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日本怎麼那麼怕德國人

『壹』 二戰的時候 在中國的日本人 為什麼那麼怕德國人

二戰是德、意、日面對全世界其他的大國 你如果對當時的各國戰力真的有興趣 可以看看袁騰飛的歷史教學視頻 他形容 德國戰力如果是100 那麼當時的日本只有1 義大利為負100 雖然誇張 但是當時日本橫掃中國和南亞的陸軍實力只能算世界3流 除去甲種師團 單個建制的火炮及機槍配置連歐洲三分之一都不到 更不要說重型坦克 整個二戰打完日本都沒有 全是無裝甲的輕型坦克 可能也是沒必要。。。因為敵人太弱。。。日本全力傾斜海軍 造就了二戰前、中期的太平洋霸主海軍 由此而打通了海上運輸線 日本在二戰可以稱道的兩樣 戰斗意志、海軍（海軍航空兵）

『貳』 南京大屠殺時日軍為什麼對德國人拉貝十分

日德同盟
約翰·拉貝（John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是生於漢堡市的德國商人，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殺期間的人道主義行為、以及作為南京大屠殺翔實證據的《拉貝日記》而著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貝因曾是納粹黨員而先後被蘇聯和英國逮捕。鑒於在南京時的功績，得到國民政府每月金錢和糧食接濟。由其本人所著的《拉貝日記》於1997年出版，並被譯為中、英、日、德四種語言，被公認為是研究南京大屠殺事件數量最多、保存得最為完整的史料。

『叄』 聽說二戰的時候日本和德國的關系不好

二戰時日本和德國，雙方只是暫時的合作關系，合作之中有很多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希特勒本人對於日本的評價不是很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在中國膠東半島的利益就被日本剝奪。

日本和德國在二戰中的目的是不一樣的，兩個國家根本沒有共同的利益。

德國在二戰剛開始時是占據著明顯的優勢的，憑借著閃電戰這一先進的打法，德國使用數量並不算太多的軍隊就快速攻克了波蘭，強大的裝甲部隊逼得法國軍隊投降，而到了戰爭後期，希特勒決定攻打蘇聯，然而這一個想法無疑是錯誤的。

可是蘇聯和日本之間卻約定好互相不打對方，以致於日本把大部分陸軍兵力都投入到了中國戰場，而德國軍隊卻在蘇聯戰場上損失重大，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也被美國所擊敗，德國和日本在戰場上並沒有同盟國那麼聯系緊密。

而後日本偷襲美國。這讓德國對日本的意見更大，最後德國也顧不得日本的生死，不想讓自己在世界上樹敵太多，最後早早的就投降了。現如今這兩個國家基本上沒有任何往來。

因此德國對日本不看好，日本只顧自己的利益而不講盟友之情。對於國家利益的拿捏。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先把自己的國家利益放在首位的，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共同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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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日本為什麼不願意配合德國進攻蘇聯

日本沒有配合德國進攻蘇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人不信任德國人。二戰前，德國和日本雖然關系比較密切，但並不是一條心，兩國只是因為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不管是德國人還是日本人都不信任對方，雙方存在著嚴重的隔閡。

不過，在二戰前，兩國在對待蘇聯問題上目標還是比較明確的，反蘇一直是兩國的一個共同主題。在德國的慫恿下，日本人對反蘇非常積極，以致於日本人在滿蒙邊界主動挑起了諾門坎事件，和蘇聯爆發了大規模的武裝沖突。

不過在諾門坎事件中，德國人不僅袖手旁觀，而且和蘇聯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並和蘇聯合夥瓜分了波蘭。德國人的背叛讓日本人非常惱火，對德國產生了嚴重的不信任。

同時由於日本在諾門坎戰役中遭到重創，日本北進戰略破產，南下戰略逐漸取代了北上戰略，進攻蘇聯的事因此被擱置起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人更不可能進攻蘇聯。一個強大的美國已經讓日本焦頭爛額，日本當然不想再增添一個強大的敵人。

事實上，由於日本在諾門坎事件中被蘇聯打怕了，根本不願意招惹蘇聯，所以日本人一直在東北地區按兵不動，生怕蘇聯人打過來。

此外，由於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物資消耗劇增，特別是石油和橡膠嚴重不足，日本為了獲得更多的資源，不得不南下進攻東南亞。日軍南下後，已經無力北上，更談不上對付蘇聯。

如果日軍北上，不僅增添一個強大的敵人，增加軍事壓力，也無法獲得急需的資源，根本不劃算，絕對是賠本的買賣。所以不管德國人怎麼拉攏，日本就是不為所動，不僅沒有進攻蘇聯，而且和蘇聯眉來眼去，保持了一種微妙的「默契」。

在蘇聯人最艱難的時刻，日本人竟然對懸掛蘇聯國旗的美國船隻視而不見，讓美國的物資源源不斷運往蘇聯，讓蘇聯人順利的渡過了難關。可以說，日本不僅沒有幫上什麼大忙，而且給德國造成了很大的麻煩。

在利益面前，德國和日本的隔閡凸顯，各自為自己的利益著想，所以根本形不成合力，這也是軸心國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肆』 德國日本戰敗後的態度有什麼不同，為什麼

二戰後，德國對自己的侵略行為做了深刻反省，1970年時任德國總理的勃蘭特訪問波蘭時，曾當著來自全世界的記者面，在華沙猶太人居住區紀念碑前長跪不起。德國總理的這一舉動以及德國人在戰後的真誠道歉和一系列的實際贖罪行動，換來了世界人民對德國人民的諒解。但是，我們不僅沒有看到日本政府做出類似的反省，我們倒是看見了日本政府的首腦小泉帶頭參拜供奉有二戰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在日本，甚至有人試圖篡改教科書中關於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內容。日本政府的態度以及日本主流意識形態，必然造成日本國民普遍迴避提及抗日戰爭。

記得在某年南京大屠殺紀念日時，中央電視台曾在南京做現場報道，我們看到，記者采訪了好幾位來自日本的年輕遊客，可當問及：你是否知道「南京大屠殺」事件時，這些年輕的日本人不是回答不知道，就是呈現一幅驚恐不安，不知所措的面孔，且無一例外，都採取了倉促離去的方式。盡管出現在電視鏡頭中的日本人不多，但此種現象卻是日本主流輿論不願正視歷史甚至竭力掩飾自己的罪行的必然結果。

日本人為什麼不像德國人那樣對發動戰爭進行深刻的反省而是竭力迴避和掩飾自己的罪行呢？

顯然，導致此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從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一種可能的原因是，由於日本人的罪惡太過深重，以至於他們自己都無法正視。

眾所周知，做出侵略中國決定的，是日本政府，但實際具體實施罪惡行為的主要是侵華日軍，而構成日軍主體的士兵，主要是日本的平民百姓。

盡管在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戰爭機器的一部分後，這些士兵的道德觀、價值觀會因受日本軍國主義的毒害和控制而與日本軍國主義保持高度的一致，但是作為一個日本的普通百姓，我相信他們也會具有作為一個人的起碼的良知和與整個人類相似的善與惡的標准。用精神分析的術語來說，作為一個人，就會有人所共有的「超我」。

我想強調，「人的超我既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穩定性，體現在人的一生都受其影響和制約，表現出相當一致的行為模式。而可塑性則見於受到某種因素的強烈影響，超我的標准會發生改變，並由此導致行為模式的轉變。超我的可塑性還表現在超我的標准具有兩極性的階段性的情景性的變化。即在一段時間內它的標准就是其的固有標准，而在另一段時間內和/或在特定的情景中，超我的標准恰恰是此固有標準的反面，是那些原本不為固有超我所允許的、受到壓抑的內容。我們不妨將此時的超我稱為「臨時超我」。

二戰期間，當日本軍國主義占統治地位時，那些主要由日本平民百姓構成的日本軍人受制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控制，他們的超我就是日本軍國主義所期望的一切，效忠天皇，為日本而戰，他們的善惡標准也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由此我們看到，他們有屠殺平民的競賽，他們把活人綁在木樁上讓士兵練習突刺，他們將中國人活埋、剜心、讓狗撕咬，將孕婦剖宮，挑出嬰兒，他們扔下細菌彈，活體解剖病人……將所有的獸性，都展現得淋漓盡致。

日本戰敗並無條件投降後，日本戰犯受到正義的懲罰，曾經犯下滔天罪行的日軍士兵也恢復了戰前的平民身份，他們的（臨時超我又突然轉回固有超我，這種轉變如此突然，使得一些頑固分子以切腹自殺的方式來滿足其臨時超我的要求）固有超我開始重新行使功能。此時作為一個戰敗後的日本人，他們會驀然看見他們自己國家和人民也蒙受到巨大的損失和傷害，除了大量的士兵在侵略其他國家中命喪黃泉之外，日本本土也遭到盟軍的轟炸、品嘗過原子彈的威力，還有文獻中提及的蘇聯紅軍對日本僑民的所作所為，再加上由於多年的戰爭消耗使得國家物質資源極為匱乏等等，這些曾經的侵略者一定也會從中體會到戰爭給日本人民帶來的災難，作為一個人，他們也應該能夠從自己以及自己的親人所遭受的創傷體驗中，意識到在作為侵略者時，他們的禽獸不如的殘酷行為會給他人帶來更加嚴重的創傷。

理論上，他們會在其自身固有的超我的作用下，而產生罪惡感，並會有相應的贖罪行為，如德國人就是一個榜樣。但是，理論上還會有另外一種情況，這就是，由於他們的罪惡過於深重，以至於他們無法面對他們曾經的罪行。因為，他們曾經犯下的罪行是和他們固有超我絕對不允許的，是其固有超我的另外一極，按照他們固有超我的標准，他們不知該遭槍斃多少次。如果重新以日本軍國主義占統治地位時的「臨時超我」標准看待自己的行為此時，雖然罪惡感會減輕甚至完全沒有罪惡感，但又會面臨另一個問題，即按照日本軍國主義的「臨時超我」標准，他應該戰死或因戰敗而切腹自殺！而實際情況是，他們既沒有戰死，也沒有切腹自殺，而是選擇了為日本軍國主義的「臨時超我」最不能接受的主動或被動投降。顯然，此種心理沖突如果沒能得到很好的處理，就會出現問題。

根據日本學者的觀點，「日本沒有處理好戰爭的創傷，沒有修通發動侵略戰爭的罪惡感與對天皇和軍國主義認同的矛盾沖突。這種狀態潛藏著一種危險，即日本人可能會將其的罪惡感隔離，而不斷地強化和內化對攻擊者（日本軍國主義）的認同。」（參見《IPA首屆亞洲精神分析大會中的一個特殊專場》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9b79350100nera.html）

我同意這位日本學者的觀點，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確實是毋庸置疑的現象。但我認為還有另外一種可能，一些日本人在隔離自己的罪惡感的同時，不是強化和內化對攻擊者（日本軍國主義）的認同，而是採取特別的贖罪行為——補償行為。只不過這種特別的贖罪行為或稱補償行為，不是向中國人民和東南亞人民謝罪和賠償損失，而是體現在為自己的國家戰後重建拚命地工作，對自己的家人表現出特別的溫柔和善意等。

這種類型的補償行為至少具有以下功能：
為自己的國家戰後重建拚命地工作顯然是戰後日本社會所鼓勵的，也是符合日本社會的主流超我標準的，但這句話的背後還有其潛台詞，「我是按照政府的意志做事的，因此，我在戰時所犯罪行也是按照政府的意志做的，如果有責任，那也是政府的責任」。這種合理化的防禦機制，可以減輕自己的罪惡感；對自己的家人表現出特別的溫柔和善意，是在強調，「瞧！我多善良，這么善良的人這么可能做出那些『傳聞中』的禽獸不如的事情？」以標準的好人的形象出現在他人面前，包括在自己子女的面前，就會起到很難使人想像自己曾經是野獸的作用，由此可以達到掩飾自己曾經的罪行的目的。

但是，由於這種類型的補償行為的對象只是限於其所在的國家和自己的親人，而不是針對深受其害的被侵略的國家和人民，因此，它只是部分性的，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補償。這種防禦機制在給其帶來部分好處的同時，也必然會帶來負面的影響。例如雖然罪惡感被深深地隔離，但並沒有消失，為壓抑此種罪惡感，就必須採取迴避談論日本人在二戰中所犯下的罪行的話題。而他的子女也會對曾在其他國家駐扎的父親或爺爺產生分裂的看法：一方面他們的子女實際上也多少知道一些日軍在中國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所犯下的罪行，他們也會有他們的父親或爺爺是否也曾犯罪的疑問；但另一方面他們的子女看到自己的父親或爺爺是如此地和藹可親，他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父親或爺爺曾經是個罪犯，再加上他們的父親或爺爺對二戰罪行的迴避行為，會導致在家庭內部談論日本的侵略戰爭成為一種禁忌。眾多的家庭的禁忌，形成這個國家對談論侵略戰爭的禁忌；國家的禁忌又會進一步強化家庭的禁忌。

上述普遍存在的禁忌，會嚴重阻礙日本整個民族對戰爭的深刻反省，而不能對戰爭進行深刻的反省必然影響整個日本社會的發展。日本在戰後歷經了一段快速發展的時期，但也恰恰是在日本處於最繁華階段，日本卻出現了頻繁更迭國家領導人的現象，社會經濟也出現了停滯不前的跡象。這種現象是偶然的（如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還是必然的？我的觀點是：這是必然的。因為，一個家庭存在不恰當的禁忌，會使一個家庭難以整合；而一個國家存在不恰當的禁忌，會使整個國家難以整合。而禁忌的代際傳遞，還會繼續影響日本的子孫後代。

『伍』 二戰時期日本人見了德國人會怎麼樣，日本人會怕德國人嗎

應該是會的，畢竟武器裝備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日本人也是杠杠的敢死隊

『陸』 二戰時日本人對日佔區的德國人是什麼態度

國家戰爭都是為了興族的，覺得自己民族最牛，哪還看得起別人。

『柒』 二戰中為什麼日本人不敢打德國人

你好，二戰時，日本是軸心國成員，跟德國是盟友關系，所以是不能動手的，就像美國和英國也不可能打仗一樣。

『捌』 在南京大屠殺中,為什麼日本人尊重或害怕德國納粹黨人

首先，要更正一下本題提問者一個常識性的錯誤，在南京大屠殺時，日本人不僅是對德國納粹黨人，而且對普通德國人，以及所有歐美人都非常客氣。至於本題目提問者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錯覺，可能是受了《拉貝日記》一類的影視作品所誤導。
至於有所謂日德是一家的說法也是嚴重不符合史實的，日本加入軸心國的時間是1940年9月27日，南京大屠殺是1937年12月。1937年時的日本連自己未來是加入哪個陣型都不知道，直到德國在1940年5月打敗英法聯軍後才決定加入軸心國的。所以這種說法根本就不成立。
至於為什麼日本軍人會對歐美人非常客氣，這點應該是歷史遺留問題，一方面歐美給日本帶來先進的文明，讓日本從短時間內從封建國家成為一個較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人一向有對強者感恩的傳統，所以所謂的客氣可以理解成為一種感恩行為，當然這種感恩只能是針對強者，而當時的中國並非強者，所以也不存在感恩一說；其次，日本無論是陸軍或者海軍都師從於歐美，所以軍人從骨子裡面就認為歐美人是自己老師，尊師同樣也是日本人的傳統之一，所以日本軍人對歐美人士與其說是尊重不如說是尊師。

『玖』 南京大屠殺時日軍為什麼對德國人拉貝十分敬畏

因為拉貝是德國人。
當時日本，德國，義大利三個國家都是法西斯，站在統一戰線，建立了「柏林 羅馬 東京軸線」所以當時的這三個國家可以說是狼狽為奸，為了維護德日之間的關系，日本人自然是不會同納粹，同拉貝做對的。

『拾』 二戰中日本人看不起德國人嗎

看不起德國人？
你可以看一下宮崎駿起風了裡面，日本人到德國的狀態，屬於被看不起的狀態……
況且就日本那種陸軍，看不起德國？
未免也太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