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簡述德國顧問李德指揮作戰時出現的失誤及其原因
首先指出的是，應該是蘇聯（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 他指揮作戰的主要失誤及原因，是因為他是教條主義者，生搬硬套了蘇聯軍事學院的教學理論，不知道結合實際情況進行變通
Ⅱ 紅軍時期的蘇聯軍事顧問李德，請祥細介紹，
紅軍時期的蘇聯軍事顧問李德（1900年～1974年），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奧地利人。
他是德國人，為何是蘇聯的軍事顧問？
1928年越獄逃往蘇聯，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2年春畢業後，進入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因與王明較熟,被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派往中國東北收集日軍情報。1933年9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顧問。
他是怎麼死的？
病死的，1974年8月15日卒於柏林。
現在的黨是怎麼評價他的？
在指揮紅軍作戰中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戰術，反對游擊戰，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遭致失敗。
李德的一生簡介：
1900年9月28日生於德國慕尼黑，1974年8月15日卒於柏林。原名奧托·布勞恩（Otto Braun）。筆名華夫。一戰期間參加德共。1918年參與創建巴伐利亞蘇維埃。1926年被德國政府逮捕監禁。紅軍長征開始時，是軍事最高領導三人團成員之一。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被撤銷指揮紅軍的權利。後隨紅軍長徵到達陝北。抗日戰爭初期，任中共@中@央軍委軍事研究編委會主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教授。1939年夏去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加入蘇聯紅軍。1941至1948年在克拉斯諾戈爾斯克任教。1949年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定居，潛心著譯。1964年任德國列寧著作德文版主編。對中國革命歷史事實有一定程度的歪曲。
Ⅲ 蘇聯派的李德是怎麼回事（紅軍）
李德的起初姓名叫奧托·布勞恩，德語是他的母語。隱退後一直住在東柏林，1974年秋天去世。
李德這個名字是他受國際共產組織的派遣到中國後才起的。李德在中國期間，使用過很多名字，奧托·布勞恩這是在護照上的名字，還有卡爾·瓦格爾，華夫是他在《紅軍報》發表文章時的名字，還有許多化名。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國名字，意思是一個姓李的德國人。
生平簡介:
李德於1900年9月18日生於德國慕尼黑郊區的伊斯瑪寧，他的父親是個會計，母親是個教師。他的父親去世很早，當時李德才6歲，便被送進一所天主教孤兒院，在那裡接受了初等教育。他很勤奮，學習期間成績一直不錯，而且還獲得了獎學金。到1913年的時候，慕尼黑的一所師范學院破格錄取了他。1918年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打得如火如荼，他應征服兵役，上了奧地利和義大利前線，那時，他還是個列兵，一直在戰斗的最前線。血與火使他很快成熟起來，同時也使他變得自負起來。一戰結束後，他返回了慕尼黑，同年他獲得了師范學院的畢業證書。
李德在上學期間，就開始了他的革命活動，1917年他加入了社會民主青年反對派，1919年4月，他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這是德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前身，不久又被選入自由社會主義青年團慕尼黑委員會，並負責中等學校學生組織工作。
19歲那年，他參加了保衛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戰斗，29天街壘戰中，他手持毛瑟槍，指揮工人弟兄們同反革命的武裝士兵浴血奮戰，奧、意前線的戰斗經驗，使他在街壘戰中，表現得異常出色。
巴伐利亞保衛戰失敗後，他被捕入獄，在獄中被關了整整三個月，後因為一次偶然的事件又誤放了他。1919年秋，他逃亡到了漢堡，1920年到1921年他加入了漢堡黨組織，到了1921年初，他在德共中央軍政情報處工作。在兩年中，他讀了大量各種有關軍事論著，同時也熟讀了《拿破崙》、《蘇沃洛夫》、《凱撒》等人的傳記，他對東方軍事家的傳記卻不屑一讀。因此，有關東方的歷史，包括風土人情他近似到無知的程度。他到中國來後，一不懂中國歷史，更不了解中國農民，這就使他的指揮走向失敗的結局，這種結局，在今天人們看來便不足為奇了。
1921年底的時候，他又一次被捕入獄，落到了反對者手裡，這次沒有人放他，而是他
自己聯合起了獄中的關押者，一起越獄，最後獲得了成功。1924年初的時候，他調到了中央委員會做情報工作，從事反對奸細和法西斯組織的特別工作。
1924年，他結識了女青年奧爾加·貝納里奧，並吸收她參加了黨的工作。他們結成了
夫妻。然而，因為特殊的身份和工作，他們的愛總是短暫的，1926年秋，夫妻倆雙雙被捕，投入了莫阿比特監獄。三個月後，奧爾加獲釋，而奧托·布勞恩卻一直監禁到1928年春。獄中的生活，使他學會了俄文和英文。1928年4月，在戰友以及妻子奧爾加的幫助下，又一次越獄潛逃成功。越獄後他過著東躲西藏的生活，後來德國共產黨秘密地把他送到了蘇聯。
那時的蘇聯，十月革命已經勝利，共產主義的地位在全世界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是全世界共產主義者嚮往的天堂。那時，李德在蘇聯系統地研究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經驗和軍事科學，同時也受到正規的訓練。
到了30年代初，國際工人階級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注意力漸漸轉向了中國，那時，各國的共產主義者，還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從事這么偉大的群眾武裝運動，共產國際組織也在支持中國革命共產運動。
1932年，共產國際招待委員會派李德來到了中國，共產國際組織選派他來到中國，完全是因為李德不同尋常的經歷。共產國際希望中國革命成為俄國革命的重演，城市起義是十月革命勝利的基礎。李德於1932年春抵達哈爾濱，隨後乘火車去了大連，又轉乘輪船抵達上海，秋天的時候，住進了老式的阿斯特旅館。大約一個月以後，他又搬進了一套美式公寓住所。那時，他一句中國話也不會講，由於對中國歷史的不了解，對當時的中國革命的處境，看到的也僅是表面現象，但他的熱情卻是高漲的。他要在中國這張白紙上，塗滿他理想的未來。通過他的努力，共產國際組織通過柏林銀行給當時上海的紅救會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和儀器。
李德一到中國，就很快體現出了他這個日耳曼人的工作作風，嚴謹，勤奮。
他拿著史沫特萊的介紹信去了一趟北平，靠史沫特萊的引見，他又認識了埃德加·斯諾和海倫·斯諾。斯諾夫婦當時在燕京大學任教，他們夫婦當時並不怎麼信任這位自負的德國人，而李德同時也不信任他們。
李德到中國時，上海的共產黨地下組織在蔣介石的秘密打擊下已土崩瓦解，許多共產黨員被槍殺。白色恐怖使共產黨在當時的中國幾乎無安身之處，只有贛南的朱、毛中央蘇區正處在一派興盛之中。上海黨的領導在1933年初就從上海轉褹E到了江西瑞金。李德是後來才到達瑞金的，在上海期間他等來了國際組織派來的又一名高級顧問曼弗里德·斯特恩，他的俄國別名叫弗雷德。
上海是蘇聯地下活動中心，許多國際組織的情報人員都是德國或美國籍，美國人最受歡迎。化名克萊伯的弗雷德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曾顯赫一時，和李德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在澳大利亞和匈牙利軍隊中服役，曾被俄國人俘虜，加入布爾什維克後，他參加了蘇聯國內戰爭，隨後去了伏龍芝軍事學院。
李德到中國之後，就知道他支持中國共產黨內博古領導的那一派，由在莫斯科留過學的堅決擁護蘇聯路線的一批中國青年組成，王明是他們的領導。李德一到中國，很快便得到了博古這些擁蘇派的信任，他對博古等人大談凱撒、塔西陀、拿破崙……談起正規戰爭更是津津樂道。李德一到中國，便很快地否定了毛澤東的游擊戰，他認為紅軍時機已經成熟，是該打正規戰的時候了，於是推行了他的街壘戰術，歸結為「猛烈的短促突擊」，而這個戰術並沒能有效地消滅蔣介石的部隊，相反卻讓蔣介石的部隊得寸進尺，一口口地正在吃掉蘇區。
隱退後一直住在東柏林，1974年秋天去世。
Ⅳ 1938年有6位德國顧問留在中國幫助抗日,他們為何不願回德國為何寧願與家人長期分離為何不顧家人的安危
反法西斯聯盟里有不少軸心國的國民，當時還有日本人幫中國人抗日呢，比如中西功，他們和自己國家政府的理念不合，所以反對自己的國家
Ⅳ 二戰期間。中國的淞滬會戰。為什麼德國要派軍官來指揮中國軍隊。還賣武器給我嗎這是為什麼
「德國派軍官指揮中國軍隊」純屬無稽之談，1937年存在少量軍事顧問還是有可能的，但是離二戰全面爆發也只有兩年了。二戰前德國在名義上依然是個正常國家，國民政府和德國、美國、蘇聯等國都存在貿易關系。德式裝備和德國顧問都是拿稀有金屬換來的，總體來講是虧本買賣。
Ⅵ 民國時期的德國軍事顧問是誰，幫助中國做過那些事情。
一開始是德國的十萬陸軍之父，馮*西克特將軍，1933年到1935年他來到了中國，擔任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在西克特擔任團長期間，德國顧問對中國統治集團和蔣介石本人的影響力之大到了異乎尋常的地步。比起中國工農紅軍的顧問李德，他為蔣介石設計的「圍剿」方案顯然高明得多（這就是軍事素養的差距）。他曾擔任委員長委託人，代表蔣介石本人處理軍政事務。星期二、五上午十時是國民政府軍政部長、軍校官員預約登記與西克特會面的時間，由於過時不候，大小官員們提前排隊，成為一大景觀。他為蔣介石提出的建軍三大思想影響了蔣的一生。這三條是：1）軍隊為統治權之基礎；2）軍隊之威力在於素質之優良；3）軍隊之作戰潛能在於軍官團教育之培養。
他於1936年12月27日死於心臟病。
西克特將軍病逝後，由法肯豪森將軍來代替他成為顧問團的團長，他協助中國發展自給自足的軍火工業，幫助建立了長江以南防禦體系， 法肯豪森對抗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擬訂了抗日的戰略總藍圖。這位正直的軍人，對中國的軍事訓練，改革及部隊裝備、海空軍、防空設施等方面投入了滿腔心血，盡心盡責地做了大量工作。 由於中國和蘇聯簽定友好協議，使得中德關系「蜜月期」到此結束。德國政府下令停止對中國的一切無償軍事援助，但德國將領法肯豪森堅持留在中國，繼續為中國的軍事，國防無私奉獻著。直到希特勒以法肯豪森的家人來要挾，他才被迫離開中國。
1935年7月，他擬就的「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書」對二年後爆發的抗戰的大致走向，有相當准確的判斷，並起了相當大的指導作用。
在建議書中寫道：
「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迫切者，當然日本。日本對中國之情，知之極悉。其利害適與中國相反，故必用盡各種方法破壞中國內部之團結與圖強，至少設法遲延其實現。」「設想則政府有堅忍意志，斷無不抵抗而即承認敵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氣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輕視。苟領袖無此種意志，則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須有實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礎，目前中國陸軍，故不能擔任新式戰爭，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敵，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過於成立雖小而極端新式之國防軍。」
「一旦軍事上發生沖突，華北即直受威脅，若不戰而放棄河北，則隴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於罪前戰區，對黃河防線，不難由山東方面，取席捲之勢。對海正面有重大意義者，首推長江。敵苟能控制中國最重要之中心點，直至武漢一帶，則中國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據，於是至內地，中國截分為二。」
「目前國軍主力，俱集中於南部、西部，宜速抽調可以節省之兵力，分駐各區，使能應作戰之用。凡作戰所用部隊，宜集中於徐州------鄭州-----武漢------南昌------南京區間。北方則掩護隴海路及沿路有關生存之設備，故最初抵抗區務必向北推進，是以滄縣、保定之線宜絕對防禦，…….最後戰線為黃河，宜作有計劃之人工泛濫，增厚其防禦力。東部有兩事極關重要：一個封鎖長江，一為警衛首都，兩者有密切之聯帶關系。次之為武漢、南昌，可做支撐點，宜用全力固守，以維持通廣州之聯絡。終之四川，為最後防地。」
他主持了長江江陰要塞的布防，凇滬線、吳福線、澄陰線的構築。在中德軍工間的合作也起了積極的作用，盡量使買賣雙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極力介紹於中國最有利益而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價格，而不顧慮到原產地的情形和商號。」以致於有些德國公司氣惱地罵他「是不是德國人？」
抗戰爆發後，德國顧問的身影始終在最前線出現。華北、凇滬、徐州等等。德式樣板師、德式裝備在抗戰初期，對支撐大局功不可沒。
二戰開始後，由於日德的特殊關系，1938年，德政府嚴令顧問團回國。甚至以不歸國以叛國，取消國籍沒收財產，要挾家人為脅。7月8日，馮法肯豪森等顧問在廣州揮淚登船。
在作為法國北部及比利時德軍最高長官時，馮法肯豪森在「中國辛特勒」的策應下了，依*自己的官職，盡力救助比利時被納粹逮捕的地下反抗人士，使比利時並沒有發生向法國那樣的慘劇。
他是卡爾弗里德里希歌德勒和陸軍元帥埃爾溫·馮·維茨萊本兩個反希特勒的同謀者的親密朋友，而且很快開始憎惡希特勒與納粹政權，並開始支持維茨萊本的一個有計劃的軍事政變。1944年7月20日的密謀失敗後，馮法肯豪森就從一個集中營被轉移到另一個集中營，直至1945年被盟國給以自由之身。
法肯豪森在1948年被送往比利時受審，並在1951年3月，他被控驅逐25000名猶太人以及處死比利時俘虜並被判處12年苦役。然而，他卻在被判決3個星期之後無罪釋放，因為有壓倒性的證據證明法肯豪森曾盡力挽救猶太人和比利時人。法肯豪森死在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的拿騷。
但在中國他乾的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36年他指導蔣介石掘開了花園口黃河大堤，造成了千里黃泛區，華北人民民不聊生，但是也有力的阻力了日軍的進犯。
Ⅶ 為什麼要派李德到紅軍中當軍事顧問
李德根本不是共產國際派的軍事顧問，軍事顧問是後來王明在後來任命的，這幫教條主義雜碎真是一拍即合啊！說他們是教條主義，真有點對不起教條主義的概念，我甚至覺得這些人是在投機革命，包藏禍心！
Ⅷ 中國工農紅軍為什麼要接受外國軍事顧問的指揮
因為中國共同空軍當時加入了是無產階級聯盟，所以需要接受外國軍事的顧問，只會因為在蘇聯成功的經驗。
Ⅸ 德國為什麼幫助中國抗日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馬克斯·鮑爾（Max Bauer）、赫爾曼·克里拜爾（Hermann Kriebel）、喬治·魏采爾（Georg Wetzell）、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這些璀璨的將星、德軍的精華，銷聲匿跡地來到了中國。他們以日爾曼人特有的方式，在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尤其是軍事領域，留下了濃重的一筆。猶如一柄柄深藏鞘內的利劍，隨時都會有驚人的一擊。
蔣介石聘請的第一個德國顧問是馬克斯.鮑爾
鮑爾是德國總參謀部軍官，炮兵專家。他頭腦精細，目光銳利。著名的興登堡計劃和總體戰的戰略構想都是出自他的頭腦。時任總參謀長的魯登道夫對他言聽計從。故有人比喻：魯登道夫是敲響德國戰鼓的大槌，而鮑爾是大槌手。他是炮兵專家，一戰中他發明的重炮出盡了風頭。柏林大學為此而授與他名譽博士學位。在參加1920年3月旨在推翻魏瑪共和國的卡普政變失敗後，他浪跡於奧地利、西班牙、阿根廷。甚至在蘇聯紅軍中也擔任過顧問。
1927年，他來到中國開始了他的顧問生涯。蔣介石與其關系融洽。鮑爾主張將軍政大權集中於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闊斧手段鏟除一切離心力量，進行一切加強中央權威的必要改革。此外他對軍隊的裁減、重建、整訓及經濟的發展，重工業、航空運輸業、農業、礦業的建設和中國財政體系改革等多方面都有有價值的意見。這深得蔣的贊許。在「蔣桂戰爭」中，他居間調度，計劃周密得體，使蔣在軍事指揮上覺得異常輕松。
但1928年5月，他突然因病在上海去世。（對其死因有一種傳聞：由於他在「蔣桂戰爭」中，一直建議蔣對桂系除惡必盡，因而遭到西南實力派人物的嫉恨，在一次宴會中被下毒而死。）鮑爾來華時間不長，但他組建了顧問團，創立了顧問團的工作模式，規劃了工作方向，為未來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礎。
鮑爾推薦的繼任者是希特勒啤酒館政變的共同參與者和一起入獄者赫爾曼·克里拜爾。蔣對這位前八國聯軍的中尉並無好感。雙方在作戰的戰略思想上矛盾重重。蔣認為內戰中軍事和政治並重，實力和陰謀並重。而克里拜爾則對蔣「炮彈」、「銀彈」甚至「肉彈」齊上的手法很為鄙視，認為勝之不武。加之他的威望遠不如鮑爾，很難服眾。因此一直同國民黨官方和顧問團內部關系緊張。雖然在軍事指揮上，他也稱得上兢兢業業，在「中原大戰」中親赴前線籌劃布防，協助蔣擬訂作戰計劃
前德國國防軍總參謀部作戰處處長喬治.·魏采爾接任顧問團第三任總顧問。這位一戰名將，擬訂作戰計劃、實施作戰指揮的能力很強。在作戰方面是對蔣幫助最大的一個顧問。「中原大戰」、圍剿紅軍、「一·二八」抗戰他都出力頗多。整軍建軍方面他也有所建樹。
接替他的是蔣最喜歡、最欽佩、在華待遇最高的、來華地位最高的德國顧問-----前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漢斯.馮.塞克特將軍。德方評價說，在他來華期間，德國顧問對中國統治集團和蔣本人的影響達到了異乎尋常、令人驚奇的地步。
法肯豪森對抗日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擬訂了抗日的戰略總藍圖。這位較正直的軍人，對中國的軍事訓練，改革及部隊裝備、海空軍、防空設施等方面投入了滿腔心血，盡心盡責地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7月，他擬就的「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書」對二年後爆發的抗戰的大致走向，有相當准確的判斷，並起了相當大的指導作用。
在建議書中寫道：
「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迫切者，當然日本。日本對中國之情，知之極悉。其利害適與中國相反，故必用盡各種方法破壞中國內部之團結與圖強，至少設法遲延其實現。」「設想則政府有堅忍意志，斷無不抵抗而即承認敵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氣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輕視。苟領袖無此種意志，則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須有實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礎，目前中國陸軍，故不能擔任新式戰爭，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敵，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過於成立雖小而極端新式之國防軍。」
「一旦軍事上發生沖突，華北即直受威脅，若不戰而放棄河北，則隴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於罪前戰區，對黃河防線，不難由山東方面，取席捲之勢。對海正面有重大意義者，首推長江。敵苟能控制中國最重要之中心點，直至武漢一帶，則中國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據，於是至內地，中國截分為二。」
「目前國軍主力，俱集中於南部、西部，宜速抽調可以節省之兵力，分駐各區，使能應作戰之用。凡作戰所用部隊，宜集中於徐州------鄭州-----武漢------南昌------南京區間。北方則掩護隴海路及沿路有關生存之設備，故最初抵抗區務必向北推進，是以滄縣、保定之線宜絕對防禦，…….最後戰線為黃河，宜作有計劃之人工泛濫，增厚其防禦力。東部有兩事極關重要：一個封鎖長江，一為警衛首都，兩者有密切之聯帶關系。次之為武漢、南昌，可做支撐點，宜用全力固守，以維持通廣州之聯絡。終之四川，為最後防地。」
他主持了長江江陰要塞的布防，凇滬線、吳福線、澄陰線的構築。在中德軍工間的合作也起了積極的作用，盡量使買賣雙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極力介紹於中國最有利益而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價格，而不顧慮到原產地的情形和商號。」以致於有些德國公司氣惱地罵他「是不是德國人？」
抗戰爆發後，德國顧問的身影始終在最前線出現。華北、凇滬、徐州等等。德式樣板師、德式裝備在抗戰初期，對支撐大局功不可沒。
二戰開始後，由於日德的特殊關系，1938年，德政府嚴令顧問團回國。甚至以不歸國以叛國，取消國籍沒收財產為脅。7月8日，法肯豪森等顧問在廣州揮淚登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