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文盲有多少

⑴ 據說德國是最早消滅文盲的國家是嗎

可以這么說，因為德國是最早實施全民義務教育的國家，義務教育是消滅文盲的最好辦法。
德國義務教育的歷史：1619年，德意志魏瑪邦公布的學校法令規定，父母應送其6～12歲子女入學，否則政府得強迫其履行義務。此為義務教育的開端。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大多在19世紀70年代後實行義務教育。根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有關統計資料，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 ，已有近60個國家實施義務教育法。1763年，普魯士頒布強迫教育法令，這是義務教育的正式開端。19世紀下半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頒布了普及義務教育的法令，在全國確立和推行義務教育制度。 在實施義務教育的過程中，各國逐步達成共識，確立了義務教育的一些共同原則：強制性（義務性）、公共性、免費性、中立性、普遍性、平等性等。其中普遍性、平等性是義務教育的核心和本質，而強制性、公共性、免費性、中立性則是保障普遍性和平等性得以實現的具體要求。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各國掀起了義務教育改革的熱潮，義務教育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 A出現了允許選擇學校教育的傾向 強制性是義務教育的一個基本特徵。國家為維護社會福利和社會秩序，避免社會分化和兒童受教育機會不均等，規定了適齡兒童「就近入學，不許擇校」的原則。到了 20世紀 8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傳統的義務教育由於其質量無法滿足各方面的需求，選擇學校己成為發達國家基礎教育改革的一個熱點。 從目前西方國家教育改革的實踐來看，教育選擇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允許人們在不同的公立學校之間進行選擇，以改變長期以未學生及其家長在教育方面始終處於被動接受地位的不利狀況，賦予他們主動選擇的權利。

⑵ 德國是如何崛起的

自中世紀以來，德意志長期四分五裂，一直處於相對落後的水平。

然而，至少從18、19世紀之交，德意志民族在短短的幾十年中，一躍成為歐洲的頭號強國。

普遍的觀點認為德國的崛起一靠軍隊，二靠教育。

其中，教育被視為德國強大的根本原因。

將德國的強大歸因到教育，雖然不是很全面，但不無道理。

早在18世紀末，普魯士就立法推行義務教育，開創了教育史上的一個先例。

19世紀初，在普魯士進行的諸項改革中，教育改革可以說最為引人注目。

威廉．洪堡從人文主義理念出發，力求為所有的公民提供全面的教育，他所創立的教育體制為德國教育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此後，在各邦 *** 的大力推動下，教育體制不斷完善。

比如在普魯士，小學的入學率在1816年就達到60%，到1864年更達到93%。

到1871年時，德國的文盲率大致只有13%，而英國的文盲率為30%（1861年），法國是24%（1866年）。

德國教育領先的情況略見一斑。

洪堡等人所推行的大學改革，更是成就顯著。

洪堡主持建立的柏林大學扭轉了大學發展的方向，推行教學和研究結合的原則，創立了德國式的研究型大學，同時也開啟了現代大學的先河。

在洪堡大學精神的滋養下，德國大學很快進入一個輝煌的時期，培養的人才具有良好的學術修養和專精的知識，而且富有科學研究的精神。

大學教授更是以學術研究為天職，投身於教學和研究，做出了數不勝數的學術成就。

德國的大學得到普遍的贊揚和肯定。

英國歷史學家梅爾茨在20世紀20年代說：「在現代，沒有一個國家像德國那樣擁有那麼多的思想學校和學術學校，也沒有一個國家能自誇開創並進行了這么多巨大的事業，而他們需要大量訓練有素人員的合作和集體努力」。

可以說，在近現代歷史上，德國的學者和專家為德國帶來的榮譽和關注要遠遠超過其他群體。

而所有這些成就都是德國大學的成果，德國是歐洲國家中將大學與學術聯系最為密切的國家。

大學也許是觀察德國人最好的窗口。

梅爾茨認為德國大學「比任何別的東西都表徵出德國的心智，德國心智在這種機構里得到最完美的表現」。

德國人重視教育，但不盲目重視。

在19世紀中，德國建立起了一個龐大而多樣的學校和培訓體系。

特別是在20世紀後期，「雙元制」職業培訓制度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被稱為德國經濟奇跡的「秘密武器」。

所謂「雙元制」，就是把手工業中徒工的訓練與學校的理論學習結合起來， *** 和企業共同培養合格技工。

在培訓期間，學員按規定到企業學徒一定的天數，同時也必須到職業學校接受教育。

清末李善蘭曾對德國的教育有一個概括，說德國的教育體制的特點為無地無學，無時非學，無人不學」，此說甚為精當。

直到今天，這三條應當仍然有效。

「無地無學」是說教育的普及程度，「無時非學」是說不同的行業和職業都有專門的教育和訓練，「無人不學」則是說人人都有學習的機會，都有學習適合自己需要的學習機會。

這種多軌、多類型的教育制度，雖然不一定符合民主的原則，但從效果和功能上看，這一體制為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行業領域培養了特殊的人才，這倒是體現了人盡其才的思想。

從反面看，當教育不受到重視或受到破壞的時候，國家的實力就會減弱，強國可以變弱。

在納粹統治時期，教育和科學事業受到極大的破壞，特別是大批猶太學人被迫離開大學、離開德國，德國的教育和學術事業因而受到空前的重創，從19世紀以來所積累的學術基礎面臨瓦解。

經過這次浩劫，德國作為學術中心的時期也就一去不復返了。

這段慘痛的歷史為教育強國提供了一個反面的例證。

縱觀近代德國的發展過程，我們有理由把德國看作一個教育興國或教育強國的範例。

19世紀德國史學大師蒙森曾把大學、軍隊和關稅同時並列，認為這三者是德國崛起的核心因素。

他能夠把大學列在首位，想必不會反對教育強國、學術強國的說法。

（作者系北京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⑶ 西方國家文盲多嗎，特別是19~20世紀時的情況

相對世界來說，受教育的普及還是比較高的，因為受到的重視比較高，最起碼初級的教育是免費的，這是上面願意教，而且一般的手工活著技術活都是需要一定的文化，所以地下的子民還是很願意學的。。。。所以相對來說一般的家庭都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所以文盲真的不多。。

⑷ 德國人為什麼那麼嚴謹

都說德國人很嚴謹，那麼是怎麼個嚴謹法？
和德國人一起開會、談話，聽到「i
don』t
know」（我不知道）和「i』ll
have
to
check」（我要先查一下）之類的話頻率甚高。說完後，德國人總是掏出一個小筆記本，工工整整地把你的問題抄下來。
對於一個進度很緊的工程項目，這樣的回答是最揪心的，中方的工程人員巴不得老外對每個問題都能立即拍板，偏偏「老德」卻要「研究研究」。
德國人在什麼情況下會說不知道或「i』ll
have
to
check」呢？
一種是問題已經超出他的專業知識范圍了，或者是問題涉及到他們分包給第三方完成的工作，或者要套用特定的計算軟體對問題進行分析才能得到結果（如分析受力等），德國人會說自己不知道，然後打電話回歐洲去問。
另一種是屬於動腦筋和通過簡單計算能得出答案的問題，但不屬於該工程師的部門責任范圍，或者他認為自己不應該自作主張替別人拿主意的，德國人多數會說自己不知道。
材料替代是鍋爐工程中經常面臨的問題，比如，合同里規定要用美標或德標鋼材，現場出現短缺，要用便於采購的國產材料替代，在進度壓力下，德國人的技術確認成了卡節骨眼的事兒。
一雙雙熱切的黑眼睛投射在一個焦點上，巴不得那大鼻子下面的嘴唇吐出「ok」來，可偏偏老德不緊不慢地說「i
don』t
know」。
老德的「i
don』t
know」一說完，中國人就氣不打一處來，有人罵德國人無能，有人甚至質問，難道我們中國人花這么多外匯雇外國人來做現場指導，就為了聽這樣的話嗎？
過了兩天，德國人已經把意見整整齊齊地寫好，對於國產替換材料，有國產材料和原設計材料的牌號對照，屈服點和抗拉強度的對比，謹慎的德國人總是通過增加截面厚度和加強焊接強度等方式，來降低替換材料時材料差異帶來的風險。
德國人並非不知道中國人期望他去說ok，並非不知道施工進度的壓力，但是，他們仍舊能冷靜地說出他們的意見，不屈服於現實的壓力，這就是他們的思想獨立與嚴謹。
老實說，這些「不知道」要比投領導所好，不經調查就拍腦袋說出來的「知道」和「沒問題」要踏實得多了。

⑸ 德國人有著怎樣的性格特點所有德國人都是這樣嗎

一、德國人的性格：

德國人的性格特點是：嚴肅、保守、自省，在做生意時小心謹慎。德國企業管理者和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極為相似，都很節儉，善於運用資源，所不同的是他們更懂得享受生活。

德國人在世界史上留下的筆跡總是那麼凝重而深刻。這個民族有著嚴謹、冷靜而內斂的民族性格。他們以樂於遵守自己制定的各種規章和制度並引以為豪。事實上，精確而合理的種種安排總是能讓德國社會有條不紊、按部就班地穩步前進。

即使在遭受外部環境的巨變之下，德國人仍然能保持著一種本能的坦然。在德國，人們視遵紀守法為最高倫理原則，人們普遍存在著求穩怕亂、安於現狀、自滿自足的心理。這一心理的形成是有其一定的歷史淵源的，與德國經典哲學文化傳統有著直接的關系。

二、並不是所有德國人都是這樣。

德國確實是個優秀的國家，卻並非像中國的某些段子手說的那樣完美。在德國長期生活過的人都知道，德國也有食品造假丑聞，房價也在上漲，大型活動後一樣會有垃圾滿地的情況，也一樣發生過踩踏事件。德國人的閱讀能力和習慣也並非像報道的那樣好。

2013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德國有近1/10的人是文盲。遺憾的是，這類信息雖然會讓畫面變得完整，但也讓其變得復雜，不便於講述，自然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於是，德國神話就這么誕生了，並被不知情的網民廣泛傳播。

(5)德國的文盲有多少擴展閱讀：

中國人偏愛神化德國的原因：

一、可能是因為中國人有這方面的心理需求。

1、首先，我國的歷史教育突出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所遭受的各種屈辱，這固然有助於培養國人的愛國主義精神，但同時也銷蝕了中國下一代的文化自信。

2、其次，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化過程是一個不斷向西方學習的過程，偏重介紹西方的先進經驗。這讓中國社會取得巨大進步，但同時也將西方發達國家塑造為楷模，並深深嵌入中國人的深層心理意識，成為滋生崇洋媚外心理的土壤。

3、再次，製造和傳播德國神話既能宣洩對當前現實的不滿，還能通過指明中國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而增強個體存在的現實感和社會參與感。

二、德國確實是個優秀的國家，符合喜歡尋找榜樣的中國人的口味。

1、德國沒有美國充當世界警察所帶來的政治累贅，也因為深刻反省二戰罪行清除了納粹歷史的包袱。嚴謹、認真、誠實、可靠、守時、講求秩序和原則等國民性格讓德國人深受歡迎。

2、德國人在哲學(康德)、文學(歌德)、社會學(韋伯)、科學(愛因斯坦)、教育(洪堡)、音樂(貝多芬)、運動(足球)等領域取得的成就，以及企業(賓士)在全球提供的高質量產品和服務等，幫助德國贏得世人尊重。在2014年BBC的全球民意調查中，德國被評為「對世界具有最積極影響的國家」。

中國固然需要自我批判的精神。但是，中國不應該繼續塑造甚至編造西方神話來自我矮化，這不僅不利於中國社會的進步和革新，反而容易讓國人繼續在心理意識上甘為西方的附庸。隨著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逐漸從邊緣走入中心，我們應該有意識地拋棄西方比中國好，重建文化自信。

⑹ 發達國家的文盲率

確定一個國家算不算是發達國家的標準是： 1、人均GDP至少已達到1萬美元； 2、社會發展水平較高，也就是文盲率要很低，科技水平要較高。 科威特等因為石油蘊藏量高而富裕的國家文盲率太高[科威特的文盲率超過了30%]、科技水平太低，所以中東的石油富國都算不上是「發達國家」。 目前全球共有32個國家被劃入「發達國家」之列。 原有的發達國家（共24國）： 歐洲（18國）： 盧森堡（69,056） 挪威（53,465） 瑞士 （49,246） 愛爾蘭 （46,335） 丹麥（45,015） 冰島 （44,133） 瑞典 （38,451） 英國 （36,977） 奧地利 （35,861） 荷蘭（35,393） 芬蘭 （35,242） 比利時 （34,081） 法國 （33,126） 德國 （33,099） 義大利 （29,648） 西班牙 （24,627） 希臘 （18,995） 葡萄牙 （16,658） 美洲（2國）：美國（42,076） 加拿大 （32,073） 亞洲（2國）： 日本 （36,486） 新加坡 （25,176） 大洋洲（2國）：澳大利亞（29,761） 紐西蘭（23,276） 新增的發達國家（8國）： 塞普勒斯 （19,008） 巴哈馬 （18,190） 斯洛維尼亞 （17,660） 以色列（16,987） 韓國 （14,649） 馬爾他（13,144） 匈牙利 （10,896） 捷克（10,708）

⑺ 一戰時期 德意志的政治體系與政治沖突 要很具體和詳細 謝謝

主流歷史學家普遍認為一戰時期的德意志應該是二元制君主立憲制政體。
二元制君主立憲制的特徵是：君主的權力雖受憲法和議會的限制，但是,國家實際權力並不在議會手中，而是掌握在君主手中，君主是國家真正的權力核心，內閣是君主行使政權，治理國家的機構，首相由君主任命，內閣按君主的意志行事，只對君主負責，不對議會負責。議會制君主立憲制的特徵是：國家的實際權力掌握在議會和政府手中，政府對議會負責，君主只是國家的象徵，統而不治，君而不主。
以普魯士（Preuszligen）王國為中心，通過王朝戰爭建立的君主立憲制的德意志聯邦國家。1871年1月18日成立，包括22個德意志邦、3個自由市（漢堡（Hamburg）、不來梅（Bremen）、呂貝克（Lübeck））及帝國行省阿爾薩斯-洛林（Elsaszlig-Lothringen）。
帝國的成立進入19世紀後，德意志各地的資本主義逐步發展。1815年起，德意志人民要求實現國家統一的斗爭不斷高漲。1848年，德意志各地爆發三月革命，但遭到鎮壓。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出任普魯士首相後，以統一為名限制自由，調和君權與資產階級間的矛盾，利用普魯士的經濟優勢，於1864年擊敗丹麥，1866年擊敗奧地利（見普奧戰爭），成立北德意志同盟。1870～1871年在普法戰爭中擊敗法國，兼並南德諸邦。1871年1月18日，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法國的凡爾賽宮加冕為德意志帝國皇帝，俾斯麥任宰相，普魯士通過王朝戰爭最終實現德意志的統一。
國家制度德意志帝國是容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德意志的統一道路決定了國家的君主主義、容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特徵。1871年4月16日通過的帝國憲法，宣告德意志帝國是君主立憲制的聯邦國家。帝國元首是皇帝，由普魯士國王擔任，有任命宰相和高級官吏、召集和解散議會、宣戰、媾和的權力，同時是軍隊的最高統帥。帝國宰相由普魯士首相擔任，只對皇帝負責。立法權屬帝國國會和聯邦議會，後者由各邦政府任命的58名代表組成，普魯士在議會中佔有決定性票數，可以否決帝國國會通過的議案。帝國國會由普選產生，其預算權和立法權受聯邦議會制約。帝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皇帝和宰相，容克在各級政府和軍隊中享有特權。
經濟德意志帝國的成立，掃除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19世紀70年代，帝國頒布了一系列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法案，如銀行法、統一貨幣法、專利權法、統一關稅法、統一度量衡法等。通過普法戰爭，從法國掠得50億金法郎的戰爭賠款、阿爾薩斯-洛林的鐵礦和鉀礦，以及接受和應用其他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生產經驗，使帝國的經濟得到迅速發展。80年代初以及1890～1893年的經濟危機，加速了工業和銀行業的集中，90年代完成工業革命。不久，重工業生產超過英國，占歐洲第一位。
內外政策德意志帝國前期，內外政策的實際制訂者是俾斯麥。其對內政策的出發點是維護普魯士和容克的特權，照顧大資產階級的利益。1872年開始反天主教會的文化斗爭，1878年公布《社會黨人法》，1879年採取高額保護關稅政策。外交政策是以爭霸歐洲大陸為目標的大陸政策，為此1873年恢復德、俄、奧三皇同盟，1882年訂立德、奧、意三國同盟。1888年威廉一世去世，其子腓特烈三世僅在位99天即病逝，其孫威廉二世即位後於1890年將俾斯麥解職，以加強自己的決策權。90年代後期，資產階級同容克之間進一步融合，對外積極擴軍備戰，赤裸裸地宣揚侵略、擴張、強權和殖民主義，推行世界政策，要求重新瓜分世界。20世紀初，國內矛盾加劇，與英、俄、法等老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也日趨激化，終於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在戰爭中失敗，1918年的德國十一月革命推翻霍亨索倫Hohenzollern家族的統治，德意志帝國終結。
容克
Junkers
原指無騎士稱號的貴族子弟，後泛指普魯士貴族和大地主。起源於16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基本消亡。在德國文獻中容克被分為作戰容克、宮廷容克、議院容克和鄉村容克等不同類型。在德國歷史上真正起過較大作用的是鄉村容克。
鄉村容克指普魯士的貴族庄園主，主要是征服易北河（Elbe）以東地區並在那裡進行殖民的德意志騎士領主的後裔。他們集領主權與鄉村政權於一身。16世紀，容克為了擴大穀物生產，大量強占易北河以東農民的份地，以農奴的勞役經營商品生產性的大庄園經濟。鄉村容克具有粗獷、暴戾、眼光狹隘的特點。年，勃蘭登堡大選帝侯腓特列·威廉賜予容克以「完全支配」農民的權力，並給予免稅等大量經濟優惠。在1807年開始的施泰因和哈登堡改革中，容克受到重大打擊 。19世紀以來普魯士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全面瓦解了容克的經濟基礎——封建庄園。為此普魯士王朝把重要軍官職位和政府官位賜給容克作為補償。1848年德國革命後，容克的庄園經濟逐漸轉變為資本主義性質的農場，大部分容克開始資產階級化，但仍保留許多封建殘余。在容克庄園中，雇農仍然處於半農奴的地位。這種在保留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條件下，用資本主義剝削逐漸代替農奴制剝削的方式，被稱為普魯士道路。
容克地主階級在政治方面屬於極端的保守主義，主張君主專制，崇尚武力，贊成對農業採取保護主義，其代表人物是俾斯麥。1871年普魯士「自上」統一德意志，標志容克資產階級統治的最後形式。帝國國會中的德意志保守黨和國會外的農民同盟均代表容克利益，軍隊中的軍官也多出身於容克，從而使整個德意志帝國打上容克的烙印。魏瑪共和國時期，容克敵視共和政體，支持A.希特勒執政。
一、普魯士道路形成的歷史背景
德意志是一個民族分合無定的國家。神聖羅馬帝國系一個徒具虛名的鬆散諸侯聯盟，最多時全國竟分有上千個邦國；經過幾百年的苦苦奮斗，德意志終於在1871年由普魯士實現了首次民族大統一，然而卻又因兩次大戰的失敗，國家再度分裂，直至近年才重新實現統一。可以說，一部德國史就是一部民族分裂，統一，再分裂，再統一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問題（或曰謀求國家統一）就成為了貫穿整個德意志近現代史的一條主線。為什麼我們講普魯士王國的興起具有歷史進步意義，就因為德國的統一大業最終是由普魯士完成的。那麼，身處在一個列強環伺的歐洲和一個諸侯林立的德意志中間，人口和領土原本都不算多的普魯士，又究竟是憑借何種「神奇的力量」逐漸由弱變強，一步步壯大發展起來的呢？
從1618－1648年，歐洲大陸的封建君主們在德意志的土地上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三十年戰爭」。這場戰爭使英國資產階級逃脫了歐洲封建君主們的干預而獲得了勝利，卻使德意志徹底衰落。作為這場殘酷戰爭的主戰場，德意志六分之五的鄉村被毀滅，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農民變得一無所有，在飢餓和死亡線上掙扎。戰爭結束後，德意志仍然只是一個四分五裂、殘破不堪、諸侯林立的名義上的「國家」。根據威斯特法里亞和約，三十年戰爭的勝利者法國和瑞典有權保證德意志各邦內政和外交上的獨立，各邦有充分權利同歐洲任何國家簽定條約。這樣，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就被最後確定下來。三十年戰爭後的德意志究竟分裂到了何種程度，有這樣一組數據很能夠說明問題：當時在德意志境內，共有360個獨立的邦國和1500個半獨立的領地。絕大部分的邦國版圖都很小，比如在威斯特法里亞地區，每個邦國平均只有20多平方英里。但是所有這些邦國的君主卻都很自負，無論其邦土大小都一樣建立起自己整套的專制制度，國家機構健全，也擁有軍隊。一支軍隊有時只有12個士兵組成。
在這種空前的民族分裂局面下，一個社會有秩序、中央有權威、政府有效率、軍隊有戰力的普魯士顯得十分與眾不同。須知近代歐洲，任何國家的崛起都不是溫情脈脈、和風細雨的曼妙之旅，在那個弱肉強食血雨腥風的動盪年代，普魯士從一開始就註定要用火與劍來鋪就它的王者之路。
二、普魯士道路的特點
（一）奉行先軍政治，重視國防建設
新興的普魯士王國是個家底薄弱的小國，被列強戲稱為「鐵罐堆中的一隻陶罐」，隨時都面臨著國破家亡的危險。因此從1701年普魯士王國建國伊始，歷代統治者就把強化軍隊作為自己生存發展的主要手段。
普魯士的軍國主義非常突出，1740年腓特烈二世即位，在他20多年的鐵腕統治下，普軍人數由原先的7萬人激增至20萬，佔全國人口9.4%，軍費開支每年要花去政府全部預算的4/5。當時的普魯士面積在歐洲僅居第十位，人口居第十三位，但它的軍隊卻排到了全歐第四的位置。而且這一數字在腓特烈二世的後繼者威廉二世那裡又增加到了23.5萬人。曾有人這樣描述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對其他國家來說，是國家擁有一個軍隊；對普魯士而言，則是軍隊擁有一個國家。」
普魯士的軍國主義性質是如此的鮮明，它的好戰性直接促成了後來俾斯麥「鐵血政策」的出台，並進而成為了兩次世界大戰的遠因。
（二）容克長期把持國家政權，並成為惟一能夠擔負起領導民族統一大業的階級
普魯士是一個容克國家，市民階級在這里的力量非常微弱。這一方面是由於戰爭的破壞使工場手工業發展緩慢，其在國家整個經濟總量中所佔比重還不到10%，而且它們的市場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封建王公貴族的生活消費和政府軍隊的開支；另一方面，當18世紀末英法早已克服行會的傳統束縛時，德意志的手工業卻仍為行會所控制，古老的法規和條例還在嚴格的執行，一切能夠促進競爭和創新的路徑都被封建桎梏無情的堵塞。經濟上的這種依賴性以及自身實力的先天不足，造成了德意志資產者在政治上對封建權力的怯懦性和卑躬屈膝。
農民也無力反抗強大的封建專制王權。1625年德國曾爆發了偉大的農民戰爭，但最終被殘酷鎮壓下去，而三十年戰爭則徹底摧毀了農民階級最後的反抗力量，地主成為農村惟一的主人，強迫農民服勞役的農奴制度變成了德意志的普遍制度，而這種狀況在普魯士表現的尤為突出。
馬克思、恩格斯曾打算把德意志各地分散的工人團體聯合成一個全國性的政治組織，以便推進革命。但經濟上落後、政治上分散的德意志不存在這種條件。當時德意志工人階級還很不成熟，他們中大部分人仍是手工業者，而且基本上是跟著資產階級走的。而且由於封建勢力的強大，以及資產階級自由派的背叛，1848年革命在整個德意志都被鎮壓下去，工人運動長期處於低潮。
既然資產階級和農民都無力完成德國的統一大業，而力量尚十分弱小的無產階級又在政治上遠沒有成熟，那麼這一任務便歷史的落在了普魯士貴族地主階級（容克）的身上。
（三）王權強大，同時在保留容克封建特權的前提下發展資本主義
容克經濟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容克地主壟斷了糧食出口，同時還免付出口關稅。在普魯士軍隊中，容克則占據了所有的軍官職位。普魯士的農奴制與早期農奴制不同，它是商品生產發展的結果。隨著糧食和各種農產品日益成為重要的商品以及價格上揚，農業生產變得有利可圖。於是容克地主便開始搶占農民土地，合並成大田莊，面向市場發展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生產。
農奴制體現的只是普魯士國家制度的一個方面，其更深層次的意義，則在於凸顯了普魯士高度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特色。而這一政治體制保證，對於任何一個近代歐洲強國的崛起都是必不可少的。彼得一世治下的俄國如此，路易十四統轄的法國亦然，普魯士也不例外。
1848年革命失敗後，盡管普魯士沒有像奧地利那樣恢復純粹的君主制，而是維持了地主階級與大資產階級的聯盟，但貴族仍在這個聯盟中保持了領導地位，國王則依舊擁有無上的權威。雖然存在議會，但上院（貴族院）是由國王指定的顯貴組成，而下院（眾議院）又藉助不平等的三級選舉制保證了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多數地位，因此，普魯士的君主專制就打著民主的幌子得以延續，甚至還有所鞏固。
三、普魯士道路得以形成的原因
（一）農奴制強化了容克的政治統治地位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農奴制是一種野蠻的、落後的生產方式。農奴不僅無償的為地主服勞役，還要自備牲畜和農具，他們的財產任意被剝奪，完全沒有人身自由，被禁錮在地主的田莊里不許遷徙。通常認為，農奴制的存在會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如果我們將這一制度置於普魯士崛起的歷史大背景下來看的話，卻會發現一些不尋常的東西。今人可以批評腓特烈二世在普魯士「強化軍事容克地主的專制制度，以及向其臣民推行奴性教育」是歷史的倒退，但卻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當時普魯士王國的柱石是貴族，而貴族的實力就在於佔有廣大的地產和對農奴的剝削。從這個角度講，沒有農奴制就沒有容克，而沒有容克的支持，強大的普魯士王權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二）推行重商主義，注重發展經濟
德意志向北出海的主要河流如萊茵河、威悉河、易北河、奧得河都流經勃蘭登堡的領地，這就使普魯士擁有了一個發展經濟的有利地理位置。而普魯士的歷代統治者也把工商業看成是一種重要財富，他們開鑿運河、修橋築路、統一幣制、實行保護關稅的措施來發展經濟。同時普魯士還注重開拓海外市場，在1788年它就已向英國出口了1萬1千多噸生鐵。到18世紀80年代，普魯士建立起三個貿易公司：地中海東部貿易公司、中國貿易公司和孟加拉貿易公司。
（三）鼓勵移民，收容新教徒。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三十年戰爭中德意志新教聯盟的獲勝，使得普魯士成為當時歐洲躲避宗教迫害者的人間樂土。到1703年，大約有二萬名胡格諾教徒從法國遷到勃蘭登堡定居，占當時這座城市居民的1/9。這些人都是熟練的手工業者或擁有一定資本的商人，結果法國工商業因此遭受嚴重損失，而普魯士卻得到了好處。除法國移民外，還有其他國家的移民也大量進入普國。據統計，到1740年普魯士有人口240萬，其中光外國移民就佔去1/4，多達60萬。勃蘭登堡是三十年戰爭的重災區，移民對它的復興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使普魯士比德意志其他邦國更早的實現經濟復甦與高漲。
（四）統治者憂患意識強烈，較少陷入腐化墮落
與當時歐洲王室盛行的奢靡之風迥異，幾代普魯士統治者都近乎自虐的過著清教徒式的節儉生活，以便節省下寶貴的軍費與政府開支。比如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親威廉一世（與後來同名的普皇是兩個人）在位時，普魯士的外交使臣以寒酸齷齪「馳名」歐洲。而顯赫的王室成員們，無論王子公主，亦或是王妃乃至國王本人，其飲食烹調拙劣，飯菜簡單菲薄，幾乎到了食不果腹的程度。由於節儉已到了慳吝的地步，以致人們在背後叫威廉一世為「乞丐國王」。
他的後繼者弗里德里希二世，則更具有越王勾踐卧薪嘗膽一般的堅韌與刻苦，他以過人的精力躬身勤政，每天只睡四個小時。事無巨細都要親自過問。他還號召國民勤儉節約並以身作則，絕對禁止宮廷的奢華排場。他本人平時只穿士兵服，畢生只有一件禮服。在弗里德里希逝世20年後，拿破崙在耶拿大敗普軍，來到波茨坦弗里德里希的墓前。拿破崙用馬鞭指著墓碑對手下的將領們說：「要是他還活著，我們今天就不可能站在這里了」。
（五）統治階級能夠順應潮流，及時推進各項改革
普魯士的統治階級，並非像其他歐洲國家的封建貴族那樣一味的因循守舊，頑固拒絕一切變革。他們善於審時度勢的自上而下推進改革（當然也迫於形勢），並牢牢的掌控著改革的領導地位，從而既順應了歷史潮流，又免於使自己大權旁落。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走過場的改革不同，普魯士歷代君王大多能夠把改革堅持下去，而不是將前人成果半途而廢，這樣就既保證了普魯士大政方針的連貫性，又使整個國家始終保持著向上的勢頭。
以普魯士的農奴制改革為例，拿破崙戰爭期間普魯士接連慘敗，幾近亡國。戰爭的慘敗和屈辱和約的簽訂，使普魯士人從封建的德意志與資本主義的法蘭西的較量中，愈來愈看清農奴制社會的衰敗。一批深受英法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有識之士大聲疾呼對舊有的封建秩序進行改革。在這種嚴峻的情況下，普魯士開始艱難的改革。1807年10月，主持國家事務的施泰因男爵頒布了解放農民的「十月敕令」，使得普魯士終於在從封建農奴制向資產階級社會轉變的道路上，邁出了重大的一步。
但第一輪改革並不徹底，這使得普魯士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對於容克繼續霸佔大量土地和人力十分不滿，於是他們在歐洲1848革命中曾一度倒向共和反對帝制。為了互相勾結，協調利益以便鞏固政權，容克地主階級政府於1850年3月頒布了《調整地主與農民關系法》，從而最終完成了始於1807年的農奴制改革。改革的結果，資本家得到了發展大工業所必需的廉價勞動力，資產階級對君主制感到滿意；通過收取農奴的高額贖金，大量被割讓的份地和財富迅速積聚到容克手中，地主階級也發了橫財；而只有農民卻紛紛破產，喪失了土地和牲畜，大批的淪為半無產者，進而變成了資本家工廠和容克庄園中的雇傭工人。普魯士統治階級的這一「經驗」，為後來的1861年沙俄農奴制改革提供了絕佳的效仿「樣板」。
（六）德意志民族意識的覺醒
普魯士的崛起，最重要的還是人的因素，德意志民族有一種復國興邦的強烈願望，這是幾百年來造成的。從16世紀以來，由於分裂，德意志民族在歐洲人眼裡不是一個政治實體，而且也被認為是一個沒有活力的民族。正是這種長期受屈辱、受輕視的狀況激發了德國人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並使之內化為普魯士崛起的力量源泉。
也由於這種精神，促使他們向外國學習先進的事物，大力興辦教育。這方面普魯士王國的成就最被後人所稱道――為貫徹民族主義教育，從1717年普魯士就開始實施義務國民教育，是全世界第一個實施義務教育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1763年弗里德里希二世頒布《學校法規》，強制5－14歲的兒童必須上學，並任命老兵為校長，對學生進行准軍事訓練。這一切都為日後普魯士組建紀律嚴明的高素質軍隊奠定了扎實的基礎。1809年洪堡出任普魯士最高教育長官後所推行的教育制度改革，更成為德國後來二百年的科學、文化、基數發展的基石，而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學，則作為世界上第一所新制大學，影響了整個十九世紀各國的高等教育發展。
在普魯士，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視為公民的兩項基本義務。據統計，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歐洲各主要國家中，德國的文盲率是最低的，德國人無論在讀、寫、計算能力上，還是科學理論的實際運用方面都要領先於歐洲各國。
（七）善於利用外交手段，最大限度的為本國謀求利益
無論是早期的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還是後來的首相俾斯麥，他們都被公認為是當時最機敏的外交家之一。雖然為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些人可謂是「背信棄義、貪狠奸詐」，但不可否認，如果沒有他們高超的外交手腕，很難想像普魯士能在列強環伺的歐洲得以生存和壯大。
團結盟友，孤立對手，是普魯士最基本的外交策略。比如，1834年開始運行的關稅同盟是普魯士的一個巨大成就――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而且使整個德意志在政治上開始向它靠攏，既增強了普魯士領導德國統一的能力和決心，又逐漸從政治經濟上把奧地利排擠出德意志，可謂是一箭雙雕。關稅同盟有點類似於現在的歐盟，各（邦）國通過政治經濟的一體化，來最終向統一的國家共同體邁進。普魯士善於籠絡德意志各邦國，作為關稅同盟的成員，這些邦國從中得到物質上的好處，加上它們的發展程度都沒有達到哪怕是接近普魯士的水平，於是普魯士成了這些邦國資產階級嚮往的中心。這些資產者把普魯士看作是自己在經濟上的前衛和將來在政治上的靠山。這樣，普魯士就開始躍居德意志的領導地位。
（八）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的外力推動。
1805-1807年的軍事勝利使拿破崙占據和控制了德意志的大部分，普魯士王國充當了了法國反英反俄的附庸。為維護和實現法國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拿破崙在對普魯士實行軍事佔領，政治統治和外交操縱的同時，也按照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模式，在當地強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取消教會和貴族的特權；廢除農奴制，解除農民對地主的封建義務；革除古老的典章制度，取消行會法規等等。
雖然由於戰爭的頻繁，以及反法勢力的極力阻撓，拿破崙在德意志的資產階級改革最終沒能堅持下去，但此舉已經對德意志未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正是由於拿破崙猛烈盪滌著封建割據勢力，扶植正在生長中的資本主義關系，才使德意志擁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近代工業，也使德意志民族資產階級得到了相當的發展。因此恩格斯曾說過：「德國資產階級的創造者是拿破崙……他在德國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傳播者，是舊的封建社會的掘墓人」。
綜上所述，正是經由這樣一條特殊的發展道路，普魯士才能在短短百年內迅速崛起並完成了近代德國的統一，所以普魯士有時就成為了德國人精神和文化的代名詞，而一部「普魯士道路」的演進史，也在某種意義上不斷給予著我們警示和啟迪。

檢討德國軍政當局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指導過程，如果他們不是有意識地對這種趨勢視而不見，那至少也是反應遲鈍和麻木不仁的。而這又與德國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特點密切相關。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德國沒有經歷革命性的社會變革，傳統的封建因素保留較多。普魯士的軍官團，思想意識特別守舊，他們大多出身於容克貴族，與王室有特別的互惠關系。軍官向最高統帥宣誓效忠，同時期望王室承認他們的特權作為回報。[1](P112) 普魯士軍官團是德國軍隊的精英和核心。一方面，他們作戰勇敢，忠於王室，有獨立精神，有進取心；另一方面，他們又害怕人民大眾，害怕失去他們的特權。他們把行軍打仗看成是他們的職責領域，小心地把守著不讓別人染指。從根本上說，他們擔心人民大眾廣泛地捲入戰爭，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提出合乎情理的權利要求，從而顛覆現有的社會結構。特別擔心工人群眾趁戰爭的機會，在德國國內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德國建立「新的社會」和塑造「「新的人」。
這樣，軍隊的精英們，千方百計想要限制戰爭的規模，控制戰爭的時間。史里芬相信，防止戰爭無限化的唯一方法，是將戰爭限制在職業軍人的領域，民眾社會與軍隊之間維持一種權力的平衡。軍隊只管打仗，迅速結束戰場上行動，保持自我封閉。政治不幹預戰爭，軍隊也不幹預市民社會和工業生產。將戰爭完全看成是軍人的事情。他的觀念不僅與現實社會的戰爭發展方向背道而馳，而且，也明顯地不顧被廣泛接受的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信條。早在19世紀30年代，他就諄諄告誡他的讀者們，戰爭不是一個能夠脫離政治的獨立的領域，相反，它依附於政治。是政治的性質決定了戰爭的性質，而不是戰爭的性質決定政治的性質。「戰爭是政治在另一種條件下的繼續」成了他的至理名言，沒有人試圖去否認它。史里芬試圖去否認這一點，在實踐中當然行不通。
德國進行戰爭遇到的困難，除了戰爭指導者的觀念落後以外，還有來自於王室的麻煩。王室將軍官團看作其生存的保證，因此，不斷將那些忠誠於王室但不一定很有作為的容克貴族塞進高級軍官隊伍，降低了軍官團的整體素質。富勒（J. F. C. Fuller）在檢討德國的戰爭指導過程時，曾經尖銳地指出，「在法國是政治性的腐化，在德國卻是皇室性的腐爛」。
他嚴厲批評威廉二世，說他不能容忍真正有價值的軍人，他的陸軍，完全是供檢閱擺樣子的。而小毛奇則是一群無能兒中的活寶，他沒有進過參謀大學，在他的服役經歷中，大部分時間在充當他叔父和皇帝的副官。1914年戰爭爆發時，他已經68歲了。他一切都模仿他的叔父，殊不知他叔父的參謀制度早已過遲了。富勒的批評是過分尖酸了一點，但基本的事實卻是實在的。
史里芬計劃破產了，戰爭變得曠日持久。小毛奇下了台，由法爾金漢（Falkenhayn）繼任總參謀長。但法爾金漢指導戰爭的觀念，也沒有跳出史里芬和小毛奇的圈子。德國需要有新的戰爭指導者，以適應新的戰爭形勢。興登堡（Hindenburg）和魯登道夫（Ludendorff）便成了德國軍隊的寵兒， 他們帶來了全新的觀念。1916年8月，興登堡出任總參謀長，魯登道夫出任總後勤部長。 他們是坦能堡戰役（the battle of Tannenberg）的勝利者，在軍官團享有很高的呼聲。魯登道夫與興登堡比較，對現代戰爭的理解似乎更為深刻和全面，他也有效地使用了他手中的權力，1916年夏天直到戰爭結束，德國在戰爭指導方面，實際上處在魯登道夫的某種獨裁統治之下。
魯登道夫不是貴族出身，據說有瑞典人的血統。他被看成是「天才與瘋子」的統一體。他認為，在機械化時代，戰爭已經具有了總體的性質，戰場包括了交戰國家的全部領土，沒有了前方與後方、交戰人員與非交戰人員之分，各交戰國家的全體人民都成為了作戰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有效地進行戰爭，國家的經濟體系必須完全適應戰爭的要求。各方面的力量都要動員起來，投入戰爭。關於戰爭與政治的關系，他認為在機械化戰爭的時代，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克勞塞維茨的所有理論，不得不徹底推翻，戰爭和政治都服務於民族的生存，但戰爭是民族生命意志的最高表達。」在他的思想里政治簡直成了戰爭的奴僕。他對現代戰爭的理解是深刻的，但在政治上卻是保守的。他對民主、自由、社會主義等觀念抱有固定的偏見。他要把全體人民都發動起來，獻身於總體戰爭，但又要千方百計限制他們的權力和利益。他對戰爭的指導，使德國在人力物力、政治與軍事、軍隊與社會等方面的關系實現了重組，把德國作戰的潛能發揮到極點；但與此同時，也在不自覺之中種下了完全顛覆德國社會結構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