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戴維從哪個角度對德國教育進行研究

Ⅰ 教育史如何研究

二、戰後西方教育史學發展格局

首先，關注了歷史研究視角的轉移對拓展戰後西方教育史學研究領域的影響。傳統歷史學是「自上而下」的歷史學，關注帝王將相和社會精英，主要依據檔案進行研究。從傳統的西方教育史研究領域來看，主要關注政府的學校教育政策或立法以及大教育家的思想或理論。而戰後「自下而上」的歷史學的發展給西方教育史學的發展打上了深刻烙印。歷史學界關於「歷史研究視角的轉移」的涵義主要指從工人運動史到勞工史，從女權運動史到婦女史，從心理史到心態史，從思想史到心智史以及口述史[9](P163-211)。自下而上的歷史學的性質和特徵在勞工史、婦女史、心態史和心智史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並極大地拓展了教育史的研究領域。從美國發端的教育史學的重新定位是一個國際性的過程，幾年以後就傳到了歐洲大陸，社會科學和社會史導向的研究範式開始挑戰傳統教育史學模式。在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和澳大利亞等國，自下而上的教育史學都有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發展[10]。

其次，對當代西方教育史學發展的一般趨勢和特徵進行了思考。20世紀的西方史學發生過兩次轉變，先是從傳統史學(the old history)轉向新史學(the new history)，後又出現敘述史學的復興，逐漸形成傳統史學、新史學和新新史學「三足鼎立」的格局。在戰後國際史學轉向和師范教育機構轉型的雙重夾擊下，傳統西方教育史學模式也發生了相應的嬗變，先是在歷史學社會科學化潮流的影響下朝著新社會史的方向發展，後來在新文化史學的影響下出現了新文化教育史學。「進入21世紀，一方面，運用傳統教育史學模式研究教育史的仍大有人在，許多教育史學家為捍衛教育史學的獨立性而努力；另一方面，新文化史取向的教育史學與新社會史學取向的教育史學既相互博弈又取長補短，形成了戰後西方教育史學三足鼎立和多元化發展的態勢」[11]。

Ⅱ 德國現代教育之父是哪個

德國教育家約翰.菲力德利赫.赫爾巴特（1776－1841），他是近代德國著名的哲學家、心理學家和教育家，科學教育學的奠基人，主要著作有：《普通教育學》、《論世界的美的啟示為教育的主要工作》、《教育學講授綱要》等。這些著作的內容集中反映了赫爾巴特關於教育目的、教育的心理學基礎、多方面興趣等觀點。在這些著作中，赫爾巴特首次提出了教育學應以心理學為基礎的觀點，從而使教育學建立在科學的理論基礎之上。他為了進一步揭示觀念相互作用的規律，還提出了「意識閾」（conscious threshold）和「統覺團」（appercertiue mass） 的概念。他以為一個觀念若要由一個完全被抑制的狀態進入一個現實觀念的狀態，便須跨過一道界線，這些界線便為「意識閾」。而任何觀念要進入意識內，都必須與意識中原有觀念的整體相和諧，否則就會被排斥。這 個觀念的整體叫做「統覺團」。他根據兒童心理活動規律，將課堂教學劃分為明了、聯想、系統、方法四個階段，即著名的「形式階段理論」，從而為近代教學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礎。這一理論後來被他的學生發展成「五段教學法」。他提出了多方面興趣學說，認為人具有多方面的興趣，教學的直接目的是培養多方面的興趣。與此相聯系，他設計了一套內容廣泛的課程體系。他首次提出「教育性教學」的概念，認為沒有無教學的教育，也沒有無教育的教學，從而闡明了教育與教學之間的辯證關系。此外，他還就德育、學校管理、各年齡階段的教育、課程等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赫爾巴特是近代教育科學的創始人，他在教學的心理學化方面做出重要貢獻。他作為「教師中心說的代表人」，他的理論對後世影響極大。但他過於強調教師及書本的作用，教學方法也有形式化傾向。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他的教育理論已經完全不合時宜了。 赫爾巴特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 德國教育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有「教育學之父」的稱謂。

Ⅲ 論述德國洪堡教育改革的意義

洪堡
19世紀德國社會教育改革發展時期，他在教育社會改革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用新聞新人文主義的思想，制定了學制課程考試考試管理師資在內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方案在初等教育方面，初等教育的目的是發展學生，理性，陶冶學生的道德情感培養學生的宗教情感，不學習做准備，中等教育方面，編制了，教學計劃，希臘文，德文，數學為主，學課程，重視歷史地理和自然科學的教學，高等教育方面，學術自由教學研究相結合，創建，柏林大學，這個，19世紀對德國最有影響的是，對後來歐洲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這不僅使大學，不應該僅僅注眼前利益而且要把大學看作是古典文學和古典大的學科從長遠利益考慮注重學術研究他創立了柏林大學。博仁大學有充分的自主權教學研究全學術自由權。聘請學藝的教授。重視教學研究培養學生研究能力。

Ⅳ 德國留學 德國的高等教育有哪些特點

德國教育制度目前一直都在變化著，去德國留學也成為了很多學生所嚮往的留學地。在德國，為適應對外經濟、貿易、文化和學術交流的需要，德國政府著眼於未來，近幾年在對外文化政策，尤其是在外國留學生政策方面不斷進行一些必要的調整，並採取種種措施吸引外國的優秀青年去德國留學，為外國留學生和青年學者攻讀學位、進行學術研究提供逗留方便。近幾年德國大學中外國留學生人數的比例逐步增長，計劃達到學生總數的10%，約28萬人。
德國留學為了吸引眾多留學生到德國，為此，德國許多高校對教學大綱和課程設置作了一些調整和改進，德國教育制度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有些專業設立了用德語、英語或英、德雙語授課的國際課程。此外，攻讀學位也有了新的途徑，現在既可以按傳統方式直接攻讀碩士"(Diplom, Magister)，也可以按改革的辦法在一些高校先讀新設立的學士 (Bachelor) 學位，接著攻讀碩士 (Master) 學位。獲得碩士學位後，還可以繼續攻讀博士(Doktor) 學位。
德國留學政策發生新的變化，原來的德國傳統學制只在德國范圍內，跟歐盟接軌以後，在歐盟、美洲范圍內都可以學制互認，這對留學生提供了更多的就業空間 。德國教育制度目前已經有70%以上的大學完成了改革，從傳統學制變成歐盟學制。改革以後對只想去讀碩士或者只想去讀本科的學生非常有利，在節約時間上、節約費用上都有幫助。

Ⅳ 簡述德國職業教育的課程改革

（一）啟動「職業教育創新循環行動」
「職業教育創新循環行動」（Innovation Circle on Continuing Ecation and Training）的主要目標是：在職業教育與培訓機構中促進自我組織學習和合作學習，加強教師的能力培訓，提高學習領域課程的實施效果。如圖1所示，這一改革的基本觀點和思路是：在今天的職業生涯中，個人能力如交流技能等同職業能力一樣重要；自我組織學習和合作學習是培養個人能力的基礎；職業教育學生必須能夠以目標導向和獨立的方式承擔任務、解決問題；職業學校必須形成一種新的學習文化，加強自主學習和合作學習，培養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責任感；由於改變學習文化具有較大的難度，必須從培訓的開始就盡量實現這一目標；為實施能力導向的培訓課程及較好地處理學習領域，教師必須以一種開放的思維接受繼續培訓，積極改變他們的教學方法。
（二）更加重視培養學生的跨專業能力
德國聯邦職業教育與培訓研究所通過對300個企業1999年和2005年對員工職業能力要素要求的比較調查結果表明，在學習領域課程的三種基本能力結構中，企業對社會能力和方法能力的要求都出現了提高的趨勢，而對專業能力的要求卻有所下降。據此，聯邦職業教育與培訓研究所提出，在職業教育課程內容上要進一步突出對學生未來可持續發展的「軟能力」的培養。
（三）加快職業教育專業和課程內容的更新
為及時應對經濟、社會、科技諸方面的發展及勞動組織形式變化對職業教育的影響，德國聯邦職業教育與培訓研究所在1996年至2009年間，與德國經濟領域的行會、協會合作，共同對高中階段職業教育所開設的350個專業目錄進行修訂，增設新專業82個，修訂專業219個。對專業目錄的修訂周期，也由原來5年修訂一次改為1年修訂一次，同時加強對相關課程內容的及時更新與現代化，增強培訓的有效性和靈活性。例如，德國聯邦職業教育與培訓研究所宣布，從2009年8月1日起開始更新采礦技師、工業電工、消防隊員、攝影師、陶藝師等行業的培訓內容。

Ⅵ 話說基本物質是一門什麼樣的科學

人們常說，化學作為一門嚴肅而受人尊敬的科學始於1661年。當時，牛津大學的羅伯特·玻義耳發表了「懷疑的化學家」——這是第一篇區分化學家和煉金術士的論文——但這一轉變是緩慢的，常常是不確定的。進入18世紀以後，兩大陣營的學者們都覺得適得其所——比如，德國人約翰·貝歇爾寫出了一篇關於礦物學的嚴肅而又不同凡響的作品，題目叫做《地下物理學》，但他也很有把握，只要有合適的材料，他可以把自己變成隱身人。

早年，最能體現化學那奇特而往往又很偶然的性質的，要算是德國人亨內希·布蘭德在1675年的一次發現。布蘭德確信，人尿可以以某種方法蒸餾出黃金。（類似的顏色似乎是他得出這個結論的一個因素。）他收集了50桶人尿，在地窖里存放了幾個月。通過各種奧妙的過程，他先把尿變成了一種有毒的糊狀物，然後再把糊狀物變成一種半透明的蠟狀物。當然，他沒有得到黃金，但一件奇怪而有趣的事情發生了。過了一段時間，那東西開始發光。而且，當暴露在空氣里的時候，它常常突然自燃起來。

它很快被稱之為磷，這個名字源自希臘文和拉丁文，意思是「會發光的」。有眼光的實業界人士看到了這種物質的潛在商業價值，但生產的難度很大，成本太高，不好開發。一盎司（約28.35克）磷的零售價高達6幾尼——很可能相當於今天的300英鎊——換句話說，比黃金還要貴。

起先，人們號召士兵們提供原料，但這樣的做法對工業規模的生產幾乎無濟於事。18世紀50年代，一位名叫卡爾·金勒的瑞典化學家發明了一種方法，不用又臟又臭的尿就能大量生產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掌握了這種生產磷的方法，瑞典才成為——而且現在還是——火柴的一個主要生產國。

金勒既是個非同尋常的，又是個極其倒霉的人。他是個地位低下的葯劑師，幾乎在沒有先進儀器的情況下發現了8種元素——氯、氟、錳、鋇、鉬、鎢、氮和氧——但什麼功勞也沒有得到。每一次，他的發現要麼不受人注意，要麼在別人獨立做出同樣的發現以後才加以發表。他還發現了許多有用的化合物，其中有氨、甘油和單寧酸；他還認為氯可以用做漂白劑——具有潛在商業價值的第一人——這些重大的成就都使別人發了大財。

金勒有個明顯的缺點，他對做試驗用的什麼東西都感到好奇，堅持要嘗一點兒，包括一些又難聞又有毒的物質，比如汞、氫氰酸（這也是他的一項發現）和甲腈。甲腈是一種有名的有毒化合物，150年以後，歐文·薛定諤在一次著名的思維實驗中選它作為最佳毒素。金勒魯莽的工作方法最後斷送了他的性命。1786年，才43歲的他被發現死在工作台旁，身邊堆滿了有毒的化學品，其中任何一種都可以造成他臉上那目瞪口呆的最後一個表情。

要是這世界是公正的話，要是大家都會說瑞典語的話，金勒本來會在全世界享有盛譽。實際上，贊揚聲往往都給了更有名的化學家，其中大多數是英語國家的化學家。金勒在1772年發現了氧，但由於種種辛酸而復雜的原因，無法及時發表他的論文。功勞最終歸給了約瑟夫·普里斯特利，他獨立發現了同一個元素，但時間要晚，是在1774年的夏天。更令人矚目的是，金勒沒有得到發現氯的功勞。幾乎所有的教科書現在仍把氯的發現歸功於漢弗萊·戴維。他確實發現了，但要比金勒晚36年。

從牛頓和玻義耳，到金勒、普里斯特利和亨利·卡文迪許，中間隔著一個世紀。在這個世紀里，化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直到18世紀的最後幾年（就普里斯特利而言，還要晚一點），各地的科學家們還在尋找——有時候認為真的已經發現——完全不存在的東西：變質的氣體、沒有燃素的海洋酸、福祿考、氧化鈣石灰、水陸氣味，尤其是燃素。當時，燃素被認為是燃燒的原動力。他們認為，在這一切的中間，還存在一種神秘的生命力，即能賦予無生命物體生命的力。誰也不知道這種難以捉摸的東西在哪裡，但有兩點是可信的：其一，你可以用電把它激活（瑪麗·雪萊在她的小說《弗蘭肯斯坦》里充分利用了這種認識）；其二，它存在於某種物質，而不存在於別的物質。這就是化學最後分成兩大部分的原因：有機的（指被認為有那種東西的物質）和無機的（指被認為沒有那種東西的物質）。

這時候，需要有個目光敏銳的人來把化學推進到現代。法國出了這么個人。他的名字叫安托萬·洛朗·拉瓦錫。拉瓦錫生於1743年，是一個小貴族家族的成員（他的父親為這個家族出錢買了一個頭銜）。1768年，他在一家深受人們討厭的機構里買了個開業股。那個機構叫做「稅務總公司」，代表政府負責收取稅金和費用。根據各種說法，拉瓦錫本人又溫和，又公正，但他工作的那家公司兩方面都不具備。一方面，它只向窮人征稅，不向富人征稅；另一方面，它往往很武斷。對拉瓦錫來說，那家機構之所以很有吸引力，是因為它為他提供了大量的錢來從事他的主要工作，那就是科學。最多的時候，他每年掙的錢多達15萬里弗赫——差不多相當於今天的1200萬英鎊。

走上這條賺錢很多的職業道路3年之後，他娶了他的老闆的一個14歲的女兒。這是一樁心和腦都很匹配的婚事。拉瓦錫太太有著機靈的頭腦和出眾的才華，很快在她的丈夫身邊作出了許多成績。盡管工作有壓力，社交生活很繁忙，在大多數日子裡他們都要用5個小時——清晨2個小時，晚上3個小時——以及整個星期天（他們稱其為「快活的日子」）來從事科學工作。不知怎的，拉瓦錫還擠得出時間來擔任火葯專員，監督修建巴黎的一段城牆來防範走私分子，協助建立米制，還和別人合著了一本名叫《化學命名法》的手冊。這本書成了統一元素名字的「聖經」。

作為英國皇家科學院的一名主要成員，無論時下有什麼值得關注的事，他還都得知道，積極參與——催眠術研究呀，監獄改革呀，昆蟲的呼吸呀，巴黎的水供應呀，等等。1870年，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輕科學家向科學院提交一篇論文，闡述一種新的燃燒理論；就是在那個崗位上，拉瓦錫說了幾句輕蔑的話。這種理論的確是錯的，但那位科學家再也沒有原諒他。他的名字叫讓一保羅·馬拉。

只有一件事拉瓦錫從來沒有做過，那就是發現一種元素。在一個彷彿任何手拿燒杯、火焰和什麼有意思的粉末的人都能發現新東西的時代——還要特別說一句，是一個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元素還沒有被發現的時代里——拉瓦錫沒有發現一種元素。原因當然不是由於缺少燒杯。他有著天底下最好的私人實驗室，好到了差不多荒謬的程度，裡面竟有13000隻燒杯。

恰恰相反，他把別人的發現拿過來，說明這些發現的意義。他擯棄了燃素和有害氣體。他確定了氧和氫到底是什麼，並且給二者起了現今的名字。簡而言之，他為化學的嚴格化、明晰化和條理化出了力。

他的想像力實際上是得來全不費工夫的。多年來，他和拉瓦錫太太一直在忙於艱苦的研究工作，那些研究要求最精密的計算。比如，他們確定，生銹的物體不會像大家長期以來認為的那樣變輕，而會變重——這是一項了不起的發現。物體在生銹的過程中以某種方式從空氣中吸引基本粒子。認識到物質只會變形，不會消失，這還是第一次。假如你現在把這本書燒了，它的物質會變成灰和煙，但物質在宇宙中的總量不會改變。後來，這被稱之為物質不滅，是一個革命性的理念。不幸的是，它恰好與另一場革命——法國大革命——同時發生，而在這場革命中，拉瓦錫完全站錯了隊。

他不但是稅務總公司的一名成員，而且勁頭十足地修建過巴黎的城牆——起義的市民們對該建築物厭惡之極，首先攻打的就是這東西。1791年，這時候已經是國民議會中一位重要人物的馬拉利用了這一點，對拉瓦錫進行譴責，認為他早該被絞死。過不多久，稅務總公司關了門。又過不多久，馬拉在洗澡時被一名受迫害的年輕女子殺害，她的名字叫夏洛特·科黛，但這對拉瓦錫來說已經為時太晚。

1793年，已經很緊張的「恐怖統治」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10月，瑪麗·安托瓦妮特被送上斷頭台。11月，正當拉瓦錫和他的妻子在拖拖拉拉地制訂計劃准備逃往蘇格蘭的時候，他被捕了。次年5月，他和31名稅務總公司的同事一起被送上了革命法庭（在一個放著馬拉半身像的審判室里）。其中8人被無罪釋放，但拉瓦錫和其他幾人被直接帶到革命廣場（現在的協和廣場），也就是設置法國那個最忙碌的斷頭台的地方。拉瓦錫望著他的岳父腦袋落地，然後走上前去接受同樣的命運。不到3個月，7月27日，羅伯斯庇爾被以同樣的方式、在同一地點送上了西天。恐怖統治很快結束了。

他去世100年以後，一座拉瓦錫的雕像在巴黎落成，受到很多人的瞻仰，直到有人指出它看上去根本不像他。在盤問之下，雕刻師承認，他用了數學家和哲學家孔多塞的頭像——他顯然備了一個——希望誰也不會注意到，或者即使注意到也不會在乎。他的後一種想法是正確的。拉瓦錫兼孔多塞的雕像被准許留在原地，又留了半個世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一天早晨，有人把它取走，當做廢鐵熔化了。

19世紀初，英國開始風行吸入一氧化二氮，或稱笑氣，因為有人發現，使用這種氣體會「給人一種高度的快感和刺激」。在隨後的半個世紀里，它成了年輕人使用的一種高檔毒品。有個名叫阿斯克協會的學術團體一度不再致力於別的事情，專場舉辦「笑氣晚會」，志願者可以在那裡狠狠吸上一口，提提精神，然後以搖搖擺擺的滑稽姿態逗樂觀眾。

直到1846年，才有人有時間為一氧化二氮找到了一條實用途徑：用做麻醉葯。事情是明擺著的，過去怎麼誰也沒有想到，害得天知道有多少萬人在外科醫生的刀下吃了不必要的苦頭。

我提這一點是為了說明，在18世紀得到如此發展的化學，在19世紀的頭幾十年裡有點兒失去方向，就像地質學在20世紀頭幾十年裡的情況一樣。部分原因跟儀器的局限性有關系——比如，直到那個世紀末葉才有了離心機，極大地限制了許多種類的實驗工作。還有部分原因是社會。總的來說，化學是商人的科學，是與煤炭、鉀鹼和染料打交道的人的科學，不是紳士的科學。紳士階層往往對地質學、自然史和物理學感興趣。（與英國相比，歐洲大陸的情況有點兒不一樣，但僅僅是有點兒。）有一件事興許能說明問題。那個世紀最重要的一次觀察，即確定分子運動性質的布朗運動，不是化學家做的，而是蘇格蘭植物學家羅伯特·布朗做的。（布朗在1827年注意到，懸在水裡的花粉微粒永遠處於運動狀態，無論時間持續多久。這樣不停運動的原因——即看不見的分子的作用——在很長時間里是個謎。）

要不是出了個名叫倫福德伯爵的傑出人物，情況或許還要糟糕。盡管有個高貴的頭銜，他本是普普通通的本傑明·湯普森，1753年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的沃本。湯普森英俊漂亮，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偶爾還非常勇敢，聰明過人，而又毫無顧忌。19歲那年，他娶了一位比他大14歲的有錢寡婦。但是，當殖民地爆發革命的時候，他愚蠢地站在保皇派一邊，一度還為他們做間諜工作。在災難性的1776年，他面臨以「對自由事業不夠熱心」的罪名而被捕的危險，搶在一夥手提幾桶熱柏油和幾袋雞毛，打算用那兩樣東西把他打扮一下的反保皇派分子前面，他拋棄了老婆孩子倉皇出逃。

他先逃到英國，然後來到德國，在那裡擔任巴伐利亞政府的軍事顧問。他深深打動了當局，1791年被授予「神聖羅馬帝國倫福德伯爵」的稱號。在慕尼黑期間，他還設計和籌建了那個名叫英國花園的著名公園。

在此期間，他擠出時間搞了大量純科學工作。他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熱力學權威，成為闡述液體對流和洋流循環原理的第一人。他還發明了幾樣有用的東西，包括滴濾咖啡壺、保暖內衣和一種現在仍叫做倫福德火爐的爐灶。1805年在法國逗留期間，他向安托萬·洛朗·拉瓦錫的遺孀拉瓦錫太太求愛，娶她當了夫人。這樁婚事並不成功，他們很快就分道揚鑣。倫福德繼續留在法國，直到1814年去世。他受到法國人的普遍尊敬，除了他的幾位前妻。

我們之所以在這里提到他，是因為1799年他在倫敦的短暫停留期間創建了皇家科學研究所。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英國各地涌現了許多學術團體，它成了其中的又一名成員。在一段時間里，它幾乎是惟一的一所旨在積極發展化學這門新興科學的有名望的機構，而這幾乎完全要歸功於一位名叫漢弗萊·戴維的傑出的年輕人。這個機構成立之後不久，戴維被任命為該研究所的化學教授，很快就名噪一時，成為一位卓越的授課者和多產的實驗師。

上任不久，戴維開始宣布發現一種又一種新的元素：鉀、鈉、錳、鈣、鍶和鋁。他發現那麼多種元素，與其說是因為他搞清了元素的排列，不如說是因為他發明了一項巧妙的技術：把電流通過一種熔融狀態的物質——就是現在所謂的電解。他總共發現了12種元素，占他那個時代已知總數的五分之一。戴維本來會作出更大的成績，但不幸的是，他是個年輕人，漸漸沉迷於一氧化二氮所帶來的那種心曠神怡的樂趣。他簡直離不開那種氣體，一天要吸入三四次。最後，在1829年，據認為就是這種氣體斷送了他的性命。

幸虧別處還有別的嚴肅的人在從事這項工作。1808年，一位名叫約翰·道爾頓的年輕而頑強的貴格會教徒，成為宣布原子性質的第一人（過一會兒我們將更加充分地討論這個進展）；1811年，一個有著歌劇似的漂亮名字——洛倫佐·羅馬諾·馬德奧·卡洛·阿伏伽德羅——的義大利人取得了一項從長遠來看將證明是具有重大意義的發現——即體積相等的任何兩種氣體，在壓力相等和溫度相等的情況下，擁有的原子數量相等。

它後來被稱做阿伏伽德羅定律。這個簡單而有趣的定律在兩個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它為更精確地測定原子的大小和重量奠定了基礎。化學家們利用阿伏伽德羅數最終測出，比如，一個典型的原子的直徑是0.00000008厘米。這個數字確實很小。第二，差不多有50年時間，幾乎誰也不知道這件事。

一方面，是因為阿伏伽德羅是個離群索居的人——他一個人搞研究，從來不參加會議；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沒有會議可以參加，很少有幾家化學雜志可以發表文章。這是一件很怪的事。工業革命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化學的發展，而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化學卻幾乎沒有作為一門系統的科學獨立存在。

直到1841年，才成立了倫敦化學學會；直到1848年，那個學會才定期出版一份雜志。而到那個時候，英國的大多數學術團體——地質學會、地理學會、動物學學會、園藝學學會和（由博物學家和植物學家組成的）林奈學會——至少已經存在20年，有的還要長得多。它的競爭對手化學研究所直到1877年才問世，那是在美國化學學會成立一年之後。由於化學界的組織工作如此緩慢，有關阿伏伽德羅1811年的重大發現的消息，直到1860年在卡爾斯魯厄召開第一次國際化學代表大會才開始傳開。

由於化學家們長期在隔絕的環境里工作，形成統一用語的速度很慢。直到19世紀末葉，H₂O₂對一個化學家來說意為水，對另一個化學家來說意為過氧化氫。C₂H₂可以指乙烯，也可以指沼氣。幾乎沒有哪種分子符號在各地是統一的。

化學家們還使用各種令人困惑的符號和縮寫，常常是自己發明的。瑞典的J.J.伯采留斯發明了一種非常急需的排列方法，規定元素應當依照其希臘文或拉丁文名字加以縮寫。這就是為什麼鐵的縮寫是Fe（源自拉丁文ferrum），銀的縮寫是Ag（源自拉丁文argentum）。許多別的縮寫與英文名字一致（氮是N，氧是O，氫是H等等），這反映了英語的拉丁語支性質，並不是因為它的地位高。為了表示分子里的原子數量，伯采留斯使用了一種上標方法，如H₂0。後來，也沒有特別的理由，大家流行把數字改為下標，如H₂0。

盡管偶爾有人整理一番，直到19世紀末葉，化學在一定程度上仍處於混亂狀態。因此，當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的一位模樣古怪而又不修邊幅的教授躋身於顯赫地位的時候，人人都感到很高興。那位教授的名字叫德米特里·伊凡諾維奇·門捷列夫。

1834年，在遙遠的俄羅斯西伯利亞西部的托博爾斯克，門捷列夫生於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比較富裕的大家庭。這個家庭如此之大，史書上已經搞不清究竟有多少個姓門捷列夫的人：有的資料說是有14個孩子，有的說是17個。不過，反正大家都認為德米特里是其中最小的一個。門捷列夫一家並不總是福星高照。德米特里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當地一所小學的校長——就雙目失明，母親不得不出門工作。她無疑是一位傑出的女性，最後成為一家很成功的玻璃廠的經理。一切都很順利，直到1848年一場大火把工廠燒為灰燼，一家人陷於貧困。堅強的門捷列夫太太決心要讓自己的小兒子接受教育，帶著小德米特里搭便車跋涉6000多公里（相當於倫敦到赤道幾內亞的距離）來到聖彼得堡把他送進教育學院。她筋疲力盡，過不多久就死了。

門捷列夫兢兢業業地完成了學業，最後任職於當地的一所大學。他在那裡是個稱職的而又不很突出的化學家，更以他亂蓬蓬的頭發和鬍子而不是以他在實驗室里的才華知名。他的頭發和鬍子每年只修剪一次。

然而，1869年，在他35歲的那一年，他開始琢磨元素的排列方法。當時，元素通常以兩種方法排列——要麼按照原子量（使用阿伏伽德羅定律），要麼按照普通的性質（比如，是金屬還是氣體）。門捷列夫的創新在於，他發現二者可以合在一張表上。

實際上，門捷列夫的方法，3年以前一位名叫約翰·紐蘭茲的英格蘭業余化學家已經提出過，這是科學上常有的事。紐蘭茲認為，如果元素按照原子量來進行排列，它們似乎依次每隔8個位置重復某些特點——從某種意義上說，和諧一致。有點不大聰明的是——因為這么做時間還不成熟——紐蘭茲將其命名為「八度定律」，把這種安排比做鋼琴鍵盤上的八度音階。紐蘭茲的說法也許有點道理，但這種做法被認為是完全荒謬的，受到了眾人的嘲笑。在集會上，有的愛開玩笑的聽眾有時候會問他，他能不能用他的元素來彈個小曲子。紐蘭茲灰心喪氣，沒有再研究下去，不久就銷聲匿跡了。

門捷列夫採用了一種稍稍不同的方法，把每七個元素分成一組，但使用了完全相同的前提。突然之間，這方法似乎很出色，視角很清晰。由於那些特點周期性地重復出現，所以這項發明就被叫做「周期表」。

據說，門捷列夫是從北美洲的單人牌戲獲得了靈感，從別處獲得了耐心。在那種牌戲里，紙牌按花色排成橫列，按點數排成縱行。他利用一種十分相似的概念，把橫列叫做周期，縱行叫做族。上下看，馬上可以看出一組關系；左右看，看出另一組關系。具體來說，縱列把性質類似的元素放在一起。因此，銅的位置在銀的上面，銀的位置在金的上面，因為它們都具有金屬的化學親和性；而氦、氖和氬處於同一縱行，因為它們都是氣體。（決定排列順序的，實際上是它們的電子價。若要搞懂電子價，你非得去報名上夜校。）與此同時，元素按照它們核里的質子數——叫做原子序數——從少到多地排成橫列。

眼下，我們只來認識一下那個排列原則：氫只有一個質子，因此它的原子序數是1，排在表上第一位；鈾有92個質子，因此快要排到末尾，它的原子序數是92。在這個意義上，正如菲利普·鮑爾指出的，化學實際上只是個數數的問題。（順便說一句，不要把原子序數和原子量混在一起。原子量是某個元素的質子數加中子數之和。）

還有大量的東西人們不知道或不懂得。宇宙中最常見的元素是氫；然而，在後來的30年裡，對它的認識到此為止。氦是第二多的元素，是在此之前一年才發現的——以前誰也沒有想到它的存在——而即使發現，也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太陽里。它是在一次日食時用分光鏡發現的，因此以希臘太陽神赫利奧斯命名。直到1895年，氦才被分離出來。即使那樣，還是多虧了門捷列夫的發明，化學現在才站穩了腳跟。

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周期表是一件美麗而抽象的東西，而對化學家來說，它頓時使化學變得有條有理，明明白白，怎麼說也不會過分。「毫無疑問，化學元素周期表是人類發明出來的最優美、最系統的圖表。」羅伯特.E.克雷布斯在《我們地球上的化學元素：歷史與應用》一書中寫道——實際上，你在每一部化學史里都可以看到類似的評價。

今天，已知的元素有「120種左右」——92種是天然存在的，還有20多種是實驗室里製造出來的。實際的數目稍有爭議，那些合成的重元素只能存在百萬分之幾秒，是不是真的測到了，化學家們有時候意見不一。在門捷列夫時代，已知的元素只有63種。之所以說他聰明，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意識到當時已知的還不是全部元素，許多元素還沒有發現。他的周期表准確地預言，新的元素一旦發現就可以各就各位。

順便說一句，沒有人知道元素的數目最多會達到多少，雖然原子量超過168的任何東西都被認為是「純粹的推測」；但是，可以肯定，凡是找到的元素都可以利索地納入門捷列夫那張偉大的圖表。

19世紀給了化學家們最後一個重要的驚喜。這件事始於1896年。亨利·貝克勒爾在巴黎不慎把一包鈾鹽忘在抽屜里包著的感光板上。過一些時候以後，當他取出感光板的時候，他吃驚地發現鈾鹽在上面燒了個印子，猶如感光板曝過了光。鈾鹽在釋放某種射線。

考慮到這項發現的重要性，貝克勒爾幹了一件很古怪的事：他把這事兒交給一名研究生來調查。說來運氣，這位學生恰好是一位新來的波蘭移民，名叫瑪麗·居里。居里和她的新丈夫皮埃爾合作，發現有的岩石源源不斷地釋放出大量能量，而體積又沒有變小，也沒有發生可以測到的變化。她和她的丈夫不可能知道的是——下個世紀愛因斯坦作出解釋之前誰也不可能知道的是——岩石在極其有效地把質量轉變成能量。瑪麗·居里把它稱之為「放射作用」。在合作過程中，居里夫婦還發現兩種新的元素——釙和鈾。釙以她的祖國波蘭命名。1903年，居里夫婦和貝克勒爾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1911年，瑪麗·居里又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她是既獲化學獎又獲物理學獎的惟一一人。）

在蒙特利爾的麥克吉爾大學，紐西蘭出生的年輕人歐內斯特·盧瑟福對新的放射性材料產生了興趣。他與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索迪的同事一起，發現很少量的物質里就儲備著巨大的能量，地球的大部分熱量都來自這種儲備的放射衰變。他們還發現放射性元素衰變成別的元素——比如，今天你手裡有一個鈾原子，明天它就成了一個鉛原子。這的確是非同尋常的。這是地地道道的煉金術；過去誰也沒有想到這樣的事兒會自然而自發地發生。

盧瑟福向來是個實用主義者，第一個從中看到了寶貴的實用價值。他注意到，無論哪種放射物質，其一半衰變成其他元素的時間總是一樣的——著名的半衰期——這種穩定而可靠的衰變速度可以用做一種時鍾。只要計算出一種物質現在有多少放射量，在以多快的速度衰變，你就可以推算出它的年齡。他測試了一塊瀝青鈾礦石——鈾的主要礦石——發現它已經有7億年——比大多數人認為的地球的年齡還要古老。

1904年春，盧瑟福來到倫敦給英國皇家科學研究所開了一個講座——該研究所是倫福德伯爵創建的，只有150年歷史，雖然在那些捲起袖子准備大幹一場的維多利亞時代末期的人看來，那個搽白粉、戴假發的時代已經顯得那麼遙遠。盧瑟福准備講的是關於他新發現的放射現象的蛻變理論；作為講課內容的一部分，他拿出了那塊瀝青鈾礦石。盧瑟福很機靈地指出——因為年邁的開爾文在場，雖然不總是全醒著——開爾文本人曾經說過，要是發現某種別的熱源，他的計算結果會被推翻。盧瑟福已經發現那種別的熱源。多虧了放射現象，可以算出地球很可能——不言而喻就是——要比開爾文最終計算出的結果2400萬年古老得多。

聽到盧瑟福懷著敬意的陳述，開爾文面露喜色，但實際上無動於衷。他拒不接受那個修改的數字，直到臨終那天還認為自己算出的地球年齡是對科學最有眼光、最重要的貢獻——要比他在熱力學方面的成果重要得多。

與大多數科學革命一樣，盧瑟福的新發現沒有受到普遍歡迎。都柏林的約翰·喬利到20世紀30年代還竭力認為地球的年齡不超過8900萬年，堅持到死也沒有改變。別的人開始擔心，盧瑟福現在說的時間是不是太長了點。但是，即使利用放射性測定年代法，即後來所謂的衰變計演算法，也要等幾十年以後我們才得出地球的真正年齡大約是在10億年以內。科學已經走上正軌，但仍然任重而道遠。

開爾文死於1907年。德米特里·門捷列夫也在那年去世。和開爾文一樣，他的累累成果將流芳百世，但他的晚年生活顯然不大平靜。隨著人越來越老，門捷列夫變得越來越

Ⅶ 德國近代教育制度

17、18世紀的德國在政治和經濟上都遠遠落後於英、法兩國。由於封建割據，教派爭斗，資本主義發展相當緩慢。德國的資產階級勢單力薄，不敢像英、法兩國的資產階級那樣起來革命，而是屈從於封建勢力。18世紀70年代，受法國啟蒙運動的影響，德國教育界出現了泛愛主義，擁護盧梭的思想，注重兒童的自由發展，並開展了廣泛的教育活動。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新人文主義運動在德國興起，古希臘文化和一切有用的東西受到推崇，促進了德國文化、藝術、教育的發展。19世紀初的普魯士與法國戰爭對德國的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教育開始經歷改革。1871年，德意志帝國宣告成立，德意志終於完成了統一，德國的經濟、教育等開始步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到20世紀初，德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資本主義強國。 從17世紀到19世紀中期，德國在政治和經濟上都要落後於英國和法國。德國境內小邦林立，長期的封建割據使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相當緩慢，資產階級具有很大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隨著工人階級力量的日益壯大，德國資產階級更是不敢進行反對封建貴族的革命斗爭。這是德國國內形勢的顯著特點。當然，整個歐洲政局的發展和變化，也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德國教育的發展過程。
一、強迫義務教育
德國最初的學校教育和宗教改革運動密切相關。首先從德國開始的宗教改革使新教教派在德國（特別是在其北部）占絕對優勢。從路德派到虔信派，基於對新教勢力擴展的需要，都十分重視教育工作。受路德（1483-1546）思想的影響，得意志境內各邦從16世紀中期開始先後頒布普及義務教育的法令，使德國成為近代西方國家中最早進行普及義務教育的國家。
1559年，威丁堡頒布了強迫教育法令，規定國家在每個村莊設立初等學校，強制家長送子女上學；1580年，薩克森也頒布了強迫教育法令；1619年，魏瑪頒布的教育法令規定，8到12歲的兒童都要到學校讀書。在眾多頒布強迫教育法令的公國中，普魯士的教育法令最為突出。普魯士於1794年頒布的《民法》中列有學校教育條款，明確規定：各級學校（包括大學）均系國家機構，管理和教育青年是國家的職責，學校要給學生以有用的知識；學校的設立必須經國家允許；所有公立學校都要受政府的監督，政府隨時可以派人對學校進行視察、督導。《民法》還規定：即使仍由教會辦理管轄的學校，或由政府和教會共同管轄的學校，也必須按照國家即定的立法行事，如遇爭執，決定權在政府。《民法》雖然不是專門的教育法規，但在德國，一般把它視為普魯士世俗教育的"大憲章"。此外，普魯士的幾任國王先後多次頒布教育法令，詳細規定了國家辦學、強迫義務教育、學校課程、辦學經費、教師、家長責任等方面的具體要求和措施。雖然其中的許多法令並沒有被很好地執行，但它們表明了德國近代教育的世俗化特點。
二、文科中學和實科學校
在17-18世紀，德國中學的主要形式是文科中學，它相當於英國的文法學校或公學，17-18世紀是文科中學古典色彩最濃的時期。文科中學是完全反映貴族要求的一種學校，只有貴族子弟才能上這種學校，其主要任務是為升學做准備，使貴族子弟以後成為社會上層職業者，如醫生、律師、牧師和官吏等。文科中學與初等學校無直接關系，早在17世紀以前就形成了這樣一種不成文的法規，到初等學校受教育，是勞動者子弟的義務，而上文科中學學習則是王公貴族們的專權。只有文科中學的學生才有權升入大學，所以文科中學和大學有著直接的聯系，文科中學的任務就是為大學輸送新生和為政府培養訓練一般的官員。
由於工商業的發展和近代科學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在18世紀初德國就已經出現了與文科中學相對的實科中學，並逐漸得到發展。實科中學的發展是因為德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雖然比較緩慢，資產階級也較軟弱，但工商業仍有所發展，貴族獨享中等教育的現象對資產階級的成長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都極為不利，而且專門訓練貴族子弟的文科中學，也根本不能適應和滿足工商業對教育發展的要求，而實科中學正是適應這種社會需要而產生的，它既具有普通教育的性質，又具有職業教育的性質，是一種新型的學校，因而發展較快。1659年，虔信派教徒弗蘭克（1663-1727）在哈勒開辦了一所國民學校，以實科內容和直觀方法進行教學，以後又創辦了科學學校。1708年，虔敬派的席姆勒（Christopher,1669-1740）創辦了"數學、機械學、經濟學實科學校"，教育內容除宗教外，還有數學、物理學、機械、天文、地理、法律和制圖等。在這些科目的教學中採用直觀教學法，利用繪畫、圖表、標本和模型等直觀教具，以求增進學生對教學內容的理解。1747年，赫克（1707-1790）在柏林開辦了"經濟學、數學實科學校"，是德國第一所正式的實科中學。在這所學校里，學生先在預備班裡學習，然後各按志願選擇一項專科，如幾何、建築、物理、商品製造、貿易或經濟等。該校著有成績，還附設了工藝學習班和師訓班。此後，德國實科學校一直延續下來，到19世紀逐漸成為德國教育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實科學校的出現，揭開了文科中學與實科中學斗爭的序幕，也體現了新的自然學科與舊的古典學科的較量，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封建的生產方式的斗爭，加強了科學與教育的聯系，對文科中學的發展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在整個18世紀，實科中學的力量較之文科中學要弱小得多，它的社會地位比文科中學也要低得多。
三、泛愛主義教育
18世紀70年代，德國出現了以泛愛主義為宗旨、創辦"泛愛學校"的教育運動。"泛愛派"的創始人巴西多（1724-1790）根據法國教育家盧梭的教育思想，提出教育應培養學生博愛、節制、勤勞等美德，教育過程中應該注重實用性和兒童興趣，反對壓抑兒童發展的經院主義和古典主義教育，強調教育的最主要任務在於增進人類現世的幸福，培養掌握實際知識的健康、樂觀的人。和盧梭一樣，泛愛主義者認為兒童的天性是善良的，他們要求教育者熱愛兒童，讓兒童自由地發展，他們還重視體育，認為健康的身體是兒童心智發展 的必要基礎。因此，在泛愛主義者所辦的學校中，戶外活動佔有重要地位。巴西多還提出寓教育於游戲中的進步教育主張，並呼籲社會捐資助學。在教學上，泛愛主義者重視發展理性，重視現代語和自然科學知識。1774年，巴西多在德騷創辦了一所"泛愛學校"，實踐他的教育主張，泛愛學校招收6到18歲的學生，對其中准備培養成師資的那部分學生免收學費。這所學校雖然只存在19年，但在改變德國封建教育方面產生了良好的作用。在它的影下，當時德國還開辦了另外一些泛愛學校，這些學校主要教授實科知識、本國語、外語、體育、音樂、舞蹈等科目，在教學過程中採用"適應自然"的方法，以直觀性原則為依據，通過對話、游戲和參觀等方式，培養兒童的智力，讓兒童主動地學習。
為了宣傳自己的思想，泛愛主義教育家們還寫作、出版了一些教育著作。1770-1774年間，巴西多出版了小冊子《初等讀物》。這是與誇美紐斯的《世界圖解》相類似的帶有插圖的兒童讀物，在當時很受贊揚和歡迎。在此期間，他還編寫了《教育方法手冊》。另外，後來開辦泛愛學校的薩爾斯曼在1774-1881年也著有三部通俗教育書籍，分別批評當時教育的弊病，闡述了新教育的要求及師資培養等問題。這對推動泛愛學校的發展以及資產階級進步教育思想的傳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洪堡德教育改革
19世紀是德國社會和教育進行重大變革的發展時期。1806年，普魯士戰敗，促使德國進行多方面的改革。在新人文主義的推動下，德國調整、改組了教育領導機構，接著對各級學校進行了整頓和改革。在教育改革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是洪堡德（1767-1835），他是新人文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當時任德國教育部的部長。他依據新人文主義的教育思想制定了包括學制、課程、考試、教法、學校管理和師資培訓在內的一系列改革方案。
四、洪堡德教育改革
19世紀是德國社會和教育進行重大變革的發展時期。1806年，普魯士戰敗，促使德國進行多方面的改革。在新人文主義的推動下，德國調整、改組了教育領導機構，接著對各級學校進行了整頓和改革。在教育改革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是洪堡德（1767-1835），他是新人文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當時任德國教育部的部長。他依據新人文主義的教育思想制定了包括學制、課程、考試、教法、學校管理和師資培訓在內的一系列改革方案。
在初等教育上，他認為初等教育的目的是發展學生的理性，陶冶學生的道德情操，培養學生的宗教情感，為進一步的學習做准備。在學科內容上，他減少了宗教神學課，增設了實用知識的學科，如博物、史地、自然常識，使學生能學到廣泛的、有用的文化知識。在教學方法上，廢除體罰和死記硬背，採用實物直觀教學，這樣有助於學生的理解和記憶。洪堡德還特別注意小學師資的數量和質量，改進和提高了師資培訓工作。他一方面從瑞士邀請了裴斯泰洛齊的學生席勒（1774-1847）到普魯士辦師范學校，另一方面還派譴18名教師到瑞士向裴斯泰洛齊本人學習，以便在德國發展師范教育，培養小學師資。在此期間，先後到瑞士向裴斯泰洛齊學習的赫爾巴特、福祿倍爾等人，他們都從不同角度尋找改進教育的途徑。18世紀初，德國就已經建立了師范學校，去瑞士學習的人回國後，按照裴斯泰洛齊的辦法又開辦了許多師范學校，到19世紀20 年代至30年代期間，德國的師范教育因受裴斯泰洛齊的影響有了較大的發展。第斯多惠就是直接接受裴斯泰洛齊的思想在德國辦師范教育的一個著名的教育家。此間，德國師范學校對學生進行多方面的培養，師范生的學習科目范圍較廣，包括德語及文學、數學、地理、歷史、自然、物理、教育學科（教育學、心理學、教學法等），也包括神學課，在教學上也採用了一些積極的方法。師范教育的發展提供了較多具有一定基礎的小學師資，促進了小學教育的發展和提高。
在中等教育上，洪堡德的改革使文科中學的辦學方向、課程內容、教學方法以至教師的質量，都有了較大的起色。1810年制定的中學教育計劃削減了古典學科的內容，把語文、數學作為基礎課程，還增加了地理、歷史和自然科學的科目。這樣，教學內容由單純的古典主義變為具有多方面的性質，古典中學比較接近於實際生活。此外，洪堡德在改革中規定，凡是要擔任中學教師的人必須通過國家考試，合格的給以中學教師稱號。這項考試由國家委託大學辦理，考試科目和要求都以大學為訓練中學教師所開設的課程作為依據和標准。這改變了文科中學教師只能由神學家、牧師擔任的現象，打破了文科中學對僧侶依賴的局面，因為在此以前，文科中學的教師一般都是由大學神學科畢業和准備從事牧師職務的神學者擔任的。
在高等教育方面，洪堡德提出了學術自由的原則、教學與研究相結合的原則。 1810年，洪堡德在一些同事的幫助下創建了柏林大學，採用新的辦學思路和計劃，把著眼點放在高深的專業研究和科學學術水平的提高上。在教學方法上，設講座，不用死記硬背，重視教授的演講，提倡師生的獨立研究和對學術方面的建樹及貢獻。在此基礎上，很多新大學都仿照柏林大學的模式先後建立起來，如波恩大學、慕尼黑大學等等。原來留存下來的大學也盡力仿照新大學進行一定的改變。洪堡德提倡的大學辦學方向，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改進和提高，有很大的影響。

Ⅷ 德國和中國的教育有什麼不同

每當提到德國人，總是給人留下了「做事認真、講究秩序、待人誠懇、注重禮儀、守時」等等諸如此類的沉穩印象。德國人的做事風格和人格品質一直為全世界人民所欣賞。而這份嚴謹認真的背後，是他們對自己和對別人發自內心的尊重，也是來自於健全的人格以及對自我價值的確認。作為一個重視理論和規矩的國家，德國懂得尊重孩子的成長規律，強調順從孩子的天性，主張給予孩子自由空間，讓他們快樂成長。而恰恰是這一種對孩子的「放任」讓這個國家，憑8200萬人口基數就包攬了全球一半的諾貝爾獎；也造就了23000多個世紀知名名牌，讓「德國製造」成為世界品質的代名詞。

作為早教發源地，德國早教方式有著與別國有著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英、美、法等一眾崇尚早教的國家多年以來一直在探索和學習德式早教的優點。我們可以從BBunion國際早教中心的教學理念中窺探一二。

BBunion作為國內德式早教的代表，擁有遍及世界的嬰幼兒教育專家組成的獨立教研團隊。

他們將原汁原味的德式早教與在世界政治、藝術、科學和思想等各大領域取得矚目成就的猶太人教育思維組合在一起，結合中國社會發展需求，打造出了更適合中國寶寶的德式風格早教，多年來得到了無數國內家庭父母的認可。

尤其在寶寶0-3歲這一大腦感官潛能開發與性格培養的黃金階段，BBunion有著獨特的科學引導方式與特色，我們可以通過其早教課程主力培養的方向與教育理念，深挖隱藏在德式早教之中的奧秘。

BBunion通過深入用戶分析 總結當代中國兒童成長特點 以德國先進教育學理論為指導 結合猶太教育模式的智慧精髓 將各項用戶數據進行匯總繪制出符合兒童性格發展與能力培養的素養地圖幫助孩子通過專業早教獲得適應未來發展的能力。

l 教的是父母，影響的是孩子

追溯到早教的源頭，我們發現「早教」的最初目的是通過專業人士的示範，向父母們展示幼兒教育的方法和工具，從而激活家庭教育。

時至今日，德國等學前教育機構也一直處於其政府家庭部治下，而非教育部。換而言之，在德國，家庭教育才是早期教育的主宰，所謂早教，教的也從來不是孩子，而是父母。

l 玩的是快樂成長，游戲才是重點

我們反對過早的開發孩子智力，認為「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反而能保護孩子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德國孩子在童年時期以游戲體驗為主導，他們的任務只有一個，就是快樂成長。

l 樂的是家校結合，培養孩子的情商

多元化的社會實踐活動，深化學校教育、家庭教育，提升孩子的適應力、競爭力，幫助孩子成長。

德式教育理念也越來越深入人心，作為德式代表BBunion也獲得了社會各界及寶寶家長的好評，2018年成功入駐北京國貿商場，奠定了德式早教的標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