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是如何操作德國的人民的心理

A. 關於納粹，希特勒是怎麼煽動整個民族的

經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於是創了魏瑪共和國，但是，由於苛刻的凡爾賽條約的關系，德國不得不割地賠款，而且還要縮減其軍備。然而戰敗的德國無力賠償。於是，德國人在失業，通貨膨脹，外交屈辱的困境中。民族心理轉趨極端。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魏瑪共和漸漸的不被人民所信任，給予納粹興起的機會。而鼓吹對外侵略之思想。
造成民德新納粹主義思潮影響擴大的原因主要是：
（1）在德國統一呼聲很高的情況下，一部分德國公民的民族主義情緒膨脹，給新納粹鼓吹極端民族主義提供了市場；
（2）兩德邊界打通以來，民德的新納粹與西部的新納粹組織建立了聯系，受到了鼓舞和推動；
（3）民德發生動亂以來，特別是兩德建立貨幣、經濟和社會聯盟以來，民德經濟急劇惡化，失業大量增加，在民德居民中引起了一種對前途悲觀絕望的情緒是新納粹主義的影響陡然增加的社會土壤。這些新納粹和極右組織十分重視在青年人中擴大影響。據民德「青年問題研究所」1990年初提供的民意調查結果，在民德大約有20%的青年人有極右傾向，而在東柏林和萊比錫則有高達60%的青年人有這種傾向。民德新納粹主義和極右勢力的影響的增加，正如西部地區新納粹活動日益猖狂一樣，已經引起西歐乃至世界的進步人士的極大關注。

B. 希特勒是如何給德國民眾洗腦的

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出現了一批有清醒頭腦的愛國人士，反對納粹極權操作國家機器愚弄民眾，卻被蓋世太保誣陷是「賣國賊」。這些真正的愛愛國者被不明真相的民眾視為「眼中釘」，甚至認為他們是在「危害國家的穩定」，這種錯誤的認識直到二戰結束，德國民眾重新審視了歷史，才明白愛國不等於愛納粹，真正的愛國是要維護國家不被納粹操作，真正維護民眾的權益為根本的。

希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整個德國陷入了暴力與謊言。為了維護極權，希特勒採用了兩個手段：利用蓋世太保，監視民眾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將人拉入監獄，甚至很多人被秘密處死。另一個手段，便是動用國家機器，不斷的利用媒體宣傳「納粹思想」，不斷製造謊言，達到洗腦的目地。

在這種惡毒的媒體宣傳下，大量的德國民眾被欺騙，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維怪圈。

一、混淆了「國家」與「納粹」的概念：

被洗腦後的德國民眾普遍認為：沒有納粹就沒有德國的存在，德國的發展要依賴納粹的統治。甚至很多民眾陷入了一種誤區：認為離開了納粹統治，德國就會發生動亂。事實上是，德國並沒有因為納粹而變的強大，反而因為納粹被捲入了二戰。二戰後，沒有了納粹統治的西德迅速進入了真正的穩定狀態，經濟不斷發展，民眾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誰在養活誰：

雖然希特勒在統治德國期間，搞了不少的經濟項目，表面上德國的經濟是因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的財富被大量的變相掠奪。為了維持自己和情婦的奢侈生活，為了維持龐大的蓋世太保機構，只能從民眾那裡進行掠奪。

由於希特勒上台前恰恰是德國經濟低迷的時期，於是希特勒緊緊抓住了德國人怕失業的心理，大量的引進軍工業，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為自己賺來了大量的財富。可憐的德國人竟然認為是希特勒和納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對希特勒產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沒意識到這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辛苦勞動所得。事實上是德國民眾用自己辛苦的勞動養肥了希特勒，養活了一大批以監視民眾為樂的蓋世太保。

三、認敵為友

在希特勒的洗腦下，德國民眾將墨索里尼視為「德國人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認為除了義大利外，其他的國家都是「對德國虎視眈眈的敵對勢力」，結果是這個「最好的盟友」加速了德國的悲劇。

四、處處防人

在蓋世太保無孔不入的監視下，德國民眾即使對納粹有意見，也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為了保護自己，德國人覺的誰都可能是蓋世太保，甚至親朋好友之間也充滿了戒心。

五、真正的愛國者反而成了民眾的「眼中釘」

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出現了一批有清醒頭腦的愛國人士，反對納粹極權操作國家機器愚弄民眾，卻被蓋世太保誣陷是「賣國賊」。這些真正的愛愛國者被不明真相的民眾視為「眼中釘」，甚至認為他們是在「危害國家的穩定」，這種錯誤的認識直到二戰結束，德國民眾重新審視了歷史，才明白愛國不等於愛納粹，真正的愛國是要維護國家不被納粹操作，真正維護民眾的權益為根本的。

假如當年德國民眾能清醒的意識到納粹的危害，那麼德國也許就避免了戰爭。假如德國人誰都不加入納粹，那麼德國人就不必生活在恐懼和擔心中，也不必為此極權的奢侈和其屬下的蓋世太保機構負擔如此龐大的開支。遺憾的是，德國人被謊言蒙騙，最終整個德國捲入了災難。可見，納粹的存在才是真正危害德國國家穩定和損害德國民眾利益的最主要因素。沒有了納粹的德國，獲得了新生，民眾的收入大大增加，生活越來越好，成為了真正的世界強國。

C. 希特勒是怎麼俘獲德國人民和德國軍人的心的那可是納粹思想啊！好羨慕希特勒。

以口才征服世界-希特勒的演講能力
《歷史上最有影響的一百人》的作者哈特認為：「就其動員人民從事重大行動的能力而言，希特勒可能是人類史上最富於感染力的演說家。」
應當說，希特勒從一個默默無聞的下士成為一個世界知名的殺人惡魔，全憑他的一張不爛之舌。
演講吸引來了人才和錢財
希特勒的目標是想成為德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要實現狼子野心，單靠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必須網羅一批骨幹幫手。令希特勒高興的是，很多骨幹幫手根本用不著三顧茅廬，不請自家就找上門來了。之所以會如此，實與希特勒超人的口才分不開。可以說，希特勒最重要的幾名骨幹全是聽了希特勒的演說之後，因為佩服得五體投地，所以才願屈居希特勒之下，跟著混世魔王闖天下。
魯道夫·赫斯是僅次於希特勒的納粹第二號人物。他因偶爾聽了希特勒的一次演講，震驚於希特勒的口才，便加入了納粹黨。戈培爾是希特勒手下的宣傳部長，是希特勒的股竤大臣。此人也不缺少一張能說會道的嘴巴，加之又獲得過哲學博士，對一般人的口才都不以為然，但對希特勒的口才，由衷的佩服。1922年，他聽了一次希特勒的演講，立即決定加入納粹黨。稍後幾年，他與希特勒的思想發生沖突，但聽了希特勒一場三小時的「精彩之極」的演講，立即「懷疑自己的看法」，決定要向「這個偉大的人物，政治的天才鞠躬致敬」（戈培爾日記中的話語）。
演講不僅吸引來了心腹大臣，而且還帶來了大批政治捐款。
漢夫施丹格爾是哈佛大學畢業生，朋友勸他聽聽希特勒的演講，他就去了。這一去，他就成了納粹黨徒了，因為他對希特勒的滔滔雄辯極為傾倒，愛屋及烏，他就信仰起了納粹主義來了。納粹黨從這位信徒那裡確實獲益不小。漢夫施丹格爾借給納粹黨一筆巨款，使納粹黨報《人民觀察報》得以維持下去。
鋼鐵大王弗里茨·蒂森是1923年在慕尼黑結識希特勒的。初次見面就被希特勒口若懸河的辯才征服了，慷慨解囊，甩手就向當時尚不為人知的納粹黨捐資10萬金馬克（2.5萬美元）。
可以說，納粹的許多錢財都是富商感於希特勒的口才魅力自願從腰包里掏出的。
沉默寡言的少年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具有三寸不爛之舌的希特勒，少時卻沉默寡言，羞怯怕生。這種性格按理說不應屬於一位卓越的演說家。形成希特勒這種性格的原因有二：一是6歲弟弟的死亡在心理上造成了極深的創傷，給他的生活投下了一道長長的陰影；二是性格暴躁的父親強迫他不得學習他喜歡的美術。如果說弟弟的死使希特勒變得孤獨，那麼暴躁父親的強制則使希特勒變得沉默寡言。
希特勒在小學、中學都沒有給老師留下能言善辯的印象。無疑，希特勒是有演講天才的，但在沉默寡言的外表下面，老師難以發現這一天賦才能。只有一位老師似乎有所留意，但在評價時卻用了一個貶義詞：強辯。也許這位老師是在希特勒與別的老師或同學的爭辯中發現希特勒這一才能的，所以才對希特勒有了「好強辯」的印象。故他俘獲了人民的心。
希望回答可以幫到你

D. 德國納粹是怎麼控制群眾的德國真的懂得反思戰爭嗎

鄙人學學淺粗陋地認為納粹是這樣控制群眾的:

1、民族情緒，美好未來

眾所周知，阿道夫.希特勒是個有極高演講天賦，有很高個人魅力的戰爭惡魔。他的飛黃騰達，恰逢其時，一戰後的德國被戰勝國的巨頭們，壓的不能喘氣。尤其是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危機，更讓普通的德國人，對那場天災人禍恨的牙癢癢。所以二戰前的德國就像一堆機易引燃的乾草。而阿道夫.希特勒的軍國主義言論，就成了點燃德國民眾所以負面情緒的火焰。

至於戰後德國悔改，應該是真的，因為二戰後的德國，得到美帝支持，牽制蘇聯，它再也不是一戰後的“受氣小媳婦”。而是被人央求的“小祖宗”。故此富起來的德國，那還有心思去在聽納粹那一套啊!故此，倉廩實、知反思。

E. 希特勒具體採取了哪些措施使德國從一戰以後迅速強大整體改善了人民生活 希特勒具體採取了哪%

與英國、法國和美國相反，德國在和平時期就已經為戰爭做好了全面准備。因此在整個戰爭的前半個時期，它根本不用在經濟方面做什麼特別的努力或動員，也不必完成那些痛苦的和平經濟向戰時經濟的轉變工作。只有在閃電戰失敗、不得不對軍事資源實行全面動員之後，德國的「戰爭經濟」時期才真正開始。
一個國家戰時的經濟政策、經濟計劃與其技術成就有密切的關系。早在1916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就首次試圖發展與戰略需求相適應的經濟控制手段。這些手段都是一步步湊合起來的，並沒有一個整體的計劃。由於這些經濟控制手段決定了每一個工業部門得到的原料和資源的數量，所以這些相關的控制部門就取得了對整個德國經濟進行組織、分配和操縱的重要權力。在第三帝國成立之後，其重整軍備政策是在考慮了過去的經驗教訓之後制定出來的，因此能夠比一戰時期更加完善地及時完成經濟生產向戰爭方面轉變的計劃。下面將對第三帝國各個時期的經濟做一些簡單的回顧。

一、1933年到1936年，前期的戰爭努力

在1919年凡爾賽條約之後，德國國防軍就在為德國的重新武裝而秘密努力，但是直到希特勒上台時為止，德國的總體經濟政策都是建立在和平國家通常的那些經濟需求上的。希特勒上台之後，德國經濟開始向總體化的重整軍備目標轉變。這樣的轉變，是與納粹德國的外交政策密切相關的。而納粹德國的外交政策又是由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所明確闡明的長遠目標所決定的。納粹德國的外交政策可以從以下兩個政治口號中得到精闢的概括：一個是「擴張領土」，另外一個是「征服生存空間」。在德國1936年的「四年計劃」和1937年的《霍斯巴赫會議記錄》（注）中，都詳細地對這些目的做了解釋。

這些外交政策的基礎，是以項雄心勃勃的軍備計劃。到了1936年，德國的軍備力量已經趕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了英國、法國等國的軍備力量。到了戰爭爆發的時候，納粹德國的累計軍費開支已經達600億帝國馬克，所佔國家年度財政預算的比例從1932年的4%增加到了1938年的50%，相當於德國該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7%。同在1938年，英國的軍費開支僅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美國為1%（見下表）

由於德國中央政府的財政資產（步包括各州和行政區）在1933年到1939年之間只能負責軍費開支的三分之二，所以為了擔負如此龐大的開支，就必須建立起新的財政程序和財政制度。

德國政府為了不讓公眾看到政府為了重整軍備而負擔著巨額的債務，發行了一種「冶金研究所證券」。「冶金研究所」是一個純屬虛構的機構，它的資本由各主要軍火生產廠家提供。德國政府用這種證券償付軍火購置費用，而在德意志銀行的擔保下，這種證券交到軍火生產商手中後將不兌現，或盡量把兌現期延後，利息由政府支付。這就相當於德意志銀行向政府提供了一筆規模巨大的信貸。在1937—1938財政年度快結束時，已經發行的冶金研究所證券面值達120億帝國馬克，到戰爭爆發時實際兌現的只有15億帝國馬克。到了1939年，軍火生產商手中到期兌現的冶金研究所證券由不付利息的國庫券代替現金支付。這樣，德國政府（獨裁者）就控制了德意志銀行和德國的全部信貸權。

在希特勒執政的初期，製造軍火的原料和農產品都發生過短缺情況，軍隊的汽油儲備也即將耗盡。這種物資短缺是德國對外貿易面臨的苛刻條件造成的。而且政府既要照顧到軍費開支，又要滿足民間的經濟需求，這實際上是做不到的。直到1935年，德國規定了最高工資限額，國家得以從全國歲入中抽調更多的錢，才得以償還了日益增加的公眾債務。

第三帝國最喜歡標榜的成就之一就是解決了德國龐大的失業人口問題。不斷擴大的軍備需要刺激著軍火工業和相關產業的畸形繁榮發展。「熟練的工人進兵工廠，不熟練的工人修築高速公路」，這些失業大軍進入勞動力市場後，盡管平均薪金很低，但是社會的總體購買力增加了。當然，德國國內基本消費品的匱乏使得購買力的增加僅僅停留在帳面上。作為解決途徑之一，納粹提倡德國的人民大眾一種樸素的、農民式的簡朴生活，求溫飽不求奢華。號召人們用魚代肉，用黑麵包替代白麵包，用人造黃油替代真正的黃油。高級食品如野味、貝類、魚子醬、肥鵝肝和進口的高級酒類僅僅在大飯店和高級食品店裡出售，享用這些美味被宣傳為非德意志的、罪惡的和墮落的行為。普通的中產階級美味如熱帶水果、進口肉類、咖啡、白麵包和新鮮黃油，在德國的市面上也不是經常能夠見到。總體上講，在當時德國這種「大炮代替黃油」的政策下，民生只是次要的問題。

除了國內的困難以外，德國對外貿易的條件也變壞了。1933年之前，德國曾經因為國際市場原材料價格的下跌而獲利。但是在1934年和1935年，國際市場上工業製成品的價格不斷下跌，原材料、食品和半成品的價格卻不斷上漲。這對德國這樣的工業國家是非常不利的。德國政府官員就曾經考慮過，如果軍備擴張速度保持不變，就從1935年秋季開始在德國國內實行食物配給制度。軍備水平和生活水平同時提高，顯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任命戈林擔任原料和通貨部的調解員，隨後又任命他為這個部的經濟協調員，專門負責解決這個令人煩惱的問題。1936年之後，德國利用先進的工業產品向中國、丹麥、蘇聯和東歐各國換取了大量農產品和原料。但是德國國內消費品短缺和民眾生活水平低下的狀況，直到戰爭結束都未能徹底解決。

燃料問題比對外貿易和原料供應方面的問題都嚴重。這是後來在1936年制訂備戰的「四年計劃」的主要原因。德國的石油主要來自羅馬尼亞和波斯灣的美、英石油公司，此外還從匈牙利和愛沙尼亞進口少量石油和油頁岩。德國國防軍曾經發誓要在德國生產出人工合成汽油。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以及考慮到戰時不依賴國外的石油來源，就必須用液化煤炭的方法大量生產燃油。這個任務交給了規模巨大的I.G.法本康采恩。鋼鐵和橡膠方面自給自足化的嘗試也一直在努力不懈地進行，而且象食品和消費品方面的嘗試一樣，最終的成果不是很好（人造橡膠工業除外）。

註：《霍斯巴赫會議記錄》，Das Hossbach Protokoll，Hossbach Memoran。 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是納粹德國國防軍總參謀部的上校。他以記錄官身份參加了希特勒於1937年11月5日在柏林召開的軍事首腦會議，記錄了希特勒講述的納粹德國侵略擴張計劃的細節，並在11月10日將其整理提交給總參謀部。從下午四點到晚上八點，希特勒在這次會議上發表了長達四小時的長篇大論，並詳細地闡述了征服各個國家的先後順序——首先是征服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作為對付蘇聯的重要的初步行動。後來納粹德國按照這個順序開始了戰爭行動。出席會議的有希特勒、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元帥、陸軍總司令馮·弗立契男爵、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海軍上將、空軍總司令戈林、外交部長馮·牛賴特男爵和霍斯巴赫上校。這份會議記錄後來成為1946年紐倫堡審判中的重要證據。

二、1936年到1940年，「四年備戰計劃」

1936年8月紐倫堡黨代會上，希特勒提出了一個全面備戰的「四年計劃」。他隨後任命戈林為「四年計劃」的全權負責人。德國開始了全面的戰爭經濟計劃階段。希特勒宣布了四年計劃要達到的目標。經濟上承擔的任務是，給德國人民創造若干「自力更生」的條件，也就是說，給德國人提供武器，以便打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鑒於德國經濟的發展因缺少「生存空間」而受到限制，因此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只有擴大「生存空間」才能保證德國人民獲得生活的資料。換言之，也就是為德國獲取食品和原料的來源。然而當時的情況是，德國的經濟只能部分地滿足人民的需求，在那段時間里，德國經濟的職能有兩個：一個是在有限的領域內保證人民的生活條件，另外一個是創造若干能「自力更生」的條件。軍事上的努力要輔之以經濟上的努力。在四年的期限內，要組織調整德國的經濟，以便支援耗費巨大的戰爭。要盡一切力量發展燃油、合成橡膠、鋼鐵、化工工業，以減少德國對進口原料的依賴。

希特勒對經濟工作的指示是德國總體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為獲取國外原料，武裝手段就不可避免了。後來從一些繳獲的資料中可以看出德國的經濟部門為德國奪取原料產地做出的一些建議和貢獻。這些建議得到了戈林的支持，但是要達到的目的還是老生常談，即德國如何武裝起來打贏最後一場戰爭。與德皇的軍火和經濟巨頭們在一戰當中所做的同樣建議比較起來，唯一的新意就是把德國的經濟自給自足與擴張主義聯系起來。這和經濟部長雅爾馬·沙赫特的最終目標——重振德國經濟並使之重返世界市場——是正好相反的。所以德國成立了一個不隸屬於經濟部，而是直接向戈林本人負責的四年計劃委員會。

德國出現了以戈林及其親信為核心的一個特殊集團，掌握著全國的貿易、生產、國民經濟和原料分配——不幸的是，在兼任空軍頭子的戈林領導下，這種分配必然向空軍、航空工業部門以及遍及德國各地的所謂「赫爾曼·戈林」康采恩的各個企業傾斜，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是公平的分配。

在1936年到1942年期間，四年計劃的組織和目的幾次改變，但從1938年夏季開始，它在經濟方面的重點就已經集中到擬訂發展原料和常用消費品的計劃。在這一時期，四年計劃也考慮到了發展農業生產。此外，工資和物價的管制、勞工、海外投資等問題也在這項計劃的考慮范圍之內。也是從1938年夏季開始，計劃人員把發展那些與裝備機械化部隊有關的工業列為首要的考慮重點，包括那些製造合成燃料、裝甲、槍炮和發動機的工廠。從宣戰到1942年，「四年計劃」的相關執行組織成了整個德國戰爭經濟中最主要的部門。它能夠為國防軍提供大量的武器裝備和燃料，但是並沒能消滅那種官僚機構的爭權奪利和拖拉延誤的作風。這樣一來，事先制訂好的發展原料、消費品和合成製品的指標必然要經常修改，數量多得不合理，時間期限短得不合理。重要戰爭物資的生產本應該由軍方掌握，但是也被放進了四年計劃那些生產原料和消費品的計劃之中。同時，四年計劃下屬各部門各自為政，通常不能從全局的角度考慮資本的周轉、生產的周期、勞動力的分配和運輸的途徑，因此這些部門常常是產生錯誤的根源。當然，這種體制也有一定的靈活性，在某些資源全部集中到某一個部門掌管的情況下會產生很好的效果。

四年計劃在德國的戰爭努力中所起的作用，如果要進行確切的統計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只在某些特定的工業部門中控制個別的項目。但是可以從四年計劃的投資中看出它的各種活動的規模。從1936年到1942年，四年計劃的總投資額達132.5億帝國馬克，占該時期德國工業總投資額的50%。在四年計劃的投資中，生產碳氫化合物的投資佔41%，合成紡織品的投資佔21%，生產重金屬的投資佔10%，生產炸葯、彈葯和其他武器成品的投資佔12%。盡管一些生產項目沒有實現，但是總的來說四年計劃還是比較成功的——起碼德國政府的看法如此。在戰爭的最初幾年當中，德國的這些戰爭物資從來沒出現過嚴重的短缺。

盡管軍工企業得到了絕大部分的投資，但是消費品工業的投資也得到了小幅度的增長。德國政府擔心消費品的短缺將會導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德國工業投資結構在1938年和1939年的改變說明，經濟體系的負擔日益加重，需要政府不斷地加以調整，以便使各個部門之間出現的不平衡得到糾正。雖然經濟上出現了這種狀況，但是人們不能因此推理說，因為軍備開支如此之高，所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納粹思想的唯物力論造成了生產狀況的極度緊張，國家經濟結構的變化使社會壓力逐漸增大，同時也使戰爭的誘惑力增大。同樣，德國那種以備戰為基礎的經濟恢復和經濟建設，存在極其危險的局限性。即使社會公眾輿論未對這種戰爭經濟動員加以阻礙，這種經濟也只有在不斷爆發危機的情況下才能進一步向前發展。

三、1939年到1945年：戰爭經濟的確立

戰爭爆發伊始，德國與其軟弱而無准備的鄰國相比，在戰爭物資的儲備方面享有優勢，從而獲得極大的好處。這樣就使得他們得以利用閃電戰戰術，在連續兩年的時間里接連取得勝利。但這並不意味著納粹德國在戰爭准備上的那些願望和目標得到了實現。盡管德國的大部分資源均劃歸軍用，但是它的戰爭機器並未能如它的宣傳鼓動人員所說的那樣，成為不可抗拒的巨人。1939年之前，德國有兩種互相矛盾的傾向處於不穩定的平衡之中。一種傾向是搞戰爭經濟。另外一種傾向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納粹黨在表面上是團結一致的，但是在對這兩個傾向的看法和應該採取的辦法上存在嚴重的分歧。最後由希特勒拍板決定，為了避免民心低落，在德國進入戰爭之前的一個階段，必須使德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同時德國也得以借這個機會大量囤積非武器方面的戰爭物資——到開戰時，德國已經儲備了足夠全國食用兩年多的糧食、糖，27萬噸豬油、腌肥肉和黃油，以及大量的飼料用燕麥、玉米。同時，德國軍方還囤積了很多皮革、布匹和絲綢（可以用來製作降落傘等戰爭物資）。這些都是戰前的努力成果。事實上，與英國在1940年窘迫的處境相比，德國人民的生活在該年達到了戰時的最高水平。從被佔領國家運來的大量農產品、肉類和奢侈品繁榮了德國的市場，被佔領國家支付的巨額佔領費更使得德國得以將這些國家的消費品市場搜刮一空。而英國卻不得不對基本民生物資實行嚴格的配給制度——肉、蛋、糖和水果的消費量分別下跌了27%、56%、35%和56%，糖果、黃油、茶葉和咖啡的配給量幾乎是零。1940年到1945年出生的整整一代英國孩子在1946年之前沒有見到過香蕉。

另外一方面，盡管存在很多的內部問題，但是事實證明，由中央統一計劃經濟問題這種策略對當時以戰爭經濟為中心內容的德國來說是正確的，就象在戰場中集中使用兵力的原則一樣，對於戰時經濟的掌管越集中化，其效率就越高。就象前面的數據所說明的，英國的戰爭准備極糟，戰爭爆發後的對經濟的籠統計劃和管制也不適用於英國那種民主政治制度。

戰爭爆發後，德國建立了上夜班、節假日上班和獎勵加班加點的制度。工人們在戰爭初期很願意延長工作時間，以便換取加班費。某些部門的工人每天平均工作時間達10小時到12小時（不包括後期的奴隸勞工）。1940年1月，德國新徵召的工人數量達到了140萬。到1942年下降到了80萬——主要原因是由於外國勞工的補充以及建立了合理化的勞動分工制度。

從武器的生產數量和工人薪金的變化等指標來看，1940年和1941年的經濟動員規模並沒有擴大。甚至一系列與戰爭努力有關的法律因為效果沒有預期的明顯，也在開戰後不久就被廢除了。這樣，限制工人自由流動和凍結最高工資兩個德國勞工政策的核心指導方針都在無形中失效了。德國工人的平均薪金在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之間增長了10.4%。德國婦女的動員並不象英國那樣有效。德國人的傳統觀念一直認為婦女的工作崗位就是廚房和縫紉間。英國的婦女勞動力在開戰後增加了18%，大量婦女補充到軍工生產、後勤、交通、農業等部門中。同一時期，德國的婦女勞動力數量卻在一直下降。1941年之前，德國兵工廠的人數只增加了11%。兵工廠的大生產直到阿爾伯特·施佩爾掌管這方面個工作時方才開始。

當戰爭拖延的時間比預期的要長得多時，德國建立了一種能夠充分滿足戰爭需要的體制。此時也是經濟動員的第二個階段。希特勒不得不承認，閃電戰沒能打倒蘇聯巨人。到1942年年初，他對速戰速決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因此有必要重新擬定戰略計劃。德國國內、被佔領地區以及德國衛星國的戰爭經濟發展方向，隨著兩個人的職務任命而有所變化。一個是施佩爾就任武器和軍事工業部部長；另外一個是弗里茨·沙克爾在1942年春擔任勞工部長。施佩爾傾向於搞集權，但是為了提高生產力，他也同意工廠加強管理方面的自治。在擬定計劃方面，新的方法取代了1942年以前那些老的程序，因為這些老方法已經因為各式各樣的權力斗爭、爭權奪利和隨意修改而變得不實用了。施佩爾搞集權的方法一開始就遭到戈林和德國國防軍內部某些部門的反對。尤其可怕的是來自戈林的怨恨和嫉妒。施佩爾曾經自嘲為「在德國空軍司令官監督下、根據『四年計劃』掌管軍工生產的總負責人」。由於施佩爾的任命，戈林的「四年計劃」宣告結束。但是這個名詞在德國投降之前一直使用著。

1942年，德國最高統帥部下屬的防禦和軍械部門並入德國武器和軍事工業部。德國海軍下屬的類似部門也走上了同樣的道路。到1944年，施佩爾還設法控制了德國空軍屬下的武器軍械部門。這樣他便可以對中央計劃委員會和軍隊的計劃部門進行壓制了。後兩者曾經負責做出全部的重要決定。這樣，施佩爾就完成了國家經濟的總動員計劃。他現在掌管了除負責徵召勞動力方面以外的全部軍工企業管理部門和行政部門。「四年計劃」指導生產的權力現在都歸了施佩爾。這些權力包括：現有生產計劃的制訂權和執行權；更改計劃的最後決定權；設置新的生產部門；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分配……。即使海軍和空軍設法保留了對一些船廠和飛機廠的控制，施佩爾還是能通過給予或拒付原材料的方法來控制他們。

這種集中控制的第二個特點是，鼓勵私人企業的發展。通過建立工業自我管理機構以及在各工業部門內部設置有權威的委託代理機構和聯營機構，德國第一次能夠使大規模生產體系標准化，並從中得到好處。無論是位於埃森的規模巨大的克虜伯兵工廠還是西里西亞地區只有十多個人的家族小工廠，都可以按照統一的標准生產同樣規格的槍管、子彈、齒輪和其他產品。這種新的控制體系對於經濟和生產是有巨大好處的。1940年到1944年，平均的武器產量增加了兩倍。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消費品的產量只有少許降低。與外國觀察家的期望正好相反，積極備戰的德國工業總產量在整個戰爭期間均保持持續增長的勢頭，即使1945年最初的那幾個月也是如此。

1942年後，唯一不受施佩爾部長管轄的一個部門就是就業總委員會。1942年3月27日頒布的一個命令規定，沙克爾對就業大軍負有監督和統制之責。在此以前，根據四年計劃的規定，這一職責由幾個部門分別負責。

沙克爾特別注意按照武器和軍事生產部的需求徵集和分配勞動力。這種體系在後來的戰爭歲月中又有所擴大。這位掌管勞工的頭頭獲得了迄那時為止勞工方面最大的權力。為了增加勞工的數量，他個人有權力頒布法令、採取必要的措施，以及制訂他認為需要的政策，而置勞工部於不顧。因為各地方長官的支持，沙克爾的權力得到了鞏固。1942年4月6日，他頒布法令宣布這些地方長官是他的代理人。沙克爾是制訂勞工政策的最高官員，而他最關心的是從國外徵集勞動力。其次是對德國的工人進行等級評定。最優秀的熟練工人可以得到最優厚的供給和豐厚的獎金。沙克爾的工作卓有成效，僅1942年一年，德國的勞工數量就增加了130萬。

增加的勞工中，最主要的來源是徵集外國勞工。沙克爾和法奸皮埃爾·賴伐爾規定，法國每提供5個志願勞工，就可以換取釋放一個法國戰俘。法國的警察在電影院和咖啡館里兜捕青壯年勞動力，把他們帶到警察局，然後運往德國——很多人利用回法國休假的機會逃往英國和西班牙，或者在國內參加了地下軍。法國一共輸送了60萬名勞工。在荷蘭和比利時則主要是依靠通敵分子們的欺騙宣傳，以及蕭條和失業的威力，送去了35萬人。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簽定了相關協議，許多義大利勞工在簽定合同後被送往德國，主要是建築工人，在托特的「大西洋牆」築壘系統中工作。如果說這種徵集在西歐主要是通過自願登記和被占國政府的配合，那麼在東歐和中歐，就完全是赤裸裸的奴隸掠奪了。這些外國勞工工作條件惡劣，營養不良，工資很少，又受到歧視和虐待，待遇僅僅比集中營那些奴隸勞工要好一點而已。因為這種野蠻罪惡的勞工政策，沙克爾在戰後的紐倫堡審判中被判處死刑，丟了性命。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德國勞工政策的兩種重要趨勢。第一個是用強行徵集外國勞動力的做法，至少在數量上彌補了德國男性勞動力的不足；第二個是，由於思想意識上的障礙，增加女性勞工數量的做法失敗了。但是不管怎麼說，1944年德國產業工人的數量與1939年大體持平，生產效率卻提高了。軍火工業的某些部門在1944年之前，曾經出現過生產激增的情況。類似的還有化學工業部門（產量增加了30%）、內燃機生產和燃油工業部門（增加了85%），電力工業部門（發電量增加了26%）。而且德國人民的吃食也是在戰爭進入了第五個年頭後才逐漸變壞。1943年以前，德國國內對所有消費品實行嚴格的配給，再加上被佔領國家源源不斷的貢款，以及衛星國的進貢，德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對其他歐洲國家還是比較高的（前文所說「德國國內消費品短缺和民眾生活水平低下的狀況，直到戰爭結束都未能徹底解決」，是同美國、加拿大、瑞士、瑞典等國家，以及一戰前的德國本身比較而言的）。

註：義大利為1943年9月後數據，其他國家包括挪威、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斯洛伐克、希臘、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軸心國不需繳納佔領費，但是需要繳納其他貢款，並且經常被德國勒索提供「貸款」。

（弗里茨·費德勞，《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經費的籌措》，1962年蒂賓根版）

各個被佔領國家和衛星國在向德國提供原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43年德國使用的原料中，55%到100%的鐵礦石、硫、硅、氮都來自被佔領國家。從1941年開始，德國有規律地用火車將在蘇聯繳獲的戰利品運回國內，以保持他們的生產速度。在德國人建立的「歐洲新秩序」下，歐洲每個國家都要為供養龐大的德國怪獸而耗盡力量。俄羅斯提供奴隸勞工和各種原料，烏克蘭提供小麥和玉米，丹麥和荷蘭提供乳酪、肉類和黃油，挪威提供電力，瑞典提供礦石，瑞士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匈牙利提供鋁礬土，羅馬尼亞提供石油和小麥，比利時提供鋼鐵和機器，法國則提供從糧食、酒類到鋼鐵、鋁、武器、引擎、汽車……無所不包的東西。當然，與戰爭無關的私人小汽車、電冰箱、真空吸塵器和鋼琴等消費物品在戰爭結束前，都不準再生產。不過這不限於德國，英國和美國也是如此。

德國政府曾經試圖減輕日益增長的戰爭費用加在人民大眾頭上的負擔。1941年，德國個人年收入一萬帝國馬克的所得稅率為13.7%，相比之下，英國人同樣的年收入（1000英鎊）需要繳納的所得稅比率為23.7%，再加上其他稅收，總的稅率達38%。德國個人年收入十萬帝國馬克的稅率為55%，而英國為85%。英國對奢侈品徵收100%的消費稅，非工資的意外收入，每1000英鎊要徵收94%的稅。在戰爭期間，英國發行了84.67億英鎊（850億帝國馬克）的公債。作為對比，德國為戰爭付出的代價為6570億帝國馬克，其中只有1847億帝國馬克是通過稅收解決的。德國政府更喜歡通過隱蔽的方式獲得財政支援。它強迫所有的公眾資本存儲中心同意，德國政府有權在緊急情況下任意處置他們的資產。這樣，德國人的養老基金、社會保險基金等大規模的公眾資本就都在政府的掌管之下了。此類暗箱操作可以給德國大眾一種穩定的假象，避免因突然增稅而帶來的心理創傷。在1944年以前，大約有1600億帝國馬克的公債（大約相當與德國的國內稅收總額）由這些公眾資本存儲中心償付。政府的剩餘赤字則由發行鈔票的方法解決。到1945年，德國國家公債已經達3400億帝國馬克。但是這種情況實際上對德國的 軍火生產和作戰沒有大的影響，因為盡管政府負債累累，還是可以通過一紙徵用令來獲得所有的物資。從所有的跡象看來，在戰爭結束時，德國的貨幣體系已經面臨崩潰的邊緣。戰後聯邦德國貨幣改革時，不得不規定限制帝國馬克兌換新德國馬克的數量（按1：1兌換，現金以40馬克、銀行存款以1000馬克為兌換上限），以免德國經濟崩潰。

最後，關於第三帝國的經濟動員情況，還有一個現象。1942—1943財政年度，德國的生產水平達到了令人吃驚的高峰，盡管戰爭在這個時期達到了最激烈的階段。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閃電戰取得了空前勝利，因此德國得以動員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力量，在最短的時期里把這些國家的經濟潛力利用起來。德國在這個短暫的時期內，自認是一個經濟巨人。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起碼與美國和蘇聯相比，它並非什麼經濟巨人。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優勢是勢必要大顯身手的。到了1944年初，德國的資源已經耗盡，而盟國卻有美國這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巨大資源寶庫，以及民主國家龐大的人力資源。這也是希特勒之輩一直加以蔑視和忽略的東西。

F. 關於納粹德國

希特勒是個極端的種族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他在《我的奮斗》中寫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對立面就是猶太人。」他把猶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敵人，一切邪惡事物的根源，一切災禍的根子，人類生活秩序的破壞者。這些觀點成了希特勒後來屠殺數百萬猶太人，企圖滅絕猶太人的理論依據。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加以透視：

1、歷史的原由。在歷史上，歐洲人對猶太人持有成見。為了闡明問題，有必要對猶太民族的歷史作一個簡單的機關的回顧。猶太人的遠祖是古代閃族的支脈希伯萊人，公元前，他們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馬勒斯坦土地上。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攻佔巴基斯坦後，猶太人舉行過多次大規模反抗羅馬佔領者的起義，但都遭到了羅馬統治者的血腥鎮壓。到公元135年的猶太人起義再義慘遭失敗為止，在這1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羅馬統治者屠殺了百萬猶太人，最後把還把余者全部趕出馬勒斯坦土地，使他們流散到西歐完全處於落後的小生產的農牧社會，土地被人們視為最珍貴的財富，商業則是人們鄙視的行業。猶太人逃往西歐後，當地的封建主們非常歧視他們，不許他們佔有土地，只許他們經營商業。不知是歷史過錯教育了他們，還是生死磨難砥礪了他們，或者說這本來就是歷史賦予的機遇，總之，由這一切所構成的歷史集合體，鑄就了猶太人的特質，使得他們聰明起來，堅強起來。他們不僅在困境中頑強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漸地富有了。

公元13至15世紀，歐洲開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當地新興資產階級同那些經商致富的新興的猶太人資本家們，產生了利益沖突，噩運再次降臨到猶太人的頭上。現實利益的沖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異，大批猶太人被迫流往東歐及美洲各國，開始了歷史上的猶太人第二次逃亡。不幸的是，這種反對猶太人的意識，居然演變成了一種文化沉澱，在某些國家和地區一直「遺傳」到現代。尤其是進入本世紀後的德及奧民族，反猶情緒與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隨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宗教的情結。基督教是世界上流傳最廣、信教人數最多的宗教。在歐洲，特別是西歐，人們普遍信仰基督耶穌。雖說基督教的經典《聖經》之一的《舊約全書》，原是猶太教的經典，兩教之間有著密切的歷史淵源，但基督教教義認為，是耶穌的12門徒之一的猶大為了30塊銀幣而出賣了上帝之子，是猶太人將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這就造成了基督徒們在情感上對猶太人的仇視。所以說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難接納猶太人。這種宗教感情的社會化，又逐漸衍化成一種大眾化的厭惡猶太人的社會心態。同樣，這種社會心態也作為一種文化沉澱。世代「遺傳」，並隨著歲月的推移，逐漸與社會經濟政治相結合，使之成為一種隨時可以被利用的社會政治的潛在力量。當這種潛在的東西某個（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時，就會像火山一樣噴發，成為一種瘋狂的社會驅動力。

應該看到，當時的德及奧民族的內部，民族主義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緒在現實利益沖突的激化下，使人們本來已有的反猶情緒更加激烈，從而加劇了對猶太人的仇視。在這種社會氛圍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猶反猶」觀點逐步形成，並迅速成為了這股社會情緒的主導，一方面，當時德及奧民族仇猶反猶的社會情緒極大地刺激著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義思想惡性膨脹，為其日後仇猶反猶滅猶政策和措施製造社會價值取向，培植政治力量。

3、現實的需要。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發了世界性經濟危機，嚴重打擊了德國，使其工業生產倒退到了上世紀末的水平，國力漸衰。深刻的經濟危機不僅激化了國內的階級矛盾，而且刺激了壟斷資產階級對外擴張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須從掠奪的土地和生產空間中尋找出路」，希特勒的這一爭霸世界的主張，得到了德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擁護和支持。然而，實施建立一個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國的罪惡計劃需要巨額資金提供財力保證。在國力衰落的情況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猶太人成為了他們的理所當然。

另外，居住在歐洲各地的猶太人，較之於其他民族而言，不僅富有，而且素質也要高些。面對這樣一個民族，希特勒及其黨徒們，既感到仇恨，又覺得膽怯。在他們的心中，猶太人這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是他們實現「第三帝國」美夢的嚴重威脅。這些，無疑加劇了希特勒對猶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加上當時德國社會政治生活完全處在一種極端瘋狂的症狀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猶反猶觀點不僅有了適當的社會環境，且得以迅速瘋狂起來。

4、狂暴的病態心理。希特勒是奧地利海關一個小官吏的私生子，從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時代整天流浪於維也納和慕尼黑街頭，鑄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正如他小時的一位班主任老師後來回憶所說的那樣：「希特勒缺乏自製力，至少被大家認為性格執拗，剛愎自用，自以為是和脾氣暴躁。」加上他患有痙攣性的神經質，發起癲狂來甚至會趴在地上啃地毯邊。從有關史料上可以看出，狂暴是希特勒性格的典型特徵。例如，1942年的一天，納粹德國武裝部隊外科醫師扎爾·伯羅赫奉命去晉見希特勒，希特勒的愛犬就猛撲這位醫師，嚇得他魂不附體，醫師被迫與它細聲細語地說話，很快它就平靜地趴在醫師身邊，把前肢擱在醫師膝蓋上，兩眼溫順地看著他，並與他逗笑。希特勒見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於我的惟一生物，可你把它騙去了，我要殺死它。」聲音越來越高，簡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恕吼著威脅要監禁醫生，類似這樣的事，時有發生，狂暴如嫉恨，又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殘忍，希特勒是一個有嚴重病態心理的政治狂人。

上述四大原因，如果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個原因，都很難構成對猶太人的滅絕性仇殺。只有把這四大原因融合為一體時，才能產生確定性的使猶太民族在劫難逃的社會效應，而希特勒則是把這四大原因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的魁首。

首先，納粹黨打著當時在德國流行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塊招牌，宣揚德意志民族是優秀民族，把猶太民族視為劣等民族。為了蠱惑人心，欺騙德國廣大民眾，希特勒對這種種族歧視理論從兩個方面進行了周密的包裝。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會邏輯，怕斷章取義地摘取前人論述人口問題中的某些詞句，拼湊成一個種族優劣的理論，為把猶太人打入劣等人種製造理論依據。二是利用早就深植於德及奧人心中的反猶意識和宗教情結，大肆鼓吹「猶太瘟疫」的謬論。經過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這個理論再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種族歧視了。他利用歷史的宗教的因素，為其滅絕猶太人而創設了廣泛的社會基礎，使得這一理論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動性。希特勒一上台，之所以能夠順利推行一整套瘋狂迫害猶太人的反猶滅猶政策，無疑得益於他這個荒謬絕倫的理論。其次，納粹黨還利用當時德國國內廣大群眾痛恨凡爾賽和約的心理，煽動復仇主義情緒，並把這種情緒轉移到猶太人身上。

在這四大原因中，現實的需要是最直接的要素，其它兩方面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沒有歷史的原因和宗教的情結作為先導性條件，那麼，即使現實再需要，也很難想像會達到如此瘋狂和殘忍的程度。只有當這四方面的原因聚合為一體時，才產生了那可怕可憎的充滿血腥的驅動力。

任何歷史事件都是社會各種相關因素合力作用的產物，或者說是時事造就的。二戰期間，600萬猶太人慘遭殺害，希特勒當屬罪魁。希特勒對猶太人特有的種族仇恨和政治嫉恨，是政治狂人病態心理的一種特殊反映。導致希特勒嚴重病態心理的「菌種」就是來自歷史成見和宗教情結，恰好又得到了當時德國社會環境的孕育。確切地說，希特勒的嚴重病態心理與當時德國社會政治生活的瘋狂病態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瘋狂的病態心理正是歷史成見、宗教情結和現實需要三大原因的粘合劑；另一方面，這三大原因的聚合又把希特勒瘋狂病態的心理推向了極端，從而引發了那場人類歷史的大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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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希特勒如何把德國人民洗腦而服從戰爭

1929年10月末從華爾街開始的經濟恐慌迅速蔓延，導致了一場世界性經濟危機。德國的經濟是靠美國發展起來的，所以受害最大。企業倒閉，產銷蕭條，失業人數直線上升，最高時達600萬。這可給希特勒、戈培爾等人提供了絕好的機會。他們稱經濟危機是「政府無能」的一個佐證，是政府接受凡爾賽和約和戰爭賠款及奉行「社會主義」政策的結果，是共和國和歷屆政府毀滅了德國的一切。希特勒公開宣布，他歡迎這場經濟危機。他正可以利用它達到搞垮共和國的目的，而且他為此甘願去干任何事情。不久，經濟危機就發展成為一場國家危機。由於經濟蕭條，國家稅收下降，相反失業救濟的支出卻迅速增加。1930年3月，魏瑪共和國的最後一屆政府終因入閣各黨在如何平衡國庫虧空問題上意見分歧而垮台。

從1930-1933年期間，魏瑪共和國不得不由所謂的「總統內閣」來治理，經濟危機更使社會各階層的矛盾不斷激化，人民群眾對魏瑪共和國政府極為不滿，強烈要求建立一個拯救德意志民族、給社會帶來安定，給人民帶來幸福的新政府。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希特勒一方面為國家社會主義展開更強大的宣傳，對各階層人民不斷做出符合其願望的慷慨許諾。一方面又通過納粹黨的宣傳機器，宣稱該黨不是一個階級政黨，而是「大眾黨」，並重點向中下層的中產階級發動討好攻勢，以爭取得到他們的支持。這種宣傳不能不打動處在絕望之中的德國人民，他們相信希特勒的諾言能夠兌現，因而紛紛聚集在納粹的旗幟下。危機前，納粹黨只有10.8萬人，到了1932年，人數超過了100萬。從1930年開始，納粹黨在國會選舉中不斷獲得勝利，1932年4月10日舉行總統第二輪選舉，希特勒竟然獲得了36.8%的選票。1932年7月31日舉行國會選舉，納粹黨獲得了37.3%的選票，獲得230個議席，一躍成為國會中最大的黨派。1932年8月13日，總統興登堡召見希特勒並試圖說服他與佛朗茨·馮·巴本共同組成聯合政府，但希特勒予以拒絕，聲言作為最大政黨的領袖，要得到「包括一切方面的整個國家權力」，但興登堡也發表聲明加以拒絕。就在這時，巴本和施萊歇爾為了一己私利，互相拆台，寧讓第三者上台，也不讓對方執政，通過政治上的交易，把希特勒推出來，搞了一個以「保守派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總統、國防軍和鋼盔團」為一方，以希特勒的納粹集團為另一方的聯盟，組成所謂「民族團結」的聯合政府。就這樣，希特勒終於在1933年1月30日通過「後門」交易登上了總理的寶座。從這時起，魏瑪共和國也就正式死亡了，第三帝國由此誕生。

H. 希特勒如何煽動民族復仇情緒的

首先，納粹黨打著當時在德國流行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塊招牌，宣揚德意志民族是優秀民族，把猶太民族視為劣等民族。為了蠱惑人心，欺騙德國廣大民眾，希特勒對這種種族歧視理論從兩個方面進行了周密的包裝。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會邏輯，怕斷章取義地摘取前人論述人口問題中的某些詞句，拼湊成一個種族優劣的理論，為把猶太人打入劣等人種製造理論依據。二是利用早就深植於德及奧人心中的反猶意識和宗教情結，大肆鼓吹「猶太瘟疫」的謬論。經過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這個理論再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種族歧視了。他利用歷史的宗教的因素，為其滅絕猶太人而創設了廣泛的社會基礎，使得這一理論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動性。希特勒一上台，之所以能夠順利推行一整套瘋狂迫害猶太人的反猶滅猶政策，無疑得益於他這個荒謬絕倫的理論。其次，納粹黨還利用當時德國國內廣大群眾痛恨凡爾賽和約的心理，煽動復仇主義情緒，把簽訂《凡爾賽和約》的猶太裔德國外交官指為賣國賊，並把這種情緒轉移到猶太人身上。

I. 希特勒怎樣鼓動人心的

瘸子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

而在宣傳征服群眾前，得先征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

文化藝術成了權力的婢女。幾千萬德國人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美術作品，可以欣賞到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觀賞到什麼樣的戲劇電影，能夠收聽到什麼樣的廣播，看到什麼樣的新聞等等，這一切都取決於納粹黨的好惡。馬克·吐溫可以在美國經濟騰飛之際出版《鍍金時代》，可托馬斯·曼這些人在納粹德國沒有容身之地。現實題材中，滿是荊棘和陷阱，那就寫點歷史吧，第三帝國的歷史題材作品一枝獨秀。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題材的作品照樣會觸犯納粹的禁區。1933年柏林焚書，為什麼要把艾米尓·路德維格和沃納·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號就是：「反對偽造我們的歷史，玷污歷史偉人，捍衛我們往昔的尊嚴！」

一旦文藝成為政權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過，希特勒、戈培爾們並不是笨蛋，他們也不想德國的文化藝術「退化」得無人問津。相反，他們希望藝術性和納粹化能完美結合，不僅德國人喜聞樂見，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親自邀請德國著名女導演里芬施塔爾出馬，就是例子。里芬施塔爾拍攝的《意志的勝利》，成功地將納粹政治藝術化。戈培爾稱贊它「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偉大時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

「各家報紙都受到指示」
納粹德國常常被人貶為極權國家。何謂極權？最通俗的詮釋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換言之，權利無所不管，一切事務都要以權力意志為轉移。

不過，就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的無所不管，並不意味著第三帝國的文化事業都是國營或黨有。恰恰相反，報刊電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經營。私有不見得就等於自由。納粹政權可以利用私人的錢為自己的事業服務。

比如對於私營電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資都是民間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審查權卻牢牢地攥在戈培爾的教化與宣傳部手裡，不是有錢而是有權才是大爺，這樣一來，不僅國庫的錢可以直接供納粹政權使用，就是民間資本，也間接地為納粹當局所用。至於是否叫座，用不著納粹黨操什麼心，因為它沒有自個掏錢賠本賺吆喝的風險。

自然，因為這種管制，難免會有納粹電影上映觀眾未必買賬的情況發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納粹德國的電影業一片蕭條。畢竟，投資者在商言商。為了利潤，他們會竭力在納粹當局容許的框框內發揮自己的才幹，盡可能地迎合觀眾的欣賞口味，換言之，會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榮，畸形創造。

控制報業，也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納粹黨辦。即使是報刊為私人創辦和所有，但是，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或控制的報紙，只佔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

《伏斯日報》是德國最主要的報紙，地位有如《泰晤士報》之於英國，《紐約時報》之於美國，它創刊於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這家發行了230年的自由主義報紙，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雖然不像《伏斯日報》那樣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闆在1933年春被迫出讓自己在這家報紙的股份。《法蘭克福日報》是德國第三大自由主義報紙，它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繼續出版。軀殼尚在，魂魄已散。

那些在納粹淫威中倖存下來的報紙，知道小命捏在納粹當局手裡，它們為納粹黨服務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納粹黨有的報紙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納粹黨不用大包大攬就把所有的報刊都一手統到自己的名下，無須為所有的報紙的虧盈付費，就能夠讓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否則編輯記者就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報刊就沒法存活。

戈培爾對新聞的管制，細致入微。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這樣寫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里，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布，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納粹當局自己也心知肚明，這種指令見不得人。於是，堂堂第三帝國的教化和宣傳部就如黑幫一樣偷偷行事，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道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秘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泄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泄露為目的，而著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

納粹當局的這兩項規定，可不是個虛張聲勢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記里就提到，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

在這樣嚴厲的新聞管制下，一份份報紙勢必變得索然寡味。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可那是誰之過呢？《格魯恩郵報》的編輯埃姆·韋爾克指責說，報刊之所以變得乾巴巴，是因為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韋爾克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個月的處罰，而韋爾克自己不僅被戈培爾撤了職，還被送進了集中營。

「灌輸納粹黨學說比生產重要」
納粹上台之初，德國的收音機普及率不高，一時間也沒法讓家家戶戶都很快擁有一台收音機。於是當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大夥在一起收聽廣播，誰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來。因此，國民們連耳根清凈的自由都沒了。而且，許多廣播節目被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在播出的時候，人們必須放下手頭的工作收聽廣播。

即使廣播的時候你是在咖啡廳或者餐館，那也不會成為漏網之魚，因為像餐廳、咖啡館之類的所有公共場所，都必須配備收音機。而對於行人來說，街頭的揚聲器照樣會把納粹黨的聲音傳送到你的耳朵里。從這個角度而言，納粹政權確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在當時，沒有哪個國家有德國那麼密集的無線電覆蓋度。

要命的是，這種廣播往往不是一兩分鍾就能夠完事，希特勒這些人的演說，動不動就長達兩三個小時。如果把全國的人因此花費的時間累計起來，那會相當於浪費多少個工時！

可納粹當局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在戈培爾看來，「灌輸納粹黨學說比工人們的生產更重要」。否則，即使德國財富再多，人民再怎麼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納粹黨毫不相干，這對戈培爾這些納粹領袖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無線電波跟報刊不同，一份外國報紙或雜志禁止在德國發行，一般人是無法看到的，而電台就不一樣了，如果不能進行有效地技術干擾，一家英國電台的廣播，柏林人也可以收聽到。為此，第三帝國就把收聽外國電台視為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

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記里提到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通知，說她的兒子已經失蹤並被認定死亡。可是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公布的德國戰俘名單里卻有她的兒子。次日，有八個朋友和熟人來信告訴她這個消息。可是好心被當成了驢肝肺。這位母親向警察告發了這些人收聽敵台，於是他們全都被捕了。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里，還有幾個人敢輕易接受和傳播戈培爾們不喜歡的信息？在恐懼中自我收斂，就會自然地成為一種生活常態。如此一來，戈培爾就可以肆無忌憚地隨意操縱輿論了，而他的西洋鏡永遠不用擔心被人公開戳破。國外到底是怎麼回事，比如人家是怎麼看待希特勒德國的，這類的信息是否可以傳播，以怎樣的形式傳播等等，都是納粹當局說了算。

相比戈培爾部長心裡也清楚，謊言重復一千遍，也不會成為真理，但謊言如果重復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因為謊言的陷阱到處都是，人們不掉進這個陷阱，就會掉進那個陷阱。極權政治之下，只存在掉進陷阱的次數多少和深淺問題，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

不過，第三帝國宣傳部炮製的那些政治謊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國人的內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為在政府欺騙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會用欺騙政府來保全自己。在極權政治里，有時候很難分清到底是誰在騙誰。

1943年2月8日，戈培爾在玻璃體育館的演講，贏得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可是在第三帝國，大人物對黨徒或百姓講什麼不會贏得熱烈的掌聲呢？領導人放個屁都是重要講話。

當戈培爾對聽眾說：「你們願意打一場總體戰嗎？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們願意打一場比我們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為全民化更為極端化的總體戰嗎？」聽眾報以狂熱的回應：「願意！」在這種場合，不想進集中營就不會說「不願意」。可在離開講台時，戈培爾卻對心腹說：這些聽眾真是一群白痴，「加入我對這幫傢伙發問，是否願意從哥倫布大廈的樓頂上往下跳的話，他們也同樣會吼『願意』的。」

其實，對戈培爾的演說，何嘗就不可能也有聽眾在心裡譏笑他：真是個白痴！我們一鼓掌他就以為我們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必須歡呼雀躍，一副十足的腦殘模樣。

為了更好地蒙人，納粹德國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比如，對於隱瞞和掩蓋真相的一個理由就是，如果如實地公開披露，會損害國家的威望，為英法等西方國家提供了攻擊德國的口實。

這種是非顛倒的邏輯，卻為一些對「德國」情意綿綿的忠誠國民所接受。他們認為，對納粹的抨擊就是對德國的抨擊，作為一個德國人，他們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何批評德國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是傷害他們的感情。結果，被當局當猴耍了還覺得自己是愛國呢。

這樣的國家，不瘋，那才怪呢。

J. 希特勒對德國人民的心理做了什麼行為

什麼也沒做···我個人認為這不是洗腦···也不是灌輸某種思想···而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那時候整個德國名族都在右傾化···這不是一個人能通過演講來改變的···希特勒只不過是迎著這個潮流而登上寶座的人物····是時代造就了個人，而不是個人創造了時代····

從大方面來講·這是人類在發展探索中必不可少的一步···雖然現在絕大多數人認為這是走錯了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