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德國正在美元化

⑴ 一季度德國經濟下降3.3%，為何GDP卻變得更高，突破1萬億美元呢

按照德國國家統計局公開的信息，今年一季度德國完成的名義GDP為8418.2億歐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剔除物價變動因素後，實際縮減3.3%。若經過季調後，則是環比縮減1.7%，同比下降3%。

這或許就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組織採用貨幣實際購買力換算GDP的一個重要原因。但與貨幣購買力換算的GDP相比，匯率法的優點是能更符合「現實中的交易」——我們在國際上買賣石油、天然氣、糧食、鐵礦石等，都是按照匯率兌換貨幣。

因此，在不斷推進經濟發展的背景下，積極推動本國或本地區貨幣的國際化，建設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現代化金融、支付、結算體系，在保持貨幣競爭力的同時，讓其在一定范圍內的正常波動，就成了多國的首選。本文由【南生】整理並撰寫，無授權請勿轉載、抄襲！

⑵ 美元化的美國的態度

毋庸置疑，美國政府對美元化的態度舉足輕重，盡管從理論上看，實行單邊美元化也並非完全不可能。美國政府目前的政策是對美元化採取開放和中立態度，並讓拉美國家的領導人主動來對話[6]。比較而言，美國商界對阿根廷等國表現出來的政策美元化傾向持有相當積極的態度，並且對政府在美元化問題上表現出來的模稜兩可極為不滿，他們熱切希望政府能夠抓住這一體現美國的經濟領導地位、實現自由貿易理想的歷史機會。（Ignatius1999; Shelton 1999）
美國政府高官對美元化表現出來的低調歡迎也的確是事出有因。任何選擇均有利有弊。對美國而言，美元化可能帶來的最明顯的負面影響，就是美國可能被迫介入調整美元區內其他經濟體的經濟失衡。當它們的經濟出現衰退時，美國極有可能面對兩種不情願但又不得不做的選擇，一是投入更多的資本，二是接受更多的勞工。目前美國的對策是運用匯率和貿易政策進行調節，這顯然與美元化後的情況大相徑庭。反過來看，如果美元化經濟體的數量和規模均達到一定的水平，則它們的經濟周期或狀況亦會對美國的貨幣政策產生影響。（Bergsten 1999）此外，美元化雖然可以消除匯率風險，但是它並不能保證美元化經濟體的各商業銀行不出現支付困難。這樣一來，美國還必須就是否成為商業銀行的最終貸款者做出選擇。（Barro 1999）也許正因為考慮到了這一點，才有人積極主張阿根廷乾脆就實行單邊美元化。他們認為，對阿根廷而言，進入美聯儲體系的貼現窗口既無必要也不理想，因為現存在的其他機制已經能夠提供緊急援救。（Hanke and Schuler 1999）
有無必要支持政策美元化也是美國決策者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因為美元化在今天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美國已經從中得到了巨大好處，並集中表現在美元作為大多數貿易品的計價單位和流通支付手段上，表現在由此而來的巨額鑄幣稅上，表現在美國的貨幣政策具有全球影響力上。與美國經濟規模和成熟的金融市場密切相關的事實美元化，是華爾街保持其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大量美元在境外流通，對美國而言無異於一種半永久性的無息貸款。長期以來，作為世界投資者的安全天堂，美元使美國吸引了巨額低利率外資。來自國外的、特別是日本的資金，為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上半期美國龐大的聯邦預算赤字提供了資金。亞洲金融危機引發的資金流入更為安全的美國，壓低了美國的利率，促進了美國的經濟繁榮。大量外資流入彌補了美國巨額經常項目赤字。
盡管存在上述疑問，但美元化確實能夠為美國帶來進一步的收益。這種收益首先表現在使鑄幣稅有穩定的、持久化的和廣泛的來源方面。換言之，美元化、特別是單邊美元化經濟體所損失的鑄幣稅，即為美國的鑄幣收入。在現實美元化下，美國雖然得到了大量的鑄幣稅，雖然吸引了巨額的海外投資，但美國是通過出售以美元計價的債券來向國外借錢並且為此是支付利息的。到1997年底，因為經常項目逆差的積累，美國的凈外債高達1.2萬億美元。到2001年該數字預計會突破2萬億美元。如果把這筆錢全部投入到美國的有價證券市場，假定回報率為7%，美國僅為此每年就需付出1400億美元的利息和股息，約占其GDP的1.5~2%（Preeg 1999）。由於欠的是美元，故美國可以用通貨膨脹的辦法沖銷掉所欠外債，但如果海外投資者認為美國將如此，他們就會要求更高的利息。（Krugman 1998; Mundell 1998b）在這種情況下，美元化、尤其是單邊美元化，將誘使大量的美元投資投到美國以外的美元化經濟體，從而降低美國向海外借債的利息成本，亦即增加其鑄幣稅。其次，美元化將會為美元區的經濟穩定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從而使美國從中獲益。最後，從技術上講，與歐元區建立相比，美元區有一個明顯的優勢，即它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國家在政治上予以支持。無疑，這也自然意味著美國在美元區內擁有無可置疑的領導地位，而且美國經濟領導地位亦會因此而得到加強。
在此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在支付巨額利息後，美國的凈債務是否還應被算作美國的鑄幣稅。表面上看，美國和加拿大與澳大利亞一樣，通過賣給外國人有價證券和不動產來彌補其貿易赤字，並為此支付利息，因而根本就不存在什麼以無息貸款形式存在的鑄幣稅。但與此同時還應該看到，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要遠遠大於其利息支出。1999年美國經常項目逆差預計為2400億美元，大約為利息支出的兩倍。最近10年來的其他年份亦如此。這等於說美一直在靠新的借款來償還原有借款的利息，而且償還後還有剩餘。這意味著美國的國際凈債務，至少從短期看，就是其所得到的國際鑄幣稅，不僅如此，其數量還在持續增長。當然，這一切歸根到底還在於美國雄厚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
盡管貨幣聯盟的歷史從整體上看是一部失敗的歷史（成功的例子僅為政治上先行統一的美國和德國）[7]，但歐元的啟動應該講已構成美國推行美元化政策或建立美元區的外在壓力。這種壓力直接來自於美國得自美元的國際鑄幣稅的下降可能。盡管歐元自創立以來因歐盟經濟狀況不佳而在美元面前略顯疲軟，但是仍舊有人認為，在未來的5至10年內將會有5,000~10,000億美元的國際貨幣持有量從美元轉換為歐元（Bergsten 1999b）。依據前面的結論，這便意味著美國將喪失如此數量的鑄幣收入，其年損失約佔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1.25%左右。盡管在程度和時間方面存在較大的爭議[8]，但歐元將對美元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支配地位產生沖擊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其負面影響除了表現在美國向世界徵收鑄幣稅的能力下降或將遇到競爭者外，還表現在美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唯我獨尊的局面將一去不復返，表現在美國的貨幣與貿易政策將受到來自歐洲越來越大的掣肘。再退一步講，即便是美國通過美元得到的鑄幣稅增長速度的放慢本身，亦會對美國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支持美元化以彌補將要失去的鑄幣稅，至少是減緩喪失鑄幣稅的速度，對美國的決策者來說來已經是十分現實的選擇。

⑶ 1948年6月20日德國幣制改革,舊馬克怎麼處理

1948年德國幣制改革

【1948年德國幣制改革】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經濟遭受戰爭的嚴重破壞，原料不足，糧食奇缺，各大工業部門之間發生嚴重的比例失調，同時，通貨膨脹日趨惡化，鈔票發行猛增，物價飛漲，馬克形同廢紙，導致政治經濟的嚴盆不穩定。創造新貨幣和建立新幣制的播要迫在眉睫，幣制改革的第一個法律「通貨法」於1948年6月通過，同時通過相關的西柏林「貨幣條例」。法律規定，從6月20日起發行新貨幣，名曰「德意志馬克」即DM，原帝國馬克等舊幣從6月21日不再流通，並規定每年居民的舊馬克按10:1的比率兌換60個DM，居民在金融機構的存款，也按10:1的比率兌換，但只能將其中的半數列人自由賬戶自由支取，另一半轉人國家賬戶凍結。後來凍結存款中有70%作廢，20%轉人自由賬，10%被強制購買公債。幣制改革後，聯邦銀行一直推行緊縮或偏緊的貨幣政策，有效地控制了社會總需求，排除了通貨膨脹的壓力，穩定了貨幣，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望採納

⑷ 德國是個怎麼樣的國家你怎麼看待德國

說起德國，我就想起了五星球隊。他們的領隊穆勒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在世界盃賽場上不顧及自己形象。

⑸ 如何評價美國與德國的關系，德國為什麼心甘情願的受美國鉗制

當我們回顧戰後德國的歷史時，會發現這個國家與美國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復雜矛盾的心理始終伴隨著德國民眾。

作為歐洲大陸上的傳統強國，德國在上世紀連續發動了兩次世界戰爭，納粹德國的軍隊在歐洲所向披靡，打遍歐洲無敵手。然而，就在第三帝國有望佔領全歐洲時，美國人出手了。為了維護美國在亞洲、中東、歐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利益，美國對德日正式宣戰，反法西斯陣營的力量得到了極大的增強，也直接扭轉了二戰的戰局。

二戰結束後，德國元氣大傷，德國（西德）政治和軍事上受美國高度鉗制，領土被四國劃分，基本上失去了自主權。

戰後美國啟動了「馬歇爾計劃」輸血援助，給西德經濟打了一劑強心針。冷戰對峙中，德國（西德）由於獨特的地理區位，被美國當作抵禦蘇聯的橋頭堡，夾在美蘇兩大超級強國的夾縫之中，左右為難，可謂是提心吊膽。

按理說，在這種美蘇兩強爭霸的背景下，德國由於經濟軍事政治被美國控制，為求生存不得不依靠美國的庇護尚在情理之中，可隨著蘇聯解體，對歐洲的威脅大大減輕，德國卻越來越依賴美國，甚至不願擺脫美國的鉗制就有點匪夷所思了。從被動接受保護到主動尋求庇護，難道德國這個受虐者在長期受虐過程中對美國這個施虐者產生了依戀？

這種心理分析顯然不適合用在現實政治中。德國不願擺脫美國的控制，這背後又有哪些地緣政治方面的考量？在本文中，雲石君試著對這個問題做一分析。

首先，蘇聯雖然解體了，但俄羅斯壓力的依然存在，使得德國乃至歐洲都面臨地緣政治風險。

由於地緣關系的相對接近，使得德國在地緣上不得不直面蘇東集團。而隨著蘇聯的解體，俄羅斯不僅失去了五百萬平方公里的廣袤疆土，國家經濟體系也被徹底摧毀，整個國家一時間墮入深淵。

按理說，身邊的這頭北極熊倒下了，對德國而言絕對算得上是一件喜大普奔的事，從此以後再也不用天天擔驚受怕了――如果你要這么想，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雖然美蘇冷戰對峙以蘇聯的解體告終，但俗話說得好，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雖然遭受了解體之痛，俄羅斯依然坐擁170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疆土，並繼承了蘇聯的龐大政治和軍事遺產。憑著這份家底，俄羅斯雖然退出超級大國行列，無法與美國公平較量，但仍不失為世界級大國，與中、歐並駕齊驅。至少，在面對德國時，俄羅斯依然有強大的底氣與實力。一旦德國敢在自己背後搞點小動作，俄羅斯的鐵甲洪流完全可以跨過東歐大平原直撲德國。更何況，俄羅斯繼承了蘇聯龐大的核工業與核武器研製的主體部分，一旦使出核武器這個大殺招，德國瞬間可以被秒成渣。

德國眼看著蘇聯已經內外交困、經濟崩潰、人心浮動，到了絕症晚期，剛想緩一口氣，一眨眼的工夫，俄羅斯卻強勢拔地而起，繼承了蘇聯的大部分遺產，這讓德國剛剛鬆懈下來的神經又緊張起來。

眾所周知，戰後德國經濟體系基本崩潰。外力方面，靠著美國的馬歇爾輸血援助，德國經濟才得以滿血復活，踏上了飛速發展的道路。內力方面，德國自身也憑借著殘存的工業實力和歐洲中樞的地緣區位，主動選擇了融進歐洲一體化的大潮中，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加強與鄰國的經貿合作，共同組成了歐洲共同體。在此過程中，德國開始逐步領導歐盟內部事務，成為了歐盟的扛把子，並在其後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雖然德國歷經波折，重新回到了歐洲的政治舞台中央，但德國還算有自知之明，知道憑借自己的這點體量，要想與俄羅斯抗衡，完全是蚍蜉撼樹，不堪一擊。

有人要問了，既然德國單獨抗不過俄羅斯，不是還有歐盟這個共同體協助打援么？

事實上，即便加上歐盟，也不足以抵禦俄羅斯。原因也很簡單，歐盟是一個鬆散的聯盟，它的基礎是建立在共同的認同和價值標准之上的，雖然這種認同能維系表面上的經濟和政治統一，但實際上並不具備有效的約束力。總而言之，歐盟的鬆散以及德國作為弱勢領袖的處境，也決定了德國本身並不足以將歐洲高度整合，以抵禦俄羅斯施加的壓力。

這種體量上的巨大差距使得德國不得不重新審視當下的處境。既然組團群毆都干不過北極熊，那還不如重新回到太上皇――美國的懷抱中尋求保護，以防備德國乃至歐洲面臨地緣政治風險。

其次，德國作為歐盟弱勢領袖，其領導力相對低下，凝聚力不夠，只能依託美國維系歐洲的統一和凝聚力。

戰後德國作為戰敗國，其政治和軍事地位被剝奪的很慘，深受美國鉗制。雖然依託美國的輸血援助和歐共體實現了經濟的跨越發展，但德國的實力還沒有到以一敵十的境界，不能以一己之力威服四方。對於整個歐洲而言，德國本身只有經濟優勢，軍事政治方面的優勢無從談起。

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言，歐盟是一個鬆散的聯盟，它的基礎是建立在共同的認同和價值標准之上的，可以說是十分薄弱。這種情況下，德國作為歐盟弱勢領袖，自然無法服眾，不足以凝聚歐洲各國的力量。

怎麼辦？這就需要美國這個歐洲太上皇出馬了。

美國作為二戰中新興崛起的超級強國，對戰後歐洲秩序重建起著主導性作用。雖然戰後歐洲的格局和秩序經歷了多方重組變遷，但美國憑借著強大的綜合國力和地緣影響力，依然牢牢控制著歐洲的政治走向，其影響力已施加到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

換句話說，美國這個歐洲太上皇的存在，有利於維系歐洲的統一和凝聚力。

目前的歐盟雖然在貨幣等方面實現了短暫的統一，但隨著歐洲經濟危機、社會動盪和分裂傾向的加劇，歐洲各國涌現了民粹主義風潮，並且有愈發不可收拾之勢，表現在經貿領域，就是愈演愈烈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全球化浪潮，其內部可謂是矛盾重重。憑借著德國的弱勢領袖地位，要想真正完成歐盟政治經濟一體化，其難度堪比登天！

這個時候，德國只能繼續投靠美國。雖然美國並不真想歐洲統一，但他作為太上皇，對歐洲的全盤統馭，卻在客觀上壓制了原先存在於歐洲內部的諸多地緣、民族、國家等矛盾，增強了歐洲的凝聚力，增強了歐洲作為一個整體形態的構建，也為德國鋪好了道路。沒了美國這個歐洲太上皇，歐洲凝聚力必將大為鬆懈，歐洲政治經濟一體化根本無從談起。

再次，德國的經濟發展離不開美國的扶持。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原來英國主導的全球化2.0升級和金本位復辟失敗，西方資本主義的主導權轉移到了美國手中。毫無疑問，美國作為戰後的超級強國，主導著全球化分工體系這盤棋，並制訂了全球貿易規則，其中最重要的無非是這兩條：建立以美元本位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這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鼓勵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這是市場經濟打敗計劃經濟的精髓。

美國長期作為全球化的領頭羊，以他為首，對歐洲經濟的全球化擴張和區域化整合都有極大的幫助作用。而德國作為外向型經濟體，也從全球化的整合中分了不少好處。

在此過程中，德國已經習慣了由美國做大蛋糕，自己從中分蛋糕的獲利模式，而德國這種外向型經濟體要想發展經濟，只能融合到全球化擴張和區域化整合中，通過貿易往來中獲得利益。在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全球化浪潮有卷土重來的重壓下，德國如果貿然擺脫美國，憑借自己的能力，享受不到這份全球化好處，甚至自身的經濟影響范圍也會大幅縮窄。

要知道，德國之所以能成為歐盟領袖，最大的資本就在於歐洲內部相對強大且穩健的經濟發展態勢。一旦這種優勢地位喪失，德國極有可能失去各國的認同，從巔峰跌落，甚至陷入被各國群毆的地步（誰讓你之前當歐盟老大時給各國攤派難民和費用，搞得各國很不爽呢）。

這種情況下，德國只能抱緊美國的大腿，指望著美國繼續推進全球化，自己也跟著吃肉喝湯，維持自己的歐盟老大地位。

⑹ 1923年德國通貨膨脹超發的貨幣是如何處理的，德國經濟又是如何回到正常狀態

呵呵，貨幣戰爭只不過是一部小說，故事情節只能娛樂一下的，不能當真。

1923年德國超級通脹的根源在於巨額的戰爭賠款，所以解決之道在於有人擔保償還借款。
1924年，以美國銀行的查爾斯.道威斯為首的委員會推出了「道威斯計劃」，1924—1928年內總計8億美元貸款流向德國，幫助它償還凡爾賽條約的賠款，利息收益直接投資於德國市場。同時，國聯調停法、比兩國撤軍，接管魯爾工業區。沙赫特用國家銀行黃金儲備為基礎的新馬克，以1∶30億的懸殊比率兌換舊馬克，到1924年8月這個過程基本完成，馬克匯率開始在國際市場上穩定下來，國際投機者逐漸停止了對它的攻擊。折磨德國的漫長通貨膨脹結束了。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115488_72253.html

⑺ 有關1948年德國幣制改革的問題！

德國馬克由德意志銀行發行。1馬克等於100芬尼（PFENNIG），目前，流通中的紙幣有5、10、20、50、100、200、500和1000馬克等面額，另有1、2、5馬克及1、2、5、10、50芬尼的鑄市。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仍使用原來流通的舊貨幣一帝國馬克、列登馬克和佔領馬克。由於境內通貨膨脹日趨嚴重，1948年6月19日，美、英、法三國軍事佔領當局宣布，在其佔領區實行幣制改革，規定從6月20日起發行新貨幣「德意志馬克」。新馬克對美元匯率為1美元等於3．333馬克。1949年9月19日，馬克受英鎊貶值影響也貶值20．6％，匯率變成1美元等於4．20馬克。1953年1月30日，聯邦德國中央銀行初次規定馬克含金量為0．211588克，官方匯率為1美元等於 4．20馬克。戰後，聯邦德國經濟增長很快，對外貿易迅速擴大，隨著貿易順差的增長，國際收支順差不斷擴大，外匯儲備也日益增加。1959年1月1日，德意志銀行決定馬克實行自由兌換。1961年3月4日馬克升值4．76％，含金量提高到 0．222168克，對美元官方匯率為1美元等於4．00馬克。1969年9月29日，德意志銀行不再干預市場以維持4馬克兌換1美元的官方匯率，馬克匯率自由浮動；同年10月26日，馬克又升值9．3％，含金量也提高到0．242806克，官方匯率為 1 美元等於3．66馬克。1971年5月10日，馬克匯率再次自由浮動。同年12月20 日，馬克升值為1美元等於3．2225美元，德意志銀行不再公布馬克含金量。1972 年4月24日，聯邦德國宣布執行歐洲共同體成員國貨幣匯率上下波動幅度不超過 2．25％的規定。1973年2月14日，美元貶值後，馬克對美元中心匯率定為1美元等於2．9003馬克。同年3月19日起，聯邦德國與其他西歐八國組成聯合浮動集團，相互間貨幣匯率波動幅度訂為2．25％，同時馬克升值3％。1979年3月13日，歐洲貨幣體系正式建立，聯邦德國為成員國，馬克與其他成員國貨幣之間匯率波幅限制在上下2．25％，馬克成為歐洲貨幣體系中的主要貨幣。70年代以來，由於聯邦德國經濟增長較快，馬克的國際地位日益增強，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之一，也是特別提款權五種定值貨幣之一。1990年10月3日，兩德統一之後原西德馬克為合法流通貨幣，並稱為德國馬克。

⑻ 美元化的現實背景

經濟全球化、尤其是資本的全球化[3]，深刻地改變了國際經濟的運行機制。在資本流動的規模和速度均不是很大和很快的年代，一經濟體最可能遇到的外部沖擊，主要來自於進出口價格。那時，決策者保留調整匯率的權力是有意義的。然而到了今天，對那些弱小經濟體、特別是新興市場經濟而言，最大且最可能的外部沖擊或威脅，已不再是進出口價格的變化，而是資本流動方向和數量的突然改變，並不可避免地導致猛烈的、不情願的貨幣貶值。這種沖擊的殺傷力巨大，亞洲危機便是前車之鑒。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資本流動的突然改變經常並非導因於資本接受國的經濟運行狀況，亦即其中含有較大的投機成分。這種外部沖擊從進出口價格到資本流動的轉換，構成了調整對外經濟政策的一個基本原因。上述轉換帶來了一個重要後果：和流行的、佔主導地位的理論（比如前面曾提到過的「三難抉擇」）正好相反，對那些資本依存度（capital-dependent）較高的新興經濟而言，浮動匯率並不必然地使它們享有獨立的貨幣政策。換言之，當投資者從新興市場大量撤逃資本時，實行純粹浮動匯率體制的經濟很可能遭受匯率崩盤之苦。為了防患於未然，提高利率便不可避免。此命題得到了大量的經驗支持。一些的統計研究顯示，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樣的判斷，即在衰退期間奉行固定匯率體制的國家的實際利率比實行浮動匯率體制的國家要高；相反的情況卻大量存在。在1998年夏亞洲金融危機最烈期間，實行浮動匯率體制的墨西哥的實際利率水平，就遠遠高於實行貨幣局體制的阿根廷。這等於是說，即使某經濟體企圖通過浮動匯率來保有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這一企圖通常也是徒勞的。（Beddoes 1999）總之，挑戰的性質變了，應戰方式理應隨之改變。
美元化日益成為政策選擇之一的直接和基本的原因，還在於人們對本國貨幣及政策的不信任和國際貨幣體系正在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新興市場金融危機的爆發，隨經濟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而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和速度的加大加快，國際金融機構在預防和處理金融危機過程中的虛弱的能力，更極大地增加了人們的這種不信任感。結果，在獨立小幣種受到外來沖擊的可能性大增的事實面前，實施類似美元化政策或建立貨幣局體制以規避匯率風險，順理成章地作為一個十分現實的選擇擺到了許多經濟體決策者的桌面上。時至今日，歐元與美元「雙寡頭」外加日元「小夥伴」式的全球貨幣體系的雛形已經顯現[4]，並且極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變為事實（Bergsten 1999b）。這將迫使其他經濟體在以下三種中擇其一種：維護自身的貨幣主權，進入歐元區或美元區（或日元區），或以某一主導貨幣為儲備貨幣建立貨幣局體制。亞洲、拉美和中東將主要加盟美元區或以美元為儲備貨幣來建立貨幣局體制，而東歐和非洲則主要成為歐元的屬地。即使還有一些國家力求堅持自己的貨幣主權，這樣的國家及經濟體在數量上無疑要比的175個大為減少。從某種意義上講，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小幣種已無存在之必要，似乎正在成為共識。那些出於政治考慮而拒絕放棄貨幣主權的國家，有可能將始終生活在一個金融危機層出不窮的世界之中（Leddet 1999; Hanks 1998）。
佔全球產值近1/4的美國經濟的全球化構成了美元化的基礎。美國的全球化程度在最近15年內迅速提高。1975年，美國投資者購買的外國股票和債券與外國投資者購買的美國股票和債券之和，僅佔美國當年GDP的4%，而到了1997年底，這一衡量美國參與全球資本市場程度高低的重要比例竟然上升到了213%[5]。同樣是在過去的15年內，外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增長了5倍，結果，美國目前有5%的勞動力是在外國獨資或合資的企業中就業。同期內，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亦增長了4倍，從而使得15年前佔全球直接投資總額不到1/5的美國，目前佔到了近1/3。1975年美國投資者持有的公司股權中只有1%是外國企業的，這一比例到1997年底提到了10%。1970年，美國的進出口總額僅占其GDP的11%，而到了1994年底，該比例已高達24%，增長了118%，遠遠高於同期法國43%和德國24%的增長率。（Stokes 1999）
美元化的更大的背景在於隨著全球化而來的經濟主權日益彈性化的潮流，在於世人對貨幣主權更為深入的理解。歐元和歐洲中央銀行的創立是以歐盟各成員國之間的條約為基礎的。以經濟學的眼光看，各國的貨幣主權隨著歐元的創立而被剝奪了。但從法律的角度看，喪失獨立的貨幣政策與所謂的「主權讓渡」（transfers of sovereignty）之間並不存在必然聯系。只要國際條約的簽署或一國政府的選擇完全出於自願，國家主權范疇本身就不會將其解釋為主權讓渡。這聽起來好像有些矛盾，但實際上國家主權的真正體現還恰恰在於它可以通過放棄部分權利來尋求自身整體利益的最大化。這就像個人在受到自己所簽訂契約的束縛時並不喪失其主權地位一樣。（Dun 1998）另一方面，在民主國家裡，國家主權內涵的定義者應當是廣大公民本身。在加拿大這樣的國家裡就曾經有人做出如下估計：如果讓公民自由選擇幣種來開設銀行帳戶並允許他們以任何一種貨幣交稅，則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根本就不會為了維護國家象徵而持有不穩定的本國「劣」幣而使用「良」幣交稅。（Brenner 1999）1998年冬在墨西哥曾經進行過一次民意測驗，結果竟有90%的受訪者贊同接受美元。如果承認公民的意願才是主權的終極源泉，則至少在部分國家，人們已經不再把貨幣視為國家的象徵。

⑼ 全球化對德國的影響

著知識經濟的時代的來臨，知識創新對國民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日益顯著。從長遠的觀點看，R&D投入對於提高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競爭能力至關重要。進入90年代以來，德國的R&D投入從資金規模和佔GNP的比例上都維持有一定的規模。但其中有兩個特色：一：政府在研究與開放投資中所佔比例不斷減少。二：經濟界對應用研究的投資越來越多。

盡管政府在整個研究與開放投資中的比例不斷減少，但總量上卻仍是增加的。企業界的參與表明，基礎研究的成果不可能只對參加基礎研究的企業有利。由於與美法英等國相比，德國政府在軍用投資上的比例較小，用在民用上的投資更有利於提高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能力，因而德國在政府對研究與開發的投資上處於一種非常有利的地位。盡管如此，德國政府和企業界仍然需要迎接未來的挑戰。

面對的困境

許多德國人把20世紀70年代看成是德國工業發展的高峰。「德國製造」不光只是非常好的產品的標志，而是也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工業體系的象徵。作為一個相當成功的模式，德國工業得到了國際上的承認。德國在製造工程、動力工程和化學工業方面的技術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對德國產品的需求是如此之旺盛，以致許多製造商都感到勞工短缺，不得不引入客籍勞工來滿足日益增長的客戶的需要。

然而，到了80年代，情況就慢慢地發生了變化。德國的工業似乎逐漸喪失了競爭力。美國的汽車市場的行情變化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德國汽車逐漸為日本汽車所取代。在其它工業領域，德國人也發現其競爭實力越來越受到挑戰。競爭對手在產品質量、產品設計、原料花費、售後服務等方面一點都不輸於自己。有些德國學者或外國學者都認為德國的工業失去了競爭力。[1]

盡管不同的研究者對德國工業走下陡路的分析各不相同，但在一些基本特徵方面，卻有相同的見解。歸納出以下幾點。現在將我們逐一加以分析。

第一：相比於其它幾個主要的工業發達國家，德國的勞工太貴。如果以當時美元與馬克的匯率計算，1996年一個德國工人每小時所得為3l.87美元，日本為20.84美元，而美國僅為l7.70美元，我國的台灣地區為5.82 美元。[2] 僱主付給德國工人小時工資太高，當然，由於高稅收和高福利政策是相聯在一起的，德國工人實際上並沒有得到這么高。更重要地是，德國工人的勞動時間在幾個發達國家中已降到了最低點。德國企業家抱怨，高小時工資加上超短的周工作時間，使得德國企業在與對手競爭時如同帶著兩副手銬。難怪最近德國國內有人提出每周工作50小時，以減少失業，增加競爭的倡議。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德國的企業不靈活。德國企業在從發明到應用過程中顯得太慢。[3]其理由認為德國的公司結構不夠靈活，不適於目前越來越短的產品生命周期。他們的發明周期過長，在將發明推向市場時又不及時，當然沒法與快捷的競爭對手相比。比如，目前在移動通信市場方面，德國的西門子從許多方面都落後於芬蘭的諾基亞和美國的摩托羅拉。

第三，認為德國過於繁瑣的法律、法規影響了德國企業的競爭力。當德國企業和商人在國外投資和辦廠時，他們受到較少法律上的約束，而在國內卻不得不與一個嚴密的規則網打交道。規則的泥潭使得德國企業家少有新的想法。由德國研究機構發明出和很有希望的創新很少有機會由德國企業商業化。缺乏創新的產品也是德國落後的原因之一。

第四，認為德國企業太強調技術層面，因而忽視了僱主的偏好。從文化上講，德國的管理人員有很強的工程取向。他們本人也是在這種氛圍和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在設計的過程中，德國的工程師都傾向於追求最完美和最先進的概念。人們認為，在技術開發過程中，這些特性導致了「以技術為中心」的想法，但這並不為消費者所偏好，消費者所喜歡的是實用並易於使用且花費相對較少的產品。與德國企業相反，外國的競爭者把技術僅僅看成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能滿足消費者的需要。

第五，認為德國的工會具有過大的權力和影響，按照共同參與的法律權力，它們有對企業發展發表意見的權力。因此，德國的僱主們常常要與工會妥協。而這個結果卻是與市場的靈活性規則相違背的。因此認為德國的企業在適應市場的變化方面不夠靈活。

第六、德國的創新地點太過於集中。盡管聯邦德國是一個非常強調社會性的（soziale）的國度，但它的工地區差異還是相當大。比如，德國的研究與開發活動主要分布在下述八個地方：慕尼黑(12%)、斯圖加特(12%)、黑森州南部(9%)、萊因－內卡河地區(6%)、柏林(4%)、杜塞爾多夫(4%)、Braunschweig (3%)以及科隆(3%)等。這些地區的R&D費用佔全德國的53%。東部德國盡管正在復甦，但在研發方面與西部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當然這在發達國家裡還不是最糟糕的。比如，僅維也納就占整個奧地利R&D的52％。但消除區域之間的不平衡，仍是聯邦德國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4]

最後，范圍廣泛的環保主張，也被認為對經濟競爭力不利。德國人公眾論對環境退化、再循環和自然保護過於關心，企業必須尊重公眾的態度和環境規則與要求。據說工業界認為這些壓力進一步增加了費用，送減少了德國產品的競爭能力。

德國居高不小的失業率又反過來對其競爭力產生影響。到了90年代後期，德國的失業人口已超過400萬，失業率高達11％。盡管與義大利和法國相比，德國的失業率也不算太高，但與美國、日本、英國和荷蘭相比，還是高出許多。而且整個9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都不高，民眾的購買慾望不高。盡管銀行利率較低，德國公司還是不太願意在國內投資。大部分德東地區（原民主德國）經濟蕭條，原來所謂統一之後，迅速繁榮的諾言成了謊言。德國馬克也一再降值。聯邦政府當時面臨著低效率的平均主義，權利相當集中化，地位分配政治化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消除政治性的資格指派的後果，提高縱向流動性，彌補第三產業化的空白，消滅人浮於事，重建有能力的中產階級，消除遷徙壓力成了非常緊迫的結構調整問題。因而，還沒的有時間來談發展。

但是，上述對德國競爭力的解釋，並不是完全能站住腳。也有大量相反的證據來反駁上述論點。比如，盡管德國的勞動力非常昂貴，德國的生產力仍然很高，出口產品的單位工資最終花費（final wage costs per unit of output）在國際上仍有競爭力。德國工業產品的出口仍創新高。 人均出口額比美國高兩倍。比日本高1/3。不可否認，德國的產品在世界市場上仍有很強的競爭力[5]。

另外還有證據表明，德國的一些大公司，比如拜爾、Höchst、BASF、達姆勒-賓士（Daimler-Benz）和大眾汽車公司都在結構上做了調整，恢復贏利。一種以贏利為導向的管理態度在大企業中出現。股票市場對這種態度也做出了正面回應，從長遠走向看，這種態度帶動了德國股市走向新高。

盡管失業人口的比重還沒有降下來，而且仇外和排外的事件時有所聞，但德國的整個社會體系還是運轉良好。教育和福利體系還保持著。

之所以出現上述相互矛盾的解釋，是因為有些研究基於少數的例證，因而很容易找出相反的例證。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德國的核心製造業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時，如何才能保持競爭優勢？這一點已經引起了德國工業界的廣泛關注。工業結構已經重新開始調整，要麼合並，規模增加，要麼減少冗員。許多德國企業擴大了在海外的生產。另外，留在德國的製造業也開始採用新技術，新的生產概念來提高生產率、改進質量，增加靈活性。但並不是所有德國的企業都做到了這一點，步調不一致。

未來的挑戰

我們今天已處於21世紀的開端。目前有關全球化的討論正如火如荼。不管我們是否喜歡它，全球化都不可逆轉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各國政府也都積極地尋找對策，來適應所帶來的變化。作為一個國家至關重要的技術政策，也應得到相應的調整。作為工業企業，也要有相應的戰略對應。全球化的贏家，只能是那些對此作好准備的國家或地區或公司。它們具有競爭實力，對外開放，成為信息、交流和知識應用的中心。未來的國家創新政策應該在這方面多下功夫。不只是鼓勵單個企業的創新突破，而且應建立支撐這種突破的創新網路。

前聯邦教育與研究部部長提出了與國際化和全球化有關的五個問題[6]

1. 增加區域競爭力的可視性

2. 融合研究與應用

3. 支持並促進商業啟動

鼓勵新的商業和支持中小型企業非常重要。OECD發現，在OECD成員國中，5%的中小型企業創造了幾乎70%的新的工作。風險資本的投資在1996至1998年間上升了240%。這一趨勢還在上升。生物技術公司從1995年到1996年從75家上升到150家，1997年又上升到300家以上。5.65億德國馬克的私人風險投資已投到「生物區」(BioRegio)。

4. 擴展德國的教育和創新體系

德國的教育體系正面臨著歷史的挑戰[7]。許多學校已嚴重超員，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政府必須不斷向高校投錢才能保證其正常運轉。但這對於國家和地方來說都是一個不小的挑戰。高校的結構如不做出結構上的改變，將很難繼續生存[8]。許多獲得教授資格的人也加入失業大軍的行列，這對德國的研究教育體制是一莫大的諷刺。[9] 另外，許多外國學生進入美國的，而不是德國的大學學習深造，就是對德國大學教學和研究質量的反諷。如何提高外國學生的人數在德國大學中的比例也是對全球化的回答。為此，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發起了一個領航計劃，主要對象是面向外國學生，以英語教學，從97/98冬季學期先開設13門課程。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還與MIT簽訂了相互交換學生的計劃，以及一系列旨在增加德國大學吸收力的措施。

5. 架設國際橋梁

德國國內研究的國際化，比如，馬普學會在Njmwegen設立了心理語言研究所。與我國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進行合作研究。夫琅和費協會在美國建立了激光技術、產品工程、材料研究、醫學技術和計算機制圖的研究中心。在馬來西亞建立了高級軟體開發中心。正是這些在國外的研究基地的建立，使得德國的企業容易地在當地找到合作夥伴。1997年從美國得到的研究合約為一千一百萬美元。另外，夫琅和費協會還加強了在亞洲的活動。在中國建立了兩個不同性質的辦事處[10]。與此同時，德國政府也鼓勵外國政府在德國建立研究機構。比如韓國就在薩爾州建立了一個環境技術研究所。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戰，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還相應地修改了資助規則。

他指出，「我們必須積極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戰。社會的團結這一基本的理念必須保持，而同時整個社會系統必須導向未來。」

我們從經濟上講，究竟有從全球化中得到何種好處？我們是否值得這么做？全球化從未來來說，是否是可行的，可持續的？還是會食品或能源供應的瓶頸的限制？[11] 面對社會結構的加速調整，如何保持社會的凝聚力？窮國是否會被推向國際經濟整合的邊緣？

國內政策如何與國際政策協調？因為全球經濟不只是經濟結構的變化，而且也是社會結構的變化。這類發展也影響了教育與研究。目前對研究的定義也有修改的必要。以前人們區分了純基礎研究、基於應用的基礎研究和基於生產的研究這三種研究類型。但這種區分已不適合於今天。 這三種研究類型之間有一個動態的關系，它們形成了動態的研究三角形。當經濟全球化，研究三角形之間沒有任何限制，那麼未來的教育也必須打破固有的學科邊界。未來的學術與研究，應該是受問題驅動的跨學科的研究。

創新應該是在所有組織層次和所有商業領域里進行。除了產品創新外，還要在生產環節、管理實踐、質量控制等各方面進行。

在德國，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並沒有認真對待服務領域里提出的挑戰。這個認識上的盲點已給德國的競爭能力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人們正在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加以改進。

德國能保持增長和生產力的成績表明了德國研究體系作為一個創新模式的重要性。它的創新機制加速了新技術的普及與商業化。合約研究體製表明了在工業界、政府、學術界為了相互利益而互動的潛力。資源根據工業需要被有效地引導。小企業通過合作研究體系得以有機會進行合約研究。技術擴散網幫助私人企業得到各種各樣的從技術概念到市場管理的創新信息。教育培訓體系推進了技術創新。它把工人培養成能適應創新的技術能手。而且，工業界的聲音可以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被直接和有效地體現出來。

盡管德國的研究體制有許多毛病，但它在促進創新方面至今仍被認為是強有力的。然而，它也面臨著許多挑戰。德國不能再依靠傳統製造業來謀求經濟發展，除非它能轉移相當一部分注意力和資源到新的能應用到工業的方方面面的交叉技術上來。傳統的製造業應輔以放在關鍵技術上的更多注意力，才能達到一個新的增長水平。德國必須對研究政策做相應的調整，才能繼續保持在工業競爭力方面的領先水平。[12]

近年來，德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力圖對相對僵化的研究體制進行改革。其指導思想是創造競爭氛圍，讓最具創新性的思想和研究課題得到國家的資助，以脫穎而出。

綜上所述，德國人並沒有沉浸在自己過去的輝煌之中。作為一個「過份自覺」的民族[13]，我們有理由期待它的政治、經濟、科學和教育體系在為人類的持續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