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為什麼存在合作和分歧

① 為什麼國家之間會有分歧

因為利益有沖突！
如果利益沖突能解決,是可以共同發展的.但事實是國家之間不可能永遠解決利益問題.戰爭時有句話: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如果2國之間有共同利益,一定會共同發展,但是發展是多方面的.可能在貿易上有利益,而在領土問題上有爭執等等.沒有十全十美.這問題自古就沒解決過

② 如何看60年代中美分歧與合作

1.60年代，美國特別64年，美國打越南戰爭，中國是支持越南抗擊美國。
2.美國在60年代繼續支持國民黨政府，美國在台灣繼續保留軍事基地，對中國大陸造成威脅。
這些分歧在於，在當時冷戰的環境下，兩種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較量。
1.60年代，中蘇關系逐漸惡化。
2.68年，尼克松在選舉總統時，表示願意同中國政府緩和關系。
合作在，美國與蘇聯爭霸，美國想拉中國抗蘇，中國也願意連美國抗蘇。國家利益再起決定作用。在國際關系中，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③ 什麼是國際沖突和國際合作

國際關系中的沖突指的是國際社會中各行為體出於對一定領域的利益和目標的追求和維護而產生的對抗和摩擦，也可理解為廣泛的利益不一致。國際合作是國際互動的一種基本形式。國際合作是指國際行為主體之間基於相互利益的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而在一定的問題領域中所進行的政策協調行為。

④ 國際社會關於人權的爭論和分歧到底有哪些呀

第60屆聯大今年初以來就設立人權理事會問題舉行了多輪艱苦磋商，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各方在理事會規模、成員選舉方式等關鍵問題上分歧依舊。本屆聯大主席埃利亞松近日決定與各方舉行雙邊磋商，力爭盡快掃除設立人權理事會的重大障礙。

多種跡象表明，設立人權理事會的談判進入了關鍵階段。此間分析人士認為，有關爭論反映出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在設立這一聯合國人權新機構過程中的分歧。

引起爭議的新決議草案

以人權理事會取代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人權委員會是去年9月世界峰會確定的聯合國改革重大步驟之一。世界峰會並未就設立人權理事會規定時間表，但西方國家普遍希望能在今年3月上旬人權委員會召開年度會議之前設立理事會，以便人權委員會在年度會議結束之後開始與新的理事會交接工作。

埃利亞松曾樂觀地估計聯大將在本月15日之前敲定設立人權理事會的決議草案。這一設想顯然已不可能實現。上周，負責協調談判的巴拿馬和南非兩國大使就設立人權理事會提出了最新版的決議草案。但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對這份草案持強烈批評態度，發達國家也對某些內容持保留態度。

草案規定，人權理事會將擁有45個席位，這些席位按地域分配原則分配。理事會成員由聯大通過秘密投票產生，聯大在挑選這些成員時應考慮有關國家在促進和保護人權方面的貢獻，是否存在嚴重侵犯人權的情況，以及是否曾因人權問題被聯合國安理會制裁等。

在發展中國家的堅持下，草案刪去了人權理事會將是一個「常設機構」的措辭，但草案規定，理事會每年將至少召開3次會議，總會期不少於10周。此外，人權理事會可以應成員要求隨時舉行特別會議，但這一要求需要得到三分之一成員的支持。

南、北方不同的側重點

在聯大最近就該草案舉行的閉門磋商中，發展中國家對草案有關人權理事會規模、成員選舉標准以及理事會會期的內容提出了異議。發展中國家一直主張人權理事會保持人權委員會的現有規模，即至少擁有53個席位，以體現該機構的代表性。它們還認為，聯合國所有成員都是平等的，每個國家都有權角逐人權理事會的席位，不應就參選人為設定限制條件。

在會期問題上，發展中國家主張，鑒於許多小國缺少資源，理事會每年召開的會議不應超過兩次，會期不得超過8周。根據現有草案，理事會會期太長，有變相成為常設機構的嫌疑。發展中國家還認為，人權理事會必須在得到一半成員支持的情況下才能舉行特別會議。

發達國家對草案的不滿主要是針對人權理事會的規模。大多數發達國家希望把人權理事會席位總數控制在38個，而美國迄今仍堅持不得超過30個。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博爾頓曾表示，如果新機構保持與人權委員會同等的規模，就是「換湯不換葯」，美方寧願要求保留人權委員會。不過，發達國家總體上對現有案文持肯定態度。

人權理事會談判迄今取得的一個比較明顯進展是確定了該機構的地位。南北雙方一致同意，人權理事會將是聯大的直屬機構，聯大將在該理事會成立5年之後重新審議它的地位問題。發達國家曾強烈要求將人權理事會設為與經社理事會平起平坐的聯合國主要機構之一，但遭到發展中國家的反對。

爭論背後的根本分歧

分析人士認為，人權理事會談判久拖不決的深層原因在於南北雙方對新機構的構想存在根本分歧。南北方都對人權委員會的工作不滿意，認為它存在「信譽危機」，急需改革。不過，雙方對人權委員會發生「信譽危機」的原因看法迥異。美國等發達國家稱人權委員會規模過於龐大，難以迅速就「違反人權」事件作出反應。因此，北方陣營強烈要求設立規模較小的人權理事會，並試圖通過規定入會標准等方式，抬高入會的門檻，以方便其掌控人權理事會。

但發展中國家認為，人權委員會信譽發生危機是因為其工作被泛政治化，具有選擇性和雙重標准。因此，南方陣營主張將改革重點放在人權理事會的工作上，同時加強它的代表性。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外交官指出，如果完全按照發達國家的思路設立人權理事會，新機構未來工作將難逃被政治化的命運，也難以成為各國為促進人權進行對話、交流與合作的理想場所。

據悉，埃利亞松將根據雙邊磋商的情況，於本周晚些時候提交新的設立人權理事會決議草案。在南北雙方態度強硬的情況下，新草案能否兼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雙方的關切，使人權理事會談判取得突破，目前還很難說。(楊志望)

⑤ 論述國際政治的沖突與合作（舉一雙邊國家關系為例說明）

總的來說，一是中蘇兩黨（最高領導人）意識不符，二是雙方利益不同
實前蘇聯與新中國結盟只是為其戰略利益考慮，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不存在親如兄弟的情況，一切只為國家利益。
其實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態度一再波動，其原因就是國際局勢和自身利益。斯大林願意與新中國結盟主要原因就是兩國有著相似的意識形態，而這也恰恰是後來兩國反目成仇的原因，其實兩國關系的惡化是先從兩黨關系惡化開始的，之後意識形態矛盾激化，中蘇關系全面破裂。
中蘇關系惡化期間，蘇聯撤走全部在華工作的專家和設備資料，在兩國的西段和東段邊境不斷發生蘇聯邊防軍打打傷驅趕我邊民事件，在黑龍江的珍寶島中蘇邊防軍曾發生武裝沖突，一度被認為會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另外，中國曾有為數不少的邊民外逃蘇聯的事件發生。
中蘇關系真正開始修復應該是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當時中美關系已實現正常化，蘇聯也是處於其利益與中國改善關系。一、 情人淪為朋友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宣布實行「一邊倒」外交，與蘇聯建立了友好同盟關系，1950年2月14日，這是西方的情人節，就在這一天，中蘇兩國簽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標志著兩國的關系如情侶般進入了「蜜月期」。並開始在各個方面穩定發展，而倆國關系的變化和情人之間關系的變化也異曲同工之妙，正題之前，先戲謔一番：中國好比貧窮落魄的青年書生，遇上的是富家千斤，這位千斤也是仇家的女兒（蘇聯脫胎於沙皇俄國，中國與沙皇俄國是有仇恨的），但是這位千金小姐卻是無辜的，而且她的進步理念（意識形態）與中國小夥子是一致的，這個成為了倆個人相識之初的結合點，也是在處理相關事物時遵循的大原則，倆個人把這個凌駕於一些利益之上，這也使得開始時的關系比較融洽，但是久而久之，矛盾總是會出現的，在處理一些具體事物當牽涉到倆人實在利益的時候，就顯得紛爭較大了，這個時候，理念上的一致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了，再加上我們這位千金的大小姐脾氣（大國沙文主義）時時會犯，嚴重傷害了青年的自尊心（民族感情），窮則窮矣，脊樑不倒，所以青年人早先耐心和善的脾氣也變了，這下子千金小姐想著要使手段使青年屈服，女人往往是極端的，於是乎，千金小姐掐斷了對青年書生的經濟上的資助（撤專家），此時書生離大考的日子已經很近了，這對一心想著金榜提名（搞好經濟，雄起於亞洲，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窮書生來說可是致命的，窮書生空有骨氣，沒有錢買參考書復習，光靠著一本《四書集注》，那一年到底沒考上，千金小姐還一直等著書生回心轉意，到底沒等到，隔了幾年，書生上了金榜，那底氣就更足了，從此陌路。（背景音樂：十年之後，我們是朋友，還可以問候，只是那種溫柔，再也找不到擁抱的理由…）

二、前人之見
關於中蘇關系惡化的原因，前人的研究頗多，在此略述幾中典型觀點：
1． 蘇聯的大黨、大國主義及國家利益沖突論
中蘇關系包括中共和蘇共、中國與蘇聯相互關系這樣兩個層面。戰後，蘇聯在處理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時總是以社會主義老大哥自居，不斷表現出其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的作風，這不僅損害了兄弟黨和國家的利益，而且嚴重製約著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正常關系的發展。尤其以波匈事件為甚，很好了暴露了這個問題。許多學者認為，蘇聯的大國作風損害了中國的利益，而中國則一直以來追求平等的原則，最終矛盾不可調和，導致了中蘇關系的惡化。持這類觀點的不在少數。
2． 意識形態分歧論
意識形態在各國的外交中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在中蘇之間，相同的意識形態和發展道路是中蘇結盟的紐帶。而五、六十年代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關於如何評價斯大林，怎樣處理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的關系，怎樣估計革命與戰爭的問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對中蘇同盟的破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實上發展到後來，兩個執政黨之間的論戰都上升到了馬列主義的高度，是「你我活」的境界。但是，「中蘇兩黨及其領導人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相互曾多次作出妥協和讓步，盡力維護團結，減少分歧。如果沒有其他更關鍵的因素，意識形態分歧不可能將中蘇關系引向絕境。」（駱曉會語）我以為這個分析是中肯的，如果沒有更原則性的分歧，兩國關系還不至於走到破裂的邊緣，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是旁觀系破裂的催化劑。（孫澤學、唐年新語）
我個人其實並不同意意識形態分歧論，因為現在事實已經證明，不同的意識形態在國家之間的交流中沒有明顯的消極影響。國家之間的差異，意識形態只是其中的一種，亨廷頓就劃分了兩個政治分類維度，在他的劃分中，中蘇和美英是在一個維度中的。真的是交流無界限。當然，中蘇關系要放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中作分析，但也千萬不能局限其中。
3． 中蘇兩國領導人個人因素論
不想重復歷史唯物論關於正確認識和評價個人在歷史中作用。只是想說，領導人在國家外交中的作用往往是無形的，領導人的個性，風格，思想對國家政策的制定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特別在那個時代，中蘇倆國在這點上有共同之處。楊奎松在《毛澤東蘇聯觀變化原因剖析》一文中認為，中蘇兩國領袖在革命理念上的歧異是中蘇關系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中蘇兩黨反目成仇，雙方關系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根本改變的過程中，兩國黨的領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具有決定性」 李丹慧認為，中蘇最高領袖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對各自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探索，以及從本國立場出發對對方探索方式的認識，是確定這一時期中蘇關系走向的決定性因素。「當雙方的探索和為此而制定的政策趨同，雙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間還以信任為主時，中蘇關系就表現為親密無間，或可以在求同存異中發展;而當雙方的探索及政策發生背離，雙方的基本利益背離，相互間猜忌、戒備勝過信
任時，中蘇關系也即轉為冷淡，乃至趨向分裂。」（李丹慧《戰後中蘇關系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視野》 中共黨史研究，1997）
4． 冷戰思維論
40 多年的「冷戰」對戰後國際關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中蘇關系亦不例外。「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炮擊金門」等事件其實並不足以導致雙方最後的決裂，但是雙方在同一個問題上的不同的看法和立場，顯示了雙方的不默契，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雙方越來越容易爭吵而且互不妥協，冷戰思維在其中是有影響的，在那種國際環境下，雙方都沒有走出冷戰思維的巢穴。總之，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的惡化，是許多復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歷史上的恩怨和現實的沖突；國家戰略利益的矛盾和意識形態分歧；社會背景與個人因素等等。

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沈志華認為:「中蘇關系最終破裂的根本原因在於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範式和准則中的某種結構性失衡」（沈志華。 《 赫魯曉夫、毛澤東與中蘇未實現的軍事合作———關於遠東防空協定、長波電台及聯合艦隊問題的再討論》，《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五期）黨際間領導與被領導的範式代替了國家見的正常和平等的交際。特別是如中蘇這樣的兩黨都是執政黨的尤其如是，時間一長，結果也就越糟糕。而所提到的「某種結構性的失衡」我想原由也是因為特殊的年代，特殊的體制導致的缺陷。即國家間的對話很多時候為黨的關系所取代，黨的關系很多時候又為領導者個人關系所取代，從而形成不了現代政治中的溝通雙方的有保障性的制度化的渠道和周期性的雙邊對話。保障利益從長遠來看，靠的不是人，而是制度。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論文的最後一句話：「而不應該僅僅去追究哪一方的責任。」我想這個是很值得國人去好好思索一下的，千百年來，中國講的是人情事故，這個是傳統中國社會所特別重視的成分，而在行為方式上，中國人自認為是中庸，其實不然，是另一面的極端主義：關系熟的可以糊塗了事，而關系差的就會爭個分明。心裡的天平總是傾斜的，常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沒有制度化的保障。可以很不客氣地說，嘴上講著原則的時候，做事情時卻很容易丟失原則。所以在在看待中蘇關系惡化的原因時，只講蘇聯怎麼樣怎麼樣，蘇聯的大國主義固然對中國有傷害，但中國難道一點責任都沒有嗎？好象不見得。研究分析問題是在搞清楚歷史真相的同時希冀從中獲得些借鑒，並非是要從歷史的墳堆里拉人出來做大批判的。說蘇聯的大國作風傷害了中國，那麼，斯大林時期應該是蘇聯民族主義和大國作風最厲害的時期，為什麼在斯大林時期中蘇沒有決裂，而到幾年過後才決裂呢？顯然，以蘇聯的大國主義對中國造成了傷害來解釋中蘇間的決裂是不能讓人信服的！1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產生
21957年和1958年，蘇聯提出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侵犯中國主權
3蘇聯在蘇共二十大中，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全盤否定，中國同蘇共產生分歧
4中國1956年提出要走自己的路，不走蘇聯的路，被蘇聯誤解

⑥ 大國關系在發生怎樣的變化

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復雜的變化,基辛格將這種變化稱作為「數百年來未有的大變局」,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認為「是地質板塊式的變化」.世界迎來一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和平發展的新時代,這個時代的大國關系呈現出一些新特點.
一是大國之間的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合作成為大國關系的主軸.由對抗走向合作,是當代大國關系一個新變化.世界已變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美國和歐洲經濟陷入困境,中國外貿出口需求萎縮,迫使已成為助推世界經濟增長引擎的中國「調結構、轉方式」.許多對人類安全和生存構成的威脅成為全球性問題,任何國家都難以單獨應對,需要國際社會合作解決.
二是合作和斗爭同時存在於雙邊關系中.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各國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歷史條件下,大國為了自身的安全和發展利益,謀求合作的勢頭越來越凸顯,出現了名目繁多的「戰略協作夥伴關系」、「建設性戰略夥伴關系」、「全面夥伴關系」、「友好合作夥伴關系」、「新型大國關系」等.但是,另一方面,大國合作的增強並不排除相互之間存在的分歧和由此引發的摩擦與斗爭,在當前主要表現為綜合國力的競爭.在某種情況下,這種斗爭仍然有可能演變為局部的沖突和對抗,因為當前國際關系中依然存在著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合作與斗爭並重,合作掩蓋不了斗爭,斗爭又保持適度,不致引發關系破裂,這是冷戰後出現的大國博弈的新情況.
三是以議題為驅動的大國關系的各種組合方興未艾.為了占據戰略制高點,大國之間合縱連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競相上演一幕幕令人眼花繚亂的牽制與反牽制、制衡與反制衡的大戲.一些大國今天在這個問題上是合作夥伴,明天在另一個問題上又成為戰略對手.無論是氣候變化、反恐,還是伊核、朝核、敘利亞等問題,大國立場的變化或攻防角色的互換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應運而生的「中俄印三國外長會晤機制」、「美日澳印四國戰略對話機制」、「美日+1」、「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大國關系的各種排列組合,無一不是在新形勢下大國外交縱橫捭闔的新表現.
四是世界格局均衡化成為大國關系演變的大趨勢.當前是美國「一超獨大」,群雄並起,但是根據不同機構的預測,美國失去「一超」地位只是時間問題,最終將成為「平起平坐者當中最拔尖的一個」.大國關系均衡化將是大勢所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外交也快速地走到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時代賦予中國外交新的使命.

⑦ 當前國際問題有哪些突出矛盾和特點

當前國際形勢的新特點
摘要：當前，國際關系進入新世紀以來發生的深刻變化正在繼續，一些具有規律性的特點和趨勢進一步顯現。國際環境對我國利大於弊、積極因素多於消極因素的總體狀況沒有改變，但某些挑戰和問題有了新的發展，值得關注。 關鍵詞：國際關系 國際環境

一、國際局勢保持總體和平、緩和與穩定態勢，但局部性的
戰爭、動盪與緊張有所加劇。

當前，大國關系繼續以合作為主調並保持相對穩定。美歐、美俄之間因伊拉克戰爭出現的矛盾有所緩和，雖然雙方之間深層次的矛盾和分歧並未消除；中美關系在台灣問題、經貿問題等方面面臨新的考驗，但雙方的合作領域與共同利益仍在擴大，雙邊關系中的相互依存性進一步加強；中俄、中歐戰略夥伴關系進一步鞏固，合作關系繼續加深；中日政治關系雖因日政界對二戰態度、雙方領土爭端等問題而受到較大幹擾，但雙方經貿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間往來仍然高潮迭起，足見中日友好與合作基礎深厚，日趨成熟，雙邊關系發展大勢已不為局部問題所左右；中印政治與經濟關系均保持積極態勢，對促進地區的和平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相對穩定的大國關系，反映和平與發展作為當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轉。
然而，當前國際形勢亦有相當嚴峻的一面。地區性的戰爭和暴力沖突此起彼伏，局部性的動盪與緊張有所加劇，當今世界很不太平，和平與發展面臨的問題愈加緊迫。局部性的戰亂、動盪與緊張已從三個方面對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帶來嚴重沖擊。其一，不同程度地破壞甚至摧毀了有關地區的和平與發展環境。這不僅使一些地區的人民生活被置於水生火熱之中，而且使這些地區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水平拉大，導致世界發展不平衡問題進一步加劇。其二，間接影響了整個世界的發展環境。如今國際石油價格居高不下，相當程度上是由於國際沖突和國際地緣政治因素中的不確定因素引起的。其三，增添了大國關系中的隱患，從而威脅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當今許多局部沖突和地區爭端都發生在國際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敏感地帶，直接間接牽動世界主要國家在這些地區的戰略利益。事實上，在當今多數地區性沖突的背後，都有不同大國之間的利益角逐。地區性沖突、戰亂的增多和加劇，必然導致大國利益關系的復雜化，對大國關系構成負面沖擊，在一定情況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國之間矛盾的激化，不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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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國際經濟法基本原則的全球合作

全球合作原則
強調全球各類國家開展全面合作。特別是強調南北合作，以共謀發展，這是始終貫串於《宣言》、《綱領》和《憲章》中的一條主線。 ：南北合作
當代國際社會各類成員之間，存在著許多對矛盾與合作的關系。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東西關系」、「南北關系」、「南南關系」、「北北關系」。
在這許多對矛盾與合作的關系之中，南北關系是全世界政治經濟關系中的主要矛盾。這是因為：第一，南北之間的矛盾與合作關系是全球性的，牽動和決定著整個世界政治經濟的全局和全貌。第二，南北矛盾的形成和發展，已有數百年的歷史淵源。第三，當代南北雙方在經濟上的利害沖突是極其尖銳的，雙方在經濟上互相依存、互相依賴的關系也是最為密切的。簡言之，南北矛盾已上升為當代國際經濟關系中的主要矛盾。
南北矛盾的根源在於世界財富的國際分配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其實質是發達國家力圖維護國際經濟舊秩序，發展中國家起而抗爭，力圖變革國際經濟舊秩序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
南北合作的根據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存在著極其密切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補益關系雙方都是不可或缺的。缺少對方，或與對方長期處在嚴重對抗的地位，而又不作任何妥協退讓，勢必造成生產的嚴重萎縮和破壞，導致現實經濟生活的嚴重混亂。南北合作問題總是伴隨著南北矛盾問題，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方面，已被國際社會的一切政壇和論壇列為同等重要的議事日程和談判主題，引起國際社會的同等重視。
但是，要在公平互利的基礎上推動南北合作，阻力頗大。相對而言，第二世界各國的政、法界人士中，也出現了一些能夠比較冷靜地正視南北互相依存現實的明智人士。他們意識到繼續韁硬地全盤否定第三世界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破舊立新的正當要求，強行維護甚至加劇國際上貧富懸殊的現狀，歸根到底，對所有發達國家都是很不利的。
在第三世界的強烈要求下，在第二世界部分國家領導人和有識之士的現實考慮下，南北兩大類型家的對話和合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其中較為重要的，首推1975年至1989年先後簽訂的四個《洛美協定》。 ：《洛美協定》
《洛美協定》的全稱是《歐洲經濟共同體－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國家）洛美協定》。在當前的南北關系中，是最大的經濟貿易集團，締約成員國已達80個。
1975年2月，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區46個發展中國家，會同屬於第二世界的歐洲共同體9個國家，在西非國家多哥的首都洛美簽訂了貿易和經濟協定，通稱第一個《洛美協定》。1979年簽訂了第二個《洛美協定》；1984年簽訂第三個《洛美協定》；1989年簽訂第四個《洛美協定》。綜觀上述四個《洛美協定》的發展進程，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互利合作關系是有生命力的。它表現在：
第一，實施協定15年來，參加締約的南北兩大類國家總數不斷增加，從55國逐步遞增至80國。
第二，南北合作的內容和范圍不斷擴大，歐洲共同體向非加大地區國家提供的優惠條件，從總體上說，都有所改善。
第三，每次續訂協定的談判，都是歷經艱難，最後總能達成對發展中國家更為有利、使南北合作有所前進的新協議。
第四，每一個新的南北協議，從總體上說，都更有利於雙方在各個領域謀求更全面的全作，建立更穩定、更合理的國際經濟關系。
但是，《洛美協定》式的南北合作，仍然遠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南北雙方之間很不平等、很不公平的經濟關系：
第一，在兩類國家之間的貿易交往中，仍然存在著嚴重的不等價交換；
第二，關稅上普惠待遇往往伴隨著種種非關稅壁壘的重重限制；
第三，用以穩定非加太地區國家出口收入的補貼和給予這些國家的財政援助，相對於這些積貧積弱國家發展經濟的現實需要說來，差距仍然很大；
第四，《洛美協定》在實現南北合作、改變南北不平等關系方面，雖已取得初步的重要成果，但距離建立起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總目標，還有相當漫長、艱辛的路程。
三、全球合作的新興模式和強大趨勢：南南合作
發展中國家相互之間開展經濟合作，國際上通稱為「南南合作」。這是一種新型的互濟互助、共同發展的國際經濟關系。
南南合作與南北合作，都是全球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南南合作的政治經濟基礎、內在實質及實踐效應，卻與南北合作有重大的差異。
南北合作，是國際經濟關系中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妥協，南南合作則是國際經濟關系中被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弱者與弱者之間的互濟，也是對弱肉強食規則的聯合反抗。
南南合作的這種實質決定了它在國際社會中的實踐效應，具有重大的特色和深遠的影響，有助於沖破現存不平等的國際關系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具有偉大的戰略意義：
第一，現存的國際經濟體制，是在經濟實力基礎上形成的。第三世界國家擁有的經濟實力越大，它們對世界經濟大政的發言權、參與權、決策權就越大，對某些在南北關系問題
上堅持僵硬立場和專橫態度的發達強國，也就能發揮更大的制約作用。因此，發展中國家應當把發展和壯大自己的經濟實力，擺在首要地位。
第二，經濟上過分領帶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民族經濟的發民彩為不利。加強南南合作，走弱者集體自力更生的道路，建立獨立自主的民族經濟，減少對發達國家的依賴，才是它們爭取經濟繁榮、增強自身經濟實力的可靠途徑。
第三，實行南南合作，把第三世界國家聯合起來，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國際力量，就能夠提高這些國家在南北對話、南北談判中的地位，打破僵局，開辟改革舊國際經濟關系的新局面。
第四，由於長期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問題，某些第三世界國家之間存在著一些矛盾和爭端，如果處理不當，勢必成為南南合作發展的障礙。但是，由於第三世界國家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只要有關各方面能夠排除干擾，以大局為重，互諒互讓，耐心協商，就定能化解矛盾和糾紛，消除爭端和分歧。
第五，南南合作，有助於推動南北談判，改善南北關系，在公平互利的基礎上促進南北經濟合作，以實現全世界各類國家普遍的經濟繁榮。

⑨ 運用當代國際政治與經濟的知識分析中歐之間為什麼要加強合作

(1)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中歐之間加強合作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為我國實現民族復興營造良好國際環境。
(2)國家力量是影響國與國關系的重要因素，是衡量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地位、作用和影響的重要尺度。面對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趨勢，隨著歐洲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歐洲在國際的地位和影響與日俱增，中歐之間為什麼要加強合作能有利於世界多極化、國際關系民主化和推動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
(3)國家間的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礎，而利益的對立則可能使國家之間發生分歧乃至引起沖突，中歐之間加強合作關系是因為雙方存在共同點，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各有優勢，可以優勢互補，互通有無，有利於共同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共同尊重聯合國權威地位。

⑩ 在氣候大會上，世界各國在減排問題上為什麼會出現分歧而最後又達成協議

世界氣候大會顯示各方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仍存在分歧 第三次世界氣候大會高級別會議9月3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會議最終通過了旨在建立全球氣候服務框架的《高級別宣言》。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氣候問題專家王瑞彬認為，這次會議顯示出國際社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迫切心情，但也暴露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溫室氣體減排、增強窮國應對氣候變化能力方面存在分歧，預示著年底舉行的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將不會一帆風順。

3日，第三次世界氣候大會高級別會議通過了決定建立全球氣候服務框架的《高級別宣言》，這可以說是本次大會取得的最突出成果。建立全球氣候服務框架，目的是為了加強科學的氣候觀測和服務，滿足發展中國家獲取氣候信息的需求，並在氣候服務供應者和使用者之間建立更緊密的聯系，以更好地應對各種災害。王瑞彬指出，這次世界氣候大會就建立全球氣候服務框架達成一致，具有積極意義。

王瑞彬說，第一，這些成果實際上是表達了國際社會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立場，可以說為年底的哥本哈根會議營造了一個合作的氛圍。第二方面從客觀上來看，這一成果本身對於推動未來國際社會採取減緩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措施打下了良好的合作基礎。

不過，王瑞彬指出，發達國家對這次會議的冷淡態度，使得會議的成果打了折扣。人們注意到，共有約20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出席了這次世界氣候大會高級別會議，但這些國家領導人大多來自發展中國家，美國、歐洲大國以及日本等發達國家並沒有派高級代表團與會。對此，王瑞彬指出，這顯示出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上有所欠缺，也直接影響到這次會議對推動國際氣候變化談判進程所起到的作用。

王瑞彬說，這次會議並沒有起到直接推動國際氣候變化談判合作進程的作用，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次高級別會議的領導人出席情況。與會的高級別領導人大多數是來自發展中國家，而來自美日等發達國家的領導人有所欠缺。可以看到，目前發展中國家立場更為積極，而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一方面，在國際輿論上繼續唱高調，但另一方面在行動上卻難盡如人意。」

在這次會議上，發展中國家強烈要求發達國家在加速減排的同時，向窮國提供援助幫助它們提高應對災害的能力，衣索比亞總理梅萊斯·澤納維甚至警告說，如果願望得不到滿足，非洲國家將有可能集體抵制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大會。王瑞彬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態度積極、立場堅決，是與其自身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所遇到的困難有密切關系的。

王瑞彬說，從我們目前所看到的世界各地已經發生的與氣候變化相關的災害來講，發展中國家在面對這些自然災害的時候，它的承受力是非常脆弱的。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的排放量相對發達國家來講是很低的，但另一方面它的經濟和技術發展水平又欠發達。這些因素決定它（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的時候顯得相當得不足，所遭受的損失也更為嚴重。發展中國家對於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危害感受更深，它希望國際社會給予資金和支持的這種願望就更為迫切。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會議雖然目的重在就建立全球氣候服務框架、更好應對各種自然災害達成一致，但在實際的討論中，溫室氣體減排問題卻成了重點。王瑞彬表示，溫室氣體排放是造成氣候變化並導致各種極端氣候災害頻發的根源，這樣一個全球性的氣候大會，不可避免地要關注溫室氣體減排問題。

王瑞彬說，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對這個問題極為關注。從客觀上來講，氣候變化所造成的危害對各國來說是一樣的。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在這樣一個世界氣候變化最高級別的會議上，都期望能夠再一次表達自己的觀點。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聯合國的推動作用，潘基文也在會上直接向國際社會發出了呼籲，希望發達國家能夠承擔明確的減排指標；還有就是希望國際社會在資金技術上的合作能夠達成一致，邁出實質性的步驟。

王瑞彬進一步指出，今年年底在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將集中討論溫室氣體減排問題，可以說第三次世界氣候大會為哥本哈根大會的溫室氣體減排談判營造了氛圍，但從這次會議上也可以看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突出，溫室氣體減排談判仍將面臨巨大困難。

王瑞彬說，這次會議營造了比較良好的合作氛圍，各國在各個場合都表達了在這個領域加強合作的良好願望，那麼在哥本哈根會議上達成一個表達合作願望的框架性文件是可以期待的。這方面是應該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對在哥本哈根會議上達成具有實質性的協議這樣一個目標抱過高期望。能否在哥本哈根會議上達成這樣的協定，取決於世界一些主要國家的態度和立場，以及當時在會議上的行動。從這次會議上也可以看到，在哥本哈根會議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應該也會面臨著矛盾和激烈的辯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