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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如何保持國際收支平衡

發布時間:2022-01-21 02:21:48

⑴ 根據我國2009年的國際收支平衡表,分析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產生的原因,通過怎樣的調節機制實現國際收支平衡

金本位制下,順差意味著金幣流入增加,因此國內物價應該上漲,產品出口的競爭力下降,同時國外進口產品的相對競爭力提高,因此產品凈流入,金幣凈流出,也就是發生逆差,或者順差減少。

⑵ 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狀況及其變化軌跡

總體來看,2011年全球經濟將持續復甦,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將穩步回升,但全球經濟下行風險依然存在,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新興市場經濟體通脹壓力加大,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也面臨挑戰。我國經濟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將不斷深入,內需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更加突出。同時,利差、匯差和境外融資成本較低等因素可能使得套利資金凈流入增加,境內企業境外融資活動可能會趨於活躍。報告指出,當前,國際收支大額順差的問題已成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矛盾之一。國際收支大額順差加大了宏觀調控難度,易推高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阻礙實施穩健貨幣政策,制約宏觀調控的靈活性和有效性。國際收支大額順差也加大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的難度,同時還易增加我國對外貿易摩擦,加大人民幣升值壓力,不利於為我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創造的良好外部環境。報告表示,下一步將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著重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逐步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在穩定和提升國際市場份額的同時,重視進口的戰略意義,促進國際收支在更高水平上基本平衡;加強和改進外匯管理,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拓寬資本流出的渠道。按照均衡管理的思路,加強對跨境資金流動的監測跟蹤,建立資本流動的均衡管理機制。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國際收支繼續呈現「雙順差」格局。其中,經常項目順差3054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7%;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2260億美元,增長25%。2010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28473億美元再根據順逆差的書本知識做點分析就是了

⑶ 我國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主要有哪些新特點

一是經常賬戶順差,其中貨物貿易順差增長,服務貿易逆差穩定。2018年二季度,經常賬戶順差58億美元,其中,國際收支口徑的貨物貿易順差1042億美元;服務貿易逆差737億美元。旅行、運輸和知識產權費仍是主要的逆差項目。

四是儲備資產小幅增長。2018年二季度,我國儲備資產因國際收支交易(不含匯率、價格等非交易因素影響)增加239億美元,其中,外匯儲備增加229億美元。上述發言人稱,總體來看,2018年二季度我國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值得指出的是,近幾年我國經常賬戶收支已經進入平衡區間,小幅順差或者小幅逆差都屬於基本平衡。未來,我國經常賬戶差額有望總體保持在合理區間,國際收支仍將保持總體平衡。

⑷ 外匯管理體制與我國的國際收支均衡的理論意義和實用價值以及相關的一些知識

外匯管理體制與我國的國際收支均衡的理論意義和實用價值以及相關的一些知識如下:

外匯儲備對於一國國際收支平衡和外匯市場的平穩運行、匯率的穩定具有重要意義,但持有外匯儲備是有機會成本的,因此,如何保持適度的儲備規模,既保證本國的對外清償能力,維持外匯市場的平穩運行;又能夠將儲備的機會成本降至最低,就成為一國外匯儲備管理的一個重要內容。

外匯儲備的影響因素及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主要理論

理論上說,在特定的需求動機驅使下造成的儲備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金融實力和調節外匯市場能力的增強,能夠體現出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改善,同時也會增加一國宏觀調控當局的調控能力,改善其國際形象,增強國際資本的信心。但是,過量的儲備規模也會造成資源閑置等負面影響。

一般說來,影響外匯儲備需求的因素主要包括:

1、持有儲備的成本,即進口品的投資收益率與持有儲備資產的收益率之間的差額;

2、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籌借應急資金的能力;

3、對國際收支發生各種沖擊的規模和類型(即短期性沖擊和長期性沖擊);

4、宏觀經濟運行的調整速度,這主要取決於邊際進口傾向、進口供求彈性、匯率制度的靈活性;外匯外貿管制的程度;各國政策的國際協調等。

5、進出口規模,其中主要是進口規模。這也可以視為一國經濟增長和國民經濟的對外依賴程度,尤其是對進口的依賴程度。

6、中央銀行在國際收支發生不平衡時,原意並且能夠通過各種措施如放鬆或緊縮銀根,削減或增加支出等進行調節的效率。

7、外匯市場的發育程度,以及匯率制度的市場化程度。

8、中央銀行擁有的儲備以外的國際清償能力,如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取有條件貸款的能力。

9、未償外債總額及其償還期的特點等。

對於一國中央銀行來說,要想將上述因素全部數量化,並由此來確定一個適當的儲備規模是比較困難的,而且影響一國外匯儲備的因素很多,各國都傾向於使用外匯儲備的合理目標區,該區的上限是能夠滿足一國經濟發展較快時可能出現的最大貿易支付和資本流出量的儲備量即保險儲備量。下限是保證最低限度對外支付所需的儲備量即經常儲備量,只要一國所持有的儲備量在這個區域內,就被認為是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關於我國的最適儲備規模問題,一直是經濟界爭論的熱點問題之一。不同的經濟學家從不同的經濟條件出發,對於上述影響因素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量化,得出了不同的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理論,可以作為研究的借鑒。這些理論主要有以下幾種:

1、特力芬進口比例法。這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特力芬(R.Triffin)提出的。他通過對1950年到1957年間12個國家儲備變化的比較研究後認為,一國的外匯儲備對進口的比率一般以40%為適度,低於30%則宏觀當局採取相應措施,20%為最低限度;從全年看,應該保持在25%左右,即以滿足三個月的進口為宜。這一方法簡單易行,而且得到國際組織的認可。但是,這個比率充其量只能說是一個經驗的法則,缺乏理論基礎,而且僅僅考慮到進口對儲備的影響而忽視了許多重要的因素。

2、阿格沃爾模型。由於發展中國家對儲備的需求有不同的特點,如國際收支波動大、實際調節代價比發達國家高、持有儲備的機會成本較高等,阿格沃爾從發展中國家的特點出發,建立了阿格沃爾模型,主要考慮了外匯儲備變動平均數、持有外匯的機會成本、進口傾向、國際收支差額、逆差出現的概率等等。根據這一模型,適度的外匯儲備規模就是持有儲備的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時的規模。

3、貨幣供給決定論。這一理論強調,國際收支不平衡是一種貨幣現象,當國內貨幣供應量超過需求量時,多餘的貨幣就會相應流動到國外,從而引起超現金余額的減少。因此,決定外匯儲備需求的主要是國內貨幣供應量的增減。

4、定性分析法。這種方法沒有給出定量的模型,但是強調影響外匯儲備需求量的六個主要因素:

(1)外匯儲備資產質量;

(2)各國經濟政策的合作態度;

(3)國際收支機制的效力;

(4)政府採取調節措施的謹慎態度;

(5)所依賴的清償力的來源及穩定程度;

(6)國際收支的趨勢及其經濟狀況。

5、外匯儲備與債務比率法。這是80年代中期發展起來的一種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外匯儲備規模應該保持在外債規模的40%左右。

根據上述幾種理論估算了中國外匯儲備在不同理論框架下的適度規模。各種理論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存在顯著的缺陷,無論哪一種方法都難以單獨准確地界定一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因此,需要在充分借鑒西方適度外匯儲備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分析當前的外匯儲備適度規模。

⑸ 如何分析近十年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

收支順差造成基礎貨幣增加,從而增加了貨幣供給,貨幣的增多與通貨膨脹率為正相關關系,所以貨幣增多造成了通貨膨脹率上升.應此央行將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以回收順差所產生的流動性

⑹ 為什麼我國將國際收支平衡作為宏觀調控目標之一

近年來,中國貿易順差高速增長,外匯儲備持續攀高。
國際收支不平衡已成為宏觀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雖然當前中國國際收支繼續保持較強的整體抗風險能力,但是國際收支順差式的不平衡問題表現較為突出,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對於保持國民經濟又快又好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中國近年來貿易順差的高增長,也凸顯出轉變貿易增長方式之急。中國貿易增長仍是以數量增長為主,走的是一條規模擴張的「粗增長」之路,長此以往不僅自身難以為繼,而且也會在貿易平衡、匯率政策和經濟調控等方面受制於人,增加經濟、金融和產業的不安全性。所以更新一些地方「出口創政績」等狹隘觀念,適時改變當前貿易增長方式,避免在貿易平衡,匯率政策和經濟調控等方面受制於人。

⑺ 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是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發展長期

(1)生產決定消費。設干決定消費的對象,生產決定消費的方式,生產決定消費的質量和水平,並為消費創造動力。 我國產品結構落後,不適應市場需求,制約了消費的增長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必須進行結構調整。
(2)消費反作用於生產,消費的發展促進生產的發展。生產出來的產品被消費了,這種產品的生產過程才算最終完成。消費所形成的新的需要,對生產的調整和升級起著導向作用;一個新的消費熱點的出現,往往能帶動一個產業的出現和成長。 消費為生產創造新的勞動力,能提高勞動力的質量,提高勞動者的蛇干積極性。我國消費需求不旺,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必須採取大力措施,刺激消費,擴大內需。
(3)收入水平的高低對家庭消費有直接影響。要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就必須大力發展經濟,增加居民收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⑻ 如何理解國際收支平衡國際收支均衡對一國的經濟意義是什麼

根據國際貿易理論,當一國貨幣升值時,該國出口商品或勞務的外幣價格隨之升高,進口商品或勞務的本幣價格相應降低,因而,該國出口量減少,進口量增加,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反之,當一國貨幣貶值時,該國國際收支會出現順差。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國際收支能夠通過匯率變動自動調節,即當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對該國貨幣的需求小於供給,該國貨幣貶值,推動逆差減小;而當國際收支出現順差時,對該國貨幣的需求大於供給,該國貨幣升值,推動順差減小。因此,在直接標價法下,一國貨幣的匯率與該國凈出口呈反向變動的關系。而且如果匯率能夠真實地反映該國的貿易狀況,匯率的波動將有助於推動國際收支趨於平衡。 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分別是歐盟美國日本香港東盟韓國台灣俄羅斯等。由於長期與美元維持相對穩定的匯率,人民幣與其他國家貨幣的匯率決定趨於被動,即匯率不是中國與該國經濟關系的客觀反映,而只是美國與該國經濟關系的折射。在這種情況下,匯率波動可能使國際收支愈加偏離平衡。歷史上幾次大的金融危機的爆發,都與盯住美元後影響該國進出口,導致國際收支失衡有密切聯系。例如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日本經濟增長開始減慢,日元也大幅下跌,而面對美元對日元的相對升值,東南亞各國並沒有及時採取措施調整盯住匯率,因而東南亞各國貨幣也相對日元升值。由於這些國家與日本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本幣的被動升值對於本已因日本經濟增長速度減慢而降低的出口需求,猶如雪上加霜,加劇了東南亞國家的國際收支失衡。 從這個意義來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後,人民幣匯率更加靈活,應當顯示出其平衡國際收支的作用。在分別比較了我國與歐盟美國日本在2005年7月匯改的前六個月和後八個月的月貿易差額與月平均匯率後,發現中歐貿易差額在匯改後波動增大,而且多數月份表現為順差增加的同時人民幣幣值上升,貿易順差總體上大於匯改前;中日貿易與匯率的關系與中歐情況相似;只有中美貿易與匯率關系在匯改後出現了貿易順差伴隨人民幣持續升值。這樣一看,在匯率改革之後貿易差額加大了;而從兩者走勢來看,匯改後很多月份人民幣幣值在貿易盈餘增加或赤字減少的時候不升反降,似乎新機制下的匯率既沒有反映對外貿易的狀況,又沒有起到平衡國際收支的作用。但是,應該注意幾點,首先,影響國際貿易的因素有很多,不能簡單地因為貿易差額擴大而認為匯率機制失效,例如在中美貿易中,中國商品明顯的價格優勢和美國的國內政策使得匯率變動對於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難以發揮作用;其次,人民幣的持續升值確實客觀反映了中國經常賬戶順差的狀況;再次,人民幣對歐元與日元匯率未能很好的反映出中國與歐日兩地區的貿易狀況,是由於人民幣匯率受美元影響較大,可以推斷我國所參考的「一籃子貨幣」中美元或與美元有較高正相關關系的貨幣可能佔有較大比重。

⑼ 中國如何實現國際收支平衡下的經濟增長

沒有國際收支均衡,也就不可能有中國經濟平穩增長。如果中國在未來的幾年內仍然外部嚴重失衡,那麼內部均衡也將受到嚴重威脅,最終要保證無通脹下的充分就業,以及高速的經濟增長都將是困難的。 看來,我們需要更換一下思路。 按照西方貨幣理論,經濟政策一般都有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與國際收支平衡四個方面的目標,但這四個目標的重要性不一樣,而且提出的時間也有著先後之別。 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西方還處在金本位制下,各國信奉「自由放任」原則,在當時的人們看來,維持貨幣穩定及物價穩定,是各項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1929年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震撼了世界,之後凱恩斯《通論》問世,系統提出國家調節經濟的理論,以解決失業問題,從此,充分就業成為經濟政策的又一個目標。二戰後,世界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紛紛擺脫殖民統治,需要大力發展本國經濟,各國政府將促進經濟增長當作主要目標。到了60年代,國際貿易迅速發展,但當時在推行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之後,各國普遍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通貨膨脹,國際收支日益惡化,於是相應提出了平衡國際收支的目標。 以上可知,西方各國的經濟政策目標遵循著「幣值穩定→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這么一個發展脈絡。但是這四個目標往往存在矛盾與沖突,無法同時實現。比如,當經濟增長比較快速之時,就業增加,收入水平提高,結果進口增長就很快,導致國際收支狀況惡化。而要消除國際收支逆差,則需要壓縮國內需求,財政貨幣政策一旦緊縮,又會引致經濟的衰退,導致失業增加。 在這四大經濟政策的目標中,國際收支平衡往往被放在最後一個位置,甚至常常被忽視。在國際收支平衡與其他目標發生沖突時,政府往往以犧牲「國際收支平衡」這項目標以求得其他目標的實現。但隨著全球化水平的不斷深入,如果一國的外部均衡難以實現,反過來又影響內部均衡的目標。我國最近的經濟狀況正是如此。這幾年,我國一直保持巨額國際收支雙順差,外匯儲備大幅度增長,這就形成「流動性過剩」,導致「內遇通脹、外遇人民幣升值」的雙重壓力,經濟增長也受到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30年的高速增長,國際收支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保持了「雙順差」。但這種「國際收支雙順差+高速經濟增長」的組合是不可持續的。不光不可持續,而且在目前這個環境下已經產生極其嚴重的後果。所以在2006年底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出:「必須把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作為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任務」。 盡管政府已經深刻認識到需要實現在保持國際收支均衡條件下的經濟增長,但國內外情況復雜,從最近兩年看,財政與貨幣政策的搭配使用,在保證內外均衡的目標上並沒有收到應有效果。從理論上講,既要實現國際收支均衡,又要保證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本來就十分困難。而在許多有影響的增長理論中,包括哈羅德(1939)和索羅(1956)模型,以及眾多的「新增長理論」則都是一個封閉經濟的模型,在他們那裡,從來就沒有將國際收支作為一個內生變數來考慮。 1979年,英國肯特大學的Thirlwall提出了「國際收支約束下的經濟增長理論」,他本來用「國際收支約束」來解釋各國不同的經濟增長率,但他的這一理論框架也給了我們在全球化背景下保證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一種思路。Thirlwall認為,一國長期的經濟增長率等於出口增長率與進口產品的收入彈性之比,即g=x/π,其中x表示該國的出口增長率,π表示進口的收入需求彈性,這就是「Thirlwall定理」。按照這個理論,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低增長率是因為出口增長率低、進口需求彈性太大造成的,所以形成「低增長+國際收支逆差」的格局。而我國高速的經濟增長卻是由於出口增長率太高、而非進口的收入彈性太小造成的,所以呈現經濟高增長與雙順差相伴隨的局面。 在Thirlwall等經濟學家看來,一國的經濟結構不同,進出口產品的需求彈性各不相同,由此造成國際收支的不同表現,所以一國的國際收支問題本質上是經濟結構問題,內部經濟結構的失衡就會表現為外部失衡。按照他們的理論,一國要實現國際收支均衡條件下的經濟增長並非不可能,只有改變生產結構和產品性質,由此增加出口增長率,並減少進口收入彈性,這就能夠在促進經濟增長同時又能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如果依據傳統的國際收支平衡手段,如支出增減政策、支出轉換政策(匯率貶值),卻無助於從根本上改善國際收支失衡。 具體運用到雙順差的中國,如果我們要保證國際收支均衡條件下的可持續經濟增長,現在最要緊的是提升產業結構與調整經濟結構,而所有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都應該圍繞著這一點來展開,而不是單純地擴大出口(及投資)。 看來,這才是下一階段中國面臨的真正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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