的工廠又需要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於是，德國不得不運送大量的包括法國人、波蘭人和俄國人在內的外國戰俘和勞工到德國境內從事強制性生產勞動。截止1945年，僅僅法國一個國家就向德國提供了總計三百萬的勞工和戰俘，而這些法國勞工也在德國留下了上千個德法私生子。
年近九旬的讓·路易·葛訶朗至今回憶起在德國的勞工經歷都激動得不能自持。與戰俘不同，作為勞工，讓·路易·葛訶朗可以在柏林街頭散步，甚至他還有一點點的工資可以讓他坐在咖啡館喝咖啡，所以他得以有機會與德國女人接觸和交談。當然並非完全沒有限制，但這種限制反而使得年輕人的愛情更充滿趣味性。讓·路易·葛訶朗和柏林的德國女人相愛了，那一年他只有二十歲。在他們的孩子出生後不久，德國戰敗，二戰結束，他和其他的勞工一道被遣返回了法國，從此再也沒有回到德國。
■ 被詛咒的孩子
本來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出生理應都受到贊美，而這些二戰期間的德法私生子的出生卻伴隨著詛咒，因為他們是家族和國家恥辱的證物。無論在德國還是法國，幾乎所有的二戰私生子都經歷了孤獨與隔絕的童年。
《生於被禁止的愛情》的作者喬思安·克魯伊在書中描述道，七歲那年，因為同學罵她是「德國佬的雜種」，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與其他孩子的不同。在她的整個童年時期，充斥了白眼、侮辱和拒絕，沒有孩子願意接受她成為自己的朋友，在漫長的孤獨童年裡，她只能幻想自己的父親是一位英雄或者神來聊以自慰。
克勞斯·彼得·尼克爾從不知道自己有一半的法國血統，直到五十歲那年，他收到一封陌生人的信，來信的是他的血緣上的姨媽。姨媽在信中告訴他，他是法國勞工和德國女人的兒子，他的母親為了逃避流言蜚語，將他送給別人收養。從那以後，在童年時期遭遇的所有疏離與粗暴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釋，於是他開始尋找他的父親，但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即使經過那麼多年，身邊的長輩們仍然認為他的存在是一種恥辱。
戰爭兒童全國互助會(ANEG)的創始人吉奈恩·尼伏娃在十三歲那一年明白了許多事，為什麼自己的出生證明上寫著「父親不詳」，為什麼自己的外祖父不喜歡自己，為什麼同學和鄰居會看不起自己。這不僅僅因為她的母親是單親母親，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她的父親是個德國軍人。
二戰結束後，幾千名「直接通敵」的法國婦女被剃光頭發，遊街示眾，而她們的孩子有的被遺棄，有的被送養，有的雖然自己撫養卻被粗暴對待。熱拉爾·佩里奧克斯的母親幸運地逃過了遊街示眾和種種凌辱，但她始終無法擺脫與德軍戀愛帶來的羞恥感。於是，孩子成了她發泄怒火的對象。如今63歲的佩里奧克斯回憶說，母親幾乎每天都要揍他，讓他睡在狹小的儲藏室，母親和繼父甚至逼他吃身上的跳蚤。母親生前從未告訴他生父是誰，佩里奧克斯一問這個問題，母親就沖他大喊 「這不關你的事」！
《被詛咒的孩子》一書的作者讓·保羅·皮卡佩說：「戰爭結束後，這些孩子成了德國軍隊的化身，那是對無辜者的報復。」
■ 我的父親是好人
2002年，法國電視三台製作了一部紀錄片《恥辱的孩子們》，第一次向公眾講述了這些二戰私生子的故事，這使得許多這樣的二戰私生子第一次感到自己並不是身份不明的雜種，感到自己並不是一個孤獨的個體現象。於是，年近六旬的他們開始出來講述自己的故事，也希望通過此種方式尋找到自己的生身父親或者有血緣關系的親屬。德法兩國許多作家和媒體工作者也參與進來，以此為主題創作了許多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國作家讓·保羅·皮卡佩的兩本書：反映德國軍官和法國女人的私生子故事的《被詛咒的孩子》和反映法國勞工和德國女人的故事《愛情有罪——法國勞工的孩子》。讓·保羅·皮卡佩說，他寫這兩本書是為了證明即使戰爭也無法剝奪人們相愛的權利。
為了幫助這些二戰私生子尋根，德國軍人和法國女人的孩子吉奈恩·尼伏娃在2005年創辦了戰爭兒童全國互助會(ANEG)。在他們的官方網站上，用德語和法語兩種語言寫滿了這些二戰私生子對自己異國父親的懷念和追憶。
「是否我們擁有和您一樣的額，一樣的眼，一樣的呼吸？
是否您溫柔又慈祥，或者暴躁又狠毒？
是否有人可以告訴我們關於您的一切？
穿越您消失的歲月和我們長長的受難，
在我們的心靈深處，
哦，父親，
我們逝去的父親，我們尋找的父親，我們的德國父親，
我們愛您。」
盡管對於父親的記憶十分熹微，甚至這些德法私生子中的絕大部分與自己的生身父親素未謀面，但他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來紀念和尋找帶給他們生命的男人，因為無論歷史怎樣被人撰寫，他們相信那些帶給他們生命的異國男人是一個平凡的好人，一位慈祥的父親。
正如吉奈恩·尼伏娃所說：「我的父親是個好人。」
■ 不僅僅是雙重國籍
與這些二戰私生子對於自己身份的積極追尋和民間歷史工作者對真相的挖掘不同，長期以來，德法官方一直對德法私生子這個問題諱莫如深。讓·保羅·皮卡佩也承認，在撰寫關於德法私生子的兩本書時，尋找相關的史料是比較困難的。特別是在法國，這段歷史是被掩蓋了的。
許多人認為，法國官方對此避而不談的原因是法國人只習慣慶祝歷史上的光輝時刻，他們寧願把拿破崙時代的光輝反復咀嚼，也不願意承認自己在德國佔領期間的軟弱與失敗。當二戰結束後，戴高樂在慶祝勝利的演講中提到「這次勝利是全體法國人團結一致戰斗的勝利。」法國人似乎已經忘記了在德國佔領期間淪陷區的歌舞昇平以及那些「法奸」輩出的年代之痛。此外，法國官方也顧慮，過於高調的承認這些德法私生子的身份也會刺激到那些年事已高的二戰老兵和抵抗納粹運動的成員。
在諾曼底登陸六十周年後，隨著戰爭的陰影漸漸遠去，在大量民間人士和歷史學家的奔走下，事情也逐漸有了轉機。2009年，德國政府宣布願意給予那些生活在法國的德國士兵的子女雙重國籍，而法國外長談論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也說：「他們只是無辜的受害者。」並表示政府願意給予這些德法私生子以幫助。
當「要ML不要戰爭」的標語成為世界著名的反戰口號時，官方對於這些「敵人的孩子」 身份的承認雖然姍姍來遲，但至少可以稍稍撫慰這些「二戰私生子」飽受創傷的心靈。

❼ 二戰德國戰敗後，被「生命之泉」培養的孩子最後結局如何

這些孩子最後都被寄養在軍官家裡，並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是誰。在生命之泉計劃中，產生了非常多的嬰兒這些嬰兒多數是被寄養在德國軍官的家裡，但是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親生母親是誰，親生父親是誰，雖然德國專家認為他們是純中的雅利安人，但是事實上並不是。

可以說這些培養的嬰兒在當時受到待遇都非常好，他們吃的東西用的東西都是非常好，都被寄養在上流社會的家庭中。他們擁有最好的教育他們吃的東西也非常好，就是為了以後成為軍人以後，有更強大的戰鬥力。

❽ 生命之源計劃，納粹實現的話真的能扭轉敗局嗎

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分子自詡是優等民族的後代，為了培養所謂更優秀的雅利安人，他們曾經不擇手段地施行了臭名昭著的人種繁殖計劃。這項計劃起名為「生命之源」。

1936年，希姆萊創辦了第一所臭名昭著的「生命之源產院」，又稱「生育農場」。非婚生育的雅利安婦女可以在這里安全生下她們的孩子，前提必須是金發碧眼的符合納粹理想條件的婦女。此後，黨衛軍在德國各地相繼建起9所類似產院。在希特勒的納粹政府的號召下，許多金發碧眼的德國女子響應納粹號召，在德國士兵開往前線之前與他們發生性關系。以生育新的純種雅利安人為榮，並把這種行為看做是愛國心的表現。

至大戰結束時，德國國內的生育農場培養出約一萬名嬰兒。其他被佔領國家，如挪威、盧森堡、法國等地的生育農場都培育出相當數量的雅利安嬰兒。二戰結束後，數萬個「雅利安嬰兒」經歷了痛苦的成長，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在學校受到老師、同學的歧視。

這些孩子永遠也無法找到自己的親生父母，而那些想要找到孩子的母親也永遠找不到自己的孩子。在巨大的陰影之下，他們痛苦地成長和老去，這是悲慘而無辜的一代。真正的罪人是那些製造人種繁殖計劃的納粹分子，正是他們的瘋狂，才炮製了無數個人間悲劇。

❾ 戰爭孽緣：二戰德軍給法國留下多少私生子

■被詛咒的孩子 本來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出生理應都受到贊美，而這些二戰期間的德法私生子的出生卻伴隨著詛咒，因為他們是家族和國家恥辱的證物。無論在德國還是法國，幾乎所有的二戰私生子都經歷了孤獨與隔絕的童年。 《生於被禁止的愛情》的作者喬思安·克魯伊在書中描述道，七歲那年，因為同學罵她是德國佬的雜種，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與其他孩子的不同。在她的整個童年時期，充斥了白眼、侮辱和拒絕，沒有孩子願意接受她成為自己的朋友，在漫長的孤獨童年裡，她只能幻想自己的父親是一位英雄或者神來聊以自慰。 克勞斯·彼得·尼克爾從不知道自己有一半的法國血統，直到五十歲那年，他收到一封陌生人的信，來信的是他的血緣上的姨媽。姨媽在信中告訴他，他是法國勞工和德國女人的兒子，他的母親為了逃避流言蜚語，將他送給別人收養。從那以後，在童年時期遭遇的所有疏離與粗暴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釋，於是他開始尋找他的父親，但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即使經過那麼多年，身邊的長輩們仍然認為他的存在是一種恥辱。 二戰結束後，幾千名直接通敵的法國婦女被剃光頭發，遊街示眾，而她們的孩子有的被遺棄，有的被送養，有的雖然自己撫養卻被粗暴對待。熱拉爾·佩里奧克斯的母親幸運地逃過了遊街示眾和種種凌辱，但她始終無法擺脫與德軍戀愛帶來的羞恥感。於是，孩子成了她發泄怒火的對象。如今63歲的佩里奧克斯回憶說，母親幾乎每天都要揍他，讓他睡在狹小的儲藏室，母親和繼父甚至逼他吃身上的跳蚤。母親生前從未告訴他生父是誰，佩里奧克斯一問這個問題，母親就沖他大喊這不關你的事！ 《被詛咒的孩子》一書的作者讓·保羅·皮卡佩說：戰爭結束後，這些孩子成了德國軍隊的化身，那是對無辜者的報復。 ■我的父親是好人 2002年，法國電視三台製作了一部紀錄片《恥辱的孩子們》，第一次向公眾講述了這些二戰私生子的故事，這使得許多這樣的二戰私生子第一次感到自己並不是身份不明的雜種，感到自己並不是一個孤獨的個體現象。於是，年近六旬的他們開始出來講述自己的故事，也希望通過此種方式尋找到自己的生身父親或者有血緣關系的親屬。德法兩國許多作家和媒體工作者也參與進來，以此為主題創作了許多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國作家讓·保羅·皮卡佩的兩本書：反映德國軍官和法國女人的私生子故事的《被詛咒的孩子》和反映法國勞工和德國女人的故事《愛情有罪法國勞工的孩子》。讓·保羅·皮卡佩說，他寫這兩本書是為了證明即使戰爭也無法剝奪人們相愛的權利。 為了幫助這些二戰私生子尋根，德國軍人和法國女人的孩子吉奈恩·尼伏娃在2005年創辦了戰爭兒童全國互助會（AN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