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怎麼傳到韓國的

A. 儒家思想是怎樣傳入亞洲國家的,作用如何

亞洲各國羨慕中原王朝強大的政權和先進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在朝貢的時候不斷派人來學習，交流。把中原王朝的政治體制方式，文化，包括文字，書籍，流派學說等等帶進自己的國家，於是博大深厚的儒家文化就走進了日韓等亞洲國家，開始落地生根。、、
儒家對日韓等國影響是巨大的，韓國曾仿效大明王朝建立一套幾乎完全相同的體制，連主體思想，文化教科書，倫理綱常，學說信仰，朝廷制度都照搬。日本雖然影響沒有那麼深，可是也吸收了不少。亞洲文化圈中，許多邊緣國家都是靠吸取儒家學說的營養來立國的。

B. 韓國儒家思想盛行的時代

在韓國，孔子的名字家喻戶曉。日前，記者到韓國儒教最權威的教育機構「成均館」進行采訪。「成均館」館長崔昌圭說：「孔子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韓國有將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過儒教思想的熏陶。」時至今日，儒教在韓國仍占據主導地位，孔子「為國盡忠，敬信節用，愛民如子，人倫之中，忠孝為本」的思想已融入韓國人的血液，成為國家發展和人生道路的精神能源。

在兩次「文化對決」中，儒教使韓國受益

在韓國歷史上，儒教曾與日本的「殖民文化」和近現代的「歐美文化」進行過兩次「對決」。1910年，朝鮮半島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在35年的殖民統治中，日本大力推行「皇民化運動」，要求當地人全體學日語、「改姓更名」、崇拜日本天皇，這反復沖擊著當地人的精神家園。為反抗「殖民文化」，有識之士舉起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大旗，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馬上席捲了這個苦難深重的國家。正是在這一儒家思想的鼓舞下，1919年3月1日，朝鮮半島人民掀起了全國性的抗擊日本殖民統治的「三·一獨立運動」，它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愛國熱情，為抗日斗爭的勝利奠定了群眾基礎。

1945年以後，隨著美軍進駐朝鮮半島南部，儒教在韓國迎來了與「歐美文化」的尖銳對立。在這次「對決」中，韓國借鑒了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文化觀，在大力引進西方市場經濟和先進技術的同時，盡量摒棄西方文化中個人至上、金錢萬能、人情淡薄等弊病，倡導儒教的敬業樂群精神，創造了家庭和諧穩定、道德風氣良好的社會。韓國把孔子尊為「萬師之表」，並每年舉行紀念孔子的「釋典大祭」，正是緣於儒學對韓國作出的貢獻。

從小進行儒教道德教育和熏陶

不可否認，在現代韓國社會，昔日儒教的統治地位正在受到嚴峻挑戰。韓國為繼承傳統，傳承儒教，採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從教育入手已成為其成功的根本。1960年以來，韓國為傳承儒教，正式把儒教的道德倫理列入大、中、小學的教育科目。

韓國小學道德倫理教育的科目名為《正經的生活之道》。在這一科目中，設有「個人生活」、「社會生活」和「國家生活」三大部分。「個人生活」中，主要進行「端正、誠實、節制、創造、深思」的教育。「社會生活」中，主要對學生進行「寬容、愛家庭、和睦、親切、公益精神、責任意識、團結合作以及公正」教育。在「國家生活」中，向學生進行「三愛」教育，即愛國家———忠誠、愛民族———繼承傳統文化、愛人類。

中學道德倫理教育科目中，分初中「道德」科目和高中「國民倫理」科目。初中道德科目主要是關於「人際關系與各種禮節」：它以家庭內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為起點，提倡學生之間相敬互愛和協作精神，同時培養學生敬老孝親思想。在高中的「國民倫理」科目中，主要對學生進行尊重人的生命與價值，「誠」與「敬」的修養以及「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等教育。

大學里設「國民倫理」科目，過去是必修課，現改為選修課。科目中設有「韓國傳統思想的源流(儒學部分)」、「實學思想」、「近代化與開化思想」等課程，主要目的是讓學生把吸收近代科學技術與自立自主意識結合起來，奠定為國家發展作貢獻的精神基礎。

韓國著名儒教學者宋榮陪認為，當代多元價值社會面臨價值混亂的危機，使個人在做人處事上難以找到標準的生活規范，在傳統精神文化與現代物質文明的沖突中，傳統的儒家倫理仍然具有現代意義。韓國把儒家倫理與現代生活結合起來，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儒家的性本善論，肯定了人存在的價值和道德意義。提醒人們不要為追求物質文明而忘掉人性的尊嚴。韓國最近有不少高官因涉嫌腐敗而跳江自殺，自殺後社會還為其舉行隆重葬禮。不少人覺得納悶，問其原因，原來是犯罪嫌疑人覺得自己失去了人性，沒有臉面再活在世上，自殺是對人性尊嚴的反思。二、儒家的「君子」與「推己及人」思想，明確地闡明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在利己主義叢生的現代社會里，兩者均不可偏廢。三、儒家的家庭倫理，如夫妻之間的相敬互愛，父子之間的仁慈孝順，兄弟之間的友愛恭敬，是社會穩定的基本要素。盡管現代家庭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同居共處，但和睦溫暖的家庭仍對整個社會的和諧極為重要。

C. 韓國為什麼受儒家學說影響

首先韓國離中國比較近。中國的文化在當時世界上是處於絕對領先地。而韓國當時的還沒有自己的文字語言。當中國的儒家文化進入韓國的時候，對韓國產生了絕對的影響力。中國的語言文字同時也傳到了韓國。所以說韓國受儒家學說影響。

D. 儒學里的四大家，因何機緣跑到了韓國和日本呢

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對開啟民智，使中國迅速進入文明社會，並為中國的大一統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可以說，中國之所以沒有像其他文明古國那般分裂並消失，儒家學說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而孔子也因此也被尊為聖人。

古代對於所謂「聖人」的標准，上左有「耳」以表聞道，通達天地之正理；上右有「口」表以宣揚道理，教化大眾；下邊的「王」代表統率萬物為王之徳，德行遍處施行。春秋時魯國大夫叔孫豹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也就成了評定「聖人」的標准，縱觀歷史，也只有孔子和王守仁做到了。

E. 儒家思想對日本和韓國的影響

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韓國社會後，各種社會問題有所增加，但是韓國政府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制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佔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並對那裡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朝鮮，早在公元1世紀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誦《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這說明儒學早已傳入朝鮮。三國時期，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儒學，把它視為維護秩序、加強王權的思想武器，採取各種措施加以引進和推廣。高句麗於372年設立太學，傳授儒家學說。百濟於4世紀建立儒學教育制度。儒學在新羅傳播，大約在6世紀。新羅統一後，進一步發展儒學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學，置博士、助教，招收貴族子弟傳授儒家經典。為了推動學習儒學的熱潮，國王甚至親「幸國學聽講」。與此同時，還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狀元，出現了一些著名儒學者，如強首、薛聰、金大向、金雲卿、金可紀、崔致遠等。
高麗王朝建立後，在首都開城設立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在地方十二州設立鄉校，廣泛推行儒學教育。958年，高麗開始舉行科舉，把儒家經典列為主要考試科目，從而推動了儒學迅速發展，並且出現了私學（私塾）。12世紀初出使高麗的徐兢稱贊朝鮮儒學之盛說：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國子監里「選擇儒官甚備」。大街小巷上經館和書社三三兩兩相望。少年們聚集在一起，跟隨老師學習經書。年歲稍長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觀之類的地方講習切磋。社會各階層的子弟，都「從鄉先生學」。
李朝時期，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十分重視儒學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學，把它視為維護封建統治的輿論工具，極力加以推廣。李朝的儒學教育有官學和私學兩種形式。官學系統，中央設成均館，是為國家最高學府。另外在首都漢城還設有中學、東學、西學和南學等四學。成均館和四學是中央直接管轄的教育機關。地方各道和邑設有鄉校。這些學校都由國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勞動者，用以作為辦學的經費。私學是各地的儒家學者創辦的私塾或書堂。私學日益發展，成為李朝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影響。
李朝通過科舉，選拔人才，任用官吏。科舉分文、武兩科。文科考試須經三榜，考試科目主要有儒家經典以及有關現行政策和各種形式的漢詩。武科也進行三次考試，考試科目除兵學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總之，程朱理學作為統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間，起到了維護和鞏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學傳入日本，大約是在5世紀以前。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並且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們還都曾作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講授儒家學說。繼體天皇時期（507—531）曾要求百濟國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傳授儒家思想，於是儒家迅速發展。聖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主要體現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詞彙和資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階」是以德、仁、禮、信、義、智為基本位階，再各分大小兩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階。「十七條憲法」的宗旨是強調「君主至上」。如「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群臣百僚，以禮為本」，「承詔必謹」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聖德太子還多次向中國派遣使節和留學生，積極攝取中國文化，於是儒學迅速發展，並逐漸成為貴族官僚必修的教養。
在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而發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領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都曾受教於中國留學生南淵請安和僧旻等人，並在他們的協助下制定了改新藍圖。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寶律令》對教育設專章（「學令」），規定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各置博士、助教，招貴族子弟，授以儒家經典，其中《論語》和《孝經》為必修科目。
757年，孝謙天皇下詔，令全國每家必備一本《孝經》，獎勵「孝子」、「貞婦」。701年，日本開始祀孔。768年，稱德天皇敕稱孔子為「文宣王」。藤原基經當攝政時（877—890年），「敦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聖，使明經博士講周易」。由於統治階級的積極扶持和獎勵，這時儒學在日本已經超出貴族官僚上層社會范圍而普及到各個階層。
南北朝時代，程朱理學傳入日本，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但由於佛教的影響，儒學未能取得優勢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時代，適應封建專制統治的需要，儒學（朱子學）才擺脫了佛教的壓制，達到空前繁榮的極盛時代。德川幕府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把全國人民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實行嚴格的等級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種維護身份等級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學的「名分論」正好適應了這種需要。於是，儒學（朱子說）被規定為官方哲學，成為德川幕府的正統思想體系。
藤原惺窩於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傳宋儒「理性」的著作。後來受德川家康的召見，並為其講授《大學》等儒經。1599年著《四書五經倭訓》，使他成為日本第一個根據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訓讀《四書五經》的儒學家，被認為是日本「朱子學之祖」。藤原惺窩有門徒150餘人，其中林羅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學家。
林羅山歷任儒官，作過將軍的侍講、顧問，參與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論，以維護封建秩序。他在《經典題說》中寫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則上者貴下者賤。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視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違，貴賤不亂，則人倫正，人倫正則國家治，國家治則王道成，此禮之盛也。」林羅山以「天人相關」、「天人合一」的說教，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合而為一，從自然界法則引伸出人類社會的現存秩序，從而把社會的「上下貴賤之別」說成是合理的、永恆的。林羅山以儒學理論維護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發揮了巨大作用。

F. 儒學是怎樣傳入韓國的，

很簡單，古代中國過於強大，韓國是附庸小國，年年上供的，自然中國很多東西進入韓國

G. 韓國儒學的傳入期和吸收期的時差非常大。原因何在

因為韓國人需要自己先懂儒學才能傳播。
「十年育樹，百年育人」，文化思想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至關重要。
韓國人民自古就深受儒家「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思想的影響，極為重視對子女的教育，這種觀念也為韓國推行現代教育制度，進而為經濟高速健康發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

H. 儒家思想對韓國的影響

在韓國，孔子的名字家喻戶曉。日前，記者到韓國儒教最權威的教育機構「成均館」進行采訪。「成均館」館長崔昌圭說：「孔子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韓國有將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過儒教思想的熏陶。」時至今日，儒教在韓國仍占據主導地位，孔子「為國盡忠，敬信節用，愛民如子，人倫之中，忠孝為本」的思想已融入韓國人的血液，成為國家發展和人生道路的精神能源。

在兩次「文化對決」中，儒教使韓國受益

在韓國歷史上，儒教曾與日本的「殖民文化」和近現代的「歐美文化」進行過兩次「對決」。1910年，朝鮮半島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在35年的殖民統治中，日本大力推行「皇民化運動」，要求當地人全體學日語、「改姓更名」、崇拜日本天皇，這反復沖擊著當地人的精神家園。為反抗「殖民文化」，有識之士舉起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大旗，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馬上席捲了這個苦難深重的國家。正是在這一儒家思想的鼓舞下，1919年3月1日，朝鮮半島人民掀起了全國性的抗擊日本殖民統治的「三·一獨立運動」，它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愛國熱情，為抗日斗爭的勝利奠定了群眾基礎。

1945年以後，隨著美軍進駐朝鮮半島南部，儒教在韓國迎來了與「歐美文化」的尖銳對立。在這次「對決」中，韓國借鑒了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文化觀，在大力引進西方市場經濟和先進技術的同時，盡量摒棄西方文化中個人至上、金錢萬能、人情淡薄等弊病，倡導儒教的敬業樂群精神，創造了家庭和諧穩定、道德風氣良好的社會。韓國把孔子尊為「萬師之表」，並每年舉行紀念孔子的「釋典大祭」，正是緣於儒學對韓國作出的貢獻。

從小進行儒教道德教育和熏陶

不可否認，在現代韓國社會，昔日儒教的統治地位正在受到嚴峻挑戰。韓國為繼承傳統，傳承儒教，採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從教育入手已成為其成功的根本。1960年以來，韓國為傳承儒教，正式把儒教的道德倫理列入大、中、小學的教育科目。

韓國小學道德倫理教育的科目名為《正經的生活之道》。在這一科目中，設有「個人生活」、「社會生活」和「國家生活」三大部分。「個人生活」中，主要進行「端正、誠實、節制、創造、深思」的教育。「社會生活」中，主要對學生進行「寬容、愛家庭、和睦、親切、公益精神、責任意識、團結合作以及公正」教育。在「國家生活」中，向學生進行「三愛」教育，即愛國家———忠誠、愛民族———繼承傳統文化、愛人類。

中學道德倫理教育科目中，分初中「道德」科目和高中「國民倫理」科目。初中道德科目主要是關於「人際關系與各種禮節」：它以家庭內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為起點，提倡學生之間相敬互愛和協作精神，同時培養學生敬老孝親思想。在高中的「國民倫理」科目中，主要對學生進行尊重人的生命與價值，「誠」與「敬」的修養以及「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等教育。

大學里設「國民倫理」科目，過去是必修課，現改為選修課。科目中設有「韓國傳統思想的源流(儒學部分)」、「實學思想」、「近代化與開化思想」等課程，主要目的是讓學生把吸收近代科學技術與自立自主意識結合起來，奠定為國家發展作貢獻的精神基礎。

韓國著名儒教學者宋榮陪認為，當代多元價值社會面臨價值混亂的危機，使個人在做人處事上難以找到標準的生活規范，在傳統精神文化與現代物質文明的沖突中，傳統的儒家倫理仍然具有現代意義。韓國把儒家倫理與現代生活結合起來，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儒家的性本善論，肯定了人存在的價值和道德意義。提醒人們不要為追求物質文明而忘掉人性的尊嚴。韓國最近有不少高官因涉嫌腐敗而跳江自殺，自殺後社會還為其舉行隆重葬禮。不少人覺得納悶，問其原因，原來是犯罪嫌疑人覺得自己失去了人性，沒有臉面再活在世上，自殺是對人性尊嚴的反思。二、儒家的「君子」與「推己及人」思想，明確地闡明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在利己主義叢生的現代社會里，兩者均不可偏廢。三、儒家的家庭倫理，如夫妻之間的相敬互愛，父子之間的仁慈孝順，兄弟之間的友愛恭敬，是社會穩定的基本要素。盡管現代家庭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同居共處，但和睦溫暖的家庭仍對整個社會的和諧極為重要。

「文化立國」與「孝子產業」

亞洲金融風暴過後，韓國提出了「文化立國」的國策。韓國認為，西方文明在鼎盛期過後，開始顯露出一系列弊端，為探索和創建新文化，不僅要挖掘儒教等傳統文化的精髓，而且要把文化產業發展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1997年韓國設立了「文化產業基金」，1999年制定了《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隨後陸續對《演出法》、《唱片錄像及游戲製品法》進行修改，為文化產業的振興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巨大的發展空間。據統計，韓國僅在2002年就向文化產業提供了5000億韓元的資金(約4.5億美元)。

韓國在推行「文化立國」的國策中，最成功的經驗之一，是挖掘儒教的精髓，把傳統文化的背景融入到現代生活之中，闖出了一條具有韓國特色的「韓流」新路。韓國電視劇以生動細膩地反映現代家庭生活和人際關系而見長，在有著相似文化背景的亞洲國家和地區贏得了大批觀眾的喜愛。劇中的情節之所以讓人感動、產生共鳴，其靈魂所在便是儒教的八德核心：忠、孝、誠、信、禮、義、廉、恥。不久前，記者與一位韓國朋友聊天談起電視劇。他說，有一次到中國出差，看了一部關於愛情的電視劇，使他迷惑不解的是，劇中出現的第三者，不僅沒有破壞他人家庭的羞恥感，反而感到自豪。在書店裡的暢銷書排行榜上，一些描寫「一夜情」的書竟然排在前幾位。他說，在韓國也有反映第三者的作品，但這種人受到社會的鄙視，根本不敢囂張，「你們可要提高警惕，防止西方頹廢文化的入侵啊！」

以儒教文化為背景的韓國文化產業近幾年喜獲豐收。韓國電影異軍突起，《共同警備區》、《我的野蠻女友》、《實尾島》等作品，在韓國的上座率遠遠超過了歐美大片，甚至給亞洲電影市場也帶來了巨大沖擊。有人預計，韓國電影和電視劇的出口創匯很快將超過汽車產業。韓國的游戲產業在世界的佔有率節節上升，其「天堂」、「傳奇」、「千年」等游戲也處處可以看到儒教倫理的影子。有趣的是，韓國把這些出口創匯的文化產業均稱為「孝子產業」。儒教的「孝」在韓國已被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

目前，韓國已計劃到2007年，把文化產業產值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提高到5%，使韓國進入世界五大文化產業強國的行列。

1.和衷共濟的團隊精神

儒家思想注重「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的群體意識和團隊精神，認為人類社會靠的是有社會組織的群體力量，認為個人的命運與群體息息相關，整體高於個人，個人應倡導「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2]的整體主義原則。在韓國企業文化中，集體主義和團隊精神是一個道德原則，在強調充分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創造性和尊重個人利益的同時，反對極端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

儒家文化從人的群體性出發，主張和為貴，「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3]它要求人們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外平成」[4]的「五典」維持企業成員之間的和諧，以「禮」和「仁」來協調公共人際關系，主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5]以體現對他人的尊重和友善。因此韓國企業文化不強調個人主義，注重群體和諧、關心人、敬業樂群、勤奮和諧、互相合作、上下同心等等。

另外，韓國曾是以種植稻米為主的農業國，「稻耕文化」孕育了以家庭為基礎的共同體意識。企業作為傳統家庭的變形與擴大，構成了新的共同體，這一點也對形成和衷共濟的團隊文化起到了一定影響。

2.家長權威的從屬關系

儒學強調「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並將其作為整個社會的道德標准和劃分社會等級的標准。「三綱五常」的核心是「君為臣綱」，即「忠君」，是封建傳統階級意識的「至理」，強調下級對上級絕對的忠誠和服從。因此，韓國企業中對經營業主的尊敬和對上司的服從被評價為美德，同時經營業主和上司以權威和慈愛帶動著員工和下屬。這些反映了儒教社會的兩面性存續要素即權威與和睦。同時，在君師父一體的傳統理念中，通過對君師父的人倫性禮儀和義務的忠實履行來達到三者間的均衡，但實際上人們在忠孝間更傾向於後者，將孝評價為優先價值，這在近代以後對韓國企業文化的形成具有深遠影響。

另外，在韓國家庭里，父親作為家庭的長輩，要成為夫人和子女效仿的典範，並以其權威來治家。而韓國企業多為家族式管理，企業創始人非常重視家庭的血緣關系，認為具有血緣關系的親屬能夠幫助自己鞏固企業，所以在韓國企業主多為家長，企業管理者多為親屬。於是，家庭中家長式的權威管理被傳遞到企業中去，形成了下屬必須服從上級的垂直式從屬關系和服從意識。

3.務實勤勉的勞動意識

儒家教育思想推崇「名必有實，事必有功」[6]的務實作風和「克勤於邦，克儉於家」[7]的勤勉態度，主張要「謹於言而慎於行」。[8]在儒學基礎上形成的實學更是保留了這種思想，實學主張面向現實，不尚空談，在儒學和性理學的基礎上尋求更加切合現實的實際性，提出務實踏實和實事求是的價值觀和生活觀。20世紀70年代初韓國誕生了「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是改善農民生活和在農民中提倡新的勞動道德的全國性運動的一部分，其指導方針概括為『勤奮、自立和合作』這樣一個口號。」[9]不管是傳統思想還是現實運動都折射出韓國國民務實勤勉和經世致用的思想意識。

另外，韓國的企業多為私人創辦，成功的創業者大都經歷過白手起家、歷經磨難、頑強拼搏、創造巨額財富的實踐活動，而且由於韓國民族在歷史上一直背受欺壓，所以韓國人又有著振興本民族的民族志向。吃苦耐勞、勤勉敬業的傳統美德，與振興經濟、效忠祖國之志相結合，迸發出巨大的生產力，創業者的奮斗史深深地激勵著企業的後來人。於是，在韓國就形成了務實勤勉的勞動意識和工作風格。

4.重教尚賢的人才觀念

在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的影響下，韓國民眾也具有重視教育和人才的傳統。中古以前的孔子在韓國更多地是作為教育聖人的形象，古代韓國人接受了儒家「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10]「學而優則仕」[11]等思想，主要在人性倫理上重視對人的教育，他們視受教育高低與否來論人的高下。儒家重視教育，更重視學習，把學習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直接聯系起來。在學習化時代的今天來理解儒家的這種思想，就是將學習放在首位，樹立終身教育、終身學習的觀念並付諸實踐。

新儒教倫理強調人的學習、修養和教育，強調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對教育賦予了極高的價值。接受過良好教育是通向較高社會地位的途徑，全社會都形成了尊師重教、崇尚人才的風氣，在企業也不例外。企業錄用新職員時，非常注重學歷，高學歷意味著良好的資質，能獲得較高職位。並且十分推崇終生學習的思想，十分重視員工的在職培訓，使企業擁有了高素質的人力資源，「人才第一」的思想滲透在企業的經營活動中。

正是堅持以人為本，培養、凝練成一種向上的企業精神，樹立起強大的精神支柱，才使員工有了一種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從而產生了強大的向心力和感召力。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思想，已成為韓國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I. 儒教在朝鮮的發展

關於儒學何時傳入朝鮮半島的問題，眾說不一。一般韓國學者認為，衛滿朝鮮（公元前190—公元前108年），漢四郡時代，漢朝的文物典章制度與學術思想等，已被移植和輸入朝鮮半島，能通中國古典的人已不少。更有的學者指出，據中國史籍《魏略》記載，戰國末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時，朝鮮侯王與燕國已有交往。「據當時漢字的傳來，可推測漢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被傳入、習得。」 這就說明．韓國的儒教傳統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有關儒教何時傳入朝鮮的歷史時期問題的討論上，我國學者認為，自古追溯，孔子思想在朝鮮的傳播的過程大致可以分成四個時期：一、傳入時期，約公元三世紀到公元六七五年，即由儒學傳入朝鮮，經朝鮮三國時期到新羅統一朝鮮。二、發展時期，由公元六七五年到一三九二年，即由統一的新羅時期，經王氏高麗到李氏朝鮮的建立。三、鼎盛時期，由一三九二年李朝建立到一九一零年日本吞並朝鮮。四、衰落時期，由一九一零年到現在。孔子思想就是在這長達2000年的漫長過程中逐步在朝鮮傳播、紮根，並成為傳統思想的。不管何種說法都應依據歷史為基準。可見有關儒教傳入朝鮮的說法眾說紛紜。
隨著人們追求學習儒教思想的熱情的增高，人們漸漸的忽略了追根溯源的問題，而投入到對知識的探求和學習中去。據史書記載，新羅先是通過高句麗和百濟接受中國文化的。在時間上較兩國為晚，然而卻有其獨特的發展。為了學習儒學，新羅統一之前就派遣弟子到中國孔子的故鄉來求學。新羅統一後，學習儒經的風氣的形成和同唐朝交通、貿易的日益發展，新羅人開始到唐朝求學的人也比以前大為增多。新羅的統治者為了以孔子思想來指導解決現實政治與現實的社會問題，不僅廣興學校，學習儒學為自己培養治術人才，還效仿唐朝時向以儒學為標準的科舉取士制度。科舉制度的實行，使儒學與仕途結合起來，知識分子為謀求出路以達官顯貴，便爭相學習儒家經典。社會上的一般人士也更加重視儒學。這成為孔子思想在古代朝鮮傳播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孝、仁」的精神成了統治階級方便維護其統治地位而對民眾宣傳的一個國家的合理的論證。據史籍記載，百濟雖無建立儒教大學的記載，但其受儒教「五經」思想的影響也是很早的，而且十分深刻。百濟很早就有「博士」的稱謂．他們主要是精通儒教「五經」的「博士」。據日本《古事記》等史書記載，日本最早接觸中國文化是通過百濟的王仁博士。相傳，王仁在日本應神天皇（公元270—公元313年）時，把《論語》、《干字文》等儒教經典傳入日本。由此亦可見「五經」儒學在百濟時代興盛情況的一斑。高句麗時期，在小林獸王二年（公元372年）時正式建立「太學」，以教授儒教經典的「五經」（《詩》《書》《易》《禮》《春秋》）為主，同時以《周禮》為依據，仿效中國法制，制訂各種律令與社會統治體制。而據現存韓國最古的碑刻資料「廣開土大王碑」的記述，則從高句麗開國君主東明王的治國遺訓：「以道與治」中，即可窺見儒教的影響，而從碑文贊揚廣開土王的治績中，更可看到儒教政治原理的實踐。三國時期儒釋道思想與韓國傳統思想結合起來，對於韓國民族精神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
新羅統一三國後，神文王二年（公元682年）正式成立「國學」，教授儒教經典,以《論語》、《孝經》為最基本的教材。同時,新羅還派遣大量留學生、留學僧人唐求學，涌現出不少傑出的學者、高僧，如《桂苑筆耕集》的作者崔致遠，《往五天竺國傳》的作者慧超等，都是名聞中韓的大學者。高麗朝後期，隨著程、朱性理學的傳入,儒教在韓國進入了一個大發展的時期。從高句麗末至整個朝鮮朝，儒學大家輩出，學派林立，理論創新，思想深邃，為韓國的儒教傳統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高句麗末恭愍王十六年（公元1367年）建立「成均館」，任命當時一批著名儒者，如李穡、鄭夢周等講授討論朱子學。李朝中葉後，經過多次復雜的政治斗爭，以鄭夢周為代表的理學「道義派」發展起來，並誕生了韓國儒學雙璧的退溪李滉（1501一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朝理學由此達到了全盛時期。他們的理學思想都與當時的政治斗爭、社會現實有著密切的關系，退溪通過理氣性情之辨，為人們提示了正直的真理與行為的標准，給後世以很深的影響，故而有「海東朱子」之稱。栗谷認為。真正的學問必須內基於人倫的德性涵養，外能明物理之治理與富強。因此，他非常強調義理與實利的辯證結合。同時，他在對待其他學派思想時也能在辨證的同時加以積極的融通。他的這些學風，對以後實學思想的開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在韓國，人們對於歷史上著名的儒者是十分敬崇的，大力保護他們的遺跡、文物等，供今人瞻仰、緬懷。
現代韓國的主要儒教學派代表為韓國當今最著名的儒學學者柳承國、柳正東、安炳周、李東俊等。幾人共同編寫的《儒學原理》成為當今韓國儒學教育的基本內容，同時通過此書也能了解現代韓國學者對儒學思想的理解與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