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外交政策是什麼

⑴ 德國在外交和軍事上採取怎樣的政策

德國在外交上採取攻勢的同時，在軍事上也在進行針對但澤自由市的准備。2月底起，每天都有德國軍火從埃爾平運往但澤的警察營房。3月13～14日，東普魯士的德國軍官沿著埃爾平—但澤公路和「可能的戰場」一帶進行偵察。

⑵ 19世紀70年代德國外交政策的變化及其原因

1875—1878年近東危機，是繼克里米亞戰爭之後東方問題的又一次高潮。歐洲列強都不同程度的捲入這場危機，而德國在整個危機過程中扮演著「誠實的掮客」，貌似中立，實際上卻偏向英奧，這對當時的國際關系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歐洲列強的態度 巴爾乾的嚴重局勢引起了歐洲列強的不安，特別是英俄奧三個捲入最深的國家。奧國擔心邊境上出現一個由俄國支持的大斯拉夫國家，從而阻塞奧自失去中歐地位以來唯一剩下的向東擴張的道路。維護土耳其對巴爾干屬地的統治有利於遏制那裡斯拉夫勢力的發展和擴大奧國在該地區的政治影響。再則，奧匈帝國害怕給國內斯拉夫臣民開創先例而造成國內分裂。而且，奧國在奧斯曼帝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利益也不適宜這樣做。因此，奧國反對斯拉夫人的民族運動。德奧沖突由此不可避免。作為歐洲大陸強國,俄國的近東政策主要是基於三個方面的考慮:避免外交孤立; 控制君士坦丁堡和確立有利的海峽體制；確保俄國在保加利亞的絕對優勢。因此,巴爾干問題是俄國外交的中心,俄國力圖藉助插手斯拉夫民族起義,從而控制多瑙河各國,向巴爾干擴張,加強它對土耳其的影響。此外，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是俄國南部全部海上貿易的唯一通道，而反俄同盟的可能組織者英國也覬覦海峽霸權，因為這是英國從歐洲通往印度的生命線所在。在英俄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俄國更需要德國的支持。從近東危機一開始出現，迪斯累利便把它視為拆散三皇同盟的良機，因為在迪斯累利的心目中，三皇同盟就是一把無形的劍，刺痛了英國人的咽喉和心臟, 除去這把利劍對英國人的威脅成了他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和內容。他利用俄奧在巴爾乾的沖突激化三皇同盟之間所固有的矛盾，採取了拉攏德國、引誘奧國、孤立俄國的外交策略。 二、德國在近東危機中的外交對策德國在東方問題上沒有直接的利益，俾斯麥「公開宣稱他對東方問題的絕對冷漠」，聲稱「不值得一個手榴彈兵為此犧牲」[1]p.29，但是近東大國關系的變化必然影響歐洲的外交結構。因此近東危機對德國是禍福相依：一方面，列強在巴爾乾的爭奪把歐洲各國的視線從阿爾薩斯、洛林轉移到東方，也為德國利用東方問題分化列強提供了機會，有助於減少他們聯合反德的可能；另一方面，俄英奧三國隨時可能要求德國對各自政策的支持，德國任何的不慎舉動都可能招致其中一方與法國結盟。因此俾斯麥致力於保持中立，使德國避免捲入大國在近東的對立，並盡量使其他強國之間存在某種對立的形勢。他希望出現一個「政治上的整體局面，在這種局勢下，所有強國除法國外全部需要我們；利用他們彼此間的關系就可盡最大的可能去阻止它們結成聯盟來反對我們。」[2]p.284具體來說表現在：1、在避免俄奧沖突的前提下偏向奧地利俾斯麥多次談到「我們能夠容忍英俄關系的破裂，卻不能容忍俄奧關系的破裂。」[3]p.33這句話顯示了俄奧關系在俾斯麥外交優先順序中的地位。然而奧地利和俄國在近東都有重要的利益，這些利益幾乎不可避免的遲早要發生沖突。德國本質上不能夠在奧俄之間作出抉擇，否則不是有俄法攜手聯合使德國面臨兩線受敵的威脅，就是奧法可能結成復仇同盟，消弱德國的歐洲霸權。俾斯麥需要控制的奧俄關系的「度」是使它的兩個盟國能達成某種安排而在巴爾干形成並立之勢，同時又都需要德國的友誼。因此，俾斯麥支持以「俄奧和解」代替「俄奧沖突」，「消除俄奧之間任何可能的摩擦」[5]p.119,支持二者在近東問題上達成協定。比如安德拉西照會、柏林備忘錄、賴希施塔特協定等。德國在柏林問題上也幫俄國做了干預，比如，德國反對奧國要求進一步消減俄國在保加利亞和東魯米利亞的佔領人數和期限；在索菲亞行政區和巴統問題上予以俄國支持等。但是此時，由於公眾輿論的壓力和均勢的考慮，德國的對外政策重點已發生變化，德俄關系變得不可靠，德奧日益接近，德國在中立的幌子下做出了種種有利於奧國的表示。這些有利於奧國的表現是：第一， 1876年9月，為了保證得到德國的支持，沙皇在他的休養地口頭探問德國的全權軍事代表韋爾德將軍：「一旦俄奧戰爭爆發，德國是否會採取像1870年時俄國所採取的那樣的行動。」[7] p.355對於這個「會迫使德國不得不選定俄國而反對奧匈」的「博士問題」俾斯麥巧妙地作了如下答復：德國即不允許俄國的武器因歐洲聯合而失靈，也不能容忍奧匈作為歐洲均勢因素受到消弱或消失，實質上就是德國不允許俄國擊潰奧匈。由此可以看出德國對於俄國的支持是有限度的，是以不損害奧國根本利益為前提的。德國的態度迫使俄國與奧匈妥協，於1877年簽訂《布達佩斯協定》。第二， 俄土戰爭後（1878年3月）簽訂的《聖斯蒂法諾和約》中建立大保加利亞的條款直接威脅到英奧在巴爾干利益。此時俾斯麥又以「誠實的掮客」自居，表示不介入東方問題。在英奧聯合的形勢下，德國的中立態度顯然不利於俄國。俄國於是被迫接受國際會議的仲裁。《聖斯蒂法諾和約》之後，奧國向德國進一步靠攏，俄國對德國增加了不滿。第三，1878年6—7月的柏林會議上，身為東道主的俾斯麥居中調停，聲稱自己只是個「誠實的掮客」，極力維護俄奧雙方的利益，在俄奧爭執中盡量保持中立。但事實上，俾斯麥的所有政策都是以不損害奧國的根本利益和與英國導致決裂為基本前提的，在大部分事情上支持英奧立場，這使俄國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被迫交出了所有勝利果實，比如放棄大保加利亞計劃。俄國將這一切歸咎於德國的支持不力，將柏林會議看作是「一次歐洲在俾斯麥領導下的反俄大聯合」。[4] p.2032 主張與英國結盟德國主張與英合作，推動英國支持奧地利。德國主張英德合作原因是：第一，俄奧在巴爾乾的沖突可能導致俄國與法國結盟，使德國在歐洲腹背受敵。與英結盟可以威嚇俄國，使其認識到德國友誼的重要性，不致很快與法國結盟對抗德國，另一方面又可減少對奧地利的外交依賴，提高自身的大國地位。同時還可以牽制奧俄關系不發生急劇變化。第二，俾斯麥看到，由於在殖民地問題尤其是埃及問題上的沖突導致英法關系惡化，如果他把俄英拉到一起，法國就必將同俄疏遠；如果俄國不願離開法國，英國就會被迫同奧匈站在一起。無論怎樣都可以減輕德國壓力。因此，1876年1月，俾斯麥在會見英國大使奧多·拉塞爾時建議英德在近東合作，指出德國「可以通過對維也納和聖彼得堡施加有益影響來支持英國在那裡的利益」 [4] p.40。而迪斯累利也知道，英國是一個海軍強國，與俄國作戰卻需要強大的陸軍作後盾。因此他決定乘機拉攏德國，利用德國強大的陸軍，更重要的是可以就此破壞三國同盟。1876年10月，迪士累利試圖與德國建立一個「維持現狀的同盟」，而老謀深算的俾斯麥則提出交換條件，英德結成同盟反對法國。1877年1月，法德邊界局勢緊張，俾斯麥又尋求對德國行動的「中立」。 2月，俾斯麥進一步提出和英國結成反法秘密同盟的建議，但遭到英國拒絕，因為英國認為所謂的法國侵略和反德聯盟並不存在。俾斯麥的危言聳聽，目的在利用君士坦丁堡會議破裂後的混亂形勢製造英俄不和，引誘俄國進行對土戰爭，給德國徹底擊垮法國以行動自由。[4] p.91英國人不希望德國因再次打敗法國而更加強大，拒絕了俾斯麥的建議。雙方的同盟試探不歡而散。此外，俾斯麥還試圖推動英奧在巴爾乾的協調來增強他們與俄國的對抗地位。在英奧諒解談判中安德拉西堅持既合作又保持獨立的策略，並對德國透露了談判的內容，俾斯麥表示「奧國可以信賴德國的支持」[4] p.110。經過3個月的談判，雙方以互換聲明的方式達成了有限諒解。直到柏林會議前一周英奧才簽訂一份內容有限的「君子協定」， 雙方相約在解決東方未來體制上採取共同路線。但在有《萊希斯塔特協議》和《布達佩斯專約》存在的條件下, 它只能是英奧互贈的一張空頭支票。1878年4月3日，英奧談判重新開始，俾斯麥應安德拉西之請對倫敦施加支持奧國利益的影響，英奧兩國很快達成默契,於1978年6月締結新的英奧協定, 把俄國佔領保加利亞的期限為6個月。這項協定成為《柏林條約》的藍本。總之，近東危機期間，俾斯麥有意與英合作，但由於不符合英國的均勢外交政策，英國無意與德國結盟。對英國來說，合作是一回事，結盟又是一回事。結盟只會束縛住自己的手腳。而英奧協定的簽訂也只不過是英國瓦解三皇聯盟的一步棋而已。 三、德國近東政策的評價 在近東危機期間，俾斯麥以「誠實的掮客」自居，其貌似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場，實質上是聯合英奧抑制俄國，這給俄德關系蒙上了一層陰影。柏林會議後，德俄關系惡化，「俄國的仇恨不是轉移到它的勁敵英國身上，而是轉移到原先當做朋友和盟國的一個德意志大國身上了。」[8]p.161正是由於柏林這個「誠實掮客」的欺騙與背叛，才使俄國在進行了一場勝利的對土戰爭後功敗垂成而被英奧贏得「體面的和平」[9] p.51。之後，兩國展開了兩宰相之戰和輿論戰。在德奧關系方面，近東危機使德國認識到「它必須在俄國和奧地利之間擇其一，而不是與兩者都結盟」[1] p.30，而與奧地利結盟對德國更有利，因此，德國加緊同奧匈的外交接觸，試圖以德奧的緊密關系來彌補三皇同盟分裂，開始構建俾斯麥的大陸聯盟體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說吞並阿爾薩斯一一洛林使法國投入了俄國的懷抱，那麼向君士坦丁堡進軍和柏林和約則使奧地利投入俾斯麥的懷抱。」[10]自普法戰爭以來，德國的力量不斷上升。近東危機給德國一個表現機會，使其它大國都認識到一個崛起的德國已經屹立於歐洲中部。柏林會議所確立的英奧俄三大國在近東長期相持的態勢給德國主宰歐陸事務創造了有利條件，無一大國能夠單獨問津柏林所佔據的歐洲政治中心地位，以德國為中心的新勢力均衡已經存在，德國作為歐洲強國的形象和責任被正式確立。 參考文獻[1] 【英】Charles Seymour, PH.D. 「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war (1870-1914)」,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1916[2] 【聯邦德國】卡爾·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3] 【英】Paul M.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George Allen&Unwin,London.1980. [4] 朱瀛泉：《近東危機與柏林會議》，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5] Richard Shannon：「The Crisis of Imperialism 1865-1915」,Collins Publishing Group .London.1974.[6] 轉引自 蕭漢森、黃正柏：《德國的分裂、統一與國際關系》，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7] 【蘇】赫沃斯托夫：《外交史》, 第2卷, 上冊,三聯書店,1979年版[8] 【美】巴巴拉·傑拉維奇：《俄國外交政策的一世紀（1814—1914）》，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9] 王繩祖：《國際關系史》，第三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10] 轉引自 江捷，唐志明：《略論19世紀70年代英國的近東政策及其影響》，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5年第2期

⑶ 評述德國統一以後所推行的大陸外交政策

統一以來，德國根據變化了的國際國內環境，對其外交政策進行了調整和重新定位，以便更好地服務於德國的國家利益。

德國外交政策的調整，突出地表現為其大國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努力充當「全球玩家」；其中，外交的「正常化」是德國統一以來外交政策調整的主線。主要表現為：推動歐洲一體化的深入發展，堅持和平與反軍國主義的安全防衛政策，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促進睦鄰關系的發展。
統一後德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內容
1、繼續堅持西方聯盟，更積極地推動歐洲一體化
2、加強德俄關系，擴大德國在中東歐的影響
3、積極開展全方位外交，擴大在亞非拉的影響
4、積極「承擔更大責任」，謀求成為政治大國
二、科爾時代的自主性全方位外交
一積極推進歐洲一體化，謀求歐洲主導地位
1、科爾政府「歐洲大廈」的戰略考慮
2、科爾政府歐洲一體化的主要措施
二調整與美、俄關系，藉助大國提高國際地位
1、藉助美國，提高德國在歐洲和世界上的地位
2、積極謀求與俄羅斯建立友好夥伴關系
三承擔國際責任，開展全方位外交，謀求大國地位
1、率先承認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獨立
2、謀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3、要求承擔更多維和責任
4、實現政策全球化，實施亞洲政策，特別是中國的關系
三、施羅德紅綠聯合政府外交政策-「沒有顧慮的德國」
一德國外交政策重大調整的原因分析
1、德國外交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
2、以「9.11」事件為契機，擺脫歷史束縛，重新確定大國地位
3、「文明國家」的外交理念
4、德國外交中的務實因素上升
5、德國外交正常化的實現
二施羅德政府的歐洲一體化政策
1、重新鞏固德法「軸心」，共同推進一體化
2、推動歐盟內部建設
3、積極推動歐盟的擴大
4、加強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建設
5、就歐盟發展前景和內部改革提出建議
6、施羅德政府對國家利益的訴求
1、伊拉克問題引發德美關系危機
2、德美戰略矛盾的深層次原因
3、德美關系危機的影響
四對施羅德時代外交政策的評價
1、施羅德外交使德國重返大國地位
2、施羅德外交沒有掌握好平衡
四、默克爾大聯合政府：全方位協調與平衡的外交政策
一默克爾政府外交政策的調整
1、大聯合政府外交的連續性
2、默克爾對德國外交政策的調整
二大聯合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內容
1、默克爾政府的歐洲政策
2、大聯合政府對德美關系的修復
3、大聯合政府的對華政策
這是大體的內容框架，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⑷ 俾斯麥成為德意志領導人後對外實行什麼政策

對外實行「大陸政策」，削弱法國，確立德國在歐洲的霸權。1873年締結德奧俄三皇同盟，1879年簽訂《德奧同盟條約》，1882年組成德奧意三國同盟。1887年與沙俄秘密簽訂雙邊的《再保險條約》。俾斯麥的這些行動都是為了防止法國的報復。80年代德國開始在非洲、太平洋地區進行殖民擴張。俄土戰爭爆發時，他提議並主持召開柏林會議。他在國際上的聲望達到了頂點。

⑸ 統一後的德國外交目標是什麼如何做的

統一後的德國外交政策的目標是繼續從事歐洲的統一事業，進一步發展北大西洋聯盟，穩定和支持中歐和東歐的改革過程，在聯合國認真負責地共同發揮作用以及同發展中國家建立夥伴關系。根據當時的世界形勢和以上目標，科爾政府適時地制定了其外交政策的三項任務，以求在歐洲和世界上「發揮與其經濟實力相符的作用」。

科爾為其外交政策制定的第一項任務是充當「歐洲統一的發動機。」第二項任務是建立全歐安全體系。第三項任務是加強世界秩序。

⑹ l聯邦德國的外交政策哈爾斯坦主義

哈爾斯坦主義」是西德首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的所推行的，由其外長哈爾斯坦提出的針對東德及東方陣營的外交政策。但由於主義壓縮了西德自己的外交活動空間，使其被孤立起來，後來被勃蘭特政府上台後推行新東方政策 (Ostpolitik) 所取代。
「哈爾斯坦主義」的本質是：西德代表整個德國，不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不同與東德建交的任何國家（蘇聯除外）建立或保持外交關系。類似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推行的一個中國政策。

⑺ 德國外交基本原則和立場

民主德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 依據民主德國憲法，其外交政策所
遵循的基本原則是：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首先是同蘇聯的友好互助合作
關系；支持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的國家的斗爭；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
平共處，並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合作；致力於歐洲的安
全和合作，致力於穩定的世界和平秩序，致力於普遍裁軍。而到1989年民
德發生劇變之後，其外交政策的基點也逐漸發生變化。民主德國政府
1990年4月在《執政聯盟原則協議》中規定其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務是：把
德國的統一進程置於全歐的統一過程中，致力於通過全歐安全體系來推
動兩大軍事聯盟解散的進程。

⑻ 德國外交政策實行的歷史背景有哪些

英法推行綏靖政策(「奇怪的戰爭」)的原因與後果:

1,英法在其實力日益衰退的情況下，為維護霸權地位所採取的策略。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受嚴重損失，戰後經濟恢復非常緩慢。二三十年代，英國歷屆政府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解決經濟問題上，把重整軍備看作是恢復經濟的障礙，企圖以沒有實力為後盾的外交政策，達到保住霸主地位的目的。法國由於和德國毗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度保持軍備和對德國實行強硬政策。但法國的經濟一直處於衰退之中。相對穩定時期發展有限，30年代的經濟危機持續時間又特別長，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同時法國的政局也不穩定，內閣更替頻繁，使得對外政策難以保持堅定性和連續性。總之，英法的頹勢是其推行綏靖政策的物質基礎。

2, 綏靖政策的推行是和當時兩種社會制度共存這一時代背景有密切關系的。十月革命後，國際關系中開始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對立和斗爭。英法等西方國家為阻止蘇聯的影響，把德國當作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屏障。當德國建立法西斯政權，進而撕毀凡爾賽和約對外擴張時，英法竭力把這股禍水引向東方。

3, 綏靖政策的推行，同當時西方普遍流行的社會思潮也有很大關系。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景象給歐美各國留下慘痛的記憶，因此，戰後和平主義思想、厭戰畏戰情緒相當盛行，在法國尤其嚴重。英法等國的統治者既受和平主義思潮的影響和制約，又是這一思潮的推行者，綏靖政策只是他們推行這一思潮的產物。

在英、法、美的綏靖政策縱容下，德、意、日三國加緊了對外侵略擴張，這就使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迅速增長起來。

歷史啟示：

歷史證明，「綏靖政策」不僅沒有避免二戰的爆發，反而助長了法西斯侵略氣焰，使英國乃至世界人民深受災難。時至今日，「綏靖政策」對當今國際政治外交尤其是我國仍有深刻啟示。

1、富國強兵，提高綜合國力

一個國家強大的綜合國力是立足於世界不敗之林的保障，經濟和軍事則是衡量其國力的主要指標。且看英國推行綏靖政策的經濟前提，可謂「衰敗不堪」，人民生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面對德國咄咄逼人的擴張態勢，只得息事寧人，甚至為了經濟的發展，進行變相的軍經調配，幻想用無原則的和平換取經濟的發展，導致軍力下滑，國力不濟。由此可見，沒有鞏固的經濟和強有力的軍事，國將不國。

當今世界，經濟變革日新月異。任何國家要想贏取財富，充實國力，必須迎刃而上，積極推進經濟發展。然而，「富國」決不能忘記「強兵」，「避戰」未必能換來「和平」。不思戰，不備戰，只能醉身於戰爭的溫床。縱使當今世界和平發展已成為時代的主題，然而，沒有鞏固的軍力和有效的經濟為和平撐腰，「和平」將成為一紙空文。因此，富國強兵，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目前，台海危機愈演愈烈。一次次針鋒相對的軍事演習，來自國外尤其是美國的無數次阻撓，要是沒有我們強大的軍力和經濟作保障，「台灣獨立」的陰謀早已得逞。我們「絕不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一方面，不屈從於美國的武力威脅，進一步加強軍事訓練與軍備改革；另一方面，不搞軍備競賽，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深化改革開放，促進綜合國力的增長！

軍事學家克萊因曾說過：國力=（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能力）*（戰略意圖+國家意志）。相對而言，我們的「基本實體」包括領土和人口分佔世界第一和第三位，經濟和軍事能力也處於相對先進水平。這是一個乘數相當不錯的「國力硬體」，但是「國力軟體」即戰略意圖和國家意志卻相對低落。面對美國的文功武嚇，中國政府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強烈憤慨」和「堅決抗議」，只會「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大有李鴻章「不可釁自我開」之態。南聯盟使館被炸後的不知所措和在伊拉克問題上的躲躲閃閃，充分暴露了其中庸和軟弱。對於台灣當局咄咄逼人的態勢，除了「嚴正申明」，就是「呼籲對話」，以致讓台灣有恃無恐，變本加厲。這正是英國「綏靖政策」的翻版。

對此，我們在富國強兵之際，更應注重上層建築的塑造，形成鮮明的國家意志，反對迂迴退讓的偏安綏靖政策，從「軟體」上更新，提高綜合國力。

2、友好政治，維護國際穩定

政治是一個國家性質的體現；友好與霸道則是政治的雙重性格。政治霸道，必將掀起世界惡浪。只有實行友好政治，才能維護國際穩定!

英國是一個君主立憲制的開明的君主國家，也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昔日霸主，霸權政治根深蒂固。它無視弱小國家的利益，損人利己，一手提拔德國，支持德國整軍、毀約，用以抗法反蘇，甚至威脅法國「若採取軍事行動，就會使自己同英國同盟分裂」[8]（p.124），助長了法西斯氣焰，終究引火燒身。一定程度上說，英國推行「綏靖政策」是其霸權政治的體現和維護其霸主權益的需要。

霸權政治是超級強國的本能表現。他們恃強凌弱，無視主權，動輒以武力相威脅，是世界不穩定因素之一。當今世界，美國到處以「民主、人權」為幌子，干涉他國內政，導致巴以問題、台灣問題長期難以解決。它放任以色列、台灣當局，又製造一系列沖突，造成國際局勢緊張。從根本上講，這是美國霸權政治下綏靖政策的產物，終將自食其果。

中國歷來注重國際友好相處，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這是對霸權政治的有效限制。發展至今，中國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的一支中堅力量，切不可唯霸權國家馬首是瞻，應堅持正義，威武不屈，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不因美國的干涉而放棄統一；當然，也不可「沽名學霸王」，忽視弱小國家利益。共同推進友好政治，才能協調國際關系穩定，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3、靈活外交，促進世界發展

外交是一個國家與世界交流的必然途徑；傳統與靈活則是能否順利促進世界交流與發展的關鍵。外交方式是否得當，將很大程度上關繫到一個國家的命運。因此，我們必須實行靈活外交，促進世界發展。

環顧英國「綏靖政策」期間的戰略性外交策略，可用「傳統」概括，即沿襲「光榮孤立」的傳統外交立場，變相地實行「歐洲勢力均衡」政策。可以說，綏靖政策是英國「歐洲均勢」政策的延續和發展，始終突不破傳統外交的框架。面對德國甚囂塵上的擴張態勢，拘泥不知變通，用傳統的眼光審視德國，忽視法、蘇、美等國家的戰略意義。一方面表現出夜郎自大，另一方面又對法西斯侵略恐懼萬分，不知所措，外交中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可以說，「綏靖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英國推行傳統外交的結果。

歷史證明，傳統外交只能延誤一個國家政策的靈敏度，違背「變通」原則。只有隨機應變，靈活外交，才能適應國際關系的變化。當今世界，外交活動日益成為國與國之間政治活動的中心，尤其是近階段，巴以問題、美伊關系、朝韓關系錯綜復雜，各國政府審時度勢，積極變通，靈活外交成為一種必然。中國政府也本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根據實力「對號入座」，積極實施所謂的「模糊外交」，即「不幹涉、不放任、量力而行、見機行事」，它是對「綏靖」的突破，既能避免捲入戰爭，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又能對大規模戰爭進行遏制，防止戰爭擴大化，一定程度上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然而，「模糊外交」本身存在思想上的弊端。它承襲鄧小平「韜光養晦」策略，主張不爭一時之長，不扛大旗，不主動招惹麻煩，仍然處在消極防禦階段，不適應新時期戰略外交之需要。至於「不放任」、「見機行事」，也不過是隨聲附和或「嚴厲譴責」。國家領導不求有所得，但求無所失，以不同美國對抗為最高外交綱領。外交部幾乎成為外經貿部。中國外交有失高瞻遠矚、大氣磅礴之雄風，萬事以「不當頭，不管閑事」來聊以自慰。外交活動極為被動。

當然，隨著國力的提升和領導階層的變化，中國的外交走向也愈發明朗。我們既要「袖手旁觀」，又要堅定、果斷，「提高嗓門」捍衛自己的利益。依靠全世界的正義感和道德的呼籲只是綏靖論的變相。我們要逐步改變過去那種以對外界作出反應為主的外交，而致力於增強外交主動性。通過建立國家間聯盟體系，實行多邊外交，並將外交重點由第三世界轉向發達國家，在世界發展道路上發揮更加活躍更具建設性的作用。

總而言之，英國綏靖政策的推行有其歷史的必然，它給世界，尤其是中國留下了深刻的啟迪。國際關系錯綜復雜的年代，我們更應未雨綢繆，警鍾長鳴！

⑼ 一戰前德國推行什麼樣的對外政策

統一後德國經濟飛速發展.1870—1890年,德國的工業發展形成一股真正的洪流.德國安全戰略選擇有所改變.影響國家安全戰略選擇的因素有：1.國家所處的安全環境,包括地理位置、實力對比、相關國家的政策取向等；2.國家對威脅的主觀判斷；3.國家對自身安全利益目標的界定.
德國崛起於舊的歐洲體系的中心,它的建立沖擊著周邊國家的利益,並改變著各大國之間的相對地位.德意志人居住的空間,恰好位於歐洲的中心地帶,在歐洲是鄰國最多的國家.歐洲的主要國家大都有其天然疆界,俄國則得益於其地理位置偏遠.而德國南部的阿爾卑斯山,北部的北海和波羅的海雖可做天然屏障,但其東、西部幾乎是完全開放的.兼並法國的阿爾薩斯、洛林給德國采礦業帶來巨大的變化,洛林的褐鐵礦蘊藏量估計為7億噸,而德國其他地方的總蘊藏量不過3億噸.這就使德國保護這一地區成為維護其安全利益的主要內容之一.法國的威脅並沒有因為法國在普法戰爭的失敗而減弱.而德國的東鄰俄國,經過1859年的農奴改革後,實力有所上升,它向東南擴張,蠶食中國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它的擴張本性對德國的威脅仍然是巨大的.德國東西邊界上弱小國家很少,很難獲得新的領土,而且容易造成東西兩線作戰的局勢.
統一後,促成德國工業化的第二個高潮.這個時期德國正處於工業化時期,經濟發展迅猛.到一戰前,德國經濟已是歐洲第一、世界第二了.德國工業結合高技術的發展,已經控制了大部分歐洲的工業力量.到1903年時,德國已是個潛在的霸主了.這個時期德國工業從內向型向外向型轉變,貿易額隨之大增.1913年德國佔世界貿易比重的13%,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德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要求與之匹配的是更為豐富的原料產地和更加廣闊的市場,工業化時期積儲起來的巨大工業生產力（物力、財力）,本國市場已遠遠不能容納.歐洲對於德國來說,擴展空間極小,要維護並擴大其經濟安全利益,保護德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發展,只有把目標瞄向海外.1914年德國資本輸出高達440億,德國工業開始插足於世界市場的競爭.
隨著自身實力的不斷壯大,德國對安全利益的要求范圍也在不斷擴大.康恩的「逐步升級戰略」理論認為,利益強度的認定與一個國家的實力程度相關.當德國統一後實力與日俱增,對利益等級的認定就會升級,利益的范圍更廣,受威脅的程度更高.所以德國統一後,先是選擇了建立制約性的同盟體系來維護帝國的安全,後來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又選擇了進攻性的外交政策,爭取世界霸權.前者是謀求力量的平衡,後者是謀求支配那些反對它或是可能威脅它的國家.進行這樣兩種戰略選擇,其實質都是想通過減損他國的實力來增大自身的安全.
德國實施了「大陸政策」和「均勢外交」,其重點是削弱和孤立法國,阻止法俄接近,避免東西作戰,阻止俄向中歐和南歐發展,形成英、法、俄、奧、意在歐洲的相互制約.19世紀70年代,俾斯麥試圖進一步削弱乃至摧毀法國.俾斯麥於1874年寫道：「誰也不應抱有幻想.法國再次強大之日,就是和平結束之時.」為了防止俄法聯盟,東西作戰,1873年,德國促成締結俄國、奧匈、德國三皇協定.1887年,德俄簽訂「再保險條約」,德俄關系保持著穩定.1890年,德國政府不再續訂再保險條約,認為它已不能阻止法俄聯盟的形成.德俄關系開始公開走向惡化.德國由於爭奪海外殖民地,同英國的關系開始由冷淡走向惡化.爭取建立一個幅員遼闊的殖民帝國並在一些經濟落後的國家中奪取「勢力范圍」,已成為德國對外政策一項新的戰略任務.德國在亞洲、中近東、遠東都進行了殖民擴張.1897年,武力強佔了中國膠州灣.德國在瓜分中國的活動中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
最後,以德國為主的歐洲列強間的緊張局勢繼續惡化.國家間利益擴張空間的接近,資源稀缺與利益增長之間的矛盾是沖突成為現實,並且不斷加劇的原因.一戰終於爆發.

⑽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德國推行怎樣的外交政策

『世界計劃』的一部分

世界政策： 19世紀90年代後期起德意志帝國的外交政策。隨著實力的膨脹，從謀求歐洲霸權轉變為謀求世界霸權。制訂和推行世界政策的代表人物是德皇威廉二世，它於1895年1月宣布「德意志要成為世界帝國」。威廉二世曾公開宣揚其對外政策的新路線，即大力擴大殖民地，積極擴建海軍。它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獲取「陽光下的地盤」即爭奪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 世界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東亞、非洲和中東。德國在這一政策指導下，德國在整個世界跟英國爭奪。世界政策使英德矛盾變成帝國主義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並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