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需要哪些扶貧減貧的國際支持

① 美國脫貧需要什麼樣的國際支持有何國際合作建議

作為這個地球上的唯一一個超級大國，美利堅合眾國（美國）國內問題矛盾非常突出，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了，必須大膽的改革了，如果改革有成果可以實現的話，短期內不能讓中國追趕上來。

② 英國政府撥款7億英鎊支持因疫情而耽誤的學校教育，主要哪些方面需要支持

我們已經了解到，英國政府他已經播了許多的錢款，然後一些被疫情所耽誤的學校，他們的教育有一個能夠挽回的這樣的狀態。那麼對於這樣的一些情況，其實我們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對於這樣的一些教育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每一個國家都十分注重自己國家的一些教育方面的問題，因為這樣會影響到他們國家一些發展的層面，所以對於這樣的一些問題來說，大家都覺得這樣的一些教育的確是應該獲得一些方面的支持的，不然的話會對於這樣一些教育有著非常嚴重的影響。那麼對於這樣的一些方面，應該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識呢？

所以對於這樣的一些情況來說，大家一定要特別的注意，不然的話很有可能會讓這樣一些情況成為影響這些學生，他們成為一些比較優秀的人才的枷鎖。只有通過這樣的一些方面的知識，才能夠讓這樣的一些學生，他們面臨著自己的問題的時候，能有充分的思考的能力。因為對於他們自己來說，只有這樣的一些大趨勢和大前提影響著他們，他們才會在這一方面有著深刻的見解。

③ 扶貧的方式路徑有幾種

第一，因地制宜地發展種植業、養殖業和加工業，合理地開發礦業,有計劃地進行能源建設,發展交通運輸業。

第二，發展橫向經濟聯合，把貧困地區開發和發達地區發展結合起來，引進信息、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

第三，組織發達地區和城市的工商企業、科研單位和中等專業學校、高等院校等與貧困地區建立長期聯系，開展對口支援；組織能工巧匠和技術力量幫助貧困地區培訓科技人才。

第四，國家在資金、稅收等方面採取特殊的優惠政策。分別情況減免一定的稅收，資金適當集中，統籌安排，配套使用。

(3)英國需要哪些扶貧減貧的國際支持擴展閱讀：

扶貧是保護貧困戶的合法權益，取消貧困負擔。政府幫助貧困地區加大人才開發、完善農民工人才市場。臨時工基本待遇，建立發展工農業企業、促進生產擺脫貧困的一種社會工作，對貧困農村實施規劃，旨在幫扶改善貧困戶生活生存條件和扶助貧困地區發展生產，改變窮困面貌。

截至2015年底，我國還有5630萬農村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83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縣（以下統稱貧困縣）和12.8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多數西部省份的貧困發生率在10%以上，民族8省區貧困發生率達12.1%。

扶貧意義：

中國由於歷史的和自然的原因，各地區之間和地區內部的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東部和中、西部經濟技術水平有很大差別，特別是貧困地區的生產力發展十分緩慢。採取積極扶持措施，幫助貧困地區和貧困戶致富，加快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對加強社會安定團結，加速社會主義建設。

正確處理民族關系，發揚革命傳統，鞏固國防都有重要的作用。扶貧在構架和諧社會，增進城鄉居民親情等方面的作用和意義更為突出。

許多貧困地區的地下礦產資源和地表生物資源都比較豐富，有些還是國家經濟建設重要的急需的資源，有計劃地開發這些地方的經濟，可以帶動社區的發展；從全國整體考慮，開發這些地區可為將來國家經濟建設戰略重點轉移，有計劃地大規模地建設大西北、大西南打下基礎。

④ 英國扶貧減貧所需面對的困難

沒有什麼困難。英國是福利制度。從國家稅收里大部分的金額都用在了低收入人群的福利發放上。一大堆成天不上班的健康人在家裡坐等政府的錢吃吃喝喝。2020年三月疫情到現在，有工作的在職人員，如果公司沒有讓他們上班，他們的收入沒有達到之前全職/兼職工資水平，政府發放80%的原有工資，已經發放一年了。

⑤ 為什麼英國女王沒有聚焦「解決深度貧困地區脫貧問題」

人家英國是發達國家，福利待遇高貧困人口少
而且解決貧困需要政府大量投入，那幫資本家只是偶爾搞慈善

⑥ 英國主動與中國達成抗疫合作，我國對英國做出了哪些救濟措施

由於英國宣布發現了新冠病毒的變異，使得新冠的傳播力度一下子增長了七成，英國政府也採取到了四級鳳城的措施。到12月24日，英國官方又宣布，第二次發現來自南非的新冠病毒變異，截止發文日期，已經確診了兩個感染病例。在短短不到一周的時間里，接連發布兩款變異病毒，使得用過瞬間稱為了全球各國警惕的對象，已經有五十多個國家地區選擇和英國保持距離，對英國的航班和旅客進行了限制。

根據英國駐華大使透漏的消息，中英雙方已經共同啟動了一個新的合作方案。這樣可以提升各大機構對大流行病毒的預防和管控能力，也可以為推廣疫苗和新的治療方案提供一些資金支持。目前已經有了一項中英合作的研究成果，就是倫敦希思羅機場目前採用的30分鍾新冠肺炎快速檢測法。中英國家的合作才能更好的抗擊疫情。

⑦ 對國際發展援助和中國對外援助比較有興趣，請提供些參考專著或論文信息資料。謝謝。

多國減停對華援助將對中國經濟社會影響難料
紐西蘭對華發展援助簡況

2010-06-24 14:34 文章來源：國際司
文章類型：原創 內容分類：其它

中新發展合作始於1989年，主要以技術合作為主，最初形式是直接向有關項目單位提供無償援助。1990年，新政府與我國政府建立了全面的技術合作關系。1997年,在中新技術合作框架協議下，進一步明確了中新發展合作以扶貧，技術轉讓和政策交流領域的合作為主。截止2010年4月，新方對華無償援助累計約2610萬新元（約1880萬美元）。
澳大利亞對華發展援助簡況

2010-06-24 14:32 文章來源：國際司
文章類型：原創 內容分類：其它

中澳發展合作是中澳雙邊經貿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1981年10月，中澳兩國政府簽署了《中澳技術合作促進發展計劃協定》。迄今，澳大利亞國際發展署（Ausaid）共向我提供6.2億澳元（約合4.7億美元）援助，已完成合作項目127個，正在執行9個項目。合作項目涉及農、林、牧、能源、交通、紡織、教育、衛生、城市規劃、環境保護、綜合扶貧、體制改革、能力建設、農村發展等領域。

中澳發展合作目前主要包括政府治理、環境發展、艾滋病防治等3個領域。2004年，澳向我提供2100萬澳元，用於政府管理項目合作。從2007年開始，澳向我提供5000萬澳元，用於5年的合作，重點支持衛生與艾滋病防治（2500萬澳元）和環境發展（2500萬澳元）兩個領域。此外，澳發署利用援助資金，支持與我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合作與交流。

丹麥對華無償援助簡況

2010-06-24 14:30 文章來源：國際司
文章類型：原創 內容分類：其它

2005年12月21日，中丹兩國政府簽署了發展合作協定，標志著中止多年的兩國間雙邊發展合作的重新啟動。2006年初，丹麥政府在駐華使館專門設立了發展合作處，旨在通過發展合作，促進其企業在中國的投資與合作。根據丹麥政府制定的對華發展援助戰略框架，2004-2008年度向中國政府提供3億丹麥克朗（約5000萬美元）的無償援助，用於支持中國環境領域的發展，重點是在風能開發利用、生物質能和清潔發展機制等方面開展合作。
荷蘭對華無償援助簡況

2010-06-24 14:25 文章來源：國際司
文章類型：原創 內容分類：其它

1986年，荷蘭政府開始向我國提供無償援助。1996年，兩國政府簽署了《中荷關於發展合作的諒解備忘錄》。截至2008年底，荷方共對華提供約1.64億美元的無償援助，共開展57個合作項目，支持在環境保護、法律合作、私營部門發展以及藏文化保護等領域的合作。
歐盟對華無償援助簡況

2010-06-24 14:23 文章來源：歐盟
文章類型：原創 內容分類：其它

歐盟於1984年開始向我國提供財政技術援助。1995年以前，歐盟對華提供的發展援助以扶貧為主，主要集中在農業和農村發展領域。1995年以後，歐盟調整了對華政策及對華發展援助政策，擴大了對華援助的領域。

截至2010年6月，中歐發展合作項下共支持了75個項目，累計援助金額約7.3億歐元。其中已完成項目58個，累計金額約4.8億歐元；正在執行的項目17個，累計金額約2.5億歐元。雙方合作項目涉及經濟與社會改革、貿易、司法、政府治理、農業、環保、能源、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障等眾多領域。

歐盟自2002年起在發展援助項下開始制定《國別戰略文件》（簡稱CSP）。歐盟對中國的第一個《國別戰略文件》涵蓋2002-2006年度，將「支持中國的經濟與社會改革、促進可持續發展與環境保護、完善政府管理與法制」作為中歐發展合作的三大優先領域。根據該文件，歐盟在2002-2006年度的5年間，共向我提供約2.5億歐元的無償援助，涉及12個項目，目前大部分項目都已開始執行。

目前，歐盟正在執行第二個對華《國別戰略文件》，涵蓋2007-2013年度。該文件分兩期《國別指導性計劃》（簡稱MIP）實施。第一期MIP涵蓋2007-2010年，資金總額約1.28億歐元，計劃開展11個項目。目前大部分項目已經簽署財政協議或已進入實施階段，仍有少量項目在設計過程中。歐方正就第二期國別指導性計劃（2011-2013年度）徵求各方意見，預計年內將正式出台。

義大利對華無償援助簡況

2010-06-24 14:22 文章來源：國際司
文章類型：原創 內容分類：其它

中意發展發展合作始於1981年，截止2010年3月，意方共向我提供約2.11億美元的贈款。其中，已執行完畢項目36個，執行中項目12個，合作項目涉及公共衛生、綜合扶貧、文物保護以及殘疾人權益保護等。自1999年起，雙方恢復了發展合作年會制度。
瑞典對華無償援助簡況

2010-06-24 14:20 文章來源：國際司
文章類型：原創 內容分類：其它

瑞典國際開發署（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簡稱SIDA）是政府機構，成立於1995年，其職能是規劃管理並組織實施瑞典同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以及中東歐國家和地區的雙邊及多邊發展合作。

自1985年開始，瑞典政府通過雙邊渠道共向我提供了約合6400萬美元的無償技術援助。2005年以前，我與瑞方的合作屬鬆散型合作，政府間不簽署任何文件。2005年後，雙方開始簽署項目換文。截至2010年6月，已簽署項目換文並已完成項目18個，正在執行的項目10個，合作總金額約1209萬美元。雙方合作項目涉及環境保護、性別平等和人力資源開發等領域，合作方式主要有專家互訪、聯合研究和培訓考察。

近期，瑞典政府修改了對華技術合作《國別戰略》，明確了未來合作將以「合作夥伴關系」的形式進行，主要合作領域為公民社會、環境和氣候變化以及性別平等。
多雙邊無償援助國別介紹

2008-06-03 16:32 文章來源：重慶市對外貿易經濟委員會網站
文章類型：轉載 內容分類：調研

1、澳大利亞
中澳發展合作是中澳經貿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1981年10月，中澳簽署了《中澳技術合作促進發展計劃協定》，澳方開始對華提供發展援助。迄今，中澳已完成126個合作項目，澳方提供無償援助3億美元；正在執行的合作項目10個，澳方提供無償援助約7000萬美元。合作項目涉及農、林、牧、能源、交通、紡織、教育、衛生、城市規劃、環境保護、綜合扶貧、體制改革、能力建設、農村發展等領域。
澳政府將在2010年前，每年對外援助規模從目前的20億澳元提高到40億澳元，對中國的援助穩中有降。
2006-2007年度澳方將繼續提供3800萬澳元的援助。主要包括：政府治理，環境水資源管理，艾滋病及其他傳染病防治等三個重點領域。此外，澳發署的對華援助特別支持與我國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合作與交流。
2006年——2010年新方案中明確提出今後的對華發展合作將主要以經驗和政策交流為主，不再提供資金和硬體援助。
中澳發展合作新方案的基調為確定為：「適應變化中夥伴關系的新戰略」（ A NEW STRATEGY FOR A CHANGING RELATIONSHIP）。如果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配合中央制定的「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崛起」，建立和諧社會等戰略，圍繞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在綜合扶貧開發，平衡地區發展，加強公共衛生系統特別是重大疾病綜合防治、促進生態資源保護和環境可持續發展、能源節約和新能源開發利用、人力資源開發、提高執政能力、建立健全法律和社會保障體系、促進私營部門發展等領域運作項目建議書，澳方認可的幾率較高。
另外，在促進區域合作、和平與安全、貿易投資促進、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都存在著較大的合作潛力與空間。
地方試點與中央決策相結合是未來的合作模式。
中澳合作還有兩個傳統的特色領域：獎學金項目（ADS）和扶貧小項目（SAS）。澳每年向我提供24為發展領域的獎學金名額，重點是中西部省份和與發展合作重點領域密切相關的中央部委和機構。澳扶貧小項目（SAS）廣為人知，援助對象主要是中澳重點領域無法覆蓋的少數民族地區、革命老區、特困山區和嚴重災區。原則上5年內不在同一地區重復支持。

2、加拿大
中加合作始於1982年。20多年來，雙方進行的合作涉及農業、林業、能源、交通、教育、通訊、環保、人才開發、體制改革和扶貧等眾多領域，項目總數110個，已完成84個。對華援助總金額約7.6億加元.(6億美元).
加拿大對華」國別發展規劃框架(CDPF_COUNTRY DEVELOPMENT PROGRAMMING FRAMEWORK)和2005年5月加政府公布的國際政策(CANDA』S INTERNATIONAL POLICY STATEMENT)已成為中加發展合作指南.新國際政策包括外交、國防、商務和發展四個部分。關於發展部分，新政策明確指出到2010年，CIDA至少將其三分之二的雙邊援助集中用於25個國家（人均GDP低於1000美元），環境可持續性（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和政府治理（governance）作為今後中加發展合作的兩個重點領域。也逐漸向政策和立法等高層次發展。
3、丹麥（丹發署 DANIDA）
1989年停止，2005年恢復對華援助。根據2004-2008年對華發展援助戰略框架，丹麥政府將在未來四年內，向中國政府提供3億丹麥克郎（約4000萬歐元）的無償援助，用於支持中國環境領域的發展，重點是在風能開發利用，生物質能和清潔發展機制等方面開展合作。目前，合作主要集中在國家層面，各部委作為中方的執行機構。
4、歐盟
1984年開始對我財政技術援助。1995年以前，歐盟對華提供的發展援助以扶貧為主。主要集中在農業領域。1995年以後，調整了對華政策及對華發展援助政策，擴大了歐盟對華援助的領域。
迄今，發展項下支持了60個項目，累計金額6億歐元。涉及農業，環保，能源，教育，衛生，貿易，司法和政府治理等眾多領域。
中歐雙方將加強在發展合作領域的合作，優先領域仍為「支持中國的經濟與社會改革，促進可持續發展與環境保護，完善政府管理與法制」。
管理模式為：集中管理（CENTRALIZED） 和分權管理（DECENTRALIZED）。集中管理項目又分兩類， 一類由歐盟總部或委託其駐北京使團直接負責，中方對項目實施的參與僅限於政策咨詢，而不負責項目的具體執行和管理；另一類集中管理項目， 由歐方牽頭成立項目的指導委員會，中方（商務部）作為主席單位共同參與項目的管理，項目的主要參與方作為觀察員參加項目的指導委員會。在分權管理模式下，中方（商務部）將與項目的牽頭實施單位共同成立項目指導委員會，歐方將作為有發言權的觀察員參與指導委員會。在項目實施上，中方將牽頭實施部門將成立項目的執行辦公室（project task force –PTF）任命全職的項目主任，歐方將不再派遣歐方項目主任，只派歐方長期專家組長，負責協助項目主任工作，為項目活動開展提供咨詢服務。
5、德國
1982年，德國開始對華提供無償。2006年，兩國關系合作優先支持下列領域：
中國西部城市綜合管理與可持續發展；區域可持續發展；環境政策合作；能源利用效率；企業社會責任；可再生能源——生物質能優化利用。根據兩國發展戰略政策對話，未來兩國技術合作的重點領域：經濟體制改革，法律合作，金融系統發展及就業促進；環境政策；自然資源管理；能源及城市發展；環境友好的交通系統。
目前合作特點：1）合作領域相對集中（今後的合作將主要集中在環境政策咨詢、經濟體制改革與法律合作、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新能源開發利用、城市可持續發展等方面）2）資金規模逐年減少3）合作形式呈多元化趨勢。4）硬體援助比例減少（主要以人員培訓，專家咨詢等形式合作，硬體比例已不足15%，中方也得不到現金援助）；5）項目越來越大，層次越來越高。（由單個項目project轉為框架項目programme，項目主要在國家層面實施，個別項目在所選擇的示範省份執行）。
6、義大利
1981年開始與我國進行「三年一期」的雙邊發展合作，義大利外交部發展總司代表意政府負責向我提供無償援助，主要用於急救醫學，農業開發，基礎衛生和教育，文物保護，人力資源開發等領域。2005年年會上，意方表示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將仍為重點援助國家。雙方商定公共衛生、綜合扶貧、文化保護、環境保護及殘疾人權益保護等為兩國發展合作的優先領域。並繼續提供獎學金，用於支持中國學生赴意留學及開展形式多樣的短期培訓。
7、日本
日本政府對華官方發展援助ODA分為無償援助、日元貸款和技術合作三大部分，分別由商務部、財政部、科技部主管。其中，無償援助包括：一般無償援助、小規模無償援助、文化無償援助、緊急無償援助等。從1981年到2006年6月，我部接受無償援助總額約1384億日元（約12.6億美元）,執行各類項目139個,設計衛生，環保、教育、農業、扶貧等多個領域。2005年3月, 日方向我正式通報計劃於2008年與日元貸款一起終止大規模對華無償援助，但可探討繼續提供小規模無償援助、開展文化、環境和人才培訓領域的相關合作活動。2006年3月，日方向我通報，今後日本對華無償援助將集中在環境保護與傳染病防治、增進兩國交流與促進相互理解兩個方面。
8、韓國
2001年正式中韓合作。韓國國際協力團中國事務所Kore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KOICA) 負責韓國對外發展合作。
合作領域：林業；人力資源開發，能力建設。
9、荷蘭
1986年，荷蘭政府開始向我國提供無償援助。2006年，荷蘭政府計劃提供1450萬歐元，支持在環境保護、法律合作、私營部門發展以及藏文化保護等領域的合作。
PSOM項目： 2003年12月，中荷兩國政府簽署了「新興市場促進」PSOM項目諒解備忘錄，荷蘭政府每年提供200萬歐元無償援助，用於支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並鼓勵中荷私營部門間的投資與貿易發展。PSOM項目優先選擇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實施，通過增加當地就業、轉移技術、與當地中小企業合作等，最終為消除貧困做貢獻。中國每年可有4個項目獲PSOM預算支持，平均每個項目預算約為50萬歐元，項目執行期2年。領域：農業；能源和環境；交通和基礎設施；水資源。詳情：www.evd.nl/psom
中國亞洲協作（AF）：旨在通過科學技術合作，知識轉讓和交流，並開展教育培訓活動，以加強中荷雙邊關系。該項目重點內容為人力資源開發。
項目對荷蘭及中國學術機構提出的合作意向提供支持。通過建立合作項目開展培訓、技術合作及經濟和社會發展等方面的合作。合作將至少包括一個中國和荷蘭的與經濟或社會相關的機構。鼓勵私營部門的參與。年度資金總預算210萬歐元。對每個項目的最大投入至多45萬歐元，不超過項目總投入的80%。執行期2年。重點領域：私營部門發展、能源、水管理、農業、衛生；環境；完善政府管理。詳情：www.evd.nl/af
10、紐西蘭
中新合作始於1989年，合作領域以小規模扶貧項目為主，正在探索在政策交流、人才培訓等方面加強合作。扶貧項目重點領域：食品安全、能力建設、基礎教育（掃盲、圖書館和學校）、基礎衛生（婦幼健康或社區健康活動，衛生意識的教育等）、小規模經濟活動或可持續生產活動、小規模基礎設施（市場、衛生和教育設施）、國內小型研討會、培訓活動等。
11、挪威
挪威開發合作署（NORAD）是代表挪威政府對外提供發展援助的機構。1996年始，挪威政府將中國作為重點援助的國家，環保領域是挪威對華援助的優先領域。自1995年中挪雙邊環境合作備忘錄簽署以來，兩國在污染處理、環境管理和生態保護等多方面開展可富有成效的雙邊合作。但目前，挪威在華開展的合作項目基本上由環保總局負責管理和實施。所以各單位在制定項目建議書的過程中，要主動征詢各地環保局的意見。
12、瑞典
瑞典國際開發署（SIDA）是政府機構，隸屬瑞典外交部，職能是規劃管理並組織實施瑞典同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及中東歐國家和地區的雙邊及多邊發展合作。瑞典國際開發署目前正在制定2006年-2010年中瑞發展合作國別戰略文件。該戰略涵蓋了與中國在環境保護、司法合作、生態建設、婦女平等參與及HIV/AIDS防治等多方面的合作內容。2010年後，瑞方將以新的合作模式，加強與我在環境保護和人權等領域的對話與合作。
13、英國
DIFD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負責促進可持續發展和扶貧。英國的援助以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為宗旨，重點領域在減輕貧困、減免債務、實施「良政」和人權、婦女權利、衛生健康、教育、環境及防止沖突和災害等方面。從援助額看，2002年英國為世界第5大援助國，前四位是美、日、德、法。英國的援助包括國際發展援助、緊急人道主義援助和軍事援助等，發展援助分為官方發展援助和非政府組織機構的援助和慈善活動等，但以官方發展為主。
英國的發展援助分為雙邊援助和多邊援助。雙邊援助以技術合作項目為主，多邊援助主要是對歐盟的捐款。從地區來看，雙邊援助主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亞國家。2006年5月，DFID發表《2006-2011年對華援助計劃》，確定了今後5年對華援助重點仍然是幫助中國減貧和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以下簡稱MDG）相關的領域。其主要內容為：基礎教育、艾滋病的防治；肺結核防治；水資源管理，水供給及衛生。
14、中國——聯合國人口基金合作關系簡況
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是世界上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人口和發展領域援助的最大國際援助機構，總部設在紐約，理事機構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人口基金執行局，由36個成員國組成。人口基金的資金主要來自各國政府的自願捐款。人口基金的年度總資源約為5億美元。人口基金的援助涉及三大領域：一是生殖健康、計劃生育和性健康領域；二是人口和發展戰略；三是倡導倡導：人口基金支持宣傳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的精神、原則與目標。上述目標包括生殖健康與權利；提高婦女地位；加強國家在制定和執行人口與發展戰略方面的能力；減少教育領域的性別差距；降低嬰兒和孕產婦死亡率；提高人們對人口與發展問題的認識；為人口與發展領域籌集資金。
歐洲對華無償援助情況

2005-01-28 15:57
一、總體情況介紹

歐洲國家對華雙邊無償援助的管理工作可以用五句話進行概括：1.國別多；2.項目大；3.領域寬；4.地域廣；5.層次多樣

1. 國別多－截止目前，由我們負責對外協調的援助國別包括歐盟、德國、義大利、英國、荷蘭、挪威、瑞典、比利時、盧森堡、捷克、希臘、哈薩克、丹麥13個歐洲國家和組織。另外，我們正積極對外開展工作，爭取與西班牙、法國等更多有意對華提供無償援助的歐洲國家建立官方發展合作機制。

2. 項目大－截至到今年11月，歐洲國家對華無償援助的項目總數約為500 個，累計約23億美元。盡管援助金額及項目數量有限，但從實際效果來看，無償援助項目有利地推動了我國特別是貧困落後地區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成為落後地區積極引進國外先進生產經驗和技術的一個重要渠道。

3. 領域寬－中、歐發展合作項目所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涵蓋了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多個方面，如：綜合扶貧、教育、文化交流、文物保護、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法律、政府管理、貿易促進、經濟體制改革、醫療衛生、艾滋病防治、社會保障、救災及殘疾人扶持等領域。

⑧ 英國對中國的經濟援助具體指什麼

英國對華無償援助簡況

一、英國國際發展援助概況
（一）歷史演變
英國國際發展援助具有悠久歷史。早在1929年，英國就通過《殖民地發展法案》對發展援助進行了立法。2002年通過的《國際發展法案》是目前指導英國對外援助的基本立法。
1961年，英國政府設立技術合作部，負責援助項目的技術合作事項。1964年設立海外發展部，部長為國務大臣，非內閣成員，將前技術合作部和外交部的海外援助政策職能以及其他部門涉及援助的事務收歸旗下。1970年海外發展部解散，其職能轉移到外交部，由外交部下屬的海外發展署管理。1974年5月和1979年11月，該機構又歷經重組。1997年，成立了國際發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它替代海外發展署，享有與貿工部同等的地位。
（二）DFID機構設置
DIFD負責促進可持續發展和扶貧，有兩個總部，分別位於倫敦和東克布賴（East Kilbride, near Glasgow），同時在海外有25個辦事處。DFID有2500多名雇員，其中近一半在海外工作。
DFID部長是政府內閣成員，代表DFID向議會負責。另設一名政務次官和常務次官輔助管理。常務次官主管DFID管理董事會。管理董事會由3名司長和兩名非執行董事組成。

二、英國國際發展援助的宗旨及側重點
英國的援助以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為宗旨，重點領域在減輕貧困、減免債務、實施「良政」和人權、婦女權利、衛生健康、教育、環境以及防止沖突和災害等方面。英國《國際發展法案》規定，發展援助只能用於可持續發展和減輕貧困。
目前，DFID援助的重心已從單個的項目轉向直接支持受援國政府實施減貧戰略和改善金融管理。DFID的援助預算90%用在最貧窮的國家，正加緊執行《1999年高負債窮國債務計劃》，只要達到減債條件，就100%免除其債務。艾滋病、瘧疾等疾病嚴重阻礙了貧窮國家社會和經濟發入自1997年起，DFID已出資15億英鎊幫助貧窮國家發展醫療衛、生系尊＿基礎教育也是英國外援的重點之一，英國與其他國家正在合作建立統一的、可持續的教育系統以提供高質量的初等教育。在維護和改善環境方面，通過援助改善受援國對環境的管理並防止環境進一步惡化。

三、英國國際發展援助的資金構成及分布
從援助額看，2002年英國為世界第5大援助國，前四位是美、日、德、法。英國的援助包括國際發展援助、緊急人道主義援助和軍事援助等，發展援助分為官方發展援助和非政府組織機構的援助和慈善活動等，但以官方發展援助為主。1979年英國的援助曾達到國民總收入的0.51％，為歷年最高水平。2003年為0.33%, 2005年為0.4%, 2008年將達到聯合國1970年2626號決議規定的0.7的目標。 2002年3月，墨西哥蒙特雷發展籌資大會之後，英國向聯合國提交了一份「國際籌資機制」的建議，以期從2003年起使每年的全球發展援助資金增加一倍，到2015年達到1000億美元，以按時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英國的對外援助資金來自納稅人，每年由議會批准。每年3月，DIFD准備年度報告，向議會報告其政策、工作和資金使用情況。
英國的發展援助分為雙邊援助和多邊援助。雙邊援助以技術合作項目為主，多邊援助主要是對歐盟的捐款。從地區分布來看，雙邊援助主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亞國家。
2003年，DFID擯棄了以往按項目和技術援助分配資金的做法，改為根據國家減貧戰略的評估，向受援國政府分配援助資金。新做法使援助分配方案更簡單易懂和合理，也有利於對扶貧和為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奮斗的受援國予以獎勵。

四、英國外援的管理
（一）戰略規劃
DFID與財政部有公共服務協議．協議規定了國際發展援助的目標，議會、政府和公眾可依此監督實施情況。DFID及其下屬各部門均訂有「服務提供協議」，在每一大目標下規定若干具體目標，並提出實現這些目標的具體途徑。
在征詢英國國內和夥伴國政府、商界、民間社會等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DFID與夥伴國政府每隔3年共同制定「國家戰略文件」，用於指導以後3年的發展合作。根據「國家戰略文件」，制定「政策及資源計劃」，對戰略實施做出評估，同時提出未來3年的目標和所需資源、衡量實施目標的進展，以及具體實施計劃和運作成本預算。
（二）援外資金分配
每兩年英國政府內閣對各政府部門支出做出評估，以決定各政府部門以後三年的支出，同時確定用於發展援助的支出。在財政部撥款後，DFID自行制訂發展援助的支出計劃。每年一次並涵蓋以後三年的「資源分配回合」（Resource Allocation Round）是制訂支出計劃的主要方式。「資源分配回合」由DFID首席經濟學家負責起草，說明援外支出的金額、分配原則等。
DFID的支出受英國議會、公共賬目委員會、國家審計署、財政部及其他政府各部門的嚴格控制和監督。
五、英國2006-2011年對華援助計劃
2006年5月，DFID發表《2006-2011年對華援助計劃》。該計劃勾勒了英國自2006/07年度至2010/11年度對華援助工作的總體框架，評估了中國的發展狀況與挑戰，並確定今後五年對華援助的重點仍是幫助中國減貧和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以下簡稱MDG）相關的領域。其主要內容和觀點如下：
（一）英國援華重點領域
目前，國際多雙邊對華發展援助的總額不到中國GDP的0.1%，集中在與實現MDG相關的領域，如幫助政府提高對最貧困人群的關注程度。英國對華援助的主要領域繼續是基礎教育、艾滋病防治、肺結核防治、供水與衛生：
1.基礎教育：中國有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系統，覆蓋的學生人數佔世界學生的20％，花費佔中國GDP的3.4%，入學率很高。但農村貧民、少數民族、女孩、殘疾兒童和流動兒童仍面臨困難。英國援助項目提供了如何讓更多貧困家庭孩子獲得教育機會以及如何讓社區參與制訂學校計劃的經驗。今後五年，英國將支持中國政府在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寧夏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同時支持世行在基礎教育領域的活動。
2.艾滋病：2006年初，中國有65萬艾滋病感染者，其中2005年新增7萬人。靜脈吸毒和性服務者感染率升高，西部省份流行趨勢加重。女性感染比例提高，1995年男女比例是9:1, 2001年改為3.4: 10英國援助項目對中國開展預防和千預的模式，進行了探索，支持了省級防治艾滋病工作，提高了當地的防治能力。今後五年，英國將支持民間團體在艾滋病防治上發揮作用，讓更多高危人群獲得服務，進一步改善艾滋病監測和信息系統。
3.肺結核：在世界衛生組織列出的肺結核發病率最高的22個國家裡，中國排名第二。約有450萬人攜帶活性結核菌，每年奪走13萬人的生命。貧困農村的結核病比城市高出三倍。原因是生存條件落後，衛生條件和營養差，無力支付看病費用，醫療條件差，缺乏結核病知識等。過去英國與世行合作，協助中國將肺結核發現率從以前的不足35％提高到現在近70％。今後五年，英國將繼續與世行、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基金進行合作，在中部和西部16個省份開展結核病防治項目。
4.水資源管理，水供給及衛生：目前，中國仍有3億人不能享用安全飲用水，7億人的飲用水沒有完全達到衛生標准，主要集中在西部貧困省份。國家對衛生設施投資不夠。中國的兩大傳染病，即腹瀉和病毒性肝炎都與衛生條件差有關。英國援助支持了中國利用國際先進經驗，如水資源綜合管理、社區參與和需求管理，制定了新的《水法》。今後五年，英國將和世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協助地方政府提高能力，推進改革，加強對環境衛生和健康教育的重視，改善投資不足的狀況，繼續推廣英國和世行的社區管理模式（如用水戶協會）。
（二）英國與中國在發展領域的合作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和第三大貿易國，對區域和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國貿易和投資的影響遠遠超過官方發展援助所能帶來的影響。過去5年，中非貿易額增加了3倍，2004年達260億美元，貿易基本平衡。中國企業已在非洲54個國家投資了12億美元。
中國積極參與貿易、環境、國際體制改革等國際議程和其他區域及全球性議題『中國最近向亞洲和非洲發展基金捐助了5000萬美元，而且也是全球基金的援助國。中國還向上海合作組織成員提供了9億美元的貿易信貸，與中亞在能源運輸方面的聯系也日益密切。
從中期來看，英國有必要與中國繼續進行建設性接觸、對話，開展理論探索與技術交流。為此，英國與中國將在以下關鍵領域開展合作：
1.共同向非洲提供援助；
2.與國際貧困研究中心合作；
3.推動中國實施採掘業透明度行動計劃；
4.與世界分享中國的發展經驗。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英發展合作關系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預計到本戰略實施期結束時，中英將會從援助國與受惠國的關系發展成為國際發展問題上的對話和合作夥伴。
（三）英國對華發展援助的資金規模
今後三個財年，英國對華發展援助的預算如下：2006/07年度為4000萬英鎊：2007／08年度為3500萬英鎊：2008/09年度為3000萬英鎊。
據了解，目前英國每年對全球發展援助提供的資金總規模為50億英鎊，到2015年，將達到每年150億英鎊。但按照OECD的標准，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因此，英國對中國傳統式援助（現金、實物）會逐年減少。但英方表示，這並不意味著其對中國的重視程度降低，英方將更加重視雙方合作的戰略意義，雙方合作的層次會更高。

六、英國項目的立項程序及注意事項
英國發展援助項目的管理採取援助國和國際組織較斌用的「項目周期管理模式」，援助經過選項、設計、評估和審批、實施、運作並監控、評價等進行管理。
第一，選項。符合發展援助法律及政策的規定，符合國別戰略文件的方針。受援國可參與項目的選擇。
第二，項目設計、評估和審批。項目主管人員准備「項目概念備忘錄」，送DFID審批。審批的標準是：是否在已批準的資源范圍內支出；是否與DFID的目標一致；是否符合國別戰略文件的要求；是否得到部內相應顧問人員的支持；是否會導致更大的項目等。在「項目概念備忘錄」得到DFID主管官員或發展大臣批准後，即可開展項目的設計及評估工作。
第三，項目實施。100萬英鎊以上援助項目的具體實施以換函開始。換函的內容列明DFID提供財政義務的限度、援助的目的、采購安排、各方責任、時間限制、支付程序、會計及審計安排、監控與報告安排、以及在項目不能按計劃實施時的保障條款。10Q萬英鎊以下項目的實施不需要換函，但有關各方對上述事項有明確的了解。
第四，項目監控、報告及重新評估。項目的報告由非DFID人員（如承包商、咨詢商及項目管理人員）做出，檢查項目的實施是否符合原計劃。項目的監控工作由DFID人員實施，主要是檢查援助目標的進展情況。項目的重新評估也由DFID負責，主要是從戰略的角度對項目是否達到援助目標予以分析。
項目的監控、報告和重新評估是項目管理的關鍵部分，其目的是確保國際發展的資金在批準的時間和預算范圍內被有效使用，確保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及未來的新項目中DFID能不斷總結經驗和控制質量。
第五，項目完成。援助項目執行完畢後，100萬英鎊以上的項目寫出「項目完成報告」，評估完成計劃的程度，DFID可藉此得出結論和總結經驗。之後寫出完整的評價報告。重點對項目的影響及後果所做出的量化的研究與分析。
近年來，為提高項目管理的效率，DFID逐步把權利從總部下放給其駐外辦事處，由各辦事處具體負責一定額度之下的項目審批和管理。自2001年4月1日起，所有英國發展援助都不附帶任何條件，世界任何國家的供應商都可通過競標獲得DFID發展項目合同。根據歐盟采購法令，除緊急援助和法律項目外，DFID將超過99695英鎊的所有合同都刊登在歐盟有關刊物上。

⑨ 國際無產階級給了英國工人階級哪些援助

英國工人階級的斗爭得到了國際無產階級的同情和支持。4月16日，國際礦工聯合會聲明，一旦英國發生罷工，將對輸往英國的煤炭實行禁運。4月17日，紅色工會國際向阿姆斯丹國際建議，組織各國工人和國際工人組織援助英國礦工。這個建議遭到阿姆斯特丹國際的拒絕。之後，紅色工會國際又向英國職工大人理事會提議，由紅色工會國際倡議，召開願意援助英國礦工的各國工會組織的國際會議，以協調和安排對礦工的援助和支持。4月30日，紅色工會國際號召所屬工會和各國工人採取行動，一旦英國礦主開始同盟歇業，就立即將以下口號付諸行動：「不許給英國一克煤！」

⑩ 英國濟貧思想的演變趨勢

一、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及制度內核的進化
英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嚴重的貧困,對社會的穩定構成了較大的沖擊,在濟貧法頒布實施之前,存在著教會慈善救濟、個人慈善救濟與民間救濟,以及行會救濟等救濟系統與救濟行為,但是長時間未形成國家形式的統一的、跨地區的整體救濟體系與措施.從英國濟貧法的立法動因展開分析,可以將英國的濟貧歷史劃分為舊濟貧法時期、新濟貧法時期和福利國家時代三個歷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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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舊濟貧法(old poor law)時代的社會特徵與舊濟貧法的制度內核
這一時期主要是指1485～1603年的都鐸王朝,以及1601年《伊麗莎白濟貧法》頒布實施後200餘年直到1834年.
都鐸王朝時期的貧困問題主要起源於人口膨脹、土地兼並、圈地運動、通貨膨脹,以及宗教改革等.從1470年開始一直到17世紀中葉,英國的人口增長態勢就未曾停息過,致使整個都鐸王朝時期未成年人在人口總數中所佔比例長期保持在38％左右,在農業社會因為生產力水平低下而產生的生活資料增長非常緩慢的歷史條件下,以及長子繼承製的傳統繼承製度影響下,流浪人口大幅度提高,再加上手工作坊使用廉價童工替代成年工人現象的大量存在,進一步加劇了流浪者的數量.土地兼並和圈地運動作為奠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序幕的重大事件也發生在這一時期,加劇了農民的失業和破產程度,同時也加劇了英國社會的貧困化程度.整個16世紀,所謂的價格革命致使通貨膨脹成為經濟生活中的常態,這一通脹勢頭蔓延到了17世紀.僱主所推行的價格革命的實質就是低工資和高物價長期並存,由此造成了僱主的高利潤和工人的貧困化加劇.16世紀英國的宗教改革解散了大量寺院,沒收了大量教產,一方面削減了貧困人口接受救濟的渠道,另一方面也致使大量依靠年金生活的修士、修女、下級教士以及為數眾多的寺院的僱工、僕役陷入貧困,增加了流浪人口的數量(趙靜,2007).到了伊麗莎白時代(1558～1602年),新技術推動了毛紡織業的發展,開辟海外市場拉動了商業的發展,英國經濟呈現出繁榮的景象.但是,這一時期收入差距的懸殊非常明顯,農業生產非常脆弱,紡織業的發展並不穩定,農民的破產和城市經濟的不穩定,致使斯圖亞特王朝政府面臨的濟貧壓力非常大.17世紀20年代末英國在歐洲大陸的戰爭,以及1642年爆發的內戰,致使英國經濟陷入較長時期的混亂狀態,1647～1649年間的「平等派」和「掘土派」等群眾運動也加劇了英國社會的動亂,種種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使得這一時期的人口流動規模增大,擴大了社會貧困問題的廣度與深度.
都鐸王朝時期的第一個關於窮人的法令是1495年的法令,隨後比較重要的是1531年的法令.這兩個法令主要關心的是如何懲罰流浪窮人以及如何將其遣送回出生地或者居住地,不過1531年的法令增加了一條規定,即那些值得同情的窮人經許可後可以乞討.1536年的法令雖然又補進了很多實質性的內容,如「教區執事或者其他官員要為本教區體弱無勞動能力的流浪窮人收集救濟物以賑濟之」和「將5～14歲的健康流浪小孩送到農夫或者手工作坊或者其他行當去當學徒,以便他們日後有個技藝養活自己,任何拒絕這樣做的小孩或者中途無故離開的,當眾鞭撻之」.但是,這些規定在實際運作中的效力非常低.1547年的法令規定受到安置的兒童在24歲(男孩)和21歲(女孩)之前不得離開學徒場所,否則將被罰作師傅的奴隸直到上述年齡為止.這對流浪窮人的處罰過於嚴酷,不久便被廢止.截止到1572年的法令頒布之前,都鐸王朝頒布了一系列關於管制流浪窮人的法令,其中大部分都在實際操作中歸於失敗.1572年的法令是第一個努力為那些健壯的流浪窮人提供工作的法令,1576年的法令則強調了為窮人找工作的濟貧方式,並使之具體化.1598年的法令又設立了貧民監督官辦公處——徵收濟貧稅以及為那些健康的窮人提供工作.到1601年頒布《伊麗莎白濟貧法》,都鐸王朝的濟貧法已開始趨於合理(劉濤,2009).《伊麗莎白濟貧法》的基本原則是:讓那些沒有工作能力的人,如孤兒、無人贍養的老人和身體殘疾的人,得到救濟或贍養；給那些有勞動能力的人一份工作,讓他們能夠以此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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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麗莎白濟貧法》在英國濟貧法乃至英國社會政策發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比較系統完整地規定了濟貧法制度,突破了零星的社會自發性慈善行為的「瓶頸」,是人類歷史上國家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介入濟貧事務,奠定了國家性濟貧制度的基礎.第二,所提供的主要是院外救濟(outdoor

relief),院外救濟主要包括每月或每周發放的補助金、燃料、衣物和住處等.它是在教區范圍內的救濟體制中堅持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救濟方式.主要形式有:(1)發放各種救濟金,這是最主要的院外救濟方式；(2)寄送貧困無助的孤兒；(3)針對貧窮的男性勞動力實行補助金制度；(4)提供麵包、衣物、原材料和燃料等實物救濟以及住房和醫療救助；(5)提供兒童做學徒的機會,幫助他們學一門手藝等(劉濤,2009).第三,政府已有意識地對貧民做出區分.政府將他們分為幾種類型:(1)強壯有力而不願工作的；(2)老弱病殘而不能工作的；(3)不幸而找不到工作的.依據不同的分類使他們的待遇有較大的區別,這樣的區分在體現國家與國民的權利和義務方面具備了近現代國家的特色.第四,建立了嚴密的管理體系,樞密院代表國王行使中央政府的權力,通過發布《命令集》來顯示中央政府在濟貧制度上的官方政策；地方上的濟貧事務基本上完全由治安法官來負責；地方上濟貧事務的實際操作則由教區濟貧官和貧民救濟委員來執行.第五,較為完善的濟貧稅的徵收制度,規定由每個教區的教會管理人和四名貧民監督人(overseers)負責向每一個居民土地所有者徵收濟貧稅,如若被徵收者違反濟貧稅的征繳制度,他們有權扣押這些人的財產.
(二)新濟貧法(new poor law)時代的社會特徵與《新濟貧法》的制度內核
這一時期主要是指1834～1948年.這一時期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工業成為英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命脈,無產階級隊伍已經形成,無產階級的普遍貧困成為當時英國社會的主要問題,亟待解決.古典主義的經濟學說在英國成為思想界的主流,社會中上層人士普遍認識到,如果不能解決嚴重的貧困問題,就會導致社會總需求的萎縮以及投資的不足,從而引發經濟危機.由此,自由放任理論成為19世紀初期之後濟貧法改革的指導思想.
英國於1834年頒布了《濟貧法修正案》(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 of
1834),又稱《新濟貧法》,該法案最重要的一條原則是嚴格禁止對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濟貧院之外的救濟,對於申請救濟的貧困勞工要求他們必須入住濟貧院,並從事教區安排的工作以獲得救濟.該法案的實行,進一步完善了英國社會的濟貧制度,主要表現在:第一,第一次全面以社會政策的方式規定了有工作能力的人不能享受濟貧院之外的救助,接受救濟的窮人的生活標准必須低於自立勞動者的生活標准,這成為以後福利政策的基本思想.第二,建立了全國一致性的貧民處置方法,一是組建了英國早期重要的公法人機構「英格蘭和威爾士濟貧法委員會」,使之負責全國貧困救濟的管理,包括貧民、濟貧院、兒童教育等方面.二是授權各地建立濟貧院和聯合濟貧區負責窮人救濟工作.救濟工作的管理由以地方為主開始過渡到以中央政府為主(高潮、徐濱,2011).第三,建立起完善的濟貧管理體系,1847年中央成立濟貧法部(poor
law board),統一監督各聯合濟貧區的工作,1871年成立地方政府事務部(local government
board)監督地方事務,包括濟貧工作.上述兩部擁有的許可權包括:(1)有權頒行濟貧條例；(2)成立督察組專門監督中央條例在地方上的執行情況；(3)設立地方稽核員,對不合要求的濟貧支出施以財政性懲罰；(4)在地方上選舉監督官並聘用有薪官員負責濟貧事務.第四,院內救濟成為整個英國《新濟貧法》的標准體系,也成為《新濟貧法》的核心.院內救濟的主旨是指貧困者必須進入濟貧院中才能得到救濟,接受院內救濟的人不再擁有選舉權,以示對接受救濟者政治上的懲罰,目的是讓每一個貧民都知道應該通過個人的努力而不是政府與社會的幫助來擺脫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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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濟貧法》時代,工業經濟的發展引發了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革,到19世紀末期,整個社會在反貧困的意識上發生了很大的轉變:(1)從譴責窮人的懶惰和惡習是導致貧窮的主因轉變到窮人的貧困是由於經濟結構的不完善造成的；(2)從一味強調窮人應以自立和拚命勞動來解決自身貧困問題轉變到政府需要在經濟上給予窮人以基本的幫助；(3)將濟貧由分散變為集中,克服了地方濟貧管理腐敗和不稱職的局限；(4)從忽視窮人的生存條件轉變到幫助窮人改善其生存狀態,並逐步提高其生存水準以達成社會穩定的目標.
(三)福利國家時代的社會特徵與福利社會的制度內核
這一時期大致是指1948年英國頒布《國民救濟法》,正式廢除濟貧制度開始一直持續到今天的階段.國民救助制度的實質是將過去的各種救濟制度進行揚棄之後統一形成的制度.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國民救濟制度的建立「標志著英國社會史整個一個時代的結束,一個新的時代開始到來」.至此,在英國實行了幾百年的濟貧法退出了歷史舞台.
進入20世紀之後,英國社會的生產力因為工業革命的成功而獲得了極大的提高.相應地,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整個社會經歷了高度發展.分配領域的不公導致兩極分化加劇,經濟周期和機器替代人工的現象提高了失業率,經濟自由主義的主張妨礙了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調控強度,所有這一切的變化都決定了建立在自由主義和自助傳統上的濟貧制度,已經不再適應變化了的英國社會的現實需要,也無法有效地解決新社會條件下復雜的社會問題(丁建定、楊鳳娟,2004).此時新自由主義應運而生,其代表人物霍布森指出,一個治理得當的國家,應該以新形式的社會有效支出來解除目前公眾的貧困,並把它作為國家的主要責任(霍布森,1902).1906年頒布的《教育法》規定由地方政府為貧困學生提供免費午餐,1907年又增加了為學生提供免費醫療措施的條款.1908年頒布的《養老金法》使英國建立了免費養老金制度,為英國大部分老年貧民提供免費的養老保障.隨後又頒布了一系列的法規,如1911年的《國民保險法》、1920年的《失業工人法》和《國民健康保險法》都為解決社會貧困問題提供了相應的制度保障.在濟貧的組織保障方面,1919年通過的《健康保障部法》規定,成立健康部作為中央管理機構來統一管理英國的濟貧事務.1929年頒布的《地方政府法》要求在地方上成立公共救助委員會,進一步完善了社會保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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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社會保障制度向著建立福利國家的目標演進.1945年通過的《家庭津貼法》倡導設立一種由稅收統一支付的非繳費型、普享性津貼,該法的目的是試圖解決由戰爭所造成的貧困.1946年通過的《國民保險法》(不同於1911年的《國民保險法》)確保提供給每個公民以失業、生育、死亡、孤寡、退休等方面的保障.同年,還頒布了《國民工傷保險法》和《國民健康服務法》.1948年頒布的《國民救濟法》,正式確立了由國民救濟制度來替代原有濟貧制度的社會保障原則,原來由濟貧法所提供的各種救濟被納入統一的新型社會保障制度進行管理.上述5部法律共同構築了英國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實現了社會保障制度的系統化和對公民社會保障權利的全面保障.英國也由此成為世界上社會保障法制最完備的國家,形成了「收入均等化、就業充分化、福利普遍化、福利設施體系化」的社會保障模式(楊思斌,2008).
英國所創立的福利型社會保障制度具有以下特點:(1)政府以不斷完善社會保障政策作為施政理念,並在法律的框架下確保組織機構的完善和監管體系的順暢運行；(2)強調福利的普遍覆蓋,服務於社會全體成員；(3)充分考慮公民個人的負擔能力,減輕個人的繳費負擔,由僱主和企業共同籌資,政府負責,以確保合法權益支付和融資；(4)保障項目齊全,保證替代率或絕對水平、待遇水平隨經濟發展而不斷提高；(5)保障目的已不完全是預防和消滅貧困,而是維護社會成員一定標準的生活質量,不僅滿足人們生存的需要,而且開始注意滿足人們發展的需要.
二、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對中國反貧困原則創新的啟示
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經歷了從道義到權利的轉變,「由於福利是權利而不是恩惠,所以人們可以無償地接受它們,而不必感到似乎是佔了別人的便宜」(楊思斌,2008).綜合考察英國濟貧法歷史演變中濟貧原則的演變,結合我國貧困人口救助制度的現實,可以發現,目前我國貧困人口社會救助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1)貧困救助保障的覆蓋面小；(2)貧困救助的標准低；(3)貧困救助的渠道與標准不統一；(4)貧困救助的實施主體錯位；等等.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則可概括為:(1)社會保障體系各組成部分的功能界定模糊,致使社會救濟的需求大范圍擴張,引發社會扶貧救濟工作難以為繼；(2)社會扶貧救助未能實施國家統一部署,財政支出過少,致使社會救助秩序混亂；(3)社會扶貧救助中,國家財政支出所佔比例太小,地方財政在該項目的支出上對中央財政的依賴性過大,致使該項工作因經費短缺而難以展開；(4)貧困人口救助的立法滯後,制度化建設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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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首先需要在社會反貧困原則的創新方面進行制度修復.
(一)保障基本生活原則
社會貧困救助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條件.現代中國貧困入口生活陷於困境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憲法賦予他們有基本的生存權利,同時政府也有義務幫助他們獲得滿足基本生存權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基本物質生活條件是隨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提高的,因為所有社會成員都有權利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現代中國社會救濟標准要基於居民維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務的種類和數量,並隨市場價格的波動而實行年度調整.現階段維持城鄉居民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務包括:(1)維持正常生活所必需的人均日攝取熱量標准2

400千卡所需的食物；(2)維持最低水平的日用品消費需求；(3)人均最低水平的衣著需求；(4)人均最低水平的文化用品、葯品、燃料需求；(5)人均最低水平的交通費、托兒費、學雜費、房租、煤氣、水、電、洗理費.
(二)社會化救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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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救助應奉行社會化原則,需徹底改變目前有工作單位的職工首先向所在單位申請救助,單位有困難的由當地上級主管部門調劑解決,主管部門仍解決不了的由財政兜底的傳統救助方法.傳統的單位是社會救助第一道安全網的扶貧制度事實上易形成貧困與救助因果循環的悖論.實施社會救助是當代政府應該履行的基本責任,財政轉移支付中的一定比例用於社會救助並構成社會救助基金的基本來源,是當代財政理論的基本要義,可以保證扶貧工作的切實到位.雖說社會扶貧需要藉助全社會的力量,但企業和社會慈善機構的職能與力量均不能從根本上保證這項事業得以落實.要充分發揮政府和全社會的力量開展社會濟貧,事先必須分清落實的主體,只有政府的專職職能部門真正充當起社會救助的主要的、基本的職責,即使社會救助工作走向社會,打破部門和單位的圍牆,才能真正引導這項工作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展開,吸引更多的社會組織和個人從道義上來支持這項工作,進而可以避免社會救助過程中的標准不統一、資金不到位、職責不明確、落實不連貫的弊病.
(三)救、助結合,以助為主、以救為輔原則
目前中國需要救助的人員中,原國有企業職工佔了很大的比重,這部分人或因國有經濟實施戰略性重組,或因原所在企業破產、被兼並等原因而脫離了工作崗位,又因受其自身知識結構、勞動技能和就業觀念的限制,一時難以重新就業,陷入貧困的邊緣.這部分人員從其體能和年齡而言,大多屬於就業適齡人口,如果就此放棄工作,依靠社會救助和下崗工資生活,一方面無助於其自身及其家庭生活狀況的改善,另一方面也會增加財政轉移支付的負擔,侵蝕「三無」人員、老弱病殘、弱勢人群等急需社會救助的人群可能獲得救助的空間.因此,政府在對這部分對象實施救助時,應立足於救、助結合,以助為主、以救為輔的原則,設立明確的時間表,在短期內對其進行經濟上的救濟幫助,但從長期而言,則需從多方面開展再就業工程,從技能上、觀念上幫助這部分人群轉變就業理念,開展多種形式的就業活動,樹立「要就業、找市場」的觀念.同時,政府要檢討已實施的產業重組政策,財政注資應立足於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要加強對財政資金效益的考核.
(四)公平與效率相結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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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人口的救助屬於社會保障的范疇,社會保障就涉及資金的籌集問題,雖說社會扶貧救助是一項無償的活動,資金承擔主體是政府,但按照風險不確定原理和大數原理,社會公眾個人也應為救助資金的籌集承擔一定的義務,有工資收入的社會成員參加社會保險統籌,統籌中的一個較小比例劃撥用於社會救助基金,可以充分體現社會公平.社會濟貧的效率應體現在扶貧體系應有一套「預警、信息、救濟」網路系統,可以自動識別貧困發生主體,杜絕扶貧救濟中的苦樂不均現象.在實施社會扶貧救助工作中,要密切關注物價變動的趨勢,原則上實行扶貧標准一年一定,使貧困人口的生活不因物價的上漲而進一步下降.同時,實行扶貧款發放的群眾監督,主管部門定期抽查考核,使效率與公平能形成高度的協調一致性.
(五)統一管理、政事分開原則
要避免社會救助工作中的管理不統一現象,關鍵還在於理順政府管理體制.這需要杜絕社會救助工作中「政出多門、各自為政、自成體系」的現象和格局,嚴格構築統一的社會救助體系,對貧困人口實施統一救助,由一個口子施救,以此形成規范化、網路化、一體化的社會救助管理體制.各地在構架社會救助體系框架時,要以省一級民政部門為核心,展開垂直管理；由地、市級民政部門負責行政區域內的社會救助工作的組織和實施；縣、鄉、鎮的民政部門負責社會救助工作的具體實施.政府其他職能部門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人事局等部門可協助負責救助資金的籌集,然後交由民政部門實施救濟.同時,也需要形成統一的社會救助瞄準機制,形成貧困人口家庭經濟狀況的調查和評估機制,杜絕社會救助中的重復、遺漏和虛假申報等現象的發生.
(六)依法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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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救助的制度規定多源自於政府的文件、規定和行政命令,具體實施方案也多來自於一些地方的經驗總結和介紹,然後通過政府的文件加以推廣,總體而言,缺乏法律的有效規范,並且缺乏嚴肅性、權威性和強制性.因為缺少立法的支持,所以在社會救助的實施主體、對象、標准、范圍、期限、條件、監督、責任、義務等方面皆存在一些問題.行政調控作為社會救助工作的主要手段,無法避免非科學性、非持久性做法在社會救助領域的發生.因此,應盡快頒布和實施全國性的社會救助法案,賦予社會救助工作以法律效力,促使該項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健康發展.
三、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對中國現代社會救助的總體思路創新的啟示
從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來看,強調國家的責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為了保障國家責任的履行,英國設立了社會保障部,統一管理社會保障事宜,避免了「政出多門、多頭管理」的弊端.因此,我國貧困人口的社會救助工作要順利展開,並取得持久性的成效首先需要界定責任主體,並對中國目前全社會、多主體、標准不一、責任不清的社會救助體系進行根本性的改革與重塑,以杜絕政出多門、財力配置部分失效、綜合協調薄弱、管理機構設置不合理等體制性弊端降低社會救助效能的現象的延續.上述任務的完成,有賴於政府主管部門施政理念的轉變,要一切依照市場經濟國家的法則行事,加強有關社會救助的立法工作,依照法定程序開展濟貧救助；有賴於社會保障體系組織框架的合理構建,建立「縱向為主、橫向配合」的社會濟貧救助網路,明確社會救助責任主體,並建立有效的社會監督機制；有賴於社會救助標准隨物價波動自行調整機制的建立.根據中國社會救助工作的實踐經驗總結,我們認為,建立和完善幫困救助機制的總體思路應定位於「政府推動、民政為主、社會參與、綜合協調、形成合力」.
要理順實施社會救助的責任主體,從中國政府組織框架的組成及其職能分工與界定來看,作為政府機構之一的民政部門的基本職能就是實施社會保障.目前,民政部門救助的對象主要是「三無」人員.在上海,社會救助運行機制分為五大板塊,即(1)民政救助；(2)安民幫困；(3)社會化救助；(4)高校幫困；(5)慈善救助.其中,民政救助的對象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在社會保障線以下者.1995年7月,上海市政府下發了「關於對城鎮低收入家庭發放糧油供應卡的通知」,對這部分家庭實施「給予救助糧油及面製品等食物」的幫助.目前,已有50萬人從這一救助制度中得到幫助,占上海市總人口的5％左右.二是對無業殘疾、全家無從業人員、孤老等特困人員的救助.三是對烈屬及無業傷殘軍人的定額補貼或救助.其他四大板塊的社會救助分別由經委、勞動主管部門、企業、教委、社會公益性慈善基金會來實施.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社會救助享有上的苦樂不均現象,同時非民政屬性的政府機構和企事業單位的職能定位無法保證社會救助工作的持續連貫性,特別是在救助資金的來源和撥付上無法得到切實的保證.因此,以民政為主,就是要集中國家財政資金,通過民政部門的縱向組織體系,利用民政系統的專業化救助技術來實施社會救助工作.這樣,就可以避免實際操作中責任主體難以落實責任與義務,企事業單位救助落實困難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