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工人怎麼鋪路視頻

1. 德國法西斯

一戰剛剛結束，在戰敗國德國，極左派和極右派之間沖突不斷，雙方都僱用了從一戰戰場歸來的士兵作為准軍事部隊。

1918年11月，在戰爭的廢墟上，在美國總統威爾遜堅決主張廢除君主專制政體的強大壓力之下，德國建立了由社會民主黨執政的魏瑪共和國。

魏瑪共和國規模不大的陸軍與極右翼政黨的軍隊一起，把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試圖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努力，絞殺在血泊之中。

1919年，在魏瑪召開的國民議會上通過了一部憲法，這就是「魏瑪憲法」。

然而，在《凡爾賽和約》強權條款的遏制下，德國局勢卻在進一步惡化。

1920年3月，德國的一位軍方高級將領及其黨羽試圖顛覆共和國政府。政府被迫從魏瑪逃到了德累斯頓。

另一方面，巴黎和會以後，德國戰爭賠償問題一直懸而未決，協約國賠償委員會又在1921年作出新決定，要求德國在30年內賠償戰勝國330億美元巨款。同一年，德國交付了首次賠款之後，便向協約國提出延期支付下一年賠款的請求。

由於52％的德國賠款將支付給法國，因此法國非常關注這個問題。

法國的高層政要和工業金融寡頭，一向不滿足《凡爾賽和約》對德國的限制，一直蓄意尋找機會與德國發生沖突，企圖佔領德國最重要的魯爾工業區。

1923年1月11日，法國以德國故意不履行煤炭供應義務為借口，與比利時共同出兵佔領了德國的魯爾地區。

德國士兵向希特勒宣誓效忠
本來，《凡爾賽和約》已經給德國蒙上了一層濃重的陰影，致使馬克極度貶值，到1920年8月份，德國貨幣由原來7000馬克兌換一美元上漲到了100萬馬克兌換一美元，法比兩國佔領魯爾區，更使德國經濟雪上加霜。

在英國和美國的默許與支持下，德國對於魯爾問題採取了消極抵抗政策。聲明：停止繼續向法、比兩國賠款以及提供礦石原料。

然而，德國也很快意識到，對戰勝國的任何反抗都會導致國內經濟的全面崩潰，因此被迫重新開始了賠款。

實際上，對於魯爾區的佔領，法國和比利時並沒有從中得到任何實際利益；另一方面迫於強大的國際壓力，它們最終從那裡撤軍。

透過魯爾事件，德國極左翼和極右翼都感到了政府的軟弱無能，因此暴動不斷。

巴伐利亞地區的沖突尤其嚴重，內戰也促使右翼組織迅速發展。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阿道夫·希特勒開始了他的政治冒險生涯。

這里是奧地利和德國邊境的小鎮布勞瑙。

1889年，希特勒就出生在這個小鎮。

少年時期的希特勒曾經夢想成為一名畫家，一度流浪在維也納街頭。

這是他年輕時的水彩畫作品。

華爾街股市暴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希特勒是德國巴伐利亞後備步兵第十六團的一名下士；1919年他在慕尼黑參加了成立不久、成員還不到100人的德國工人黨。

希特勒在「德國工人黨」前面加上了「國家社會主義」的字眼，變成了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簡稱納粹黨。

如果僅僅從字面上看，人們也許會誤認為希特勒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事實上，納粹黨的社會主義口號，不過是希特勒爭取底層民眾、騙取工人選票、最終奪取政權的一種手段。

憑借富有煽動性的演講和強硬的政治手腕，希特勒很快就成為了納粹黨領袖。對於《凡爾賽和約》的抨擊，又為他贏得了眾多支持，甚至還獲得了曾經任德軍參謀長的魯登道夫的賞識。

希特勒認為武裝奪取政權、重新建立大德意志帝國的時機已經成熟，因此，1923年11月8日，他和魯登道夫共同策劃了一場政變。

這就是德國歷史上著名的「啤酒館政變」。

希特勒和魯登道夫本來希望通過政變，奪取魏瑪政權，撕毀《凡爾賽和約》。

然而，事與願違，政變失敗了，他們被送上了審判台。

雖然這僅僅是歷時數天的一次短命政變，卻是希特勒日後登上政治舞台的預演。

政變失敗後，魯登道夫被指控犯有叛國罪，希特勒則被判處五年監禁，關押在慕尼黑城外的蘭斯堡要塞。

納粹王牌飛行員司令戈林
由於政府高層中納粹同情者的斡旋，以及魯登道夫一戰英雄的特殊身份，最後他被無罪釋放；希特勒的刑期也被從五年減到了九個月。正是利用獄中的這段時間，希特勒口述了他的政治宣言《我的奮斗》。

但是，希特勒出獄後，一度被禁止在公開場合演講。

國際局勢似乎也有利於德國。

1924年五月，美國預算局局長道威斯提出了戰後德國賠償的修訂計劃。

道威斯計劃不贊同外國貸款2億美元給德國償付債務，只是要求德國盡自己的能力支付條約規定的賠款。

法國和英國也表示支持道威斯計劃。

在這項修訂計劃的縱容下，德國經濟開始復甦，國際地位也穩步上升。

1926年9月，德國正式加入了國際聯盟。不久，又成為國際聯盟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國。

這一年，禁止希特勒在公眾場合演講的限制也被解除。希特勒決定放棄武裝暴亂奪取政權的策略，通過議會斗爭，達到自己的政治意圖：使納粹黨成為 執政黨，進而統治德國。

不過，這條道路並不像希特勒想像的那樣平坦——1928年5月的國會選舉中，納粹黨只贏得81萬張選票，在國會中也僅僅佔了12個席位，是位居第九的最小黨。

然而，一年之後爆發的美國華爾街股市大崩潰，給希特勒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帶來了千載難逢的轉機。

希特勒發表演講
1929年10月，美國紐約華爾街股市股價暴跌，隨之企業相繼倒閉，銀行破產。

脆弱的德國經濟遭受的打擊更為慘重。

在整個經濟危機期間，德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百分之四十點六，農業生產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到1933年希特勒出任總理時，德國經濟幾乎陷於停頓，全國6600萬人口中，幾乎有一半掙扎在飢餓和貧困線上。

然而，德國人的苦難卻變成了希特勒實現野心的籌碼。

他把這一切轉化為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

從1930年到1933年，他離至高無上的權力寶座越來越近。

1930年，德國國會大選時，納粹黨和左翼政黨所取得的票數都不足以組建新政府，希特勒便利用沖鋒隊顯示納粹黨的實力。

選舉中，充斥著身穿褐色襯衫的沖鋒隊與左翼政黨之間的暴力沖突。

1932年春天，希特勒的實力已經足夠強大，他參加了總統大選，並且獲得了超過三分之一的票數。

這一次，他的對手是已經年邁卻受人尊敬的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從1925年以來，他連任了兩屆總統。

希特勒醞釀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就在這一年的國會大選中，盡管納粹黨沒有獲得絕對多數的席位，卻最終確立了最大黨地位。

事態的發展，出人意料。

馮·興登堡認為打破政治僵局的惟一出路就是勸服希特勒出任總理。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接受了總理職務，但是，內閣成員中，納粹黨僅僅佔了兩個名額。

一個月後，國會大廈發生了一場神秘大火，據說縱火犯是一個半瘋的荷蘭人。希特勒趁機指控左翼政黨是大火的幕後策劃者，並說服興登堡對他們進行政治限制。

但是，即使有總統的命令鋪路，納粹黨仍然沒有在1933年的大選中獲得絕大多數席位。

不過，希特勒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以國會大火為由逮捕了左翼政黨代表。隨後，其他政黨也被逐一禁止活動。

1934年8月，馮·興登堡辭世，這意味著對納粹黨的最後束縛被徹底解除。

希特勒繼任德國總統，集總統、總理和軍隊最高統帥職務於一身，所有人尊稱他為「元首」，他宣布自己是「德國人民至高無上的審判者」。至此，希特勒完成了對德國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

希特勒以典型的政客手法提出了納粹黨的25點綱領，這個綱領無所不包，幾乎能滿足每個人的任何一項要求。

貫穿希特勒思想的中心就是血與土，換句話說就是狂熱的種族主義和領土擴張政策。

希特勒在檢閱納粹空軍
在當時的德國，這不僅吸引了陸軍以及工業巨頭，即使對生活在戰敗國陰影籠罩下的普通公民，也有巨大的欺騙性和誘惑力。

早在1933年2月1日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的第三天，他便在廣播電台發表《告德意志國民書》，聲稱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農民，維持給養和生存基礎！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業展開一場大規模的全面進攻！」

另一方面，盡管德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凡爾賽和約》的限制，希特勒卻准備決心重建德國的武裝力量了。

1933年，德國組建了「國家秘密警察處」，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蓋世太保」。到1939年，秘密警察已經發展到3萬多名成員，他們滲透並控制著德國社會的各個領域以及德國佔領區，擁有大量監獄和集中營。

《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必須廢除普遍義務兵役制，陸軍不得超過10萬人。

然而，希特勒上台之後，根本無視這個規定，首當其沖的就是大肆擴張軍隊，重新實行義務兵役制。

其中最顯赫的是希特勒建立的三個裝甲師。

並且，為了吸取一戰的教訓，德國的治軍理念也被重新改寫：每一名士兵都經過精心挑選，並接受可以承擔比自身軍銜高兩級的士官或者軍官的工作訓練；所有士兵都必須向希特勒個人宣誓效忠。

這確立了軍方在國防體系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也為軍隊的迅速擴張搭好了平台。

沖鋒隊參謀長羅姆認為：他們是納粹革命的骨幹力量，應該以其為基礎，組織一支站在國防第一線的軍隊，並由他親自領導。

這與希特勒的想法大相徑庭，他認為：沖鋒隊應該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軍事力量。

希特勒對羅姆這個潛在的政治對手的實際動機開始了懷疑，最終決定血洗沖鋒隊。

1934年6月，在海因里希·希姆萊和黨衛軍的協助下，希特勒迅速逮捕並處決了沖鋒隊的高層領導人。

他給羅姆所定的罪名是——破壞政黨和國防軍之間的關系。

此後，黨衛隊便成為了負責保衛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化身，一個將納粹種族主義轉化為行動准則的獨立機構。

這個比沖鋒隊更加傲慢的殺手精英團體，滲透到德國的黨、政、軍各個領域，參與國內外的各種血腥鎮壓活動，成為了納粹黨統治的重要支柱。

在對外關繫上，希特勒也日益加緊了撕毀《凡爾賽和約》的步伐。

《和約》規定，德國不得擁有空軍。

然而，德國和蘇俄1922年簽訂的《拉巴洛條約》打破了這個規定。

在此前的魏瑪政府統治期間，德國並沒有空軍。

但是，從1922年起，戰勝國允許德國發展民用飛機，於是，德國組建了漢莎國家航空公司，飛機工業得到了長足發展。

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後更是大力支持成立滑翔俱樂部，德國由此掀起了飛行熱。

滑翔俱樂部有助於滲透發展空軍的理念，最重要的是德國有機會在蘇聯秘密訓練軍事飛行員，同時，還可以利用蘇聯的裝備研究軍用飛機的設計。

接下來，希特勒命令秘密籌建了德國納粹空軍，並任命他的忠實追隨者赫爾曼·戈林，負責空軍事務。

赫爾曼·戈林，是一戰時期的戰斗機王牌飛行員，1933年協助希特勒取得政權後，主管蓋世太保。1935年任空軍總司令。1940年被授予帝國元帥稱號，地位僅次於希特勒。

本來，按照和約規定：德國海軍只能保留輕型水面艦艇，不得擁有主力艦和潛水艇。希特勒擔任了納粹元首之後，這一狀況卻發生了變化。

1935年6月英德簽訂了海軍協議，同意德國把水面艦艇的數量限制在英國皇家海軍艦隊規模的三分之一內，而潛艇力量則與英國相當。

由於致力於擴軍備戰，納粹德國急需鎢、銻等戰略物資。而中國華南各省的這些礦產資源儲量豐富，恰好適應了德國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國正面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也非常需要從德國進口先進的武器和裝備。因此，20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納粹德國與中國南京國民政府之間，曾經在軍火和戰略物資方面交易頻繁。

20世紀30年代中期，希特勒表面上呼籲和平，成功地擾亂了對手的視聽，使得英國和法國對其採取了綏靖政策，錯誤地認為納粹的野心尚在控制之中。

1933年10月19日，希特勒宣布德國退出國際聯盟，這越發標志著：對於希特勒而言，《凡爾賽和約》已經失效了，而國際聯盟作為維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機構已經名存實亡。

希特勒正為製造一場德國的、也是全人類的巨大災難，悄悄地准備著。

2. 當年二戰中德國老百姓是如何生存的如何在當時環境下活好呢

事實上，納粹黨本身，就是一個音譯，如果意譯的話，其實是德國國 家 社 會 主 義 工人黨，你可以體驗一下聽到這個黨名的內心感受。

沒錯，這個黨，一開始就是走城市工人路線的，和另一個名稱類似的黨，其實乾的事情也有很多干係，譬如說對工人利益的關心和維護，對勞苦大眾的同情，以及對社會上種種不公的抨擊，建立公義秩序的渴望，這些等等，幾乎沒有什麼兩樣（至少在措辭上如此）。

甚至，人們還在一本叫做《我的奮斗》的書中，看到了這樣的表達：

“巨大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階層的變化。小手工業者逐漸消亡，工人獨立生存的可能性日漸渺茫；工人如果無法找到屬於自己的生計，他是貨真價實地一無所有。晚景凄涼，生不如死。”呵呵，相信同類的理念，你們也能在另一個類似的黨那裡看到。

3. 有沒有什麼關於二戰期間西歐北歐的地下抵抗組織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丹麥人民在「自由委員會」、「國土與人民」等組織領導下，以各種方式展開了反法西斯德國和本國納粹分子的斗爭。隨著德國統治和搜刮的變本加厲，斗爭規模越來越大，由小型的破壞活動發展到大規模怠工和總罷工。地下抵抗組織不僅在丹麥本土活動，還在瑞典成立了一支由5000人組成的武裝力量「丹麥營」。1945年5月4日德國佔領軍投降。

丹麥在一九四四年初共分為六個抵抗區域，雖互相獨立，卻又都接受指揮委員會的指導。每個地區都成立地下自衛隊，用偷運自英國與瑞典的武器進行訓練。不到一個月，這些組織即與其它破壞小組協同行動，對製造小型武器、坦克車、飛機、大炮等軍用品供德軍使用的丹麥機構發動攻擊。破壞份子於六月間對鐵路線發動十九次攻擊，是前五個月平均次數的三倍。
抵抗運動原本的目標是要聲張丹麥主權，以採行積極活躍的行動而大量降低德國對丹麥的剝削。自由議會的推動已然使其超越了這項目標。不過，自由議會的發起人之一雅各森卻認為有另外一個目標必須先達成。他寫信向身在倫敦的穆勒指陳道：「在我看來，提升我國人民性靈的斗爭毋寧是最為要緊的......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問題必然是：『我們要如何號召所有人加入這場斗爭？』而不是『我們如何才能夠重創德國人？』我敢打賭，如果產生的效果相同，那麼有一千人參與其中絕對比只有十個人來得好。聽來或許矛盾，但絕對不會錯。」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雅各森反對丹麥軍方成立地下軍隊的提議，因為他認為抵抗運動應該是全民都能夠參與的，而大多數人都必須在地上生活。他希望全體社會一同反抗德軍，而不是只有一小群武裝人士。這種想法與甘地如出一轍。甘地認為，要有效對抗外國佔領軍，就必須要有社會各階層的人士共同參與。一旦大多數人民皆反對外國力量！一旦他們不再同意接受支配——外來統治者就不再能夠擁有維系政權所需的人民合作，也不再有表面的合法性假象。
自由議會對全國人民發出呼籲，而強調非暴力抵抗的優先性。「我們所有人都必須目標明確且毫不鬆懈地......製造阻礙......拒絕合作，推諉拖延，並貶抑德國當局。」唯有「擁有勇氣與相關資源」的人士才能夠實行暴力抵抗行為，而且行為對象必須是「對佔領軍具有極度重要性的人事物」。
不過，在破壞行動日益增多的情況下，德國的報復行動也隨之增加。報復行動通常由親納粹的丹麥解放軍當中的老手「丹麥沙爾博格部隊」執行。沙爾博格部隊利用反破壞的手段攻擊丹麥人民所珍愛的國家象徵以及歷史古跡，這種手段後來被稱為[Schalburtage]（譯註：與「破壞」諧音）。舉例而言，一家為德軍製造步槍的工廠遭到破壞之後兩天，沙爾博格部隊即縱火焚燒丹麥皇家瓷器工廠，並在哥本哈根著名的趣伏里公園放置炸彈。
六月中旬，希姆萊命令貝斯特嚴厲制裁破壞份子。他於是在六月二十五日再次宣布全國緊急狀態，在晚上八點至早晨五點間實施宵禁。第二天，哥本哈根的柏威造船廠全體員工即因此於下午一點集體下工。他們向老闆保證這絕非罷工，只是純粹提早下班回家照料花園，以免延誤時間，違反宵禁規定。其它工廠的工人很快就耳聞了這項計策，而紛紛以同樣的借口停工。
不過，丹麥人並沒有回家澆花，而是在哥本哈根的街頭上集會向德國示威。地下通訊社「訊息社」報導：「哥本哈根居民以數百人為一群站在街角，以便在德軍巡邏隊出現之時逃入小巷道里。若遇見丹麥警察，他們便說：「別插手」警察也欣然從命……群眾以鋪路石、廂型車、腳踏車等構成屏障封鎖街道，並對德軍丟擲物品。德軍則在狂怒下到處開槍。」到了當天傍晚，有六名丹麥人喪生，數十人受傷。
第二天早上，哥本哈根市內各地的工廠工人全部加入罷工。「提早回家」運動廣為蔓延，以致城市中已有一部分地區公然展開反抗行動。貝斯特未雨綢繆，把宵禁時間延後到晚上十一點，但卻無濟於事；電車與公車不是出軌就是翻覆，路障愈來愈多，焚燒物品的火堆更是照亮了夜空。貝斯特對這種混亂情景極感憤怒，而召集丹麥行政官員及工會領袖舉行緊急會議。德軍原已在歐洲各地陷入寡不敵眾的困境，現在武器與車輛的產制及運送又因罷工活動而告停頓。貝斯特威脅對罷工活動採取嚴厲的懲罰措施，並警告將追究丹麥官員的責任。
丹麥政府考慮過後，即向大眾提出呼籲。「德國即將採取後果無可彌補的嚴厲措施……因此我們懇切要求所有人恢復日常工作。」不過，政府官員知道，他們必須在聲明中表明德國已確實展開鎮壓行動，否則丹麥民眾不會把他們的呼籲當一回事。他們於是在聲明中加入一句話，怪罪德國方面「令人遺憾地採行了若干措施」。貝斯特對這句話怒不可遏，隨即下令德國部隊斷絕市內所有瓦斯、電力及自來水的供應。在與丹麥官員召開的最後一場會議上，貝斯特表示「德國的榮譽已遭到玷污,有人得為此吃上苦頭......哥本哈根的烏合之眾必須嘗嘗鞭子的滋味。]
自由議會於六月三十日深夜召開一場緊急會議，會中決議認為，既然罷工活動已成為迄今為止最龐大的抗德運動，自由議會自然必須加以支持。自由議會於第二天早上宣告：「這是丹麥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全國示威運動。沙爾博格部隊對人民生命財產的不斷攻擊，以及德國佔領軍對法治人權的徹底破壞，在在使人民忍無可忍。自由議會支持罷工持續進行，直到沙爾博格部隊撒離、緊急狀態解除為止。」抵抗運動的暴力行為並沒有因德國的打壓而大幅削弱，但侵害人民的暴力行為卻激使丹麥全民展開非暴力行動！抵抗陣營於是忙著趕上人民的腳步。
德國當局的下一步則是企圖讓哥本哈根與世隔絕。不過，由於德國部隊陸續調離丹麥移往前線，以致哥本哈根的封鎖行動人手不足，因此數千名民眾也就輕易通過了封鎖線。哥本哈根市內的罷工活動持續加劇，罷工工人不但挖掘壕溝，還敲碎街道表面而以石塊丟擲德國士兵，刺激他們開槍還擊。到了七月二日星期六晚上，已有二十三名丹麥人喪生，超過兩百零三人受傷。罷工及抗議活動蔓延至西蘭島和日德蘭半島上的各城市。德國方面也展開反擊：坦克車駛入哥本哈根市區，並有謠言指出德國將對丹麥首都進行轟炸以迫使市民屈服。由於各種公共服務均告停擺，市民於是到鄰近的湖泊汲水，並且採集木材在街上烘烤食物。地下組織安排牛奶、雞蛋、乳酪等生鮮食品的秘密運送，商店也降價販售農產品。
即使違抗精神高昂，但丹麥民眾究竟還能承受這種情形多久仍未可知，、況且德軍轟炸的威脅也似乎極有可能實現。於是，地方當局、工會職員，以及重量級議員都紛紛在德國方面與自由議會之間折沖斡旋，以期打破丹麥挑釁與德國報復的惡性循環。貝斯特同意把招怨甚多的沙爾博格部隊撒離哥本哈根，解除宵禁，同時禁止德國部隊向丹麥民眾開槍。他也承諾在罷工活動終止後取消緊急狀態，並恢復瓦斯及水電供應。
對德國而言，這場「人民罷工」帶來了令人焦慮的啟示：自由議會以不合作政策一躍而為丹麥的號令中心，而罷工活動也讓德國政權的信用盪然無存。這些挫敗所造成的打擊又和德軍在歐洲各地節節敗退的消息形成加乘效果，一方面削弱佔領軍的士氣，另一方面則鼓舞了丹麥人民。七月四日星期一晚上，自由議會發出一份「勝利公告」，內容詳列德國方面的退讓事項，同時贊揚丹麥人民面對德國報復行動的堅韌不拔。公告結尾指出：「全面罷工是個比零星進行的破壞行動遠為有效的武器。造成決定性影響的是人民罷工，而非街頭上的路障或騷亂……自從丹麥遭到佔領以來，哥本哈根的人民罷工是丹麥人民所獲致的最大勝利。」
自此以後，自由議會即不再倡議破壞行動與軍事手段，而大力鼓吹非暴力運動。自由議會於一九四四年八月停止組織地下自衛隊，而轉向從事罷工活動的協調工作。一位議會成員寫道：「我們只要短短數小時就可以發起一場全面罷工。上自政府機關部會，下至基層首長，全都參與其中。只要我們一聲令下，全國就會陷入停頓。不只如此，我們還可以視情況需要指定特定部門的工作人員展開罷工，同時讓其它人照常工作。」有限度、有節制，並且經過挑選的非暴力罷工活動，已然成為最佳的抵制手段。
七月十二日中午，丹麥全國人民共同默哀兩分鍾，以紀念在人民罷工活動里喪生的人士。同樣的默哀活動在八月二十九日又舉行了一次。此後，這類紀念性示威活動在佔領期間內頻頻出現。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柏威造船廠爆發罷工活動，以抗議十一名丹麥青少年因參與破壞行動而遭處決。自由議會隨即介入，宣布自第二天起展開一場二十四小時的罷工。自由議會同時也敦促工人「避免示威。保持冷靜與尊嚴」。罷工活動迅速蔓延至全國各地，不到十天即有五十四個城鎮加入罷工行列。
才一個月後，九月十四日又爆發大規模罷工，原因是為了抗議丹麥囚犯遭遣送至漢堡。貝斯特曾與丹麥前任政府協議在弗洛斯列夫設立一個收容所，俾使丹麥囚犯能夠留在國內。現在貝斯特卻自毀承諾，而把兩百名囚犯送往德國。有鑒於此，德國邊界的丹麥鐵路工人於是集體罷工。罷工活動迅即蔓延至日德蘭半島各地，以致島上的鐵路網路宣告停擺。由於德軍極度依賴鐵路運送部隊上前線，於是採取了和法軍在魯爾地區的同樣作法，派兵佔領主要車站。罷工工人皆受到處決的威脅，同時又有五百名囚犯即將遭到遣送。國家鐵路總管與工會領袖由於擔心德國會落實這些威脅，於是極力勸導工人恢復工作，但卻徒勞無功。日德蘭半島依然爆發了全面罷工。自由議會支持罷工活動，並號召全國人民一同展開罷工，到星期一中午結束。那天早上，丹麥各個城市的生活機能全告停擺，德軍補給品的生產也再次陷入停頓。
佔領期間規模最大、也是最後一場罷工在不久之後隨即爆發。九月十九日，德軍在哥本哈根、奧胡斯、奧爾堡，以及奧登塞施放假空襲警報，德軍士兵即在警報聲的掩飾下搭著運兵車到達各警局，開始逮捕丹麥警員。對德國當局而言，由於丹麥警方對破壞行動與失序現象視而不見，因此已不再可靠。到了當天傍晚，已有近一萬名警察遭到逮捕及卸除武裝。在阿美蓮堡，國王的隨扈也遭到拘捕。一名德國軍官向丹麥國王表示他奉命要在皇宮上升起騙字旗，國王拒絕之後聲稱道：「你如果升起那面旗，就會有一名丹麥士兵去把它拿下來。」「那麼那名丹麥士兵就會被射殺，」德國軍官回答道。國王則響應道：「那名丹麥士兵就是我。」阿美蓮堡上終究沒有升起騙字旗。
針對丹麥警察逮捕事件，自由議會發起另一場全國總罷工以為響應，預計於當周稍後結束。他們敦促丹麥人民保持冷靜，在「時機成熟」之前不要任意走上街頭。日德蘭半島上的五十八個城鎮又再次全數參與，而且極少出現暴力景象。不過，少了警察在街上巡邏，大城市裡的犯罪活動明顯增加。自由議會於九月二十二日發出維持秩序的呼籲，而將若干犯罪行為的最高刑罰加重，並由地下自衛隊充當城市警衛隊。
到了秋天，秩序終於多少得以恢復，而當時丹麥人也和歐洲大部分佔領區的人民一樣，預期戰爭將在幾個星期內結束。但隨著戰事持續延長至冬天，丹麥的煤、天然氣、水、電，以及食物也都出現了短缺。加上警力薄弱，犯罪活動於是大幅增加。同時間，蓋世太保藉由滲透手段鎖定抵抗組織，而對抵抗人士加以刑求或謀害。沙爾博格部隊也回到哥本哈根，四處縱火焚燒疑似有破壞份子藏匿的處所。接著更有抵抗組織集體遭到逮捕，其中包括自由議會的重要成員。雖有報復性抗議行動出現，但由於天候惡劣，因此也未能造成太大影響。丹麥政府一再拒絕為日德蘭半島上的德國工廠提供工人的作法較為有效，而加入地下抵抗組織的人數也大為增加；到了戰爭接近尾聲之際，抵抗組織成員已超過四萬五千人。
不過，德軍佔領之下的丹麥仍未脫離險境。德國如果成功除掉了自由議會，實在難以知道剩下的丹麥行政官員會怎麼處理隨之而來的新危機，因為他們依然將自己視為丹麥人民的屏障，而非抵抗運動的推動者。一般而言，丹麥人民仍然把行政單位和史卡維尼斯的妥協政策畫上等號，而寧可信賴自由議會。為了避免德國在節節敗退之際做出垂死掙扎，英國皇家空軍便在抵抗組織的請求下，對蓋世太保三個最重要的總部進行轟炸，地點分別在奧胡斯、奧登塞，以及哥本哈根！這起攻擊行動可能拯救了好幾千名抵抗鬥士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