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德國外交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德國推行怎樣的外交政策

『世界計劃』的一部分

世界政策： 19世紀90年代後期起德意志帝國的外交政策。隨著實力的膨脹，從謀求歐洲霸權轉變為謀求世界霸權。制訂和推行世界政策的代表人物是德皇威廉二世，它於1895年1月宣布「德意志要成為世界帝國」。威廉二世曾公開宣揚其對外政策的新路線，即大力擴大殖民地，積極擴建海軍。它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獲取「陽光下的地盤」即爭奪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 世界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東亞、非洲和中東。德國在這一政策指導下，德國在整個世界跟英國爭奪。世界政策使英德矛盾變成帝國主義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並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② 德國外交基本原則和立場

民主德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 依據民主德國憲法，其外交政策所
遵循的基本原則是：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首先是同蘇聯的友好互助合作
關系；支持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的國家的斗爭；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
平共處，並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合作；致力於歐洲的安
全和合作，致力於穩定的世界和平秩序，致力於普遍裁軍。而到1989年民
德發生劇變之後，其外交政策的基點也逐漸發生變化。民主德國政府
1990年4月在《執政聯盟原則協議》中規定其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務是：把
德國的統一進程置於全歐的統一過程中，致力於通過全歐安全體系來推
動兩大軍事聯盟解散的進程。

③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外交大臣皮洛夫的話表明了德國怎樣的外交傾向

參考答案：
（1）這句話表明了德國要加緊殖民擴張，爭奪霸權，強占殖民地。

（2）為『爭取陽光下的底盤』，德國幹了些什麼？產生了什麼影響？
答：強租中國的膠州灣，把山東變成德國的勢力范圍。
影響是：西方列強競相效仿，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

④ 評述德國統一以後所推行的大陸外交政策

統一以來，德國根據變化了的國際國內環境，對其外交政策進行了調整和重新定位，以便更好地服務於德國的國家利益。

德國外交政策的調整，突出地表現為其大國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努力充當「全球玩家」；其中，外交的「正常化」是德國統一以來外交政策調整的主線。主要表現為：推動歐洲一體化的深入發展，堅持和平與反軍國主義的安全防衛政策，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促進睦鄰關系的發展。
統一後德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內容
1、繼續堅持西方聯盟，更積極地推動歐洲一體化
2、加強德俄關系，擴大德國在中東歐的影響
3、積極開展全方位外交，擴大在亞非拉的影響
4、積極「承擔更大責任」，謀求成為政治大國
二、科爾時代的自主性全方位外交
一積極推進歐洲一體化，謀求歐洲主導地位
1、科爾政府「歐洲大廈」的戰略考慮
2、科爾政府歐洲一體化的主要措施
二調整與美、俄關系，藉助大國提高國際地位
1、藉助美國，提高德國在歐洲和世界上的地位
2、積極謀求與俄羅斯建立友好夥伴關系
三承擔國際責任，開展全方位外交，謀求大國地位
1、率先承認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獨立
2、謀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3、要求承擔更多維和責任
4、實現政策全球化，實施亞洲政策，特別是中國的關系
三、施羅德紅綠聯合政府外交政策-「沒有顧慮的德國」
一德國外交政策重大調整的原因分析
1、德國外交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
2、以「9.11」事件為契機，擺脫歷史束縛，重新確定大國地位
3、「文明國家」的外交理念
4、德國外交中的務實因素上升
5、德國外交正常化的實現
二施羅德政府的歐洲一體化政策
1、重新鞏固德法「軸心」，共同推進一體化
2、推動歐盟內部建設
3、積極推動歐盟的擴大
4、加強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建設
5、就歐盟發展前景和內部改革提出建議
6、施羅德政府對國家利益的訴求
1、伊拉克問題引發德美關系危機
2、德美戰略矛盾的深層次原因
3、德美關系危機的影響
四對施羅德時代外交政策的評價
1、施羅德外交使德國重返大國地位
2、施羅德外交沒有掌握好平衡
四、默克爾大聯合政府：全方位協調與平衡的外交政策
一默克爾政府外交政策的調整
1、大聯合政府外交的連續性
2、默克爾對德國外交政策的調整
二大聯合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內容
1、默克爾政府的歐洲政策
2、大聯合政府對德美關系的修復
3、大聯合政府的對華政策
這是大體的內容框架，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⑤ 二戰後德國的外交政策

從外部因素來看，當年反法西斯戰爭的主要國家對德國的佔領，在改造德國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更重要的還是德國如何對待自己的過去。
應當說，德國分三個階段採取了一個根本的政策，其核心就是「和合」二字，即通過對自己歷史罪行的反省和認罪，來取得國際社會的諒解，先是融入西方國家，後是與東歐國家融合，最後把自己融入於一個大歐洲的框架中。用當年聯邦德國之父阿登納的話來說，就是德國必須與法國合二為一，這是解決一切分歧的辦法。「和合」都是通過德國的自我約束、自我反省來實現的。
在上世紀50年代，德國採取了自我約束主權的政策，以歸順於西方國家。聯邦德國把柏林和整個德國完全交由西方三大國處理，即使西方國家允許德國重新武裝，德國也把這支50萬人的軍隊完全納入北約的指揮之下，自覺放棄獲取核武器的權利，並保證嚴格採取防禦政策，承諾永遠不以武力實現德國的重新統一，同時同意數十萬北約大軍駐扎在聯邦德國境內。這一階段，德國的自我約束重點在於自廢武功。這就消除了歐洲各國對德國重新武裝的憂慮。
德國在取得西方的信任後，在上世紀70年代又把重點放到了爭取東歐國家和蘇聯對聯邦德國的寬容上。在勃蘭特執政時期，聯邦德國採取新東方政策，分別與蘇聯、民主德國和波蘭締結了和平條約，尤其是在聯邦德國與蘇聯和波蘭簽訂的條約中，聯邦德國保證東部邊界的不可侵犯性，宣布放棄使用武力，完全放棄了過去的領土要求。而德國領導人在訪問波蘭時，向被當年被德國納粹殺害者的墓地下跪的舉動，成為德國深刻反省歷史的標志性行為。正因如此，聯邦德國也取得了東歐國家的諒解，東歐國家對德國在東歐劇變中重新統一，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擔憂。
統一後的德國繼續實行融入歐洲的政策，並從一開始就是歐洲統一進程的重要推動者，在冷戰後更與法國一起加速了歐洲統一的進程。作為歐洲統一進程加速標志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歐洲貨幣聯盟的設想，主要是由法國總統密特朗和德國總理科爾提出。所以，德國採取的與西方國家、東歐國家和整個歐洲合二為一的戰略，使德國很快被歐洲國家所接受，重新回到歐洲社會的大家庭中。

⑥ 人人常說弱國無外交，那麼一戰之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國為什麼外交會如此的差

外交很微妙，實力不代表一切。

德國強大於俾斯麥之手。
俾斯麥是個高明的外交家，他很清楚德國的弱點就是不能在東西兩條戰線上開戰，也就是不能同時得罪英法和俄國。所以俾斯麥在擔任宰相時，一直小心的處理這幾個國家的外交關系。
並且在早年同奧匈，俄國簽訂了三帝同盟。但是因為俄國和奧匈在巴爾干有利益沖突，所以條約破裂了。俾斯麥就分別和奧匈簽了德奧同盟，又單獨和俄國簽訂了再保險條約。希望德國不要得罪俄國，哪怕俄奧開戰，德國也能保證自己不交惡兩國。
但是俄土戰爭中，因為英法德幫助，土耳其打敗了俄國。這時英法和俄國都希望當時中立的德國來調停戰後合約。俾斯麥看到戰後的俄國實力大減，就轉而幫助英法。使得俄國成為最大的輸家，因此俄德關系開始惡化。英法與德國的關系卻友好起來，這還是符合俾斯麥外交不同時交惡英法和俄國的政策。
德國新德王威廉二世即位後，雄心勃勃，迫切想成為世界第一強國。成為第一就要打敗現在的第一強國英國。所以德國開始強化它的海軍，這就讓德國與英國關系惡化。
最終的結果就是德國同時交惡英法和俄國。一戰成了德國最不想看到的東西兩線戰爭。

⑦ 19世紀70年代德國外交政策的變化及其原因

1875—1878年近東危機，是繼克里米亞戰爭之後東方問題的又一次高潮。歐洲列強都不同程度的捲入這場危機，而德國在整個危機過程中扮演著「誠實的掮客」，貌似中立，實際上卻偏向英奧，這對當時的國際關系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歐洲列強的態度 巴爾乾的嚴重局勢引起了歐洲列強的不安，特別是英俄奧三個捲入最深的國家。奧國擔心邊境上出現一個由俄國支持的大斯拉夫國家，從而阻塞奧自失去中歐地位以來唯一剩下的向東擴張的道路。維護土耳其對巴爾干屬地的統治有利於遏制那裡斯拉夫勢力的發展和擴大奧國在該地區的政治影響。再則，奧匈帝國害怕給國內斯拉夫臣民開創先例而造成國內分裂。而且，奧國在奧斯曼帝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利益也不適宜這樣做。因此，奧國反對斯拉夫人的民族運動。德奧沖突由此不可避免。作為歐洲大陸強國,俄國的近東政策主要是基於三個方面的考慮:避免外交孤立; 控制君士坦丁堡和確立有利的海峽體制；確保俄國在保加利亞的絕對優勢。因此,巴爾干問題是俄國外交的中心,俄國力圖藉助插手斯拉夫民族起義,從而控制多瑙河各國,向巴爾干擴張,加強它對土耳其的影響。此外，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是俄國南部全部海上貿易的唯一通道，而反俄同盟的可能組織者英國也覬覦海峽霸權，因為這是英國從歐洲通往印度的生命線所在。在英俄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俄國更需要德國的支持。從近東危機一開始出現，迪斯累利便把它視為拆散三皇同盟的良機，因為在迪斯累利的心目中，三皇同盟就是一把無形的劍，刺痛了英國人的咽喉和心臟, 除去這把利劍對英國人的威脅成了他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和內容。他利用俄奧在巴爾乾的沖突激化三皇同盟之間所固有的矛盾，採取了拉攏德國、引誘奧國、孤立俄國的外交策略。 二、德國在近東危機中的外交對策德國在東方問題上沒有直接的利益，俾斯麥「公開宣稱他對東方問題的絕對冷漠」，聲稱「不值得一個手榴彈兵為此犧牲」[1]p.29，但是近東大國關系的變化必然影響歐洲的外交結構。因此近東危機對德國是禍福相依：一方面，列強在巴爾乾的爭奪把歐洲各國的視線從阿爾薩斯、洛林轉移到東方，也為德國利用東方問題分化列強提供了機會，有助於減少他們聯合反德的可能；另一方面，俄英奧三國隨時可能要求德國對各自政策的支持，德國任何的不慎舉動都可能招致其中一方與法國結盟。因此俾斯麥致力於保持中立，使德國避免捲入大國在近東的對立，並盡量使其他強國之間存在某種對立的形勢。他希望出現一個「政治上的整體局面，在這種局勢下，所有強國除法國外全部需要我們；利用他們彼此間的關系就可盡最大的可能去阻止它們結成聯盟來反對我們。」[2]p.284具體來說表現在：1、在避免俄奧沖突的前提下偏向奧地利俾斯麥多次談到「我們能夠容忍英俄關系的破裂，卻不能容忍俄奧關系的破裂。」[3]p.33這句話顯示了俄奧關系在俾斯麥外交優先順序中的地位。然而奧地利和俄國在近東都有重要的利益，這些利益幾乎不可避免的遲早要發生沖突。德國本質上不能夠在奧俄之間作出抉擇，否則不是有俄法攜手聯合使德國面臨兩線受敵的威脅，就是奧法可能結成復仇同盟，消弱德國的歐洲霸權。俾斯麥需要控制的奧俄關系的「度」是使它的兩個盟國能達成某種安排而在巴爾干形成並立之勢，同時又都需要德國的友誼。因此，俾斯麥支持以「俄奧和解」代替「俄奧沖突」，「消除俄奧之間任何可能的摩擦」[5]p.119,支持二者在近東問題上達成協定。比如安德拉西照會、柏林備忘錄、賴希施塔特協定等。德國在柏林問題上也幫俄國做了干預，比如，德國反對奧國要求進一步消減俄國在保加利亞和東魯米利亞的佔領人數和期限；在索菲亞行政區和巴統問題上予以俄國支持等。但是此時，由於公眾輿論的壓力和均勢的考慮，德國的對外政策重點已發生變化，德俄關系變得不可靠，德奧日益接近，德國在中立的幌子下做出了種種有利於奧國的表示。這些有利於奧國的表現是：第一， 1876年9月，為了保證得到德國的支持，沙皇在他的休養地口頭探問德國的全權軍事代表韋爾德將軍：「一旦俄奧戰爭爆發，德國是否會採取像1870年時俄國所採取的那樣的行動。」[7] p.355對於這個「會迫使德國不得不選定俄國而反對奧匈」的「博士問題」俾斯麥巧妙地作了如下答復：德國即不允許俄國的武器因歐洲聯合而失靈，也不能容忍奧匈作為歐洲均勢因素受到消弱或消失，實質上就是德國不允許俄國擊潰奧匈。由此可以看出德國對於俄國的支持是有限度的，是以不損害奧國根本利益為前提的。德國的態度迫使俄國與奧匈妥協，於1877年簽訂《布達佩斯協定》。第二， 俄土戰爭後（1878年3月）簽訂的《聖斯蒂法諾和約》中建立大保加利亞的條款直接威脅到英奧在巴爾干利益。此時俾斯麥又以「誠實的掮客」自居，表示不介入東方問題。在英奧聯合的形勢下，德國的中立態度顯然不利於俄國。俄國於是被迫接受國際會議的仲裁。《聖斯蒂法諾和約》之後，奧國向德國進一步靠攏，俄國對德國增加了不滿。第三，1878年6—7月的柏林會議上，身為東道主的俾斯麥居中調停，聲稱自己只是個「誠實的掮客」，極力維護俄奧雙方的利益，在俄奧爭執中盡量保持中立。但事實上，俾斯麥的所有政策都是以不損害奧國的根本利益和與英國導致決裂為基本前提的，在大部分事情上支持英奧立場，這使俄國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被迫交出了所有勝利果實，比如放棄大保加利亞計劃。俄國將這一切歸咎於德國的支持不力，將柏林會議看作是「一次歐洲在俾斯麥領導下的反俄大聯合」。[4] p.2032 主張與英國結盟德國主張與英合作，推動英國支持奧地利。德國主張英德合作原因是：第一，俄奧在巴爾乾的沖突可能導致俄國與法國結盟，使德國在歐洲腹背受敵。與英結盟可以威嚇俄國，使其認識到德國友誼的重要性，不致很快與法國結盟對抗德國，另一方面又可減少對奧地利的外交依賴，提高自身的大國地位。同時還可以牽制奧俄關系不發生急劇變化。第二，俾斯麥看到，由於在殖民地問題尤其是埃及問題上的沖突導致英法關系惡化，如果他把俄英拉到一起，法國就必將同俄疏遠；如果俄國不願離開法國，英國就會被迫同奧匈站在一起。無論怎樣都可以減輕德國壓力。因此，1876年1月，俾斯麥在會見英國大使奧多·拉塞爾時建議英德在近東合作，指出德國「可以通過對維也納和聖彼得堡施加有益影響來支持英國在那裡的利益」 [4] p.40。而迪斯累利也知道，英國是一個海軍強國，與俄國作戰卻需要強大的陸軍作後盾。因此他決定乘機拉攏德國，利用德國強大的陸軍，更重要的是可以就此破壞三國同盟。1876年10月，迪士累利試圖與德國建立一個「維持現狀的同盟」，而老謀深算的俾斯麥則提出交換條件，英德結成同盟反對法國。1877年1月，法德邊界局勢緊張，俾斯麥又尋求對德國行動的「中立」。 2月，俾斯麥進一步提出和英國結成反法秘密同盟的建議，但遭到英國拒絕，因為英國認為所謂的法國侵略和反德聯盟並不存在。俾斯麥的危言聳聽，目的在利用君士坦丁堡會議破裂後的混亂形勢製造英俄不和，引誘俄國進行對土戰爭，給德國徹底擊垮法國以行動自由。[4] p.91英國人不希望德國因再次打敗法國而更加強大，拒絕了俾斯麥的建議。雙方的同盟試探不歡而散。此外，俾斯麥還試圖推動英奧在巴爾乾的協調來增強他們與俄國的對抗地位。在英奧諒解談判中安德拉西堅持既合作又保持獨立的策略，並對德國透露了談判的內容，俾斯麥表示「奧國可以信賴德國的支持」[4] p.110。經過3個月的談判，雙方以互換聲明的方式達成了有限諒解。直到柏林會議前一周英奧才簽訂一份內容有限的「君子協定」， 雙方相約在解決東方未來體制上採取共同路線。但在有《萊希斯塔特協議》和《布達佩斯專約》存在的條件下, 它只能是英奧互贈的一張空頭支票。1878年4月3日，英奧談判重新開始，俾斯麥應安德拉西之請對倫敦施加支持奧國利益的影響，英奧兩國很快達成默契,於1978年6月締結新的英奧協定, 把俄國佔領保加利亞的期限為6個月。這項協定成為《柏林條約》的藍本。總之，近東危機期間，俾斯麥有意與英合作，但由於不符合英國的均勢外交政策，英國無意與德國結盟。對英國來說，合作是一回事，結盟又是一回事。結盟只會束縛住自己的手腳。而英奧協定的簽訂也只不過是英國瓦解三皇聯盟的一步棋而已。 三、德國近東政策的評價 在近東危機期間，俾斯麥以「誠實的掮客」自居，其貌似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場，實質上是聯合英奧抑制俄國，這給俄德關系蒙上了一層陰影。柏林會議後，德俄關系惡化，「俄國的仇恨不是轉移到它的勁敵英國身上，而是轉移到原先當做朋友和盟國的一個德意志大國身上了。」[8]p.161正是由於柏林這個「誠實掮客」的欺騙與背叛，才使俄國在進行了一場勝利的對土戰爭後功敗垂成而被英奧贏得「體面的和平」[9] p.51。之後，兩國展開了兩宰相之戰和輿論戰。在德奧關系方面，近東危機使德國認識到「它必須在俄國和奧地利之間擇其一，而不是與兩者都結盟」[1] p.30，而與奧地利結盟對德國更有利，因此，德國加緊同奧匈的外交接觸，試圖以德奧的緊密關系來彌補三皇同盟分裂，開始構建俾斯麥的大陸聯盟體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說吞並阿爾薩斯一一洛林使法國投入了俄國的懷抱，那麼向君士坦丁堡進軍和柏林和約則使奧地利投入俾斯麥的懷抱。」[10]自普法戰爭以來，德國的力量不斷上升。近東危機給德國一個表現機會，使其它大國都認識到一個崛起的德國已經屹立於歐洲中部。柏林會議所確立的英奧俄三大國在近東長期相持的態勢給德國主宰歐陸事務創造了有利條件，無一大國能夠單獨問津柏林所佔據的歐洲政治中心地位，以德國為中心的新勢力均衡已經存在，德國作為歐洲強國的形象和責任被正式確立。 參考文獻[1] 【英】Charles Seymour, PH.D. 「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war (1870-1914)」,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1916[2] 【聯邦德國】卡爾·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3] 【英】Paul M.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George Allen&Unwin,London.1980. [4] 朱瀛泉：《近東危機與柏林會議》，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5] Richard Shannon：「The Crisis of Imperialism 1865-1915」,Collins Publishing Group .London.1974.[6] 轉引自 蕭漢森、黃正柏：《德國的分裂、統一與國際關系》，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7] 【蘇】赫沃斯托夫：《外交史》, 第2卷, 上冊,三聯書店,1979年版[8] 【美】巴巴拉·傑拉維奇：《俄國外交政策的一世紀（1814—1914）》，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9] 王繩祖：《國際關系史》，第三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10] 轉引自 江捷，唐志明：《略論19世紀70年代英國的近東政策及其影響》，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