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俄國社會發生了怎樣轉型
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體制轉型問題一直受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但在今天,顯然有必要從一個更為寬廣和更為深入的視角,重提俄羅斯體制轉型的話題。
這里所說的「俄羅斯體制轉型」,專指從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與一黨壟斷的傳統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與民主法制社會的歷史性轉換。從一般的意義上說,起自於1991年12月蘇聯解體的俄羅斯體制轉型迄今已有10年,這10年體制轉型的實踐無論為社會轉型問題的橫向比較,還是從歷史延伸中作縱向剖析都提供了一定的積累。十年的歷史沉澱也多少使人們有了一個較為冷靜的心態,對俄羅斯體制轉型問題作一番較為客觀的評判。
近年來,無論是俄羅斯本身,還是國內國際學術界都有不少以這一內容為主題的重要著作與大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問世,為研究轉型問題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料。其次,就俄羅斯體制轉型這一問題本身而言,在當前又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就俄羅斯自身來說,隨著普京總統的執政,一個重新思考過去、重新定位未來的過程正在俄羅斯政界學界自然而然地展開;就國際社會而言,以蘇聯解體為最終標志的冷戰體制瓦解迄今也有十年,後冷戰時期的大國關系變遷到了一個相當關鍵的時刻。幾乎在各大國,當然尤其突出地表現於美國,正在展開一場全面的外交政策大爭論,其中在判斷未來美俄關系及其它大國關系走向時,又不可避免地把俄羅斯體制轉型問題提了出來,需要對之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斷;最後,中國改革開放20餘年的成功,並不等於我們不需要對俄羅斯體制轉型問題作全面觀照,尤其是當中國正面臨著新一輪的向國際社會開放和深入考量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關鍵時刻,重新思考俄羅斯社會轉型的發生、路徑及其未來走向問題,顯得更為重要。
一、俄羅斯體制轉型的發生。
俄羅斯體制轉型的發生問題包括轉型的動因、轉型的前提,以及轉型的起始方式等內容。轉型的動因是指:從1992年起俄羅斯全面地推行從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與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轉 變是有一系列深刻起因的。這個問題的另一種表達方式,也就是蘇聯到底為什麼會解體的問 題。轉型的前提所指的問題是,1992年開始的體制轉型是在什麼樣的先前體制基礎上發生的。以另一種表達,也即是蘇聯解體所結束的究竟是一個什麼樣性質的社會的問題。轉型的起始方式所指的問題是,90年代初期俄羅斯社會轉型以制度的重大變化為起始點,那末這樣的一種變化為何是以這樣的一種方式發生。顯然,上述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葉利欽時期體制轉型的路徑選擇。
首先來看1992年葉利欽體制肇始的起因,這一問題密切關聯著蘇聯解體的原因問題。盡管關於這一問題的探討已有浩如煙海的著述,但如果從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作一個鳥瞰式的概括 ,大概可以有以下這樣幾個方面:第一,把蘇聯解體視作為是20世紀最後的幾十年間國際社會一系列重要變化的結果,其中包括市場化與民主化浪潮的擴展,包括軍備競賽高度抗爭中蘇聯的失勢,包括東歐劇變、兩德統一這樣的重大國際事態,也包括蘇聯式傳統意識形態的逐漸式微。第二,把蘇聯解體看作為是70 年蘇聯歷史延續的結果,或者看作為是一個更長過程中一個帝國興起與衰落的自然過程。在這一視角之下的分析既包含有「擴張過度必然導致敗亡」的帝國興衰邏輯,也包括著東西方文明結合部背景之下,俄國歷史獨特性尚未找到使之能立於先進民族之林的制度化的現代表現方式。第三,把蘇聯解體看作是現代化過程中一系列社會轉型的自然表現。這種比較肯定的表述主要來自於西方學者,這里包括:認為戈爾巴喬夫改革是斯大林之後由赫魯曉夫開始的改革進程的自然庚續;是傾向於西方文明的一個歷史長時段中的一個環節等等分析。最後,側重於從偶然性事件、或者從宏大結構中的某個側面或某些要素方面來描述蘇聯的解體。比如,從1991年8.19事件乃至從戈爾巴喬夫的個性心理;比如,從前蘇聯的既得利益集團希望通過制度轉換,實現個人所有制,來確保個人 與集團利益等等來分析蘇聯解體。有人認為,如果這些偶然性事件得以避免,那麼也許蘇聯的解體問題可能完全會以另一種方式,或在另一個時間出現。
也許十年的時間不足以對蘇聯的解體問題作出全面分析,但看來上述四個方面中任何單獨的某一方面都不可能是導致蘇聯解體的終極原因。更為現實的判斷是從這四個方面的相互交融與綜合中去得出結論。任何宏大社會的歷史變遷,看來只能從比較復雜的分析框架中才能找 到真諦。
與90年代俄體制轉型密切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轉型的前提,即如何斷定蘇聯解體前的社會形態問題。綜合起來看,至少可以從這樣幾個角度來加以觀察。第一種方式是傳統意識形態的劃分方式,也即把解體前的蘇聯社會形態認同為社會主義性質。這樣的一種認定既是前蘇聯憲法法律制度的規定,同時,也是西方學術界相當普遍的一種認同。問題在於,前蘇聯最後幾十年這樣的一種在利益劃分上傾向於特權階層,在資源分配上絕對地以軍重工業為優先,在意識形態上凝固僵化而又落後於時代發展,同時,在對外關繫上又以擴張稱霸為政策原則的國家,能不能簡單地以「社會主義」相稱許。也許人們未曾忘卻我國當年還把前蘇聯稱作為「社會帝國主義」,鄧小平同志之所以提出,還要研究「什麼是社會主義」,這里包含著對蘇聯這樣一種「社會主義」的質疑。總之,解體前蘇聯不能簡單地等同於一個人們所嚮往的公正、進步、繁榮、和平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蘇聯解體更不是,也不應該認為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終結。第二種方式是從政治學范疇出發對前蘇聯時期社會型態的斷定。俄國學者在這方面有相當深入的探討,一個比較普遍的觀點是:認為從前蘇聯體制向「後共產主義體制」的轉型早就開始了,最早可追溯自赫魯曉夫,最晚也是自戈爾巴喬夫時期開始。就戈爾巴喬夫時期而言,有人將其稱之為是後共產主義的權威主義時期,也有人稱其為是「橫向層面上日常政治領導與管理的非全權主義和垂直層面上確保功能與價值統一的新全權主義這兩者之間的聯合。」無論是哪一種方式的表述,戈爾巴喬夫時期社會形態的特點是,第一 ,民主轉型沒有任何可靠的社會結構基礎作為支撐;第二,全權主義的傳統結構不可能在短時期中被全盤取消,新中有老,新老交替是一個必然現象。也正因為客觀存在著這樣復雜的結構關系,所以戈爾巴喬夫時期,以及爾後的體制轉型有著多種發展的可能性與選擇性,並不如某些西方人士所構想,蘇聯解體後的這一地區必然地趨向西方式的尤其是美國式的民主與市場經濟。
現在再來看體制轉型的起始方式問題。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的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研究中相當強調這種普遍性轉型過程中的國別差異性與特殊性,甚至認為,這種差異性與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轉型的方式與取向。從比較的觀點來看,前蘇聯地區之所以制度轉型是在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下進行,而沒有出現如同前南斯拉夫地區那樣的大規模戰爭局面,這得之於前蘇聯——俄羅斯的特殊條件。首先,前蘇聯是一個擁有超級核武庫的大國,單從這點而言,西方國家就不願意看到這個國家的重大事變導致動亂乃至引發核災難。同時,在蘇聯傳統意識形態日益面臨危機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運動,甚至更為久遠的反斯大林運動,對於摧毀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起到了極大作用,特別使得傳統意識形態逐漸地不能再發揮維護傳統體制的作用。廣泛而深刻的信仰危機是確實存在的,很少人願意為信仰而進行暴力斗爭,甚至1991年8.19事件中,「8人委員會」都不敢輕易使用武力,這在客觀上使得在發生蘇聯解體這樣大規模社會激變之時,意識形態的交鋒不那麼容易轉化成為社會對抗。再次,由於蘇聯解體的重大社會變化過程中,前蘇聯精英階層通過各種渠道與手段重新取得了社會地位(如通過各級政府的留用),重新掌握社會財富分配渠道(如通過私有化),往往國有企業的經理們又重新成為私有化的企業主。社會管理階層以這種方式保持相 對穩定,也大大減少了全面動亂的可能性。最後,俄羅斯內部民族孤立主義的增長,不是希望成為前蘇聯帝國內部的領袖民族,而是僅希望維持現有邊界;不輕易推動單一語種移民傾向出現,而是竭力維持各民族的共處,這使得俄羅斯當時並未發生類似於前南斯拉夫地區塞爾維亞族與其他民族的火拚。
像前蘇聯這樣一個曾經與西方高度對抗的超級大國,但卻在西方壓力之下,以基本上是和平的方式完成了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轉變,這在國際關系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先例。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還有待更為詳盡深入的發掘,但無論如何,和平地進入轉型這一現象,對爾後俄轉型進程的展開提供了決定性的條件。
二、俄羅斯體制轉型的路徑選擇
如果把俄羅斯體制轉型視為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的話,那麼這一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就是一個重要問題。路徑選擇的問題不僅體現出轉型中一個民族對體制轉換中模式選擇的判斷力,而且也體現出轉型中民族對模式選擇與本土環境這種相互關系的理解深度。也即路徑選擇問題不光提出了選擇哪一種先進的制度模式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被選擇的制度模式與特定國情是否合適的問題。
當葉利欽在1992年1月2日起大刀闊斧地推進「休克療法」政策,在緊縮銀根的前提下,在相當短的時間里大幅度開放物價,推動貿易自由化,實行盧布的可自由兌現,以及迅速地推動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之時,一般地認為,俄羅斯的體制轉型作出了「新自由主義」的路徑選擇。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政策相匹配,葉利欽大力推動多黨體制,推動新?媒體的自由化政策,並且至少在形式上以全民選舉的方式實行國家領導人的更替,應該認為葉利欽是力圖以政治民主化來為經濟自由化創設環境。甚至在外交上,葉利欽曾設想通過向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一邊倒的政策,大力與西方國家發展關系,力求通過內部的轉型和親西方的對外關系,「回歸北半球民主社會」,「成為民主國家的一個成員」。從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乃至外交戰略設定等幾個方面的情況綜合起來看,俄羅斯無疑是以自由主義原則為路徑選擇的基本取向。這一點在國際國內學術界沒有太大的爭議。
問題在於,以自由主義路徑選擇為起點的俄羅斯十年轉型究竟達到了一個什麼樣的結局,或者說是階段性的結局嗎?這是一個相當值得觀察的問題。
先來看經濟體制的問題。「休克療法」將近十年之後,令人非常吃驚的現象是,甚至連俄國的激進自由主義者都對目前的體制狀況進行了尖銳的批評。雖然他們也仍然以「資本主義」 這一范疇來描述俄羅斯目前的經濟形態,但在「資本主義」這一范疇之前,加上了種種限制,稱俄羅斯目前的經濟形態為「等級制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寡頭資本主義」 或者「犯罪資本主義」,諸如此類。在這樣的體制之下,是誰在資產佔有和經濟決策方面占據主導地位呢?一種觀點認為,政府官僚依然在整個經濟體制中占據主導地位,無論是市場運作規則還是市場份額的切割都依然是政府官員起著支配作用,企業家和商人基本上被忽略在一邊,這種觀點尤其在普京總統加強中央管理的背景下得到加強。另一種觀點認為,迄今為止的俄經濟運轉主要是依靠大的壟斷集團來進行,一方面是俄羅斯特有的國情(如地域廣大,自然資源豐富)決定了壟斷集團形成的便利性;另一方面,90年代初的私有化政策,也大大促進了寡頭財團的形成,他們既靠廉價收購國有企業,又靠占據商業銀行代替國家發放貸款的特殊地位,形成產業金融集團。持有這種觀點的人認為,葉利欽時期的經濟政治運作基本依靠寡頭集團,而普京時期的寡頭集團作用盡管受到阻厄,但其影響仍然巨大。第三種觀點認為目前過渡階段的背景之下,究竟誰起主導作用的問題很難斷定。他們認為,目前的資源分配與經濟決策完全是在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相互關系的博奕過程中得以完成。認為普京取代葉利欽之後,這一情況有所好轉,「國家化」的進程對「私有化」進程佔有上風,但從體制安排角度看,各利益集團間相互關系仍不十分清晰,利益集團與政府間的關系也仍在發展變換之中。
即使僅從目前關於俄經濟體制狀況的爭論中,仍然可以發現一些值得注意的特點:第一,盡管俄羅斯憲法制度已經明確規定了尊重私人所有制,但是俄實際經濟運作過程中的產權界限依然非常不明確。國民經濟中軍工部門佔有絕大部分比例這一基本事實阻礙了產權的分化與重組;而俄官僚利益集團非常善於在向市場轉換過程中使「私有化」政策適應個人或小團體的利益需要,這一點也使產權明晰化相當困難。第二,當前的體制運作情況很像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俄羅斯經濟模式:當時俄國官僚與企業家、商人混為一體,「公私不分」;整個社會彌漫著對商人階層與商業精神的極度疑慮;現代化的進程向國庫提出了漫無節制的財政要求,使得國家對企業有著非常緊迫的稅收需求,客觀上限制了企業的自由發展。還有人認為,目前的俄國形勢有點類似於西方國家由大蕭條向「羅斯福新政」的過渡階段,需要國家擴大需求、刺激經濟,但是俄目前由於對世界經濟的過度依賴、新的壟斷格局的形成、政權與資本的合流、政府對金融業的寄生性、大量中小企業的產生乃至農地私有化還都非常困難,這一切都使得真正的「新政」降臨仍需時日。
如果與多數南歐、拉美、中東歐國家的社會轉型過程相比較,俄羅斯體制轉型的路徑切入顯得尤為突出。在上述國家,一般而言是遵從了這樣的路徑選擇:
首先是在「國家守夜人」發揮作用的前提下,是在對古典的市場理念進行改造,並且在民主力量相對而言得以合作的基礎上推進市場化;具體地說,盡管各國進程有所不同,大體上說,是首先進行激進的民主改造,建立民主體制,然後不同程度實行社會領域的改革,以保障經濟再分配的有效性和竭力使其成為民主體制的社會基礎,有不少國家僅僅是在最後,再推動經濟領域的結構性改革。而俄羅斯是與其相反,葉利欽當年是在首先鼓吹「民富國窮」的原則基礎上,大大弱化國家對整個體制轉型的監控;其次,是在不具備上述一系列鋪墊的情況下,在產權制度與經濟結構領域一攬子全面啟動改革;尤其是由於這一系列重大變化出現在俄羅斯這樣一個極難控制的大國。這樣,就難免出現以「自由主義」方式切入體制轉型,而以「犯罪的、寡頭的、官僚等級制的資本主義」而告終的局面。
當然,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探討,也即從表面上看,或者以90年代前期西方一般的評價來看,俄羅斯已經實行了「民主改革」,何以也不能使經濟體制轉軌更見順利呢?這涉及到對90年代以來俄羅斯政治體制改革的評價。
與對俄羅斯經濟體制的評價相近似,越來越多的國外學術界同行,包括自由主義理論家們,更傾向於在「民主體制」、「權威體制」、「寡頭體制」、「混合體制」這些評價中,選擇後者,也即「混合體制」來界定俄政府體制轉型的現狀。俄羅斯自90年代之後固然推行了全民選舉,推行了言論解禁,實行了多黨制度,但是不少學者仍不同意簡單地使用「民主體制」來描摹當今俄國政體。一則是因為選舉制度仍大有政治技巧、「禪讓」等其他非選舉因素的介入;二則是因為當今俄國的「言論自由」也多為「有管理的言論自由」;三則俄目前政治運作仍大量通過非政黨形式,而現有政黨也缺乏相應的穩定的社會利益集團作為基礎,因而俄政黨制度也仍在成熟的過程中。所以,不是簡單地以「民主體制」來界定俄政治體制現狀,有一定的道理。同時,俄政治體制也並非簡單的權威體制。從成文法律上看,俄總統具有遠遠超過美國、法國等總統制國家的權利,但是,在真正權力運行過程中,俄總統本身會受到許多制約。至於不用「寡頭體制」的定義,不光由於寡頭集團在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並不穩固,而且寡頭與政府、寡頭與民眾的相互關系仍有很大的不確定因素,因此,也不能簡單以「寡頭體制」來界定俄羅斯政治體制。
之所以採用「混合體制」這樣的范疇來界定俄目前的政體,也並非因為俄政體格局一片混亂,無法名狀,事實上還是有著一些很突出的特點值得關注。首先,就俄政治體制而言,確實同時具有民主制、權威制、寡頭制各自的一些特點,而不能簡單地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種體制形式。應該看到俄羅斯寡頭集團以政府為背景,以壟斷性的國有大企業為基礎,整體上具有難以撼動的地位,即使其中某一部分受到阻遏,但是從全局看,無論就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就其資金的集中程度,甚至就其政治影響來看,如若將其全部剪除,一則不能,二則也不利。就「權威體制」這樣的概括而言,確實應該重視國家元首與政府首腦在俄政治管理中的至關重要性,而且往往總統是集立法與行政大權於一身。甚至也不應該簡單地否定以「民主體制」這樣的范疇來界定俄目前體制現狀的某些合理性,至少形式民主也對遏制專權和社會兩極分化起到一定作用。其次,用「混合體制」界定目前俄政治體制,還有其特殊的含義:第一,目前各種政治利益集團(包括官僚集團、寡頭集團)和各種政治派別(包括以「右派聯盟」形式出現的自由派、以共產黨形式出現的反對派和以「團結黨」面目出現的中間派)還沒有一個能夠占絕對統治地位。俄政治格局從原則上說呈「極化」狀態;第二,目前俄政治格局內的各種政治設施、各種利益集團、各種政治派別,簡言之,各極之間還缺乏一種相互間的吻合性,雖然無論在葉利欽,還是在普京時期都曾通過各種政治安排來加強俄政治系統內部「各極」、「各派」、「各方面」之間的內部吻合性,但看來,這種努力的效果還尚在體現的過程中。
從轉型十年的長過程來看,從「新自由主義」的路徑切入而得到的是一個「混合型體制」的(階段性的)轉型結局,多少是一個富於戲劇性的結果,至少也是一個令當年作出路徑選擇的決策者大出意外的結果。
三、俄羅斯社會轉型的走向
俄羅斯經濟學家、現任政府經濟顧問的符拉基米爾·毛早年曾將俄羅斯轉型與拉美國家的體制轉型做過一個比較。他的結論是認為:俄羅斯的自由主義式的體制轉型很可能落到一個反自由主義的狀態,而以平民主義而告終的結局。他的理由是,俄羅斯與當年拉美國家一樣,具有發生從自由主義轉向平民主義的共同背景:第一,自由主義導向下產生的經濟結構二元化趨勢往往會轉化為激烈的社會矛盾;第二,平民主義相當容易在缺乏民主傳統、政治設施不穩定、政黨力量相對薄弱的條件下產生;第三,平民主義產生的一個重要前提是,以改革為口號的全面推行緊縮政策,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反對;第四,外部反對性政治壓力之下的民族主義崛起,民族主義往往是平民主義的同盟軍。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普京總統治下的俄羅斯體制轉型越來越多地表現出與早年自由主義體制路 徑切入相異的方向。雖然,普京依然堅定地推行以自由主義為方向的市場化改革,但顯然越來越強調「政府守夜人」的監護作用;雖然普京從未放棄政治民主的口號,但可以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有管理的民主」;雖然普京的外交依然注重西方,但他所強調的「回歸歐洲」 和加強與東方國家發展關系顯然包含著反對美國單邊主義的歐亞主義取向。
也許,從俄羅斯十年社會轉型中可以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簡單地論斷非歐美文明背景的國家(尤其是大國)經過制度變遷能夠成長為歐美型市場經濟與民主國家的這一判斷是缺乏根據的。體制轉型過程要遠比任何非社會系統的輸入或輸出復雜得多,更多地關注模式選擇與本土環境的互動與相互適應也許才是體制轉型問題的關鍵所在。
⑵ 德國繼續使用俄能源,為何很多國家都離不開俄能源
因為俄羅斯是一個資源大國,幾乎是可以控制著整個歐洲的資源,俄羅斯的油氣也是很多歐洲國家的供應地。俄國的資源是比較豐富的,很多國家的國土面積比較小,所以都要依靠俄羅斯的資源出口。因為整個歐洲的能源都是比較匱乏的,但是俄羅斯的資源又非常的豐富,因為俄羅斯的國土資源面積非常的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俄羅斯的地理環境非常的好,也一直都是歐洲很多國家的主要能源的供應地。
而且英國和法國這種國家本身就沒有辦法離開俄羅斯的天然氣和石油資源,因為這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停止使用俄羅斯的天然氣和石油資源,對於國家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而且還很有可能會影響普通群眾的日常生活。
⑶ 20世紀初,德國完成近代經濟轉型和起飛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1)國內政治穩定:德國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建立了君主立憲制
(2)德國國家統一的完成,開辟了統一的國內市場。
(3)資金:普法戰爭後法國的賠款,為德國的經濟發展補充了必要的資金。
(4)技術:德國從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受益。
(5)資源:德國獲得來自法國阿爾薩斯和洛林的礦藏。
(6)對外關系:普法戰爭中勝利的德國在歐洲大陸暫時占據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