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在哈爾濱哪裡生存

1. 哈爾濱僑民的各國僑民

數量上位居哈爾濱僑民總數的第二位，最初是隨著俄國人而來的東清鐵路建築工程技術人員，還有因為俄國十月革命，而逃難到哈爾濱的俄國猶太商人。1903年哈爾濱的猶太人成立了「猶太僑民會」，1908年成立了「猶太教會」，1909年建猶太教堂（後又創建新堂），並辦起猶太僑民小學。1920年時猶太僑民達到2萬多人，猶太僑民大都在哈爾濱經商，並且開辦多項慈善福利事業，如猶太婦女慈善會、猶太免費食堂、失業赤貧救濟所以及設立醫院等等。哈爾濱猶太人在哈爾濱開展了較早的資本運作：最早的賽馬活動、最早的商業貿易、最早的降價促銷、最早的食品加工之一。1923年後，猶太僑民的數量就相對減少，因為許多逃難而來的猶太人，在哈爾濱稍作停留後，變去了北美、西歐等地。
哈爾濱猶太總會建於1906年，位於埠頭區炮隊街44號。1931年大火過後，對這座教堂進行了改造和擴建，目前此建築的主體仍在。1963年底，教堂關閉。教堂原址改為哈爾濱車輛廠招待所，現址在道里區通江街82號。
19世紀末，大批來自歐洲的猶太人遷居哈爾濱，使哈爾濱一度成為遠東地區最大的猶太人聚集中心。20世紀20年代，哈爾濱猶太人最多時達到2萬餘人，他們在這里形成了完整的社會體系。
從1898年第一個俄籍猶太人薩·伊·別爾采里來到哈爾濱，到1985年最後一個猶太人阿哥列在哈爾濱辭世，在約一個世紀的哈爾濱猶太人歷史上，中國人以自己的真誠和善良保護關照了猶太人，猶太人也為哈爾濱這座城市做出了巨大貢獻。
至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有很多是哈爾濱猶太人及其後裔，他們心中有永遠的哈爾濱，哈爾濱也留存著永遠的猶太人。 很少有人知道，以色列前任總理埃胡德·奧爾默特的第二故鄉是中國北方冰城哈爾濱。在2004年，時任以色列副總理兼工業貿易部長的奧爾默特在訪華結束後特意增加了一站--哈爾濱。因為他要去哈爾濱的皇山公墓祭拜他的祖父和其他3位親人。 德國人來哈爾濱的目的是經商，1901年德國商人與俄國商人在哈爾濱合資開辦了啤酒廠，來哈爾濱的德國人逐漸多起來。1903-1905年間，德商相繼建立多家啤酒廠。東清鐵路所需電料、電器等均由德國西門子洋行供應。1912年德國西門子洋行在哈爾濱設立分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華民國政府和德國斷絕外交關系，德國商人也紛紛離去。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人紛紛回到哈爾濱。

2. 哈爾濱人去德國在哪兒辦簽證

此次出國多長時間呢?

1. 短期申根簽證(90天以下)

黑龍江屬於沈陽領區 需要去沈陽辦理

如下:

中智簽證（沈陽）德國受理中心開放時間

沈陽: 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12：30,下午13：30至16：30

中智簽證（沈陽）德國受理中心地址
沈陽市瀋河區北站路59號財富中心E座 1401室，郵編：110013

如何抵達?

公共交通

請您乘坐地鐵2號線在北站下車，出口後向南走100米。

搭乘公交

請您乘坐203路 ，292路，116路， 224路， 800路， 295路， 105路， 217路， 152路，269路，224路， 229路， 209路，105路， 216路， 290路，236路，沈撫三號線，503路，148路，168路，325路，136路，264路，267路，602路，177路，269路，244路，230路，333路，334路 在北站下車。

2.長期簽證(90天以上) 簽證受理中心無法辦理

需要登錄德國駐華使館的官方網站進行查詢 http://www.china.diplo.de/

網上預約後直接到使館辦理

3. 過去的哈爾濱航運站是什麼樣

過去的海爾與航運站是什麼樣？
哈爾濱火車站，來看看老站的過去與現在～

哈爾濱-郭長武
2018-11-23 閱讀 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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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城市的火車站都像一個「窗口」，給人的第一印象也都是從火車站開始的，對於哈爾濱這樣一座先有火車站後有城市歷史文化的城市來說，一百多年來，火車站一直陪伴著這座城市發展經歷著滄海桑田的變化，對於生於這座城市、長於這座城市的人來說，火車站註定是駐留時間和情感最多的地方。
出行最方便的就是火車，相信每個人都經常坐，對車站都有一份難忘的感情，擁擠的人群，擁擠的售票大廳，播音員帶著迴音的報站聲音，嘈雜的凌亂的候車人群，夜晚候車時昏黃的燈光……那時的火車基本都是綠皮車，不能和現在的高鐵動車相提並論，沒空調，沒熱水，見站就停，走一步歇兩步，十分的簡陋凌亂。經常懷念綠皮火車時代，一切都是慢節奏，就像那時的生活一樣，不快，卻充盈著純真質朴，讓人留戀。


第一代站房
1899年，在東清鐵路（也就是中東鐵路）上設秦家崗站（俄國人叫松花江站），當時老站位於現在的哈爾濱站行李房，僅是臨時搭起的一排矮房，當時只用於站長辦公室、電報室及行車人員休息室。
1903年7月中東鐵路通車，秦家崗站正式改名為哈爾濱站，江邊的松花江站改稱碼頭站（道里站），位於現香坊的哈爾濱站，改稱老哈爾濱站，1924年改稱香坊站。
1904年第一代哈爾濱站站房竣工投入使用，1910年開始發售站台票；1911年2月16日，發售至俄國、日本的聯運客票。

1932年2月5日，日軍佔領哈爾濱。日軍為加大掠奪，對哈爾濱站進行了擴建，先後修建了一站台至三站台地下人行通道和通往雙合盛、東和油坊、福興恆等8條鐵專用線和2條鐵路支線。自1935年8月31日至1937年6月17日，先後將中東鐵路寬軌距（1524毫米）全部改為准軌距（1435毫米），哈站內軌距隨之改動。
1945年8月，蘇聯紅軍進攻東北。1946年6月，東北民主聯軍任命朱子明為軍事代表，接管哈爾濱站。


1932年的哈站。
第二代站房
1955年，哈爾濱站站舍第一次擴建，將原有行李房舊倉庫拆除，修建了一座736平方米的售票廳，並將原小售票廳改為候車廳，改善了候車室條件。同時，在候車室設廣播室、問事處、小件物品寄存處；為旅客准備飲用開水、設旅客意見簿等。
隨著哈站旅客運量不斷上升，老站舍再也無法適應需要，於1960年3月8日至28日拆除。據說老站舍十分堅固，拆除時使用了炸葯和坦克（撞牆）。同時在原址重建，當時只留下火車站前的蘇聯紅軍紀念碑。新站由主樓、東翼、西翼三部分的大型現代化站舍組成，規模和外形都近似北京火車站。但後期由於資金緊張，工程停工，當時成為笑談（外地人戲稱：哈爾濱一大怪，候車室兩邊蓋）。
1972年5月為迎接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來哈為期6天的訪問，有關部門在東、西兩翼間的空白地帶建起了一個連廊。同時，哈爾濱站進行第三次擴建工程，候車室面積增加一倍。
1988年哈爾濱站進行了第四次修建改造，也就是現在的樣式。新建主樓，兩翼增加一層、重新裝修，新建第三、第四候車室，新建兩座高架天橋、室外通廊，新增兩部自動扶梯。主樓鋪裝了大面積的茶色鏡面玻璃、安裝了大鍾、興建了與防洪紀念塔遙相呼應的半圓弧環狀雨搭，完成後一直是哈市標志性景觀。
1989年10月1日，經過三十年斷斷續續的施工，哈爾濱新站舍全部建成，建築總面積2．8萬平方米。
1992年4月20日，哈爾濱站前廣場工程開工，原蘇聯紅軍烈士紀念塔被拆除，而留下的只有哈站主樓前半月形的環廊。

1999年為配合哈大電氣化鐵路工程，哈站經歷了第五次改造——站場改造及新建高架候車室，發送旅客能力提高一倍。新站舍有4個主候車大廳，6個輔助候車廳，總建築面積42122平方米，大於1904年的老站舍近16倍，且現代化設施齊備，成為國內著名大型火車站之一。
由於現存的哈爾濱站已使用逾20年之久，存在多方面問題，如站台低矮、破損，列車接發能力不足，候車室面積過小（每日客流量已超過十萬，基本滿負荷運行），主要站房南北距離過長導致旅客通行不便、北側霽虹橋下凈空不足導致列車通過能力下降等等......為解決上述問題，哈爾濱市在2014年啟動火車站改造計劃，並於次年開始著手進行，將持續到2018年。
未來的哈爾濱站，將改造為綜合樞紐站，包括哈齊客運專線和哈牡客運鐵路和哈佳快速鐵路的始發站。同時配套改造東西兩個廣場，建設火車站周邊路網工程和公交地鐵換乘中心。增加地下廣場，使人流客流在哈爾濱站採用上進下出模式，有效分散了擁擠的客流。


2011年的哈站。
哈站北站房及部分北高架已經投用，待哈站南站房正式開通後，預計年底可投入使用，可以通過城市通廊將道里區和南崗區連接起來，也因此實現了一個深度的站城融合。


2011年10月9日 鳥瞰哈爾濱站，哈站的建設工程還沒有開始。

2012年5月5日 火車站前廣場延時攝影。

2012年3月8日 大雪，交警在站前廣場站台維持秩序。

2012年9月10日 一、二、三候車室和朱蓮香候車室

2012年 熙熙攘攘的售票大廳。

2012年11月28日 風雪中的哈爾濱火車站。

車站內的安重根義士紀念館。1909年10月26日，第一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哈爾濱站一站台，被朝鮮愛國人士安重根刺殺，震驚當時的世界。（2014年10月19日，在哈爾濱站前開放安重根義士紀念館。）

2014年12月24日 廣場上修建了大型冰雕，夜晚五光十色流光溢彩，引得旅客爭相拍照留念！

2015年5月30日 哈站，北廣場，霽虹橋全景。

2016年11月7日 公交車站和建築工地。

夜景延時

2017年1月5日 月光下的「哈爾濱站」。

2017年3月18日 站前全景。


2017年3月19日 車站前的半圓下，參加過很多戶外活動攝影活動，凡是坐火車出行，大家的集合地點通常就是：火車站半圓下！

2017年3月24日 車站馬上就要拆除了，最後和老站合一張影！

2017年3月26日 站前開始安裝隔離的圍欄，開始拆除前的准備工作。

2017年3月26日 拆除左側樓頂的廣告牌。

2017年3月28日 拆除左側樓前雨搭。

2017年3月28日 拆除樓前半圓。

2017年4月1日 開始拆除左側樓體。


樓內拆除中。

2017年4月2日 拆掉哈爾濱站站牌。

2017年4月14日 拆除兩側翼樓後，主樓孤零零的佇立著！

2017年4月19日 第二候車室旁臨時搭建了售票處。

2017年4月20日 車站依然正常營運，圖為出站口下車的乘客！

2017年4月21日 准備拆除主樓。

2017年5月6日建設中的北站房


2017年5月15日 哈站全部拆除完畢。

建設中的新站舍。

2017年11月4日 左半部分建成大半！

2017年1月25日 冬季工程停止施工。

2018年4月4日 車站整體框架完工，進行牆體和內部裝修。

工程的建設者們！

2018年6月28日 工程有條不紊的進行中。

已投入使用北站房。

北廣場上的伊維爾教堂。

2018年10月15日 整個工程接近完工，依稀可見哈站的雄偉英姿！

2018年10月15日 站前的道路鋪設完成。

2018.11.15 候車大廳內並排六部自動扶梯已安裝完畢，這些扶梯全部直通站房二層高架候車室，6部扶梯有5部為上行梯、1部為下行梯。

哈站上的「哈爾濱」三個霓虹燈大字點亮測試。

2018.11.18 站房上的腳手架撤掉了很多，地面開始鋪裝理石。
哈爾濱站整個建造風格是新藝術運動的建築風格，整個哈站的外立面造型和整體藝術風格都和1903年的老哈站異曲同工，它也可以在一定意義上理解成是老哈站的一個「擴大版」，但又融入了很多現代元素、歐式元素，並結合了哈爾濱當地的很多歐式建築符號，站房內部也充分融入哈爾濱的文化氣息，比如市花丁香、哈爾濱音樂之城的音符、哈爾濱的母親河松花江等許多文化元素都在站房內得以體現。
南站房的整個幕牆體系採用石材幕牆加上玻璃幕牆的形式，石材幕牆採用天然花崗岩來施工，這種材質色調溫和且厚重，能夠充分把哈站的歷史感、層次感、厚重感體現出來，也和哈爾濱整體的歐式建築格調一致，金屬屋面還有站內的一些鐵藝，大量採用了歐式鐵藝的施工工藝和表現手法，鐵藝的色調採用墨綠色，建築外立面以米色為主，也和哈爾濱許多歐式建築墨綠加米黃的配色一致。

4. 哈爾濱的索非亞教堂有多高

教堂通高53.35米，建築面積721平方米，可容納2000人，是亞洲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堂。
花團錦簇的哈爾濱市聖·索菲亞廣場，鴿群飛掠，遊人如織。
廣場中心聳入雲端的聖·索菲亞教堂，那墨綠色、洋蔥頭形的頂端，神秘幽深的窗欞，赭紅色的磚牆和厚重的大門引發了我對這座教堂，這個城市的種種聯想。我想知道那些逝去的歷史場景，這需要采訪那些過來人。我在廣場上徘徊，聽到歐美各國遊客交口稱贊中國政府竟然把這段特殊的歷史遺跡保護得如此完善。心中不禁增添幾分驕傲和自豪——讓世界由此看到中國正大步邁向文明與法治吧！
一個星期日上午， 我和幾位垂暮老人見了面。他們的回憶，為我勾勒出一幅幅生動鮮活的場景。
「白俄」跑反逃往東北
1917年，「阿芙樂爾」號軍艦一聲炮響，摧垮了俄國政府，昔日的王公貴族紛紛出逃。
年過九旬的王君老先生告訴我：當年他12歲時和父親跑崴子（海參崴）倒騰皮貨，遇到過俄國人「跑反」的情景。他們用金條和首飾雇中國民工推車、扛箱子。每天，都有幾十伙、上百人從大路和小道上不分晝夜地往中國跑。資本家尼古拉耶夫關掉工廠，收拾起黃金、珍珠，用兩塊金條雇了一輛不起眼的馬車，連夜舉家出逃。庄園主安德烈及其家眷騎上自家的駿馬，分散逃生。逃亡者的行列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神職人員，一些雖然出身名門望族，但因家道中落，已淪為平民、乞丐甚至妓女、小偷的人也裹入了流亡者隊伍。流亡者們或晝伏夜出、或日夜兼程，以從未表現出來的體力和勇氣穿越西伯利亞野獸出沒的莽林，涉過人煙罕至的荒原、沼澤，朝著心目中能夠得以生存的地方逃去。
中國東北是大多數俄國流亡者首選的逃生之地。它毗鄰俄國遠東地區。1896年，以強凌弱的沙皇政府在東北修建了中東鐵路，俄國人就此踏入中國東北地區。1898年7月6日，俄國人開始修建中東鐵路支線，招募了10萬中國築路工人把這條橫貫遠東，聯接中俄兩國的干線從哈爾濱往南延伸到俄國租借的海軍基地——大連旅順口。中東鐵路的開發，把成千上萬的俄國工程技術人員、商人、警察帶進中國東北。俄國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失敗後，它的勢力范圍退縮到黑龍江的哈爾濱一帶。由於這種歷史原因，使得俄國人對中國東北，特別是哈爾濱具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所以，俄國流亡者把哈爾濱做為首選的落腳之地。中國人把俄國流亡者稱之為「白俄」。他們當中不少人由於倉皇出逃，兩手空空，成為赤貧的難民。而另一些帶有黃金、珠寶、珍貴物品的人，落腳之後繼續經商置業，仍然過著富豪的日子。白俄大逃亡的前兩年，常住哈爾濱的俄國居民已達3·6萬人之多。1920年以後，哈爾濱的街頭巷尾到處都可以看見逃難而來的俄國人了。據1922年的統計資料表明，在哈爾濱48萬城市人口中竟有12萬灰頭發、藍眼睛、大鼻子的俄國人，已佔到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
當時的東北軍閥張作霖沒有對亡命「白俄」採取制止和遣返措施。
構築毆式之都
在20世紀頭的幾年裡，哈爾濱就像一個繁忙的大工地。滿眼是磚瓦沙石，到處是密密麻麻的腳手架。樓群拔地而起，街道伸展延續，與城郊的帆影炊煙、鄉間集市及茅舍田園形成鮮明的對照。伴隨著20世紀而誕生的哈爾濱，賦與俄國人以生存、創造的空間。他們開始大興土木了。位於哈爾濱市道里區透籠街的聖·索菲亞教堂，始建於1907年3月，是參與中東鐵路建設的沙俄西伯利亞第四步兵師修建的隨軍教堂。同年，由俄國茶商斯嘉科夫出資，在隨軍教堂的基礎上重新修建了一座全木結構教堂。四年以後，人們又在木牆外部砌上一層磚牆，形成了一座磚木結構的教堂。到1923年，聖·索菲亞教堂進行第二次重建，歷時9年，於1932年11月落成。重建後的聖·索菲亞教堂以肅穆凝重、宏偉壯觀、典雅脫俗的拜占庭風格展現在人們面前。教堂通高53.35米，建築面積721平方米，可容納2000人，是亞洲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堂。
俄國人在哈爾濱的幾個城區里先後修建了十餘座名稱各異頗具規模的教堂，這些教堂，有的張揚拜占庭的建築風格，有的顯示了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特點。那時，每當禮拜日的清晨，日落時分，教堂驟然響起祈禱的鍾聲，使得東方古國的塞北名城哈爾濱籠罩著濃重的歐洲宗教氣氛。這在信奉佛道的舊中國，真是別具特色的一道景觀。
位於道里區的中央大街則是一條頗具歐洲城市風格的街道。這段約1400米長、30米寬，用花崗岩條石鋪砌的馬路，是30年代哈爾濱最繁華的一條大街。俄國猶太富商在這兒建造的馬迭爾賓館，也和中央大街一樣，現今已被黑龍江省人民政府確定為歷史文物。埃德加·斯諾、宋慶齡曾在此下榻……
東方小「巴黎」
上個世紀20年代的哈爾濱之夜，撲朔迷離的霓虹燈使得城市充滿了誘人的夢幻。年逾90從事了一輩子文化事業的學者張老先生這樣描述著當年的情景：當年，中央大街兩側，商廈、酒樓的霓虹櫥窗徹夜閃爍。俄文廣告使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顯示著在故國已被禁止的資本主義商業卻在這兒繼續生存。
在「阿爾卡薩」餐廳希臘式圓柱支撐在包廂里，食客們在噴泉間憑欄觀賞著旋轉舞台上表演的歌舞；在「凡塔西雅」餐廳，吉卜賽情調的旋律奏出了靠變賣家財過活，不知歸宿何在的歌手們的憂傷；而在情歌纏綿的夜總會里，俄國妓女們忙著接客。
白天的時候，叮當作響的有軌電車在街道上往復穿梭；掛著「老巴奪」香煙廣告的公共汽車招搖過市；馬蹄「得得」的四輪馬車載著俄國貴婦人在街上來來往往。冬天的街道上，馬車夫則坐著俄式馬拉雪橇招攬生意；俄國小孩在空地上玩「拉卜達」（俄式棒球）游戲，或緊緊地圍住中國小販的攤床，盯著山楂糕、糖葫蘆久久不肯離去。在中央大街上漫步的還有推著童車的俄國少婦、夾著聖經，留著一把大胡須的神父、尋找生意的商人和百無聊賴的酒鬼。
白俄傾心於法蘭西情調。竭力地以巴黎為偶像，營造歐洲文化氛圍。1922年，哈爾濱的俄僑模仿法國，舉辦了首次選美大賽。而模特表演，則經常性地在馬迭爾賓館大廳里頻頻舉辦。那時，俄國藝人經常頂著漫天飄灑的鵝毛大雪，在中央大街上賣藝。這種傳播藝術同時獲取些許施捨的表演形式，至今在俄國本土上還能看到。最具影響的當屬服飾文化。中國商人脫下了長袍馬褂，扔掉了瓜皮小帽、穿上了西服、紮上了領帶、登上嶄亮的皮鞋、夾著皮包，到生意場上與俄商周旋。而在冬季，他們不忘披上俄國的純呢大衣，領著纏有俄國銀狐圍脖的夫人，去參加上流社會舉辦的「派對」。一般的中青年婦女則比較普遍看好並大膽地接受「布拉吉」（俄語：裙子）。這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是相當先鋒、前衛的。
「我愛俄羅斯，更愛中國」
在采訪中，從事了一輩子民政工作的吳老告訴我：20世紀初，哈爾濱趨向於朝國際化都市方向發展。除大量的俄國人之外，還有一部分波蘭人、捷克人和為數不少的俄籍猶太人。他們能夠在哈爾濱和中國東北各城市中站住腳，因此逃脫了二戰期間德國法西斯對猶太民族慘絕人寰、滅絕人性的屠殺。
在幾十年的共同相處之中，俄國僑民們加深了對中國人的了解，感受到中國人富於同情心和特有的善良天性。許多俄國人在與中國人共事過程中，開始接受中國文化。他們掌握了難學的漢語，學會做中國飯菜，過中國的節日。在春節期間，走訪宴請自己的中國朋友。俄國人和中國人通婚的情況也不罕見。60年代,由於歷史的原因，一部分持有蘇聯護照的俄僑回到祖國，而相當一部分俄僑遷居第三國。
在采訪過程中，適逢一位澳籍俄裔哈爾濱人尼古拉·沙依克從澳大利亞回到哈爾濱牡丹江地區尋根訪友。沙依克的祖父是在十九世紀末沙俄政府修建中東鐵路時，趕著馬車和大批俄國人一起來中國的，並在哈爾濱安了家。沙依克的祖父先是在哈爾濱遠郊放蜂收蜜，生活日趨富足。沙依克1939年出生在哈爾濱，他以流利的漢語回憶著那時的田園生活：「俄國人和中國老百姓友好相處，相互信任。俄國人不擅長種菜。如果一時沒有錢買土豆、洋蔥、西紅柿，只要說一聲「記賬」，就可以把自己需要的蔬菜、水果拿回家。而中國人從俄國人的麵包店賒麵包，也是言語一聲就行。「沙依克的祖父收蜜時，總是不忘給周圍的中國鄰居送點上好的蜂蜜嘗嘗。而中國農民們則常把不同時節收獲的蔬菜、水果給他們送來嘗鮮。這種同一環境下的友好相處，使得各自民族的感情表達、風俗民情、生活習慣和審美情趣得以交融，並被對方有選擇地接受、吸收。
沙依克說：「15年來，我20多次返回哈爾濱。除了對這里有太深的感情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對哈爾濱的俄羅斯文化遺跡情有獨鍾。」看到修繕一新的聖·索菲亞教堂流光溢彩，他激動地說：「要讓全世界人民知道中國為保護世界文化遺產作出了非常偉大的貢獻。」
今年初春，在哈爾濱出生的俄羅斯人薩沙從聖彼得堡遠道而來看望分別了30多年的姑姑伊萬諾娃。年已86歲高齡的伊萬諾娃，幼年隨父母流亡哈爾濱。從哈爾濱醫科大學畢業後分配在醫葯商店工作。1978年退休。前些年丈夫去世，兒女均定居國外，她卻執意留在哈爾濱，她說：「自己更適合在這兒生活。」因為20餘年來，每個月都是商店經理和主任親自上門給她送退休金。逢年過節，商店同事和退休的老姐妹們都走馬燈似的前來看望她。
薩沙聽了姑媽的訴說，激動地對中國朋友說：「這和我們預想的一樣，因為我知道中國人好，哈爾濱人好，我也是哈爾濱人。中國，我的媽媽。俄羅斯，我的媽媽。我愛俄羅斯，更愛中國！」在哈爾濱老一代人和俄僑的往事回憶中，有著無數類似的故事。
1997年11月11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訪問哈爾濱，在黑龍江省省長田鳳山陪同下，拜謁了蘇軍解放東北紀念碑，游覽了中央大街。在松花江畔抗洪紀念塔廣場上，田鳳山指著紀念塔上的群雕告訴葉利欽說：「1959年百萬軍官抗洪搶險，保住了北方名城哈爾濱市。當時仍有10多萬僑居哈爾濱的俄羅斯人，他們也參加了抗洪。在這座紀念塔的群雕上有俄羅斯人的塑像」。葉利欽總統聽了介紹，激動不已地說：「讓我們共同向自己的同胞致敬吧！」說完，與田鳳山省長一起向巍然屹立在松花江畔的哈爾濱軍民抗洪紀念塔深深地致了三鞠躬。
鍾聲與鴿子
結束了對俄國流亡者當年進入哈爾濱的那些歷史軼事的采訪後，一個節日的下午，我又回到聖·索菲亞教堂廣場。廣場工作人員告訴我：正在擴建一個巨大的「哈爾濱建築藝術廣場」。多麼貼切的名字！它廣義地把教堂、中央大街和能夠反映20世紀初及以後若干年間哈爾濱的歷史發展、建築遺址與人文景觀都包容在一起，真實地展現給人們。我國政府已經把這些歷史遺跡作為國家一級文物，因為這些文物經歷了20世紀復雜多變的歷史風雲，體現了俄羅斯民族長期形成的獨特的心理素質、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我國政府及時而嚴格地對其依法保護，這不僅圓了歷史學家求真務實的夢，也雄辯地告訴世界：偉大的中國已經大踏步地走向法治與文明。
夕陽斜照。應友人之邀，我乘電梯登上毗鄰聖·索菲亞廣場的一座大廈頂樓，眺望市區。在鱗次櫛比的大廈之間，高低錯落的哥特、拜占庭式樓閣，使人聯想起20世紀初， 西方文化開始大量涌進的情景。新思潮與舊傳統在這座城市裡激烈碰撞、沖擊，而當年的哈爾濱恰是接納西方文化經俄羅斯輸入中國的驛站。這就是哈爾濱這座北方名城的歷史意義和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聖·索菲亞教堂響起了節日的鍾聲。這悠揚、悅耳的鍾聲，飛出城堡，彌散在廣闊無垠的天地之間。我看見在回盪著鍾聲的天空上，掠過一群群鴿子，放飛著人們的心情……

5. 德軍在蘇聯的寒冬中凍死幾萬人，他們為什麼不燃燒樹木取暖呢

我們在冬季收聽天氣預報的時候，都忘不了氣象預報員那句耳熟能詳的話：“來自蒙古西伯利亞的冷空氣集團”。

都說蘇聯有三狠：斯大林的暴脾氣、布哈林的腳氣和西伯利亞的冷空氣。隨便哪一樣都叫人受不了。

有人說了，斯大林沒有給德國人留下木柴，但還有那麼多森林，斯大林帶不走也燒不掉吧？

不錯，累死斯大林，那些森林也帶不走，更不能燒。

德國士兵凍得要死要活的時候也去砍伐樹木，可是那些樹木都是濕的，燃點太高，想盡辦法就是點不著，把德國兵急得抓耳撓腮。

沒有足夠的引火，剛砍伐下的帶著冰雪的樹木根本就不會燃燒。不怪天、不怪地、只怪蘇聯人太狠心，連根乾柴都沒有留下，沒有乾柴何來烈火？

看到這里，聰明的讀者就會想起一個妙招，我有辦法，用汽油，再難燃燒的木頭經不住汽油的高溫。德國兵為什麼不用汽油呢？

6. 在德國應該怎樣生存

在陌生國家，一切都顯得如此不同，甚至包括穿越馬路這樣的小事。在德國，你必須學會對付紅色交通燈的獨裁統治。 時間：凌晨3點。地點：柏林弗里德里希海因區的一個十字路口。夏天，這地區充滿了盲流混混，讓人感覺，全德國試圖逃避資產階級生活的傢伙都匯聚到這里。穿過街道有一群朋客打扮的小阿飛。他們的頭發染得五顏六色，梳成豎立的釘狀。皮帶由偷來的賓士車標志串成。視線里看不到一輛車，他們在耐心地等待交通燈變顏色。 在紐約、倫敦等地方，斑馬線紅燈常常被視為街頭的裝飾。而在德國，小小的紅燈就像一個獨裁者，它的子民們必須無條件執行它的命令。但是，情況正在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德國人正拋開他們遵紀守法的天性，開始非法闖紅燈。遊客們小心了！在這里闖紅燈並不像表面那樣簡單容易。 首先，絕對不要當著一個容易受影響的小孩闖紅燈。最幸運的情況是，周圍的大人會向你投來譴責的目光，意思是你的教唆可能使小海蒂或小弗朗茨下次獨自過馬路時不幸喪命。更糟糕的情況是，你會被一個5歲小朋友嚴肅地訓話，義正詞嚴地給你來一堂交通規則課。 但是這還不是最糟糕的情況。違抗紅燈的命令，可能導致你失去一條腿。所有的德國司機都認為自己是邁克爾·舒馬赫，一些飛馳而過的自行車手也像在參加環法比賽一樣拚命。讓他們突然剎車幾乎是不可能的。 此外還有著名的德國汽車。那些BMW看上去好像在很遠之外，你有足夠時間穿過馬路，抵達安全地帶。但是，德國司機把道路中央違規的行人當成挑戰。BMW加速很快，轉眼就沖到行人面前，靠得不能再近，突然轉向，喇叭聲摁得又長又響。如果仔細聽，你可以聽到司機的咯咯笑聲。 最後，假如你碰巧穿越沒有紅燈把守的斑馬線。拋棄上面所講的一切。自信歡快地踩上斑馬線，因為99.9％的德國司機都會老遠就猛踩剎車。畢竟法律站在你的一邊。假如某司機靠得太近，讓你覺得不爽，盡管掄起拳頭猛揮出去。 逃票者注意了 別想免費乘地鐵 倫敦、巴黎、柏林和大多數德國城市的公共交通都實行榮譽系統。不買票，你也可以坐車，但是別指望你能夠僥幸逃脫。 不！德國的地鐵不是免費的。很多外國人，第一次聽說德國公共交通實行榮譽系統——意思是，你不必投票、刷卡就可登上火車、巴士——可能會有逃票的沖動。但是，記住「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不要試圖利用他人的信任。因為，你會被抓住的。逃票將面臨40歐元(約400元人民幣)的罰款，更可怕的是榮譽污點。 那些逃票的傢伙有一天會發現身著便衣的檢票員突然站在面前。在你登上火車時，他們可能還在輕松地聊天，車門關閉：其中一位突然大聲說：「早上好，女士們，先生們！請拿出你們的票！」在那時，你會發現自己被關進了陷阱。而周圍的每個人，包括那個進火車站後一路丟啤酒罐，看上去像阿飛的少年也有票。 假如試圖免費坐車，或者買錯了票，扮演無知的遊客、無辜地眨巴眼睛並不會換來同情。換句話說，德國不是一個容忍漏洞或借口的國家。像許多遵紀守法的條頓人一樣，在上車前你就應該把規則弄清楚。 狗屎泛濫 柏林的地雷 寬闊、綠樹成蔭的大道是柏林的魅力之一。但是小心！在草坪上坐下之前先看仔細了。那股奇怪的味道可能不是來自你的食物…… 前東德時期，由於無處不在聲名狼藉的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人們在講話前，總是習慣四處張望。斯塔西像幽靈一樣數量眾多，沒准此時此刻就有人偷聽。在首都，間諜尤其集中，柏林人不得不特別小心。迅速地扭頭張望動作被冠以專有名詞——BerlinerBlick，柏林掃描。 今天，雖然東德秘密警察像渡渡鳥一樣滅絕了，柏林掃描卻仍然盛行。但是現在不是為了尋找偷聽的耳朵，而是緊緊地盯著前面的道路，他們在警惕另一種垃圾——狗屎。 狗屎無處不在。寬闊，綠樹成蔭的大道看上去也許很美。但是，每棵大樹的基部肯定已經變成了狗的廁所。多數公園里到處都是狗屎地雷。人行道，尤其是大廈入口處的地段也不能倖免。最近有人對東柏林弗里德里希海因區——被認為是柏林市內狗屎泛濫最嚴重的地區——一條叫Libauerstrasse的小街進行調查，發現了超過70堆狗屎。 在城市中央地區，當然很少碰到狗屎問題。住宅區——包括遊客最喜歡游覽的平思勞雅堡和克萊伍茲堡(Prenzlauerberg、Kreuzberg)——都非常危險。柏林人，尤其是街頭少年，愛狗到了瘋狂的程度。而且喜歡體型巨大的狗，越大越好。慕尼黑人喜歡把像嚙齒動物一樣的小狗裝在單車籃子里。真正的柏林人則寧死也不願被人看見和一隻迷你狗在一起，更不屑帶著掃「雷」鏟子出門。 有幾種避免在德國首都撞上狗屎運的方法：

7. 哈爾濱被稱之為北國冰城和啤酒城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哈爾濱以冰燈藝術聞名，所以稱為「冰城」。

哈爾濱人喝啤酒。與歐洲的德國人、義大利人、法國人、捷克人、俄國人相比，毫不遜色，可以稱之為「豪飲」的。兩個小夥子，在三伏天，在一家小酒館里，喝一箱24瓶啤酒，是一樁很平常的事，所以稱為「啤酒城」。

哈爾濱這座城市，除了有「音樂之城」、「教堂之國」、「東方的莫斯科」、「中國的小巴黎」的雅稱。

(7)德國人在哈爾濱哪裡生存擴展閱讀：

哈爾濱在20世紀初就已經生產啤酒，哈爾濱啤酒廠始建於1900年，迄今已有百年歷史。哈爾濱啤酒年消費量30多萬噸，人均啤酒消費量居全國首位，主要品牌是「哈爾濱」和「新三星」。

哈爾濱的冰燈始於60年代初期，是在民間傳統簡陋藝術形式上發展起來的。它以園林藝術為依託，以建築和雕塑藝術為表現手法，用電燈光為光源，製作成各種冰的景物。

20世紀下半頁，冰燈逐步發展成哈爾濱具有代表性的冰雪文化藝術。每年一屆的冰雪節、冰燈博覽會成為冰燈藝術的大觀園，吸引了大批國內外遊客前來觀光游覽。

冰上婚禮是哈爾濱青年人喜愛的一種婚禮形式。冰上婚禮由哈爾濱青年宮主辦，集體舉行，成為哈爾濱每年一屆的冰雪節的組成部分。

8. 搜尋日本侵略者在家鄉的罪證並記錄下來

731」遺址：不能被遺忘的罪證
「731」，這本來是一串極其普通的數字，但是，當我們把它與侵華日軍聯系起來之後，「731」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詞，甚至，它比魔鬼更兇殘！
7月16日，我們就站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前。雖然此刻，四周一片靜謐祥和，但作為60年前「731」部隊的侵駐地，至今在高樓群中，綠樹蔭下，仍能尋找到二十幾處殺人工廠的殘垣斷壁。焚屍房、冷凍房、培養細菌老鼠的地窖和放養黃鼠的小石池等等歷歷在目。
事件回放：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者為實現其獨霸亞洲、稱雄世界的政治野心，公然違背國際公約，秘密策劃了生物戰、化學戰的戰爭陰謀，並在很短的時間內，將這些瘋狂研製出來的鼠疫、傷寒、霍亂、炭疽等各種細菌武器用於戰爭，成為人類歷史上最為兇殘的法西斯戰爭罪人。盤踞在哈爾濱市平房區達13年之久的滿洲第731部隊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實施這一陰謀的中樞機構。他們在這里不僅進行了規模巨大的細菌武器的研究、試驗和生產，而且，慘無人道地用健康人做細菌試驗。僅在1939年至1945年這段時間里，至少有三千人在試驗中被殘殺。在細菌戰過程中，至少有三十萬人受到屠殺和殘害。
現場踏訪：
「731」遺址是不能被遺忘的罪證
「這張圖片上顯示的是日本侵略者所培養的細菌鼠和跳蚤」，「這就是日本人活剖中國人的殘酷鏡頭」，「這個場面是按照當時的真實情況製作的實景模型，這就是當時千千萬萬被鼠疫奪去一家數口人命的其中一家」……在聽完講解員的講解和看完了日軍不擇手段戕害無辜生命的真實圖片和模型後，來自河北的吳先生實在忍不住了，他走出展覽廳外，點燃一支煙，狠狠地吸了一口，激動地說：「日本帝國主義真是太壞了！太讓人氣憤了！」他告訴記者，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到來的特別日子裡，他帶著朋友和10歲的侄子來這里參觀，有著特別的意義。小侄子以前只在書刊、影視上了解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犯下的暴虐罪行，只是抽象的認識。這次特地讓他到這個真實的地方，來真實地感受日本帝國主義當時對中國人是如何的殘酷無情、毫無人性，激發他的愛國熱情。一定要讓他記住，不忘歷史，不忘國恥！
「滅絕人性」、「慘無人道」……參觀過「731」罪證陳列館的人們紛紛憤怒地表示：「『731』的滔天罪行在此袒露無余！」「『731』遺址是不能被遺忘的罪證，它不僅是國人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更值得全人類去關注和反思！」
田村良雄：只要活著，就要為中國人民作證
近年來，在中日兩國歷史學家的努力下，「731」部隊的真相逐漸大白於天下。當年的一批原隊員，也以懺悔之心勇敢地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內情。據陳列館的曹主任介紹，近幾年來，有很多日本友好人士和「731」部隊的成員多次來這里表示最沉痛的悼念和懺悔。在來過這里的原「731」部隊隊員中，又以田村良雄為代表人物，他已來過數次，為的是懺悔和把那段歷史坦誠公布給公眾，特別是要讓日本人了解當年的侵華暴行。
田村良雄，又名筱冢良雄。1939年，他成為「731」部隊少年班的一員。一開始，他做細菌研究的輔助工作，後來還親自參與過對活人進行鼠疫試驗，並對感染鼠疫的活人在無麻醉狀態下進行解剖等血淋淋的經歷。戰後被俘，後轉至撫順戰犯管理所，中國政府的寬大政策使其獲釋回國。近年來，他幾十次出現在日本、中國各地集會場所並公開了「731」部隊的秘密。6年前還曾在東京地方裁判所出庭做證，以自己年輕時在哈爾濱等地的個人經歷，首次在日本法庭上證明了「731」細菌部隊的存在。因為迄今日本政府對於「731」部隊、人體試驗等一直未予正式承認。田村良雄稱，他之所以出庭做證，一是出於對日本政府不肯承認歷史事實感到憤怒，二是對於中國被害者及其家屬有一種強烈的負罪感。
曹主任介紹說，田村良雄現已84歲高齡，不便外出，但是他仍然表示，只要他活著，就要為歷史作證，為中國人民作證。 回答者： 棒棒堂≯露 | 二級 | 2007-3-26 20:28
從地理規模來說，日本的面積是37萬多平方公里，只相當於中國的雲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這樣一個小國，卻連年不斷地發動對外戰爭，給亞洲的許多國家尤其是中國帶來了罄竹難書的浩劫和災難。
黃仁宇在他的《萬曆十五年》一書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在16世紀中葉，日本這一個島國能夠嚴重威脅本朝(即明朝)東海沿岸各省的安全，這種現象是很難理解的。合乎邏輯的倒是本朝的士兵應該越海進攻日本。因為當時的日本不僅地狹人稀，而且幾十年來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權，內戰頻仍，法律和綱紀可謂盪然無存。本朝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被一個極有組織的文官集團所統治，中央指揮地方如身之使臂，極少發生抗命的事情。同時我們這個帝國在名義上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常備軍，人數多達二百萬。
日本軍國主義者對這個問題倒是有一個答案：日本列島是一個蠶，中國則是一片桑葉，蠶就是要吃桑葉。日本的老師就在課堂上給自己的學生們灌輸這個觀點：日本的形狀像個蠶，支那則像個桑葉，蠶吃桑葉天經地義，否則蠶豈不要餓死嗎?
這真是可笑的歪理邪說。
要回答日本為什麼侵略中國，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國的情況。
從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國，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國。前者解釋日本侵略中國的必然性，後者則回答日本侵略中國的可能性。
第一個問題：從日本方面來看。它為什麼要侵略中國．為什麼想侵略中國?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必然性在哪裡?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擴張道路，根子還在於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著濃厚的軍國主義傳統。
那麼，日本為什麼會形成軍國主義的傳統呢?
1．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關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個名詞，但武士道究竟是個什麼貨色?它是怎樣形成的?它對日本有什麼作用和影響呢?
日本歷史上曾經歷了很長的戰國時期，大名領國群雄割據，混戰不已，並逐漸形成了專事征戰殺伐的武士階級。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個武士政權——鐮倉幕府，從此開始了長達數百年的武士統治時代。「武家習氣」、「弓矢之道」與中國的儒家倫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節義、廉恥、武勇、堅忍等一整套封建倫理規范，統稱「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識大大強化了，它不但從倫理關繫上加固了武士階級，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為特徵更加明確了。中國儒家倫理所倡導的儒雅之風，不但沒有使日本武士變得像中國儒生那樣弱不禁風，反而給嗜殺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與文墨之間達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經常為試刀而無故砍殺路人，然後彬彬有禮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說聲「對不起」。這典型地體現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質彬彬和兇殘嗜殺的雙重性格。這也是日本武士與西方強盜的不同之處。在武士統治的數百年間，武士道一直被作為日本社會倫理的基本內容而加以宣揚，武士道潛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強烈的強悍尚武的特點。
明治維新推翻了武士階級的統治地位，廢除了武士等級，但武士道卻被日本統治者作為主導性的倫理傳統繼承下來，用以向國民進行灌輸，甚至將武士道精神滲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計地培養青少年的殘酷心態。比如，為了培養小孩子的膽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場取死人頭，誰敢做就給誰獎勵；給小孩喝紅色的羹湯，讓他體驗喝血的感覺。
2．與軍國主義密切相關的第二個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體是明治維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個封建殘余。日本的天皇制有兩個特點：一是萬世一系，從未改姓，絕大多數日本國民對天皇有著絕對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實權。天皇制的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於軍事領域。日本軍隊實行所謂的統帥權獨立制度，即軍隊的指揮權不歸內閣而歸天皇，日本軍閥可以藉助天皇的名義隨意對外用兵，日本的政黨體制對日本軍方不起約束作用。
可以說，軍國主義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軍國主義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礎。
3．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促使日本踏上了軍事立國的軍國主義道路
從西方列強的情況看，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帶來對海外資源和海外市場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經濟的不平衡性和資本主義列強在政治組織力、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裝備方面的優勢，使它們得以通過暴力強行奪取海外資源，開拓海外市場。
日本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要比歐美列強晚得多，國力也相對較弱，因而日本統治者普遍懷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殺黷武的武士道傳統和天皇制政體的影響，所以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比歐美列強更多地藉助於暴力性的對外擴張。
要通過暴力強行奪取海外資源和開拓海外市場，就必須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為此，明治政府以軍事立國為根本國策，竭力擴充軍備，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義傳入日本，形成法西斯軍國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源自歐洲的法西斯主義思潮也開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義和日本的軍國主義可以說是一對異姓兄弟。經過日本民間法西斯鼻祖北一輝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紹和鼓吹，法西斯主義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軍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輝、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經軍內法西斯加以補充，構成了比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體系，即：通過「天皇歸一」的忠君思想樹立以天皇為絕對權威的「國體意識」；依靠軍隊進行「國家改造」，廢除政黨政治，打擊保守派統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獨裁政權；通過實行國家總動員建立總體戰體制，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奪取遠東霸權，完成「昭和維新」。
1936年二二六政變後，軍政大權完全落入軍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軍國主義體制正式確立。
我們可以梳理出一條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強悍尚武，強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維新後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日本的軍國主義與從西方舶來的法西斯主義相交媾，又孕育出一個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戰、更加殘暴、更富於冒險性侵略性擴張性的法西斯軍國主義。這樣一來，日本就猶如一輛被惡魔操縱的戰車，不可能不對外發動侵略戰爭。這便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必然性。
第二個問題：日本侵略中國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為什麼有能力侵略中國？
這首先與明治維新有關，可以說，明治維新是近代日本歷史命運的根本轉折點。
日本早在明治維新之前就開始了對外侵略擴張，但基本沒有達到侵略企圖，根本原因就在於當時日本的國力不足以支撐其對外擴張，可謂心有餘力不足；而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對外擴張幾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於維新後的經濟發展為其對外擴張提供了物質基礎。
僅以武器裝備為例，到全面侵華戰爭前夕，日本已能夠批量生產當時所有的先進重型武器，如坦克、裝甲車、大口徑火炮、作戰飛機、戰列艦、巡洋艦、航空母艦和軍用通信設備，其性能也與英美製武器相當，而當時的中國只能生產步兵輕武器和小口徑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賴進口。
所以，明治維新是日本之幸，而為中國之禍。鄰國一次成功的改革，卻給自己國家的命運帶來莫大的影響，這是許多中國人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這個血的事實提醒我們，必須放眼看世界，必須密切關注國際事務。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強化了日本的國力，也強化了日本侵華的能力
在推動和有利於日本侵華的種種因素當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經濟發展之外，值得一提的還有一些體現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東西，如團結、認真敬業、善於創造性摹仿和有危機意識等。日本因為強大起來才可能發動一場全面侵華戰爭，而日本的強大是與這些民族特性分不開的。
1．不搞內哄
日本人並非沒有內部矛盾，但他們不大搞內哄，他們對自己的同胞很愛惜，誰動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偽軍的高級將領不小心傷了一個日軍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戰爭期間，我們策反偽軍十分容易，而策反日軍部隊從整體上無一成功。日本軍隊從未發生過內戰，而中國軍隊內部磨擦不斷。抗戰時，我們曾提出一個著名的口號：「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但是，正義一方的中國人沒有完全做到，非正義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一部了不起的戰略著作，經過抗日戰爭實踐的檢驗，基本的預測都實現了，惟獨有一樣沒有實現，即：「中國抗戰的勝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還將有待於國際的援助和日本國內的變化」。所謂「日本國內的變化」即指日本反戰力量的增長。但是，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日本的反戰力量仍極為有限，幾乎沒有構成一種力量。
那麼，日本人為什麼比較團結?
原因有三個：一是對天皇的忠誠，二是民族優越論，三是矛頭對外。先說日本國民對天皇的忠誠。在以等級制為基本結構的日本社會中，天皇站在最頂端，這與中國古代的帝制是一樣的。但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皇位頻繁更姓，總計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開創天皇制之後，天皇從未改姓，可謂萬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實際的統治者，而只是一個象徵。天皇的隔絕塵世，一來不妨礙重臣掌握實權，控制朝政，二來無實權就不會犯什麼大的錯誤，也不會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這樣有利於維護天皇制的長久性和國民對天皇的精神信仰。於是，皇統綿延不絕，皇恩浩盪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統一與永存的超凡脫俗的象徵。對天皇的效忠就是對日本國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個日本國民義不容辭的義務和責任。這就使得日本有一個凝聚國
民的核心和集中統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優越論。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把自己視為「天照大神」的子孫，視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優越感使日本人強化了對本民族的認同和對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時也強化了日本人對其他民族的蔑視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頭對外。日本是一個島國，面積很小，資源貧乏，很多需求從日本國內無法解決，而必須通過貿易或戰爭的手段從國外解決，所以它的矛頭是對外的，貿易是對外貿易，戰爭是侵略戰爭。無論是解決資源、市場問題，還是擴張領土，日本都是把矛頭指向他國，尤其是中國。矛頭對外，可以緩和內部矛盾，所以日本人從整體上比較團結。
2．認真敬業
日本人的認真和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國人可與之媲美。而這兩個國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強國，其產品質量的信譽在世界上也是數一數二的。
日本學者研究鄭和下西洋那條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鉚釘；一位專門研究李大釗的日本女學者能把李大釗在日本時住在什麼地方，在那個飯館吃飯，到哪裡散步等等說得一清二楚，這讓中國研究李大釗的專家們瞠目結舌；還有日本學者專門研究唐朝皇帝死後，太子守靈的禮儀，這個問題如果讓中國的學者來解釋不知是否有人說得清楚。日本學者的論文與中國學者的論文反差很大，我們講究篇章布局，講究觀點的提煉和總的結論性評價；而日本人重視細節，重視資料，寫得極為細致。中國人讀了日本人的論文感覺過於繁瑣，日本人看了中國人的論文則感覺大而空，不扎實。
日本人之所以認真，恐怕與它小有關，家小業小，土地少資源少，事事必須精打細算；也可能與日本的對外擴張有關，你一個小國去打人家大國，總得精心准備吧。也可能與日本的私有制有關，什麼都是自己的，不認真自己吃虧。
認真作風與生活的所有內容都有關系。認真的民族肯定是一個敬業的民族，認真的好處不僅能夠保證產品的質量和辦事的准確無誤，更有助於在國民中樹立科學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學到手，進而後來居上，肯定與認真有關。因為科學是精細的東西，來不得半點馬虎。
3．創造性摹仿
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要進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結果卻大不相同。在漫長的古代社會，中國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進國家，中國人也一直習慣於以老大自居。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國門被英國的艦炮轟開，中國人才發現自己已經樣樣落後了。於是，清廷的有識之士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宗旨下發起了洋務運動，企圖「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是，由於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禁錮了中國人的想像力、主動性和創造性，加上體制方面的大鍋飯等原因養成的惰性，我們學習西方先進的東西，往往只摹仿不創新，落後了再引進。
日本人的摹仿，與中國人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他們跟著英國人學習造船的技術，最終達到甚至超過了老師，建起世界一流的「聯合艦隊」；他們向德國人學習照相機的製造技術，最終成為世界第一照相機強國；他們跟著西方學習汽車的製造技術，最終使日本汽車大舉佔領西方市場；他們向中國人學習陶瓷、造紙、染料、豆腐和景泰藍等傳統產品的製作技術，最終把我們甩在了後面。
可見，日本人的摹仿與我們不同，這可以叫作創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夠實現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認真、較真，對引進的和學來的東西仔細揣摸，把它吃透，這樣超越和創新就有了基礎；第二個原因是日本人對於強者的態度，你的技術厲害，我佩服，我學習，我引進，但最終我要超過你。這表明了日本人對於強者的不服輸的精神。
4．有危機意識
危機意識可以視為日本島國心態的一部分。日本人因為自己的國家面積太小，資源貧乏，所以形成了特別強的危機意識，稍有風吹草動，就大呼小叫，如臨大敵。在中國人看來，簡直神經過敏，小題大作。但實際上危機意識並不是一件壞事。它使日本人總是處在一種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狀態，這樣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錯誤。相形之下，中國人的盲目樂觀和麻木不仁與此形成鮮明對照。
第三個問題：從中國方面來看，日本為什麼侵略中國?
先從客觀上看，日本為什麼將對外擴張目標指向中國?
日本對外擴張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遠東的國際形勢所決定的。中國、朝鮮與日本隔海相望，距離很近，同時因與歐美相距遙遠，故尚未完全被歐美列強所控制。這幾個因素都有利於日本。日本可以將軍事力量全部集中於遠東，全力展開對亞洲大陸尤其是中國的爭奪。
這是中國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觀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距惡魔太近。
但是，這不是一個主要的因素，我們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們自身。
從中國的主觀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於中國國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認為中國不堪一擊
中國綜合國力落後，表現在各個方面，政治腐敗，經濟落後，人民愚昧而不覺醒。從軍事方面看，中國軍隊在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中所暴露的落後，實際上經歷過明清兩代長期的量的積累，最終形成了質的落差；並且，這種落後不是某一個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綜合性的，表現在武器裝備，軍事訓練，戰略戰術，組織指揮能力，官兵的軍事修養、文化視野與自信心等各個方面。
日本軍閥是最看重實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實力對比上的顯著優勢極大地助長了他們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華戰爭具備的切實的可行性。有的日本軍閥甚至吹噓：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艦、1個師團，用1個星期就可以滅掉中國。其氣焰之囂張可見一斑。
其次，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軍閥覺得中國軟弱可欺
日本在實力上的優勢使日本具備了侵華的物質條件，而中國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點更使日本軍閥感覺中國軟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華民族待人以和為貴，遇事處中庸之道，這種文化背景下的中國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極懦弱，重文輕武，性格內向。
那麼這種民族性格因何而來呢?
首先來源於中國幾千年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因為經濟基礎是所有社會生活和文化觀念的決定因素。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遷，崇尚和平。小農經濟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護著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處游移擴張。「男耕女織」，「牛郎織女」，「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便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最典型的生活圖景。
小農經濟的守土性決定了中國軍事的防禦性。中國的軍事理論和軍事設施從體繫上說完全是防禦性的。萬里長城是中國防禦文化的軍事產物，這個雄偉的軍事設施所體現的不是進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願。雖然中國不乏聞名於世的軍事家和勇武善戰的將軍，但他們基本上都是在自衛戰爭中涌現的。中國武術囊括十八般武藝，精彩絕倫，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進攻而是防身。歐美騎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戰為榮，以征戰為樂，就怕戰爭不大，惟恐征程不遠。他們描寫戰爭的文學作品，充滿了對戰爭的謳歌和對勇武的贊頌。而中國古代描寫戰爭的詩詞基本上說的都是征戰之苦，而不是征戰之樂。打開唐詩宋詞，這類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參的一首七律是這樣寫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海闌干千尺冰，愁雲慘淡萬里凝。這種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國人一種普遍的心態：這個仗不得不打，但實在是太苦了!苦到什麼程度呢?將軍凍得拉不住弓，都護凍得睡不著覺，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雲慘淡，這個仗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啊!
中國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經濟基礎，中國人的和平意識幾乎是滲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難理解中國古代描寫戰爭的詩詞何以總是那樣愁悵凄苦，而沒有一點沖天豪氣，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什麼歷史上強大而統一的中國王朝尤其是漢人王朝，從未產生過對弱小日本的侵略慾望。
安土重遷、崇尚和平本非壞事，但事情總有它的反面：安土重遷難免不思進取，崇尚和平難免重文輕武，久而久之，中華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膽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諳於世故，武將怯於疆場。魯迅說：「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這句話真是一針見血。
封建的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是鑄造中國人民族性格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眾所周知，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體制是極為龐大的、專橫的和高壓性的，懦弱順從、缺乏血性就成了這種體制下的臣民們的必然性格。因為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體系是極為龐大的、專橫的、高壓性的，個人與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軟弱了。這種極大與極小、極強與極弱的對比使中國人從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點：輕則缺乏主見，缺乏自信和獨立人格，追隨大流，膽小怯懦，畏懼強權，忍氣吞聲，逆來順受；重則軟弱可欺，甘於壓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下，只允許皇帝和官員出頭，不允許平民百姓出頭，所以中國古往今來告誡人們不要出頭的諺語多得很。當年偽軍投敵，基層官兵多數是隨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極少。南京大屠殺時，十幾個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虜。實際上在那種情況下，如果有人帶個頭，大家就是用腳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醬了，但就是沒有一個人敢帶這個頭。抗日戰爭期間，在廣大的淪陷區，一個班或者一個排的日本兵統治一個縣城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國人和日本人在對待強者的態度上大相徑庭。對於強者，日本人一是欽佩，二是學習，三是征服，懷著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對待張自忠，雖然尊其為「現代關公」，但想方設法加以打擊，直至將其打死。對待美國也是如此，你再強大也不怕，照樣開戰。中國人對待強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懼，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開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學之。
當然，中國人當中並非沒有頂天立地、叱吒風雲的人物，但它並不標志中華民族的整體風格。大家可以想像，如果像譚嗣同、秋瑾、鄒容、陳天華，像彭德懷、吉鴻昌、張自忠、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那樣的人多了，日本再強大也不敢於發動一場旨在滅亡中國的全面戰爭。
第三，中國的內亂和內耗給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機
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模式不僅決定了中國經濟的封閉性，也決定了中國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內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產生的矛盾摩擦，都是從內部解決而不是通過侵略擴張尋求解決途徑。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封建的中國必定是一個對外講和平、對內講斗爭的國家，內部矛盾和內部斗爭相當激烈。
地域廣袤但四周封閉的地理特點也從自然環境方面強化了這一狀況。
中國的東面是大海，西面是阿爾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馬拉雅山，南面是十萬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這種地理環境的特點是大而封閉。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應有盡有，無需向他國索取和掠奪；封閉則是指中國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嚴重阻隔著中國與鄰國的交往。這種大而封閉的獨特的地理因素，強化了因小農經濟而造成的中國民族性格和矛盾斗爭的內向性。
國民黨內部的激烈的派系斗爭，不僅給外敵以可乘之機，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敗類投入日本侵略者懷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殘害自己的同胞。汪精衛也好，大大小小的偽軍頭目也好，有許多人投敵叛國的直接起因正是內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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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猶太人跟黑龍江有什麼關系啊

正是因為太過於聰明，猶太人也成為了世界上唯一因為「聰明」而遭受滅頂之災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猶太人被譽為日耳曼民族最大的對立面，法西斯納粹勢力意欲將這個民族從地球上鏟除，在這場以斬草除根為目的的暴行中，先後有600萬猶太人遭受納粹的血腥屠殺。直到最後二戰勝利，猶太人的生存危機才得以解除。
在很多人的記憶，，猶太人一般是生活在西亞、地中海周邊，亦或者後來的美國地區。但鮮有人知的是，在俄羅斯的遠東地區，也就是黑龍江流域，居然還有一個以猶太命名的「猶太人自治州」。這個洲面積為3.63萬平方公里，比台灣島還要稍大一點點，與我國黑龍江省隔江相望（地處黑龍江北面）。

按理說，以猶太人的聰明天賦，他們一般會選擇人流密集、商貿交匯的「樞紐」地區定居，怎麼可能穿越浩瀚的西伯利亞，跑到人跡罕至而且又極其寒冷的遠東地區定居呢？難道是貪圖那裡肥沃的黑土地？
不得不承認，我們能想到遠東地區對於猶太平民的吸引力，大概也只有那裡肥沃的黑土地和浩瀚的原始森林了。可是事實真的如此嗎？我們來翻閱一段塵封的歷史，一探究竟。

在歷史上，猶太人所建立的國家被滅已經是公元前722年的事情了。而在這之後，猶太人一直被壓制於巴比倫王國以及後來的波斯等帝國的統治之下，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
直到後來的猶太人原地復國時，已經是公元1948年的事情了。再往前推30年，也就是1928年，世界上出現了第一個猶太人自治州，而且還是在天寒地凍，杳無人煙的東北亞。別的不說，光憑遠東地區的自然、人文環境，猶太人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吃飽了跑到這里建自治州的。那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遠東出現猶太自治州呢？

在並不遙遠的清朝時期，這個現在叫「猶太自治州」的地方是清朝的領地，但是後來因為19世紀中葉的《璦琿條約》，清政府迫於形勢壓力將黑龍江以北、連同烏蘇里江以東的廣大區域割讓給沙皇。但是對於當時的交通水平來說，不管是大清，還是沙俄，對這一地區多少都有點鞭長莫及的感覺。劃歸俄國後，除了獵人、探險家之外，也沒有多少俄國人願意去。
後來到了蘇聯時期，蘇聯政府為了加強遠東地區的控制，急需對這一地區進行開拓發展，可是這些地區當時壓根就沒有人，於是當局便開始了有計劃地大規模移民，蘇聯境內的猶太人也加入了這個移民大潮。在尋找移民地點時，猶太人其實更希望能夠移居到烏克蘭的南部-克里米亞。
我們都知道，那烏克蘭已經是號稱「東歐糧倉」了，而克里米亞還在烏克蘭南方，土地和氣溫更加優越，而且還瀕臨黑海和亞速海，算得上是當時蘇聯的重要通道。不得不說，猶太人可真會選地方。

比羅比詹

但是後來隨著東歐局勢的緊張，以及移民公平原則，再加上蘇聯也非常希望猶太人能利用其聰明才智和關系鏈條，在遠東開發過程中起到大的作用，所以猶太人最終還是遷到了杳無人煙的遠東地區，並且成立了「猶太自治州」，還在當地開發出了城市-比羅比詹。
後來的事實證明，雖然在二戰前期的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蘇德「蜜月期」里，蘇聯也曾向德國遣送了大量的猶太人。但移民到遠東的這批猶太人卻是幸運的，他們躲過了「遣送」，躲過了猶太民族有史以來最大的浩劫-納粹的種族滅絕計劃，猶太自治州其實就是他們的諾亞方舟了。

但是隨著二戰的結束，1948年，以色列在猶太人的故土上宣布建國，而且一度遭到了中東多國的打壓。再到後來形勢好轉，以蘇建交之後，1987年，蘇聯允許蘇聯人移民以色列，於是這批猶太人就紛紛遷回了以色列。根據統計，目前俄羅斯的猶太自治州的19萬人口中，只剩下4%的猶太人。

10. 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罪證

731」遺址：不能被遺忘的罪證

「731」，這本來是一串極其普通的數字，但是，當我們把它與侵華日軍聯系起來之後，「731」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詞，甚至，它比魔鬼更兇殘！
7月16日，我們就站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前。雖然此刻，四周一片靜謐祥和，但作為60年前「731」部隊的侵駐地，至今在高樓群中，綠樹蔭下，仍能尋找到二十幾處殺人工廠的殘垣斷壁。焚屍房、冷凍房、培養細菌老鼠的地窖和放養黃鼠的小石池等等歷歷在目。
事件回放：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者為實現其獨霸亞洲、稱雄世界的政治野心，公然違背國際公約，秘密策劃了生物戰、化學戰的戰爭陰謀，並在很短的時間內，將這些瘋狂研製出來的鼠疫、傷寒、霍亂、炭疽等各種細菌武器用於戰爭，成為人類歷史上最為兇殘的法西斯戰爭罪人。盤踞在哈爾濱市平房區達13年之久的滿洲第731部隊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實施這一陰謀的中樞機構。他們在這里不僅進行了規模巨大的細菌武器的研究、試驗和生產，而且，慘無人道地用健康人做細菌試驗。僅在1939年至1945年這段時間里，至少有三千人在試驗中被殘殺。在細菌戰過程中，至少有三十萬人受到屠殺和殘害。
現場踏訪：
「731」遺址是不能被遺忘的罪證
「這張圖片上顯示的是日本侵略者所培養的細菌鼠和跳蚤」，「這就是日本人活剖中國人的殘酷鏡頭」，「這個場面是按照當時的真實情況製作的實景模型，這就是當時千千萬萬被鼠疫奪去一家數口人命的其中一家」……在聽完講解員的講解和看完了日軍不擇手段戕害無辜生命的真實圖片和模型後，來自河北的吳先生實在忍不住了，他走出展覽廳外，點燃一支煙，狠狠地吸了一口，激動地說：「日本帝國主義真是太壞了！太讓人氣憤了！」他告訴記者，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到來的特別日子裡，他帶著朋友和10歲的侄子來這里參觀，有著特別的意義。小侄子以前只在書刊、影視上了解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犯下的暴虐罪行，只是抽象的認識。這次特地讓他到這個真實的地方，來真實地感受日本帝國主義當時對中國人是如何的殘酷無情、毫無人性，激發他的愛國熱情。一定要讓他記住，不忘歷史，不忘國恥！
「滅絕人性」、「慘無人道」……參觀過「731」罪證陳列館的人們紛紛憤怒地表示：「『731』的滔天罪行在此袒露無余！」「『731』遺址是不能被遺忘的罪證，它不僅是國人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更值得全人類去關注和反思！」
田村良雄：只要活著，就要為中國人民作證
近年來，在中日兩國歷史學家的努力下，「731」部隊的真相逐漸大白於天下。當年的一批原隊員，也以懺悔之心勇敢地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內情。據陳列館的曹主任介紹，近幾年來，有很多日本友好人士和「731」部隊的成員多次來這里表示最沉痛的悼念和懺悔。在來過這里的原「731」部隊隊員中，又以田村良雄為代表人物，他已來過數次，為的是懺悔和把那段歷史坦誠公布給公眾，特別是要讓日本人了解當年的侵華暴行。
田村良雄，又名筱冢良雄。1939年，他成為「731」部隊少年班的一員。一開始，他做細菌研究的輔助工作，後來還親自參與過對活人進行鼠疫試驗，並對感染鼠疫的活人在無麻醉狀態下進行解剖等血淋淋的經歷。戰後被俘，後轉至撫順戰犯管理所，中國政府的寬大政策使其獲釋回國。近年來，他幾十次出現在日本、中國各地集會場所並公開了「731」部隊的秘密。6年前還曾在東京地方裁判所出庭做證，以自己年輕時在哈爾濱等地的個人經歷，首次在日本法庭上證明了「731」細菌部隊的存在。因為迄今日本政府對於「731」部隊、人體試驗等一直未予正式承認。田村良雄稱，他之所以出庭做證，一是出於對日本政府不肯承認歷史事實感到憤怒，二是對於中國被害者及其家屬有一種強烈的負罪感。
曹主任介紹說，田村良雄現已84歲高齡，不便外出，但是他仍然表示，只要他活著，就要為歷史作證，為中國人民作證。
從地理規模來說，日本的面積是37萬多平方公里，只相當於中國的雲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這樣一個小國，卻連年不斷地發動對外戰爭，給亞洲的許多國家尤其是中國帶來了罄竹難書的浩劫和災難。
黃仁宇在他的《萬曆十五年》一書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在16世紀中葉，日本這一個島國能夠嚴重威脅本朝(即明朝)東海沿岸各省的安全，這種現象是很難理解的。合乎邏輯的倒是本朝的士兵應該越海進攻日本。因為當時的日本不僅地狹人稀，而且幾十年來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權，內戰頻仍，法律和綱紀可謂盪然無存。本朝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被一個極有組織的文官集團所統治，中央指揮地方如身之使臂，極少發生抗命的事情。同時我們這個帝國在名義上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常備軍，人數多達二百萬。
日本軍國主義者對這個問題倒是有一個答案：日本列島是一個蠶，中國則是一片桑葉，蠶就是要吃桑葉。日本的老師就在課堂上給自己的學生們灌輸這個觀點：日本的形狀像個蠶，支那則像個桑葉，蠶吃桑葉天經地義，否則蠶豈不要餓死嗎?
這真是可笑的歪理邪說。
要回答日本為什麼侵略中國，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國的情況。
從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國，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國。前者解釋日本侵略中國的必然性，後者則回答日本侵略中國的可能性。
第一個問題：從日本方面來看。它為什麼要侵略中國．為什麼想侵略中國?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必然性在哪裡?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擴張道路，根子還在於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著濃厚的軍國主義傳統。
那麼，日本為什麼會形成軍國主義的傳統呢?
1．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關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個名詞，但武士道究竟是個什麼貨色?它是怎樣形成的?它對日本有什麼作用和影響呢?
日本歷史上曾經歷了很長的戰國時期，大名領國群雄割據，混戰不已，並逐漸形成了專事征戰殺伐的武士階級。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個武士政權——鐮倉幕府，從此開始了長達數百年的武士統治時代。「武家習氣」、「弓矢之道」與中國的儒家倫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節義、廉恥、武勇、堅忍等一整套封建倫理規范，統稱「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識大大強化了，它不但從倫理關繫上加固了武士階級，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為特徵更加明確了。中國儒家倫理所倡導的儒雅之風，不但沒有使日本武士變得像中國儒生那樣弱不禁風，反而給嗜殺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與文墨之間達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經常為試刀而無故砍殺路人，然後彬彬有禮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說聲「對不起」。這典型地體現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質彬彬和兇殘嗜殺的雙重性格。這也是日本武士與西方強盜的不同之處。在武士統治的數百年間，武士道一直被作為日本社會倫理的基本內容而加以宣揚，武士道潛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強烈的強悍尚武的特點。
明治維新推翻了武士階級的統治地位，廢除了武士等級，但武士道卻被日本統治者作為主導性的倫理傳統繼承下來，用以向國民進行灌輸，甚至將武士道精神滲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計地培養青少年的殘酷心態。比如，為了培養小孩子的膽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場取死人頭，誰敢做就給誰獎勵；給小孩喝紅色的羹湯，讓他體驗喝血的感覺。
2．與軍國主義密切相關的第二個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體是明治維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個封建殘余。日本的天皇制有兩個特點：一是萬世一系，從未改姓，絕大多數日本國民對天皇有著絕對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實權。天皇制的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於軍事領域。日本軍隊實行所謂的統帥權獨立制度，即軍隊的指揮權不歸內閣而歸天皇，日本軍閥可以藉助天皇的名義隨意對外用兵，日本的政黨體制對日本軍方不起約束作用。
可以說，軍國主義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軍國主義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礎。
3．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促使日本踏上了軍事立國的軍國主義道路
從西方列強的情況看，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帶來對海外資源和海外市場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經濟的不平衡性和資本主義列強在政治組織力、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裝備方面的優勢，使它們得以通過暴力強行奪取海外資源，開拓海外市場。
日本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要比歐美列強晚得多，國力也相對較弱，因而日本統治者普遍懷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殺黷武的武士道傳統和天皇制政體的影響，所以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比歐美列強更多地藉助於暴力性的對外擴張。
要通過暴力強行奪取海外資源和開拓海外市場，就必須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為此，明治政府以軍事立國為根本國策，竭力擴充軍備，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義傳入日本，形成法西斯軍國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源自歐洲的法西斯主義思潮也開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義和日本的軍國主義可以說是一對異姓兄弟。經過日本民間法西斯鼻祖北一輝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紹和鼓吹，法西斯主義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軍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輝、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經軍內法西斯加以補充，構成了比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體系，即：通過「天皇歸一」的忠君思想樹立以天皇為絕對權威的「國體意識」；依靠軍隊進行「國家改造」，廢除政黨政治，打擊保守派統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獨裁政權；通過實行國家總動員建立總體戰體制，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奪取遠東霸權，完成「昭和維新」。
1936年二二六政變後，軍政大權完全落入軍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軍國主義體制正式確立。

我們可以梳理出一條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強悍尚武，強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維新後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日本的軍國主義與從西方舶來的法西斯主義相交媾，又孕育出一個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戰、更加殘暴、更富於冒險性侵略性擴張性的法西斯軍國主義。這樣一來，日本就猶如一輛被惡魔操縱的戰車，不可能不對外發動侵略戰爭。這便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必然性。
第二個問題：日本侵略中國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為什麼有能力侵略中國？
這首先與明治維新有關，可以說，明治維新是近代日本歷史命運的根本轉折點。
日本早在明治維新之前就開始了對外侵略擴張，但基本沒有達到侵略企圖，根本原因就在於當時日本的國力不足以支撐其對外擴張，可謂心有餘力不足；而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對外擴張幾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於維新後的經濟發展為其對外擴張提供了物質基礎。
僅以武器裝備為例，到全面侵華戰爭前夕，日本已能夠批量生產當時所有的先進重型武器，如坦克、裝甲車、大口徑火炮、作戰飛機、戰列艦、巡洋艦、航空母艦和軍用通信設備，其性能也與英美製武器相當，而當時的中國只能生產步兵輕武器和小口徑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賴進口。
所以，明治維新是日本之幸，而為中國之禍。鄰國一次成功的改革，卻給自己國家的命運帶來莫大的影響，這是許多中國人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這個血的事實提醒我們，必須放眼看世界，必須密切關注國際事務。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強化了日本的國力，也強化了日本侵華的能力
在推動和有利於日本侵華的種種因素當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經濟發展之外，值得一提的還有一些體現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東西，如團結、認真敬業、善於創造性摹仿和有危機意識等。日本因為強大起來才可能發動一場全面侵華戰爭，而日本的強大是與這些民族特性分不開的。
1．不搞內哄
日本人並非沒有內部矛盾，但他們不大搞內哄，他們對自己的同胞很愛惜，誰動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偽軍的高級將領不小心傷了一個日軍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戰爭期間，我們策反偽軍十分容易，而策反日軍部隊從整體上無一成功。日本軍隊從未發生過內戰，而中國軍隊內部磨擦不斷。抗戰時，我們曾提出一個著名的口號：「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但是，正義一方的中國人沒有完全做到，非正義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一部了不起的戰略著作，經過抗日戰爭實踐的檢驗，基本的預測都實現了，惟獨有一樣沒有實現，即：「中國抗戰的勝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還將有待於國際的援助和日本國內的變化」。所謂「日本國內的變化」即指日本反戰力量的增長。但是，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日本的反戰力量仍極為有限，幾乎沒有構成一種力量。
那麼，日本人為什麼比較團結?
原因有三個：一是對天皇的忠誠，二是民族優越論，三是矛頭對外。先說日本國民對天皇的忠誠。在以等級制為基本結構的日本社會中，天皇站在最頂端，這與中國古代的帝制是一樣的。但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皇位頻繁更姓，總計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開創天皇制之後，天皇從未改姓，可謂萬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實際的統治者，而只是一個象徵。天皇的隔絕塵世，一來不妨礙重臣掌握實權，控制朝政，二來無實權就不會犯什麼大的錯誤，也不會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這樣有利於維護天皇制的長久性和國民對天皇的精神信仰。於是，皇統綿延不絕，皇恩浩盪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統一與永存的超凡脫俗的象徵。對天皇的效忠就是對日本國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個日本國民義不容辭的義務和責任。這就使得日本有一個凝聚國
民的核心和集中統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優越論。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把自己視為「天照大神」的子孫，視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優越感使日本人強化了對本民族的認同和對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時也強化了日本人對其他民族的蔑視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頭對外。日本是一個島國，面積很小，資源貧乏，很多需求從日本國內無法解決，而必須通過貿易或戰爭的手段從國外解決，所以它的矛頭是對外的，貿易是對外貿易，戰爭是侵略戰爭。無論是解決資源、市場問題，還是擴張領土，日本都是把矛頭指向他國，尤其是中國。矛頭對外，可以緩和內部矛盾，所以日本人從整體上比較團結。
2．認真敬業
日本人的認真和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國人可與之媲美。而這兩個國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強國，其產品質量的信譽在世界上也是數一數二的。
日本學者研究鄭和下西洋那條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鉚釘；一位專門研究李大釗的日本女學者能把李大釗在日本時住在什麼地方，在那個飯館吃飯，到哪裡散步等等說得一清二楚，這讓中國研究李大釗的專家們瞠目結舌；還有日本學者專門研究唐朝皇帝死後，太子守靈的禮儀，這個問題如果讓中國的學者來解釋不知是否有人說得清楚。日本學者的論文與中國學者的論文反差很大，我們講究篇章布局，講究觀點的提煉和總的結論性評價；而日本人重視細節，重視資料，寫得極為細致。中國人讀了日本人的論文感覺過於繁瑣，日本人看了中國人的論文則感覺大而空，不扎實。
日本人之所以認真，恐怕與它小有關，家小業小，土地少資源少，事事必須精打細算；也可能與日本的對外擴張有關，你一個小國去打人家大國，總得精心准備吧。也可能與日本的私有制有關，什麼都是自己的，不認真自己吃虧。
認真作風與生活的所有內容都有關系。認真的民族肯定是一個敬業的民族，認真的好處不僅能夠保證產品的質量和辦事的准確無誤，更有助於在國民中樹立科學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學到手，進而後來居上，肯定與認真有關。因為科學是精細的東西，來不得半點馬虎。
3．創造性摹仿
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要進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結果卻大不相同。在漫長的古代社會，中國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進國家，中國人也一直習慣於以老大自居。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國門被英國的艦炮轟開，中國人才發現自己已經樣樣落後了。於是，清廷的有識之士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宗旨下發起了洋務運動，企圖「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是，由於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禁錮了中國人的想像力、主動性和創造性，加上體制方面的大鍋飯等原因養成的惰性，我們學習西方先進的東西，往往只摹仿不創新，落後了再引進。
日本人的摹仿，與中國人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他們跟著英國人學習造船的技術，最終達到甚至超過了老師，建起世界一流的「聯合艦隊」；他們向德國人學習照相機的製造技術，最終成為世界第一照相機強國；他們跟著西方學習汽車的製造技術，最終使日本汽車大舉佔領西方市場；他們向中國人學習陶瓷、造紙、染料、豆腐和景泰藍等傳統產品的製作技術，最終把我們甩在了後面。
可見，日本人的摹仿與我們不同，這可以叫作創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夠實現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認真、較真，對引進的和學來的東西仔細揣摸，把它吃透，這樣超越和創新就有了基礎；第二個原因是日本人對於強者的態度，你的技術厲害，我佩服，我學習，我引進，但最終我要超過你。這表明了日本人對於強者的不服輸的精神。
4．有危機意識
危機意識可以視為日本島國心態的一部分。日本人因為自己的國家面積太小，資源貧乏，所以形成了特別強的危機意識，稍有風吹草動，就大呼小叫，如臨大敵。在中國人看來，簡直神經過敏，小題大作。但實際上危機意識並不是一件壞事。它使日本人總是處在一種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狀態，這樣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錯誤。相形之下，中國人的盲目樂觀和麻木不仁與此形成鮮明對照。
第三個問題：從中國方面來看，日本為什麼侵略中國?
先從客觀上看，日本為什麼將對外擴張目標指向中國?
日本對外擴張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遠東的國際形勢所決定的。中國、朝鮮與日本隔海相望，距離很近，同時因與歐美相距遙遠，故尚未完全被歐美列強所控制。這幾個因素都有利於日本。日本可以將軍事力量全部集中於遠東，全力展開對亞洲大陸尤其是中國的爭奪。
這是中國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觀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距惡魔太近。
但是，這不是一個主要的因素，我們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們自身。
從中國的主觀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於中國國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認為中國不堪一擊
中國綜合國力落後，表現在各個方面，政治腐敗，經濟落後，人民愚昧而不覺醒。從軍事方面看，中國軍隊在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中所暴露的落後，實際上經歷過明清兩代長期的量的積累，最終形成了質的落差；並且，這種落後不是某一個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綜合性的，表現在武器裝備，軍事訓練，戰略戰術，組織指揮能力，官兵的軍事修養、文化視野與自信心等各個方面。
日本軍閥是最看重實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實力對比上的顯著優勢極大地助長了他們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華戰爭具備的切實的可行性。有的日本軍閥甚至吹噓：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艦、1個師團，用1個星期就可以滅掉中國。其氣焰之囂張可見一斑。
其次，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軍閥覺得中國軟弱可欺
日本在實力上的優勢使日本具備了侵華的物質條件，而中國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點更使日本軍閥感覺中國軟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華民族待人以和為貴，遇事處中庸之道，這種文化背景下的中國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極懦弱，重文輕武，性格內向。
那麼這種民族性格因何而來呢?
首先來源於中國幾千年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因為經濟基礎是所有社會生活和文化觀念的決定因素。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遷，崇尚和平。小農經濟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護著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處游移擴張。「男耕女織」，「牛郎織女」，「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便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最典型的生活圖景。
小農經濟的守土性決定了中國軍事的防禦性。中國的軍事理論和軍事設施從體繫上說完全是防禦性的。萬里長城是中國防禦文化的軍事產物，這個雄偉的軍事設施所體現的不是進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願。雖然中國不乏聞名於世的軍事家和勇武善戰的將軍，但他們基本上都是在自衛戰爭中涌現的。中國武術囊括十八般武藝，精彩絕倫，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進攻而是防身。歐美騎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戰為榮，以征戰為樂，就怕戰爭不大，惟恐征程不遠。他們描寫戰爭的文學作品，充滿了對戰爭的謳歌和對勇武的贊頌。而中國古代描寫戰爭的詩詞基本上說的都是征戰之苦，而不是征戰之樂。打開唐詩宋詞，這類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參的一首七律是這樣寫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海闌干千尺冰，愁雲慘淡萬里凝。這種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國人一種普遍的心態：這個仗不得不打，但實在是太苦了!苦到什麼程度呢?將軍凍得拉不住弓，都護凍得睡不著覺，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雲慘淡，這個仗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啊!
中國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經濟基礎，中國人的和平意識幾乎是滲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難理解中國古代描寫戰爭的詩詞何以總是那樣愁悵凄苦，而沒有一點沖天豪氣，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什麼歷史上強大而統一的中國王朝尤其是漢人王朝，從未產生過對弱小日本的侵略慾望。
安土重遷、崇尚和平本非壞事，但事情總有它的反面：安土重遷難免不思進取，崇尚和平難免重文輕武，久而久之，中華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膽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諳於世故，武將怯於疆場。魯迅說：「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這句話真是一針見血。
封建的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是鑄造中國人民族性格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眾所周知，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體制是極為龐大的、專橫的和高壓性的，懦弱順從、缺乏血性就成了這種體制下的臣民們的必然性格。因為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體系是極為龐大的、專橫的、高壓性的，個人與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軟弱了。這種極大與極小、極強與極弱的對比使中國人從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點：輕則缺乏主見，缺乏自信和獨立人格，追隨大流，膽小怯懦，畏懼強權，忍氣吞聲，逆來順受；重則軟弱可欺，甘於壓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下，只允許皇帝和官員出頭，不允許平民百姓出頭，所以中國古往今來告誡人們不要出頭的諺語多得很。當年偽軍投敵，基層官兵多數是隨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極少。南京大屠殺時，十幾個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虜。實際上在那種情況下，如果有人帶個頭，大家就是用腳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醬了，但就是沒有一個人敢帶這個頭。抗日戰爭期間，在廣大的淪陷區，一個班或者一個排的日本兵統治一個縣城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國人和日本人在對待強者的態度上大相徑庭。對於強者，日本人一是欽佩，二是學習，三是征服，懷著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對待張自忠，雖然尊其為「現代關公」，但想方設法加以打擊，直至將其打死。對待美國也是如此，你再強大也不怕，照樣開戰。中國人對待強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懼，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開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學之。
當然，中國人當中並非沒有頂天立地、叱吒風雲的人物，但它並不標志中華民族的整體風格。大家可以想像，如果像譚嗣同、秋瑾、鄒容、陳天華，像彭德懷、吉鴻昌、張自忠、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那樣的人多了，日本再強大也不敢於發動一場旨在滅亡中國的全面戰爭。
第三，中國的內亂和內耗給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機
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模式不僅決定了中國經濟的封閉性，也決定了中國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內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產生的矛盾摩擦，都是從內部解決而不是通過侵略擴張尋求解決途徑。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封建的中國必定是一個對外講和平、對內講斗爭的國家，內部矛盾和內部斗爭相當激烈。
地域廣袤但四周封閉的地理特點也從自然環境方面強化了這一狀況。
中國的東面是大海，西面是阿爾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馬拉雅山，南面是十萬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這種地理環境的特點是大而封閉。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應有盡有，無需向他國索取和掠奪；封閉則是指中國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嚴重阻隔著中國與鄰國的交往。這種大而封閉的獨特的地理因素，強化了因小農經濟而造成的中國民族性格和矛盾斗爭的內向性。
國民黨內部的激烈的派系斗爭，不僅給外敵以可乘之機，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敗類投入日本侵略者懷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殘害自己的同胞。汪精衛也好，大大小小的偽軍頭目也好，有許多人投敵叛國的直接起因正是內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