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市場在哪裡就不穩定

『壹』 15.當今世界國際形勢的不穩定因素有哪些

一是世界經濟復甦很不均衡。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增長強勁，中國經濟增長今年預計達10%；而主要發達國家中，美國雖然保持了復甦勢頭，但近10%的失業率居高不下；日本在中國等新興市場需求的拉動下，出口增長，推動了經濟復甦，但其財政赤字高企，債務規模接近 GDP的200%；歐元區經濟總體上保持上行態勢，但受到希臘等多國主權債務危機的拖累，經濟復甦和調整舉步維艱。總的看來，發達經濟體普遍面臨後危機時期的結構調整，很難快速實現穩定的增長。由於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份量，其經濟恢復狀況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整個世界經濟的恢復。
二是世界經濟復甦基礎仍較脆弱。其一，發達國家普遍面臨高財政赤字風險，這可能成為影響世界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因素。目前從歐洲到美國，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都呈現加劇的狀況，一旦主權債務危機爆發，金融市場將大幅震盪，拖累經濟的恢復性增長。去年以來相繼發生的冰島、西班牙、希臘和迪拜債務危機，就對世界經濟的恢復帶來很大沖擊。（希臘債務危機： 09年10月希臘政府突然宣布，政府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分別達到12.7%和113%，遠超歐盟對其成員規定的3%和60%的上限。鑒於希臘政府財政狀況顯著惡化，全球信用評級機構相繼調低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引發希臘債務危機。迪拜債務危機： 09年11月，迪拜財政部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房地產分支棕櫚島集團將推遲償付數十億美元的債務，以便進行債務重組。據《紐約時報》估算，迪拜世界公司的對外債務高達590億美元，占迪拜總債務的74%。被此次迪拜債務危機深套其中的債權人包括匯豐控股、蘇格蘭皇家銀行等全球多家知名大銀行。）不僅如此，作為危機源頭的美國金融業，其盈利前景仍存在很大變數。如身陷「欺詐門」的華爾街金融巨頭高盛集團，在今年4月16日被美證券交易委員會指控涉嫌在銷售次級抵押貸款支持類證券的金融衍生品時存在欺詐行為。消息傳出，由於高盛集團將面臨司法調查，其聲譽損失對業務產生的影響難以估計，引發全球金融市場不同程度動盪。其二，主要發達國家的失業率高企。09年以來，全球經濟的復甦主要是政策刺激的結果，是「無就業增長」的復甦。目前美國和歐元區失業率都達10%的較高水平。這已經成為目前美歐政府焦慮不已的一大問題。就業狀況的暗淡，將直接打擊人們的消費信心，發達經濟體缺少國內消費的拉動，經濟恢復的基礎很不牢固。其三，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當前國際上形形色色的貿易保護主義明顯抬頭，一些主要國家不斷出台各種貿易保護措施。不斷加劇的貿易保護主義嚴重影響著外需的復甦，使中國這類的出口大國深受其害。09年以來，數十個國家對中國產品發起貿易調查和起訴，美國等國又不斷逼壓人民幣匯率升值。目前各國政府正在計劃或准備實施的貿易保護措施超過半數都是針對中國的。此外，國際主要股市、大宗商品價格震盪，也給世界經濟復甦帶來不確定性。由於為應對危機採取刺激性經濟政策，各國政府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規模擴大，使潛在的通脹風險日益積累，去年以來，印度、越南等新興經濟體相繼出現糧食價格大漲、通貨膨脹嚴峻的問題。（貿易條件的惡化和全球性通脹的隱憂，已成為明顯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因素。尤其是一些大宗資源性產品價格的上漲，對國際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甚大的中國經濟將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
發達國家的巨額主權債務或財政赤字、就業市場不振，新興國家的通脹壓力等問題，都反映了刺激經濟政策的後遺症正在顯現，世界經濟復甦的基礎尚不穩固。
三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方興未艾，但引發危機的結構性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全球性經濟危機的爆發，說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乃大勢所趨，構建國際金融新秩序至關重要。危機後，主要國家和集團相繼召開峰會，就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和金融監管達成廣泛共識。由於當今兩大國際金融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源於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反映的是當時以歐美為主導的世界經濟格局。數十年過去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分量越來越重，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兩大機構中的發言權勢在必行。在匹茲堡金融峰會上，與會國代表一致同意將基金組織和世行份額向發展中國家分別轉移5％和3％。在今年4月的基金組織和世行會議上，也決定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3.13個百分點的投票權重。世行這一改革進展，使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投票權整體超過47%。
但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遠未取得令人滿意的實質性進展。由於其涉及到改革成本的分擔和傳統主導大國的既得利益，如美元國際地位、國際金融救援，發展中國家權利與責任的不匹配等問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嚴重分歧。（雖然各方都認為需要改革，但改革的意願在各國之間明顯不同。發達國家作為既得利益者，對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意願相對要小；而多數發展中國家希望通過改革來增加發言權，改變自己的不利地位，改革意願更為強烈。同在發達國家之間，歐洲國家更強調進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而美國則多有保留，不願放棄其在該領域的權勢。）問題還在於，隨著國際金融危機逐步緩解，一些發達國家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意願在減弱。
四是各國需要加緊調整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新的世界經濟條件下，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工業化道路越來越難以為繼，低碳經濟、綠色經濟成為重要發展方向，各國經濟結構都面臨大的調整。與此同時，全球產業轉移和國際分工更趨深化，推動各國加快以科技創新來帶動產業的升級。而不同經濟體都面臨如何處理好自身的調整問題：發達國家力圖在更高起點上實現「再工業化」，即重振製造業（經歷金融危機打擊後，美、英等發達國家意識到，其經濟過度依賴服務業，靠消費拉動經濟存在的問題，欲通過重振製造業來實現經濟的再平衡，切實解決就業問題和擴大內需）；新興經濟體則需要努力增強自身的發展後勁。但經濟的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是一個艱難甚至痛苦的過程，目前歐洲高福利國家的經濟調整就面臨強大阻力，歐美國家的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不少國家還出現了社會動盪，英、法等國都接連發生大規模罷工抗議活動。

『貳』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與趨勢

為重建國際貨幣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以美英等國為首的國際社會通過多邊協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主要內容包括：（1）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調國際貨幣關系，特別是對各國的匯率政策實行監督；（2）實行以黃金為基礎、美元為中心的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3）在成員國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IMF可提供短期信貸，以補充其國際流動性。在最初的近20年裡，該體系運行比較順利，有效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的重建、發展和繁榮。但由於該體系的基礎是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並要求其他各國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因此，當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不斷擴大，無法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時，它的繼續存在便受到明顯挑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停止向各國政府兌回美元後，各國紛紛放棄本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趨於崩潰。1976年在IMF的提議和組織下，國際社會達成牙買加協定，宣布黃金非貨幣化，同時承認各國實施的浮動匯率制度合法化，這標志著國際金融體系再次進入了一個不受全球性多邊協定約束的動盪的時代。

自牙買加協定簽訂以來，國際金融體系總體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在許多基本問題上至今沒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近30年來的國際金融體系事實上處於一種「無體系」的狀態。不過，伴隨著國際經濟和金融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特別是經濟區域化的快速發展，該體系也發生了一些局部性變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徵：

第一，國際匯率制度呈現出以浮動匯率安排為主、多種匯率安排並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類基本的匯率安排：一是獨立浮動匯率安排，實行國家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和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二是固定匯率安排，包括實行貨幣局制度和傳統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貨幣國家（如歐盟內部和實行美元化的國家）；三是「中間道路」安排，即各種介於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之間的安排，如爬行釘住制、區間浮動制和管理浮動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較高或國內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發展中經濟體。據統計，2002年，在IMF的186個成員經濟體中，實行上述三類匯率安排的國家分別佔22％、48％和30％。

由於美、歐、日在全球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們之間的浮動安排對國際匯率制度的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就單個國家而言，浮動匯率安排的利益主要體現在可以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並在一定程度上自動調節國際收支失衡。但從國際金融穩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兩個缺陷：一是匯率的頻繁波動將對正常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造成不利影響，大大增加全球經濟活動的匯兌成本和風險；二是容易引起匯率政策沖突，即運用本幣貶值政策推行貿易擴張，以犧牲他國利益的方式維護本國利益。在過去一二十年裡，盡管全球范圍沒有發生20世紀30年代那種競爭性貨幣貶值，但局部的沖突卻時有發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情形是較為典型的一個例子。而在工業化國家之間，從80年代後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到最近一個時期美元強勢政策的調整，都充分顯示美國在緩解其經常賬戶逆差時對於匯率貶值政策的依賴。

固定匯率安排的主要意義在於通過全部或部分讓渡貨幣主權，換取匯兌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強的國內財經政策約束。各種形式的「中間道路」則有可能兼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的優點，並使本國貨幣當局具有一種相機抉擇的自由。然而，在美、歐、日等大國貨幣頻繁波動的情況下，無論固定匯率還是「中間道路」安排，實際上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不少研究顯示，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後美元相對於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國等實行釘住美元安排的國家貨幣急劇升值，並嚴重損害了這些國家的貿易競爭能力。

第二，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具有顯著的作用。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由於各國實行嚴格的金融管制，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作用比較有限，許多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調節主要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在發生嚴重逆差時，也可有限地運用匯率政策，並從IMF獲得一定的短期信貸支持。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各國可以方便地通過商業性國際融資彌補其經常賬戶逆差，從而避免採用財政緊縮等可能影響國內經濟穩定的調節措施。作為一種基於市場的安排，國際金融市場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國際流動性，從而大大降低了各國國際收支調節的代價。但在另一方面，它也產生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國家放鬆內部約束，濫用財政擴張政策，延誤必要的國內經濟改革和調整。結果是不僅經常賬戶逆差最終變得難以控制，而且常常為沉重的外債負擔所累，甚至成為金融動盪的根源。

第三，國際資本流動缺乏有效監管，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不穩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資本管制的不斷放鬆，國際資本流動迅猛擴張。目前，全球各類國際資本的日交易量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近年來不少研究顯示，國際資本市場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缺陷，許多國際投資和信貸決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的。在資本流向的國別選擇上，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常常發生「飽飢綜合症」，即當看好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前景時，國際資本大規模湧向那裡，而當這些國家因為資本過度流入而出現危機跡象時，國際資本又快速離去。因此常造成這些國家內外經濟失衡，並最終導致貨幣和金融動盪。此外，在危機發生的前後，由於缺乏有效監管，大規模投機性短期資本的參與更是加劇了有關國家危機的深度，並在危機的國際傳遞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功能存在嚴重缺陷，並且具有明顯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1973年後，該組織已不再具有對各國匯率安排進行約束的權力，其主要功能是對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國家提供短期信貸，以增強其清償能力。然而，由於該組織長期以來資金來源嚴重不足，因此對於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動遲緩，就是力不從心，而且常常附加緊縮開支和經濟自由化等不切實際的條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對亞洲金融危機處理過程中所顯示的，由於明顯受到美國政府和華爾街利益集團的影響，該組織對於美洲以外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往往顯得十分冷漠。這表明了該組織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區域性貨幣一體化進展顯著。目前，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國首腦和財長會議。總體上看，這個協調機制常常流於形式和務虛，很少具有實質性內容。近年來，IMF和國際清算銀行也在試圖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但或者成效並不顯著，或者對各國並沒有真正的約束力。相比之下，區域性貨幣合作進程卻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歐元於1999年成功面世，歐元區內部也已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歐元的誕生產生了明顯的示範效應。最近幾年來，在拉美、中東歐等地區，一些國家開始採用美元化和貨幣局制度，或者在區域內實行固定匯率安排。盡管兩年前的金融危機迫使阿根廷放棄了貨幣局制度，但似乎並沒有改變這一趨勢。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基本依舊，但正在面臨挑戰。自人類進入信用貨幣本位時代以來，一直沒有誕生獨立的世界貨幣，因此，國際經濟交易始終依賴少數幾個主權國家的貨幣來充當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資產。美元正是這些貨幣中最主要的一種。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藉助美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權地位。半個多世紀以來，盡管美元在國際支付和儲備資產體系中的份額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達60％左右。依靠這種地位，美國獲得了大量的「鑄幣稅」收入，可以通過輸出美元不斷佔有別國的實際經濟資源。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學術界對於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不少積極的改革建議和方案。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建議包括：增強發達國家之間的貨幣金融合作，建立匯率目標區，以減少大國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尤其是對投機性資本流動的限制（如實行「托賓稅」，即各國對外匯交易征稅）；改革和重塑IMF，增強其資金實力，提高貸款決策的透明度，增加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的表決權；加強區域性貨幣金融一體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較激進的建議，如回歸金本位體系、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銀行。

歷史不會進行簡單回歸，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頓森林時代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近幾年的發展顯示，其他改革建議也大多沒有得到有效實施。一個根本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金融動盪沒有切膚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損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總體上並不積極，對於限制國際資本流動、改革和重構IMF等發展中國家十分關注的改革建議，則更是反應冷淡甚至持反對態度。另外，相互間的潛在利益沖突，也使發達國家很難在所有的改革問題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國一直反對日本在亞洲推動貨幣金融合作，特別是反對其倡導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

展望未來，可以認為，近期內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不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不過，從中長期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各國之間經濟聯系將更加緊密和深化，預計會有更多的國家積極致力於構建一個穩定和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這意味著上述改革建議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實現。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已經並且仍將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事實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在推動亞洲貨幣金融合作方面已經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叄』 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

國際金融市場風險主要由國際金融投資者主觀預期、投資交易成本、投資者的投機行為和一個國家本身的金融市場狀況等因素引起，這些因素的變化內在地使國際金融市場失去均衡，導致國際金融資本流動變化無常，如果資本流出流入國家沒有防範能力，就極易產生金融風險。國際金融市場的活動一般由外匯交易商和金融投資者充當主體。無論是套利保值還是投機，都是以匯率和利率的預期為基礎。「外匯交易商制訂買賣外匯的決策奠基於他們的匯率預期，而匯率預期又取決於他們對匯率趨勢相關的政治、經濟的掌握。」各交易商和投資者對未來匯率或利率的預期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對匯率和利率預期的差異直接導致國際資本流動的大幅波動。
按現代經濟學的觀點，預期均衡是指合理預期和預測。即是對所有可得的、與變數的未來發展趨勢有關的信息所作出的預期和預測。只要市場參與者都能根據自己所能得到的、與變數的未來發展趨勢有關的信息來進行預測，那麼最終結果必然是與從市場角度得到的信息相一致，達到預期均衡。所以，只要投資者或投機商發現市場的實際情況與他們的合理預期有差異，他們就會改變其定價策略，利用市場差價獲利。各投資者主觀預期的差異可以內生地擴大或縮小資本流動的波動性。
國際金融投機主體經常以各種基金的合法身份出現，其資金具體表現為國際游資(HOTMONEY)，投機行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非正常的投機手段，獲得正常投資收益以外的資本利益。當投機基金非常龐大，達到對特定的匯市形成和匯率趨勢基本控制的程度時，投機行為就會給金融市場產生直接沖擊，導致一國金融市場風險的產生。
投機行為的基本特徵是，市場參與者在預測到經濟政策或諸如匯率和利率等經濟變數不能維持時，突然進行大幅度的資產重組，「投機性沖擊是在市場預測經濟政策不一致時所作出的理性反應」，「不一定要將投機性沖擊視為市場的反常行為，相反，它被看作是競爭性市場在預測到經濟政策的不連續性後的典型反應」。
在投機活動的形成過程中，存在下列因果關系：基本經濟因素的錯位程度、收支衡的頻率和嚴重性引起資本流量的增加，資本流量的增中引起投機活動量的增加。伴隨著資本流量的增長，外匯需求規模擴大，不穩定性出現增強，發生動盪的事件的可能性也會增加。如果外匯具有作為一種理想資產的特徵的話，那麼，隨著外匯價格越來越大的波動，從中投機的機會也將增加，只要投機主體存在，就會引起投機活動量的增加。
投機活動量對國際金融市場產生三個效應：第一，投機活動量的上升直接導致外匯需求規模和不穩定性的上升，金融動盪增加；第二，投機活動量的增加造成匯率沒有穩定點或者基本走勢不能獨立於投機影響的狀態；第三，金融機構在外匯交易活動中的投機行為大大增加。與傳統銀行業務獲利性減少相聯系，投機活動量的增加使金融機構的外匯業務重點越來越傾向於貨幣投機，隨此重心的轉移，外匯市場的任何波動更有可能引起投機性的買進和賣出，使金融市場的波動更加復雜化。

『肆』 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是什麼有什麼重要的影響中國採取了什麼措施來緩解

經濟發展的目標是增加人均收入，減少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健康和教育狀況，擴大人民選擇機會，實現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軌。從 1960年代初以來的30年裡，東亞地區各經濟真實人均收入年均增長率達到4%-6%，是拉丁美洲和南亞的三倍左右，比次撒哈拉非洲快五倍。同時，生活在絕對貧困之中(每天消費不足1美元)的人口減少了一半，從7.2億人減少到3.5億人，預期壽命從1961年的56歲增加到1990年的71歲，東亞地區的幾個經濟已經從傳統農業社會轉變為新興工業化經濟。東亞經濟在上述指標上所取得的成就，使東亞經濟在近10來年成為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努力效法的發展典範。

然而，在1997年泰國突然爆發一場貨幣危機並發展成一個金融和經濟危機，而且，很快波及東亞的其他國家和地區，連一向被稱為是發展奇跡的亞洲四小龍也逃脫不了這場厄運。危機中，大多數東亞經濟的貨幣和資產價值跌落了30%-40%，遭受打擊最為嚴重的幾個經濟下跌得更為厲害。東亞地區的銀行和企業陷入空前的財務困境。泰國、印尼和韓國不得不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援助。到1998年，所有受到影響的經濟，包括金融和企業素質相對良好的新加坡和香港，都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衰退。

東亞金融危機來的突然，去的也迅速。到1999年發生危機的經濟，出口和GDP都已恢復正的增長，除政治上動盪不安的印尼外，一般用來作為投資者信心指標的股票市場指數也已恢復、甚至超過危機前的水平，似乎東亞經濟又已恢復了往日的勃勃生機。然而，東亞經濟增長的恢復是否可持續？類似的危機是否會再度爆發？我們應該從這場危機中吸取什麼經驗教訓？目前國內外學術界並無定論。要回答上述問題，我們必須先了解這場危機產生的原因。

一場危機所以能夠從一個經濟爆發並迅速傳染到其他經濟必然有其共同的外因。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內在不穩定性是主要的原因。這幾十年來由於信息和交通技術的進步，大大減少了交通、通訊的成本，全球經濟更為一體化。1985年到1994年間世界總的真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年均只有 3.2%，但是國際貿易增長率則為其兩倍，達到年均6.7%的水平。東亞經濟以外向型著稱，是國際貿易快速增長的主要受益者。在這段期間，國際金融的一體化比真實經濟的一體化更快，國際資本流動更為活躍，跨國的銀行貸款年均增長率為12%，外國直接投資年均增長率為14.3%。在這段期間，東亞私人資本凈流入1990年總計僅為191億美元，1996年就增長到1104億美元，增加了6倍，東亞經濟

也是國際金融一體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然而，國際金融市場具有內在不穩定性。

(1)資金的流動容易受到市場預期和信心的變化而出現急劇的逆轉。受到金融危機影響最大的泰、韓、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五國，1996年私人資本凈流入為729億美元，1997年凈流出為110億美元，相差達839億美元。這么巨大的資金流入、流出的逆轉為中小規模的東亞經濟所難於承受。

(2)信息技術的進步和金融市場的全球一體化使得國際資本的參與者能夠以"即時"的速度，十分迅捷地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大筆資金的跨國界流動，為國際投機資本的興風作浪提供了條件，加劇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而東亞各國在金融自由化的國際大趨勢下，對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和國際投機資金操作的危險性既缺乏警惕也缺乏監管的經驗。

(3)大的國際風險投資基金和投資銀行以20倍、30倍的高杠桿運作，其可動員的資金遠大於中小金融市場所可承受的規模，使中小金融市場的些微缺陷，即可受到少數幾家國際風險投資基金或投資銀行的狙擊而釀成大禍。國際上尚無制止和懲罰國際金融投機家聯合炒作的法律。

國際金融一體化和由此帶來的不穩定性的影響對任何東亞經濟都是一樣的。然而，東亞各經濟受到這場危機沖擊的嚴重程度明顯不同。泰國、印尼和韓國是遭受打擊最重的國家，不僅匯率急劇貶值，GDP大幅下降，而且，還出現支付危機，而不得不接受IMF等國際機構條件嚴苛的救援。馬來西亞在危機期間也經歷了劇烈的貨幣貶值、銀行危機和經濟蕭條，但是它並沒有被迫尋求國際援助來滿足短期支付的需要。新加坡貨幣貶值，但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1998年為 1.5%，菲律賓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1998年僅僅輕微下挫，為-0.5%。香港的真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1998年為-5.1%，但貨幣雖遭受了幾次投機資本的聯手狙擊，仍然維持住聯系匯率。我國的台灣省1997年經歷了一次15%的溫和的貨幣貶值，但是它的真實國內生產總值在危機期間一直保持正的增長，1998年達到4.8%。大陸則在危機期間不僅沒有貶值貨幣，而且，還保持了7.8%的增長速度，對東亞經濟的復甦作出了為世人所稱贊的貢獻。

根據國內外的研究發現，東亞經濟受到這場危機影響的嚴重程度和下述現象密切相關：

(1)貿易條件惡化和經常帳戶出現赤字的程度。從1995年第二季度開始，受到影響最大的東亞五國出口增長速度迅速下跌，到1996年，印尼經常帳戶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3%左右，韓國為5%左右，馬來西亞為6%左右，泰國為9%左右。而受到危機影響相對輕微的經濟，如新加坡、台灣和中國大陸，經常帳戶支付余額都比較充足。

(2)經濟增長對全球資本市場的依賴程度。遭受嚴重打擊的經濟，其增長更多地依賴外債來支持，而那些所受打擊相對輕微的經濟外債較少。

(3)短期債務對外匯儲備的比率。需要尋求國際援助的三個國家，不僅外債多，而且短期外債對外匯儲備的比率高，199年時泰、韓、印尼分別高達100%，203%，和176%，而其他經濟則在50%以下。

(4)受到影響大的經濟對金融部門的監管不適當，裙帶資本主義盛行。

(5)受影響大的經濟，其企業的自有資金少，發展依靠高水平杠桿融資來維持，1996年泰、韓、印尼企業的債權對股權之比分別為185%，325%，和183%，其他經濟一般在100%以下。

(6)受影響較大的經濟其房地產和股市的泡沫也較大。

然而，仔細研究，上述現象其實和經濟危機本身一樣都是"果"而非危機產生的"因"。危機前東亞經濟上述不同的表現其實是它們不同的發展戰略選擇的結果。遭受危機嚴重打擊的國家像韓國、印尼等，一般都追求趕超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以此作為經濟增長的基礎。而這種產業

不符合它們自身經濟上的比較優勢，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沒有自生能力。為了發展這些產業，政府除了提供稅收減免之類的優惠外，還經常利用行政權力壓低銀行利率，並干預銀行資金的分配。能得到這些便宜資金的一般是和政府關系較好的企業，於是裙帶資本主義的出現也就不可避免。由於這種產業不符合經濟上的比較優勢，在政府的扶持下雖然能夠把它們建立起來，但和發達國家的同類企業的競爭力差，因此，外貿容易有赤字。而且，企業在競爭性的國內和國外市場的獲利能力低，企業生產的擴大和升級只能更多地靠借貸，企業杠桿融資的水平必然高。開始時這些企業主要向國內銀行借款，國內銀行的資金規模有限，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越來就越依賴國外的借款來支撐。外國直接投資一般都傾向於利用當地的市場和比較優勢，因此，要優先發展的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一般只能使用借款，特別是自由度比較大的國際短期資本，導致了短期外債對外匯儲備的比例高。為了吸引外資的流入，不得不實現金融市場自由化，放寬金融監管，大量外國短期資本於是流入房地產和證券市場，形成金融泡沫。

相反，受影響較小的台灣和香港它們的外債余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不高，外匯儲備很大，短期債務對外匯儲備的比率相當低，關鍵就在它們的產業發展更好地遵循了它們的比較優勢。因此，外貿競爭力強，貿易盈餘更多，有更多的外匯儲備。它們的企業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也更有盈利能力。當它們的企業進行規模擴張和技術升級的時候，它們的項目融資能夠更多地依賴自身的利潤積累，更少地依賴外部資金來源。因此，它們的企業杠桿融資水平很低，整個經濟的外債負擔少，不需要大量依賴外債，可以從容地進行金融監管。新加坡的發展則更多地依賴外國直接投資，外國投資者也是按新加坡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因此，外貿盈餘多，外匯儲備豐富，短期外債少，國際投機資本不易找到沖擊的突破口。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後發展起來的、最有活力的民營和合資企?t大多是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外貿競爭力強，因此，大陸的外匯儲備多，短期外債少，而且，大陸的資本帳戶還沒開放，貨幣不可自由兌換，國際金融投機家無法對人民幣進行狙擊。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和金融的一體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趨利避害的一個關鍵是按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發展經濟。在東亞的這場危機中明顯地表現出來，按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的國家和地區各項經濟指標都好，國際投機資本難於找到可以狙擊的機會，被波及時受到的不利影響也較小；反之，不按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各項經濟指標都差，經濟的體質弱，容易遭受國際投機資本的狙擊。目前東亞經濟恢復的勢頭能否持續，類似的危機在未來是否還會再發生，很大的程度決定於背離比較優勢發展的那幾個經濟，是否能將其發展的戰略轉變過來並做出相應的政府職能和宏觀政策的改革。另外，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大量資金可以迅速跨國流動，風險投資基金和投資銀行可以高杠桿運作，這些條件給國際金融投機資本的炒作提供了機會。當發生金融大鱷的狙擊時，任何一個中小經濟都很難承受得了這種沖擊。因此，有必要建立區域性的貨幣合作，減低國際金融市場內生不穩定性對中小規模經濟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

『伍』 世界經濟復甦勢頭不穩的表現有哪些

一、世界經濟復甦很不均衡。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增長強勁，中國經濟增長預計達10%；而主要發達國家中，美國雖然保持了復甦勢頭，但近10%的失業率居高不下；日本在中國等新興市場需求的拉動下，出口增長，推動了經濟復甦，但其財政赤字高企，債務規模接近 GDP的200%；歐元區經濟總體上保持上行態勢，但受到希臘等多國主權債務危機的拖累，經濟復甦和調整舉步維艱。總的看來，發達經濟體普遍面臨後危機時期的結構調整，很難快速實現穩定的增長。由於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份量，其經濟恢復狀況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整個世界經濟的恢復。
二、世界經濟復甦基礎仍較脆弱。發達國家普遍面臨高財政赤字風險，這可能成為影響世界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因素。從歐洲到美國，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都呈現加劇的狀況，一旦主權債務危機爆發，金融市場將大幅震盪，拖累經濟的恢復性增長。相繼發生的冰島、西班牙、希臘和迪拜債務危機，就對世界經濟的恢復帶來很大沖擊。（希臘債務危機： 09年10月希臘政府突然宣布，政府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分別達到12.7%和113%，遠超歐盟對其成員規定的3%和60%的上限。鑒於希臘政府財政狀況顯著惡化，全球信用評級機構相繼調低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引發希臘債務危機。迪拜債務危機： 09年11月，迪拜財政部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房地產分支棕櫚島集團將推遲償付數十億美元的債務，以便進行債務重組。據《紐約時報》估算，迪拜世界公司的對外債務高達590億美元，占迪拜總債務的74%。被此次迪拜債務危機深套其中的債權人包括匯豐控股、蘇格蘭皇家銀行等全球多家知名大銀行。）不僅如此，作為危機源頭的美國金融業，其盈利前景仍存在很大變數。如身陷「欺詐門」的華爾街金融巨頭高盛集團，被美證券交易委員會指控涉嫌在銷售次級抵押貸款支援類證券的金融衍生品時存在欺詐行為。訊息傳出，由於高盛集團將面臨司法調查，其聲譽損失對業務產生的影響難以估計，引發全球金融市場不同程度動盪。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方興未艾，但引發危機的結構性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全球性經濟危機的爆發，說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乃大勢所趨，構建國際金融新秩序至關重要。危機後，主要國家和集團相繼召開峰會，就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和金融監管達成廣泛共識。由於當今兩大國際金融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源於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反映的是當時以歐美為主導的世界經濟格局。數十年過去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分量越來越重，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兩大機構中的發言權勢在必行。在匹茲堡金融峰會上，與會國代表一致同意將基金組織和世行份額向發展中國家分別轉移5％和3％。在基金組織和世行會議上，也決定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3.13個百分點的投票權重。世行這一改革進展，使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投票權整體超過47%。

『陸』 全球金融危機的原因和影響

我知道哈。。。
2008年金融危機成因

【摘 要】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經濟失衡會導致國際資本在全球范圍內重新配置。從某種意義上說,國際經濟失衡和國際貨幣體系缺陷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前提條件,而國際游資的攻擊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實現條件。從目前國際形勢和中國國內形勢來看,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已經具備,因而防範國際游資攻擊是制定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
【關鍵詞】金融危機 國際經濟 國際貨幣體系 國際游資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後,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 [1 ] 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後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 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於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 世紀末的20 年裡,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 年歐洲金融危機,源於德國統一後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後,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後,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後,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麼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 [ 2 ] 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於雙重製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鬆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並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盪。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盪,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於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 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 ] 。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採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麼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盪乃至金融危機。由於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盪,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於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 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 :20 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於70 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於60 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後凈賺15 億美元[4 ] 。在1994 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佔70 %～80 % ,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後的40 多天內,外資撤走100 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 ] 。1997 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並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 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 世紀80 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 萬億美元,到1997 年底增加到7. 2 萬億美元,相當於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 %。2006 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 43 萬億美元,比1996 年末增長約6 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 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 ,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 、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並購型等) 、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徵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徵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麼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 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 。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誇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後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誇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後,國際直接投資( FDI) 為什麼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後,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 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 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後、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徵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為了振興經濟採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 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 年2 月利差曾達到3 % ,境外資本流入後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 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 47 % ,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 %的話,那麼國際游資的回報就接近13 %。如果國際游資不是採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 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於30 % ,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 7 %。
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外游資在中國投資的高額回報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2007年究竟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我國,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計算。採用簡單的計算,以外匯儲備的增加值減去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2007 年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的國際游資近800 億美元。800 億美元國際游資流入完全可以解釋流動性過剩、房市與股市的泡沫和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等現象。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國際游資就不會抽走。人民幣升值預期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實體經濟還在持續增長,表現為我國國際貿易順差還存在,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還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國際游資現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繼續抬高我國的非貿易品價格,並在適當時機抽逃,在羊群效應下引爆中國金融危機,之後國際資本再回來收購中國優質資本。
中國要能夠有效地預防上述攻擊性金融危機,首先必須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發展,快速壓縮樓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國際游資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套住國際游資有兩種思路:一是由國際游資短期內獲得暴利向長期內正常利潤轉變,降低使用外資的成本,讓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二是構建長期的心理預期,使外資留在中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保持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三是有計劃地減持我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減少以國債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有形資產,實現外匯的保值和增值,並用外匯儲備調控國際經濟,使之有利於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後,加強跨境資本的管制,積極干預和監管短期國際游資的.

辛苦我了 。。。多多給分.

『柒』 最近國際金融市場很不穩定，還合不合適做現貨黃金呢

• 樓主你好，市場不穩定，建議新手多觀望和老手多交流。

• 黃金市場中並非天天都有機會賺錢，行情有明朗和不明朗之分，操作就有可做和不可做之別。只有當走勢有明確的趨勢時方可動作，不要在不明朗的時候強行入市。
  

• 從總體上講，黃金市場操作最好是以順勢操作為佳，就是在上升的趨勢中逢低買進，在下跌的趨勢中逢高拋出。如果想做反轉勢那就必須是原走勢從形態、比例和周期這三方面同時到達一個關鍵的反轉點上，並以設好止損為前提的情況下，方可入市操作。
  具體落實到實際操作中，何為低、何為高這就要涉及到具體的技術分析的運用了，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方法：
  1、見位做單，破位止損：
  如上所述，在上升的趨勢中，等待價格回調到重要的支撐位上買進，有效破位後止損。短線可在上升通道的上軌賣出平倉(但輕易不開新倉賣空)；在下跌的趨勢中等待價格反彈到重要的壓力位上拋空，有效破位止損。同樣，在下降通道的下軌處買進平倉(決不開新倉搶反彈)。
  2、破位做單：
  當價格漲破一個重要的壓力位時順勢買進，回破位止損。當股價跌破一個重要的支撐位時順勢拋空，回破位止損。
  3、重要反轉點方可做逆市單
  在大的波浪形態、比例、周期同時運行到某一反轉點時，方可做逆市單，而且必須是輕倉，止損可放大一些，但不能沒有止損。

• 以上幾種做法無論你採取哪一種，都需要耐心等待那個最佳入市點的到來，如果時機把握不好，經常是看對了大勢卻賠了錢。因為市場的價格波動不是一條直線，任何趨勢都是在震盪中運行出來的，沒有選擇好入市時機將使你飽受市場的震盪之苦。

•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好的機會有時是尋找出來的，但更多的是忍耐出來的，投機市場中要耐得住寂寞。

『捌』 世界經濟形勢很不穩定國際經濟市場需求減弱我們該如何推動適應世界經濟形勢

1、積極推動區域合作

為適應經濟全球化和減少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要重視推動和參與區域性經濟合作，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程，要有具體的步驟和方案。也需重視與歐盟的經濟交往與合作。

合作的領域與范圍，除了經濟貿易金融還應擴大到科技、文教等領域。要重視與發展中國家的區域性集團合作，也要加強與發達國家區域性集團的合作，當然也應加強雙邊的合作。

2、正確評估外貿作用

當前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佔GDP的40%，出口額佔GDP的24%，前者表明中國對外依存度和開放程度很大，後者表明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有較大的比例。但是，我們要清醒認識到，中國不是出口導向型國家，中國的市場主要在國內。

因此，不要被上述統計數字所迷惑或產生誤導，在確定對外經濟發展戰略時，不應過分強調外貿依存度和出口貢獻率。

2002年10月底中國外匯儲備高達2655億美元，因此迫切需要對外匯儲備的職能和作用再作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對中國來說究竟多少外匯儲備為最佳水平？外匯儲備並不是愈多愈好。外匯儲備主要由外貿順差和外資凈流入組成，外貿順差形成的外匯儲備是我們用商品和勞務換來的。因此如何發揮外匯儲備的有效性是一個緊迫的問題。

此外，對外匯儲備的各種不同傾向的金融資產擺布、保管存放，也即安全性、保值性、流動性都需結合國內外實際作深入認真的探討。

3、推動人民幣可兌換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和經濟金融改革的深化發展，對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迫切性、緊迫感加大。但是一定要把握循序漸進的戰略方針，努力創造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條件。

比如，要有較強的國民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要建立和健全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和政策；要健全金融體系和金融監管體系；要有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和充裕的外匯儲備；要有具備自主競爭力的現代化企業體系；要有合理科學的匯率機制和匯率水平等等。

根據國際上開放資本項目的經驗教訓，結合中國經常項目下可兌換的成功經驗，可採取積極穩妥、先易後難、寬入嚴出的方針。

首先是實現資本項目下有條件的可兌換，在此基礎上再實現資本項目下的完全可兌換。即使實現了完全可兌換，在必要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實行必要的資本管制。從總體來看，外匯管制應逐步放開，加強和完善外匯監管，以監管逐步取代管制。

當前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合理，機制是否健全和完善，如何逐步實現匯率市場化，真正實現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都應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4、繼續實行「雙松」政策

鑒於全球經濟處於疲軟時期，我們應繼續不動搖地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通過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內需、增加就業，保持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加快經濟增長的步伐。

淡出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可取，應繼續完善和加大債券發行的力度，特別是增加企業債券的發行，充分發展和完善債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積極作用。要繼續保持低利率政策，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加大商業銀行的信貸力度。

發展商業票據、銀行票據貼現，發展和完善貨幣市場。正確估價財富效應的作用，進一步規范資本市場，遵循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積極穩妥全面全方位地開放金融市場。

(8)國際金融市場在哪裡就不穩定擴展閱讀

經濟形勢判斷

中國經濟的熱點問題，離不開國際金融危機這個大背景。我們先從這次國際金融風暴給我們的經驗和教訓談起。早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時候，我們就得到一個很重要的經驗教訓：必須加快銀行不良資產的剝離，必須加快中國商業銀行的體制改革。

正因為有了這個工作取得的成績，所以在這次國際金融風暴中，我們金融業受的沖擊是比較小的。所以，現在回想起來，1997年以後我們剝離銀行的不良資產和加快商業銀行的改造是有積極意義的。

那麼，這一次國際金融風暴給我們什麼樣的經驗教訓呢？首要一個就是必須加強金融監管。這是大家都公認的。

『玖』 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有哪些

主要有五大風險：
美國不確定性風險——美國經濟金融的影響力使其前景格外引起關注，並將影響
國際金融市場較大的波動，尤其是美元資產的縮水，可能導致全球交易、結算和儲備系統的大調整，不利於金融穩定突出；而從國內看，美元貶值由於經濟恢復和結構性均衡，但不利於經濟信心維持。美元波動將會引起恐慌性反應，金融市場價格波動將會加大，進而不利於全球經濟復甦和穩定。而從當前形勢看，美國經濟前景難以確定，經濟政策和理念的變化將是美國經濟難以預測的重要因素，而經濟政策抉擇時機與理念的變化，將可能使美國經濟最終出現實質的變化，甚至惡化。

金價上漲恐慌性風險——從目前趨勢看，國際金價面臨進一步上揚的空間，甚至預測金價將可能達到350美元的水平，國際政治與軍事矛盾潛在惡化的可能以及突發事件的難以預測都將是金價上漲的依託；尤其是美國經濟不確定和美元超值風險都將是金價上揚的推力與依據，從而對市場心理恐慌具有重要影響，形成進一步刺激金價的重要因素。

油價不定性風險——從石油價格水平趨勢看，產油國與消費國之間的摩擦以及國際政治軍事爭端的連續不斷，都是油價不確定的因素；尤其是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以及全球經濟復甦的需要，油價可駕馭更為艱難，可能成為全球經濟發展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的不確定因素，並將對主要貨幣國的經濟環境具有負面影響與打壓，歐元區更為突出，歐元區通貨膨脹再度上升的壓力依然較大，並將直接加大匯率信心心理的波動與調整；而對於美國而言，在經濟不確定中經濟風險有所上升的形勢下，油價的上漲也將使美國經濟政策難以駕馭。油價再上30美元的水平不僅具有可能，而且也將是再度沖擊經濟金融政策的調整與變化的重要因素，對利率、匯率和股價等宏觀和微觀經濟波動與難以駕馭影響將更為直接。

利率差異波動性風險——全球利率水平的差異與不同步將是未來匯率水平和投資組合波動與調整的關鍵因素，利率調控的駕馭將直接影響和左右資金流動趨勢、方向與結構的變化，對美元的減弱、對歐元的傾斜以及對日元的難以定奪將使匯率和股價水平加大波動幅度，波動區間將難以預測且超出預期。尤為值得關注美聯儲關於改變永久性貼現率結構的建議，主旨是改變以往聯邦基金利率高於貼現率的狀況，使貼現率高於聯邦基金利率，以刺激存款機構、聯邦儲備體系在美國經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最終穩定經濟。美聯儲這項可能實施的改革將會對美國金融市場，尤其是美國經濟產生重要影響，並對匯率具有直接牽動；而當前美聯儲利率調整的時機抉擇對匯率的影響至關重要。而利差將形成國際資本流動格局的較大調整與變化。

金融格局潛在調整風險——隨著美歐日三種主導貨幣匯率的價格變化，尤其是歐元上升的加快，美元的國際主導地位將面臨提前的挑戰與修正。國際資本流動向歐元區間的加大，可能將導致資產信心和份額的調整，而目前美元貶值趨勢對與美元相掛鉤的機制沖擊將會加大，美元與歐元雙匯率機制將可能成為新的選擇與更新。從中長期看，美歐金融均衡性將會逐漸顯現，對美元沖擊明顯，對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具有影響與沖擊，但對金融均衡與風險規避十分有益，有利於國際金融公平、合理氛圍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