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反腐敗運動叫什麼

A. 韓國的制度反腐對我國有什麼借鑒150字左右，謝謝啦！

韓國反腐之路對中國的啟示：
1.反腐敗必須與政治體制改革結合起來，才能真正抓出成效。
2.反腐敗必須敢於承受後果，敢於付出代價，必須有巨大勇氣和堅定決心
3.反腐敗必須借鑒西方社會的成功作法，而不應帶有過重的中國特色。
4.政府把經濟增長做為首要目標，對經濟實行強大的干預政策。
5.韓國人做事缺少溫良恭儉讓，缺少投鼠忌器，前瞻後顧，四平八穩，「穩步推進」。
6.幾位反腐總統的道德勇氣。他們能跳出集團的利益和黨派的利益，真正以民族國家為已任，勇於從最困難最富於挑戰性的問題（公職人員財產公示制、金融實名制）下手，敢於擒賊擒王挽弓挽強，雖然最終嚴重傷及了自己黨派的利益（如金泳三），甚至在政治暴炸中炸掉自己的兒子（金泳三和金大中），也在所不惜。韓國領導人的這種自我犧牲精神，成為韓國社會進步的最要因素。
7，在反腐之路上走得一直堅定的另一個原因是強大的民意壓力
8.由社會運動轉向制度建設，制度建設接力前進，不斷完善，在反腐斗爭中發揮關鍵性作用。

B. 韓國反腐巔峰之作《黑錢》，都講述了哪些黑暗

韓國的反腐巔峰之作《黑錢》其實是有真實的案件作為基礎而拍攝的，這部劇是根據真實情況改編的，也是震驚2019年真實的韓國政治和金融電影，韓國電影一直以來都敢於寫作和拍攝，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可以說是十分精彩的，“黑錢”也改編自韓國的實際金融收購案“孤星基金案”。

大多數的韓國群眾看完這部劇之後都是特別震驚的，他們一直都是活在光鮮亮麗的生活里，但是不知道，黑暗的操作原來是離自己這么近，也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到頭來，這部劇也是在警示一些資本家們不要違規操作，要按照相關的法律來進行工作，不然也會一步錯，步步錯，所以黑錢這部劇是一部有意義的劇本。

C. 三晉地區韓國的變法運動，從背景、原因、措施、過程（要詳細）、影響、還有同時期相關的變法。

三晉之韓國變法，是指申不害變法，是戰國時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韓國境內的一個改革。

變法背景：

公元前375年鄭國被韓國滅亡，鄭地納入韓國版圖，韓國的版圖擴展到中原一帶，與楚國接壤。但是韓國與其他大國相比，無論從國土面積，還是從國力上講，都不能算是強國（地理位置使韓無擴張空間）。此時，各國的變法運動風起雲涌，不變法就有落後和被別人吃掉的危險。

變法主張：

申不害主張以法治國，實行進一步改革，並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術」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修術行道」，「內修政教」的「術」治方略。

變法措施及過程：

第一個步驟：整頓吏治，說白了就是皇帝集權於一身，加強君主的權利。首先向韓國三大強族下手，收其特權，毀掉其城堡，將其財產充歸國庫，此舉讓政局穩定了，因為所有權利都在皇帝手上，不存在動盪一說，讓韓國實力更加強大了。

第二個步驟：整頓官吏，當官受到了整治，杜絕了買官及通過關系而當官的這種現象，而是通過能力刪選來選擇官的，能力大你就官大，能力不行你有錢有權也別想當官，這種方式讓整個國家的辦事效率和辦事能力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第三個步驟：組建國家軍隊，申不害將貴族家中的兵全部歸隊於國家軍隊，除了國家軍隊其他人一概不能擁有軍隊，軍隊組建完畢後，並對軍隊進行了嚴格和正規的軍事訓練，整個國家有了屬於自己的專業軍隊，讓整個國家的戰鬥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好一招富國強兵，一個國家有自己的軍隊就好辦事了。

第四個步驟：提升百姓創造力，鼓勵百姓們開墾荒地，開墾種梁，同時還發展手工業，建造兵器等讓真個韓國呈現一片繁榮之勢。

變法影響：

申不害相韓15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術」治，使韓國君主專製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貴族特權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史記"老子韓非子列傳》）韓國雖然處於強國的包圍之中，卻能相安無事，成為與齊、楚、燕、趙、魏、秦並列的戰國七雄之一。

戰國先後出現過三輪變法浪潮：

第一輪是魏國李悝變法與楚國吳起變法。

第二輪是齊威王變法、韓國申不害變法、秦國商鞅變法。

第三輪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及燕昭王變法。

這些變法措施都涉及了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四大基本方面。

1. 魏國：李悝完成了魏國在經濟、政治、法制領域的改革。新特權階層篡奪果實。
   魏國變法的局限性在於沒有廢除世襲貴族封地制。貴族封地擁有相對獨立的治民權、財政權、私兵權。周王朝的教訓已經雄辯地證明，形同「國中之國」的世族封地，是古典國家最大的亂源。享有多重特權的封地世族，是變法最大的阻礙力量。吳起死於楚，商鞅死於秦，根源就是得罪了根深蒂固的世族勢力。很大程度上，變法的主要矛盾是：如何處置老世族集團與新興勢力之間的利害關系，在政治穩定和國力發展間取平衡。最先變法的魏國，為了減少改革阻力，沒有觸動這些封地世族的核心利益。此舉讓魏國在變法過程中，基本保持了政治穩定。而稱霸的實際效果，滿足了魏國的發展需求。魏國新舊勢力在變法中相互妥協，取得了各自滿意的結果。
   前面說過，國家處於長期領先地位時，國人的思想和行為都會趨於僵化。不徹底的變法，讓魏國同時承受了新舊弊端。新法利於布衣人才進入廟堂，而封地制的保留又讓老世族階層穩坐江山。韓非子在《孤憤》中指出：法術之士（變法者）與當塗之人（世族出身的權臣）是「勢不兩存」的天然政敵。這條血染的鐵律在魏國沒有得到直接體現。因為，李悝吳起之後，所有的變法之士都沒留在魏國。不僅僅是因為政治腐敗，更重要的原因是魏國社會結構嚴重板結化。
   一個能進能退且對政局影響力極大的老世族階層，可以通過各種手段，打擊排擠布衣出身的新官員。而布衣出身的新官員，為了鞏固自己在政壇的根基，也不得不巴結老世族階層。久而久之，一個由老世族和新官僚勾結而成的利益共同體誕生了。老世族和新官僚結成利益共同體，其阻礙公平發展的頑固性不下於單純的老世族階層。任何想在魏國深入變法的人，不光要防備世族階層的阻礙，還會被腐化墮落的新官僚階層扯後腿。老世族不願失去特權，新官僚不願失去腐敗帶來的「好處」。這樣一來，有才能的人，要麼融入利益共同體，要麼滾出魏國另尋出路。
   跨過這個特權階層，直接獲得最高統治者的支持，是變法志士唯一的選擇。但很不幸，這在魏國是徒勞的。因為魏王、世襲貴胄、新進官僚本就是一體的政治同盟。魏國的最高權力與特權階層是一條繩上的螞蚱，穿的是同一條褲子。商鞅不被重用，張儀被無視，范睢被迫害，甚至連王族英雄信陵君也被排擠，因為他們的才華和志向，都威脅到了特權階層的穩定。
   這種板結化的社會結構，令魏國政局具有超強的穩定性。當這個利益共同體足以維持君主權力穩定時，整個統治階層自然都不願再承擔變革圖強的風險。所以，已經爛到骨髓里的魏國特權階層，一心沉醉於奢侈腐朽的生活，不再有任何雄心壯志。當魏國被拉下霸主的神壇後，國家榮辱早已被這幫子蠹蟲國賊拋之腦後。魏國雖有大批尖端人才，魏國士民不乏振興祖國的熱血，但報國無門、見證滅亡已成定局。
   2.楚國：吳起完成了軍事領域的改革，保守世族的強力反彈，但是最終被舊貴族反撲失敗。
   楚國雖地廣人眾，潛力巨大，但無法讓自身潛力轉化為有效實力。楚國征服南中國諸族，有盟約稱臣式的軟擴張，也有武力兼並的硬擴張。這使得楚國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類似周天子分封制的世族分治聯合體。從春秋到戰國，楚世族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特權遠超其他六國，楚國重要權力都被世族分掌。一代霸主楚莊王就曾遭遇最大世族若敖氏叛亂。雖然成功鎮壓，但並沒改變世族分治的格局。世族們「上逼主，而下虐民」，讓楚國朝野陷入內耗，無法同仇敵愾一致對外。楚國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世族勢力太強大。
   戰國變法最主要的反對力量，恰恰是長期分掌廟堂權力的老世族階層。楚國大臣太重，封君太多。廟堂決策必經楚王與幾大世族領袖共同商議。世族們也往往以私家利益為先，甚至不惜勾結外國打擊自己的政敵。僵化的世族分治政體，不但讓楚國難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還讓楚國龐大的人才資源白白浪費。楚世族對社會資源和政治權力的高度壟斷，阻斷了平民人才建功立業的出路。若不歸附世族，則一輩子有志難伸；若歸附世族，頂多也只能做個門客謀士。所以，楚國士子經常外流，或入齊治學，或入秦建功。秦昭王和秦始皇時，楚受到秦打擊最厲害。彼時秦國廟堂的丞相魏冉、李斯恰恰都是楚人。不變則亡，此之謂也。
   吳起為了消除世族分治，推行了幾個政策：其一，削減世族封地數量；其二，用「三世而收其祿」的辦法限制封君的世襲特權；其三，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把舊世族封地轉移到未開發地域，分散其勢力；其四，裁汰因世族分治而衍生的各種虛職冗官（不急之官），削弱世族在朝中的勢力；其五，「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整肅楚國腐敗的吏治；其六，禁止縱橫策士游說世族私家勢力。這些政策招招打在楚國世族分治的要害上，如果長期堅持執行的話，楚世族會越來越弱，舊政體也會徹底瓦解。因此，楚國世族貴戚對吳起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
   吳起推行變法的同時，也一直率領重新整訓的楚軍南征北戰。這為變法埋下了隱患。楚悼王坐鎮郢都，讓世族不敢公然反對變法。吳起雖是權兼將相的令尹，但除了最高領袖楚悼王外，缺乏其他支持新法的政治盟友。一旦楚悼王去世，楚世族將毫無顧忌地發動政變誅殺吳起。很不幸，歷史就是這樣發展的。吳起從前線趕回國都，參加楚悼王的喪禮，被世族私兵伏擊殺害。
   楚肅王即位後，立刻以對先王屍身不敬的傳統刑律為由，誅殺了參與射殺吳起的七十餘家世族貴戚。這對楚世族階層是個沉重的打擊。但遺憾的是，楚肅王並沒能趁勝追擊，像秦惠文王那樣堅持新法，而是選擇了妥協共存。直到戰國末期，楚國的實際權力仍然掌握在昭、景、屈、黃、項幾大世族集團手中。
   這是因為，楚國變法時間太短、根基尚未鞏固，朝中的新舊力量對比，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楚王師戰力大幅度提高，但並沒像後來的秦國那樣出現新興的軍功貴族。各級將官仍以楚世族子弟為主。楚國廟堂也不似魏國、秦國那樣，布衣之士占據各大小實權要職。楚肅王雖然重創了楚世族，但他除了吳起留下的精銳部隊外，沒有任何可以借用的擁戴變法的力量。既然新興勢力不足以填補國家動盪留下來的空白，那麼舊勢力迴流是必然的結果。楚肅王不得不廢除吳起的新政策，以爭取世族大臣的支持來維持統治，而被削弱的世族也向王權作出了更多妥協。此後，楚國失去了製造新血液的功能，改良版的世族分治政體的地位無可撼動。
   3.齊國：變法最核心的內容是改革土地所有制。
   齊國變法以整吏治、開言路為核心，不如魏國的變法全面，也不像楚國那樣激起劇烈的內部動盪。齊國在齊威王、齊宣王、齊閔王前期，無論是政治清明度還是綜合國力都名列前茅，與同樣處於發展勢頭的秦國並肩並立。但，淺嘗輒止的變法，能治標而不能治本。齊閔王後期的大敗，令齊國提前退出了統一權的爭奪戰。艱難復國之後，齊國如同得了「漸凍症」一般，從上到下都失去了生氣。齊國變法始終停留於整肅吏治層面，與其特殊的國情背景是分不開的。
   從整體上看，戰國變法主要涉及了確立私田制經濟、廢除世卿世祿及封地制、設立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革新官制、軍隊國家化等內容。秦與山東五國的變法基本上都圍繞著這些內容展開。可是齊國的情況與其他國家大相徑庭，這決定了其變法只能走整肅吏治的路子。
   田氏在奪取姜齊社稷之前，已經在封地內全面推廣了私田制。田齊政權建立後，進一步落實了廢井田、興私田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就是說，早在齊威王變法前，齊國經濟基礎就已經完成升級。
   打破世卿世祿制，是諸子百家共同的政治主張。這個舉動不僅能加強中央集權，還有利於吸收大量社會底層人才。齊國的特別之處在於：齊國的老世族基本上都是田齊王族，其他世族早已跟著姜齊政權一同滅亡。而且齊國雖然經常任王族人士為將相，但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世襲官職。因此，齊國在這個問題上也不必推倒重來。但在封地制問題上，只有秦國採取了虛封制，包括齊國在內的山東六國都延續了實封制的政治傳統。
   齊國最特殊的國情，是其特有的五都制政體。五都制源於管仲設計的三國五鄙制。這是一種不同於中央集權郡縣制的分權制政體。五都大夫享有較大的自主權，但他們的任免權都牢牢掌握在齊王手中。這點與郡縣制的官員任免並無根本差別。設立郡縣制是為了實現廟堂對整個國家的有效治理。五都制在這方面的功效，與郡縣制殊途同歸。既然治理目的已達到，齊國當然不需要廢除五都改行郡縣。
   魏國丞相李悝創建了將相分權的新官制，讓國君、丞相、將軍相互制衡、分工合作，大大提高了國家機器運轉效率。齊國官制從管仲輔佐齊桓公開始，就是開府丞相主政模式。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軍事權力機構的設置。相對其他國家，齊國只需改良武將制度這部分，不用全面翻新。
   齊桓公時期的兵權是齊君、高子、國子分掌。此後整個姜齊時代，都是國君和卿大夫瓜分兵權。此外，世族封地都有數量不等的私兵。這為卿大夫田成子奪權埋下伏筆。田氏代齊後，齊君收回了所有的兵權，基本實現了軍隊國家化。由於保留了封地制，王族大臣（如孟嘗君）封地仍有數量有限的私兵。
   綜上所述，齊國的基礎國情不同於他國，在很多方面都基本達到了變法的要求。因此，齊國可選的變革方向只剩兩個：一是廢除封地制，二是改革官制、整肅吏治。
   可是，廢除封地制在齊國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田齊統治者在奪姜齊社稷時，銳意進取、大膽創新；篡權成功後，卻變得保守。為了防備他人重演「田氏代齊」一幕，齊國千方百計維持田齊王族獨大的局面，以免外姓世族無法坐大。齊君雖然與庶出的王族大臣也矛盾重重，但無論哪一方都不願像秦國那樣廢除王族特權。故而齊國不但不會廢除封地制，還不斷分封田齊王族，強化統治族群的實力。對於齊國王族來說，這是維持統治秩序穩定的最佳方式。這種做法的效果是：終田齊一世，哪怕是齊閔王被殺，齊國險些亡國的最危險時刻，都沒有新的政治勢力取代田氏王族。
   既然廢除封地制不可能，官制也完成了與時俱進，那麼齊國變法就只剩下整肅吏治這個內容了。事實上，齊國變法始終停留在整肅吏治層次，與五都制政體特點是相符的。「五大夫理政+齊王監督考核」是這種分權制政體的基本運行方式。想保證政治清明，只需要加強整頓吏治即可實現。五大夫的任免權雖然握在齊王手裡，但都邑的自治權很大，很難像郡縣制那樣舉國一法。列國變法走的是中央集權的郡縣制模式，而齊國政體建立在分權基礎上。兩者運行原理差別較大。所以，齊國不肯花大力氣去觸動基本制度，只是把精力投入到整飭吏治上。由於缺乏制度保障，齊國後期整肅吏治乏力，廣開言路的善政也形同虛設。
   由於國情根基不同，齊國要徹底變法的話，沒有太多成功經驗可照搬。但無論採用什麼樣的政治經濟體制，廢除封地制都是最重要的一步。齊國雖不是直接敗給封地制，但封地制讓齊人更加自由散漫，無法擰成一股繩。當秦軍進逼時，齊國雖有抵抗的聲音，但投降派意見佔了上風，主戰派也沒有自發抗秦。一盤散沙怎敵滔天巨浪？假如齊國能廢除封地制的話，完全可以在五都制政體基礎上，走出一條與秦國不同的變法路子。可惜的是，齊國統治者經過深思熟慮後，選擇了以實封制壯大王族勢力的特殊統治方式。這從根本上剝奪了齊國徹底變法的可能性。
   4.韓國：術治的異化
   韓國變法與秦國大體同期。當時韓國的實力比秦國還要強一些。但兩國日後拉開的差距卻是最大的。作者借申不害之口，歸納了兩國國情及變法方略——「秦國窮弱之邦，變法之首要，當在富民強兵。做此大事，變法立制為第一，術有何用？而韓國不然，民富國弱。因由在貴族分治，官吏不軌，國君無統馭臣下聚財強兵之術。當此國家，整肅吏治為第一。惟其如此，術有大用。」（《黑色裂變》）韓國基礎不差，但世族勢力架空王權，官場腐敗成風，導致國家不振。因此，申不害變法走術治路線，以實現加強王權、凈化官風兩大目標。這個思路無疑是符合當時情況的，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韓國獲得「勁韓」之名）。但申不害術治理論的局限性制約了韓國徹底變法。
   申不害認為大臣專權、閉塞君主視聽，是導致國家被竊取的最大隱患。「今夫弒君而取國者，非必逾城郭之險而犯門閭之閉也。蔽君之明，塞君之聰，奪之政而專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國矣。」（《申子?大體》）。他的術治理論的邏輯關系是：國家安危重在權力穩定——權力穩定在於察奸除害——察奸除害需有知下之明——知下之明有一套系統的方法，就是術——用術駕馭群臣，賞善察奸，令官吏不敢作姦犯科，就是術治。《韓非子?定法》對術治的定義是：「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申不害希望通過術治牢牢控制住群臣，以避免國家出現「上逼主，而下虐民」的蠹蟲奸佞。結合歷史和現實來看，這種強化監督的做法是很必要的，無可厚非。但申不害過分強調術，忽略了最基本也最關鍵的法律制度。
   韓非子批評申不害有術無法，可謂一語中的。申不害雖然運用馭下之術幫助韓昭侯遏制世族，也改善了吏治，但並沒有用制度來鞏固成果。韓非子稱申不害是「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總之，申不害作為法家名士倡導以法治國，但在實際操作中卻沒有確立統一的法令准繩。管理學中有個「手錶定律」，說的是看一隻手錶能確定時間，當擁有了兩只或更多的手錶時，反而無法確定時間了。混亂而矛盾的法令，讓人們無所適從。久而久之，人們不會再以相互矛盾的法律為行為依據。新法不被遵守，改革必然流產。不以新法為基礎的術治，最終使得整個韓國陷入全面陰謀化泥沼。
   申不害說：「明君使其臣，並進輻湊，莫得專君焉。」（《申子?大體》）所以，韓國統治者通過在群臣之間製造爭斗的方式，來鞏固自己的權力。群臣勾心鬥角，就不會團結一致對付君主了。群臣為了謀求更大權勢，紛紛揣摩上意，阿諛逢迎。於是乎，君主就牢牢控制住了臣下。術治的異化，剝奪了正派人士在韓國的生存發展機會。韓國工匠流失到秦國，促進了秦國摒棄製造業的發展。水工鄭國只能以間諜身份入秦施展自己的才華。爛到根里的韓國君臣只惦記著自己的小算盤，哪裡還會想到要徹底變法？
   韓國最輝煌的戰績是滅掉了鄭國。這對韓國發展影響極為深遠。一方面，韓國獲得了申不害等原鄭國人才；另一方面，崇尚智術的鄭文化也給韓文化打上了極深的烙印。韓國滅鄭之後，疆域擴張不少，但發展空間卻同鄭國一樣有限。韓國北部和東部跟當時的霸主魏國接壤，沒法向東擴張。南邊是龐大的楚國，若無魏國支持，很難叫板。西邊是當時七雄中最弱的秦國，但魏國占據河西地和關中東部，讓韓國難以從攻秦中得到實利（另，從霸主嘴邊搶肉是一種玩火行為）。韓國能擴張的目標就是周室三川地區。韓國想進一步發展的話，需要用巧妙地斡旋從齊楚魏夾縫中爭奪淮北泗水的沃土。夾縫中求生存的環境，進一步激發了韓人對智術詐謀的推崇。申不害術治變法就是立足於這種文化土壤。但術治理論的先天缺陷，令申不害以術督察群臣以法治國的意圖完全落空。申子之術反而淪為韓國君臣勾心鬥角的思維工具。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申不害變法沒能躲過外來戰爭的干擾。魏惠王制定了滅趙滅韓、一統三晉的戰略方針。變法後的韓國雖有「勁韓」之名，但實力仍與超級大國魏國相差甚遠。齊國在馬陵之戰中戰勝魏國強勢崛起，代價就是韓國被魏國打殘。此後，韓國放棄了富國強兵的努力，再也不提變法，而是致力於以權術外交騰挪出生存空間。這當然無法改變列強對韓國的蠶食，但韓國廟堂寧可丟土失地，也不願拋棄陰謀權術之道。韓非子對國家弊病洞若觀火，故而總結了法術勢一體的新理論，以指導韓國變法。但天下大勢已定，韓國就算想變法，也為時晚矣。
   5.趙國：只差最後一步
   趙國變法始於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之後的趙惠文王、趙孝成王都是新制度的繼承者。在變法過程中，第一代發起者（如秦孝公）和第二代鞏固者（如秦惠文王）的作用最為關鍵。趙武靈王相當於秦孝公的角色，趙惠文王相當於秦惠文王的角色。透過他們的舉措，我們不難找出趙國變法不徹底的原因。
   
   6.燕國：缺乏指導思想
   古老而弱小的燕國，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燕昭王與樂毅經過28年勵精圖治，聯結諸侯，竟然差點吞食了齊國這條東海蛟龍。這場戰爭史上的奇跡，根植於燕國唯一的一次變法。用不同的角度看，燕國變法與戰國其它的變法有不少相同點。燕國變法爆發出的能量，可與趙國的胡服騎射相媲美。燕國和秦國的變法都始於向天下求賢。魏齊兩國變法都沒有殺功臣現象，燕國也同樣。可惜，燕國的變法成果和楚國一樣，只持續了一代。更可嘆的是，燕國和韓國一樣，戰敗之後越來越弱，再無任何出彩之處。有燕昭王榜樣在前，為何後幾代燕王卻不思進取？燕惠王戰敗後，為何不能痛定思痛，復修昭王善政？這與燕國變法一個獨有特點關系很大——缺乏指導思想。
   燕昭王變法的目標十分明確，就是對齊國復仇。他說：「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史記·燕召公世家》）戰後餘生的燕國實力不足，所以燕昭王採納處士郭隗的意見，修黃金台向列國求賢。此舉可謂驚世駭俗，與秦孝公發《求賢令》的做法殊途同歸。諸葛孔明的偶像樂毅，也由魏入燕，官拜亞卿，主持振興燕國的新政。史書對燕國變法記載不詳，但可以肯定的是，燕昭王和樂毅必定吸收了之前列國變法的成功經驗。否則，燕國就不會從廢墟演變為「殷富，士卒樂軼輕戰」之邦。據《史記·燕召公世家》記載：「（燕昭王）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愍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這個巨大的勝利已經是戰爭奇跡，如果能滅掉最後幾城，燕國將直接進化為新的超級大國。可惜，燕昭王還沒看到這一天就離世了。即位的燕惠王一直與樂毅不和，撤消了他的兵權。樂毅於是出走趙國。再往後就是膾炙人口的田單火牛陣。
   燕惠王被田單打敗後，追悔莫及，想請回樂毅。但樂毅堅持留在趙國。不過，樂毅在回信中向燕惠王建言道：「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余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所謂燕昭王的「余教」，就是二十八年的變法國策。樂毅希望燕惠王能繼續變法，復興燕國大業。但很顯然，樂毅也知道他不是那塊料。果然，燕惠王在位期間毫無建樹，任由燕國繼續走下坡路。話說回來，燕國新法的根基本身就不牢固。燕惠王做太子時就與樂毅不合，上台後又不遵循先王余教。這足以說明，變法思想並沒成為燕國朝野的共識。
   魏國變法以李悝的政治經濟思想為指導，楚國變法以吳起治國方針為指導，齊國變法以人才國寶論和慎到勢治理論為指導，韓國變法以申不害術治理論為指導，秦國變法以商鞅法治理論為指導，趙國變法以胡服騎射的強軍綱領為指導。唯獨燕國沒有成體系的思想指導變法，只是借鑒了具體經驗。秦孝公推行變法前，組織了一次關於要不要變法的大討論。趙武靈王變法前，也與反對者展開了政道大論戰。他們通過這些方式讓變法理念傳播開來，逐漸形成了朝野共同的意識形態。這就是為何，秦惠王殺商鞅而恪守新法，趙武靈王之死沒有引發守舊派復辟的根本原因。魏文侯、秦孝公、趙武靈王擔心子孫後世不能堅持新法，千方百計地鞏固變法成果。而燕昭王只管國力和軍力夠不夠發動破齊之戰，只要有利於復仇，他可以採納任何意見，不問所以拿來就用。至於改革成果會不會流產，不在他考慮范圍內。所以，他忽視了向接班人（燕惠王）灌輸變法意識的必要工作。這直接導致樂毅功虧一簣，更讓燕國霸業後繼乏力。
   在燕惠王兵敗撤退後，燕國固有的迂政風氣重新抬頭了。燕國鬧出過戰國唯一一例「禪讓」事件。燕王噲想效法堯舜禪讓賢臣，博得一個聖王美名。結果被野心家子之篡權，引發燕國內亂，招致齊國入侵……正是這樁國恥，激起了燕昭王圖強復仇之心。當復仇完成後，燕國頓時沒了發展目標，變法強國的熱情也自然消失了。就事論事，燕國雖然功虧一簣，但畢竟掠奪了齊國「八百歲之蓄積」，仍有重塑輝煌的本錢。可惜，由於缺乏成體系的指導思想，燕國變法十分粗淺，既沒有留下一套全新的制度，也沒有形成新的政治傳統。樂毅和燕昭王之後，燕國無人具備天下視野，也不再有哪怕半點革新再造的意願。如此一來，燕國只能是回歸迂政老路，等待滅頂之災的到來。

   
   

D. 朴正熙的執政表現

新村運動 在維新時代的初期，朴正熙在全國范圍內主導了「新村運動」。這是一場巨大的變革，從前農村和漁村裡的茅草屋變成了磚瓦房。同時，第5期經濟開發計劃的成功完成，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當時韓國國內的國民們的絕對貧困問題。但是，相對性的貧困現象的深化、長期執政所帶來的副作用以及反維新民主化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朴正熙的執政基礎。為了保住執政地位，朴正熙反而愈加強硬地壓制民主化的要求。政府通過了緊急措施，有很多人因此而被捕，此後以政治人物、知識分子、學生、宗教界人士為中心的民主化運動以及在經濟開發過程中被忽略的勞動者和農民為中心的保衛生存權的運動愈演愈烈。 打擊腐敗 朴正熙是以反腐敗的名義上台的。他生活簡朴，上台後不久，由於大米緊張，政府號召人民吃麥，他自己也每天必吃麵食。生活中，除了當時國內難以生產的領帶（國產領帶打結鬆弛）、鋼筆和電動刮須刀，其他全用國貨。治下的17年中，他在大力領導經濟建設的同時也時時不忘打擊腐敗。因腐敗而受處分的官員1965年達5163人，1969年光上半年就達4000人。考慮到當時韓國的人口，這已是一個不小的數字。上世紀70年代初，官員及其家庭生活奢侈、擁有豪華住宅都要受處分，對犯錯誤者的上司和責任監查員也要連帶給以處分。1977年1月推行「庶政刷新獎懲記錄簿」，每月記錄一次，不準「刷」下來的官員受雇於新單位，也不準他們到原先同流合污的企業工作，否則雙方都要受懲罰。這一年，他還公布12種肅清對象，包括索要禮品、保護企業非常經營、懶惰、刁難群眾、提升中走後門、擁有豪華住宅、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有情婦、無能力等。
但即使這樣，他的反腐敗依然是有問題的，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政治獻金問題。據說，他對政治捐款「本人從不過問」，均交給政黨領袖和政府官員處理；二是腐敗現象太多，特別是對軍內、政府內的丑聞，一般是暗中處理；三是對他認為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的腐敗，或他認為一時不便打擊的對象，他總是予以容忍。如1974年大韓航空公司副總裁因違反外匯管理罪被捕，問題出在他把10萬美元送給出國旅行的韓國官員或執政黨成員。由於當時韓國實行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他讓兩個執行人員從國外帶10萬美元回國，以彌補國內外匯儲存的虧空，結果這兩人在通過海關時被捕。這件事朴正熙沒有興師動眾，而是在20天後親自干預，讓有關部門釋放了這位副總裁，整個事情不了了之。
朴正熙打擊腐敗的范圍很廣，到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走後門調工作、「生活奢侈」、「擁有豪華住宅」都是嚴厲打擊的對象，同時採取「連帶責任制」，如發現賄賂事件，不僅要處理行賄受賄者，也要處理責任監察員和監察機構領導人。反腐敗問題之所以成為朴正熙政權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一是因為朴正熙深刻認識到了腐敗在韓國社會的根深蒂固，二是朴正熙出身農村，對腐敗有一種天然的仇恨。所以，朴正熙時期反腐敗的理智行動里夾雜著強烈的道德沖動。在大規模更換政府官員的同時，朴正熙建立起了嚴厲的監查制度。中央設監查院，地方設監察室，實行責任包干，除了公開監察還有暗中監察。1962年5月，對新政府的中高級官員進行的第一次監察中，就一次性處分了350人。這些人受處分的原因不僅包括貪污受賄，還包括生活奢侈，甚至包括喝咖啡、跳舞、聽日本音樂、請家庭教師、打高爾夫球。朴正熙本人則以身作則。「他從來不是一個大交際家，社會的盛大宴會對他的血液來說太奢華了；並且他尤其厭惡卑劣的沙龍政治活動。」他從不打高爾夫球，到鄉下視察時，常光臨小吃店，吃大眾化食物。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他從來沒受到任何有關腐敗的指控。在探討朴正熙政權能夠進行有效的反腐敗斗爭的原因時，許多學者都強調朴正熙個人的清廉或「不腐敗」。在同反對黨的互相競爭、揭短的斗爭中，「朴正熙本人沒有受到任何有關腐敗的指控」，他的政敵金大中也承認1967年競選失敗的原因在於他「不能夠把朴正熙本人包括在政府的腐敗之中」。
由於頑強地追求經濟發展的目標以及中央政府不那麼腐敗，所以朴正熙政權能夠在一浪高過一浪的反腐敗斗爭中有所作為，保持了行政效率，從而使各項政策得到較好的推行。但另一方面，不斷地採取自上而下的強硬措施，專制的色彩日益加強，結果使整個政治制度結構逐漸失去彈性。到70年代末，反腐敗斗爭以及其他工作都要靠朴正熙對下級的訓斥和謾罵。體制的缺陷導致他個人的悲劇。 漢江奇跡 朴正熙上台後為韓國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貢獻，是「漢江奇跡」的締造者。1973年1月12日，總統朴正熙在新年記者招待會上宣布要發展重化工業。
朴正熙31日聽取了經濟第二首席秘書官吳源哲的報告，此報告持續了四個小時。報告指出，要改造工業結構，擴大產業基礎。要發展綜合化學、造船和機械工業，有必要引進最新技術，建設大型工廠。……要將重化工業和國防工業的發展同時並進，趕超北朝鮮。
朴正熙聽著沉入深思，最後下了指示：「要引進必要的外資!」
那次會議改變了韓國的命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只有320美元（1972年）的國家走上了同時振興造船、電子、機械、鋼鐵、汽車、石化、原子能等技術集約型核心產業的道路。總統秘書長金正濂和重化工業企劃團長吳源哲負責總指揮，根據「選擇和集中」的原則，各領域選定一兩個民間企業，在選址、公路、資金等方面給予全力支持。
1973年7月3日韓國重化工業的象徵——年產103萬噸的浦項鋼廠經三年建設得以竣工。當第一口鐵水流出時，總經理朴泰俊和職工高呼萬歲，流下了熱淚。浦項鋼鐵的產量1978年達到550萬噸，1981年增至850萬噸。
朴正熙對要放棄造船廠的現代集團總裁鄭周永說：「這哪能行，難道坐在我面前的人是當年建設京釜高速公路的那個人嗎？」於是，鄭周永飛到西歐，讓人看500韓元紙幣的龜船說「我們早在幾百年前就造了這樣的船」，硬是弄來了貸款。
現代造船廠於1975年竣工。1976年現代汽車開始出口「小馬（PONY）」車。
1973至1979年韓國製造業年均增長了16.6%，1980年重化工業在整個製造業的比重達到了54%.1965年韓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06美元）只有菲律賓的一半，但到1979年達到1745美元，為菲律賓的三倍。「漢江奇跡」已露出了端倪。 克服石油危機 1973年11月8日，韓國政府頒布了「節能一期措施」。其具體內容包括：節省5%的暖氣燃油；2公里左右的距離不坐車；在日常生活中徹底履行「白天關燈」制度；對新建廣告霓虹燈和浴池的審批進行管制。當年10月，第4次中東戰爭引發的第一次石油危機給剛剛宣稱重點發展重化學工業的韓國經濟帶來巨大危機。每桶2.8美元的油價至翌年3月漲了四倍。
新聞頭版頭條幾乎每天都是漲聲一片。由於夜晚街上漆黑一片，做壞事後逃逸的人也劇增。人們開始屯積衛生紙、香皂和方便麵等生活必需品。由此「節省10%原油的運動」也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政府事業單位撤銷3分之1的電燈，電視節目縮短到每天4個小時，清晨節目也隨之消失。
1974年1月14日的第3號緊急措施降低了低收入人群的負擔，擴大了對電視和冰箱等「奢侈品」的征稅范圍。總統夏天也要關掉空調，開著窗子與蚊蠅搏鬥。
這些措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1974年韓國經濟增長率為8.1%，出口比上一年增長了38.3%，國民生產總值（GDP）增加了7.1%。國家經濟發展第三個5年計劃期間（1972年至1976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11%。韓國此時此刻勇敢地使用了「化危機為機會」的逆向思維方式。從中東賺回買石油的錢。
1974年1月30日，經濟第二首席秘書官吳源哲向總統朴正熙建議「中東因石油而富得流油，我們在那建工廠並輸出建築人力吧」。
從此之後，從越南撤回的韓國企業大舉進軍中東。中東熱潮達到頂峰的1978年，在這片滾燙的黃沙上揮汗如雨的韓國勞動者達14萬人。1975年至1979年期間從中東賺取的205億美元近占同期韓國出口總額的四成。
這些經驗成了克服1978年延至1981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的基礎。
【圖冊來源 】 朴正熙1939年報名參加日軍，寫了血書。朴正熙寫：「我身為日本人，以精神與氣概，義勇奉公，一死報國的決心報名軍官。為滿洲國軍，為日本國獻身的覺悟。」韓國各大網站的網友紛紛表示，對其前總統朴正熙很失望。 朴正熙總統壓制了韓國特色的現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發展。第8屆總統選舉於1972年11月舉行。整個選舉是一場只有朴正熙一個人參加並且最終由朴正熙當選的鬧劇。韓國的第四共和國由此登上了歷史舞台，這段歷史被人們稱為「維新獨裁」。 他執政期間，限制公民個人自由，擴大韓國中央情報局，實施賦予韓國總統以廣泛權力的新憲法。 1964年，他主持韓日關系正常化，這一舉動受到許多人的反對，並造成了普遍的社會動盪。 任爀伯指出，朴正熙並不是為了實現工業化而建立獨裁體制，而是為了建立權力主義政權而推進了韓國的工業化。 任爀伯主張：「權威主義型工業化和民主產業化，只是抉擇問題，並不是歷史的必然。」延世大學教授金東魯說，朴正熙政府捏造了民主主義理念，讓國民們相信他們天生承擔著重建民族的歷史使命。 金東魯主張，新村運動重新確立了傳統地方社會的秩序，是有效控制韓國人的政治戰略。 韓國左派認為，朴正熙是二戰後東亞軍事獨裁強人，鎮壓國內民主。 朴正熙被韓國「民族問題研究所」和《親日人名詞典》編程委員會，列為親日派韓國賣國賊。 韓國政府「歷史事件真相調查委員會」認定1973年8月發生在日本東京的「綁架金大中事件」是當時韓國中央情報局進行的一次有組織犯罪行為。無法排除事件是由朴正熙直接指示的可能性，至少該事件也得到了朴的默許。 實行排華政策。1968年7月3日韓國公布了《外國人土地法》，大大的限制了韓國華僑的經濟發展。 反對實行民主。朴正熙認為韓國的民主被耽誤了，因為民主根本就不符合韓國的國情，依據他的邏輯，韓國人民根本就不配享受民主。

E. 在迄今為止的12位韓國總統中，哪一位總統執政能力最強

韓國總統有“史上最危險的職業”之稱，而在韓國的12位總統中，執政能力最強的當屬朴正熙。朴正熙作為韓國第3任，以及第5屆連任至第9屆的總統，對韓國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朴正熙為韓國崛起作出的最大貢獻便是“漢江奇跡”，他宣布重點發展重化工業，推動綜合化學造船和機械工業發展，並且引進外資。正是這一系列的正確決斷使韓國走向了經濟發展的快速通道。

朴正熙作為一任總統，我們不能夠片面的對他作出評價，但是總體而言，他還是為韓國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的。

F. 韓國將成立獨立反腐機構，這對反腐敗有什麼幫助

韓國國會通過了一個法案，表示將成立一個獨立於檢察方的調查反腐的新機構，而這一個機構是專門針對那些高官的，可以看出韓國這次為了反腐敗是下了血本的同時，從這一個機構的成立也可以看出韓國想要讓這個機構擁有絕對的獨立性，以及能夠壟斷調查權和公訴權，讓那些權貴的手沒有辦法伸到這一個機構來。

這是在文在寅上台之後最主張推進的一個改革，就是希望能夠徹底的清除韓國的腐敗.但我想說的是，腐敗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存在的，並且這是一個紮根很深的大毒瘤，想要真的把它清除需要費很大的功夫，要能夠不惜得罪權貴，並且在有些時候還要進行經濟的取捨，那麼也希望這一個機構真的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而不是虎頭蛇尾的結束。