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德國為什麼那麼多人謝罪

⑴ 戰敗後的德國摻狀

眾所周知，二戰後聯邦德國（指1949—1989年間的西德與1990年後的統一德國）對納粹德國的罪惡歷史作出了徹底的反省，與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970年聯邦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認罪的鏡頭，已成為德國悔過自新的經典象徵。但是，除此以外，國內對德國反思歷史的情況的了解就很少了。在勃蘭特下跪一幕的影響下，人們普遍傾向於過於簡單化的結論：二戰後，德國人徹底反省了。這一結論雖然沒錯，但不可忽視的是，二戰後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思還是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的。

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沉默與迴避階段
與我們今天的德國形象形成最大反差的要數起聯邦建國後15年裡的歷史態度。在這個階段的西德，反思與清算納粹歷史只是點滴現象，沒有形成規模。相反，我們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對納粹歷史的無視、沉默與迴避。

這里我們應該從1945開始講起。二戰後的德國，滿目瘡痍、哀鴻遍地。普通的德國人丟魂失魄，流離失所，每日都在為最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對納粹歷史的清算，是西方佔領當局的事情。惡貫滿盈的納粹頭目在紐倫堡得到了舉世矚目的審判。納粹官員被驅逐出政府機關。對普通德國人，美軍在美佔區以表格登記審查的方式進行了的「非納粹化」措施。但是，因與納粹政權有關的人數太多，德國民眾的抵觸情緒強烈，不得不交由德國地方政府設立的特別法院處理。而地方法院也敷衍了事，讓無數的納粹分子過關，「非納粹化」運動因此半途而廢。

1949年聯邦德國成立後，也沒有積極進行對納粹歷史的清算。相反，1949年12月聯邦眾議院便通過了赦免納粹分子一般犯罪行為的法案（1954年，眾議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納粹罪犯）。1951年，又通過了恢復1945年被撤職的原納粹官員的職位的法律。隨著冷戰的加劇，西方佔領國也失去了徹底清洗納粹分子的興趣，他們更關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為西方陣營的實力成員。朝鮮戰爭爆發後，北約鼓勵西德總理阿登納重建軍隊。為了藉助原納粹高級軍官的專業能力，同盟國與西德政府提前釋放了曼斯泰因等納粹高級將領。阿登納又親自前往監獄探望其餘納粹將領，而且還邀請曼斯泰因到總理府座談。阿登納本人屬於保守派，自己也受過納粹政權的迫害。他主張與西方交戰國，特別是與法國和解，也支持與以色列建立友好關系，對猶太人作出賠償。但他最關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國，盡快從西方戰勝國手裡獲得西德的國家主權。為此他需要許多專業人才，這些人的納粹歷史對他來說無關緊要。在阿登納時期，大批的原納粹高級文武官員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機關。沒有一個納粹時期的法官受到起訴或丟掉職位。阿登納總理府國務秘書戈羅布克就是當年納粹迫害猶太人的《紐倫堡法》的起草者與評論者。因此，人們稱這種現象為「戈羅布克現象」。東德因此攻擊納粹主義在西德復辟了。納粹主義在西德雖然沒有復辟，但因冷戰的掩護與阿登納本人的保守傾向，許多罪惡累累的納粹分子幸運地逃脫了應有的懲罰。

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轉折與突破階段
在50與60年代初期的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深刻反思與清算無從談起。到60年代中期，情況開始發生根本的變化。此時，西方國家與西德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他們的共同反對目標是美國的侵越戰爭以及本國的保守勢力。在西德，納粹德國的歷史及其在西德殘余勢力是西德學生運動攻擊的獨特目標。當時離二戰結束只有二十餘年，在政府、軍隊與教育機構佔有要位的保守分子大都有一段不光彩的納粹歷史。這些人相對安穩地度過了50年代。學生運動爆發後，他們的納粹歷史遭到了年輕一代的無情清算。西德對納粹歷史的反思與清算由此正式拉開帷幕。

1968年11月 7日，在大庭廣眾之下，女記者克拉斯菲爾德給了原納粹黨員與高級官員、西德總理基辛格（非原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一記響亮的耳光。她說，她是以年輕一代的名義打這個耳光的。在她看來，二戰結束後僅20年，一位原納粹黨員與高官竟然能當上聯邦總理，這是德國的恥辱。1969年初，聯邦總統呂布克因其在納粹時期在一個曾設計過集中營的建築公司的工作經歷受到輿論的攻擊，只得匆匆下台。

1969年秋天，在學生運動的大力推動下，社會民主黨聯合自由民主黨上台執政。社會民主黨主席、當年的反法西斯戰士勃蘭特任聯邦總理。勃蘭特上任後，對內實行民主自由改革，對外謀求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和解（「東方政策」）。1970年12月7日，勃蘭特在華沙代表聯邦德國與波蘭政府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就在當天，他弔唁了華沙的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就在那裡，他作出了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個舉世聞名的謝罪舉動。在西德國內，他因此受到了右翼的攻擊與非議。但是他偉大的舉措感動了世界輿論。1971年底，諾貝爾委員會授予了勃蘭特諾貝爾和平獎。他贏得的不僅是個人的榮譽，他也為聯邦德國贏得了世界的尊敬。從此以後，世界輿論對德國的態度有了根本的改變。

應該提及的是，西德學生運動對納粹歷史的反思也出現了極左潮流。少數大學生深信「資本主義導致法西斯主義」，組成了所謂的「紅軍團」，試圖以暴力的方式推翻西德的社會制度，因此走上了恐怖主義的歧途。1977年秋天，極左的恐怖主義達到了高峰。在施密特政府的強硬打擊下，「紅軍團」失敗並走入低谷。

但是，學生運動引發的對納粹歷史的反思與對原納粹分子的清洗卻在繼續進行。1978年，原納粹海軍法官、時任巴登——符登堡州州長的漢斯?費賓格在輿論的壓力下被迫下台。他在二戰結束的最後日子裡還繼續判決士兵死刑。而且在戰後堅持認為，「如果當年是合法的話，那麼現在不可能是非法的」。

1979年，西德各州地方電視台在四個晚上連續轉播了美國電視系列片《大屠殺》。電視片中一個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家庭的悲慘命運深深地震撼了觀眾的心靈。據統計，當時共有僅兩千萬人收看了該節目。對於只有六千萬人口的西德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該節目的成功使得新納粹分子惱羞成怒，他們試圖通過迫害電視設備來進行干擾，但也未成功。

三、80年代：反復與爭論階段
進入80年代以後，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態度又出現了波動。這與在1982年底以科爾為首的保守派的再次上台很有關系。保守派對60年代中期以來左派對納粹歷史以及德國保守傳統的批判一直耿耿於懷。科爾上台之後，宣布要實現「政治與道德上的轉折」。科爾本人並不想給納粹歷史翻案，但其他保守分子卻認為重新評論德國歷史的時候來到了。

1983年，西德出現了所謂的「希特勒日記丑聞」。著名的《明星》雜志推出了所謂的「被發現的」「希特勒日記」。德國輿論一片震撼。保守勢力欣喜若狂，叫囂 「應該改寫納粹德國歷史了」。但是，「希特勒日記」很快被證實是偽造的。「日記」雖然是假的，但是保守派因此暴露出來的篡改歷史的心願卻是真實的。

198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40周年。5月8日是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40周年紀念日。隨著這一歷史日子的逼近，歐美各國都在准備隆重的紀念活動。聯邦德國也因此再次興起了反思納粹歷史的高潮。但這次反思卻變了調。有人認為，5月8日對於戰勝國來說是一個「勝利與解放的日子」，而對於德國人來說，這一天卻意味著戰敗與災難。難道德國人還能與戰勝國一起把它作為「勝利與解放的日子」來慶祝嗎？5月初，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來到西德，要與西德總理科爾一起在紀念二戰結束的同時，表示德美兩國人民的和解。科爾為此安排了到比特堡二戰德國陣亡士兵墓地弔唁。但媒體很快披露，該墓地還埋葬著幾十個納粹黨核心組織「武裝黨衛隊」成員。猶太人組織因此呼籲里根與科爾放棄該弔唁計劃。但科爾還是堅持與里根一起去了比特堡。聯邦德國與納粹歷史一刀兩斷的光輝形象被抹上了一層陰影。

5月8日，聯邦德國在眾議院舉行庄嚴的二戰結束40周年的紀念活動。面對西德輿論中對這一歷史日子的性質的疑惑，聯邦總統魏茨澤克在演講中旗幟鮮明地指出，「5月8日」，對於德國人來說首先是一個值得紀念的「解放之日」，因為它把所有德國人都從納粹的暴力統治中解放出來了。德國人不應該把戰爭結束時自己承受的災難與這個日子，而應該與1933年1月30日，即希特勒上台的日子聯系在一起。德國人不應該記恨於當年的戰勝國，而應該把自己的不幸遭遇歸結於罪惡的納粹統治。魏茨澤克的精彩演講不僅贏得了德國眾議院的熱烈掌聲，澄清了德國公眾的歷史疑惑，而且受到了西方輿論的一片贊賞，除去了德國國際形象上的陰影。

但是，西德對納粹歷史的爭論並沒有因此終結。1986年又出現了所謂的「歷史學家爭論」。這場爭論源於右翼歷史學家諾爾特。他在一篇報刊文章中抱怨，納粹德國已經滅亡40年了，但這段歷史卻仍然不能「過去」。他認為，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在世界歷史上不是獨一無二的，其他國家也發生過的類似的大屠殺事件。而且，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很有可能是對斯大林「大清洗」以及一種「亞洲式的酷刑」的回應，猶如一種正當防衛。對諾爾特的進攻，著名社會學家哈貝馬斯與左翼歷史學家一起作出了及時而有力的回擊。他們認為，之所以說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是因為納粹國家利用現代工廠化的方式對一個種族不分男女老少地進行了整體性滅絕性大屠殺，而且這種罪行又發生在屬於歐洲文明國家的德國。如果有意尋找，總能找到一個與其他國家的大屠殺的「可比性」。但這種「可比性」並不能自然而然地成為德國人降低自我道德標準的理由。關鍵要看德國人是否因此沾沾自喜、如釋重負，是否願意把自己與落後國家一樣看待，逃避良心的譴責。至於諾爾特的第二個觀點，則完全屬於無稽之談，是挖空心思為希特勒開脫罪責。

四、90年代以來：深入與多面化階段。
1990年10月，分裂40年之久的東西德國統一了。統一德國沿襲了原西德的國名，也繼承了其反思納粹歷史的優良傳統。統一後，對納粹歷史的反思與清算更加深入了。在以前，清算納粹歷史的矛頭主要對准前納粹政權的重要人物與機構組織或者聯邦德國政界的重要人物的納粹歷史。而現在，進入批判視野的是納粹時期的普通人物與組織。

90年代初期，美國歷史學家格德哈根出版了其題為《希特勒心甘情願的儈子手——大屠殺中的普通德國人》的博士論文。在此書中，格德哈根通過對納粹時期參加大屠殺的德國協助警察的研究，得出了納粹時期普通德國人都是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自願幫凶的結論。該書翻譯成德文後，在德國引起了軒然大波，引發了所謂的「格德哈根辯論」。在這次辯論中，年輕一代大多支持格德哈根的觀點，而他們的父親一代，即那些已經成為大學教授的60年代的大學生卻顯得有些落後了，因為他們過於挑剔格德哈根著作的專業缺陷。

隨著辯論的深入，納粹德國軍隊在二戰與大屠殺中的角色也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中。在此以前，德國流傳著「國防軍是干凈的」 的粉飾性說法，認為他們只是「服從了命令」，參加了「正常的」戰役，沒有參迦納粹大屠殺等罪惡行為。對此，屬於左翼自由派的德國煙草商富豪林茨瑪及其社會研究所組織了一個題為《滅絕戰爭——國防軍的罪行1941—1945》的歷史攝影展覽，展出了成百上千幅戳穿「國防軍是干凈的」的謊言。展覽在德國各大城市巡迴展出，引起巨大震撼。不過，它也引起了極右翼的攻擊。他們在其中找出了一些技術錯誤，試圖推翻整個展覽的結論，但未能得逞。

進入90年代以後，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思形式也逐漸多樣化了，影視媒體的作用越來越大。如前所述，早在70年代末，美國電視系列劇《大屠殺》就為西德社會反思納粹歷史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90年代，美國影片《辛德勒的名單》也在德國引起很大反響，德國中小學都組織學生集體觀看並舉行討論。在這方面，德國影視界也作出了十分引人矚目的工作。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德國影片都是以納粹歷史及其影響為主題的。早在1980年，以著名作家格拉斯的長篇小說《鐵皮鼓》為腳本的德國同名故事片在好萊塢獲得了奧斯卡最佳非英語故事片獎。2002年，一部敘述一個在納粹時期流亡非洲的猶太家庭的故事片《情陷非洲》又一次獲得了這一殊榮。在90年代中期，諷刺1983年的「希特勒日記丑聞」的德國故事片《施東克》曾獲得該獎項的提名獎。去年，德國電影界又推出了反映希特勒末日的故事片《滅亡》，在德國引起轟動，又於今年在好萊塢獲得了提名獎。另外，德國國家電視二台自90年代中期開始，推出了一系列有關納粹歷史的紀實性電視片，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很大的反響。與正面的歷史教育不同，影視作品能夠使戰後出生的年輕人更為直覺地接觸納粹歷史。以猶太人命運為主題的影片更能使他們對受害者產生同情心，以希特勒為主角的影片則能使他們通過「一場與魔鬼的約會」對其幽靈產生更大的免疫力，後一種影片的成功不僅表現了德國電影界的藝術水平，也反映出了他們在政治上的成熟。

到新舊世紀之交，聯邦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歷程又取得了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就。經過二三十年的反復討論，聯邦眾議院於1999年6月25日通過在柏林建造紀念六百萬納粹大屠殺猶太人受害者的大規模紀念碑的決議。眾議院採用了美國建築師埃森曼的碑林設計。碑林建造在處於柏林統一後中心位置的波茨坦廣場，面積約為150米見方，包括2711個從30厘米至4-5米高低不等的石碑碑林。紀念碑林將告誡世世代代的德國人牢記納粹時期的罪惡，永遠不讓黑暗的歷史重復。今年5月10日，大屠殺紀念碑林正式揭幕。

五、結語
但是，即便進入新世紀後，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過程仍然充滿了波折，2002年，德國歷史學家約格·弗里德里希推出了《大火》一書。該書詳細敘述了二戰期間戰勝國對德國城市的空襲以及德國民眾遭受的災難。作者把戰勝國對德國的狂轟濫炸與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相提並論，又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議。新納粹分子又借機挑撥德國與戰勝國的關系，他們稱戰爭國1945年2月13日對德雷斯頓的大轟炸為「炸彈大屠殺」，並且揚言要在今年5月8日到柏林的象徵建築勃蘭登堡門示威遊行。

那天，全世界人民通過電視看到了來自德國首都的動人一幕：成千上萬的德國人手持火燭默立在勃蘭登堡門周圍的街道上。他們在為永久的和平祈禱，同時他們也以此行動阻擋在周邊街道上挑釁的新納粹分子前往勃蘭登堡大門，不讓他們玷污德國的國際形象。

這一幅畫面可以作為二戰後聯邦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過程與現狀的象徵。德國的反思是徹底的，但它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這一過程已經深入人心，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它還沒有結束，還在繼續進行。讓我們為它祝福吧！

⑵ 二戰結束時，德國明明還有700萬大軍，為什麼會選擇投降

二戰結束之後，德國雖然有700萬大軍，但是後勤補給無法供應，而且在戰爭中德國的傷亡人數非常的慘重，所以才會選擇投降。雖然還有700萬的士兵，但是德國不可能把這些士兵全部都放在這個場戰爭。而且德國也不會孤注一擲，把700萬士兵全部都用在一個地方。因為這700萬人如果回到戰場的話，那麼德國最後就會被滅國。

軍事實力崩潰

如果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德國當時的700萬大軍也很難保證，是否能夠取得勝利也未可知。更重要的是他們的領導人在那個時候自殺了，而且也造成德國軍隊沒有非常強大的凝聚力。並且當時的蘇聯和美國合作，同時德國的軍事實力也慢慢的走向了崩潰的邊緣，這也讓美國和蘇聯抓住了機會，所以這才是德國會投降的原因。

⑶ 關於德國總統為二戰下跪的詳細內容

正在以色列訪問的德國總統克勒2日說，他為德國在二戰時大肆屠殺猶太人感到羞愧，那段歷史將是德國不可迴避的。克勒當天在以色列議會發表講話時說，二戰大屠殺的受害者們已賦予世人不要讓悲劇重演的使命，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牢記。他還為德國給猶太人造成的苦難而「在羞愧中低下頭」。

克勒1日抵達耶路撒冷開始對以色列進行為期4天的國事訪問。他此行的目的是慶祝兩國建交40周年。據悉，以色列總統卡察夫將於5月份回訪德國。

德國總統約翰內斯-勞16號在以色列議會發表演講，代表德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的大屠殺暴行表示道歉，並請求寬恕。

他表示，將加強對德國年輕一代的教育，使他們永遠記住德國過去的不光彩歷史。二戰後，由於德國政府對納粹德國的所作所為進行了較為深刻的反省，以德兩國自60年代中期建立外交關系以來，雙邊關系發展較快。(中央電視台)

⑷ 德國現在對以前二戰中乾的事，現在感到道歉嗎

有啊，在1970年12月枝族7日，德國總理勃蘭特來到了波蘭華沙猶太死難者紀念碑前，勃蘭特在獻上花圈後，突然雙膝跪地，跪在了華沙猶太死難者紀念碑前，向遇難的幾百萬猶太人道歉。然而，勃蘭特在二戰期間，是反戰人士褲彎，他不是德國納粹黨人，所以他本可以不用這樣做的，但他卻代替應該這樣做的納粹黨人向猶太人下跪道歉，跪下去的是勃蘭特，站起來的是德意志，勃蘭特還因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而且德國政府在二戰後，積極向各國受害者進行賠償，直到2007年才還清這巨額賠款。
還有就是德國政府還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禁止德國納粹黨旗，禁止德國納粹舉手禮，將希特勒的《我的奮斗》列為禁書等等，他們禁止了一切與德國納粹相關的事情。德國人的道歉是真誠的，所以他們成功贏得了全世界的原諒與尊重。
反觀日本，日本幾十年來，幾乎從未真誠的道過歉，也幾乎沒怎麼向世界各國受害者進行賠償，而且他們依然在使用那罪惡的太陽旗，還有他們還隨意篡改歷史課本，以掩蓋他們的二戰期間的戰爭罪行，最可惡的是他們將死在二戰期間的那二百多萬戰犯的靈位當做英雄一樣供奉在靖國神社，每年日本領導人都要去參拜。真是諷胡搭悶刺啊，一生沾滿鮮血的戰犯們，死後竟然還能得到全國人民的參拜與供奉 。
德國和日本，真是鮮明的對比啊！

⑸ 二戰後德國道歉，為什麼日本不道歉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義大利，日本三國，組成法西斯國家聯盟，領導者是納粹德國、義大利王國和日本及與他們合作的一些國家和佔領國。

它們被稱為軸心國。

名稱源於1936年11月1日義大利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在與納粹德國達成協調外交政策的同盟條約。後不久對此評價的一次演說：「柏林和羅馬的垂直線不是壁壘，而是軸心」，因柏林和羅馬在同一經度線上，因此，後人就把法西斯同盟稱為「軸心」，參加國稱為「軸心國」。

1995年6月，當時的德國總理科爾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前再次下跪道歉，同時成立贖罪委員會，以向在二戰中受德國侵略的國家贖罪。

德國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問題上態度也很明確，先後向受害國家和受害民族 進行了巨額賠償。

二戰爆發80周年，德國總統請求波蘭原諒，向受害者鞠躬請求寬恕

就在前幾天，9月1日，法新社最新消息，在波蘭維隆當天舉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80周年紀念儀式上，德國總統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請求波蘭原諒。

⑹ 戰後德國為何認罪態度較好

德國前總理施羅德 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華戰爭中最血腥的一頁，也是迄今日本右翼勢力竭力掩蓋、否認侵略罪行的一個焦點。不僅如此，日本政府也不願證實這一史實。日本領導人對訪問南京，參觀有關紀念館有所抵觸，仍會受到日本國內巨大的牽制。戰後至今，沒有一個日本首相到過南京。可以想像，如果日本首相到南京訪問仍就只說一句深刻反省，而不正式謝罪並前往悼念死難者，是難以得到受害方寬恕的。遺憾的是，戰後60年過去了，日本不僅仍然做不到向南京謝罪，而且還不斷出現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的言論。這只能激起受害者更強烈的憤怒和對歷史事實的反復確認。 源於德意志特性？兩種精神矛盾中並存 有人認為，德國認罪態度較好，源於德意志民族特性，德國人思想深刻，善於反思，對戰爭罪責問題也採取了理性的態度。究竟有沒有德意志特性，這個問題至今在德國國內外存在爭議。但是，如果在60年前提出這個問題，答案截然相反。當時，世界上絕大多數人認為德國人不可救葯，他們守紀律，講秩序，崇尚權威，一有機會就侵略別國。世人根本無法制止德國人准備戰爭的進程，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傢具廠改造成飛機製造廠，用鍾表廠生產炮彈和魚雷的重要部件。對此，美國摩根索計劃的解決辦法是：肢解德國，把它分成幾個國家，同時徹底摧毀它的工業能力，把它變成牛羊遍地的農牧國家。 事實上，德意志民族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繼承了兩種遺產，一種是軍國主義和集權主義的，主要表現就是普魯士精神，自近代以來，被俾斯麥、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繼承；另一種是以歌德、席勒為代表的人文主義精神，追求民主、自由和人道。這兩種遺產在德國社會中並存。兩種遺產相加，就使德意志特性淡薄了許多。 罪感文化難說通民主改造徹底立大功 近年來，少數國外學者試圖從文化的角度深層次地探索這個問題，認為浸染德意志民族的是基督教文明，基督教強調人生而有罪，一生都需要不斷懺悔，由此形成罪感文化；而包括日本在內的東方民族最忌丟臉，形成恥感文化。個別學者甚至將這兩種文化同兒童心理發展過程結合，認為羞恥感早於是非判斷能力，因此，罪感文化高於恥感文化。粗一看，這種說法似乎頗有道理，其實經不起深究。德意志從其民族形成之時起，就普遍信奉基督教，但它的罪感卻不是一直就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當德國接到《凡爾賽條約》文本時，全國上下群情激憤，就連共和國的首任總理都發出了誰要是簽署了這樣的條約，他的手就會爛掉！的詛咒。正是全民族的這種不服罪態度，使德國又一次發動了世界大戰。 法西斯統治時期，德國社會的納粹化程度比日本嚴重得多。但二戰末期，德國納粹政權遭到毀滅性打擊，在重建中起作用的德國人士基本上同納粹政權沒有關聯，有些還是堅定的反法西斯人士。反觀日本，它並沒有被反法西斯國家打進去，而是在保存天皇制度的前提下投降，由此導致政權在運作機制、人員構成、指導原則等方麵包含許多舊政權的元素。 在戰後民主化改造方面，德日兩國也有很大差別。日本的改造在時間上稍晚，因此受冷戰影響較大。美國為更好地對付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採取縱容政策。另外，德國被蘇、美、英、法四國佔領，佔領國在實施民主化改造時互有制約；而日本由美國一國佔領，民主改造的效果大打折扣。從實際結果來看，蘇占區的民主化改造最徹底，納粹分子全部被清除出各級行政機構和企業，並被沒收財產，法西斯思潮遭到毀滅性打擊。在美佔區，一度發生非納粹化擴大化，開始時佔領當局試圖整肅全部納粹黨員，後來很快發現，要把這1/5的人口驅逐出公眾生活是不可能的。緊接著又搞人人過關，當局擬定了一份133個問題的調查表，要求每個18歲以上的人填寫，經當地法庭審查後，劃分成主犯、罪犯、從犯、追隨者和無罪者。擴大化固然不好，但從清楚舊殘餘角度看，還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德國人並不是完全被動地接受改造，部分知識分子勇敢地承擔起領頭反思的重任。1946年，哲學家雅斯貝斯出版了著名的《罪責問題》一書，強調了認罪的重要性，指出每一個德國人都犯有罪行，因為除了刑事罪行和政治罪行應該由相關人物單獨承擔外，道德罪行和抽象罪行就應該由聽任罪行發生的全體國民集體承擔。德國基督教會盡管在法西斯統治時期也作過抗爭，但它們並沒有因此而逃避責任，反而公開發表認罪書，宣告每一個基督徒都要對納粹政權的暴行承擔責任並為此贖罪。同時，知識分子在文化重建過程中，積極對國民進行民主思想的再教育。大多數作家以平實的語言揭露戰爭的殘酷和戰後的困苦，力圖深刻地思考倫理道德問題和歷史問題。隨著上世紀50年代聯邦德國走向經濟繁榮，

⑺ 德國和日本都是二戰時期戰敗國，為什麼德國和日本認罪態度的反差那麼大

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很復雜的。
1.從國民的意識上看，二戰德國的國民意識很強，二戰前是德國人民把希特勒min主地選為總理，所以德國民眾對於德國二戰的暴行普遍都有自責的心理；而日本一直是獨裁統治加天皇精神世界壟斷，所以日本人一直認為自己都沒有做錯什麼，都是領導的責任。
2.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失敗，雖然在兩次戰爭的初期都有明顯的優勢，但是歐戰中各個參戰國強大的實力和先進的軍備使得德國在兩次戰爭中都受到了嚴重的損失，二戰後還被一分為二。可以說德國的反省行為一定程度上也是厭戰，因為兩次大戰德國都元氣大傷，人民也不願再為無謂的戰爭犧牲了。而日本第一次世界 大戰是戰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戰敗，但很快又被美國扶植起來了，正因為沒有持續受到戰爭帶來的巨大損失，所以日本相對來說並不排斥新的戰爭。
3.德國是歐洲的大陸國家，與法國、波蘭等很多國家直接接壤，如果不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邊境沖突將十分頻繁，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德國認罪的速度。而日本與中國等國家沒有直接的陸地領土銜接，即使不認真認錯也不用擔心他國政府或民間組織的邊境騷擾活動。
4.德國等歐洲國家的傳統文化強調責任的擔當，他們認為做了錯事雖然可恥，但勇於承認錯誤並改正錯誤是可敬的行為。而日本的傳統文化則更強調面子以及他人對自己的評價，他們認為自己有沒有做錯事不要緊，要緊的是別人知不知道自己做了錯事或別人是否認為自己做了錯事。所以雖然剛剛改革開放時日本政府對中國進行了很多經濟援助，很多人認為這是出於當年侵華的罪惡感，但日本從未公開承認自己在二戰做了錯事。
5.二戰後所面對的形式不同。德國二戰後面對兩類國家，一是如法國、荷蘭比利時這類國家，這些國家都被納粹德國傷害過，而二戰後又與西德同一陣營；二是波蘭蘇聯南斯拉夫，也被納粹德國傷害過，二戰後與東德一個陣營。正是因為德國被一分為二，各自屬於不同陣營，所以對於各個國家都有道歉的義務和需要。而日本二戰後一直依附於美國，所以對於偷襲珍珠港一直表現出很好的認錯態度，但因為日本是美國對抗中國的前沿，日本當然不會對中國道歉。而菲律賓等國家一直鬧民族獨立，在經濟上對美國不利，也不是美日的盟友，所以 日本也一直沒有對東南亞的國家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