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二戰德國經濟
在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到來時,德國受到沉重打擊。1923—1928年資本主義相對穩定時期,德國工業生產上升的趨勢是以美國提供的短期貸款為基礎的。此時,這筆約200億馬克的貸款被美國收回,由此觸發了德國歷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經濟危機。
危機期間,工業生產直線下降。1929—1932年,煤產量下降32.7%,生鐵產量下降70.3%,鋼產量下降64.9%,機器製造業產值下降62.1%,發電量下降23.4%。工業生產總值下降約40%,生產資料生產減少53%,消費品生產下降25.3%,出口總額減少69.1%,進口總額減少70.8%,國庫黃金儲備銳減4/5。10 與此同時,勞動時間平均削減約47%,在建築業中勞動時數減少約66%。各行業職工人數大大減少,其中鋼鐵、機械和電力工業的職工減少約64%,硬煤開采業職工減少約47%。
經濟危機對工人階級的生活帶來災難性影響。失業人數迅速增加。1929年9月,失業人數為130萬,一年後達到300萬,1931年9月上升為435萬12,1932年2月除幾百萬人臨時做短工外,失業人數達800萬。失業救濟金波動於每周16.44馬克(大城市)和13.14馬克(小城市)之間。只有82%的失業登記者能夠領取失業金。
經濟危機對城鄉小資產階級的打擊也相當沉重。在經濟危機期間,城市小工商業者、小企業主和手工業者的經濟地位動盪不定。許多工廠倒閉,中小企業大量破產。據德國官方統計,1928—1931年工廠年倒閉總數由10595家上升到19254家,幾乎增長一倍。同時期內,工廠年合並總數由3147家上升到8628家,幾乎增長2倍。其中,個體商販的處境十分窘迫,1931年有6664家商店倒閉,3581家被迫合並。正當小資產階級經濟社會地位受到嚴重威脅,對共和制感到失望,並逐漸脫離傳統資產階級政黨尋找出路,對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充滿憧憬時,希特勒的納粹黨抓住了時機。它有針對性地對小資產階級展開了蠱惑性煽動,把他們拉到納粹運動中來,成為納粹運動的主要的社會基礎。
希特勒上台時有八百萬失業者,他許諾"工作,工作,再工作",為此進行巨額貸款,開展各種事業,特別是軍工,擴軍備戰,戰前可說達到了充分就業。納粹深刻理解大抓民生的意義,首創性地提出"休假",使休息日增加了一倍,並開始發展大眾旅遊,十四天的德國全境游只要四十至八十帝國馬克。希特勒甚至還提出"全民汽車化",於是"大眾汽車"應運而生。面對世界市場和氣候的不確定性,確立和採取了許多保護農民的制度和措施。今天歐盟的農業制度、道路交通規則、強制保險制度、兒童補助制度、稅率等級制亦即自然保護的基礎都來自那個時代。納粹確立了養老金計劃,讓年老和貧窮不再是同義語,"使老年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其他職業的同胞沒有明顯的差別",聯邦德國持續並發展了這一制度。
更加有人做過計算希特勒上台的前三年,全國的經濟實現了每年以%100的增漲速度增加
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此時,德國政~府的赤字仍然高得嚇人,失業人數超過600萬,萊茵河西岸地區雖然已被盟軍在1930年6月歸還,但卻百廢待興;而且法國還佔領著薩爾州,並企圖用培植當地分裂勢力和親法分子的做法,通過全民公決,把這個州正式吞並掉。只要德國的經濟形勢不好轉,法國人的這個陰謀就隨時可能得逞。而且,納粹party的執政還有些先天不足,因為它並不擁有議會中的絕對多數席位,這些都困擾著魏瑪共和國的新任總理希特勒。
在執政的第一年裡,希特勒政~府在內政和外交方面做得相當成功。反對party被不違反民~主的程序和手段取締了,萊茵河西岸重工業區的工廠相繼恢復了正常運轉,德國擺脫了戰敗國的地位,收回了大量主權。除了被取締的那些政party的忠實追隨者外,大部分德國人民對反對party和工會的消失都並不反對,甚至很贊成。魏瑪共和國的14年統治對於他們來說完全是一場喪權辱國的災難,人民生活水準比一戰前的帝國時期大大下降,所以他們對這個民~主政體及其政party並無好感;舊工會連起碼的就業率和工人最低生活保障都爭取不到,更遑論其它。1933年,希特勒除了把少數反對party成員打入監獄以外,讓更多的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他的親手設計和主持下,人類歷史上不僅空前,而且很有可能絕後的偉大經濟奇跡開始了。
自1928年起,各種高速公路的修建計劃就已經紛紛出台了,但總是因為政~府財政困難而作罷。希特勒對這個計劃非常感興趣,但也有很多反對意見,因為德國人當時窮得叮當響,連能否保住飯碗都有問題,根本沒錢買汽車。但希特勒還是決定拉緊褲腰帶來加以支持,因為按照他的邏輯,必須先有路,然後才能有汽車,不然汽車就是造出來也沒地方開。何況高速公路可以創造大批就業機會,而高失業率又使得當時德國人的工資低廉,降低了建築成本。所以他力排眾議,跑遍全國各地,喊了許多口號,四處為工程剪綵、奠基。有的時候,口號比錢還管用,德國人民真的不計報酬,不講待遇地跟著他們的領~袖,以軍事化的紀律,熱火朝天地幹了起來。
Fuehrer(領~袖):這個詞一直被錯誤地翻譯成"元首"。這是1934年8月2日興登堡去世後,集國家元首與政~府首腦為一身的希特勒給自己取的新稱呼,目的就是貼近群眾,不要像"主席"或"總統"那樣,顯得太貴族化。在上任後的前四年裡,他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內政建設方面。誰也不能否認,他的政~府在經濟方面表現得實在出色:1933、1934、1935,僅僅三年,希特勒就把德國-這個之前全世界赤字和失業率最高的、實際上已經破產的國家改造成了世界名列前茅的經濟強國,而且這完全不是靠外國投資和援助取得的。
在這三年內,德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無疑遠遠超過了100%-當然這也得益於大量舊工廠重新開工,世界經濟復甦等客觀因素,而德國國民的失業率從30%以上降到零-除了蹲監獄的那些猶太人和反對派以外。更加驚人的是,希特勒實際上兌現了他競選時的諾言,為德國人民實現了共同富裕-決不是讓少數人率先富起來,而是讓廣大工薪階層和管理階層一起富起來。工資上漲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於管理階層不久就找不到什麼東西,是他們買得起,而工人們買不起的了。
想像一下,你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德國工人,三年前還在下崗,為了每小時工資只夠買一塊麵包的臨時工崗位,你和你的左鄰右舍爭得頭破血流。而三年之後,你卻坐著豪華遊艇去非洲或美洲享受陽光假日去了。工薪階級有權並有錢出國度假,這之前在人類歷史上還從未有過-英國沒有,美國沒有,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工人直到現在還沒有(甚至想都不敢想),而在1935年的納粹德國就有。
隨著長達1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它至今還叫做"希特勒路"-建成,各種造車廠、修車店、加油站如雨後春筍般相繼破土而出,其中最著名的當然是1938年建立的"大眾汽車"公司。不僅如此,希特勒還在比較飛機和飛艇之間的優劣,以決定他下一個支持建立的交通公司到底是應該叫做"大眾飛機",還是"大眾飛艇"呢。當然,希特勒熱衷經濟建設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為即將到來的大戰積累實力。他曾經說過:"人民需要度假,因為這樣可以使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保持堅定的精神狀態。"
B. 德國統一的影響
德國已重新統一。在這種統一的必然性背後還潛伏著許多關於國內和國外經濟後果的問題。為了對這些後果有較清晰的了解,在一個具體數量分析的框架內對這些問題進行考察將是有益的。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部進行了一項研究(見關於,出版物的專欄),研究成果在本文中予以簡述,其結論是:東德走的道路對統一後德國的經濟有重大影響,但是統一對國際上的影響可能較緩和。
改變東德的經濟
在今後10年中,東德經濟的演變將會展現一個新的經濟奇跡,還是會在歐洲共同體內出現另一個地區性問題?從多方面看,預後診斷結果是良好的。例如,西德的儲蓄余額是籌集東德投資需求的現成來源。再則,盡管這個國家的東部地區長期為中央計劃體制所抑制,但它有可能很快恢復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企業水平。然而,東德的資本貧乏,而且支助東德實現西德的工資水平還需要一些時間。顯然這會造成壓力:消除東德和西德之間的收入差距的緩慢過程會造成大多數技術工人向西德移居,但過早地縮小差距將對鼓勵投資不利;無論哪種情況都可能危及東德的經濟恢復進程。 為了分析這些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作人員編制了一個詳細的東德宏觀經濟模型(見有關模型的專欄)。一些較大的不確定因素掩蓋了東德的原始條件、外國投資者可能的反應、預期的移民模式、東德吸收大規模投資的能力(尤其是在統一後的最初幾年)以及政策和機構框架。因此,用該模型構成的前景方案並不是肯定會發生的事,而是說明在謹慎選擇的假設前提下可能出現的發展情況。它們以1990年下半年東德經濟的輪廓作為起點,假設在臨近統一之前東德的勞動生產率為西德水平的30%左右。今後10年中東德縮小生產率差距所要求的經濟增長率水平不僅取決於最初差距的大小,而且也取決於西德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前景方案假定西德的勞動生產率每年增長2.5%左右,或者說,從1990年到2001年累計縮小1/3。 假定東德的勞動力減少10%(由於移居和較低的勞動參加率),要使東德的生產率到2001年提高到西德的水平,東德的產出每年要增長13%。在資本和勞動力使用中,消除無效能現象對提高增長率有重大作用。然而,即使東德新近發行的股票收益可能使增長率得到一些彌補,但在1991—2000年期間的累計凈投資仍然需要約1.8萬億西德馬克(按1990年價格),幾乎等於西德1990年的國民生產凈值。一個不那麼雄心勃勃的目標可能是,到2001年生產率水平達到西德的80%。這可能使生產率差距接近西德最貧困的3個州與8個較繁榮的州之間目前存在的差距。這樣也需要1.1萬億西德馬克的累計凈投資,平均生產增長率達到10.5%,這仍然是一個頗為令人生畏的目標。 方案A是這里討論的兩種方案中比較樂觀的一種,它符合後一個目標(見圖)。雖然失業率在開始時很高——1991年失業人數占勞動力的1/4—但下降的速度也很快,到本方案終了時與假設的西德水平(6%)相同。1991—1992年的平均總投資額很大,占東德GDP的43%。這全部需要由外資提供資金(包括西德的財政撥款);由於西德的消費額遠超過凈產值,因而實際上需要的外資總額約為凈投資的150%。整個1991—2001年期間的凈投資,3/4來自東德以外地區(包括西德的財政撥款)。然而,對外資需求作這樣的估計,在財政撥款與其他方式的外部籌資的平衡上是微妙的。這里所作的計算是假定東德政府經常帳戶,的赤字完全由西德的撥款彌補。
按照方案A,東德進口的貨物和非生產要素勞務,開始時每年大約是1200—1300億西德馬克,相當於西德GNP的5%。隨時間的推移,這些進口凈額下降,到2001年接近於零。這種情況的出現,一部分原因是與產出有關的投資需求的下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儲蓄率上升。雖然私人儲蓄有所增加,但是對外經濟較強的地位主要是由於政府帳戶的情況有了改善。東德總的政府赤字情況是,早期非常高(幾乎是東德1991年GDP的一半),但以後穩定下降,到2000年出現最初的預算結余。 方案B(圖上也已標繪)不很樂觀,到2001年東德的生產率只有西德的60%,大量人口從東德移居西德。投資水平比方案A低,減少無效使用勞動力和資本的進展較慢,這使經濟實績不那麼強健。1991—1992年的凈投資只有方案A的60%,而這種比較軟弱的狀態在本方案中將持續始終。這是由於過高的工資需求和經濟結構上的弱點,加重了投資者在初期已有的猶豫心理。財政失衡問題從一開始就比方案A嚴重,低增長率一方面限制了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又提高了社會支出對GDP的比例,使財政失衡頑固地居高不下到2001年,東德的基本財政赤字為GDP的9%左右。累計的赤字較大,這又增加了利息支出,但是,由於假設有西德的撥款,這些利息費用記在西德的政府賬戶上。這種財政執行狀況反映在對外帳戶上,赤字遠比方案A大。
世界儲蓄
在一個資本流動性很大的世界中,投資可以敲開國際儲蓄總庫的門,而不必局限於當地資本市場。衡量統一對東德的影響的有益起點是,考慮能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全球的儲蓄來增加東德的投資和提高社會開支。方案A和方案B對東德1990—1994年的平均進口凈需求得出的數字(年均600億美元)大體相似——方案B的產出數字較低,但與同期較低的需求數互相抵消。東德這些進口凈需求所需外資同全世界4萬億美元的儲蓄額相比,顯然是比較小的——不到全世界總儲蓄額的2%。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西德較高的儲蓄,尤其是其較高的產出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東德的需求。這將取決於西德的供應能力,轉過來又受其勞動力增長的影響。 德國的統一重新開創了東、西德之間的自由流動。由此出現的東德向西德移民,預期將提高西德的總需求和總供給。方案A中,從東德到西德的凈移民假定在1990年為32萬人,1992年減至7萬人,1993年以後每年2萬人。移民的結果是,到2001年預計西德潛在產出比沒有移民情況下高出1.25%,前提是要有足夠的投資以保持一定的資本-勞動力比率。在方案B中,1990—1991年的凈移民數字假定與方案A相同,但從1992年起要高出許多:那年為27萬人,到2001年下降至9萬人。這促使西德在2001年潛在產出提高3.5%。但是,在最初幾年中,增加的潛在產出在減去移民增加的消費和上面提到的較大的投資之後,與東德的外資需求相比是比較小的,在這一點上,兩個方案相同。
對德國和國外的影響
為了用數量表示統一對東德以外地區的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全球宏觀經濟模型,即「多國模型」(見解釋模型的專欄)用有關東德的進口凈需求、財政失衡和移民等各種不同數據作為投入,計算各種方案,並與不包括國家統一的效果的基線作比較。傳播這些影響的一些主渠道可以由此勾畫出來。在提高全球投資對儲蓄的比率以後,世界范圍內的實際利率都將上升,盡管各國的上升幅度不同。東德增加的需求一部分是對准西德的貨物,這促使西德產量的增加,與外國貨相比,德國貨價格上漲(通過德國較高的價格和較硬的貨幣,使西德馬克的實際匯率升值),降低統一後德國的凈出口。 這些影響的大小程度取決於許多因素。例如,統一將如何影響德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行為?這里假定德國中央銀行將同過去一樣繼續抵制超量需求的壓力;稅率保持不變;以政府公債彌補增大的預算赤字。 生產能力的利用水平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也是重要的。在「多國模型」中,生產能力對產出不是一個絕對的制約因素。相反,生產能力利用率越高,由於需求增大而產生的通貨膨脹的壓力也越大。在下面提出的模擬模型中,生產能力利用率的起點很高,但仍然低於1972—1973年和1979—1980年曾達到的歷史高峰。再則,正如前面所討論的,從東德來的移民進一步增加有提高產出能力的趨勢。最初加於西德生產能力的壓力也將取決於東德進口需求的地理分布。這里假定在需求增長中有2/3首先在西德增加的出口中出現,其餘在其他國家的出口中顯示出來(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歷史上的進口份額為基礎進行分配)。 假設的東德進口凈額已在圖中表明。在方案A中,這項對需求的模擬導致西德的增長率在1990年提高0.6個百分點,1991年提高1.3個百分點。以後幾年的產出增長速度比原來可能達到的速度慢,因為從東德凈進口的變動率是負數,同時也是山十利率上升和貨幣升值的時滯影響。不過,由於有利的供應效果,西德產出水平仍然較高,德國作為一個整體,產出的增長始終是緊挺的(見表)。但是通貨膨脹的壓力也較大:1990—1992年產出價格的上漲,平均比基線快0.5個百分點。
歐洲貨幣體系匯率機制中產出對其他國家的效應為負值,但數值不大,而非匯率機制國家的產出效應略有正值。這兩組國家都在某種程度受較高利率的影響。匯率機制國家由於其假設的中心匯率平價的穩定性,也有實際的有效升值(如同它們的貨幣與西德馬克一起對美元和日元的比值上升),這與利率的上升相結合,抵消了對德國較強的出口地位的刺激,總的說來,方案A指出,德國統一的國際影響並不很大,需求的擴大不會使德國的生產能力承受無法控制的壓力。但是,德國較高的政府開支,到1999年將使合並的政府債務對GDP的比率提高16個百分點。在這以後趨於下降,回到基線水平上。 方案B為整個德國勾畫出一幅不太有利的前景,但不是單單指西德,因西德有來自東德的更多移民推動其產量的增長。由於失業救濟福利提高、收入增長緩慢、東德的產量增長不快、需要支付積累起來的較多債務的利息,所以合並後的財政平衡以其對GNP的比率來衡量,情況更為惡化。其結果是,到1995年政府債務超過基線,達到合並後GNP的19%,2001年達到30%。盡管如此,對金融市場和其他國家的影響與方案A差別不大,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也相近似。
政策上的問題和不確定因素
德國統一對德國政府赤字和債務的影響是當前政策爭論中的主要特徵。特別是政府赤字長期居高不下的可能性(例如,從上述不很樂觀的方案看)引起許多方面的關注。大家都認為減少西德的支出,尤其是減少補貼支出是限制這些赤字的可取辦法。但是,如果壓縮支出的措施不能使預算實現足夠的節余,可能需要考慮增加稅收。由於所得稅最近已作改革,提高直接稅可能會引起消極作用。提高增值稅稅率看來是比較可取的替代辦法,這樣做與政府改進稅收制度的效率這一目的相一致,也有助於使德國的增值稅稅率更接近歐洲共同體的平均稅率。 因此,方案A按1991年提高間接稅收入200億西德馬克在「多國模式」中進行模擬 。這相當於西德增值稅稅率提高近2個百分點(東德也作相似的增值稅增稅,可再增加收入30億西德馬克)。假設德國中央銀行考慮到提高間接稅以後對價格產生的初期影響而提高其貨幣流通量指標,由此增加的收入有助於限制國家統一對預算的中期沖擊:在這項模擬中,方案A的合並後政府債務比率與基線比較,到1991年不是提高到佔GNP的16%,而是只增長10%。模擬的增稅會造成短時間較高的通貨膨脹率,GNP減縮指數的上升比1991年快1.7個百分點(比方案A高一個百分點)。既然價格上漲會激起對通貨膨脹繼續上升的擔心,所以對提高間接稅一舉應加謹慎斟酌。 方案A假定匯率機制國家的中心匯率平價不變。這個方案會使其他匯率機制國家的產量略微下降。通過重整它們的貨幣對西德馬克的比價,可以避免這種情況。但是,對匯率機制國家「硬通貨」政策可靠性的消極影響——即貨幣政策對穩定價格所作的承諾——也要予以考慮。尤其是,通過緊縮貨幣政策和避免重新調整它們對西德馬克的匯率,匯率機制中其他國家近些年來已多次成功地降低它們的通貨膨脹率,使之接近於德國的水平。它們的貨幣對西德馬克貶值可能引起對它們的反通貨膨脹承諾的疑慮。 所列表表示1991年其他匯率機制國家貨幣對西德馬克貶值(貶值4%)這一方案的結果,使人們臆想匯率將進一步調整(設想每年等於調1.5%),從而在今後幾年中出現較高的通貨膨脹。其他匯率機制國家曾經歷高於方案A的通貨膨脹,但產出也較高。對德國的影響只是略有不同。
結論
山於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上述模型所作模擬的只能看作是德國的統一對其他國家可能產生的影響的粗略數量分析。統一後的德國除了其經濟政策和私人及企業行為上的不確定因素外,還有其他正在進行的結構變化可以減輕這些結果,包括與歐洲共同體單一市場計劃相結合的各國經濟走向更大程度的一體化。 各種方案呈現的總的景像是德國統一在國際上的影響比較緩和。而且,這些影響對東德經濟改變過程能否取得成功不特別敏感。由於東德所需要的資金同全球儲蓄相比較小,這種情況並不怎麼令人驚異。但是,東德經濟在未來幾年中所走的道路對現已統一的德國有重大影響,對其他東歐國家也能提供一些重要的教益。 【專欄】
這項研究所使用的模型
本文所描述的模型實驗是根據1990年10月獲得的情況進行的,它沒有結合以後的經濟發展和政策預告。將東德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看待,例如,東德有一個完全獨立的財政部門。雖然這一方法與統一的德國的機構特徵不相符,但它可以在不造成任何根本扭曲的情況下有助於對統一的各種影響進行分析。東德的兩個方案是根據一個詳細的模型作出的,該模型將東德的需求、供給和收入等方面的情況綜合在一起。在第75期不定期報告中對該模型作了描述。 為了對統一對東德以外的地區的影響進行評估,東德方案的各項結果被作為外部影響用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多國模型中。多國模型是由若干個分支模型組成的,這些分支模型將7個最大的工業國分成7個組別(其中,德國模型依據的是聯邦共和國統一之前的數據),其他工業國作為1個組別,發展中國家按資本輸出國和資本輸入國分為兩個組別。多國模型標准Ⅱ對此作了介紹;PaulMasson,stevensymansky和Guy Meredith撰寫的「一個經濟修正和擴展的模型」,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定期報告第71期,1990年7月出版。
關於德國的新出版物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版了第75號「不定期報告」《德國統一的經濟問題》,定價10美元(有關訂閱通知見封底)。本文概述的東德幾種發展方案是根據該書第四章「東德的投資需求」和第五章「東德:新的經濟奇跡?」寫的。這兩章的作者均為DonoghMcDonald和GuntherThumann。對西德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影響所作評估系根據第六章「德國統一的國內和國際宏觀經濟後果」撰寫,這章作者為PauMasson和GuyMeradth。該報告其他九章涉及許多主題,其中有財政和貨幣政策,勞動力市場,儲蓄者和投資者的行為,以及東德制度改革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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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德國經濟發展的幾個因素
關鍵詞:德國 經濟發展 體制創新 理論創新
key words: Germ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n system, innovation in fundamental theory.
內容提要:文章分析了德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特點,指出德國經濟發展的活力在於它根據自己的傳統和國情進行了經濟生產方面的體制創新和基礎理論方面的創新,所以能始終保持自己經濟方面的活力。
Abstracts: this thesis analyzed some factors in Germ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ions, pointed out that the vigor of German economy based on its innovation in modern proction system and fundamental academic research.
現代德國是歐洲最重要的國家,並兩次給世界帶來了戰爭的災難。盡管德國發展模式在政治方面的失敗令人感到十分惋惜,但對德國人始終能夠在經濟方面保持異乎尋常的活力,學者們普遍持一種贊賞的態度。德國人在基礎理論,重工業,化學,精密儀器,以及軍事武器製造方面的成就,都給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麼,德國人為什麼能夠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時期內,無論在何種體制下,都能始終保持自己的經濟活力?筆者根據自己的研究,分析了以下幾個影響德國經濟發展的因素,或許能對這一問題的解答提供一些有用的素材。
一,以農業為依託的發展
工業化以前的德意志以農業為主,且處於分裂狀態——保持德意志的分裂一直是英法等大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而德意志的分裂的確對德國的經濟發展起了很壞的阻礙作用,但這種作用在德國統一後便轉化為推動工業化的巨大動力,德國社會中所有要求工業化與都市化的力量迅速地佔領了德國的政治舞台。其資本投資率在1850年前後估計只有5%,在1850-1860年間則增長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9%,70年代則為12.5%。
不過,與英國相比,德國沒有因為工業的發展而犧牲其農業。一旦如美國這樣的國家其農產品開始威脅德國農業的基礎——穀物市場時,德國政府便使用關稅等方法對農業進行援助。雖然這種保護是由於物價引起城市居民生活費用上漲才使用的,但它卻使德國的農業能夠在迅速工業化的時代從新的農業發展中獲益,並能穩步地發展。在德意志帝國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穀物和馬鈴薯的產量幾乎增加了一倍。產量的增加部分地來自耕地面積的增加,但主要還是其單位面積產量提高的結果。根據統計,1878-79年間的產量與1901-1910年間10年間的平均年產量進行比較,平均每公頃小麥的產量從1.35噸提高到1.86噸,黑麥從1.06噸提高到1.63噸,土豆從7.11噸提高到13.51噸。
盡管農業部門在不斷地吸收新技術以利於農業部門的現代化,但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村人口流失問題依然產生了。如同其他工業化社會一樣,農村生活逐漸失去了它的吸引力。一場離開土地的大逃亡開始了,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不斷上升,這種變化的原因十分簡單:城市需要勞動力,工資也在不斷地提高,人們自然嚮往令人愉快的城市生活環境。下表顯示了這種人口變化的趨勢:
各部門就業人口變化表;
年代 1882 1907 1925 1939 1950 1964
就業人口百分比
農業和林業 42.2 33.9 30.3 25.0 24.6 11.4
工業和手工業 35.6 39.9 42.3 40.8 42.7 48.3
商業、交通和服務業 22.2 26.2 27.4 34.2 32.7 40.3
當然,西方學者尚無法得出十分精確的數據,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從德意志帝國建立以後,工業和農業已經交換了它們在德國經濟生活中的相對地位——工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部門,而農業日益下降成為一個國民經濟中的小夥伴。
在這一過程中,大部分容克將自己的土地作為自己的財產並不斷地擴大,但他們不再將土地租給農民,而是僱傭自由勞動力做工,這使得很多新技術有可能被應用,這些技術的應用使德國的農產品產量有了很大的增加。從1820年至1875年,小麥和黑麥的產量翻了一倍。 同時,德國的經濟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下表可以看出這種變化:
德國經濟結構圖:1850-1913。
各行業在國內生產所佔的份額(馬克) 各行業所僱傭的從業人口
1850/4 1870/4 1910/3 1849/58 1878/9 1910/13
農業 45.2 37.9 23.4 54.6 49.1 35.1
工礦業 21.4 31.7 44.6 25.2 29.1 37.9
運輸 0.7 2.1 6.4 1.1 2.0 3.6
服務 30.0 25.0 20.5 19.1 19.8 23.6
住房 2.9 3.3 5.1
總計 9.6百萬 15.7百萬 45.6百萬 15.1百萬 19.4百萬 30.2百萬
德國工業中的傳統行會勢力強大,真正的職業自由在1869年後才開始出現,而德國的傳統行會和手工匠的地位並未被替代,結果形成了德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另一個特點,即「雙重經濟」的特點。即便在1870年,手工匠人與產業技術工人的比例仍然是一比一。
因此,德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農村未受到如同英國圈地運動那樣的沖擊,農業人口是逐步地離開土地,加入城市的就業大軍的。同時,城市的工業構成也十分復雜,並非單一的現代工業經濟。這種逐步演化,多種性質行業並存的現象,盡管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殘余,但保持了社會在轉型時期的基本穩定,有利於德國人將自己傳統的精細作風融進新的行業中。
二,以鐵路建設為龍頭的工業化進程
德國現代工業的基礎逐漸形成後,從19世紀中期起,產生了一批大公司,它們是德國現代工業的標志,盡管德國的大公司形成的速度極快,其形成過程與英國和比利時等國卻沒有什麼不同。最初都是從紡織部門開始,因為僱傭了大量的勞動力,毛織業也慢慢採取了現代的模式,但其對整個經濟結構的轉軌影響不大,主要是棉織業和絲織業在機械化的進程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而手工業盡管落後,但也堅持到了80年代,才被迅速出現的大公司所取代。
與英國相比,德國的經濟起步有十分明顯的不同,英國在農村中勞動力解放是與農業生產力的增長和生產率的提高同步發生的,並為工業化所需要的市場購買力作好了准備。但德國的農業由於技術落後,農業生產率沒有提高,因此農村群眾的購買力也沒有相應的增加。結果,在德國推動工業化的動力與英國相比是來自完全不同的方向,即來自鐵路建設方面,也就是來自工業本身。由於德意志關稅同盟把德國大多數地區聯合成了一個統一的銷售區,鼓舞了國家和私人企業主進行必要的投資,開發這一地區的交通並將其聯結起來,這樣才能使它真正成為一個現代化的資本雄厚的經濟區。1841年,著名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在反復強調一個好交通網對一個國家富強的意義以後又寫到:「關稅同盟和鐵路系統是聯體雙胎,同時出生……有相同的精神和意識,它們相互支持。」「價廉、迅速、可靠、定期的客貨運輸是把國民財富和文明推向四面八方的最強大所杠桿之一。」 同這位學者一樣,魯爾區的企業家哈爾科特也認為,鐵路是一國財富的源泉,是一種為整體利益克服局部利益的團結精神的開路先鋒。鐵路建設確實是卓有成效的實行工業化的真正的發動機。1835年7月7日,德國開通了第一條客運鐵路,1850年,德國的鐵路已經有6000公里。
德國的工業化大躍進是隨著1840-50年代鐵路網的修建和魯爾地區發現巨大礦藏而開始的。鐵路的修建帶動了鋼鐵工業、煤礦工業與機械工業。德國的煤礦從1820年的1.3百萬噸增至1850年的5.1百萬噸,到1913年的190百萬噸,加上87萬噸的褐煤,幾乎佔了整個歐洲大陸煤產量的三分之二,生鐵在1826年超過了10萬噸,1867年超過一百萬噸,而到1913年超過了13百萬噸。鋼產量從1870年的126000萬噸增為1913年的17.6百萬噸。生產組織的規模很大,很現代並具有很高的效率。例如,1900年時至少有24個魯爾的煤礦的年產量超過了500000噸,1902年,德國平均每個鋼鐵工廠的產量為75000噸,而英國僅為40000噸。
鐵路是德國比法國發展得更快的一個部門,而且這種發展是在全德統一之前就開始的。所以德國鐵路的特點是有很多小的中心,而不是如同法國那樣有一個統一的全國性規劃和基礎。
德國的這種特點反倒成為它經濟發展的一個十分有利的因素,因為它的鐵路完全是以經濟為目標而發展起來的,以民族的需要而迅速發展。政府規劃建設,私人也進行投資,兩者的共同投入加快了德國的鐵路建設的速度。德國鐵路的大規模建設開始於19世紀40年代,前後經歷了30年左右的高速度發展,這種鐵路發展對德國工業革命的重要性怎麼強調也不過分,「德國的工業革命……看來是隨著鐵路作為主導部門的不平衡發展。」 鐵路投資作為國民凈投資的比例在1851
D. 德國經濟現狀
今年德國第二季度GDP增長創新高2.2%,但8月份經濟可能出現疲軟,令德國投資者對經濟前景的信心降至16個月以來的低點。
根據海外一家知名媒體的調查顯示,將於北京時間17日17:00公布的8月ZEW經濟景氣指數可能連續第四個月下跌,由7月的21.2降至20。
德國第二季度經濟的驚人增長,主要得益於過去幾個月強勁出口的拉動,以及2009年擠壓的需求,但是現在需求開始縮水。歐洲各國為削減巨額預算赤字而緊縮開支,而這對歐元區緩慢增長的經濟構成威脅。歐元區恰好是德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其結果是,德國的這種強勁增勢將無法維系。
與此同時,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6月製造業訂單額遠遜於市場預期。另外,中國7月製造業增長為17個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巴克萊資本(Barclays Capital)駐法蘭克福首席德國經濟學家Thorsten Polleit日前表示,「目前來看德國經濟前景一片光明,但是我們已經看到烏雲在蓄積。然而,盡管德國的經濟增長在今年下半年會放緩,但是可以明確的是,這種增長趨勢仍將高於長期水平。」
創紀錄的第二季度增長
德國國家統計部門13日公布的德國第二季度季調後GDP初值季率為上升2.2%,遠高於第一季度0.2%的增長。這是1991年德國統一以來的最大增幅。
德國經濟部部長布魯德雷(Rainer Bruederle)上周五(13日)表示,這個數據暗示了德國經濟在去年縮減4.7%之後,又在2010年上漲超過2%。
此外,義大利聯合信貸銀行上調了對德國2010年經濟增長預期,從原先的2%上修至3.5%。
Messer Instriegase GmbH首席官員Uwe Bechtholf指出,德國第二季度的經濟表現很好。現在人們擔心接下來幾個月,經濟的表現會讓人失望。
空前的緊縮政策
作為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提出的「前所未有的」預算削減計劃的一部分,總理內閣6月份同意向銀行、航空以及核電廠進行征稅計劃。這項緊縮政策包括了開支的削減以及增加收入兩方面的措施,預計從2011年到2014年累計節約資金達816億歐元。
世界上最大的豪華汽車生產商——寶馬公司(Bayerische Motoren Werke AG),歐洲最大的汽車製造商大眾的奧迪公司以及全球第二大豪華汽車製造商戴姆勒公司(Daimler AG)在德國國內的銷售疲軟,而在中國的銷售業績良好。奧迪今年7月在中國的銷售額同比增長53%。戴姆勒公司的賓士汽車在中國的銷售翻了三倍,寶馬的銷售增長了82%。
大眾公司在昨日的季度報告中表示,西歐各國實施的緊縮政策以及各銀行和金融機構所面臨的一些列挑戰只會對限制經濟的增長。由於國內需求,尤其是個人消費繼續疲軟,出口仍舊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引擎。
德意志郵政銀行(Deutsche Postbank AG)經濟學家Fabienne Riefer指出,「我們已經到達頂峰了。但是經濟增勢的冷卻並不能成為更大擔憂的理由。」
E. 法國、德國、俄國的經濟怎樣
德國就法蘭克福,法蘭克福是德國首都和德國最大城市,是德國最大金融中心和德國最大經濟中心。
F. 各國gdp排名2021最新排名
美國仍然位居世界第一位,從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首登世界第一,到二戰後哈佛大學教授提出了GDP的概念,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確立了GDP的地位,直到今天美國依然是全球GDP最高的經濟體。
美國商務部公布的GDP初值為23.03萬億美元,美國GDP從2020年的20.89萬億邁向了2021年的23萬億美元,GDP名義增速超過10%,在拋開物價上漲因素以後,美國GDP同比增長5.6%,美國GDP大約佔全球經濟的四分之一,總體佔比趨勢是逐年下滑。
我國目前依然位居全球第二,去年GDP增速為8.1%,保持領先地位,GDP總量摺合美元為17.7萬億美元,與美國GDP的差距只有5.3萬億美元,我國GDP增量超過3萬億美元,相當於一個法國的經濟體量,同時我國GDP佔全球經濟的比重提升了1%,至18%。
我國2021年製造業總量超過31萬億元,仍然位居世界第一,我國自從2010年工業產值超過美國以後,至今仍是全球第一工業大國,工業及製造業增加值連續10多年保持世界之首,而且2021年我國製造業佔GDP的比重首次出現回升,這意味著製造業轉型效果顯著。
日本、德國GDP分別排名全球第三、第四,日本GDP的特點是20多年幾乎不增長,2021年日本GDP為4.9萬億美元,1995年GDP為5.55萬億美元,反而不如20年前的水平,這也直接導致日本人均GDP跌破4萬美元,快要被韓國反超。
德國是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原本被稱為歐洲經濟「火車頭」,可是自從疫情發生以來,德國經濟的表現卻不如人意,去年GDP增速只有2.7%,反而在拖歐盟GDP增速的後腿,就連英國、法國GDP增長都超過7%,日本GDP停滯這么多年,德國也沒超過。
英國、印度、法國GDP分別位居全球第五、第六和第七,其中印度作為增速較快的經濟體,還是沒有超過英國,雖然2019年實現了反超,首次成為世界第五,可是2020年由於疫情沖擊GDP大幅下滑,跌至全球第六,2021年雖然GDP增長較快,但仍是第六。
英國2021年GDP為3.19萬億美元,印度為3.08萬億美元,法國為2.9萬億美元,英國和法國的經濟增速分別是:7.5%、7.0%,英國脫歐之後,反而成為了歐洲GDP增速最高的經濟體之一,法國GDP增速的表現也不差,至少要好過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