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二戰時期怎麼反省

1. 德國如何反省二戰侵略歷史（銘記歷史 警示未

戰後德國歷屆領導人都明確承認，希特勒德國發動侵略戰爭，納 粹殺害了600萬猶太人。德國對其後果「全面承擔責任」，並向受害國人民「認罪、道歉」「請求寬恕」。
早在1949年12月，第一任聯邦德國總統特奧多爾·豪斯在一次集會上就譴責納 粹屠殺猶太人的罪行，承認「這段歷史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全體德國人的恥辱」。

2. 舉例說明:德國為什麼能徹底反省二戰罪行

從德國的角度來說，德國兩次世界大戰中都是戰敗國，戰爭對德國的損害是非常大的，不僅造成了很大的經濟損失，更重要的其實是德國損失了大量的男性人口，而在男權社會中，少了能擔起重任的男人，德國又有什麼勇氣可以不徹底認錯呢，實力決定一切，這是其一；其二，德國戰敗之後被美國和蘇聯徹底瓜分，成為美蘇爭霸的傀儡國，代價太大，而早已支離破碎的德國已經無法承擔這樣慘痛的後果了；其三，世界大戰給德國帶來的傷害是慘重的，同時經驗教訓也是深刻的，深受戰爭危害的德國人民知道要想重新過上幸福的生活，向世界承認自身的罪行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勇於承認錯誤，表露和平的決心，其他國家才能夠容許德國的生存，否則誰知道什麼時候德國又會發動戰爭了呢？ 從日本的角度來說，第一，日本並沒有太多的擔憂，日本戰敗之後收到美國的庇護，成為了美國在亞洲的代言國，藉由美國軍事力量世界第一的威懾，日本對於認錯一事便顯得無所謂了些；第二，日本本身是一個崇尚強者的國家， 唐朝時被我們中國打敗，日本便派使者來中國學習實行全面唐化，而在二戰中，美國的兩顆原子彈讓得日本元氣大傷，也由此激發了日本的崇尚強者的心，日本從來就沒有覺得他們是被中國打敗的，在骨子裡，日本還是看不起中國的，即便是在今天；第三，日本的政治體制也決定了日本不會徹底反省二戰，二戰後，日本算是一黨獨大，自民黨對想要反省的左翼勢力不遺餘力的加以迫害也是使得日本無法徹底反省二戰的原因。

3. 德國為什麼要二戰 來自德國人的反思檔案

他瘋了

4. 如何正確反思二戰

在人類的歷史上，愛與恨、生與死，似乎是一個永恆的個人話題。在國家層面，戰爭與和平似乎也是一個永恆的社會話題。歷史上，歐洲是近代兩次世界大戰的源頭，也是對戰爭的慘烈感受最深刻的地區之一，
因而這里有著豐富的戰爭文化反思。
對一戰，一個較為普遍的看法是「春秋無義戰」，只是新老強權之間一場「競於力氣」的戰爭；對二戰，由於法西斯主義的極端反人類性質，便有了一種大是大非的分野，也有了更多、更深刻的戰後思索。
在歐洲，對戰爭的反思是與對文明、文化和人性的深層思索相聯系的。以德國法西斯主義為例，從表層看，它以種族優越感為精神基礎，以反猶主義為煽情手段；從思想特徵上看，它具有神秘主義和非理性崇拜的特點；從深層看，它與西方文明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暴力推崇傾向有相當的關聯。60年來，歐洲對戰爭的反思和對法西斯主義的分析批判一直在進行，而且越來越深入，以至直指西方文明核心價值的某種缺失。
在歐洲，對戰爭的反省具有一種全民性質。希特勒只是一狂熱偏執的煽動者，但民眾在狂熱中迷失，在狂暴前怯懦，卻是他得以登台的背景。歷史證明，犯罪行為一旦披上一種「政治正確」的外衣，便是一場社會災難。反猶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根源之一，但在歐洲，反猶主義是一種相當普遍的文化。二戰後，法國、波蘭等國對此也進行過反思乃至道歉，說明反思並不是戰敗國的專利，而是人類對人性的再梳理和不能反思提升。近日報載，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兒子找了一個猶太女友，這個猶太女孩竟遭多人羞辱，反映出歐洲種族主義文化的頑固性。
在歐洲，對戰爭的反思，對歷史的態度有一句名言：寬恕，但不忘記。一方面，在國家、民族乃至個人的關系史上，恩怨之事所在多有，如無寬恕之心，或會化為冤冤相報的「西西里式仇殺」，不知伊於胡底。另一方面，歷史的事實和是非如不釐清，歷史的教訓如不記取，戰爭罪犯如不被繩之以法，不僅受害者人心難以平復，加害者還會圖謀東山再起，悲劇還會重演。
在歐洲，對戰爭的反思，也是一種良知的拷問，是一種人生態度的重建。記得看過一個紀錄片，二戰後，法國出現了對通敵者的街頭追打、遊街、婦女剃光頭之事，法國人對此也進行了反思：如果你反對納粹，就不能仿效納粹對猶太人的行事方式。正義的裁判是基於人格尊重的法律裁判，並非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今天，在歐洲，人們已安享了60年和平。但在世界范圍並非如此。在二戰之前和期間，猶太民族飽受磨難，流離失所；今天，在中東，另一個民族也在飽受磨難，流離失所。悲劇在角色轉換後繼續上演，令人長嘆。60多年前的戰爭離我們並不遠，導致戰爭和災難的文化基因仍然存在，借用伏契克的一句話：善良的人們，你們要警惕。

5. 二戰後，德國如何用電影反思歷史

納粹法西斯，對於德國人來說，是個無限敏感的詞語。如今，在人們心目中，納粹法西斯便是罪惡極權制的代名詞。作為法西斯發源地的德國，從將投降日定為解放日那天起，便開始了漫長的反省。

從全民接受反戰、反法西斯教育，到毫不避諱提及希特勒法西斯對猶太以及其他民族的傷害、展開各種各樣的悼念受害者活動、大力宣傳本土反法西斯組織，德國堪稱反醒二戰最徹底、也最深入的國家。其實希特勒法西斯暴政對待德國本土異議人士的迫害，對德國民族的傷害，也不可忽略。

當時大批大批的德國青年被洗腦送上對外擴張的前線，充當法西斯擴張勢力的工具、炮灰，納粹對本土的思想控制、恐怖鎮壓，將本國智障兒童、精神病患者等弱勢群體批量「消滅」的殘暴政策，比之對待其他民族的發指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此，二戰時的德國本土亦存在一大批熱愛自由、反對法西斯的人，有的秘密成立地下抵抗組織，在大後方屢屢重創納粹，這類秘密抵抗組織從1933年開始逐漸增多。

例如慕尼黑大學生組織的「白玫瑰」便是有名的抵抗組織，2005年，德國導演將這支抵抗組織的事跡搬上銀幕，取名《希望與反抗》Sophie Scholl - Die letzten Tage（2005）；

更有甚者，在納粹內部亦有識破希特勒暴政本質的軍官發起秘密刺殺行動，據統計，針對希特勒的刺殺行動高達15起之多，最著名的莫過於史陶芬堡發動的「瓦爾基里」行動。去年阿湯哥親自上陣，在銀幕上再度演繹這一傳奇事件。

極權制度曾將德國民族拖入最黑暗的深淵，群體性狂熱曾將德意志民族熱愛自由的精神摧毀殆盡，二戰後新出生的德國人面對父輩犯下的罪孽，一度陷入迷惘。正是有著如此特殊的背景，比之其他國家，德國電影對反思二戰題材、反思極權制度題材的偏好顯得尤為突出。

德國終戰三部曲之一《帝國陷落》Untergang, Der（2004）根據希特勒秘書特勞德爾?瓊格的回憶錄《直到最後時刻》和史學著作《希特勒的末日》改編而成，影片猶如紀錄片般客觀冷靜地呈現了納粹帝國最後的時刻。

本片最大的優點，便是並未將希特勒與納粹軍官臉譜化，而是費盡心力想要觸及、剖析最深層的問題：全民狂熱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極權制度是如何將人煽動得泯滅人性的？

終戰曲之二的《希特勒的男孩》Napola（2004）則將視角深入納粹軍官學校，聚焦納粹如何將一群少年打造成泯滅人性的種族主義分子。

影片通過兩個少年最後以死解脫的悲劇和另外一個少年理想的幻滅，來控訴納粹制度對人性的摧殘。

終戰曲之三――《希望與反抗》則直接表現慕尼黑地下組織「白玫瑰」兩位當事人反抗納粹的事跡。影片大部分的場景是直接呈現女主角被捕後，與納粹審判官激烈辯駁的過程。

朱麗婭?耶恩奇（Julia Jentsch）扮演的女主角索菲亞對自由信仰的執著、臨危不懼的勇氣，真真讓人感受到黑暗年代裡自由鬥士的錚錚鐵骨。

面對納粹偏執的種族主義言論，索菲亞冷靜無比，一一進行反駁。納粹種族主義站不住腳的言論在正義與良知面前，顯得蒼白、不堪一擊。最後她在審判席上說出了讓納粹心裡發毛的一句話：用不了多久，你就會站在我們站的地方。

正像結尾主人公被處決前吶喊的一句「自由萬歲」，這部電影其實是一曲純粹的自由頌歌。

去年那部《刺殺希特勒》Valkyrie（2008）即是照搬那場著名的刺殺事件，商業化的製作班底將一個英雄式的刺殺行動表現的如白開水般無味。

畢竟，納粹並不觸及老美的神經，反思極權與納粹，那是德國人的事。

無論如何，這些正面表現反抗納粹獨裁實例的電影，都表明了，當時並非所有德國人都屈從於納粹，正義與良知從未在這片土地上消失過。

去年兩部涉及政治題材的影片――《朗讀者》The Reader（2008）、《浪潮》Die Welle（2008）也是關於德國二戰創傷最典型的例子。

《朗讀者》主要聚焦戰後新一代德國人直面父輩犯下的罪惡的矛盾心態，剛出生便要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是戰後新一代德國人的集體命運。

影片通過主人公麥克的視角提出這樣的質疑：為什麼所愛的人曾經是殺人不眨眼的納粹？為什麼父輩會做出如此泯滅人性的舉動？麥克既想去理解安娜，又同時要譴責她對猶太人犯下的罪過。

但這兩者是互相矛盾的、無法統一的悖論。《浪潮》則用課堂教學的方式一步步還原極權制的興起、發展、走向失控的過程，

以警醒人們，即使在這個人人都以為納粹已成為過去的現代文明社會，極權制依然會隨時隨地借著另外一種面目復活。

二戰中德國法西斯戰敗，領土被同盟國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劃分成四個區分別佔領。

美、英、法三國佔領區聯合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簡稱西德。蘇聯佔領區獨自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簡稱東德。自此，戰敗後的德國便一分為二，分界線便是穿越柏林城的一條長達數千公里的人為分割線。

隨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冷戰氣氛的日趨緊張，東德政府於1961年在東、西德分割線上砌起一堵牆，目的是防止東德技術工逃往西德。

如此一來，柏林兩端的市民便不能自由往來，從而釀成為德意志歷史上難以磨滅的分裂之痛。彼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John F. Kennedy）有一篇頗為著名的演講。

他這樣駁斥柏林牆的不人道：「自由有許多困難，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們（民主國家）從未建造一堵牆把我們的人民關在裡面，來防止他們分開我們??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受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

一堵柏林牆，將兩邊的至脈血親一朝隔斷，然而嚮往自由的德國人民一天都沒放棄過翻越這堵牆。每年大批東德人冒著被邊境警察擊斃的危險，翻越柏林牆，逃向西德。

如《逃出柏林》The Tunnel（2001）中呈現的那樣，有開著汽車直接撞開柏林牆，逃向自由世界的成功例子；亦有被邊境警察實彈擊中，橫屍柏林牆下的悲劇。

總之，一堵柏林牆演變出多少悲喜劇。後來隨著冷戰的結束，東德並入西德，德意志終於完成了統一。柏林牆歷經三十載，成為德國近代史上最大的創傷之一。如今殘存的柏林牆遺址猶如一道刺目的傷疤，提醒著德國人曾經經歷的苦難。

德國電影對這段歷史多有涉獵，2001年一部《逃出柏林》便是講述了一起發生在柏林牆下的逃亡事件。

影片中一幫東德人費勁九個月的時間挖通柏林牆地下一段通道，幫助親人逃出東德。

電影最大的詬病便是將西德簡化為自由烏托邦，將東德形容成極權牢籠，從而抹殺了影片更深層次探討柏林牆問題的可能性。在這部影片中，一段離奇的逃亡故事在三小時片長被表現得跌宕起伏、驚心動魄，多條線索有條不紊地穿行其間。

只是，類似於《肖申克的救贖》The Shawshank Redemption式的成功故事與英雄式高大全的人物塑造，使得這部旨在反思柏林牆歷史的電影顯得過於通俗平凡。

而逃亡的目的――自由，卻未能得到更刻骨、更深化的剖析。最後皆大歡喜的圓滿結局消解了影片的真實性，從而使得這部電影看上去猶如冒險故事般虛空。

同樣著墨於東德極權體制的罪惡以及對自由的嚮往，《竊聽風暴》Leben der Anderen, Das（2006）更能打動人心。這得益於影片對於人性的深度開挖和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影片通過表現一個生活在極權體制中、並為之效力的秘密警察的人性蘇醒，以表達極權體制對人性的摧殘，同時寄託人性最終將沖破極權牢籠、走向光明的美好願望。

在一個遍布秘密警察、對國民生活進行嚴密監控的集權社會中，民眾隨時面臨被拘捕、被竊聽的危險。各種醜陋的怪象借著冠冕堂皇的理由上演：醜陋的文化部長肆意利用手上的權利，霸佔美麗的女演員。

影片中這令人作嘔的一幕，便是借喻集權制度假以各種冠冕的理由，肆意踐踏人性。片中美麗女演員一步步走向毀滅的過程，便是美好人性被暴政摧殘至泯滅的活脫脫的範本。女演員最後逃不開負疚的心理，被急速飛馳的汽車撞死在馬路上，一朵美麗的鮮花就這樣凋零了；

同樣死去的還有與世無爭的導演、知識分子，他選擇了自殺，因為在黑白顛倒的年代裡，「自殺已經是最好的結果，因為他們不能忍受那樣活著。

沒有流血，沒有熱情，他們只能選擇死亡，死才是唯一的希望。」導演通過這兩個人物不同的死亡，表達個體對極權暴政最沉痛的控訴。本片雖與柏林牆並無直接的聯系，

但其內在的精神卻與當時的政治勢態休戚相關。

再者，東德嚴肅的政治氣氛是促使柏林牆誕生的因素，更是促使大多數東德人翻越柏林牆、逃亡西德的最直接因素。

依照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講，影片中像維斯勒這樣覺醒的人在現實生活中一個都未曾有過，真正的歷史，比電影里呈現的要黑暗得多。

如果說《竊聽風暴》有著冰錐刺骨的冷硬質地，那麼《再見，列寧》Good Bye Lenin!（2003）則顯得更為溫情默默。

這部影片聚焦柏林牆倒塌之後一個東德家庭的喜怒哀樂。對柏林牆的反思發人深省，既有對東德極權體制下思想控制的無情揭露，又不時地流露出對舊時代的懷念，曾經經歷過的美好和殘酷，伴隨著每個個體的記憶，成為時代的注腳；

被高度美化的西德卻也並非盡如人意，兩極不對等的社會一朝融於一體，無盡的矛盾、麻煩便接踵而至。逐日惡化的就業形勢、物慾侵襲、價值觀面臨挑戰等等問題，均是柏林牆帶給德國人民的創傷後遺症。就像那座被直升機吊起的列寧雕像，

在夕陽余輝中緩緩走下歷史舞台，一個時代無可奈何地結束了。有惋惜、有留戀，然而終究要面對新的生活。亞歷山大慶幸母親能在自己親手打造的舊世界中死去，而她的骨灰會隨著她生活的時代隨風而逝。

6. 德國二戰後自覺反省認罪的原因誰知道

戰爭剛結束的幾年裡，德國社會普遍存在「勝者王侯，敗者賊」的心態，對二戰的反思也主要局限在學術范圍內。1951年9月，聯邦德國首任總理阿登納發表聲明說：「大多數德國人民反對納粹針對猶太人的暴行，大多數德國人民與這種暴行無關。」阿登納政府試圖盡快甩掉歷史的包袱。1949年9月和1954年6月，聯邦德國議會先後兩次通過大赦法案，連一些直接參與過大屠殺的納粹頭目也被釋放，社會輿論很少揭露納粹罪行。
60年代，聯邦德國開始了對戰爭的深入反思。1963年，在法蘭克福對奧斯威辛集中營納粹分子的審判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二戰勝利20周年之際，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統海因里希·呂布克在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解放日發表講話，聯邦德國開始打破對納粹罪行的緘默，社會輿論開始廣泛討論大屠殺。年輕人開始問他們的父輩：什麼是大屠殺？什麼是集中營？你在戰爭中做了什麼？你是不是納粹黨黨員？1970年，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的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跪下，表達德國的道歉和對二戰的懺悔.經過公開和廣泛的討論，德國社會真正意識到了德國在二戰中的罪責。轉折性的標志是，在1985年紀念二戰結束40周年之際，聯邦德國總統魏茨澤克明確表態：「5月8日是解放之日，我們大家（在這一天）從納粹獨裁統治下解放出來。」從「戰敗」到「解放」的認知轉變標志著一個重要的飛躍。
德國明白的是生命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對比的說下日本二戰中有時連自己官兵的生命都不在乎，它又去如何反省殘殺別國人民的罪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