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怎麼看待抗日

⑴ 德國人是怎麼面對二戰的

德國人對待二戰是持一種懺悔的心態的，網上有一張照片，內容是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前下跪，從此人們說：「勃蘭特跪下了，德國人卻站了起來！」在德國，如果美化納粹德國和希特勒的話，是違法的行為。

⑵ 德國為什麼出售武器給中國去打日本鬼子

淞滬會戰結束後，日本報紙和外電驚呼：這是一場「德國戰爭」！

很明顯，作為我軍的對手，日軍肯定是感覺到了我軍在作戰過程中的「德國因素」。

也難怪鬼子不好想。

在淞滬戰場上，中國士兵手中拿的傢伙是德國武器，打起來的步炮協同等戰術，一招一式都有點德國味兒，時不時地，還能在戰場上看到一兩個高大威猛、金發碧眼的德國軍官，這不是「德國戰爭」是神馬？

要說鬼子的眼神兒，還真不錯。當時確實是有一大批德國人，在幫我們中國人，打日本人。

而且，這些德國人來中國還挺早。最早的一批，1928年就被蔣介石請來了。

這些德國軍事顧問，幫助中國政府整頓軍備，逐步實現軍隊的現代化。顯著的標志就是，組建了第36師、第87師、第88師等完全按照德國步兵師標准編組和裝備的德械師。

只是時間來不及。中國軍隊還沒有準備好，日本鬼子卻打過來了。

德國人幫中國做抗日規劃

在打日本人這件事上，當時駐中國的德國人，正好幫得上忙。因為，當時的德國駐中國首席顧問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曾在1909-1912年之間長期擔任德國駐日武官，對日軍知根知底。

而這位出身貴族的法肯豪森將軍，利用自己對日軍的了解，幫助中國做了一個抗日規劃。

其實，別說法肯豪森他們幫了我們中國這么多，就是沒有幫助過我們中國什麼，他在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難之際，能夠有此一念，也足以令今天的我輩國人，心中一暖了。

國與國之間，自然是利益優先；但人與人之間，還是有感情存在的。

法肯豪森，這個德國爺們兒，對得起中國。

正如他後來擔任納粹駐比利時總督時，也對得起比利時一樣。

而他最後得以善終的人生結局，更讓我們有理由相信：心存善念，必有福報。

⑶ 希特勒怎樣看待日本侵略中國

希特勒是人類的罪人，全世界人民都恨他。但如果你認真看過歷史，你就會說，所有國家的人都可以罵希特勒，唯有中國人應保持冷靜。因為二戰期間，希特勒罵所有國家都是劣等民族，唯有稱贊中華民族是優秀民族。
在對日本和中國的立場上，希特勒也曾表現出截然相反的態度，對日本極為鄙視，而對中國卻極為尊重。這裡面，既有國家歷史背景因素，也有希特勒個人因素。
希特勒早年在維也納闖盪時，生活窮困潦倒，沒有人願意幫他，而一個中國家庭卻無私地幫助他，這讓他終身難忘。這個中國家庭沒指望有什麼回報，但希特勒內心卻深深地感恩中國。
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之後，德國、英法、美國等大興種族歧視，有色人種被排斥到社會最底層。在提到中國人時，希特勒說：「中國人是特殊的、不同一般的有色人種，理應享受更多的權利。」在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上，希特勒為中國代表團承擔了全部費用。
蔣緯國和他的德國班主任
希特勒最喜歡喝中國茶葉，他身邊的人都知道。為此英國情報機構曾策劃用劇毒放入極品中國茶葉中暗殺希特勒，但沒有成功。在給一些一些重要將領的信箋中，希特勒曾提出了「二分天下」的設想。即以巴卡斯坦為界，西方為德意志第三帝國領土，東方為中華民國領土，全世界由德國和中國共同管理。
第二次世界大戰暴發後，希特勒迫於義大利的壓力，不情願地與日本結盟。但在他心裡，對日本是極為至鄙視的。他覺得，日本一個彈丸小國掀不起大浪，幾個小矮子更統一不了東亞。在美因茨軍事基地視察時，希特勒曾對自己的秘書長阿姆施太朗說：「和這種國家結盟簡直是恥辱，他們只會在海邊打漁。」
日本侵略中國，希特勒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日本的做法非常愚蠢，就像一條蛇攻擊大象，遲早會被大象踩死。因此，日本侵華後，希特勒三次調停，但日本不聽勸告，希特勒只好作罷。
在在整個二戰期間，希特勒基本上是站在中國一邊，從1937年到1941年，希特勒的德國政府曾通過各種方式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一直到1941年德蘇爆發大戰後才中斷。特別是日軍攻陷南京後，希特勒秘密支援國民黨政府軍一大批德制武器，其中包括坦克和重型火炮。
孔祥熙和希特勒合影
而對於日本，希特勒則由當初鄙視升級為後來的痛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白熱化的時候，日本突然不自量力地偷襲美國珍珠港，更讓希特勒對日本鄙視上升為憤怒，他認為日本偷襲珍珠港是最愚蠢的行為，大罵「日本是沒吃飽鐵笨牛」。希特勒最不希望美國參戰，而日本之舉正好打破了希特勒的美夢，使二戰加速結束，也使納粹德國加速了滅亡。而德國納粹德國滅亡後，日本也跟著完蛋了，這也是希特勒早已料到的。他是被日本送進了鬼門關，估計在地獄里還得和東條英機大戰呢！

⑷ 戰敗後的德國摻狀

眾所周知，二戰後聯邦德國（指1949—1989年間的西德與1990年後的統一德國）對納粹德國的罪惡歷史作出了徹底的反省，與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970年聯邦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認罪的鏡頭，已成為德國悔過自新的經典象徵。但是，除此以外，國內對德國反思歷史的情況的了解就很少了。在勃蘭特下跪一幕的影響下，人們普遍傾向於過於簡單化的結論：二戰後，德國人徹底反省了。這一結論雖然沒錯，但不可忽視的是，二戰後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思還是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的。

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沉默與迴避階段
與我們今天的德國形象形成最大反差的要數起聯邦建國後15年裡的歷史態度。在這個階段的西德，反思與清算納粹歷史只是點滴現象，沒有形成規模。相反，我們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對納粹歷史的無視、沉默與迴避。

這里我們應該從1945開始講起。二戰後的德國，滿目瘡痍、哀鴻遍地。普通的德國人丟魂失魄，流離失所，每日都在為最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對納粹歷史的清算，是西方佔領當局的事情。惡貫滿盈的納粹頭目在紐倫堡得到了舉世矚目的審判。納粹官員被驅逐出政府機關。對普通德國人，美軍在美佔區以表格登記審查的方式進行了的「非納粹化」措施。但是，因與納粹政權有關的人數太多，德國民眾的抵觸情緒強烈，不得不交由德國地方政府設立的特別法院處理。而地方法院也敷衍了事，讓無數的納粹分子過關，「非納粹化」運動因此半途而廢。

1949年聯邦德國成立後，也沒有積極進行對納粹歷史的清算。相反，1949年12月聯邦眾議院便通過了赦免納粹分子一般犯罪行為的法案（1954年，眾議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納粹罪犯）。1951年，又通過了恢復1945年被撤職的原納粹官員的職位的法律。隨著冷戰的加劇，西方佔領國也失去了徹底清洗納粹分子的興趣，他們更關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為西方陣營的實力成員。朝鮮戰爭爆發後，北約鼓勵西德總理阿登納重建軍隊。為了藉助原納粹高級軍官的專業能力，同盟國與西德政府提前釋放了曼斯泰因等納粹高級將領。阿登納又親自前往監獄探望其餘納粹將領，而且還邀請曼斯泰因到總理府座談。阿登納本人屬於保守派，自己也受過納粹政權的迫害。他主張與西方交戰國，特別是與法國和解，也支持與以色列建立友好關系，對猶太人作出賠償。但他最關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國，盡快從西方戰勝國手裡獲得西德的國家主權。為此他需要許多專業人才，這些人的納粹歷史對他來說無關緊要。在阿登納時期，大批的原納粹高級文武官員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機關。沒有一個納粹時期的法官受到起訴或丟掉職位。阿登納總理府國務秘書戈羅布克就是當年納粹迫害猶太人的《紐倫堡法》的起草者與評論者。因此，人們稱這種現象為「戈羅布克現象」。東德因此攻擊納粹主義在西德復辟了。納粹主義在西德雖然沒有復辟，但因冷戰的掩護與阿登納本人的保守傾向，許多罪惡累累的納粹分子幸運地逃脫了應有的懲罰。

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轉折與突破階段
在50與60年代初期的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深刻反思與清算無從談起。到60年代中期，情況開始發生根本的變化。此時，西方國家與西德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他們的共同反對目標是美國的侵越戰爭以及本國的保守勢力。在西德，納粹德國的歷史及其在西德殘余勢力是西德學生運動攻擊的獨特目標。當時離二戰結束只有二十餘年，在政府、軍隊與教育機構佔有要位的保守分子大都有一段不光彩的納粹歷史。這些人相對安穩地度過了50年代。學生運動爆發後，他們的納粹歷史遭到了年輕一代的無情清算。西德對納粹歷史的反思與清算由此正式拉開帷幕。

1968年11月 7日，在大庭廣眾之下，女記者克拉斯菲爾德給了原納粹黨員與高級官員、西德總理基辛格（非原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一記響亮的耳光。她說，她是以年輕一代的名義打這個耳光的。在她看來，二戰結束後僅20年，一位原納粹黨員與高官竟然能當上聯邦總理，這是德國的恥辱。1969年初，聯邦總統呂布克因其在納粹時期在一個曾設計過集中營的建築公司的工作經歷受到輿論的攻擊，只得匆匆下台。

1969年秋天，在學生運動的大力推動下，社會民主黨聯合自由民主黨上台執政。社會民主黨主席、當年的反法西斯戰士勃蘭特任聯邦總理。勃蘭特上任後，對內實行民主自由改革，對外謀求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和解（「東方政策」）。1970年12月7日，勃蘭特在華沙代表聯邦德國與波蘭政府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就在當天，他弔唁了華沙的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就在那裡，他作出了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個舉世聞名的謝罪舉動。在西德國內，他因此受到了右翼的攻擊與非議。但是他偉大的舉措感動了世界輿論。1971年底，諾貝爾委員會授予了勃蘭特諾貝爾和平獎。他贏得的不僅是個人的榮譽，他也為聯邦德國贏得了世界的尊敬。從此以後，世界輿論對德國的態度有了根本的改變。

應該提及的是，西德學生運動對納粹歷史的反思也出現了極左潮流。少數大學生深信「資本主義導致法西斯主義」，組成了所謂的「紅軍團」，試圖以暴力的方式推翻西德的社會制度，因此走上了恐怖主義的歧途。1977年秋天，極左的恐怖主義達到了高峰。在施密特政府的強硬打擊下，「紅軍團」失敗並走入低谷。

但是，學生運動引發的對納粹歷史的反思與對原納粹分子的清洗卻在繼續進行。1978年，原納粹海軍法官、時任巴登——符登堡州州長的漢斯?費賓格在輿論的壓力下被迫下台。他在二戰結束的最後日子裡還繼續判決士兵死刑。而且在戰後堅持認為，「如果當年是合法的話，那麼現在不可能是非法的」。

1979年，西德各州地方電視台在四個晚上連續轉播了美國電視系列片《大屠殺》。電視片中一個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家庭的悲慘命運深深地震撼了觀眾的心靈。據統計，當時共有僅兩千萬人收看了該節目。對於只有六千萬人口的西德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該節目的成功使得新納粹分子惱羞成怒，他們試圖通過迫害電視設備來進行干擾，但也未成功。

三、80年代：反復與爭論階段
進入80年代以後，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態度又出現了波動。這與在1982年底以科爾為首的保守派的再次上台很有關系。保守派對60年代中期以來左派對納粹歷史以及德國保守傳統的批判一直耿耿於懷。科爾上台之後，宣布要實現「政治與道德上的轉折」。科爾本人並不想給納粹歷史翻案，但其他保守分子卻認為重新評論德國歷史的時候來到了。

1983年，西德出現了所謂的「希特勒日記丑聞」。著名的《明星》雜志推出了所謂的「被發現的」「希特勒日記」。德國輿論一片震撼。保守勢力欣喜若狂，叫囂 「應該改寫納粹德國歷史了」。但是，「希特勒日記」很快被證實是偽造的。「日記」雖然是假的，但是保守派因此暴露出來的篡改歷史的心願卻是真實的。

198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40周年。5月8日是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40周年紀念日。隨著這一歷史日子的逼近，歐美各國都在准備隆重的紀念活動。聯邦德國也因此再次興起了反思納粹歷史的高潮。但這次反思卻變了調。有人認為，5月8日對於戰勝國來說是一個「勝利與解放的日子」，而對於德國人來說，這一天卻意味著戰敗與災難。難道德國人還能與戰勝國一起把它作為「勝利與解放的日子」來慶祝嗎？5月初，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來到西德，要與西德總理科爾一起在紀念二戰結束的同時，表示德美兩國人民的和解。科爾為此安排了到比特堡二戰德國陣亡士兵墓地弔唁。但媒體很快披露，該墓地還埋葬著幾十個納粹黨核心組織「武裝黨衛隊」成員。猶太人組織因此呼籲里根與科爾放棄該弔唁計劃。但科爾還是堅持與里根一起去了比特堡。聯邦德國與納粹歷史一刀兩斷的光輝形象被抹上了一層陰影。

5月8日，聯邦德國在眾議院舉行庄嚴的二戰結束40周年的紀念活動。面對西德輿論中對這一歷史日子的性質的疑惑，聯邦總統魏茨澤克在演講中旗幟鮮明地指出，「5月8日」，對於德國人來說首先是一個值得紀念的「解放之日」，因為它把所有德國人都從納粹的暴力統治中解放出來了。德國人不應該把戰爭結束時自己承受的災難與這個日子，而應該與1933年1月30日，即希特勒上台的日子聯系在一起。德國人不應該記恨於當年的戰勝國，而應該把自己的不幸遭遇歸結於罪惡的納粹統治。魏茨澤克的精彩演講不僅贏得了德國眾議院的熱烈掌聲，澄清了德國公眾的歷史疑惑，而且受到了西方輿論的一片贊賞，除去了德國國際形象上的陰影。

但是，西德對納粹歷史的爭論並沒有因此終結。1986年又出現了所謂的「歷史學家爭論」。這場爭論源於右翼歷史學家諾爾特。他在一篇報刊文章中抱怨，納粹德國已經滅亡40年了，但這段歷史卻仍然不能「過去」。他認為，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在世界歷史上不是獨一無二的，其他國家也發生過的類似的大屠殺事件。而且，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很有可能是對斯大林「大清洗」以及一種「亞洲式的酷刑」的回應，猶如一種正當防衛。對諾爾特的進攻，著名社會學家哈貝馬斯與左翼歷史學家一起作出了及時而有力的回擊。他們認為，之所以說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是因為納粹國家利用現代工廠化的方式對一個種族不分男女老少地進行了整體性滅絕性大屠殺，而且這種罪行又發生在屬於歐洲文明國家的德國。如果有意尋找，總能找到一個與其他國家的大屠殺的「可比性」。但這種「可比性」並不能自然而然地成為德國人降低自我道德標準的理由。關鍵要看德國人是否因此沾沾自喜、如釋重負，是否願意把自己與落後國家一樣看待，逃避良心的譴責。至於諾爾特的第二個觀點，則完全屬於無稽之談，是挖空心思為希特勒開脫罪責。

四、90年代以來：深入與多面化階段。
1990年10月，分裂40年之久的東西德國統一了。統一德國沿襲了原西德的國名，也繼承了其反思納粹歷史的優良傳統。統一後，對納粹歷史的反思與清算更加深入了。在以前，清算納粹歷史的矛頭主要對准前納粹政權的重要人物與機構組織或者聯邦德國政界的重要人物的納粹歷史。而現在，進入批判視野的是納粹時期的普通人物與組織。

90年代初期，美國歷史學家格德哈根出版了其題為《希特勒心甘情願的儈子手——大屠殺中的普通德國人》的博士論文。在此書中，格德哈根通過對納粹時期參加大屠殺的德國協助警察的研究，得出了納粹時期普通德國人都是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自願幫凶的結論。該書翻譯成德文後，在德國引起了軒然大波，引發了所謂的「格德哈根辯論」。在這次辯論中，年輕一代大多支持格德哈根的觀點，而他們的父親一代，即那些已經成為大學教授的60年代的大學生卻顯得有些落後了，因為他們過於挑剔格德哈根著作的專業缺陷。

隨著辯論的深入，納粹德國軍隊在二戰與大屠殺中的角色也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中。在此以前，德國流傳著「國防軍是干凈的」 的粉飾性說法，認為他們只是「服從了命令」，參加了「正常的」戰役，沒有參迦納粹大屠殺等罪惡行為。對此，屬於左翼自由派的德國煙草商富豪林茨瑪及其社會研究所組織了一個題為《滅絕戰爭——國防軍的罪行1941—1945》的歷史攝影展覽，展出了成百上千幅戳穿「國防軍是干凈的」的謊言。展覽在德國各大城市巡迴展出，引起巨大震撼。不過，它也引起了極右翼的攻擊。他們在其中找出了一些技術錯誤，試圖推翻整個展覽的結論，但未能得逞。

進入90年代以後，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思形式也逐漸多樣化了，影視媒體的作用越來越大。如前所述，早在70年代末，美國電視系列劇《大屠殺》就為西德社會反思納粹歷史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90年代，美國影片《辛德勒的名單》也在德國引起很大反響，德國中小學都組織學生集體觀看並舉行討論。在這方面，德國影視界也作出了十分引人矚目的工作。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德國影片都是以納粹歷史及其影響為主題的。早在1980年，以著名作家格拉斯的長篇小說《鐵皮鼓》為腳本的德國同名故事片在好萊塢獲得了奧斯卡最佳非英語故事片獎。2002年，一部敘述一個在納粹時期流亡非洲的猶太家庭的故事片《情陷非洲》又一次獲得了這一殊榮。在90年代中期，諷刺1983年的「希特勒日記丑聞」的德國故事片《施東克》曾獲得該獎項的提名獎。去年，德國電影界又推出了反映希特勒末日的故事片《滅亡》，在德國引起轟動，又於今年在好萊塢獲得了提名獎。另外，德國國家電視二台自90年代中期開始，推出了一系列有關納粹歷史的紀實性電視片，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很大的反響。與正面的歷史教育不同，影視作品能夠使戰後出生的年輕人更為直覺地接觸納粹歷史。以猶太人命運為主題的影片更能使他們對受害者產生同情心，以希特勒為主角的影片則能使他們通過「一場與魔鬼的約會」對其幽靈產生更大的免疫力，後一種影片的成功不僅表現了德國電影界的藝術水平，也反映出了他們在政治上的成熟。

到新舊世紀之交，聯邦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歷程又取得了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就。經過二三十年的反復討論，聯邦眾議院於1999年6月25日通過在柏林建造紀念六百萬納粹大屠殺猶太人受害者的大規模紀念碑的決議。眾議院採用了美國建築師埃森曼的碑林設計。碑林建造在處於柏林統一後中心位置的波茨坦廣場，面積約為150米見方，包括2711個從30厘米至4-5米高低不等的石碑碑林。紀念碑林將告誡世世代代的德國人牢記納粹時期的罪惡，永遠不讓黑暗的歷史重復。今年5月10日，大屠殺紀念碑林正式揭幕。

五、結語
但是，即便進入新世紀後，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過程仍然充滿了波折，2002年，德國歷史學家約格·弗里德里希推出了《大火》一書。該書詳細敘述了二戰期間戰勝國對德國城市的空襲以及德國民眾遭受的災難。作者把戰勝國對德國的狂轟濫炸與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相提並論，又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議。新納粹分子又借機挑撥德國與戰勝國的關系，他們稱戰爭國1945年2月13日對德雷斯頓的大轟炸為「炸彈大屠殺」，並且揚言要在今年5月8日到柏林的象徵建築勃蘭登堡門示威遊行。

那天，全世界人民通過電視看到了來自德國首都的動人一幕：成千上萬的德國人手持火燭默立在勃蘭登堡門周圍的街道上。他們在為永久的和平祈禱，同時他們也以此行動阻擋在周邊街道上挑釁的新納粹分子前往勃蘭登堡大門，不讓他們玷污德國的國際形象。

這一幅畫面可以作為二戰後聯邦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過程與現狀的象徵。德國的反思是徹底的，但它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這一過程已經深入人心，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它還沒有結束，還在繼續進行。讓我們為它祝福吧！

⑸ 二戰前中國被欺辱，歐美國家都想撈好處，為何德國卻幫中國強軍呢

有人說，這是德國人對咱中國有好感！哎！你快拉倒吧！好感？國家和國家之間，用好感來說事，這是嫌命長啊，往死了作呢？

您要知道八國聯軍進北京的時候，這里邊就有德軍，而且領頭的就是德國人，更加要命的是，當時的德皇威廉二世曾經給他的部隊下過命令，不要同情中國人，不接受戰俘，他們要幹嘛？要讓一千年之後，中國人都不敢窺視他們。

所以德國幫助咱強軍，那也是有利益在里邊的。

當時國民政府和蘇聯決裂，還是需要軍事援助的，畢竟那會大華夏底子薄，什麼軍工不軍工的，連個好好的工廠都少。

而這個時間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德國輸了個稀里嘩啦，那個發動一戰的威廉二世，也被指認為戰犯，這要不是荷蘭女王死保，早被投入到監獄里吃起了牢飯。

而整個德國也沒啥好果子吃，一個《凡爾賽條約》，德國人只能擁有十萬軍隊，其他的這都的解甲歸田，修理地球去。

這么一規定，德國這幫子軍人可就慘了，畢竟他們除了打戰啥也不會，要技術沒技術，要知識沒知識的，咋整？

⑹ 在抗美援朝勝利後，德國人是怎麼評價中國志願軍的

引言：抗日援朝戰爭時期，中國還只是一個剛成立的不久的國家。經濟還有待恢復，各項基礎設施還有待建設。但是，中國派軍援助朝鮮後，戰勝了當時強大的美軍，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當時中國震驚了整個世界。抗日援朝戰爭後，許多國家都在研究中國為何能夠戰勝美國。德國在深入研究後，大家贊嘆，將中國的成就總結成了八大不可思議。中國志願軍們做到這八大事，實在是不容易。

第六個就是志願軍們的防禦能力異常強。在美劇面前，志願軍們利用地道來進行防禦，這對於美軍的轟炸有著極強的防禦作用。第七個就是我國志願軍們信仰堅定。出戰前，領導人們就像志願軍們強調一定要打勝仗。這句話就成為了志願軍們內心堅定的目標。第八個就是志願軍們視死如歸。志願軍們為了保護戰友，選擇和敵人同歸於盡。

⑺ 德國日本戰敗後的態度有什麼不同，為什麼

二戰後，德國對自己的侵略行為做了深刻反省，1970年時任德國總理的勃蘭特訪問波蘭時，曾當著來自全世界的記者面，在華沙猶太人居住區紀念碑前長跪不起。德國總理的這一舉動以及德國人在戰後的真誠道歉和一系列的實際贖罪行動，換來了世界人民對德國人民的諒解。但是，我們不僅沒有看到日本政府做出類似的反省，我們倒是看見了日本政府的首腦小泉帶頭參拜供奉有二戰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在日本，甚至有人試圖篡改教科書中關於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內容。日本政府的態度以及日本主流意識形態，必然造成日本國民普遍迴避提及抗日戰爭。

記得在某年南京大屠殺紀念日時，中央電視台曾在南京做現場報道，我們看到，記者采訪了好幾位來自日本的年輕遊客，可當問及：你是否知道「南京大屠殺」事件時，這些年輕的日本人不是回答不知道，就是呈現一幅驚恐不安，不知所措的面孔，且無一例外，都採取了倉促離去的方式。盡管出現在電視鏡頭中的日本人不多，但此種現象卻是日本主流輿論不願正視歷史甚至竭力掩飾自己的罪行的必然結果。

日本人為什麼不像德國人那樣對發動戰爭進行深刻的反省而是竭力迴避和掩飾自己的罪行呢？

顯然，導致此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從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一種可能的原因是，由於日本人的罪惡太過深重，以至於他們自己都無法正視。

眾所周知，做出侵略中國決定的，是日本政府，但實際具體實施罪惡行為的主要是侵華日軍，而構成日軍主體的士兵，主要是日本的平民百姓。

盡管在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戰爭機器的一部分後，這些士兵的道德觀、價值觀會因受日本軍國主義的毒害和控制而與日本軍國主義保持高度的一致，但是作為一個日本的普通百姓，我相信他們也會具有作為一個人的起碼的良知和與整個人類相似的善與惡的標准。用精神分析的術語來說，作為一個人，就會有人所共有的「超我」。

我想強調，「人的超我既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穩定性，體現在人的一生都受其影響和制約，表現出相當一致的行為模式。而可塑性則見於受到某種因素的強烈影響，超我的標准會發生改變，並由此導致行為模式的轉變。超我的可塑性還表現在超我的標准具有兩極性的階段性的情景性的變化。即在一段時間內它的標准就是其的固有標准，而在另一段時間內和/或在特定的情景中，超我的標准恰恰是此固有標準的反面，是那些原本不為固有超我所允許的、受到壓抑的內容。我們不妨將此時的超我稱為「臨時超我」。

二戰期間，當日本軍國主義占統治地位時，那些主要由日本平民百姓構成的日本軍人受制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控制，他們的超我就是日本軍國主義所期望的一切，效忠天皇，為日本而戰，他們的善惡標准也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由此我們看到，他們有屠殺平民的競賽，他們把活人綁在木樁上讓士兵練習突刺，他們將中國人活埋、剜心、讓狗撕咬，將孕婦剖宮，挑出嬰兒，他們扔下細菌彈，活體解剖病人……將所有的獸性，都展現得淋漓盡致。

日本戰敗並無條件投降後，日本戰犯受到正義的懲罰，曾經犯下滔天罪行的日軍士兵也恢復了戰前的平民身份，他們的（臨時超我又突然轉回固有超我，這種轉變如此突然，使得一些頑固分子以切腹自殺的方式來滿足其臨時超我的要求）固有超我開始重新行使功能。此時作為一個戰敗後的日本人，他們會驀然看見他們自己國家和人民也蒙受到巨大的損失和傷害，除了大量的士兵在侵略其他國家中命喪黃泉之外，日本本土也遭到盟軍的轟炸、品嘗過原子彈的威力，還有文獻中提及的蘇聯紅軍對日本僑民的所作所為，再加上由於多年的戰爭消耗使得國家物質資源極為匱乏等等，這些曾經的侵略者一定也會從中體會到戰爭給日本人民帶來的災難，作為一個人，他們也應該能夠從自己以及自己的親人所遭受的創傷體驗中，意識到在作為侵略者時，他們的禽獸不如的殘酷行為會給他人帶來更加嚴重的創傷。

理論上，他們會在其自身固有的超我的作用下，而產生罪惡感，並會有相應的贖罪行為，如德國人就是一個榜樣。但是，理論上還會有另外一種情況，這就是，由於他們的罪惡過於深重，以至於他們無法面對他們曾經的罪行。因為，他們曾經犯下的罪行是和他們固有超我絕對不允許的，是其固有超我的另外一極，按照他們固有超我的標准，他們不知該遭槍斃多少次。如果重新以日本軍國主義占統治地位時的「臨時超我」標准看待自己的行為此時，雖然罪惡感會減輕甚至完全沒有罪惡感，但又會面臨另一個問題，即按照日本軍國主義的「臨時超我」標准，他應該戰死或因戰敗而切腹自殺！而實際情況是，他們既沒有戰死，也沒有切腹自殺，而是選擇了為日本軍國主義的「臨時超我」最不能接受的主動或被動投降。顯然，此種心理沖突如果沒能得到很好的處理，就會出現問題。

根據日本學者的觀點，「日本沒有處理好戰爭的創傷，沒有修通發動侵略戰爭的罪惡感與對天皇和軍國主義認同的矛盾沖突。這種狀態潛藏著一種危險，即日本人可能會將其的罪惡感隔離，而不斷地強化和內化對攻擊者（日本軍國主義）的認同。」（參見《IPA首屆亞洲精神分析大會中的一個特殊專場》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9b79350100nera.html）

我同意這位日本學者的觀點，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確實是毋庸置疑的現象。但我認為還有另外一種可能，一些日本人在隔離自己的罪惡感的同時，不是強化和內化對攻擊者（日本軍國主義）的認同，而是採取特別的贖罪行為——補償行為。只不過這種特別的贖罪行為或稱補償行為，不是向中國人民和東南亞人民謝罪和賠償損失，而是體現在為自己的國家戰後重建拚命地工作，對自己的家人表現出特別的溫柔和善意等。

這種類型的補償行為至少具有以下功能：
為自己的國家戰後重建拚命地工作顯然是戰後日本社會所鼓勵的，也是符合日本社會的主流超我標準的，但這句話的背後還有其潛台詞，「我是按照政府的意志做事的，因此，我在戰時所犯罪行也是按照政府的意志做的，如果有責任，那也是政府的責任」。這種合理化的防禦機制，可以減輕自己的罪惡感；對自己的家人表現出特別的溫柔和善意，是在強調，「瞧！我多善良，這么善良的人這么可能做出那些『傳聞中』的禽獸不如的事情？」以標準的好人的形象出現在他人面前，包括在自己子女的面前，就會起到很難使人想像自己曾經是野獸的作用，由此可以達到掩飾自己曾經的罪行的目的。

但是，由於這種類型的補償行為的對象只是限於其所在的國家和自己的親人，而不是針對深受其害的被侵略的國家和人民，因此，它只是部分性的，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補償。這種防禦機制在給其帶來部分好處的同時，也必然會帶來負面的影響。例如雖然罪惡感被深深地隔離，但並沒有消失，為壓抑此種罪惡感，就必須採取迴避談論日本人在二戰中所犯下的罪行的話題。而他的子女也會對曾在其他國家駐扎的父親或爺爺產生分裂的看法：一方面他們的子女實際上也多少知道一些日軍在中國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所犯下的罪行，他們也會有他們的父親或爺爺是否也曾犯罪的疑問；但另一方面他們的子女看到自己的父親或爺爺是如此地和藹可親，他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父親或爺爺曾經是個罪犯，再加上他們的父親或爺爺對二戰罪行的迴避行為，會導致在家庭內部談論日本的侵略戰爭成為一種禁忌。眾多的家庭的禁忌，形成這個國家對談論侵略戰爭的禁忌；國家的禁忌又會進一步強化家庭的禁忌。

上述普遍存在的禁忌，會嚴重阻礙日本整個民族對戰爭的深刻反省，而不能對戰爭進行深刻的反省必然影響整個日本社會的發展。日本在戰後歷經了一段快速發展的時期，但也恰恰是在日本處於最繁華階段，日本卻出現了頻繁更迭國家領導人的現象，社會經濟也出現了停滯不前的跡象。這種現象是偶然的（如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還是必然的？我的觀點是：這是必然的。因為，一個家庭存在不恰當的禁忌，會使一個家庭難以整合；而一個國家存在不恰當的禁忌，會使整個國家難以整合。而禁忌的代際傳遞，還會繼續影響日本的子孫後代。

⑻ 為什麼德國人要侵略中國

二戰時候：德國兵力不夠，征16-60歲的男丁當兵，德國死了300多萬士兵，這已經是悲劇了，這還會給他的家人帶去很大的痛苦。而且戰時經濟一定會削減百姓日常用品中的軍需物品（糧食，油（不是食用油），電等戰略物資），士兵日子也不好過，二戰後期冬天（莫斯科冬天零下二三十度）的時候德國士兵都沒有棉襖，吃的也很少；戰爭中後期，柏林每天都受到盟軍的空襲，人們必須躲到防空洞里生活；物資緊缺又要提高稅收。
看看蘇聯，士兵1000多萬，有無數平民死於德國的空襲，有更多的人無家可歸。
抗日戰爭的時候，日本本土的人民生活也不好過，有的女人為了得病的父母而去當軍妓。中國人本來就窮，就更別說了。
戰爭的時候，百姓有時候也躲避不了被殺害的命運。看看德國人是怎麼對猶太人的，再看日本人當初是怎麼對我們的。提到日本人就想罵幾句，我們一定要報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