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均負債多少

① 為什麼日本國債利率這么低甚至低於美國和德國

a、日本的國民素質高，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日本人的國民素質，（盡管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不好），但日本人很會配置自己的個人可動用資金，他們除了購買國債、保險等安全穩定的金融資產，也會將部分資產投入到高風險高收益的各種資產中。
b、國債，又稱國家公債，是國家以其信用為基礎，按照債的一般原則，通過向社會籌集資金所形成的債權債務關系。國債是由國家發行的債券，是中央政府為籌集財政資金而發行的一種政府債券，是中央政府向投資者出具的、承諾在一定時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償還本金的債權債務憑證，由於國債的發行主體是國家，所以它具有最高的信用度，被公認為是最安全的投資工具。人民願意購買低利率國債，說明國民不僅僅追求利益，還有愛本國的成份。
c、日本在高速的經濟發展期，深深感到為國效力了重要性，本身也是自己受益的事情。
d、日本的總面積:包括各小島在內,共計377,835平方公里,其中土地面積374,744平方公里,水域面積3,091平方公里，約為中國的二十九分之一；人均收入是中國的十倍。
1.美國 12151（十億美元）人均收入 41400（美元）
2.日本 4750 人均收入 37180
3.德國 2489 人均收入 30120
4.英國 2016 人均收入 33940
5.法國 1859 人均收入 30090
6.中國 1677 人均收入 1290

② 德國有多大和中國相比，經濟到底哪些方面比中國強

德國人均超過5萬美元，德國有法蘭克福，法蘭克福人均超過10萬美元，法蘭克福是德國首都和德國最大城市，法蘭克福是德國最大金融中心和德國最大經濟中心，法蘭克福是德國最富城市和德國最有錢城市

③ 世界上欠款最多的國家是誰，軍費支出最多的國家是誰

2013排名 國家與地區 外債(美元) 資料日期 人均 (美元) 佔GDP比重 1 美國 167343億 2013年3月22日 52170 106（%） - 歐盟 160800億 2011年6月30日 27864 85 2 英國 98360億 2011年6月30日 156126 390 3 法國 56330億 2011年6月30日 74619 182 4 德國 56240億 2011年6月30日 57755 142 5 日本 27190億 2011年6月30日 19148 45 6 荷蘭 26554億 2011年6月30日 226503 344 7 西班牙 25700億 2011年6月30日 18260 84,2013軍費支出排名：1．美國依然高居首位，為6820億美元，佔美國GDP的4.4%。
2．中國位居第二，為1660億美元，佔GDP的2%。
3．俄羅斯第三，為907億美元，佔GDP的4.4%。
在中國和俄羅斯方面使用的是估測數據，美國方面則是官方統計數據。
4．英國排名第四，為608億美元，佔GDP的2.5%。
5．日本排名第五，為593億美元，佔GDP的1.0%。
世界五強國家軍費總和為10600億美元，佔世界軍事支出的60%。
之後排名第6至第15的國家依次是：
6．法國(589億美元)、
7．沙特(567億美元)、
8．印度(461億美元)、
9．德國(458億美元)、
10．義大利(340億美元)、
11．巴西(331億美元)、
12．韓國(317億美元)、
13．澳大利亞(262億美元)、
14．加拿大(225億美元)、
15．土耳其(182億美元)。

全部15國軍費總和為14300億美元，佔世界軍事支出的82%。

④ 人均負債13萬！儲蓄大國"變"負債大國"，中國人的錢去哪了

中國人習慣未雨綢繆，時代長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人的骨子裡誕生了一種"居安思危"的想法，認為平時多存錢，關鍵時候可以應急。就拿今年年初的公共衛生事件來說，工廠停工、公司不開門，這種情況下，沒有點積蓄估計很難生活。

綜合以上說法，我國消費者的儲蓄率下滑，負債率升高。人均13萬的債務，是因為超前消費的觀念和行為在"作祟"。但是人均負債13萬，真的是常態嗎？大家生活中會有存款作為風險支出嗎？

⑤ 請介紹一下民主德國和羅馬尼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改革及其效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作為戰敗國,被當時國際兩大陣營的老大——美國和前蘇聯接管,從中修起一面柏林牆，把德國分成了東德和西德，美國控制的是西德。不過90年以後柏林牆被推倒，東德西德又合並，於是成為現在的德國。
雖然合並，但是東西德經濟差距還是不小，每年前西德要補助給前東德500億歐元左右的資金。

1945年5月8日希特勒無條件投降。根據《克里米亞聲明》和《波茨坦協定》規定，戰敗的德國應該成為一個統一、獨立、愛好和平與民主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沒有出現以前，德國暫由蘇聯、美國、英國和法國四國分區佔領，首都柏林也由四國分區管制。

由於東西方盟國的立場、目的和利益不同，對各項協議都作了有利於自己的解釋，就德國的統一和柏林問題等，四國及其佔領區的各派政治力量展開了激烈復雜的斗爭。1948年6月，美、英、法三國佔領區合並，並於1949年5月23日單獨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簡稱聯邦德國或西德，9月20日阿登納組成第一屆聯邦政府；同年10月7日，蘇聯佔領區也宣告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簡稱民主德國或東德。自此，統一的德意志國家一分為二，在世界舞台上同時出現兩個德國。兩個德國均是主權國家，都獲得了許多國家的承認，並與之建立了外交關系；1973年又同時被接納為聯合國的成員國；雙方又都參加了不同性質的軍事、政治、經濟集團。近年來，兩國之間的關系已有所改善，1972年簽訂了《關系基礎條約》，各自承認對方為主權國家，相互建立正常的睦鄰關系，互設常駐代表機構；兩國領導人進行互訪，就兩國關系和國際問題交換意見。兩個德國要不要統一，在什麼基礎上實現統一，應由兩國人民自己決定。
「西柏林問題」是怎麼回事？

柏林原稱「大柏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為德國的首都。戰後，根據有關國際協定，柏林同整個德國一樣被蘇、美、英、法四國分區佔領，初期還設有統一的反法西斯市政府。1948年，美、英、法佔領區合並，成立了「三聯占區」；同年，蘇聯佔領的東部地區成立了大柏林臨時民主政府；1949年，西方三國又在西部搞市議會選舉，組成西柏林市政府。至此，一個完整的柏林分裂成東、西柏林兩部分。西柏林座落在民主德國境內，成了「孤島城市」；東柏林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首都。

西柏林面積為480平方公里，占整個柏林的54％，1981年有人口190萬，是全柏林人口的62％。西柏林是一個不獨立立的特殊政治單位。它遠距離聯邦德國，最近距離也有180公里。它與西德的交通聯系，有航空線三條（稱為空中走廊）、鐵路三條、公路三條和二條水路。它雖然在司法、經濟、財政、貨幣和社會制度等方面同聯邦德國一體化，西德在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中可代表西柏林的利益，但不是西德的組成部分；盡管它也成立了市政府，但仍處於西方三國軍事佔領之下，美、英、法三國還是西柏林的最高當局。四國的軍事車輛仍可以在整個柏林市巡邏。

由於蘇、美、英、法四國及兩個德國的立場、利益不同，東西方就有關西柏林的主權及其重大問題展開了激烈斗爭，兩個柏林也同兩個德國一樣在六十年代初以前關系非常緊張，特別是1961年8月民主德國在西柏林周圍修築「柏林牆」後，柏林的緊張局勢達到了頂峰。後來隨著兩個德國關系的不斷改善，特別是1971年9月四國簽訂了「四方協定」後，柏林局勢有所緩和。但由於各方對關協定條文均作有利於自己的解釋，因此，雙方圍繞柏林的地位等問題仍不時發生爭執
參考資料：http://..com/question/4800292.html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制度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最先擺脫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是南斯拉夫。她推行社會自治制度。在1950-1963年為工人自治階段; 1963-1971年為社會自治階段; 1971年以來是以聯合勞動為基礎的社會自治階段。南斯拉夫的改革嘗試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具有獨創性，在相當一個時期內它曾受得國際共運中的普遍的攻擊, 說它是在「搞修正主義」 、「脫離社會主義軌道」。[1]

在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階段的主要措施是: ①1950年6月26日通過<<工人自治法>>,工礦企業由工人委員會管理, 生產資料國有制改為社會所有制;

②1951年通過<<國民經濟管理法>>, 將指令性計劃改為指導性計劃, 國家不再規定積累和基金的比率, 實行利潤分紅制, 企業可以按照國家計劃要求自訂計劃、自由經營和自負盈虧,1953年宣布廢除行政和經濟手段的雙重價格制;

③擴大企業的財權和自主權, 擴大地方的主權。這一階段的改革重點是權力下放, 工廠交由工人管理。1953年聯邦議會通過新憲法, 確認自治原則是社會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礎, 把工人自治擴大到國民經濟和文教衛生的所有部門。在農村, 南共六大決定放棄蘇聯社會主義改造模式, 1953年3月, 法令宣布農民可以自由退社和解散合作社。[2]到1960年, 南斯拉夫的合作社只剩100多個, 政府加強國有農場的建設,並把它辦成農工聯合企業。工人自治制度對於打破舊有的高中集中體制的弊端, 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也奠定了地方分權的基礎。

在社會自治階段改革的重點是進一步下放分權。自治范圍從工廠企業擴大到社會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1963年4月通過新憲法，1967、1968兩次修改憲法, 進一步擴大地方共和國的權力。新憲法規定: 「自治是社會主義領域中各種關系的本質」, 國家經濟機構對自治單位無約束力, 自治單位是以市場經濟為主的體系。[3]

1964年, 南議會通過了<<關於進一步發展經濟制度的基本方針>>的決議, 從1965年起進行全面的經濟改革。其主要內容是: ①進一步減少國家干預, 擴大企業的生產決策權和收入分配權, 增強市場的調節作用, 國家僅從企業利潤中提取29％; ②國家將大部分的投資控制權交由銀行負責; ③實行價格制度改革, 按國際市場價格調整物價,商品價格基本由市場供求關系確定; ④實行外貿、外匯自由化, 取消大部分商品的進口限制, 降低進口稅, 允許外商在南斯拉夫直接投資。其結果企業工人委員會的權力全面增強, 南斯拉夫的經濟由國家集中管理的計劃經濟模式轉向了市場經濟體制。[4]

在以聯合勞動為基礎的社會自治階段, 建立了完整的社會自治體系。還在1969年南共聯盟十大就提出了聯合勞動原則, 1976年通過了聯合勞動法, 把分散獨立自治的經濟單位在自願互利的基礎上, 組織為三級聯合勞動組織, 與此並存的有專業性的自治利益共同體, 地區性的地方自治共同體, 實際上是生產部門和社會部門之間的利益共同體。在農村則發展個體農民的自治聯合組織。改革的核心是實行社會自治, 1977年社會自治單位的生產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84％。從1985年起南斯拉夫的改革進入調整階段, 以糾正分散主義的弊端。

南斯拉夫社會經濟改革的基本原則是:強調國家的消亡過程應首先從經濟職能開始, 社會自治制度意味著國家職能消亡的開始, 與蘇聯強化國家職能的模式劃清了界線;強調社會所有制是社會主義自治制度的基礎, 它既不是國家所有制,也不是集體所有制, 而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強調以市場經濟為主的全面市場調節, 主張社會計劃應適應市場需要, 市場決定計劃, 社會主義經濟唯一可以接受的模式是自由競爭, 就商品經濟而言,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並無重大區別。

南斯拉夫社會經濟改革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具有開創性。首先, 它強調企業自治, 下放分權, 把改革的重點放在擴大企業經營的自主權這一根本問題上, 注重發揮企業活力, 發揚社會經濟民主, 體現了物質利益原則。其次, 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沖破了斯大林的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 生產資料不是商品, 價值規律對生產不起調節作用的框框。第三, 它強調運用經濟方法、經濟監督來管理經濟。南斯拉夫社會經濟改革推動了南斯拉夫經濟一度發展。[5]

但是南斯拉夫的超前設想和沒有及時調整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 帶來了明顯的弊端並對經濟持續發展造成困難。

第一, 它過早地提出並實踐了國家職能開始消亡的觀點。南斯拉夫的社會所有制理論是超越時代的唯意志論, 現階段得生產力水平尚未達到實行社會自治的程度。它雖然在反對蘇聯模式上有進步意義, 但是過分強調社會自治, 把它絕對化, 則陷入了誤區, 實際上這種社會自治,是一種變相的帶有部門、地區、集體所有傾向的單位所有制。

第二, 它把分權絕對化, 削弱了必要的中央權力, 使地方主義、分散主義、民族主義抬頭, 造成宏觀失控。實行社會自治的結果, 使聯邦制實際成為邦聯制, 根據新憲法, 一切有關經濟政策和措施的重大問題, 均需經六個共和國和兩個自治省的一致同意後, 聯邦才能決定, 從而形成了地方分權模式。它在經濟上使統一的市場受到阻礙, 封閉性的局部性市場取代了集中統一的大市場, 造成了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和經濟結構的比例失調。由於宏觀失控, 總需求過分膨脹, 消費和投資增長過猛，出現了二位數的通貨膨脹,外貿赤字加大, 外債過高又未合理利用, 失業人數增多。1981年人均負債920美元, 70年代中, 失業人口高達60-80萬人, 近百萬人外流。[6]

匈牙利的經濟改革

還在1953年，部長會議主席納吉，伊姆雷就提出匈牙利要走符合本國國情，不同於蘇聯的第三條道路，由於蘇聯的阻撓和拉科西集團的反對而夭折。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後, 作為新的黨政主要領導人卡達爾在十分困難的時刻著手穩定政局, 恢復國民經濟和進行改革。[7]

1957-1964年匈牙利實行局部經濟改革和政策調整。其主要措施是:
①調整國民經濟結構, 放棄不切實際的高速度發展工業的龐大計劃, 如在拉科西執政時期不顧缺乏鋼鐵的實情提出建設鋼鐵國家的口號。降低積累率, 集中力量發展輕工業和農業。
②改革農業管理制度, 調整農業政策, 廢除農產品義務銷售制, 堅持在自願的基礎上實行合作化, 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 對農業實行貸款補貼, 鼓勵農民致富。
③自1962年起改組工業組織, 取消各部的總管理局,建立托拉斯, 減少下達給企業的指令性指標; 並在企業中實行利潤分紅。

自1965年開始,匈牙利實行以工業為主的全面經濟改革。1965年11月, 匈黨召開中央擴大會議, 討論了<<關於全面審查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1966年5月, 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 1966-1967年進行改革試點, 1968年1月全面鋪開, 實行新體制。其後在1973年和1976年又兩次進行重大調整。[8]有的學者稱匈牙利經濟改革模式是雷熱，涅爾什的中央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模式。

這一模式: ①強調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把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上,主張以國有經濟為主的多種經濟成份並存; 不同意合作社急於向國營農場過渡; 鼓勵發展農村自留地經濟、家庭副業經濟和多種輔助經濟, 允許在農業、服務和加工行業中不超過30人僱工的個體經濟; 反對壟斷, 提倡國有、合作社、私有企業之間開展競爭。在商品貨幣關系問題上, 強調有計劃的商品貨幣關系, 企業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 保證市場機制有廣闊的活動餘地, 把集中計劃管理與市場積極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 通過指導性計劃體系和運用經濟杠桿的作用來制定政策。

②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基礎上, 明確劃分國家與企業之間的決策權。有關宏觀經濟的決策權和大部分擴大再生產的決策權歸國家; 簡單再生產和一部分擴大再生產的決策權歸企業。分配權由國家控制, 生產權則更多地由企業控制。

③強調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取消指令性計劃指標, 政府以稅收、價格、貸款、提成、投資、利潤分配等經濟手段來領導經濟, 實施對經濟運行的調整。

④在計劃指導下鼓勵企業在市場上進行競爭, 實行國家規定價格、最高價格、自由價格三種混合價格制度。

匈牙利的經濟改革總的說來, 處於蘇聯和南斯拉夫兩種模式之間, 在一定意義上吸取了兩者之長。[9]但是，所謂結合實際上只是一種混合，並沒有真正按市場經濟規律運轉。70年代後期以來經濟發展緩慢並出現危機。

波蘭經濟改革的多次受挫
1956年波蘭波茲南事件後,哥穆爾卡上台執政宣布十月綱領,進行政策調整,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物價不斷上漲始終困擾著哥穆爾卡政府。1959年和1963年政府又兩次提高物價，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不滿。[10]1970年12月12日,波蘭政府決定對46種食品和日用工業品提價, 這樣使每個家庭平均開支增加了20％。14日, 格但斯克、什切青等沿海城市工人上街抗議和示威,政府出動軍警進行鎮壓, 造成死45人傷1000多人。12月20日, 波黨中央召開六屆七中全會, 哥穆爾卡被迫辭職, 由蓋萊克接任第一書記。[11]

蓋萊克上台後, 局勢並無好轉。1971年12月, 波黨召開六大, 確定了新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 藉助外資和西方的技術設備, 推行「高速度、高消費、高福利」的三高政策。主張在10年內「再建一個新波蘭」。新戰略執行初期, 一度較為順利, 但是由於政府投資過猛, 積累過度, 市場供應緊張, 加上出口困難, 外貿赤字不斷上升, 通貨膨脹加劇。1976年政府又企圖通過提高食品稅來解決經濟困難, 結果再次導致6月20-25日一些城市的罷工和騷亂, 再次迫使政府取消提高價格的決定。[12]

1980年7月,漲價和罷工風波再起。8月17日, 格但斯克工人在瓦文薩領導下組織了獨立自治工會, 即獨立工會。工潮迅速蔓延到全波蘭。[13]在9月6日波黨八屆六中全會上, 蓋萊克的第一書記由卡尼亞接任。會上分析波蘭經濟形勢惡化主要是長期以來黨和政府經濟政策和政治政策發生的失誤所致:

①盲目引進。到1979年, 累計外貿逆差高達152億美元。這次引進的設備大多來自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由於管理不善, 不少專利和設備的引進並未投產, 僅化工方面有1/3的進口品進而不用。
②借債過多。到980年波蘭共欠西方債務270億美元, 僅這一年所需還本息就高達70多億美元, 幾乎占同年出口總額的80％以上，波蘭公民平均欠西方債務570美元。
③經濟結構比例失調,長期以來忽視農業。在60-70年代, 波蘭的工業投資高達38-42％, 而農業投資則由17.4％減少到16％。在工業結構中波蘭重視加工而忽視燃料和原材料工業; 在農業結構中則重視畜牧業忽視種植業。
④超前的福利增長。從1970-79年間, 波蘭的工業總產值增加了80％, 而職工的名義工資增加了93％。大工廠企業濫發獎金, 及各種名目的附加工資, 加劇了通貨膨脹。為了刺激農業的發展, 政府在10多年間幾次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 並用增加補貼的辦法來彌補消費品的提高。1971年補貼了170億茲羅提, 1980年則高達1,700億茲羅提, 占整個國家預算支出的40％。

80年代的經濟危機很快演變為一場曠日持久的社會政治危機。1981年10月18日在九屆四中全會上,主張採取較強硬政策的雅魯澤爾斯基接任第一書記。1981年12月13日波蘭宣布國家處於「戰時狀態」,實行全國軍管。[14]

軍管後的波蘭雖未出現大的動亂, 但危機的根源並未消除。雅魯澤爾斯基在經濟方面縮小了指令性計劃的范圍, 擴大企業的自主權; 企業可以獨立制定本企業的經營計劃, 實行獨立的經濟核算, 自負盈虧; 在提價的同時, 適當給職工以補貼; 保證個體經濟的長期存在。1986年6-7月, 波蘭統一人工黨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 提出目前波蘭正處於由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最後階段, 通過了<<1986-1990年的社會任務計劃>>, 但是經濟困難的被動局面仍未改變。到了1988年經濟形勢再度惡化, 隨即政治危機又起。

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夭折
在1958-1959年諾沃提尼擔任第一書記期間, 捷克曾進行了第一次經濟改革。這一次改革主要針對當時經濟體制過於集中、經濟效益下降等問題, 實行改組工業的管理機構，把1,000多個企業合並為380多個經濟單位, 減少國家下達的指令性計劃, 擴大企業的自主權。但是經濟情況並無大的起色。到1966年時,農業才達到戰前的1936年水平。工業出現指標冒進、比例失調和增長速度減慢等問題。諾沃提尼認為這是和改革失當有關, 又恢復改革前的經濟管理體制。

1965年改革呼聲再起, 從1965-1968年間，特別是1968年捷克進行了被西方稱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1965年1月捷共中央通過了<<關於改進國民經濟計劃管理工作的主要指示>>的決議, 並在全國110個企業單位進行試點。1966年4月, 捷共中央又公布了<<關於加速實施新管理體制的原則>>的決議。1967年新體制原則在國民經濟各部門開始試行: 宣布物資分配計劃要適應市場的需要; 把384個生產經濟單位按專業分為90個完全獨立的生產經濟單位; 改革價格體系, 由單一的國家固定價格, 改為固定價格、限制價格、自由價格; 允許企業進入外貿市場; 改革工資制度, 取消對個人工資和單位工資總額的限制。諾沃提尼等人在赫魯曉夫下台後對改革採取了阻撓和限制的態度。[15]

1967年9月、10月、12月, 捷共中央先後召開第9、10、11次全會, 會上以杜布切克為首的改革派對諾沃提尼阻撓改革的做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指責諾沃提尼機械地推廣不符合捷克條件和傳統的政策,實行狹隘的頑固的集權制; 在政治上不民主; 在經濟上不改革; 在對外關繫上不獨立自主, 並要求諾沃提尼下台。1968年1月,捷共中央全會解除了諾沃提尼的第一書記職務, 並選舉杜布切克為第一書記。[16]

1968年3月28日至4月5日, 杜布切克主持召開捷共中央全會, 改組了中央主席團和書記處, 清洗了保守派人士, 全會通過了<<行動綱領>>, 宣布「打算著手建立一個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情況的社會主義社會」。綱領在經濟上主張: ①進行經濟改革,實行新管理體制, 擴大經濟機構的自主權, 發揮企業的主動精神; ②建立工人委員會, 實行民主管理, 工人委員會有權指定經理、決定企業的利潤分配和社會福利等重大問題; ③廣泛利用先進科學和技術, 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和生產的盈利率; ④恢復市場經濟的作用; ⑤取消對外貿易的壟斷權。[17]由於<<行動綱領>>把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相結合, 反應了廣大人民的強烈願望, 得到了各界的廣泛支持, 從而出現了「布拉格之春」的生動局面。

捷克杜布切克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主要是: ①在計劃和市場的關繫上主張實行有計劃的市場經濟, 由中央制訂發展經濟的長期指導計劃, 市場起短期的調節作用, 盡可能實行自由競爭價格; ②在財政上, 實行以稅代利, 不再上繳利潤; ③在收入分配上, 企業在稅後可自由支配分配; ③在企業自主權上, 實行企業自治, 黨政分開, 生產決策權下放給企業。由於蘇軍和東歐國家軍隊的入侵徹底打斷了捷克改革的進程。使捷克斯洛伐克回到了僵化的年代, 並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遺症。

東歐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民主德國在50、60年代也曾進行過一些改革探索,但是後來不是光說不做，就是等待觀望。至於阿爾巴尼亞則以唯一社會主義樣板自詡，根本按兵不動。[

⑥ 2012世界各國人均負債

我覺著中國人均負債和美國差不多，甚至有可能人均負債遠高於美國，四萬億除以十六億人口再換算成美元，這個數字就和美國的人均負責差不多了，這只是中央的債務還不包括地方性的債務，如果加一起的話中國的人均負債應該是高於美國的。

⑦ 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基本信息

〖州首府〗杜塞爾多夫
〖最大城市〗科隆
〖面積〗34.083,52 平方公里
〖人口〗18.079.686 （至2003年12月31日）
〖人口密度〗 530,5 人/km^2;
〖人均負債〗6.456 歐元/公民 （2002）
〖負債總計〗1億1660萬歐元（2002）
〖ISO 3166-2〗DE-NW
〖州長〗 Hannelore Kraft (SPD）——該州第一位女州長
〖執政黨〗 SPD/Bündnis 90/綠黨
〖州議會席位分布〗
共 231 席：
德國社會民主黨(SPD) 102席
CDU 88席
FDP 24席
綠黨17席
〖下一次選舉〗
〖德國聯邦參議院(Parlamentarische Vertretung）席位〗 6席

⑧ 欠中國錢的十大負債國

欠中國錢最多的十個國家分別是美國、西班牙、巴西、加拿大、印度、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日本。

而欠我們錢最多的國家，就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老美，足足欠了我們22.63萬億美元，如果這筆錢要還上，老美人民要一年不吃不喝才行。

這就要說到各國的產業構成了，按照每個國家的情況來分，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階梯。

底層的是第一產業，也就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包括非洲的很多國家，東南亞的一些國家等都屬於這一類的，這類國家進口產品少，出口也少。

第二類，也是第二產業，就是工業高度發達的國家，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我們中國了，我們是全球唯一擁有完整工品種類的國家。

美國人家裡的電腦，日本人手裡的手機，法國人家裡的電視，大部分都是中國生產的。

我們通過出口產品換回了大量外匯，然後再用這些賺來的錢，購買各個國家的國債，自然就成了他們的債主。

第三類，就是以美國為首的第三產業國家，這些國家的服務業非常的發達，同時工業外遷，這就導致他們所需的產品基本都依靠著進口。

要買東西就要有錢，那麼錢怎麼來：

就是通過透支未來的政府收入，找其他國家借錢。就拿老美來舉例子，老美政府可以說是全球最窮的，因為他們動不動就發行債券，到處借錢。

所以，老美既是世界上的第一大經濟體，也是世界上負債最多的國家。如今老美光是每年支付給各國的利息，就很嚇人。

⑨ 2019年到底有多少人負債被迫過年的

據央行發布的數據顯示，而中國居民負債總額已經超過了GDP總量，這表示中國的負債率已經是100%了。

為何中國會進入「全民負債」的時代？錢究竟都用到哪裡去了？

根據央行數據顯示，截止到2019年第三季度，信用卡逾期半年沒有償還金額是919.16億元，短短兩三年的時間，信用卡負債金額就上漲了將近12倍。這還只是信用卡，還不算其他的信貸產品，如果加上其他的信貸產品，相信這個數字肯定會高的嚇人。

目前年輕人的平均負債超過13萬，有接近一半的人口在銀行沒有存款，其中，80後是負債最大人群，負債超過20萬。我國的90後年輕人大約在1.7億左右,但是他們的人均負債卻高達12.7萬元。據悉,這些債款主要來自於信用卡、花唄、京東白條以及各種借貸軟體和民間借貸。按照90後現在的平均工資計算,他們需要18個月的薪水,才能償還清楚這筆欠款。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掏空了90後的口袋,讓這幫原本活力四射的年輕人,變得如此貧窮?

尼爾森Nielsen最新發布的《2019中國年輕人負債狀況報告》指出，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中國的90後、95後年輕人已然成為消費主力，他們成長發展的需求更高，對生活品質的要求也更高，信用消費成為消費升級的重要途徑；90/00後約佔中國總人口的23%，他們將主導未來5~10年的中國乃至全球消費格局。

有趣的是，根據尼爾森的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在使用互聯網分期產品中，35%的人對未來就業更有信心，45%的人對未來收入更有信心，而沒有任何信貸的用戶中，這兩項數據分別為20%和25%。

負債不可怕，可怕的是消費的野心大於賺錢的野心，消費的能力大於賺錢的能力，所以在你的賺錢能力沒有跟上的時候，理性的合理的規劃你的消費支出，別讓負債成為你生活的負擔！

我也是系統中的人，只是負債不多，20萬左右，本來想簽證出國，一年就能還清債務，但我一想，我早已離異，有小孩讀高二，父母健在都在八十高壽以上，2019年我努力做事，無論工作的高與低，我止住了再負債，兒子一個月1500元生活費，給母親500元零用，父親有退休金。我打工一個月七千左右，自己只留300元煙錢，200元手機費用。剩下的錢（大約4500左右）我用來還債。欠人錢財，努力賺錢計劃還債；態度誠懇，不沾惡習；心存善意，待機向上。終於，2020年簽下大單，正月開工。人生有起有落，上帝為了關上一頁門，必會為你打開一扇窗。我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也在看。所謂人生的風雲，無非是潮起潮落，經得起低谷的折騰，方能看淡風塵的世俗；無論是富在深山，還是貧在鬧世，都是人世間的悲與涼：送君一席話，父母永遠在牽掛我們，我與你永遠在呵護我們的兒子。心朝大海，春暖花開，說得是我們心胸寬廣些，志存高遠，努力拚搏！為父母，為兒子，歸來一切為自己，2020年，相信一切安好！

我是其中的一個，2019年是我的45年的人生最難過的一年，2018年被人騙去投資花了2000多萬，導致資金收不回來，目前負債超過一千多萬，曾經想過一死以謝債主之恩，但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死了他們怎麼辦，是不是太自私了，所以硬撐著度過了這一年，在這一年每天都經歷過債主們的各種催收，有打人情牌的，有恐嚇的，還有法院起訴的，威逼利誘都來了，剛開始的時候內心很彷徨，也很愧疚對借錢給我的親戚朋友，說真的我沒想過賴帳，但目前確實沒能力還，只能等公安看看能不能幫我追討回來，再不等我他朝東山再起的時候還給你們，目前只能打工賺錢生存，(這一年做過四份工作，開專車，每天開十個小時以上，不想面對所有熟悉的人，又要生活費所以選擇開專車，累得扒下才回家休息，做了六個月，直到我的銀行卡也凍結了，幫朋友看店賣茶葉，做了兩個月，他生意也不好，工資都發不出來給我，做珠寶直播，因為大環境不好，也沒生意，做了兩個月就不做了，現在一家 汽車 維修店做前台，每天忙到腰酸背痛，沒空去想事情，這樣也好，先沉澱一下自己)等待機會再做小生意，希望你們這些債主們能給我時間！欠你們的我不死一定會還！(我已經把我所有的資產能給的你們的全給了，不要再逼我了，再逼我也沒用，命就有一條，我雖然是個女的。但我不逃避，也沒想過不承擔，但現在確實沒錢，求求你們，不要再逼我了，給我一些時間吧)

我也是其中一個，還有將近十萬沒有還，2019年創業失敗回家，下半年開了早餐店又失敗！不喜歡過年！2020一切重新開始，加油！總有一天會把債還清的，生活還要繼續！

談一下我的感覺，我是在上海做傳媒設計工作室的，2019年環比2018業務量縮水了百分之60，員工全部從全職轉為了兼職的，我成了名副其實的光桿司令，家裡人著急朋友惋惜，勸我去找個公司憑著現有資歷和資源拿個p8職位混混日子！但又有誰知道工作好找么？打開郵箱都是變相找兼職的offer，這把年紀與其渾渾噩噩還不如小心翼翼的掙紮下去，不放棄心中的執念，不越過做人的底限，堅持隨性一點的活著；覺得不公平，只是你沒有到天平往上的那一端，所以抱怨沒有意義；我輩還需繼續前行，不過換條路走走還是可以考慮的；

我從16年創業開始到現在一直負債，因為創業的時候就是貸款創業，所以一直沒能還清，上個月開始資金周轉不開，資金鏈斷了，要崩潰了，差點想死。一個月的時間睡不著，只能告訴自己不能放棄，連死都不怕，還怕欠款。自己越是低谷時期，越是要努力，誰都幫不了我，只能靠自己，2020年繼續加油！

我也是負債過年，頭大。年初手裡有些錢，突然前任提出和我分手，分就分唄，然後找各種理由問我借錢，都拿父母出事來說了，我能見死不救？後來才知道被她欺騙了，無所謂呀！就當買教訓了，誰還沒點過去，要緊牙，繼續前行。再後來一氣之下報了一個cpa課程，然後還有一個朋友也是特別流氓，借我5000，快一年了死活不還，要我說，這就是典型的不要臉。再後來年尾有個朋友父親做手術，沒辦法，只能把借唄抵出來應急了，雖然每個月利息高的怕人，但是我不想求人，努力一把不知道半年能不能還清。加油吧！順便希望我把剩下的cpa也通過了，今年老老實實加班吧！雖然加班費不多，有總比沒有強吧[打臉][打臉][打臉]

這年頭，身邊，包括我自己，負債的太多了。只要不是那種家裡有背景或者家底殷實的，沒有幾個不負債的。

我的情況

本人坐標太原！

2012年大學畢業我就是帶著債務的。由於家裡比較貧困，大學就是靠國家助學貸款過來的！

好在我學習還算不錯，還沒畢業就簽約了鐵路行業的單位(這里不贅述)。

進了單位，實習工資半年，每月1000多一點。只夠自己生活，完全沒有還款的餘地。

實習期剛過，從小青梅竹馬的姑娘催著結婚。當時身上有8000存款，一咬牙，姑娘等了我好幾年，不能拖了，結！

2013年3月結婚，彩禮6萬，房子沒有，加上亂七八糟的婚宴什麼的，花了9萬多。父母給出了2萬，欠親戚朋友7萬，加上助學貸款，總金額9萬！

頓時感覺壓力山大，欲哭無淚，好想扇自己一個大耳光，沒錢，結什麼婚啊？自己找罪受！

好在媳婦兒爭氣，雖然農村的，沒學歷沒工作，但是能吃苦！兩人住單位職工宿舍，省吃儉用一年，還了8萬。剩一萬債務！

2014剛過完年，感覺債務也就難么回事。兩人一琢磨，生個孩子吧！

2014年3月媳婦兒懷孕，6月辭職，家裡的收入來源只剩我自己一個人的工資收入。每個月除了生活費，生育檢查啥的基本不剩啥了。

2015年2月，孩子出生，把老婆孩子送回老家。一方面人在外地不方便，另一方面是送回老家讓爹媽看的能省費用。從此開啟一個人奮斗還債之路。

國營單位就這樣，工資雖然也不算低，但是也不會很高，波動不大。攢錢緩慢。我開始琢磨兼職，工作，兼職兩條腿走路。正趕上，淘客，公眾號的紅利期，我雖然是兼職，沒花那麼多經歷，但好歹算一份收入，加上自己的工資破萬，在太原工薪族也算是個中上收入吧。

2015年9月中旬，身價轉正，手裡存款6萬，琢磨的該給自己弄套房子了。10月，又開啟借錢模式，借18萬，23萬首付一套房子，貸款50萬。

好在有公積金支持，每月還款基本能夠覆蓋。

2016年～2017年，整兩年開啟勒緊褲腰帶模式，哪裡掙錢去哪裡。網上各種兼職基本都做過，快遞送過，家電修過……老婆孩子繼續在老家給我省錢。

2017年底，債務還清(不含房貸)。手頭還剩個兩三萬。

2018年，由於乾的太猛，3月突然頭暈，身體不適。腦供血不足，與長期高強度工作有關。遂放棄很多兼職。只有工資收入和很少的兼職收入，也感覺到了身體的重要。想清楚了很多事:很多東西強求不可，生活不只有錢，還有家人！

2019年用18年的工資裝了房子，孩子上幼兒園了也接過來。由於考慮孩子出行問題，貸款6萬買了個朗逸。

2019年底了，債務總額27萬，房貸21萬，車貸6萬。

好在媳婦兒又開始工作了。給我分擔了不少。

回想過去幾年，就是一部，還債背債的循環奮斗史，好在雖然有貸款，但是家的框架讓我搭起來了，只要不瞎折騰，我相信未來還是很美好的。

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給跟我一樣的年輕朋友一些中肯建議！

呵呵，希望我的回答給您帶來幫助！

2020我欠銀行錢應該要執行了，我也盼著快點執行，雖然不知資產最後能剩多少但總歸是去了塊心病。住建局差我的工程款時間長的7年短的也有5年了，希望今年也能給我付清吧。

二十年的奮斗，終於畫了一個圈。慶幸自已還未老，還有顆敢拼的心，還有從頭再來的勇氣。

⑩ 德國何以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國，1981年國民生產總值達6，849億美元，次於美國、蘇聯和日本，居世界第四位，平均每人佔有11，108美元，亦在世界前列。外貿出口額常居世界第一、二位，而黃金及外匯儲備則為各國之冠。戰後經過短時期恢復，很快進入經濟發展時期，經濟發展速度之快名列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前茅。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五十年代為8％，六十年代是4.7％，七十年為2.9％；1950～80年平均超過5％，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僅次於日本，居第二位。西德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1）物質技術基礎較雄厚。西德佔有戰前德國領土的主要部分和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擁有大量的熟練勞動力和較強的科技力量。雖然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但由於原有基礎好，因此工業生產很快恢復到戰前水平。另外，戰後初期，工資水平較低，軍費開支很小，加上美國的援助，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資金和技術。

（2）制定了較長期的經濟發展方針，進行大量而又長期的投資。根據本國情況，制定了發展計劃，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發展重點；戰後投資也不斷增多，投資重點也隨各發展時期的重點不同而有計劃的轉移。

（3）重視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廣泛採用新的技術成就。西德認為不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就沒有搞現代化的要求，因此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其科研及發展科技、教育的經費比重較高；同時，盡量引進和廣泛使用新的技術成就，促使生產設備不斷更新和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4）大力吸引外資和發展對外貿易。戰後，進口廉價原料和燃料，出口高價製成品，不僅促進了聯邦德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而且獲得大量利潤。因此，西德很重視發展對外貿易。出口工業品在工業生產中占重要地位，工業就業人員中約有三分之一為出口工作。

（5）進行了某些方面的改良。為了緩和國內矛盾、發展生產，西德政府及企業主也實行了某些改良主義的措施，如廣泛實行社會福利制度，增加工人工資、福利，工人參與某種程度的企業管理等，對於安定社會、提高勞動生產率，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自七十年代以來，由於國內市場萎縮，本國及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斷發生等原因，西德經濟的發展速度明顯放慢，1970～80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降為2.8％。
1945年5月8日，納粹德國戰敗投降，由美、英、法、蘇四國共管，後分裂為東、西德。此時，德國境內民生凋敝，生產停滯，經濟完全無法滿足國民的正常生活需求，完全是短缺和管制經濟。以1948年6月21日西方佔領區的幣制改革為標志，德國充分利用了冷戰造成的東西方競爭氣氛，在馬歇爾計劃援助等的啟動下，憑借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克服了兩德分裂帶來的產業和地區性結構斷裂，在很短的時間內恢復了國民經濟的運行和發展，達到並超過了戰前水平。

整個1950年代至1966、1967年，德國年均GDP增速達近8％，私人消費活躍，機器和設備等的固定資產投資旺盛，出口增長迅猛，近乎充分就業(失業率跌至0.7％)，進入了著名的「經濟奇跡」時代。這主要得益於全球經濟恢復性需求，以及以朝鮮戰爭訂貨為標志的外需對德國出口的拉動。

此時，崇尚市場力量和自由競爭、反對壟斷，加上注重社會公正和平衡，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流思想，並影響了政府的施政方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戰後初期屬於右翼政黨基民盟／社盟的阿登納和艾哈德政府任內的主導經濟口號就是「增長、增長還是增長」。

1966—1967年，德國出現了戰後首次生產過剩危機，國民經濟出現相對罕見的0.7％的負增長，「經濟奇跡之父」艾哈德領導的政府倒台，讓位於左、中、右共治的庫爾特·基辛格大聯合政府，它標志著迄今為止的戰後經濟恢復性補課和一路高歌猛進、惟有輕微周期漲跌的單邊高速經濟增長終止。自此，德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需要強調宏觀平衡和總體協調的增長階段。如何防止經濟衰退及宏觀經濟的周期性大起大落和頻繁波動，成為廣受關注的議題，相關的調節經濟周期和商業行情的景氣政策被提上議事日程。

經濟政策思想也出現了較為鮮明的轉變，出現了在德國戰後歷史上較鮮見的、以凱恩斯主義為主導的政府運用財政、貨幣政策刺激經濟運行的總體調節政策，代表人物是當時的經濟部長卡爾·席勒。以新自由主義為主旨的德國式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加入了政府總控的凱恩斯主義新元素，政府對宏觀經濟目標追求也從增長轉向了穩定平衡。

其間，馬克升值壓力成為熱議的話題。由於公眾、尤其是工商界對馬克升值損害德國出口的擔憂，基辛格內閣中反對升值的財長約瑟夫·施特勞斯的主張，壓過了經濟部長席勒和央行意見，作出了馬克不升值的決定。此舉讓聯合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國內外壓力。不久，隨著1969年該屆政府的下台，聯邦政府作出了順應升值的決定。

隨著經濟增長的財富效應顯現，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的啟迪，萊茵模式對社會保障的強調，東西方冷戰的競爭壓力，要求社會公正、擴大社會福利待遇的改革呼聲漸高。1969年左翼的社會民主黨勃蘭特及1974年施密特政府先後上台執政。左翼為主政府的執政，推出擴大政府支出、保障社會公正和加強福利保障等經濟政策。以僱主、雇員平攤繳費為籌資方式、待遇均等的俾斯麥模式社會保險體制不僅得到恢復，而且空前擴大。一個以強制性社會保險(含養老、醫療、工傷、失業保險等)為主體，囊括社會救濟、社會津貼等的包羅萬象的社會福利體系逐步形成，德國成為社會福利國家。但是，高福利國家的剛性特徵其後日益顯現，使其財政的可持續性備受挑戰，為日後拖累總體經濟發展埋下了伏筆。

應對滯脹困擾

1970年代，德國經濟遭遇了來自外部的強大沖擊，尤其是美元走弱、布雷頓貨幣體系的崩潰和兩次石油危機。德國經濟被迫徹底告別高增長和近乎充分就業時代，進入經濟停滯、失業和通貨膨脹高企的「滯脹」時期。

德國政府放開對馬克匯率的管制、實行自由浮動，大量游資的流入使馬克升值、通貨膨脹壓力赫然凸現。增強了談判地位的勞方在勞資薪酬談判中提高工資增幅的要求助長了通脹；通脹率從1969年的2.1％驟升至1974年的7％；升值的馬克和高企的油價令許多行業訂單下降、開工不足、加上1971－1973年的「合理化進程」加速了技術進步，導致失業率上升，達到近100萬人，經濟增長下降(僅0.1％)，德國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為應對通脹，勃蘭特政府和央行推出了取消稅收優惠、增加燃油稅和提高貼現率等舉措來壓縮政府開支，但無濟於事。施密特政府改弦更張，推出復活總體需求的景氣促進計劃：通過貸款平衡和支持聯邦政府擴大投資，補貼私人投資，專門制定促進建築業、交通、環保能源的投資計劃，改革所得稅體系，降低中低階層稅收，提高育兒津貼等福利補貼；其經濟政策徘徊於凱恩斯主義(擴大政府需求)和供給指向型(減稅以活躍投資、消費、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之間；同時加強國際經濟合作，希望藉助建立歐洲貨幣體系合作來減弱布雷頓體系崩潰的沖擊、穩定匯率和構建穩定的外部經濟環境。

但是，由於持續危機造成民眾消費慾望低迷，鋼鐵、汽車、機器製造、建築等行業結構問題突出，以及發達國家同陷危機造成出口不振，上述措施不但未能解決德國的滯脹和失業，還導致了公共債務的巨增，使得總體調節政策歸於失敗。

1980年代，經濟低速增長和持續攀升的失業(突破2百萬人)及公共債務問題困擾著德國，促使1982年上台的右翼科爾政府，重回自由主義和發揮市場力量的老路，優先解決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其經濟、社會政策的口號是：「自由、活力和自我承擔責任」，強調政府應回歸本職任務，從「對國家和社會保障制度過度的要求中退回」，社會和政府只提供急需的社會救助和保障。其通過在社會保障領域開源(增加僱主、雇員繳費率)、節流(降低社保待遇)、實行控制政府支出、不舉新債等舉措，控制公共債務增長和鞏固財政政策初現成效；通過減稅以激活企業投資和私人需求，增加企業贏利，拉抬經濟增長的目標基本達到，而依此(甚至加上鼓勵提前退休)創造就業崗位的舉措卻收效甚微；貨幣政策上頂住了美國要求其實施擴張性貨幣和增長政策的壓力，堅持控制通脹、保衛馬克對內幣值穩定，尤其是拒絕了1987年美國逼迫馬克過度升值、從而危及德國出口的無理要求。

破解惡性循環

1990年代，兩德統一，全球化沖擊、老年化構成了對德國經濟、社會甚或萊茵模式的嚴重挑戰，不僅低增長(不到2％)、高失業(最高近400萬左右)始終困擾這一階段的德國社會，且「德國病」綜合症異常嚴重，消費年均增幅僅1.5％，投資多年負增長，財政赤字超過3％，公共債務十年增長1.1倍，令德國從歐洲經濟的火車頭淪為「大拖斗」。

兩德統一對德意志民族來說無疑是一大幸事，但短暫的統一景氣在1990年代初一閃而過。為實現經濟體制轉型、重建東部的基礎設施和社保體系，包括共同振興東部工程和統一基金在內，各級政府對東部的轉移支付至1990年代中期已逾萬億馬克，拖累了西部經濟。為籌集資金和遏止通脹，德國政府不得不連續10餘次提高主導利率，導致大量游資流入，歐洲貨幣體中的英鎊和里拉等也因此遭受沖擊。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國經濟的走弱，主要是由於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結構性原因，和兩德統一負擔等臨時性事件綜合作用的結果。過度保障的社會福利制度推高了生產成本，形成了「低增長下高福利——高稅收——高負債——高成本——低投資——低增長」的惡性循環。從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德國人均福利支出增加了5.3倍多，成為拖累經濟增長的後腿；1970、1980年代產業結構中過於保護夕陽產業和對信息產業等研發保守滯後使其缺乏富於增長力的主導引領產業；企業治理體制的缺乏靈活性和以利潤為首的激勵機制使微觀缺乏活力；過度的解僱保護和過高的失業保障待遇等造成勞動力市場的僵化，失業率難減。

1998年，面對不斷上漲的失業率，束手無策的科爾政府為社民黨格哈德·施羅德政府所替代，作為左翼政黨的右翼領導人，施羅德的經濟政策主張兼容了左右兩方思想：一方面堅持通過減稅激發投資和消費者的需求，活躍經濟。另一方面，在社保領域，和前任一樣提倡個人承擔責任的同時，盡量保持原來待遇，不提高社保繳費，轉而用生態稅來填補缺口和提倡環保，以體現其左翼色彩。

綜觀德國戰後經濟發展的諸個階段，盡管問題不少，但從總體經濟社會發展來看，能位列世界前茅，還是成功的。其中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堅持「有良心的資本主義」，即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基本框架，以市場競爭主導為核心，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激勵和微觀促進、調節作用；同時政府和社會適度介入，克服「市場失靈」。尤其是其強調以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適度經濟增長和穩定通貨和為最優標準的「魔術四邊形」目標，追求穩定、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總體干預調節思想；對能源的合理利用和環境保護的高度重視，說明其經濟指導思想已經達到了追求諸多緯度和諧的境界。

(作者系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德國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