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是如何控制全球經濟的

❶ 歷史，求解

1，1870～1871年普法戰爭爆發，法國戰敗，包括法國拿破崙三世在內諸多高層投降，這導致了巴黎革命爆發，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成立。
這兩個省份則是在一戰結束後，德國戰敗，在1919年巴黎和會和凡爾賽和約中被要求歸還給法國，這兩個省份正式回到法國懷抱

2，1951年 4月18日，法、意、聯邦德國、荷、比、盧6國簽訂了為期50年的《關於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的條約》。
1955年6月1日，參加歐洲煤鋼共同體的6國外長在義大利墨西拿舉行會議，建議將煤鋼共同體的原則推廣到其他經濟領域，並建立共同市場。
1957年3月25日，6國外長在羅馬簽訂了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與歐洲原子能共同體的兩個條約，即《羅馬條約》，於1958年1月1日生效。
1965年4月8日，6國簽訂了《布魯塞爾條約》，決定將歐洲煤鋼共同體 、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統一起來，統稱歐洲共同體。條約於1967年7月1日生效 。歐共體總部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
1991年12月11日，歐共體馬斯特里赫特首腦會議通過了建立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和歐洲政治聯盟的《歐洲聯盟條約》 ，（通稱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簡稱馬約）。
之後是歐盟正式成立，一直到今天（既然是1分題目，可以選擇性回答，核心是歐共體成立和歐盟成立，也可以說是區域集團化與經濟全球化）

3，諾曼底登陸是二戰開辟西方戰線，最終使得德意志第三帝國滅亡。作為戰敗國的德國，能夠參加讓其戰敗的紀念儀式，實際上表明德國能夠正視歷史，能夠認識到過去的錯誤，並能夠積極面對和改變，使得歐洲乃至世界的戰爭根源得以消除，這符合歐洲各國乃至全世界的和平和發展的要求與主旨。作為戰敗國參加戰勝國的紀念儀式，更具有時代意義，因此此舉備受關注。
德國能回歸歐洲大家庭，其理由包括：1，德國能夠正式歷史，承認錯誤，積極面對和改正，獲得了歐洲其他國家的原諒；2，德國是歐洲大國，成立歐共體乃至歐盟這一區域集團化需要德國的加入；3，德國回歸歐洲大家庭，符合歐洲和全球的利益，為經濟全球化帶來積極影響；4，戰後建立的民主德國消除了以往戰爭的根源，使得德國不再開戰變成可能，穩定了歐洲各國的局面

❷ 德國何以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國，1981年國民生產總值達6，849億美元，次於美國、蘇聯和日本，居世界第四位，平均每人佔有11，108美元，亦在世界前列。外貿出口額常居世界第一、二位，而黃金及外匯儲備則為各國之冠。戰後經過短時期恢復，很快進入經濟發展時期，經濟發展速度之快名列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前茅。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五十年代為8％，六十年代是4.7％，七十年為2.9％；1950～80年平均超過5％，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僅次於日本，居第二位。西德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1）物質技術基礎較雄厚。西德佔有戰前德國領土的主要部分和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擁有大量的熟練勞動力和較強的科技力量。雖然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但由於原有基礎好，因此工業生產很快恢復到戰前水平。另外，戰後初期，工資水平較低，軍費開支很小，加上美國的援助，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資金和技術。

（2）制定了較長期的經濟發展方針，進行大量而又長期的投資。根據本國情況，制定了發展計劃，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發展重點；戰後投資也不斷增多，投資重點也隨各發展時期的重點不同而有計劃的轉移。

（3）重視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廣泛採用新的技術成就。西德認為不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就沒有搞現代化的要求，因此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其科研及發展科技、教育的經費比重較高；同時，盡量引進和廣泛使用新的技術成就，促使生產設備不斷更新和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4）大力吸引外資和發展對外貿易。戰後，進口廉價原料和燃料，出口高價製成品，不僅促進了聯邦德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而且獲得大量利潤。因此，西德很重視發展對外貿易。出口工業品在工業生產中占重要地位，工業就業人員中約有三分之一為出口工作。

（5）進行了某些方面的改良。為了緩和國內矛盾、發展生產，西德政府及企業主也實行了某些改良主義的措施，如廣泛實行社會福利制度，增加工人工資、福利，工人參與某種程度的企業管理等，對於安定社會、提高勞動生產率，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自七十年代以來，由於國內市場萎縮，本國及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斷發生等原因，西德經濟的發展速度明顯放慢，1970～80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降為2.8％。
1945年5月8日，納粹德國戰敗投降，由美、英、法、蘇四國共管，後分裂為東、西德。此時，德國境內民生凋敝，生產停滯，經濟完全無法滿足國民的正常生活需求，完全是短缺和管制經濟。以1948年6月21日西方佔領區的幣制改革為標志，德國充分利用了冷戰造成的東西方競爭氣氛，在馬歇爾計劃援助等的啟動下，憑借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克服了兩德分裂帶來的產業和地區性結構斷裂，在很短的時間內恢復了國民經濟的運行和發展，達到並超過了戰前水平。

整個1950年代至1966、1967年，德國年均GDP增速達近8％，私人消費活躍，機器和設備等的固定資產投資旺盛，出口增長迅猛，近乎充分就業(失業率跌至0.7％)，進入了著名的「經濟奇跡」時代。這主要得益於全球經濟恢復性需求，以及以朝鮮戰爭訂貨為標志的外需對德國出口的拉動。

此時，崇尚市場力量和自由競爭、反對壟斷，加上注重社會公正和平衡，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流思想，並影響了政府的施政方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戰後初期屬於右翼政黨基民盟／社盟的阿登納和艾哈德政府任內的主導經濟口號就是「增長、增長還是增長」。

1966—1967年，德國出現了戰後首次生產過剩危機，國民經濟出現相對罕見的0.7％的負增長，「經濟奇跡之父」艾哈德領導的政府倒台，讓位於左、中、右共治的庫爾特·基辛格大聯合政府，它標志著迄今為止的戰後經濟恢復性補課和一路高歌猛進、惟有輕微周期漲跌的單邊高速經濟增長終止。自此，德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需要強調宏觀平衡和總體協調的增長階段。如何防止經濟衰退及宏觀經濟的周期性大起大落和頻繁波動，成為廣受關注的議題，相關的調節經濟周期和商業行情的景氣政策被提上議事日程。

經濟政策思想也出現了較為鮮明的轉變，出現了在德國戰後歷史上較鮮見的、以凱恩斯主義為主導的政府運用財政、貨幣政策刺激經濟運行的總體調節政策，代表人物是當時的經濟部長卡爾·席勒。以新自由主義為主旨的德國式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加入了政府總控的凱恩斯主義新元素，政府對宏觀經濟目標追求也從增長轉向了穩定平衡。

其間，馬克升值壓力成為熱議的話題。由於公眾、尤其是工商界對馬克升值損害德國出口的擔憂，基辛格內閣中反對升值的財長約瑟夫·施特勞斯的主張，壓過了經濟部長席勒和央行意見，作出了馬克不升值的決定。此舉讓聯合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國內外壓力。不久，隨著1969年該屆政府的下台，聯邦政府作出了順應升值的決定。

隨著經濟增長的財富效應顯現，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的啟迪，萊茵模式對社會保障的強調，東西方冷戰的競爭壓力，要求社會公正、擴大社會福利待遇的改革呼聲漸高。1969年左翼的社會民主黨勃蘭特及1974年施密特政府先後上台執政。左翼為主政府的執政，推出擴大政府支出、保障社會公正和加強福利保障等經濟政策。以僱主、雇員平攤繳費為籌資方式、待遇均等的俾斯麥模式社會保險體制不僅得到恢復，而且空前擴大。一個以強制性社會保險(含養老、醫療、工傷、失業保險等)為主體，囊括社會救濟、社會津貼等的包羅萬象的社會福利體系逐步形成，德國成為社會福利國家。但是，高福利國家的剛性特徵其後日益顯現，使其財政的可持續性備受挑戰，為日後拖累總體經濟發展埋下了伏筆。

應對滯脹困擾

1970年代，德國經濟遭遇了來自外部的強大沖擊，尤其是美元走弱、布雷頓貨幣體系的崩潰和兩次石油危機。德國經濟被迫徹底告別高增長和近乎充分就業時代，進入經濟停滯、失業和通貨膨脹高企的「滯脹」時期。

德國政府放開對馬克匯率的管制、實行自由浮動，大量游資的流入使馬克升值、通貨膨脹壓力赫然凸現。增強了談判地位的勞方在勞資薪酬談判中提高工資增幅的要求助長了通脹；通脹率從1969年的2.1％驟升至1974年的7％；升值的馬克和高企的油價令許多行業訂單下降、開工不足、加上1971－1973年的「合理化進程」加速了技術進步，導致失業率上升，達到近100萬人，經濟增長下降(僅0.1％)，德國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為應對通脹，勃蘭特政府和央行推出了取消稅收優惠、增加燃油稅和提高貼現率等舉措來壓縮政府開支，但無濟於事。施密特政府改弦更張，推出復活總體需求的景氣促進計劃：通過貸款平衡和支持聯邦政府擴大投資，補貼私人投資，專門制定促進建築業、交通、環保能源的投資計劃，改革所得稅體系，降低中低階層稅收，提高育兒津貼等福利補貼；其經濟政策徘徊於凱恩斯主義(擴大政府需求)和供給指向型(減稅以活躍投資、消費、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之間；同時加強國際經濟合作，希望藉助建立歐洲貨幣體系合作來減弱布雷頓體系崩潰的沖擊、穩定匯率和構建穩定的外部經濟環境。

但是，由於持續危機造成民眾消費慾望低迷，鋼鐵、汽車、機器製造、建築等行業結構問題突出，以及發達國家同陷危機造成出口不振，上述措施不但未能解決德國的滯脹和失業，還導致了公共債務的巨增，使得總體調節政策歸於失敗。

1980年代，經濟低速增長和持續攀升的失業(突破2百萬人)及公共債務問題困擾著德國，促使1982年上台的右翼科爾政府，重回自由主義和發揮市場力量的老路，優先解決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其經濟、社會政策的口號是：「自由、活力和自我承擔責任」，強調政府應回歸本職任務，從「對國家和社會保障制度過度的要求中退回」，社會和政府只提供急需的社會救助和保障。其通過在社會保障領域開源(增加僱主、雇員繳費率)、節流(降低社保待遇)、實行控制政府支出、不舉新債等舉措，控制公共債務增長和鞏固財政政策初現成效；通過減稅以激活企業投資和私人需求，增加企業贏利，拉抬經濟增長的目標基本達到，而依此(甚至加上鼓勵提前退休)創造就業崗位的舉措卻收效甚微；貨幣政策上頂住了美國要求其實施擴張性貨幣和增長政策的壓力，堅持控制通脹、保衛馬克對內幣值穩定，尤其是拒絕了1987年美國逼迫馬克過度升值、從而危及德國出口的無理要求。

破解惡性循環

1990年代，兩德統一，全球化沖擊、老年化構成了對德國經濟、社會甚或萊茵模式的嚴重挑戰，不僅低增長(不到2％)、高失業(最高近400萬左右)始終困擾這一階段的德國社會，且「德國病」綜合症異常嚴重，消費年均增幅僅1.5％，投資多年負增長，財政赤字超過3％，公共債務十年增長1.1倍，令德國從歐洲經濟的火車頭淪為「大拖斗」。

兩德統一對德意志民族來說無疑是一大幸事，但短暫的統一景氣在1990年代初一閃而過。為實現經濟體制轉型、重建東部的基礎設施和社保體系，包括共同振興東部工程和統一基金在內，各級政府對東部的轉移支付至1990年代中期已逾萬億馬克，拖累了西部經濟。為籌集資金和遏止通脹，德國政府不得不連續10餘次提高主導利率，導致大量游資流入，歐洲貨幣體中的英鎊和里拉等也因此遭受沖擊。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國經濟的走弱，主要是由於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結構性原因，和兩德統一負擔等臨時性事件綜合作用的結果。過度保障的社會福利制度推高了生產成本，形成了「低增長下高福利——高稅收——高負債——高成本——低投資——低增長」的惡性循環。從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德國人均福利支出增加了5.3倍多，成為拖累經濟增長的後腿；1970、1980年代產業結構中過於保護夕陽產業和對信息產業等研發保守滯後使其缺乏富於增長力的主導引領產業；企業治理體制的缺乏靈活性和以利潤為首的激勵機制使微觀缺乏活力；過度的解僱保護和過高的失業保障待遇等造成勞動力市場的僵化，失業率難減。

1998年，面對不斷上漲的失業率，束手無策的科爾政府為社民黨格哈德·施羅德政府所替代，作為左翼政黨的右翼領導人，施羅德的經濟政策主張兼容了左右兩方思想：一方面堅持通過減稅激發投資和消費者的需求，活躍經濟。另一方面，在社保領域，和前任一樣提倡個人承擔責任的同時，盡量保持原來待遇，不提高社保繳費，轉而用生態稅來填補缺口和提倡環保，以體現其左翼色彩。

綜觀德國戰後經濟發展的諸個階段，盡管問題不少，但從總體經濟社會發展來看，能位列世界前茅，還是成功的。其中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堅持「有良心的資本主義」，即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基本框架，以市場競爭主導為核心，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激勵和微觀促進、調節作用；同時政府和社會適度介入，克服「市場失靈」。尤其是其強調以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適度經濟增長和穩定通貨和為最優標準的「魔術四邊形」目標，追求穩定、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總體干預調節思想；對能源的合理利用和環境保護的高度重視，說明其經濟指導思想已經達到了追求諸多緯度和諧的境界。

(作者系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德國研究會理事)

❸ 二戰時期德國的經濟到底如何

一、德國為了擺脫危機，不得不加強國家干預經濟，通過公共工程消滅失業，加強工業的國有化，同時也保證私有化為經濟帶來活力。

1. 由政府舉債，興建公共工程。
   

2. 大力擴軍。

3. 配給制。

多管齊下，就這樣創造了納粹德國的「經濟奇跡」，失業近乎絕跡，經濟增速超過20%，各種百廢俱興。

二、這種飲鴆止渴的刺激經濟，帶來了幾個大問題。

如果軍隊不再需要產品，經濟該何去何從？這就成為了二戰爆發的重要的經濟因素，如果納粹德國不發動戰爭，在未來經濟就會因為大量的債務和赤字崩潰。事實上，1936-38年，德國的平均工資水平下降了25%。所以，不斷發動對外戰爭，創造軍需訂單，就成為了維持經濟的必須手段。

在1936年左右，世界市場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而工業成品（德國出口的主要產品）的價格在下跌，德國政府越來越難以維持收支平衡，1933-36年，德國的出口下降了9%，進口同比上漲9%，帶來了嚴重的貿易逆差。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只能通過強行控制個人市場投資的方式來刮地皮。1934-38年，德國的非上市流通證券所佔的市場份額從超過一半下降到大約10%左右。

即使在戰爭爆發，西歐都被納粹佔領的情況下，德國無法將工業產品往已經工業化的西歐傾銷，資本流動無法構成循環，德國只能陷入資本的自我循環狀態。

所以可以知道，德國的擴張必然是「全球性」的，不以元首意志而轉移的，所謂「換取德意志民族更大的生存空間」，倒不如說是向東打開市場。但由於希特勒政權各方面的原因，德國沒能滅亡蘇聯，從而加速了其敗亡。

三、在戰爭爆發後，德國維持經濟和資源收入主要來源於以下幾點：

1. 在佔領國的掠奪式經濟政策。在德國政府的「新領土」，德國買家以強制的極低價格購買當地原材料。所謂的「生存空間」理論又使德國強行掠奪佔領國資源，法國的全國近半的車皮被用來輸送貨物給德國；1940年，挪威喪失了自身經濟收入的20%，1943年時達到了誇張的40%。

2. 在佔領國強制征發廉價勞動力。當然，對於抵抗激烈的波蘭人和猶太人，則送進集中營強制勞動。對於其他國家，主要是以廉價僱傭勞動力為主。直到1944年，強制佔領國勞工已經佔到德國全體勞動力的1/4，這個數字是極為驚人的。

3. 與同盟、佔領地區傀儡國的貿易。由於英國封鎖，德國基本隔絕於世界市場，無法從美洲亞洲獲得戰爭資源，於是納粹只能在歐洲范圍內尋求貿易夥伴，比如說瑞典的鐵、羅馬尼亞的石油、西班牙的鎢。甚至在蘇德交戰之前，德國與蘇聯的貿易也非常繁榮，蘇聯利用原材料、糧食和石油從德國換取了大量的工業產品。

❹ 德國靠什麼發動兩次世界大戰是什麼支撐著他的國民經濟那時候德國人生活的如何

二戰爆發前德國民眾的生活是比較糟糕的，因為一戰戰敗，德國被戰後賠款壓得抬不起頭，民眾生活自然不好。如果生活好，希特勒也不可能上台。。。民眾生活不好，才會期待國家對外擴張來改變自己的生活。所以宣揚對外擴張和德國種族最優論的希特勒才會受到民眾的大力支持。。但是德國畢竟是老牌的西歐強國，工業底子還在，但海軍被一戰戰敗條款限制，非常弱，陸軍和空軍都還有相當不錯的實力。
德國人殺猶太人，有希特勒的個人因素，也有民眾的因素。首先，猶太人在德國不受歡迎是肯定的。猶太人常年沒有自己的國家，但其較好的經濟頭腦使其在各個國家都混的不錯。外來而且富裕的人肯定會受到本地人的討厭的。。。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德國人抓猶太人，波蘭本地人都一個個的在路邊向猶太人扔垃圾，可見猶太人不受歡迎是肯定的。。。另外希特勒的個人意願也占很大因素，首先希特勒上台的一個對國民宣傳的承諾就是日耳曼人是最高等的種族。這種承諾得到國民的強烈支持，其殺猶太人就肯定不會受到反對。雖然德國民眾不是全體知情，但至少執行其決定的德國軍人都是支持的。

❺ 不碰房地產，不碰金融業，德國是怎樣變成一流經濟強國的

德國把製造業當成經濟支柱。

果失去工業，德國的經濟將直線下降。因為德國的工業太發達了，而且它賺了太多的利潤，所以德國人甚至不必為發展房地產經濟而煩惱，因為絕對不需要這樣做。強迫發展房地產經濟將付出更多。至於不發展金融業，這主要是由於一些歷史原因。每個人也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痛苦歷史。作為一個被打敗的國家，德國必須支付大量賠償金，這使當時的德國政府印製了大量鈔票，導致通貨膨脹。為了應對通貨膨脹，德國和整個國家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因此他們現在在金融領域非常保守，寧願賺錢少於發展金融業，因為德國擔心金融問題會一度再次銷毀他們。

❻ 納粹德國是靠什麼走出經濟

一、面對經濟危機，希特勒上台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恢復經濟的發展。

1.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增加稅收、擴大國債和實行通貨膨脹

1932/1933年度至1938/1939年度，國家稅收收入由65.6億馬克驟增到177億馬克，六年中實收稅款共增加了600億馬克以上。1932-1939年9月，德國國債由115億馬克上升到371億馬克。帝國銀行和幾家最大的私人銀行是國債的主要持有者。勞動者的小額儲蓄存款也被強迫投入公債。帝國銀行以國債為擔保大量增發銀行券，1933-1939年9月，流通中的銀行券由26億馬克驟增為110億馬克。這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使德國國家有能力進行有規模的投資和軍事訂貨。

2.大規模的軍事采購和訂貨

1932年，德國的軍費支出為6.7億馬克，約占當年國家總支出的十分之一或國民收入的1.5%。1933年-1939年秋的六年備戰期間，德國全部備戰支出在400億馬克以上，約占同一時期國家預算總支出的五分之二或國民收入的10.6%。巨額的軍事訂貨使德國壟斷資本集團獲得了高額利潤。以軍火工業康采恩克虜伯公司為例，1932/1933年度至1938/1939年度，公司從國家接受的軍事訂貨總值由930萬馬克猛升到1.45億馬克，即提高了近15倍。在同一時期，公司的純利潤額則由650萬馬克上升到1.22億馬克，即提高了近18倍。

3.剝奪猶太人資本

希特勒等人登台以後，大量開展「排猶運動」，幫助「雅利安」財團剝奪猶太人的財產。由於這一「運動」，共計約60-80億馬克的德國猶太資本，通過強力沒收或被迫易主的方式，全都轉到了「雅利安」財閥和納粹黨魁手中。
4.強制卡特爾化

強制卡特爾化是希特勒政府擴大壟斷組織統治及加速生產與資本集中的重要措施，並且比歷屆德國政府實施得更徹底。1933年7月，希特勒政府頒布所謂的「卡特爾條例」，規定帝國經濟部有權建立新卡特爾，而一切卡特爾則有許可權令局外企業合並起來。任何反對這種規定的局外企業，有關的卡特爾可以拒絕承認它們，從而剝奪它們得到原料和商品供應等權利。這實際上是在經濟上宣布了它們的死刑。在這種威脅下，大量中小局外被迫合並如壟斷組織，受壟斷資本的直接統治。卡特爾的數目迅速增加，1930-1936年，德國已登記的卡特爾總數，由2100個增加到2500個。

5. 淘汰中小企業，擴大壟斷組織

1937年，希特勒頒布了「股份公司改革法」，規定凡是資本不組10萬馬克的小股份公司應予淘汰；而新設立的股份公司，資本不得少於50萬馬克。結果，據德國官方統計材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資本不足10萬馬克的公司絕大部分遭到淘汰，資本為10-50萬馬克的公司減少一半，而資本在500萬馬克以上的大公司，在股份公司資本總額中的比重由1931年的74.5%上升到1939年的78.8%。中等資產階級被大大削弱了。此外，希特勒政府還強迫封閉大量手工企業和小型零售商號。從1937年起，由於局勢工業的勞動力供應問題日益尖銳，希特勒政府以「清理」手工企業和小商號為由，連續頒布了若干法令，勒令所謂「負擔過剩」及「經濟上不合算」的大批手工企業和小商號停業，把數十萬手工業者及小商人騙入軍事工廠服苦役。據統計，到戰爭爆發時止，被迫停業的手工企業近20萬家，小商店約10萬家。 通過這種方式，德國生產和資本的集中過程大大加速了，壟斷資本的勢力空前加強起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各部門生產的壟斷化達到驚人的程度。壟斷組織控制生產的比重在鉀鹽、煉鐵、金屬加工、人造氮、水泥、製糖、化學及葯品、電力等部門為95-100%，在機器及運輸工具製造、人造絲、麻織業、制紙業等部門為80-95%，在優等鋼生產中為60-70%資本進一步集中於各康采恩手中，到30年代末，他們已經控制了了全國股份資本總額的85%，為數眾多的小業主淪於破產。
6.政府全面干預國民經濟，推行國民經濟軍事化

希特勒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的軍事化經濟調節機關，1933-1936年秋，帝國經濟部是最高中央調節機關。它下面設有各種專業管理局，分管各工業部門、農業、時常、對外貿易、物價等等。同時，根據1934年的「德國經濟有機結構條例」，在原有企業主聯合會及各壟斷組織基礎上，新設立了按部門和按地區的兩類經濟調節機構，交由壟斷寡頭及其親信直接掌握。部門調節機構的組織形式是經濟集團，共有四級。最上級為工業、商業、銀行、保險業、動力和手工業等6個最高集團；下屬44個經濟集團；它們下面又分350個部門集團；最下一級則為640個專業集團。地區調節機構採取了省經濟廳（下屬市、區分支機構）的形式，全德共有18個。這兩類調節機關都具有政府機構的權力，它們統一歸帝國經濟部下設的全德經濟院管轄，同時，兩者的地方基層組織有是同一的東西。通過各級經濟集團和省經濟廳系統，在有關中央專業管理局的協同之下，壟斷資本和希特勒政府企圖自上而下地實現對國民經濟的雙重交叉控制。另外，1933年7月，在帝國經濟部下面還設立了「德國經濟總委員會」，它是由壟斷寡頭直接把持的備戰經濟總參謀部，擁有很大權力，負責指導國家經濟政策和法令的制訂工作。 至此，希特勒政府的經濟調節機構已形成為一個自中央到地方的龐大體系，按軍事化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1936年秋，「四年計劃全權督辦」戈林又設立了一個調節機構「四年計劃全權機關」，引起了兩大機關職能的重復。 有計劃的經濟使德國的工業發展速度超過了英、法、美。1932-1938年，生鐵產量由390萬噸上升到1860萬噸，鋼產量由560萬噸上升到2320萬噸。1933年-1939年，德國軍火生產增長11.5倍。但同時，德國的部門經濟卻出現了不平衡。在軍火工廠加緊製造武器的同時，德國的紡織及製鞋工業的半數設備被閑置起來。在農業方面，帝國糧食局及其下屬的數萬個基層機構，是希特勒政府幹預農業活動的基本工具。不過全部的農業事務，包括播種面積及作物類別、農業就業人數、化肥的分配、飼料的購買、農產品義務上繳數量、農產品價格、經營農產品貿易的利用額、農戶的收入，甚至農民自己留用的脂肪量及運送給城市親友的蛋品數量等，都受到國家的控制。 希特勒政府時期的德國糧食產量基本停滯在30年代初期的水平上，1937-1938年，年均糧食進口量與20年代差不多，約在400萬噸上下。

7.一方面加強和擴大國家所有制，另一方面將國有財產轉到私人壟斷資本手中

希特勒政府時期，德國國家所掌握的股份資本絕對和相對額都增長。1932-1939年，「國有的」股份資本額，由29億馬克提高到36億馬克，它在全國股份資本總額中的比重，由13.2%上升到17%。1939年，德國國家壟斷資本共計248億馬克，佔全國總資本的五分之一。 在擴大國有化的同時，希特勒政府還執行了國有財產重新私有化的政策。在1929-1933年經濟危機期間，當時的德國政府為挽救一系列壟斷資本集團，以優惠價格收購了柏林各大銀行的大部分股票和一系列大工業公司的部分股票。隨著這些企業的扭虧為盈，希特勒政府把國家持有的巨額股票廉價賣給有關的私人壟斷資本集團。在德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壟斷企業同政府的結合也加強了。企業主職能與國家官僚職能達到了高度的融合。
6.政府全面干預國民經濟，推行國民經濟軍事化

希特勒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的軍事化經濟調節機關，1933-1936年秋，帝國經濟部是最高中央調節機關。它下面設有各種專業管理局，分管各工業部門、農業、時常、對外貿易、物價等等。同時，根據1934年的「德國經濟有機結構條例」，在原有企業主聯合會及各壟斷組織基礎上，新設立了按部門和按地區的兩類經濟調節機構，交由壟斷寡頭及其親信直接掌握。部門調節機構的組織形式是經濟集團，共有四級。最上級為工業、商業、銀行、保險業、動力和手工業等6個最高集團；下屬44個經濟集團；它們下面又分350個部門集團；最下一級則為640個專業集團。地區調節機構採取了省經濟廳（下屬市、區分支機構）的形式，全德共有18個。這兩類調節機關都具有政府機構的權力，它們統一歸帝國經濟部下設的全德經濟院管轄，同時，兩者的地方基層組織有是同一的東西。通過各級經濟集團和省經濟廳系統，在有關中央專業管理局的協同之下，壟斷資本和希特勒政府企圖自上而下地實現對國民經濟的雙重交叉控制。另外，1933年7月，在帝國經濟部下面還設立了「德國經濟總委員會」，它是由壟斷寡頭直接把持的備戰經濟總參謀部，擁有很大權力，負責指導國家經濟政策和法令的制訂工作。 至此，希特勒政府的經濟調節機構已形成為一個自中央到地方的龐大體系，按軍事化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1936年秋，「四年計劃全權督辦」戈林又設立了一個調節機構「四年計劃全權機關」，引起了兩大機關職能的重復。 有計劃的經濟使德國的工業發展速度超過了英、法、美。1932-1938年，生鐵產量由390萬噸上升到1860萬噸，鋼產量由560萬噸上升到2320萬噸。1933年-1939年，德國軍火生產增長11.5倍。但同時，德國的部門經濟卻出現了不平衡。在軍火工廠加緊製造武器的同時，德國的紡織及製鞋工業的半數設備被閑置起來。在農業方面，帝國糧食局及其下屬的數萬個基層機構，是希特勒政府幹預農業活動的基本工具。不過全部的農業事務，包括播種面積及作物類別、農業就業人數、化肥的分配、飼料的購買、農產品義務上繳數量、農產品價格、經營農產品貿易的利用額、農戶的收入，甚至農民自己留用的脂肪量及運送給城市親友的蛋品數量等，都受到國家的控制。 希特勒政府時期的德國糧食產量基本停滯在30年代初期的水平上，1937-1938年，年均糧食進口量與20年代差不多，約在400萬噸上下。

7.一方面加強和擴大國家所有制，另一方面將國有財產轉到私人壟斷資本手中

希特勒政府時期，德國國家所掌握的股份資本絕對和相對額都增長。1932-1939年，「國有的」股份資本額，由29億馬克提高到36億馬克，它在全國股份資本總額中的比重，由13.2%上升到17%。1939年，德國國家壟斷資本共計248億馬克，佔全國總資本的五分之一。 在擴大國有化的同時，希特勒政府還執行了國有財產重新私有化的政策。在1929-1933年經濟危機期間，當時的德國政府為挽救一系列壟斷資本集團，以優惠價格收購了柏林各大銀行的大部分股票和一系列大工業公司的部分股票。隨著這些企業的扭虧為盈，希特勒政府把國家持有的巨額股票廉價賣給有關的私人壟斷資本集團。在德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壟斷企業同政府的結合也加強了。企業主職能與國家官僚職能達到了高度的融合。
8.擴大對外貿易

1932－1938年，德國在保加利亞、希臘、匈牙利、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等國的進出口貿易中的比重，分別提高了三分之一至三倍不等。1929－1938年，德國對外投資急劇上升，由12億美元增加到40億美元。1933年5月，德、法、比、盧等國鋼鐵壟斷組織又聯合成立國際粗鋼輸出協會，從而恢復了國際鋼鐵卡特爾。在國際鋼鐵卡特爾和國際鋁卡特爾中，德國壟斷組織也分別擁有近五分之一的出口份額或股份額。

9.興辦公共工程

希特勒政府頭兩年（1933-1934年）用於興辦公共工程的開支共約50億馬克。其中最大的是建築公路，主要是高速公路，16.1億馬克，其次是修建公共建築物與住宅（後來不少成為兵營）約7億馬克，開墾荒地與改良土壤等約7億馬克，整治河道、開鑿運河和架設橋梁等3.5 億馬克，修復和更新鐵路設備約5億馬克；對參加公共工程的私人發放補助金和減免稅金約6-7億馬克。
二、貨幣新經濟政策

1.拒絕接受國外借款，以生產為德國貨幣的基礎，而不以黃金為本位。
2.用直接易貨的方式來進行進出口貿易。
3.停止所謂「外匯自由」，即准許在貨幣方面實行賭博並按照政治情況，把私有的財產由國移到彼國。
4.當有了可以工作的人力和物資時，就製造貨幣，而不向外國借債。

三、社會福利政策

1.大力推行社會保險制度，增加和提高國民的社會福利。
2.擴大職工的有薪休假制度，修建了一批療養院和旅館，使工人享有過去只有資產階級才能享受的休假旅遊。
3.通過勞動美化活動來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勞動環境。

以上措施對於起動處於危機最低點的德國經濟，減少龐大的失業人數，起了很大作用。客觀評價希特勒，不能抹殺他對德國經濟的貢獻，就經濟發展而言，從1932年到1937年，德國國民生產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納粹創造了德國經濟恢復的奇跡。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使得二十年前慘敗的德國，又重新崛起成為歐洲大國。

❼ 全球化對德國的影響

著知識經濟的時代的來臨，知識創新對國民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日益顯著。從長遠的觀點看，R&D投入對於提高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競爭能力至關重要。進入90年代以來，德國的R&D投入從資金規模和佔GNP的比例上都維持有一定的規模。但其中有兩個特色：一：政府在研究與開放投資中所佔比例不斷減少。二：經濟界對應用研究的投資越來越多。

盡管政府在整個研究與開放投資中的比例不斷減少，但總量上卻仍是增加的。企業界的參與表明，基礎研究的成果不可能只對參加基礎研究的企業有利。由於與美法英等國相比，德國政府在軍用投資上的比例較小，用在民用上的投資更有利於提高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能力，因而德國在政府對研究與開發的投資上處於一種非常有利的地位。盡管如此，德國政府和企業界仍然需要迎接未來的挑戰。

面對的困境

許多德國人把20世紀70年代看成是德國工業發展的高峰。「德國製造」不光只是非常好的產品的標志，而是也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工業體系的象徵。作為一個相當成功的模式，德國工業得到了國際上的承認。德國在製造工程、動力工程和化學工業方面的技術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對德國產品的需求是如此之旺盛，以致許多製造商都感到勞工短缺，不得不引入客籍勞工來滿足日益增長的客戶的需要。

然而，到了80年代，情況就慢慢地發生了變化。德國的工業似乎逐漸喪失了競爭力。美國的汽車市場的行情變化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德國汽車逐漸為日本汽車所取代。在其它工業領域，德國人也發現其競爭實力越來越受到挑戰。競爭對手在產品質量、產品設計、原料花費、售後服務等方面一點都不輸於自己。有些德國學者或外國學者都認為德國的工業失去了競爭力。[1]

盡管不同的研究者對德國工業走下陡路的分析各不相同，但在一些基本特徵方面，卻有相同的見解。歸納出以下幾點。現在將我們逐一加以分析。

第一：相比於其它幾個主要的工業發達國家，德國的勞工太貴。如果以當時美元與馬克的匯率計算，1996年一個德國工人每小時所得為3l.87美元，日本為20.84美元，而美國僅為l7.70美元，我國的台灣地區為5.82 美元。[2] 僱主付給德國工人小時工資太高，當然，由於高稅收和高福利政策是相聯在一起的，德國工人實際上並沒有得到這么高。更重要地是，德國工人的勞動時間在幾個發達國家中已降到了最低點。德國企業家抱怨，高小時工資加上超短的周工作時間，使得德國企業在與對手競爭時如同帶著兩副手銬。難怪最近德國國內有人提出每周工作50小時，以減少失業，增加競爭的倡議。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德國的企業不靈活。德國企業在從發明到應用過程中顯得太慢。[3]其理由認為德國的公司結構不夠靈活，不適於目前越來越短的產品生命周期。他們的發明周期過長，在將發明推向市場時又不及時，當然沒法與快捷的競爭對手相比。比如，目前在移動通信市場方面，德國的西門子從許多方面都落後於芬蘭的諾基亞和美國的摩托羅拉。

第三，認為德國過於繁瑣的法律、法規影響了德國企業的競爭力。當德國企業和商人在國外投資和辦廠時，他們受到較少法律上的約束，而在國內卻不得不與一個嚴密的規則網打交道。規則的泥潭使得德國企業家少有新的想法。由德國研究機構發明出和很有希望的創新很少有機會由德國企業商業化。缺乏創新的產品也是德國落後的原因之一。

第四，認為德國企業太強調技術層面，因而忽視了僱主的偏好。從文化上講，德國的管理人員有很強的工程取向。他們本人也是在這種氛圍和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在設計的過程中，德國的工程師都傾向於追求最完美和最先進的概念。人們認為，在技術開發過程中，這些特性導致了「以技術為中心」的想法，但這並不為消費者所偏好，消費者所喜歡的是實用並易於使用且花費相對較少的產品。與德國企業相反，外國的競爭者把技術僅僅看成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能滿足消費者的需要。

第五，認為德國的工會具有過大的權力和影響，按照共同參與的法律權力，它們有對企業發展發表意見的權力。因此，德國的僱主們常常要與工會妥協。而這個結果卻是與市場的靈活性規則相違背的。因此認為德國的企業在適應市場的變化方面不夠靈活。

第六、德國的創新地點太過於集中。盡管聯邦德國是一個非常強調社會性的（soziale）的國度，但它的工地區差異還是相當大。比如，德國的研究與開發活動主要分布在下述八個地方：慕尼黑(12%)、斯圖加特(12%)、黑森州南部(9%)、萊因－內卡河地區(6%)、柏林(4%)、杜塞爾多夫(4%)、Braunschweig (3%)以及科隆(3%)等。這些地區的R&D費用佔全德國的53%。東部德國盡管正在復甦，但在研發方面與西部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當然這在發達國家裡還不是最糟糕的。比如，僅維也納就占整個奧地利R&D的52％。但消除區域之間的不平衡，仍是聯邦德國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4]

最後，范圍廣泛的環保主張，也被認為對經濟競爭力不利。德國人公眾論對環境退化、再循環和自然保護過於關心，企業必須尊重公眾的態度和環境規則與要求。據說工業界認為這些壓力進一步增加了費用，送減少了德國產品的競爭能力。

德國居高不小的失業率又反過來對其競爭力產生影響。到了90年代後期，德國的失業人口已超過400萬，失業率高達11％。盡管與義大利和法國相比，德國的失業率也不算太高，但與美國、日本、英國和荷蘭相比，還是高出許多。而且整個9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都不高，民眾的購買慾望不高。盡管銀行利率較低，德國公司還是不太願意在國內投資。大部分德東地區（原民主德國）經濟蕭條，原來所謂統一之後，迅速繁榮的諾言成了謊言。德國馬克也一再降值。聯邦政府當時面臨著低效率的平均主義，權利相當集中化，地位分配政治化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消除政治性的資格指派的後果，提高縱向流動性，彌補第三產業化的空白，消滅人浮於事，重建有能力的中產階級，消除遷徙壓力成了非常緊迫的結構調整問題。因而，還沒的有時間來談發展。

但是，上述對德國競爭力的解釋，並不是完全能站住腳。也有大量相反的證據來反駁上述論點。比如，盡管德國的勞動力非常昂貴，德國的生產力仍然很高，出口產品的單位工資最終花費（final wage costs per unit of output）在國際上仍有競爭力。德國工業產品的出口仍創新高。 人均出口額比美國高兩倍。比日本高1/3。不可否認，德國的產品在世界市場上仍有很強的競爭力[5]。

另外還有證據表明，德國的一些大公司，比如拜爾、Höchst、BASF、達姆勒-賓士（Daimler-Benz）和大眾汽車公司都在結構上做了調整，恢復贏利。一種以贏利為導向的管理態度在大企業中出現。股票市場對這種態度也做出了正面回應，從長遠走向看，這種態度帶動了德國股市走向新高。

盡管失業人口的比重還沒有降下來，而且仇外和排外的事件時有所聞，但德國的整個社會體系還是運轉良好。教育和福利體系還保持著。

之所以出現上述相互矛盾的解釋，是因為有些研究基於少數的例證，因而很容易找出相反的例證。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德國的核心製造業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時，如何才能保持競爭優勢？這一點已經引起了德國工業界的廣泛關注。工業結構已經重新開始調整，要麼合並，規模增加，要麼減少冗員。許多德國企業擴大了在海外的生產。另外，留在德國的製造業也開始採用新技術，新的生產概念來提高生產率、改進質量，增加靈活性。但並不是所有德國的企業都做到了這一點，步調不一致。

未來的挑戰

我們今天已處於21世紀的開端。目前有關全球化的討論正如火如荼。不管我們是否喜歡它，全球化都不可逆轉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各國政府也都積極地尋找對策，來適應所帶來的變化。作為一個國家至關重要的技術政策，也應得到相應的調整。作為工業企業，也要有相應的戰略對應。全球化的贏家，只能是那些對此作好准備的國家或地區或公司。它們具有競爭實力，對外開放，成為信息、交流和知識應用的中心。未來的國家創新政策應該在這方面多下功夫。不只是鼓勵單個企業的創新突破，而且應建立支撐這種突破的創新網路。

前聯邦教育與研究部部長提出了與國際化和全球化有關的五個問題[6]

1. 增加區域競爭力的可視性

2. 融合研究與應用

3. 支持並促進商業啟動

鼓勵新的商業和支持中小型企業非常重要。OECD發現，在OECD成員國中，5%的中小型企業創造了幾乎70%的新的工作。風險資本的投資在1996至1998年間上升了240%。這一趨勢還在上升。生物技術公司從1995年到1996年從75家上升到150家，1997年又上升到300家以上。5.65億德國馬克的私人風險投資已投到「生物區」(BioRegio)。

4. 擴展德國的教育和創新體系

德國的教育體系正面臨著歷史的挑戰[7]。許多學校已嚴重超員，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政府必須不斷向高校投錢才能保證其正常運轉。但這對於國家和地方來說都是一個不小的挑戰。高校的結構如不做出結構上的改變，將很難繼續生存[8]。許多獲得教授資格的人也加入失業大軍的行列，這對德國的研究教育體制是一莫大的諷刺。[9] 另外，許多外國學生進入美國的，而不是德國的大學學習深造，就是對德國大學教學和研究質量的反諷。如何提高外國學生的人數在德國大學中的比例也是對全球化的回答。為此，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發起了一個領航計劃，主要對象是面向外國學生，以英語教學，從97/98冬季學期先開設13門課程。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還與MIT簽訂了相互交換學生的計劃，以及一系列旨在增加德國大學吸收力的措施。

5. 架設國際橋梁

德國國內研究的國際化，比如，馬普學會在Njmwegen設立了心理語言研究所。與我國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進行合作研究。夫琅和費協會在美國建立了激光技術、產品工程、材料研究、醫學技術和計算機制圖的研究中心。在馬來西亞建立了高級軟體開發中心。正是這些在國外的研究基地的建立，使得德國的企業容易地在當地找到合作夥伴。1997年從美國得到的研究合約為一千一百萬美元。另外，夫琅和費協會還加強了在亞洲的活動。在中國建立了兩個不同性質的辦事處[10]。與此同時，德國政府也鼓勵外國政府在德國建立研究機構。比如韓國就在薩爾州建立了一個環境技術研究所。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戰，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還相應地修改了資助規則。

他指出，「我們必須積極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戰。社會的團結這一基本的理念必須保持，而同時整個社會系統必須導向未來。」

我們從經濟上講，究竟有從全球化中得到何種好處？我們是否值得這么做？全球化從未來來說，是否是可行的，可持續的？還是會食品或能源供應的瓶頸的限制？[11] 面對社會結構的加速調整，如何保持社會的凝聚力？窮國是否會被推向國際經濟整合的邊緣？

國內政策如何與國際政策協調？因為全球經濟不只是經濟結構的變化，而且也是社會結構的變化。這類發展也影響了教育與研究。目前對研究的定義也有修改的必要。以前人們區分了純基礎研究、基於應用的基礎研究和基於生產的研究這三種研究類型。但這種區分已不適合於今天。 這三種研究類型之間有一個動態的關系，它們形成了動態的研究三角形。當經濟全球化，研究三角形之間沒有任何限制，那麼未來的教育也必須打破固有的學科邊界。未來的學術與研究，應該是受問題驅動的跨學科的研究。

創新應該是在所有組織層次和所有商業領域里進行。除了產品創新外，還要在生產環節、管理實踐、質量控制等各方面進行。

在德國，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並沒有認真對待服務領域里提出的挑戰。這個認識上的盲點已給德國的競爭能力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人們正在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加以改進。

德國能保持增長和生產力的成績表明了德國研究體系作為一個創新模式的重要性。它的創新機制加速了新技術的普及與商業化。合約研究體製表明了在工業界、政府、學術界為了相互利益而互動的潛力。資源根據工業需要被有效地引導。小企業通過合作研究體系得以有機會進行合約研究。技術擴散網幫助私人企業得到各種各樣的從技術概念到市場管理的創新信息。教育培訓體系推進了技術創新。它把工人培養成能適應創新的技術能手。而且，工業界的聲音可以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被直接和有效地體現出來。

盡管德國的研究體制有許多毛病，但它在促進創新方面至今仍被認為是強有力的。然而，它也面臨著許多挑戰。德國不能再依靠傳統製造業來謀求經濟發展，除非它能轉移相當一部分注意力和資源到新的能應用到工業的方方面面的交叉技術上來。傳統的製造業應輔以放在關鍵技術上的更多注意力，才能達到一個新的增長水平。德國必須對研究政策做相應的調整，才能繼續保持在工業競爭力方面的領先水平。[12]

近年來，德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力圖對相對僵化的研究體制進行改革。其指導思想是創造競爭氛圍，讓最具創新性的思想和研究課題得到國家的資助，以脫穎而出。

綜上所述，德國人並沒有沉浸在自己過去的輝煌之中。作為一個「過份自覺」的民族[13]，我們有理由期待它的政治、經濟、科學和教育體系在為人類的持續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

❽ 德國經濟對世界的貢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在反思戰爭教訓的同時重建家園。有識之士認為，傳統的英美自由競爭的工業資本主義模式，不能解決德國戰後社會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問題。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成為學界和政界的共同選擇。隨後，政府以貨幣改革為先導，將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和社會保障等通盤考慮，開始整個社會經濟體制的重塑和轉型。事實證明，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使德國遠離戰爭、實現長治久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成為聯邦德國經濟增長速度最快時期，西德經濟先後超過法國和英國。這一模式也為國家統一後的經濟平穩過渡作出了重要貢獻。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將追求公平與公正作為一大宗旨。在完成從戰爭經濟向和平經濟的轉型中，德國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在分配製度上通過政府幹預以更好地克服收入和權力分配上的不公平。 德國是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經濟實力居歐洲首位，在世界上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為第三大經濟強國。
德國自然資源較為貧乏。除硬煤、褐煤和鹽儲量豐富外，原料和能源很大程度上依賴進口，2/3的初級能源需進口，天然氣產量能滿足國內需求量的1/4，東南部有少量鈾礦。森林覆蓋面積佔全國總面積的1/3。
德國農業發達，農業機械化程度很高，農業用地約占國土面積的一半。農業就業人數占國內就業總人數的2.4%。農產品可滿足本國需要的54%。主要農產品有穀物、馬鈴薯、甜菜、水果、葡萄酒、蔬菜等。
德國景色秀麗，旅遊業發達，每年接待大量國內外遊客，2003年旅遊入住人次共2.76億，其中國內遊客入住人次約2.98億，外國遊客約4100萬人次。
德國交通運輸業十分發達，是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公路、水路和航空運輸全面發展，以公路為主，公路密度為世界之首。
德國工業部門比較齊全，水平較高，機械製造、汽車、化工、電子、鋼鐵為工業的支柱產業。

德國工業結構的特點是：
1．側重重工業
汽車、機械、化工、電氣等工業部門產值佔全部工業產值的40%以上，食品、紡織、服裝、鋼鐵、采礦、精密儀器、光學、航空航天工業也很發達。
2．外向型
國民經濟主要工業部門的產品一半以上銷往國外。
3．中小企業的作用舉足重輕
中小企業在德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德國政府非常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在多方面給予大力扶持。
在德國，年營業額少於100萬歐元、雇員人數少於9人的為小企業，年營業額低於5000萬歐元、雇員少於500人的為中型企業。據波恩中小企業研究所公布的數字，全德國共有330多萬家中小企業，涉及工業、手工業、商業、旅遊、服務等行業。服務行業是中小企業大顯身手的地方，工業製造領域的中小企業也占著98%的比例，其中83%為家庭企業。這些遍布全國各地的中小企業為德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作出巨大貢獻，是德國經濟的中堅力量。研究所的數字表明，德國中小企業營業稅占整個企業界的99.3%，提供大約70%的就業機會和82%的培訓機會。
德國非常注意培養人們自主創業的意識。政府和金融研究機構聯合在中學和大學開設創業課程，讓學生接觸和熟悉管理和經營知識，鼓勵開公司創業。德意志經濟研究所發起一項計劃，號召中學9年級以上的學生在學校指導下創建微型公司，這中小型公司同其他公司一樣被置於市場環境中運行。
為了扶持中小企業健康穩定地發展和壯大，政府對創業階段的中小企業實行稅收減免政策。為了消除阻礙中小企業發展的官僚作風，聯邦政府還採取措施優化行政管理程序，簡化公司注冊手續。
德國各級政府在扶持中小企業方面作了很多努力。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推進，競爭日趨激烈，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更需要政府為其創造有利的國際競爭環境，以便把進入國際市場或獲得革新資金的障礙減到最小。在德國各地有1000多個經濟扶持組織，有國營的、私營的和公私聯營的。它們相當於政府與企業間媒介，通過提供信息、咨詢、培訓和項目基金等手段幫助中小企業進行技術革新，幫助其掌握管理知識等。在資金方面，中小企業不僅會獲得啟動資金，現有的企業也會得到技術革新和發展資金。在獲得政府撥款方面，中小企業享有優惠待遇。
4．壟斷程度高
1000人以上的大企業占工業企業總數的2.5%，占工業就業人數的40%和營業額的一半以上。

❾ 德國經濟是走怎樣的道路的

淺談德國統一與德國現代化
我們在探討現代化問題時一般考慮的是社會層面的因素，比如產業結構的變化、科學 技術的發展、新興階級的形成或是新的思潮的傳播。這在本質上屬於一個漸進的自然的 變化過程。而統一問題主要涉及的是一些政治層面的事件，如統一力量、統一方式或是 統一策略等等。這更多地屬於劇烈的人為的速變過程。這兩種不同性質、不同時空的過程並沒有必然的聯系。然而，在德意志近代這一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統一與現代化之間 卻存在著極為密切的特殊關系。政治上的分崩離析一直是德意志民族發展史上的重大不 幸。1517年的路德宗教改革揭開了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族統一運動的序幕，然而統一 是披著宗教的外衣進行的。隨著西歐的現代化浪潮向周邊推進，德國社會也深受震盪， 此後的統一運動開始與現代化緊緊地結合起來。1807年開始的反拿破崙戰爭，1848年的 德意志資產階級革命，都深深地打上了現代化的烙印。現代化客觀上要求統一的市場， 現代工業資產階級也需要統一的民族國家作為其民族利益的代表和保護神，現代化離不 開國家的統一。同時，現代化的發展，工業革命和工業化的進展，對德國的統一也起了 巨大的推動作用，德國的統一同樣也離不開現代化，並且在很大程度上講它是現代化的 產物。因此，德國的統一和德國的現代化之間是一種密切相聯、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 關系。
一
現代化問題在德國一經出現便與德國的統一緊緊地交織在一起。這是德國歷史發展的 必然，更是德意志民族自身發展的客觀需要。
近代英國和法國早就確立了統一的民族國家，解決了統一問題。對內，這些民族國家 的專制王權為了鞏固其統治致力於度量衡的統一，道路的建設，關卡的消除及金融系統 的建立，促進了自由貿易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外，專制王權奉行重商主義和殖民主義 ，保護國內工商業的成長，開拓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市民階級在專制王權的襁褓里得 到了很大的發展。英、法等統一的民族國家遂也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德意志社 會雖受影響卻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30年戰爭中，英、法甚至是瑞典等民族國家為 了本國利益而浴血奮戰，而此時的德意志諸邦還在相互廝殺，統一的德意志民族的意識 還是很淡漠。如果說，在18世紀，德意志人開始有了一種民族意識，那麼也僅僅只是一 種流傳於思想界、知識界精英觀念上的浪漫主義的文化民族主義[1](第112頁)。這與英 法等民族國家基於共同政治意志與經濟利益而形成的「政治民族主義」有著顯著的差異 。即便是到了18世紀中後期，雄心萬丈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也沒有提出過要統一德意志之 類的話。那麼，到底是什麼事件或是什麼因素最終使統一問題提上日程?筆者認為這個 事件便是拿破崙戰爭，這個因素便是現代化對德意志社會的影響。
從1800年的馬倫哥戰役到1815年的滑鐵盧戰役，拿破崙同封建歐洲進行了歷時15年的 戰爭。毗鄰法蘭西的德意志受戰爭的打擊最為巨大。1805年第三次反法聯盟的失敗及《 普蘭斯堡和約》的簽訂和「萊茵聯邦」的建立直接導制了神聖羅馬帝國的解體。至此， 形式上的德意志國家不復存在，如何重拾舊山河提上了日程。1806、1807年普魯士軍隊 和普俄聯軍的失敗及《提爾西特和約》的簽訂使普魯士這個曾經擁有30萬平方公里土地 ，逾1000萬人口和25萬軍隊的強邦，連同它那自稱為歐洲最強的軍隊，以及曾被資產階 級視為進步和理性之所在的開明專制主義精神一道，陷於全面崩潰的境地[2](第241頁) 。拿破崙軍事上的勝利代表了法國大革命的成果，是統一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勝利。以普 奧為代表的德意志的失敗反映了以農奴制為基礎的分裂的諸侯專制統治的沒落。拿破崙 戰爭沉重打擊了德意志的封建專制制度，破壞了德意志強固的封建分裂格局，客觀上有 助於德意志的統一和社會內部新因素的興起和成長。1803年，德意志有關邦在拿破崙戰 爭打擊下召開的一個全帝國代表會議取消了112個邦國，使邦國數減少到30幾個，德意 志在統一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更為重要的是，戰爭中產生了德意志的政治民族主義 ，人們意識到：落後是由國家的分裂造成的，於是，新的社會力量出現了，它以西方的 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為旗幟，要求國家統一和政治自由。在它看來，自由和統一是不可 分割的。普魯士雖然元氣大傷，但它是全德惟一獨立的國家，是德意志希望之所在，只 有復興普魯士才能統一德意志、復興德意志。因此，全德精英分子聚集於普魯士，共話 改革。同時，軍事上的慘敗使普王無力實行專制統治，也意識到了對封建農奴制進行改 革的必要性。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德意志自由主義貴族和民族主義者得以推行改革，拯 救德意志，出現了1807年開始的施泰因——哈登貝格改革。改革雖只在普魯士殘存的一 半國土上推行，卻具有全德意義：它既為德國歷史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即開始走上了 現代化，又為德意志提供了統一的力量。與此同時，拿破崙在萊茵蘭地區推行的資本主 義改造使萊茵蘭地區成為德意志境內最先轉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地區，促成了一個德意志 現代工商業資產階級，為普魯士改革者提供了可借鑒和效法的榜樣。1815年後萊茵蘭最 發達地區歸屬普魯士成為此後德意志現代化的火車頭，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現了「萊 茵文明」，它不僅發展成為全德的重工業基地，而且成為德意志自由和統一運動的中心 。
統一是德意志民族發展的客觀要求，現代化是當時的時代精神，拿破崙戰爭最終把這 兩件關系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大事提上了日程，並促成了兩者的結合。
二
19世紀20年代，德意志工業開始繁榮、活躍起來。三、四十年代是德意志現代化的起 動階段。德意志現代化一經起動便與德意志的統一事業息息相關。拿破崙戰爭雖然歸並 了大量的諸侯國，但德意志依然處於30多個邦國的分而治之之下。這種分裂局面在德意 志現代化啟動之後愈來愈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民族分裂問題的克服已成為德意志 現代化必須突破的關卡。德意志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傑出代表和德意志民族統一的先驅弗 里德里希•李斯特為建立德意志關稅同盟和全德鐵路系統所作的努力，把德意志現代化 的進步和實現民族統一的進程緊緊地結合起來，首先在經濟上成功地突破了這種分裂局 面。關稅同盟和全德鐵路系統成為當時德意志現代化和統一運動的最主要的載體，是德 意志現代化和統一之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最典型的體現和最完美的結合。李斯特曾 貼切地描述道：「鐵路系統和關稅同盟是連體雙胞胎；它們在同一時刻誕生，彼此肢體 相連，只有一個思想和一個感官，它們互相支持，追求同一個偉大的目標，即把德意志 各個部分聯合成一個偉大、文明、富足、強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3](P.347-377)。
在拿破崙戰爭的影響和李斯特的倡導下，德意志各邦意識到鐵路在政治、經濟和軍事 上的重要性，掀起了鐵路建設的熱潮。1835年德國建成了長6公里的第一條鐵路，1939 年建成鐵路133公里，到1845年德國一共建成20條鐵路，長達2871公里，1849年全德的 鐵路長度超過了法國。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德意志的鐵路建設達到了高潮，開始形成鐵 路網，到60年代末，現代德國的鐵路格局基本形成。據統計，德國鐵路線的長度(不包 括奧地利)，1850年為5822公里，1855年為7781公里，1860年為11026公里，1865年為13 821公里，1870年為18560公里[4](P.93)。普魯士鐵路在其中佔了主要份額：1850年為3 869公里，1870年為11520公里[5](P.376-380)，從而控制了全德鐵路網的運營，鞏固了 它在德意志的經濟領導權。鐵路建設極大地帶動了煤鐵鋼等重工業的發展。鐵路網的建 成便利了德國煤炭的開采，使德國煤炭產量急劇增加，到1860年時，德國的煤產量已超 過比利時和法國。煤礦的開采給鋼鐵工業提供了豐富的能源，鐵路又成為鐵的主要消費 者。1861年至1870年，德意志的制鐵業出現了強勁的高漲，生鐵產量超過法國逼近英國 [6](P.2)。普魯士新建立的煉鐵、鐵器製造和機器製造企業，為全德之冠，佔70%以上 。鐵路事業發展的結果，還帶動了一些新興工業部門的建立。50年代建立的電報業，60 年代建立的化學工業和光學工業以及銀行業和股份公司的建立也開始促進德意志的工業 化。鐵路事業發展的另一個後果是促進了德意志各邦國的聯系。全德鐵路網的建立不僅 在經濟上方便了交往，促進統一市場的形成，而且大大增進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文化和 思想交流，增強了德意志統一民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
以上論述表明，鐵路建設和全德鐵路網的形成成為德意志現代化的強大拉力，使德意 志社會的整個經濟結構和階級力量的配置發生了「決定性的，實際上是革命性的變化」 [7](P.235)。而資產階級力量的增強客觀上又需要一個統一的政府和廣闊的市場，從而 有力地推動了統一大業。正如當時的詩人把鐵路稱為「德意志統一的結婚綬帶」，鐵路 不僅在經濟上，還在促進德意志各地區的思想交流和自由、民主思想的傳播上起著重大 的作用。普魯士也因其對全德鐵路網的控制而成為德意志諸邦中的領頭羊，並最終成為 德國統一的中心力量。
關稅同盟的建立與全德鐵路網的形成一樣，在德意志現代化和統一進程中同樣佔有重 要的地位。它的建立使德意志民族在尚未得到統一的情況下，事先造就了統一的內部市 場，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經濟上的統一。可以說關稅同盟從倡導之日起便具有兩個 明顯目的：現代化和統一。
由於奧地利對德國統一持冷漠和否定態度，給了經濟上強大的普魯士以爭奪全德霸權 的機會，它越過德意志聯邦，執行一種全德性的關稅政策。1828年普魯士與黑森——達 姆斯塔特締結的雙邊條約和1829年與南德商業同盟締結的條約奠定了1834年關稅同盟的 兩個重要步驟。受奧地利支持的中德商業同盟遭到孤立，開始分化。1831年黑森選侯國 轉入普魯士關稅體系，打通了普魯士東西領土之間的壁壘，建立了一條通往西部的關稅 橋梁。1833年把上述的締約條約合並，產生了德意志現代化史上意義深遠的關稅同盟。 1834年1月1日關稅同盟生效，其他小邦紛紛加入，到1836年1月，已擁有居民25151000 人，佔1871年統一時德國居民的85.6%，一個巨大的德意志國內市場逐步建立起來。這 樣，日益增長的德國國內產品能按統一的方針銷售了。由於奧地利的自我孤立，德國政 治上同時也是經濟上和地理上的二雄相爭局面首先在經濟上消除了[8](P.77)。當時很 多仁人志士都意識到經濟聯合對政治統一的巨大促進作用。普魯士財政部長莫茨在給國 王的備忘錄中對可以預見到的後果這樣寫道：「……收取進關、出關和過關稅僅僅是各 國在政治上的分裂所造成的後果，如果這一點確是政治學真理的話，那麼反過來說，這 些國家結成關稅和商業聯盟的同時，它們也必將統一成一個政治體系，這也應當是真理 ……德意志將統一在普魯士的霸權之下。」[8](P.77)全德鐵路系統的形成和關稅同盟 的建立極大地促進了德意志經濟的發展，進一步壯大了德意志資產階級力量。資產階級 力量的壯大又推動了小德意志地區同普魯士經濟一體化。從19世紀40年代起，關稅同盟 為保護自己年輕的工業，對內部採取自由貿易，對外部和外國採取一定的關稅保護，這 種政策受到大部分資產階級的歡迎，也使普魯士容克階級大受其利。在資本主義強有力 的影響、滲入下，容克階級也被捲入現代化——工業化的浪潮，並不自覺地參加了德意 志民族統一運動。
到1852年，除奧地利和漢堡等個別地區外，所有其他各邦都已相繼加入關稅同盟。鐵 路不僅把東部農業經濟區同西部鋼鐵工業區緊緊連接起來，而且把北海沿岸和南部山區 都拉入民族經濟市場里來。各邦資產階級大受其利，把普魯士看成是自己在德意志的政 治和經濟代表，並且這時他們已有能力保護關稅同盟。1853年，向來與普魯士不和的薩 克森王國政府准備接受奧地利首相施瓦爾岑貝格要求建立奧地利領導下的大德意志—— 中歐聯盟的計劃，但在資產階級的壓力下被迫站到普魯士一邊，支持關稅同盟。南部和 西部各邦出現了支持關稅同盟的真正請願風暴。普魯士在全德資產階級的支持下終於挫 敗了施瓦爾岑貝格計劃。這場危機表明，各中小邦已不可能奉行自己的政策，他們已經 不再是同普奧鼎足而立的政治力量。奧地利也正是經濟的落後而久久未能打入關稅同盟 。1862年普法商約的簽訂使奧地利再也沒有加入關稅同盟的可能，並最終被其他諸邦拋棄。
19世紀60年代以來，小德意志地區的經濟已同普魯士一體化。據統計，1860年德意志 聯邦鐵路總的貨運量為1700萬噸，絕大部分由普魯士掌握和承擔。1846年成立的普魯士 鐵路委員會，60年代擴大為德意志管理委員會，採取多種手段向各邦滲透[9](P.8-9)。 在全德鐵路網的有力支持下，關稅同盟地區形成了共同的經濟生活，完善了共同的語言 和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共同文化。德意志民族最終形成並得到鞏固。經濟的統一為政治 的統一奠定了基礎。19世紀五六十年代德意志現代化的發展，特別是工業革命和經濟的 發展，已經成為一種強制力量，不僅資產階級迫切需要民族統一，連容克階級甚至是一 些邦的諸侯貴族也感到，如果他們對抗統一的潮流，德意志將把他們拋棄。可以這么說 ：統一在德意志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強大而又野心勃勃的普魯士在俾斯麥的運作 下，審時度勢，最終以自上而下的王朝戰爭的形式排除了奧地利，統一了德國。德國的 統一是在德國現代化造就的資產階級的大力倡導和推動下，是在現代化所造成的國際國 內有利形勢下，更是在現代化創造的偉大力量(財力、技術和新式武器)的支持下相繼擊 敗丹麥、奧地利、法國，頂住俄羅斯在戰爭後期的壓力取得的。俾斯麥在德國的統一事 業中能取得成功，歸根到底是順應了現代化歷史的潮流。
三
如果說德國統一以前現代化與統一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更多地表現為現代化對 統一的決定作用，那麼在德國統一之後兩者之間的關系更主要地表現為統一對現代化的 反作用。德國的統一極大地促進了德國的工業化。
(一)德國的統一是工業化所必要的政治先決條件，統一掃除了德意志經濟發展中的最 大障礙，加速形成統一的民族市場
德國的統一不僅把整個德意志的經濟緊緊地結合在一起，而且在德意志形成一種經濟 民族主義。加入帝國的各邦在「自由貿易」和「關稅保護」的激烈競爭中，在統一帝國 的全力保護與支持下，它們的工業實力和作用大多在這場競爭中大為提高。全德在對外 貿易中的入超局面也因此得以扭轉：1872年德國的對外貿易中，進口為32.62億馬克， 出口為23.21億馬克；到1880年，進口下降為28.3億馬克，而出口則上升為29.23億馬克 [10](第366頁)。如果說，政治上是普魯士領導了德國，那麼經濟上卻是普魯士「融化 」在統一的德國之中。統一成為德國經濟現代化的巨大助力。這種具有統一價格、統一 法規的經濟一體化進程，造成德國經濟現代化的巨大容量。
(二)德國的統一，標志著普魯士道路的最終確立
農業的資本主義改造的完成，為經濟起飛打下雄厚的基礎。德國不同於英國，工業化 的過程不是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的，相反是在工業現代化的基礎上，保護農業的發展，並 在工業革命中起相互促進的作用。「保護農業利益」雖然是為了照顧政權在握的容克階 級的利益，但農業和工業之間保持一種比較平衡的發展卻是德國經濟現代化的特點和優 點。統一國家的建立使得「重商主義」的推行成為可能。從這個角度講，統一對農業現 代化有著直接的影響。1879年俾斯麥承認對農業實行了保護關稅以抵抗大量穀物從東歐 和美國湧入，1885年和1887年他又提高了關稅。在國家關稅的保護下德國的農業得到了 蓬勃發展。據統計，1870—1913年德國穀物產量由1500萬噸增至3100多萬噸。農業經濟 的發展給德國工業化的發展注入強烈的興奮劑，為發展工業提供了豐富的生活資料、生 產資料、原料、資金和充足的勞力。
(三)統一國家對經濟的保護或者說是干預極大地促進了德國經濟的發展
德國此時的經濟在國際市場還遠未能與英國相抗衡，為了保護德國的民族工業，更是 為了盡快提高其民族工業的競爭力，俾斯麥推行保護關稅政策，設立鐵路基金，確立鐵 路法案和建立以中央銀行為首的銀行體系，進一步促進國內的經濟聯系和自由貿易，扶 持德國工業的迅速崛起。此外，俾斯麥出於國防上的考慮，把國家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 擴充軍備方面，特別是修築堡壘和發展與軍工生產有關的重工業部門。軍事交通運輸業 和軍火工業的膨脹又帶動了鋼鐵、機械、冶煉等一系列重工業部門的發展。德國的統一 大大加強了國家力量，使其有能力推行所謂的「大陸政策」，營建起一種歐陸均勢防衛 體系。這樣就為德國的經濟起飛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爭得了20年和平發展的時 間。單就工業增長而言，統一前1860—1870年的年均增長為2.7%；1870—1880年即達到 4.1%；1880—1890年為6.4%；1890—1900年為6.1%。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英法等國，僅 次於美國[11](第110頁)。世界歷史表明國家權力並不一定能加速經濟的發展，但應當 承認，19世紀後30年的德國，國家利用統一的有利條件，利用來自人民復興國家的民族 意識，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促進了德國的現代化。
(四)德國的統一有助於教育、科技的發展，從精神上保證德國經濟現代化的快速進程
德國統一後，俾斯麥政府加強對教育的控制，頒布了一系列帝國教育法令。70年代完 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實行強制義務教育制。這使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素養大為改善。 全德文盲率從1841年的9.3%，下降為1865年的5.25%、1881年的2.38%和1895年的0.33% 。在這個基礎上，調整了中等學校的體制，大力開展職業技術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建 立了一系列的科學研究機構。這所有的一切如果沒有國家的統一籌備是無法想像的。在 國家的大力建設下，德國的科研能力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科研的發展直接帶動了技術的 進步，而且德國人更善於把科研成果應用於生產、轉化為生產力。科技人員與工人之比 ，到1896年已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當代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卡洛•M•奇波拉對此 作了這樣的評論：「正是德國人在19世紀下半葉對科學的偏愛使德國工業比英國和美國 工業進展更快。」[12](第194頁)關於德國統一和重視科技教育同德國經濟現代化之間 的關系，在1904年德國鋼鐵廠職工聯合會慶祝大會上主持者不無自豪和自負的演說中得 到明示，他說，德國鋼鐵工業的輝煌發展可以「溯源於一種旺盛的事業心，在政治統一 後它鼓舞我們整個祖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們的鋼鐵工業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如 果不是政治分裂起了阻礙作用，……我們鋼鐵工業早就達到這個階段了」[13](P.468) 。<BR< p>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統一後的德國，在19世紀後半期，出現了歷史上最引人注目和 最令人驚異的經濟轉變。在大約30年時間內，德國經歷了英國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業 革命，將一個農業占統治地位的落後國家轉變為一個現代高效的工業技術國家。
德國的統一不僅大大促進了德國的經濟現代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德國的政治 現代化。德國的政治現代化始於1848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在這次革命中召開的全德國民 議會中誕生了形式上的德意志聯邦政府和制訂了德意志帝國憲法。1849年3月28日，德 意志帝國憲法獲得通過。該憲法是德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最民主的一部憲法， 它是德國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構建的新的國家嘗試。然而，由於當時德國還處 於四分五裂之中，資產階級力量又很弱小以及普魯士還不足以克服奧地利的阻礙，這部 憲法成了一紙空文。然而，在德國統一進程中誕生的這部憲法對德國的政治現代化影響 頗大，它是民主政體精神的「發源地」，為魏瑪共和國憲法所直接繼承。
德國的統一使新憲法的制定和推行成為可能。1871年4月16日，俾斯麥親自領導制訂的 帝國憲法，在新選出的德意志帝國議會上原樣通過。就本質而論，帝國憲法是俾斯麥的 傑作，他使1867年制定的北德聯邦憲法適用於整個德意志帝國。根據憲法，帝國的主權 屬於各邦的代表，由邦代表組成的聯邦議會是帝國最重要的機構，掌握國家權力。普魯 士國王是世襲的德意志帝國皇帝。在國際法上他代表這個新的國家，有權宣戰、媾和、 結盟、接受和委派大使。皇帝任命宰相和其他行政官員，也可免除他們的職務。皇帝還 有軍隊統率權，召集立法機構開會或宣布解散的權力，法律由皇帝簽署並頒布。皇帝以 下設帝國宰相，由普魯士首相兼任，具體負責領導帝國事務，然而他並不對議會負責， 只對皇帝負責。帝國議會是人民的代表機構，但實際權力很小。它沒有一個對它負責的 政府，所以有人說帝國議會只能發表「獨白」[14](P.176)。
和法蘭克福時期的憲法相反，俾斯麥的帝國憲法是君主立憲的聯邦制憲法，它謀求強 大的中央集權。基於該憲法原則建立起來的統一的德國依靠其強大的中央集權進一步鞏 固了統一，比一切小邦分裂主義的傾向都來得優越[8](第156頁)，並為資產階級謀得了 巨大的國內外經濟利益。然而，這種在「自上而下」統一促成下的政治現代化深深地打 上了普魯士的印記。德國普魯士風格的君主立憲是由君主和容克掌握實權，直接行使統 治權，它同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有著重大的區別，成為近代具有廣泛影響的普魯士式君主 立憲制模式。德意志帝國是現代意義上的普魯士，即是「一個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 雜著封建殘余、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官僚制度組織起來、並以警察來保衛的、軍 事專制制度的國家」[15](第23頁)。
不可否認，德國的統一和德國現代化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關系在雙方的 實現過程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德國的統一是德國現代化的產物，沒有德國的現代化就 沒有德國的統一；德國的統一一方面成為德國現代化的動因，另一方面又為德國的現代 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成為現代化的強大助力。統一的現代化的德意志帝國終於於19世 紀後期威廉二世皇帝時代崛起於歐洲的心臟。然而歷史表明，德國的統一和德國的現代 化存在著自身的特點或者說自身無法克服的弊病。那麼，這種弊病可否在德國的統一和 德國現代化進程及兩者相互的關系和作用中找到根源?
筆者認為可以。其一，現代化促成的統一使德國在民族問題上留下了後遺症。德國的 統一是在容克貴族領導下的現代化強制力(更是經濟力)作用下實現的，然而這種容克可 以控制的強制力量，只能把奧地利排除在外，實現小德意志地區的統一。一方面，周邊 大國英、法、俄決不允許在歐洲的心臟出現一個南抵地中海、北達波羅的海的統一的德 國，而普魯士顯然沒有力量對抗這三個隨時可能結盟干涉的國家。另一方面，容克力量 有限，如果採取「大德意志方案」，那麼就意味著向哈布斯堡統治下的奧地利擴張，這 必然遭到波西米亞人的強烈反對，也會受到在奧地利處於統治地位的德意志人的反對。 即使普魯士將整個奧地利置於統治之下，容克本身的根基必然動搖。俾斯麥選擇了現實 可行的「小德意志方案」，統一了德國，然而不得不把奧地利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這 就使以俾斯麥為代表的容克階級陷入了兩難境地：要麼因失去德意志民族統一旗幟象徵 而失去領導德意志的資格，要麼它突破「小德意志」界限，從而使容克無力控制局面。 為了證明容克統治的合理性，威廉二世高舉德國民族沙文主義的旗幟走上了侵略擴張的 道路。
其二，德國實現統一所依靠的力量和採取的方式使德意志民族主義深深地打上了普魯 士的烙印。統一以後，德國民族主義在普魯士封建的、軍國主義傳統的影響、滲透下惡 性發展，並隨著德國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擴張力的急速膨脹而於19世紀末發展起新形 式的民族沙文主義。德國統治集團利用各種教育機構向國民灌輸民族沙文主義。1890年 12月，威廉二世發表演講，要求學校培養「年輕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並要求學校「 向社會民主主義作戰」[16](第315頁)。壟斷集團也積極製造輿論、籌建組織，宣揚民 族沙文主義。1882年建立的「德意志殖民協會」，1894年的「德意志東部邊疆協會」， 1898年的「德意志海軍協會」和1904年的「反社會民主黨帝國協會」等組織公開為德國 民族沙文主義搖旗吶喊。這種新形成的民族沙文主義與在德國統一後復活了的中世紀德 意志大統主義相結合，隨著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擴軍備戰而迅速膨脹起來 ，並為威廉時代的軍國主義政策提供意識形態的根據和自我辯護的理由，成為統治者推 行侵略擴張主義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