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如何發展創意產業

1. 德國製造業的秘密

在很多人心裡，「德國製造」就是高品質的代名詞。但是，德國製造究竟是怎麼實現的高品質，普通人不知道，業界關注得也不夠。這么多年來，中國企業一直是忙著學美國、學日本，真正學德國的企業很少，這是有問題的。中國製造想要實現持續地產業升級，往產業鏈的最高層攀爬，德國製造就是一個邁不過去的坎，我們必須把它研究透了。

事實上，不但我們要學習德國製造，西方發達國家都在學習德國製造。為什麼？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除德國外的主要西方國家，都不約而同地遇到了一個大麻煩——製造業空心化，或者叫「去工業化」。最典型的就是美國。二戰結束後的二三十年中，「美國製造」曾經橫掃天下，但是後來，製造業被逐漸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國家，美國的工業帶漸漸凋敝，成為如今著名的「銹帶」。

「銹帶」的工人階層從富足的中產階級跌落到社會底層，生活看不到希望，陷入失業、酗酒、吸毒的泥潭，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奧巴馬政府千方百計想要重振美國製造，但沒能成功。於是，嚴重不滿的民眾把特朗普選上了台，特朗普的主要競選口號之一，就是要奪回失去的製造業崗位。不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製造業迴流美國的跡象。

在歐洲，情況也差不多。過去30年裡，法國的製造業就業比例縮水一半，英國更是縮水2/3，是所有大國中去工業化最嚴重的。可以說，英國脫歐和法國黃馬甲運動，都和去工業化引發的社會矛盾密切相關。就在主要西方國家都落入「去工業化」陷阱的時候，德國卻是一個異類。

在這一波全球化過程中，德國製造不但沒有受到低成本國家的沖擊，反而抓住機會進一步增強了實力。比如在21世紀的頭十年，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就猛增了700%。高額的貿易盈餘，讓德國經濟在歐盟中一枝獨秀，可以說是歐盟經濟的壓艙石。那麼，德國製造究竟是怎麼保持自己的競爭優勢的？高工資、高福利的德國工人，怎麼就不怕被亞洲同行搶走飯碗呢？

下面，我就從兩個方面來給你詳細講述，德國製造背後的秘密。

第一，德國製造企業的競爭優勢到底在哪裡？

第二，「萊茵模式」與「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有什麼不同？

第一部分

先來說第一點，德國製造企業的競爭優勢到底在哪裡？

提起德國企業，我們最先想到的肯定是西門子、大眾、賓士這些跨國巨頭。實際上，這類龐然大物只是德國企業中的特例。德國99.6%的企業都是中小企業，員工不超過500人，年銷售額不超過5000萬歐元。可以說，德國經濟的主體是中小企業，而非跨國大公司。

進一步看，同樣是中小企業，德國中小企業和美國中小企業有著很大的不同。美國的中小企業大多是初創企業，它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做大做強。如果不能做大，那麼它們很快就會被淘汰。所以，美國中小企業都很「短命」：要麼做大，成長為大企業；要麼死亡。

相比起來，德國中小企業長壽得不可思議。在德國，大多數中小企業都是世代相傳的家族企業，有的傳了幾代人，有的甚至傳了十幾代人。比如德國最古老的縫紉用品公司，起源於1340年，至今已傳到家族的第16代。全世界存活至今的最古老的家族企業，大多都在德國。而且，這些企業都是「真正」的家族企業。什麼意思呢？

在美國，家族企業的定義是很寬泛的。如果一個家族擁有公司超過5%的股權，那麼這個公司就算家族企業，而不管這個家族有沒有真正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但在德國，家族企業的定義要嚴格得多。一個家族不但要擁有企業的控股股權，而且至少要有一名家族成員參與經營。目前90%的德國企業都是這種嚴格定義的家族企業。

更讓令人想不到的是，德國企業不但大多都是家族企業，而且是地理意義上的「鄉鎮企業」。也就是說，它們遠離中心城市，分布在偏僻的小城鎮，甚至是小山村裡。企業世世代代待在這個地方，不但經營者是世襲的，有時連員工都是世襲的，上一代員工的子女長大後，繼續在這家企業工作。

來總結一下前面說的幾點：德國企業規模小，年齡大，家族經營，位置偏遠。這樣一群企業，無論怎麼看都沒有「冠軍相」，然而，它們之中卻產生了大量的 「隱形冠軍」。

「隱形冠軍」這個詞，是由德國管理學家赫爾曼·西蒙在1986年首次提出的。它是指這樣一撥企業：銷售額不超過50億歐元，在某個細分市場上品牌位於世界前三名，或者是所在洲的領先生產商，所以是「冠軍」；同時，這些企業又非常低調，公眾基本不知道它們的存在，所以是「隱形」的。西蒙在2014年寫了一本書，叫《隱形冠軍：未來全球化的先鋒》。這本書里說，他在全球找到了2734家這樣的「隱形冠軍」企業，其中德國獨佔了將近一半，有1307家，其中大部分是製造企業；而美國幾乎是德國的零頭，只有366家。

這些德國的隱形冠軍有多牛呢？首先，它們在某個細分市場占據了壟斷性的市場份額。隨便舉兩個例子。有一家膠水公司，專門生產把晶元粘在智能卡片上的膠水，它佔了全球75%的份額；還有一家專門生產魚類加工設備的企業，占據了全球80%的份額。

更重要的是，這些隱形冠軍根本不靠價格戰來搶市場，而是堅持走高質高價路線。比如，同等重量的機床，德國製造的價格是中國製造的20倍。吳伯凡老師在他的一期節目里說，海爾曾經想要收購一家專門生產菜刀的德國公司，後來嫌太貴了沒有買。這家公司值多少錢呢？30億歐元！一家賣菜刀的公司竟然值30億歐元，確實了不得。

這些隱形冠軍的經營策略也很有意思。它們很少申請專利，寧願把自己的技術作為商業機密來嚴格保守。而且，它們刻意保持自己的「隱身」狀態，只和關鍵客戶緊密聯系，極少在媒體和公眾面前曝光。一般以為，所有公司都在想方設法增加自己的知名度，而隱形冠軍是反其道而行之，把減小知名度當作一種商業策略。因為這樣才不會引起競爭對手的注意，可以悶聲發大財。

總結起來，德國製造企業的特點，是「小而美」。或者用吳伯凡老師的話來說，叫做「螺螄殼里做道場」，在一個小的細分市場中占據主導地位，成了隱形冠軍。這些隱形冠軍企業基本都在德國本地生產，對外大量出口。一方面創造了大量貿易盈餘，一方面又給德國提供了大量高薪酬的製造業崗位。

那麼，它們是怎麼做到的呢？小，意味著資源有限，那隱形冠軍的競爭優勢到底在哪裡？在全球化浪潮下，這些隱形冠軍為什麼不把生產線搬到成本更低的國家去呢？

在這兒我要問你一個問題：對製造企業來說，什麼是最重要的資產？是機器設備嗎？是專利技術嗎？都不是。是成熟的、訓練有素的產業工人。一家製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就是它的產業工人的核心競爭力。日本和德國早就洞察了這個秘密，所以，它們的製造企業都不約而同地採用了終身僱傭制。

我們通常以為，終身僱傭制只是企業不得不承擔的責任，但其實，這同時也是製造企業維持自身競爭優勢的一種手段。索尼創始人盛田昭夫就說過：如果經濟不景氣時大幅裁員，那麼等經濟復甦時，你到哪裡去找這樣一批成熟的工人？「豐田模式」的開創者大野耐一說得更明白：豐田生產的不是汽車，而是「人」。豐田公司花很多年時間悉心培養它的產業工人，如果離了這批人，豐田就什麼都不是。

德國製造企業也是高度依賴產業工人。吳伯凡老師講過一個例子：德國有一家製造高級手錶的老字型大小，叫做格拉蘇蒂。二戰後，這家企業被劃到了東德，名字也改為東德人民手錶廠。蘇聯人看中了這家企業，想把它搬到蘇聯，於是把它所有的機器設備全部打包運走。但是沒過一年，機器設備又被原封不動地搬了回來。為什麼？因為蘇聯找不到合格的工人來生產這種手錶。

這是怎樣的工人呢？他們絕非流水線上隨時可以替代的「零件」，而是一個個身懷絕技的「工匠」。比如，有的工人練就了非常敏感的手指，隨便拿起一顆螺絲釘，就能感覺得出微米級的尺寸差異。要知道，一微米是一毫米的千分之一！在普通人看來，這絕對是一種「超能力」。如果沒有這種高技能的工人，你就生產不出高精度的手錶。

那麼，這種高技能工人又是怎麼培養出來的呢？這就要說到德國特有的教育雙軌制，也就是學徒教育和高校教育並存。你來猜一下：德國年輕人中，有多少人上過大學？目前中國高校毛入學率為48%，也就是說，中國年輕人里有將近一半上了大學。德國的比例肯定要比中國高吧？錯了！德國年輕人中，只有不到30%選擇進大學。其餘2/3的德國年輕人，從初中畢業後，就開始接受學徒制教育，走高技術工人的道路。

具體來說，這些學徒每周在工廠實習3~4天，再花1~2天在職業學校學習工作相關的理論知識。學徒培訓一般持續兩年半到三年半，費用由企業和政府共同分擔。學徒畢業後，一般直接進入實習的工廠工作，就業率高達95%。很多德國工人在一家企業里一待就是50年，15歲當學徒進去，一直干到65歲退休。甚至有不少德國企業的CEO都沒上過大學，他們都是通過學徒制教育，從一線工人一步步提拔起來的。

說到這兒你肯定就明白了。德國「隱形冠軍」的核心優勢，就是學徒制培養出來的高技能工人。德國製造企業之所以不轉移生產線，是因為它沒辦法轉移，轉移了就生產不出相同的產品。所以，面對亞洲製造的有力競爭時，德國企業的選擇不是通過轉移生產線來降低成本，而是用更高的生產效率和更高的產品質量，來覆蓋工人的高成本。

反觀美國產業工人，他們從普通中學畢業後，並沒有機會像德國工人那樣接受高質量的職業培訓。美國工人的工作技能和亞洲同行差不多，成本卻要高出好幾倍，當然就很難保住飯碗。從這兒就可以看出，如果美國想要製造業迴流，光靠打擊對手是無濟於事的。必須踏踏實實進行社會改革和教育改革，提升美國產業工人自身的全球競爭力。歸根到底，一切還得靠實力說話。

好了，這就是為你講述的第一個重點，德國製造的主力，是家族經營的中小企業。它們中產生了全球最多的「隱形冠軍」，而它們的核心競爭力，是由學徒制培養出來的高素質的產業工人。

當然，對比德國製造與美國製造的不同表現，除了產業工人的因素之外，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也就是，德國的「萊茵模式」和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有著本質性的不同。這也是接下來要講述的第二個重點。

第二部分

「萊茵模式」和「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一個顯著不同，就是它們對製造業的重要性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

事實上，當美國製造業從1970年代末開始萎縮時，美國精英階層的普遍反應是高興。為什麼呢？他們認為，製造業就業人數的下降，並不能說明美國製造不行了，反而說明製造業的效率變高了。比如，原來生產一噸鋼需要18人工時，現在只需要2人工時，生產效率是原來的9倍，當然就用不了這么多工人，製造業就業的萎縮就是不可避免的。你看，美國的農業部門不也經過了這個過程嗎，就業人數大幅減少，而畝產量卻不斷提高。

而且，美國精英還認為，製造業本身並不像過去那麼重要了。當時計算機浪潮席捲美國，他們認為，工業時代就要一去不復返，即將進入知識經濟和創新經濟時代。未來，知識和創意才是最重要的財富來源，美國人只需要專注於知識創新就好了，把低附加值的製造業轉移出去才是正道。所以他們積極推動美國的去工業化進程。

應該說，這種理念沒有錯，後來美國的創新經濟確實極為成功。但美國精英們忽略了一點：失業的農民可以成為工人，工人的收入水平比農民更高，整體的社會福利是提升的。但是，失業的工人只能進入服務業，金融、醫療等高端服務業他們進不去，只能轉向低端服務業，像收銀員、服務員等等。這些崗位的收入根本無法和產業工人相比，甚至很多崗位只是零工模式，人們的生活水平大幅縮水。這就是造成今天美國社會矛盾的深層原因。

與美國不同，德國向來是高度重視製造業，堅持走製造強國的道路。目前美國製造業佔GDP份額僅為13%，而德國製造業佔GDP份額高達21%。德國政府於2019年2月發布了《工業戰略2030》，明確提出到2030年時，將製造業份額擴大到25%。為什麼德國人對製造業如此執著？

當我們回顧整個工業革命的進程，可以發現，無論是紡紗機、蒸汽機還是愛迪生旗下的眾多發明，這些重大技術進步，都不是從純科學或者少數天才那裡來的，而是來自於廣大工人日復一日的實踐操作和持續改進。所以，製造企業本身就是一所最好的「創新大學」，而產業工人就是技術創新的主力軍。對德國企業來說，創新與製造並不是什麼無可避免的對立，而更像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德國中小企業由於體量限制，在技術研發上的資金投入拼不過大企業和國際巨頭。怎麼辦呢？由德國政府想辦法來補齊這塊短板。德國擁有眾多大大小小的研究機構，它們就像是德國企業的「研發外掛」，專門進行新技術開發，然後把研發成果轉讓給企業來應用。

比如其中最有名的弗勞恩霍夫研究協會，這是德國也是歐洲最大的應用科學研究機構。弗勞恩霍夫協會擁有2.5萬名科技人員，光在德國就有69個研究分部，年度研發預算超過20億歐元，每年研發出幾千種技術應用成果。最關鍵的是，弗勞恩霍夫研究協會是公益性的非營利機構，它2/3的研發經費來自於德國政府。

除了弗勞恩霍夫研究協會，還有同樣知名的馬普學會。馬普學會同樣是由德國政府資助，擁有幾十名諾貝爾獎得主，專門從事基礎科學研究。德國政府通過大手筆投入，在基礎研究和應用開發領域推進創新，補齊了德國中小製造企業的研發短板，從而極大地增強了德國製造的競爭實力。

除了對製造業的重視程度不同，「萊茵模式」和「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差異，還體現在企業治理結構上。美國公司是把股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美國的CEO本質上只對股東負責，他的薪酬和公司股價密切相關。為什麼美國公司的CEO普遍比較高調，特別喜歡在媒體上拋頭露面？因為他往往通過幾句話就能馬上提振股價。對於股價的過度關注，導致美國CEO特別看重公司的短期利潤率，而不捨得在長期項目上投入。比如，與其費時費力地培訓本國產業工人，幫助他們逐漸提升勞動技能，不如直接把生產線搬到低成本地區，能馬上提升利潤率。

而德國企業不同。前面說了，德國企業以家族企業為主，它們大部分都拒絕上市。這一方面是為了保證對企業的控制權，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讓企業的經營不受資本市場的干擾，才可以著眼於長期戰略。德國盛產「隱形冠軍」，也盛產「隱形CEO」。有一本管理暢銷書《從優秀到卓越》，裡面就提到，最優秀的職業經理人，並不是那些叱吒風雲的商界領袖，而是低調謙遜、踏實耕耘的幕後英雄。德國企業的CEO大多都是如此，就算是德國大公司，通常公眾也不熟悉它們CEO的名字。德國企業CEO的任期也很長，平均任職時間是他們美國同行的4倍。

那麼，如果企業不上市，缺錢了怎麼辦？找銀行借。這也是萊茵模式的一個特點，就是企業以間接融資為主。間接融資所要求的利潤是很低的，年利率不超過10%；而直接融資要求的利潤率高得多，如果是風險投資，更是要求幾十上百倍的回報率。相比起來，間接融資更利於企業的穩定經營。

德國銀行主要分成三類：私人銀行、儲貸銀行和合作銀行。其中，儲貸銀行和合作銀行主要為中小企業提供資金，中小企業貸款約占貸款總額的2/3。這些銀行受到政府的嚴格監管，利潤率不高，但很穩定，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幾乎不受影響。銀行和企業之間聯系非常緊密，形成了一種長期合作夥伴關系。銀行對企業的情況非常了解，還會參與到企業的經營決策中。比如，德意志銀行的一位CEO，就曾同時擔任23家公司的監事會成員。

除了銀行參與企業決策，員工也會參與企業決策，這就是萊茵模式下的「勞資共治原則」。根據德國的《勞資聯合委員會組成法》，每個企業都要成立職工委員會，職工委員會不僅享有對企業情況的知情權和咨詢權，而且有權參與到企業的營業決策過程中，讓工人充分表達自己的利益、觀點和訴求。

勞資共治原則意味著，企業不再是完全屬於股東，而在一定程度上由股東和企業員工共同所有，雙方共同行使權利。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指出，在資本市場上，德國企業的股價要明顯低於美國企業，就是因為德國企業的股東權利實際上是打了折扣的。在勞資共治模式下，德國企業當然也就不能隨心所欲地轉移生產線。

當然，德國企業也並不反對全球化，實際上德國是最積極布局全球化的歐洲國家。只不過在全球化過程中，德國企業把技術含量不高的生產線轉移走，而把技術含量最高的核心零部件生產留在國內。同時，在轉移生產線的過程中，要保證本土員工利益不受損，還要讓員工分享到企業紅利。

你可能會有疑問：如果員工話語權太大，那他們會不會獅子大開口，不斷要求漲工資，最後把企業搞垮了？其實，勞資共治恰恰是把股東和員工從對立關系，變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當員工對企業有了話語權，他對企業的忠誠度也更高。比如當生產緊張時，德國工人能夠以企業利益為重，自發組織起來加班。德國中小企業員工年流動率不超過3%，平均每個員工的在職時間長達33年；而美國企業員工年流動率高達30%，平均每個員工在職時間不到4年。

總結起來，萊茵模式的企業治理，是企業股東和利益相關方的共同治理，利益相關方包括銀行、員工、社區、產業上下游等等。萊茵模式又被稱為「社會市場經濟」，它與純粹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不同的是，在進行自由競爭的同時，更注重經濟發展的長期性和持久性，還強調了企業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企業不但要算經濟賬，還要算社會賬，實現雙重盈餘。

好了，以上就是為你講述的第二個重點，與「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相比，「萊茵模式」極為重視製造業，由政府出資來幫助企業搞研發；企業治理不是股東利益至上，而是強調勞資共治。

總結

值得一提的是，二戰以來，德國製造迅速崛起，但並不是一帆風順。在互聯網和創新經濟發展得最迅猛的1990年代，德國經濟明顯落後了，還一度被貼上「歐洲病夫」的標簽。當時的德國精英階層懷疑，「萊茵模式」還能否走得通，是否要全盤學習「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幸好，德國堅持了自己的道路，並通過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大對製造企業的支持力度，為經濟復甦夯實了基礎。2008年金融危機後，德國率先走出困境，實現強勁反彈，很快成為歐洲各國的領頭羊

2. 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面，我們有哪些經驗和問題

繼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大力發展文化產業以後，黨的十七大報告又進一步明確提出「文化軟實力」的概念，並明確強調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在文化軟實力提升和文化影響力增強的過程中，當今時代與過去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盡管依靠政府主導、政府補貼的傳統「文化交流」模式仍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文化出口的意義變得更為重要。
發達國家在依靠文化出口提升文化軟實力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早在「一戰」期間，美國便極力推動本國電影佔領世界電影市場；2006年4月28日，日本外相在《關於文化外交的新構想》中，明確提出「動漫外交」戰略；2006年1月17日，韓國總理李海瓚主持會議，專門討論的是「韓流」產品世界化問題。美國大片、日本動漫、「韓流」電視劇等等，都是在國際文化市場上具有強大競爭力的文化產品，這些文化產品在走出國門的過程中，依靠的恰恰是文化出口的方式，它們能夠佔領世界文化市場，其中當然有著政府這只「看不見的手」的背後推動，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產品本身的強大競爭力。
第二，大城市（尤其是首都城市）在一國文化影響力提升過程中發揮著領頭羊的作用。
吉布森等人的研究表明，當代文化生產在城鄉之間有著巨大的差別，在就業、投資、產業集結等方面，大都市佔據主導地位，並且，首都城市遠遠高於非首都的其他都市。在美國，50％以上的文化產業從業人員集中在人口100萬以上的都市裡，更嚴格地說，主要是集中在兩個中心：紐約和洛杉磯。1998年，悉尼在文化產業方面提供的就業機會佔到整個澳大利亞的30％以上，而悉尼文化產業的產值佔到整個澳大利亞的32.2%。 從就業方面看，倫敦占整個英國文化產業從業人員的26.9％ 。瑞典的文化經濟從業人員（佔全國職位總數的9％）大多集中在斯德格爾摩 。在日本，東京文化產業的從業人數占日本文化產業就業總數的16％。進入21 世紀以後，國際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更是呈現出跨國資本運作、產業結構高度提升、產業分布組群化態勢，在一些國際性的大都市周邊產生出帶有全球意義的「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
《北京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把文化創意產業作為北京未來的工作重點。2006年，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增加值為812億元，佔GDP比重10.3％，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成為北京經濟的一個重要支柱。作為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首都城市，北京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一個正確選擇。在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向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面向國際市場、推動北京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影響力提升，會對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提升起到非常重要的引領帶動作用。
一、北京增強文化創意產業國際競爭力優勢明顯
（一）豐富、多元的文化資源
作為一個有著800 多年建都史、2000多年歷史的城市，北京有著得天獨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北京不僅有故宮、頤和園等豐富的以物質為載體的文化，更有京劇、曲藝、美術工藝、傳統醫葯、民俗等燦爛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豐富的歷史文化底蘊，使北京有了自己獨特的符號，有了可供挖掘的歷史文化金礦。除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外，北京也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交匯處，並在這種多元交匯中呈現出獨特的文化特色。北京有以中關村為代表的數字等高科技文化，有全國最大規模的書畫、古玩等藝術品市場，更有全國最高水平的文體演出盛事。
豐富、多元的文化資源，為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了保障。北京諸多文化行業在全國獨占鰲頭：北京地區出版的圖書約佔全國總量的1/2，音像製品佔1/3，期刊佔1/4，報紙佔1/5，電視劇出品（部）集數和電影產量佔全國1/3 以上。在出口方面，北京文化創意產品出口規模也日益擴大，尤其是軟體、圖書、影視等行業的產品出口量居全國前列。2001年北京文化產品出口量約佔全國的30%；2004年約佔40%，年增幅20%以上。2006年北京實現海關軟體出口3.56億美元，佔全國海關軟體出口的1/3。
（二）創新能力全國領先
創新能力是當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北京作為全國首都，不僅具有豐富、多元的文化資源，在科技創新、知識創新等方面也都位居全國前列。在專利授權量方面，2000年北京的專利授權量為5905件，2006年為11238件，增長了90.2%，其中發明專利2000年為1074件，2006年為3864件，增長了259.8%；在科技獎項獲得方面，2005年，北京地區共獲國家科學技術獎75項（通用項目），占國家科學技術獎勵總數247項（通用項目）的30.4%。
北京的知識創新能力大大高於其它地區。在R&D投入上，2005年，北京科研機構共獲得科技活動經費735億元，佔全國科技經費的14%，高居全國各地區之首。另外，北京的R&D投入逐年遞增， 2006年達到5.8%，超出了同期美國、德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在科研項目上，北京地區近年來承擔了大量的國家級科研項目，各項研究項目排名和經費使用均為全國第一。2004年承擔的基礎研究計劃158項，佔全國的41.7%，使用經費4.8億元，佔全國的46.1%；承擔的863計劃1227項，佔全國的 32.1%，使用經費27.9億元，佔全國的30.0%；承擔攻關計劃716項，佔全國的35.1%，使用經費20.0億元，佔全國的13.4%；承擔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176項，佔全國的12%，使用經費1.1億元，佔全國的13.4%。總之，北京的知識創新能力強大，在全國的優勢十分明顯。
（三）豐富的文化創意人才資源
北京作為全國文化中心, 創意資源豐富, 聚集了一大批享譽全國的文化名人、文學家、藝術家和大量創意人才。全國有400多個科技信息類研究院所及科技信息網路中心，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地區。北京地區擁有獨立信息機構50多個，佔全國的10.7%。根據《2006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的數據，2005年北京地區擁有高等院校89所，科研機構350所，有科研活動的單位數目6481家，其中大中型工業企業有254家。北京市的人力科技資源佔全國總科技人力資源的9.24%，其中高校科研人員和科研機構人員數量高居全國第一，遠遠超過其他地區。此外，北京每10萬人中，大中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有1.7萬人，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倍；北京兩院院士有706人；北京擁有全國1/3的研究生院、國家重點學科和重點實驗室，北京培養的博士後佔全國的1/3。豐富的文化創意人才資源，為北京做大做強文化創意產業, 提高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提供了堅強的後盾。
（四）首都優勢
北京作為首都，意味著被賦予了一個代表中國的象徵符號，這個符號給北京帶來的是一種巨大的吸引力和輻射力。首都優勢是北京所特有的財富，是國內任何城市不可比擬、無法相爭的無形資產。首先，首都優勢為北京帶來了巨大的「注意力」資源，這種「注意力」資源在當代社會可以形成一種強大的無形資產。其次，首都優勢為北京帶來了龐大的各種消費人流，其中，國內外高端人士佔有相當大的比重，龐大的高端人員流動數量，為北京文化創意產業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市場。再次，首都優勢為北京新興產業和新的經濟形態的發展提供契機。如北京近年來興起的會展業、總部經濟，包括2008 年奧運會在北京舉辦帶來的奧運經濟，主要是靠首都優勢實現的。
（五）文化創意機構數量眾多，文化創意集聚區初具規模
《北京藍皮書》的相關數據表明，目前在全國573 家出版社中，有237 家在北京，佔全國出版社總量的41.36%，而從出版量、種類上，北京市的圖書出版業所佔比例將近全國的一半，而且這個數字還在提高。由於北京擁有全國最集中的作者資源、媒體宣傳資源和市場影響力，近年來，全國各地出版發行集團都紛紛北上，在北京建立分支機構，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在北京成立貝貝特公司、長江文藝出版社成立北京發行中心、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成立世紀文景圖書公司等，這些都已經成為全國性的知名品牌。此外，相當一批外地的民營圖書公司，也將企業總部遷往北京或在北京開展業務，如山東世紀天鴻、廣東天時音像、福建廈門光合作用書房，以及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的文化工作室等。
北京目前已經形成了海淀園的中關村文化創意產業先導基地、石景山數字娛樂產業基地、雍和文化園、電子城798 文化基地、北京DRC 工業設計創意產業基地等多個創意產業集聚區。另外，東城區文化產業園區、國家新媒體產業基地、三辰卡通動漫網游產業基地、朝陽公園文化園區等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正在規劃建設之中。
（六）奧運機遇
加拿大學者約翰·弗里德曼指出：「奧運會已經遠遠不只是（像始創時那樣）關乎運動技能，至少從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開始，它已經變成了一樁大買賣。奧運會不僅把整個世界的注意力引向主辦城市，而且正如所期盼的那樣，在當地零售商、旅店以及其他服務者的口袋裡留下了上億的美鈔。」2008年奧運會的舉辦，不僅能夠為北京帶來巨大的直接經濟效益，更有長遠的後續影響。奧運會使世界的目光集中在北京，為展示北京傳統和東方文化神韻，擴大國際交流，推動北京文化創意產業與國際對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北京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化發展的不足與隱憂
在北京市有關部門的大力推動下，近年來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的國際化步伐不斷加快，國際影響力有了較大提升。但是，與紐約、東京、巴黎等國際化大都市相比，仍有較大的差距，在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化發展過程中仍存在很多不足之處。
（一）戰略定位有待明確，整體戰略布局尚未形成
在全球化語境中，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應以世界大都市作為參照與直接競爭對象。因此，面向全球的、整體性的文化創意產業戰略定位、戰略布局非常重要。目前，北京市針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已經開展了大量的研究，但就整體而言，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國際化定位尚不明確，整體戰略布局尚未形成。北京文化創意產業在區域、全球應處於何種位置？面對倫敦、紐約、東京等文化創意產業發達的國際大都市，北京應採取何種戰略步驟以應對其競爭？在起步較晚的情況下，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如何發揮後發優勢？等等，對這些問題目前還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戰略定位、發展路徑和實施步驟。
（二）文化創意產業主體實力較弱，國際競爭力不足
企業是文化產品的製造者和推廣者，也是文化市場的開拓者，是文化市場的主體和跨國經營的承擔者。沒有名牌的企業就不可能打開國際文化貿易的局面，更不可能形成國際文化的競爭力。競爭，實際上是企業實力和創造力的一種較量，培育和造就名牌文化創意企業是北京文化創意產業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任務之一，唯有下工夫培育一批文化的名牌企業，才能擔當起北京文化創意產業國際競爭的重任。目前，北京的部分文化創意企業已經初具規模，在國內市場居於領先地位。但是，如果放眼全球，將時代華納、迪斯尼等大型跨國集團作為比照對象，這些企業無論在規模、效益還是品牌方面，都難以與之直接競爭。
（三）配套服務有待健全
目前，我國文化創意企業大多將眼光放在國內市場，原因有三：第一，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文化市場已經形成了龐大的規模，僅面向國內市場便可獲得足夠利潤；第二，由於文化歷史悠久和前期市場培育不足的原因，我國文化產品在走出國門的過程中往往遭受較大的文化折扣，文化企業採取外向型發展會面臨較大的風險；第三，我國文化創意企業絕大多數為中小企業，普遍缺乏資金、信息、管理經驗和業務渠道，難以參與國際競爭。因此，我國外向型文化出口企業至今仍難以形成規模，難以獲取規模經濟效益，而規模經濟效益恰恰是文化產品競爭力的重要來源。
北京集中了大量的文化創意企業，這些企業在北京市場也面臨嚴峻的競爭壓力，有很多企業迫切需要立足北京、面向國際市場，但是，由於政府有關部門配套服務不夠完善，使得它們在走向國際市場時面臨資源、渠道、資金、法律服務等方面的諸多問題。
三、增強北京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影響力的對策建議
（一）從城市營銷的高度，制定增強北京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影響力的整體戰略
全球化時代，城市間競爭日益加劇。在這種情況下，城市營銷的理念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大城市的重視。「城市營銷」概念來源於菲利普·科特勒的「國家營銷」概念。科特勒認為，國家其實是由消費者、製造商、供應商和分銷商的實際行為結合而成的一個整體。因此，國家也可以根據自身優勢，像一個企業那樣用心經營。由國家營銷概念衍生而來的城市營銷也力求將城市視為一個企業，將城市各種資源、產品和城市整體形象以現代市場營銷的方法進行推廣。
城市營銷是一個綜合概念，它是包括城市資源、產品、企業、品牌、文化氛圍、投資環境乃至城市形象的全方位的營銷。城市營銷有三種主要的營銷方式：一是「景點」營銷，二是「項目」營銷，三是系統整體營銷。無論「景點」還是「項目」，都是靜態的、局部的城市營銷方式，只有系統整體營銷才能真正體現城市整體形象和特徵。
當今時代，在城市系統整體營銷過程中，文化創意產業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首先，隨著當代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成為城市（尤其是國際大都市）至關重要的產業型態。第二，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品能以直觀形象的方式體現城市風貌和城市精神。第三，文化創意產業具有強大的整合作用，可以形成相關產業鏈，從而帶動相關產業鏈的整體營銷。第四，文化創意產業對良好創意的孵化作用，也會為城市營銷方式的更新產生推動。
目前，在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過程中已經充分認識到國際化發展的重要意義，但並未將其與城市營銷的整體進行整合。我們認為，在政策指定和實際運作過程中，應從城市營銷的高度，制定增強北京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影響力的整體戰略，解決觀念、機制和策略三個層面的問題。
在觀念層面，應該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觀與城市營銷觀念結合起來。在文化創意產業戰略制定和實施過程中，要充分體現「城市」的整體意識和「營銷」意識。文化創意產業強調創意的核心地位，強調它在城市產業結構升級換代、城市形象提升過程中的整合效應，這是它與文化產業概念不同的關鍵所在。文化創意產業戰略的制定和實施，也要始終貫穿北京作為一個「城市」的整體意識。「營銷」意識就是要變被動為主動，通過文化創意產業真正把城市整體形象「營銷」出去。就國內目前的情況來看，對營銷和貿易環節的忽視是一個普遍問題。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必須充分貫穿營銷意識，將推動北京文化創意產品走向國內和國際市場作為重要戰略環節。
在機制層面，應充分建立相關激勵機制和制約機制，推動表現北京城市形象的文化創意產品「走出去」。在目前中國文化貿易出於嚴重逆差的情況下，北京文化創意產品「走出去」既關乎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也會對其他城市和地區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起到示範作用。建立鼓勵相關文化創意產品「走出去」的激勵機制，同時建立防止內部企業惡性競爭的制約機制。鼓勵充分體現北京形象的文化創意產品生產，對好的文化創意產品給予獎勵或補貼。建立相關協調機制，打破行業間、產業間的各種壁壘，以文化創意產業為龍頭，以相關產業鏈為主體，以提升城市整體形象和創造力為目標，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牢固樹立「北京創意」的品牌。
在策略層面，在挖掘本市傳統文化資源的同時，也應充分運用現代媒體和現代市場策略。北京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這是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重要優勢，也是北京城市營銷過程中的重點所在。在大眾文化成為主要文化型態、文化貿易成為大勢所趨的時代，這種傳統文化資源優勢必須與現代媒體相結合，以此激活傳統文化資源，並通過現代市場營銷策略使之為世界所認知和了解。在文化創意產品的生產策略上，應強調以現代方式激活傳統文化資源。在市場策略上，應變被動的「請進來」為「請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在品牌策略上，應變單純的產品品牌為「北京品牌」，以體現北京城市形象為核心，形成相關的系列品牌。
（二）盡快落實各項鼓勵政策
自北京明確提出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以來，出台了各種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鼓勵政策。在2006年10月發布的《北京市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中，對促進文化創意產品和服務出口採取了出口退（免）稅、獎勵優秀出口企業、培育營銷網路體系等各個方面的鼓勵政策。從現有情況看，這些鼓勵政策仍存在著規定不完善、落實不到位等種種不足。有關部門應根據產業、企業的現實，盡快落實資金、稅收、法律援助、咨詢服務等有關政策，使得各種鼓勵不僅僅停留在文字上。
（三）整合產業資源，促進文化創意產業與其他產業對接，形成合力
從已有的經驗來看，那些具有強大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文化創意產品，並不僅僅是因為產品本身的優勢。在走向國際市場的初期，其背後往往存在政治和經濟這兩只「看不見的手」的強力推動。在政治推動方面，發達國家往往通過政治壓力促使目標市場國開放本國文化市場，比如，美國便是利用WTO談判等手段極力推動本國文化產品出口。在經濟方面，那些國際競爭力強大的文化創意產品背後往往有著其他產業資本的推動，索尼、哥倫比亞、迪斯尼等大型跨國集團是這方面最好的例證，它們都是以強大的經濟實力為依託，使得文化創意產品在企業發展過程中發揮「火車頭」的作用。由此可見，沒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力量作為依託，文化創意產品很難在國際市場「一枝獨秀」。
由於綜合國力和中國發展理念等方面的原因，北京文化創意產品在增強國際影響力的過程中，藉助政治壓力不太現實。較為現實的做法是：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與其他產業的對接，吸納其他產業領域的資金、營銷網路等資源，形成合力。這樣，一方面可以解決文化創意產品與服務走出去過程中急待解決的各種資源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發揮文化創意產業的「火車頭」作用，形成完整產業鏈條，從而實現文化創意產業與其他相關產業的雙贏。
（四）完善文化創意人才培養機制，為國際貿易人才轉軌提供便利
龍永圖先生在談到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幾個關鍵問題時指出，中國文化產業「需要有國外生活、工作背景，取得過成功經驗的，比較熟悉國外的製作方式、營銷渠道、發行放映的人才」 。相關人才缺乏，已經成為制約中國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影響力提升的瓶頸之一，北京也不例外。
目前，北京有多家高校開設文化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國際文化貿易等相關專業課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相關專業的設置過程中，我們更多地是注重相關文化、傳媒理論和專業知識的培養，在與經濟、貿易對接方面存在較大欠缺。今後，在專業和課程設置方面，應著力解決文化與經濟、貿易的對接，培養真正的「復合型」人才。
在完善相關專業和課程設置的同時，也應為外貿人才的交流、轉向提供便利。與文化貿易相比，我國在其他產品貿易方面的經驗和成就更多。經過多年的發展和經驗積累，我國在農產品、紡織品等領域擁有大量能夠熟練從事國際貿易和應對相關問題的高端人才。隨著文化產業的發展和對外文化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充分利用其他領域已經成長起來的貿易人才是一條值得嘗試的捷徑。對內，可聯合文化、外貿等有關部門，對優秀貿易人才進行登記備案，根據其意向選擇對其進行文化創意產業的有關培訓；對外，可由政府部門牽線，促成國內機構與國外文化企業的聯合、交流，邀請有關人員為國內非文化產業方面的高端貿易人才進行培訓。另外，也可設立專門的培訓和資格認證考試，定期組織其他領域的國際貿易人才參加。
（五）明確目標市場定位，針對目標市場加強調研與合作
一般物質產品的消費具有人類共通性，比如，中國紡織品物美價廉，這一點對於所有國家都是如此——不管是歐美發達國家還是非洲落後國家。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將按照同一質量標准進行生產的紡織品出口到不同國家。然而，對於文化創意產品來說則並非如此。文化創意產品以其中蘊涵的文化內容為根本，文化創意產品的內容若與目標市場國的價值觀、審美趣味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馳，該文化產品就不可能在目標市場國取得成功。因此，在推動北京文化創意產品走向國際市場的過程中，應首先明確目標市場定位，並針對目標市場加強調研與合作。
早在1927年，美國商務部便發布過一份由駐華使領館人員提供的中國市場調研報告，該報告對「中國電影趣味」的把握相當細致，特別提醒製片人「三角戀愛和兩代人沖突的題材因違反傳統倫理而不受中國人歡迎」，還將「大團圓」、「善惡分明」等歸納為美國電影能夠占據中國市場的原因。對目標市場國文化習慣、文化市場的深入了解，是美國文化產品能夠風靡世界的原因之一。
在推動北京文化創意產品走出去的過程中，也必須有針對性地了解目標市場國的文化習慣和文化市場狀況，做到有的放矢，根據目標市場國的實際情況製作、發行文化產品，從而做到事半功倍，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糾紛。在具體措施方面，可組建專業性調研機構，對世界各國文化市場進行深入調研，定期發布各國市場調研報告，供業界參考；在行政審批的過程中，也可將歸國後提供演出總結報告、參展總結報告等國外市場信息作為條件，收集國外文化市場的有關情況，既方便管理部門的宏觀統籌，也能在以後的有關申請中向申請企業提供建議和指導。
中國古人雲：「借勢勝於造勢，借力強於發力。」加強與目標市場國的合作，挖掘合作方的資源優勢，為我所用，將對北京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影響力的提升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六）著力培育一批國際知名的大型文化創意企業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際文化貿易的主導地位開始從一國政府轉向跨國公司。新聞集團、時代華納、迪斯尼等大型跨國文化集團在國際文化市場中的壟斷地位十分明顯。在規模經濟效應的作用下，這些大型跨國集團可以集中資本、技術和人才的優勢，形成具有知識產權的產品鏈，然後以多種形式向全球的文化市場大量推出，獲得競爭的優勢。在跨國公司成為全球文化貿易真正主體的今天，國際文化市場競爭也成為一種「巨人」之間的競爭，如果沒有自己的大型跨國文化公司，將難以真正實現「走出去」的戰略目標。
鑒於北京市文化創意企業規模普遍不大，綜合實力不強的問題，應鼓勵本地企業之間、本地企業與國外企業之間的並購、重組，形成具有一定規模和實力的企業集團。在企業整合充足的過程中，應將行政性整合與市場整合加以統一，使企業整合之後真正能夠實現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益，改變國內文化企業整合的政府運作模式，以免形成「大而不強」的局面。

3. 國外創意農業有哪些發展模式呢哪種最適合借鑒

創意農業創意農業起源於上世紀90年代後期，由於農業技術的創新發展，以及農業功能的拓展，觀光農業、休閑農業、精緻農業和生態農業相繼發展起來；於此同時，創意產業的理念也在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形成並迅速在全球擴展。藉助創意產業的思維邏輯和發展理念，遠景設計研究院做創意農業規劃時有效地將科技和人文要素融入農業生產，進一步拓展農業功能、整合資源，把傳統農業發展為融生產、生活、生態為一體的現代農業。目前國外主要有以下三種創意農業發展模式：
1、荷蘭模式 高科技創匯型
荷蘭創意農業的科技含量在世界領先，其在發達的設施農業、精細農業基礎上，集約生產高附加值的溫室作物和園藝作物，擁有完整的創意農業生產體系。荷蘭的花卉業世界聞名，其根本原因在於花卉業的科研發展十分突出。花卉業的發展戰略以技術為中心，強調適度規模經營、高度集約化管理、發展高新技術產品、佔領技術制高點。
2、德國模式 社會生活功能型
德國在倡導環保的同時，大力發展創意農業。主要形式是休閑農庄和市民農園。市民農園利用城市或近鄰區之農地、規劃成小塊出租給市民，承租者可在農地上種花、草、蔬菜、果樹等或經營家庭農藝。通過親身耕種，市民可以享受回歸自然以及田園生活的樂趣。種植過程中，絕對禁用礦物肥料和化學保護劑。
3、英國模式 旅遊環保型
目前，全英近四分之一的農場直接開展農業旅遊。農業旅遊的經營者絕大部分為農場主。每個農場景點都為遊客提供參與鄉村生產生活、體驗農場景色氛圍的機會。農場內一般設有一個農業展覽館並配以導游和解說詞介紹農業工作情況，備有農場特有的手工藝品，提供餐飲、住宿服務。多數景點有兒童娛樂項目。

4. 19世紀德國美術是如何發展的

19世紀，德國經歷了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結束了長期的領土分裂與專制制度的小國割據，成為中央集權的國家，從而由19世紀上半葉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工業國，在政治、經濟、精神生活各方面都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社會生活的大變革也促進了美術界的變化，藝術家由主要服務於教會和貴族，逐漸轉為自選題材進行創作。自18世紀末至1840年，在28個德國城市成立了藝術協會，通過協會的活動與舉辦展覽，為藝術品開拓了銷路，也擴大了觀眾的范圍。這時期，隨著社會的進步，經濟文化的發展，在德國建立了一批新型藝術博物館，各邦國君主的藝術收藏也逐漸對公眾開放，較為廣泛的觀眾有了接觸藝術品的機會，提高了藝術鑒賞力。總之，資產階級的藝術協會、藝術博物館與展覽會以及藝術評論都起到了傳播與介紹藝術的作用。大變革時代的種種沖擊、一系列改革與經濟的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都使得德國19世紀藝術家的思想十分活躍，各種風格流派彼此共存、相互競爭，繼而迅速更新。

在19世紀前半葉德國繪畫藝術中，浪漫主義流派佔主導地位，可將其視為典型的德國流派。德國藝術家在浪漫主義繪畫方面取得了獨特的成就。自這一畫派產生之日起，就存在著兩條不同的道路。在北方以德累斯頓為中心聚集了一些信仰新教的畫家，他們的創作以風景畫為主，因此稱為早期浪漫主義風景畫家。在南方維也納有一些信仰天主教的青年畫家組成了路加兄弟會，他們後來到了羅馬，被義大利人稱為「拿撒勒派」。前者以繪畫大師卡斯帕爾·達維德·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eh，1774—1840）為代表。他與英國著名風景畫家康斯太勃爾、特納一起成為風景畫新道路的開拓者。他描繪的風景決不是對大自然景物的單純模仿，也不是脫離實際的主觀臆想，而是將自然的真實寫照與藝家的內心感受融為一體，賦予風景畫以深沉的內涵。

1808年聖誕節，弗里德里希公開展出了他的代表作《台岑祭壇畫》，此畫可以視為他的創作風格的宣言書，立即引起了保守派的公開指責，掀起了一場保守派與堅持浪漫主義創作原則的革新派之間的論爭，最後以弗里德里希的勝利而告終。

早期浪漫主義的另一位著名藝術家是菲利普·奧托·龍格（Philipp Otto Runge，1777—1810）。他追求的是內容與形式都適應當代需要的現代藝術。他畫的風景蘊藏著新的生命力，此外他還畫了不少親屬肖像。在弗里德里希畫風的帶動下，於19世紀的20、30年代出現了風景畫創作的繁榮景象，出現了一批優秀的風景畫家如卡爾·古斯塔夫·卡魯斯（Carl Gustav Cams，1789—1869）、約翰·克里斯蒂安·克勞森·達爾（Johan ChristianClausenDahl，1788—1857）、卡爾·布萊辛（Karl Blechen，1798—1840）等人。

「拿撒勒派」的代表畫家有弗里德里希·奧韋爾貝克（Friedrichoverbeck，1789—1869）、彼得·馮·柯爾內里烏斯（Peter yonCome．1ius，1783—1867）、威廉·沙多夫（Wilhelln SchadOW，1788—1862）等人。這派畫家的作品大多從宗教故事、聖經和古詩中取材，在選材與表現手法上都有復古傾向，十分尊崇古老的德意志藝術，作品表現了他們虔誠的宗教感情，並寄託了他們的浪漫主義理想。

19世紀30年代，德國開始了工業革命，隨著經濟與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日益重視社會現實生活，於是在40年代出現了德國現實主義美術的復興，50至70年代經歷了繁榮期，產生了不少頗有影響的藝術家。現實主義繪畫大師阿道夫·馮們采爾（Adolphvon Menzel，1815—1905）在繪畫領域的眾多門類里都作出了傑出貢獻，既作版畫插圖，也繪制油畫，他的素描、速寫更是生動傳神。1839年，門采爾開始為《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歷史》作插圖，在這套精心創作的組畫中再現了弗里德里希大帝時代的歷史風貌，作者也因此蜚聲畫壇。門采爾選取的繪畫題材十分廣泛，反映了各階層人物的生活，真實而深刻地表現了他所處的時代。在一幅未完成的作品《三月死難烈士的葬禮》中真實地記錄了1848年的革命事件，並表達了對烈士們的敬意與哀思。1875年完成的《軋鐵工廠》是以油畫形式反映現代工業生產最初階段的代表作，歌頌了產業工人的創造力，也揭示了緊張勞動的艱苦與殘酷，反映了德國工業革命生機勃勃的一面，也揭露了勞資之間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批判現實主義的意義。

南方的慕尼黑歷來是德國重要的藝術中心，威廉·萊布爾（Wilhelm Leibl，1844—1900）在那裡接受過正統的學院派美術教育。後來去巴黎留學8個月，1870年返回慕尼黑後，轉向現實主義，並在他周圍團結了一些有共同理想與追求的青年畫家威廉·特呂布納（Wilhelm Trhbner，1851—1917）、卡爾·舒赫（CarlSchuch，1846—1903）、漢斯·托馬（Hans Thoma，1838—1924）等人。1873年萊布爾離開了慕尼黑，此後他一生的大部分時光都在巴伐利亞的農村度過。他的作品細致人微地描繪了農民，散發出濃郁的鄉土氣息，代表作為《教堂中的三個婦女》。弗里茨·馮·烏德（Fritzvon Uhde，1848—1911）1880年定居慕尼黑，由於受到利伯曼的影響，畫了一些外光畫，其中一部分作品生動地描繪了農村勞動與日常生活，如《早晨》、《秋天》都具有清新、質朴的特點。這些青年畫家熱情描繪了農村的美麗風景，恬靜的農家生活以及周圍真實生動的人物形象，為現實主義畫壇增添了光彩。

19世紀60和70年代，出現了一個畫派即「德國—羅馬派」，以安澤爾姆·費爾巴哈（Anselm Feuerbach，1829—1880）為代表。當時在德國國內由於工業發展，出現了富有的資產階級，功利主義日益影響美術創作。一些藝術家不願適應資產階級觀眾的欣賞日味而逃避德國的現實，他們遷居羅馬，認為在那裡仍然存在古代文化的氛圍。他們喜歡選取古希臘神話為繪畫題材，創造了具有古典色彩的、高貴自尊的理想人物。

19世紀80年代，歐洲出現了象徵主義文藝思潮，強調藝術家的主觀創造，德國象徵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諾爾德·勃克林（Arnold Becklin，1827—1901）。此派畫家多用象徵、比喻的手法表達自己的感情與想像，許多作品都表現幻想與夢境，甚至描繪黑夜與死亡，具有神秘色彩。這些作品脫離現實，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歐洲一部分知識分子對社會不滿，感到無出路的世紀末精神狀態。

19世紀下半葉，德國畫壇出現了一些新流派、新風格，尤以外光派繪畫成就突出。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1847—1935）、洛維斯·科林特（Lovis Chrinth，1858—1925）、馬克斯·施勒福格特（MaxSlevogt，1868—1932）並稱19世紀德國三大外光派畫家。利伯曼是一位優秀的外光畫家，也是一位傑出的現實主義大師，許多作品都以普通勞動者為主人公，表現出鮮明的民主傾向和對社會底層人民的同情，相當深刻地反映了19世紀下半葉德國的社會現實。科林特的作品特別富有活力，尤其在晚年還大膽探索新的表現手法，與早期表現主義畫派具有內在聯系，《馬克斯·哈爾伯像》、《瓦爾辛湖風光》都是他的代表作。施勒福格特多才多藝，其繪畫題材也十分廣泛。他的風景畫體現出德國外光畫派的獨特成就，著色鮮明，筆法靈活。除了風景畫之外，他尤喜描繪戲劇與舞蹈場面，代表作有《香檳酒之歌》、《法爾茨風景》等。

與畫壇風格多樣、流派紛繁的狀況相比，19世紀德國雕塑領域的情況則單純得多，基本上古典主義雕刻佔主導地位。出現了一些大型紀念性雕塑。1871年之前，德國長期處於分崩離析的眾多邦國統治之下，嚴重地阻礙了國家的發展和強盛。一些古典主義的雕塑作品歌頌了德國歷史上與當代的偉大人物，贊美了中央集權的王權統治，在一定程度上以藝術形式表達了人們普遍要求國家統一的願望，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是有進步意義的。當時，最有影響的雕塑家是克里斯蒂安·丹尼爾·勞赫（Christian DanielRauch，1777—1857），早年曾在卡塞爾接受藝術教育，1805年至181 1年在義大利隨著名雕塑家卡諾瓦和托爾瓦爾德森學習，回國後取得很大成就，有眾多學生追隨他。《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紀念碑》是他晚年的力作：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這一騎馬像立於一個多層花崗岩底座上，高大雄偉，穩定庄嚴，體現了古典主義的特色。勞赫的影響貫穿了整個19世紀。19世紀後期，德國雕塑風格由古典主義過渡到現實主義。

在勞赫眾多的學生中不乏成就卓著的雕刻家，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里徹爾（Ernst Fiedrich August Rietschel，1804—1861）就是其最優秀的學生之一，1832年成為德累斯頓美術學院的教授，代表作有《歌德與席勒紀念碑》、《萊辛紀念碑》、《勞赫胸像》等。另外他雖是勞赫的學生，卻不僵化地遵從古典主義的傳統，而是轉向了現實主義。1857年完成的《歌德與席勒紀念碑》即是他創作生涯中一件里程碑式的作品，塑造了兩位智慧崇高、站在時代前列的文學巨匠的形象，充滿了時代氣息。著名雕刻家奧古斯特·卡爾·愛德華·基斯（August Karl Eard Kiss，1802—1865）和阿爾貝特·沃爾夫（Albert Wolff，1814—1892）也是勞赫的學生，前者的代表作為《阿馬松人》，後者的代表作為《斗獅》。

5. 德國的工業如何走向振興的

(一)以傳統工業為基礎，充實、調整區域產業結構。魯爾區是德國許多大企業總部的所在地，區域產業結構的特點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大企業產業結構的性質和變動的影響。眾所周知，長期以來，煤、鋼兩大部門一直是魯爾區發展的兩大支柱，因此這兩大部門陷於危機便直接導致魯爾區經濟結構的老化，並使魯爾區的經濟發展速度明顯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在國家的資助下，魯爾區首先採取了對企業實行集中化、合理化的改造過程。煤炭生產就集中在7個大煤礦中。鋼鐵工業也同期進行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關閉和合並老廠，擴建新廠，進行企業內外調整，加強企業內部和企業之間的專業化和協作化。聯邦、州政府及魯爾區煤管協會都想方設法改善魯爾區的投資環境，鼓勵新興工業遷入魯爾區，這類企業已遍及全區，大多是技術精良的中小企業。現在，魯爾區正朝著一個既有強大傳統工業做基礎，又有日漸壯大的新興產業為增長點的多部門的綜合工業區方向發展。
(二)合理讕整區內生產力布局。魯爾區早先的產業布局都以接近原料地為原則。在20世紀60年代區域總體規劃中提出了劃分三個不同地帶，平衡全區生產力布局的設想，並規定在布局新企業時首先考慮安排在邊緣發展地帶，同時控制杜伊斯堡、埃森等大城市的發展，有計劃的從核心地區向外緣遷廠。同時，對傳統產業依據不同的情況實行關、停、並、轉。
魯爾區區域結構的變化同樣集中體現在其城市的職能演變上。魯爾區是一個人口和城市的密集地區，城市的發展經歷了單一的煤礦城市——鋼鐵城市——化工城市——綜合性城市的發展道路；城市規劃也從早期的雜亂無章的無規劃狀態向全面規劃的現代化城市發展。在區域更新過程中，許多城市從原先的單一職能演變成為一專多能的綜合性城市，其中埃森、多特蒙德和杜伊斯堡人口在50萬以上，構成了一個多中心的萊茵——魯爾城市集聚區，人口超過1000萬，為世界主要大城市集聚區之一。
(三)科研與實踐相結合，將科技優勢轉化為生產力。在世界科技史上，德國的工業技術佔有重要的一席，而魯爾區就是德國許多技術發明誕生地，因此科研基礎十分雄厚。面對新的形勢，魯爾區採取了以下措施：首先改革創新，加強科研界與經濟界的合作，把區內的經濟中心和科研中心聯系起來，以加快科研成果的應用。其次，改革傳統教育，創立新興學科，並把高等院校的教育與本地區經濟發展相結合，州政府試圖將魯爾區建成「歐洲高等院校區」。在發展新技術的同時，對傳統工業的全面改造，如建立科學技術革新的信息中心，政府幫助企業，優化向中小企業轉讓技術等，大大加快了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步伐。
(四)開發工業傳統資源，拓展區域產業新功能。在逆工業化的過程中，魯爾區開始對自身積淀的區域資源進行開發和利用的思考，尤其重視對工業遺產旅遊資源的開發。借鑒英國、瑞典等一些國家的經驗，魯爾區從1989年提出「IBA」計劃，經過長達10年的摸索，走過了一條從零星景點的獨立開發到區域性統一開發的模式，工業旅遊已成為魯爾區的新時尚。從景點開發模式來看，大致有四種具體模式：(1)博物館開發模式。(2)休閑、景觀公園開發模式。(3)購物旅遊相結合的開發模式。(4)傳統的工業區轉換成現代科學園區、工商發展園區、服務產業園區。1998年，區域規劃機構制定了一條連接全區旅遊景點的區域性旅遊路線，這條被稱為「工業遺產之路」的線路，幾乎覆蓋整個魯爾區。
(五)完善環境管理和建議，重塑田園都市風光。長期以來。魯爾區企業各自為政，公害嚴重，環境污染大於國內任何一地。為了根除公害，治理環境污染，州政府投資設立環境保護機構，頒布環境保護法令，統一規劃。第一個行動就是改造河流。建立了完整的供水系統，設立微生物凈水站。另外，全區的煙囪自動報警系統已經全部建起，使大氣污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區域總體規劃中制定了營造「綠色空間」的計劃，進行了大規模的植樹造林。現在，魯爾區所在的北威州擁有了1600多家環保企業，成為歐洲領先的環保技術中心。
總之，經過上述調整和改造，魯爾區遠不是一個衰落的工業區，而恰恰相反，保持繼續發展的勢頭，全區GDP約占原聯邦德國GDP的7％左右，相當於葡萄牙或丹麥全國的GDP。魯爾區區域整治的經驗表明，傳統工業區的改造和建設只有不斷創新，與時俱進，順應時代發展潮流，才能充滿活力，走上重新振興之路。

6. 德國文化

德國不但是歐洲文化的「濃縮版」，也在世界文化之林佔有一席之地。德國目前有140家公立劇院、130多家公立歌劇舞劇院以及管弦樂隊。

不僅如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名錄中，德國就有38個歷史文化古跡入圍。每年，來自全球成千上萬的遊客都慕名到德國觀光旅遊。

德國對從事文化產業的「文化個體化」提供的社保在世界各國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據德國財政部提供的數據顯示，德國聯邦政府共為18萬包括記者、編輯、出版人在內的「文化個體化」提供了養老、醫療在內的各種保險。

對於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自由職業者來說，國家的這一對他們「生老病死」的「兜底」做法讓其感到既溫暖又貼心。

(6)德國如何發展創意產業擴展閱讀：

在德國，文化創意產業的從業者的社會保險的構成是這樣的：從業者自籌一半，而剩下的一半中，聯邦政府掏20%，從業者所在單位掏30%。這樣的話，文化創意產業從業者就可以像領取工資的雇員那樣擁有一份體面的社保。

德國聯邦政府還非常重視對文化創意產業的財政扶持，而BKM在其中則發揮著非常關鍵性的作用。

據BKM提供的一份最新統計資料顯示，2012年，德國文化創意產業產生的利潤總額為1430億歐元，為大約100多萬人提供了相應的就業崗位，而文化創意產業所涉及的業務則高達24.7萬個。

7. 德國產品設計的發展歷程是什麼樣的

19世紀90年代德國「分離派」運動與德國「藝術和手工藝運動」的一些激進因素產生了作用。1898年，卡爾·施密特創辦了「德累斯頓藝術和手工藝王場」；同年，「手工藝藝術聯合工場」也在慕尼黑宣告成立。這兩座工場後來都成為德國重要的工商企業，經營范圍涉及許多產品設計領域，包括傢具、紡織品、陶瓷和照明設備等等。建立企業的舉動旨在提倡產品的質量，促使設計家探索機器生產與產品設計的結合。此後一批生產傢具和家庭用品的工場在德國各地建立，使德國的產品由傳統的設計方式向更簡單、更為實用的設計方式轉變。新的設計方式對於運用裝飾有了更多的節制，而不像19世紀90年代曾在德國流行的「新藝術運動」即「青年風格」那樣，往往在流動的曲線形體上採用較多的裝飾。在1900年法國巴黎、1902年義大利都靈和1904年美國聖路易斯舉辦的國際博覽會上，各國設計家和評論家注意到了德國設計新的變化，並且給予了越來越多的承認。1906年在德國德累斯頓舉辦的「第三屆德國實用藝術展」上，新的風格更是獲得好評。這次展覽導致了弗里德里希·瑙曼與卡爾·施密特的合作。瑙曼是一位具有文化和藝術意識的政治家，他確信機器和大工業生產在振興德國的經濟和文化的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和施密特一起努力建立了一個半官方的全國性組織，以推動德國設計向現代的變革，這個組織就是「德意志製造聯盟」。

「德意志製造聯盟」通過瑙曼得到了德國政府各個方面的支持，而促成「德意志製造聯盟」成立的背後另一位關鍵人物則是赫爾曼·穆特休斯。這位傑出的設計運動的組織者曾在1896年奉德國政府之命出使英國，其任務便是考察英國的產品設計，並且為德國的產品設計發展提出建議。1902年他回到德國。1904年至1905年間他撰寫了一系列關於英國設計與建築的論著，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研究了當時英國建築和設計之後寫成的、1905年出版的《英國住宅》一書，這本書對「藝術和手工藝運動」的很多基本原則予以熱情的支持，同時也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1904年穆特休斯擔任主管德國高等藝術教育的官員，積極改革德國的藝術和設計教育。穆特休斯參觀了1906年德累斯頓的展覽，並以此作為證據，指出新的設計在商業上是可行的、在道德上是負責任的、是可以與工業生產協調的。由於他熱情支持實用藝術改革，許多保守的工業家對穆特休斯持敵對的態度，這些工業家都與「實用經濟同業公會」具有聯系。在這樣一種有爭執、有分歧的氣氛當中，「德意志製造聯盟」於1907年10月成立，出席成立儀式的大約有一百多位藝術家、工業家和其他代表。很快這一組織便迅速發展，成員遍及全國，到1912年總部遷到柏林之後，已經成為德國最具影響的設計團體。從1912年赫爾曼·穆特修斯的壁爐設計，到貝利·斯科特1914年設計的具有中世紀裝飾風格的置放在教堂音樂廳里的樂器櫃和上圖德國格曼第納陶瓷學校1910年設計生產的陶制火爐，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穆特修斯和德國設計家接受的主要是英國設計和「藝術與手工藝運動」的影響。

陶制火爐設計，1910年。

8. 你知道德國製造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嗎

德國製造發展起來是因為德國人的特性，因為德國人普遍不願意相信人，他們認為機器生產的准確性要高於人類自己動手生產，而且德國人為人細致，把每一件事做到精準。他們勇於創新，不甘於現狀。

9. 文化創意產業園是如何產生的

我簡單說一下。
這事起源於德國的魯爾工業區。
文化和創意的結合，讓廢舊的工業區工廠重煥生機，成為了思想、創意碰撞結合，並產生市場價值的地方。
文化創意產業，無非就是用創新的思路來改變傳統文化、傳統產品，讓其更貼近時代、更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個性化需求，從而形成新的市場增長點。
發達國家很重視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是很多國家的支柱產業。
中國也意識到文化創意產業的巨大潛力，於是政府就推進這一產業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園就在這一形勢下遍地開花了。其實和很多年前的軟體園、動漫園，性質是一樣的。
純手打，無復制。有問題可以繼續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